第一篇：首任院長朱镕基致信祝賀清華經管學院30周年

首任院長朱镕基致信祝賀清華經管學院30周年

4月26日上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周年師生校友重聚共敘活動在綜合體育館舉行。清華經管學院首任院長、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朱镕基發來重要來信。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副校長謝維和、黨委副書記史宗愷，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院長大衛?施密特雷恩（David Schmittlein），麥肯錫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Dominic Barton）等與近4000名清華經管學院師生、校友共同參加了今天的活動。活動由楊斌教授主持。

陳吉寧在活動開始時宣讀了朱镕基的來信。朱镕基在信中表示，三十年來，清華經管學院在清華大學的領導和支持下，全院同仁銳意改革，艱苦奮斗，已經成為國內一流、世界有名的管理學院，成果豐碩，他深感欣慰。朱镕基希望學院全體師生以“三十而立”之年為新的起點，堅持改革創新，自強不息，追求完美，盡快把清華經管學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為國家振興培育出更多的優秀人才。

在清華經管學院建院30周年之際，EMBA2012級A班全體同學致信朱镕基，向老院長匯報自己的學習實踐體會。朱镕基在來信中回復說：“看到同學們放眼全球，走向世界，而且深入到邊遠貧困地區體察國情民意，我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只有把世界上先進的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培養出一流的經營管理人才。”

來信最后，朱镕基滿懷深情地表示：“作為一個清華人，我的心永遠和你們在一起！”

陳吉寧在講話中指出，清華經管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傾注了朱镕基院長的殷切期待和巨大心血。清華大學新時期的建設發展，得益于朱镕基總理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關心。來信的字里行間讓大家再次強烈感受到老學長朱镕基始終對母校飽含著真摯熱愛，對清華經管學院充滿了深厚感情。這將激勵著全體清華人為學為人并重，永遠追求卓越、追求完美。

陳吉寧強調，要認真學習貫徹朱镕基的重要來信精神，以建院30周年為新的起點，在朱镕基老院長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繼續沿著他指明的辦院道路，充滿信心地向著世界一流經濟管理學院的奮斗目標堅強邁進。

在陳吉寧的提議下，參加活動的嘉賓和師生校友們全體起立，用最熱烈的掌聲，表達對朱镕基老學長、老院長的無限感激和崇高敬意。

作為與清華經管學院聯系最為密切的海外院校代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院長施密特雷恩在致辭中表示，清華經管學院30年來成果極其斐然，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稱奇的。他回顧并高度評價了兩所學院在師資培訓、國際MBA課程以及實驗室共建等方面的合作，期待雙方未來繼續開展持續而緊密的合作，為中國經濟和中美關系的發展帶來有益影響。

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代表、麥肯錫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分析了清華經管學院成功的五方面因素，包括主動學習國際一流商學院的最佳實踐；適應時代之需，有針對性地發展科研與教學；始終先人一步，發現新機遇，跨越式的發展機遇；通過漸進式改革有效平衡各方面需求；踐行清華的務實精神，以卓越的執行力實現目標等。他表示，相信清華經管學院能夠憑借自身獨特的優勢，很好地把握未來十年經濟管理教育領域涌現的發展機會，成為一所具備獨特魅力的全球性經濟管理學院。

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在講話中介紹了建院30周年四個重點系列的活動，向全院教職員工，在學院各個發展階段作出奉獻的老領導、老教師、老員工，學校領導、各部門、各院系，社會各界和學院顧問委員會致以誠摯的謝意。錢穎一特別回顧了朱镕基老院長30年來對學院發展的指導和關懷，并向他致以崇高敬意。

錢穎一總結了學院30年發展的三點體會，即始終把中國改革開放的需求作為學院培養人才的首要職責；始終堅持走國際化的發展道路，努力建設世界一流經濟管理學院；始終把教育現代化作為學院辦學的指導思想，不斷改革創新教育模式和體制。錢穎一表示，清華經管學院將抓住機遇，順勢而上，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貢獻，創造更加值得期待的下一個十年、下一個三十年。

教師代表肖星，校友代表潘福祥、殷勇、王濟武、郭寧寧、劉迅，在校生黃成分別在會上發言，講述自己在清華經管學院工作、學習的感受和學院對自己人生的影響。

會上，陳吉寧、清華經管學院第二任院長趙純均、第三任院長何建坤和錢穎一共同為新成立的清華經管學院校友會揭牌。

清華經管學院校友會成立（左起為：何建坤、錢穎

一、陳吉寧、趙純均）

隨后，一場特殊的“師恩難忘”活動展開。隨著短片《朱院長的清華經管印記》的播放，觀眾席上的在校同學們打出了“院長保重，我很愛您”的標語。一張張照片，一段段題詞，一份份寄語，30年來朱镕基關心、指導清華經管學院發展的點點滴滴在大屏幕上不斷展開，打開了大家共同的珍貴記憶。

季德均、莫天全、王陽等校友分享了自己銘記老院長囑托的成長經歷和事業軌跡，“朱院長的學生”是他們的共同身份和驕傲。

“應運而生，順勢而上；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目標高遠，志在登攀；清華風范，世界之窗；廿年耕耘，桃李芬芳；管理英才，期成棟梁；誠信為本，廉潔自賞；但求實效，不事空談；殫精竭慮，完美是盼；建院興國，實所至望。”一部名為《致我們的朱院長》的短片帶領大家重溫了朱镕基為清華經管學院20周年院慶題寫的詩作。這是老院長對學院和學生的殷切期望，也是清華經管人銘記在心的責任。在熱烈的掌聲和滿懷敬意的回憶中，重聚共敘活動圓滿結束。

出席活動的還有王大中、顧秉林、賀美英、梁尤能、何建坤、董新保、邵斌、趙純均、陳章武、李子奈、謝文蕙等學校老領導和清華經管學院老領導、老教師，何晶、楊敏德、高爾文、樓繼偉、常振明、李榮融、劉明康等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學院名譽教授劉遵義、學院兼職教授徐榮凱、劉士余、許憲春以及法國高等商學院院長韓馬南索等老朋友。

干研二期校友武玖林帶著家人回校參加此次院慶。他表示，自己在學期間正值清華經管學院成立之初，那一輩同學都是學院蓬勃發展的見證者，衷心祝愿學院的未來更加美好。畢業剛一年的2011級金融碩士李賀說，自己對學校和學院懷著深深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這次院慶活動進一步增進了校友間的互動交流，看到大家都在日常工作中自覺踐行朱镕基老院長的囑托，自己也要擔負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不斷成長，貢獻力量。

清華經管學院成立于1984年，朱镕基教授任首任院長。學院集經濟學科與管理學科于一體，164名全職教師分布在會計系、經濟系、金融系、創新創業與戰略系、領導力與組織管理系、管理科學與工程系以及市場營銷系七個學系中。過去30年間，清華經管學院培養了2萬余名學位學生，5萬余名非學位學生；學院師生完成了多項國家、有關部門和企業的研究課題，科研整體水平名列國內同類學院前列。清華經管學院還與國際學術組織、世界一流學府建立了廣泛深入的關系，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應運而生，順勢而上”，清華經管學院的三十年是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發展同呼吸、共命運的三十年，也是在學校領導下銳意改革、快速發展的三十年。

第二篇：朱镕基會見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 馬云馬化騰在列

朱镕基會見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 馬云馬化騰在列(圖)2016年10月24日 09:11 來源：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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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朱镕基、劉延東、馬凱、陳元會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6年10月21日下午，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學院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朱镕基及夫人勞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在釣魚臺國賓館親切會見了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2016年會議的顧問委員。

參加會見的有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Breyer Capital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政部長、高盛集團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Henry M.Paulson, Jr.），凱雷投資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聯席首席執行官大衛·魯賓斯坦（David M.Rubenstein），巴理克黃金公司董事長、華盛頓布魯金斯研究院理事會聯席主席約翰·桑頓（John L.Thornton）等20位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以及中方委員樓繼偉、劉明康、邱勇、王大中、顧秉林、趙純均、常振明、馬化騰、馬云。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涓、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旭、清華大學副校長楊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

一、清華經管學院黨委書記高建、清華經管學院常務副院長白重恩等一同參加了會見。

會見現場

今年的顧問委員會會議是自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2000年成立以來的第17次會議。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朱镕基認真傾聽了多位委員的發言。清華經管學院首任院長、學院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朱镕基在會見時說，“我看到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我感到十分高興。我特別向其中的海外顧問委員表示感謝。你們為清華大學做出很大的貢獻，我對此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謝意。”

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主席、Breyer Capital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在發言中說，過去兩天經管學院舉辦了很多好的活動，顧問委員們看到了學院師生的創新和活力，收獲很多。今年首次參會的通用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瑪麗·博拉（Mary Barra）在發言中說，她非常高興能夠有機會首次來參加顧問委員會的會議。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清華經管學院的實力，生源好、師資強、教學項目好，學院也有著良好的聲譽。她相信清華經管學院一定能夠善于抓住自己面前的機會，保持自己領先的地位。哈佛商學院院長尼廷·諾里亞（Nitin Nohria）在發言中說，在哈佛商學院和清華經管學院的合作中，一開始清華經管學院使用哈佛商學院的案例，現在哈佛商學院也在用清華經管學院寫的案例，并且通過哈佛商學院把清華經管學院寫的案例介紹給其他的商學院。特別值得高興的是，現在這些案例當中有一些是新公司的案例，比如說基于互聯網的企業、新興技術公司，通過這些案例的學習，大家也能夠了解到在中國發生的新鮮事情。今年的新任委員、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A.Michael Spence）在發言中提到，“昨天下午我有機會和學院經濟、金融和會計領域的青年老師進行了一次座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他們在各自的領域良好的專業性，還有他們對這所大學和國家所給予的機遇和未來的發展感到非常興奮，我覺得這一點對于清華和中國的未來的來說都是好的預示。”

會見合影 會見后，朱镕基、劉延東、馬凱、陳元等與參加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2016年會議的顧問委員們合影留念。

朱镕基、王岐山同列的高規格委員會，究竟什么來頭？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20日在北京會見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俞正聲20日會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會見中，俞正聲肯定了顧問委員會對清華大學和中國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他希望各位委員一如既往地推動清華大學經濟管理教育的進步，為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提供智力支持。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3年10月23日，習近平也曾接見22名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會見中，習近平表示：“我愿意聽取你們的真知灼見”。

受到如此高規格的接見和評價的這一顧問團，到底有什么來頭呢？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發現，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可謂清華的“超豪華”智囊團。俞正聲會見之際，該顧問委員會剛剛公布了2016-2017學委員名單。最新名單上，朱镕基繼續擔任委員會名譽主席，王岐山出任委員會名譽委員。

圖：2013年10月，王岐山陪同朱镕基會見參加年會的顧問委員

此外，名單還囊括了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以及馬云、馬化騰等多名海內外知名企業家、商學院院長、思想領袖共計60余人。委員會現任主席是布萊耶資本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吉姆·布雷耶。

朱镕基

“只要有一口氣，我還要為清華經管學院奮斗”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創辦者正是朱镕基。迄今他已連續16年出任委員會名譽主席。

事實上，朱镕基與母校清華大學的淵源由來已久。

1947年至1951年，朱镕基曾就讀于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制造專業。畢業后，朱镕基走上仕途，但他與清華大學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1984年4月，清華經濟管理學院正式掛牌，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镕基被聘為首任院長，自此，朱镕基在院長崗位上一直工作了17年。在2001年卸任院長時，朱镕基透露了當初為何會選擇執教清華：“1984年，劉達同志（時任清華大學名譽校長）邀請我做院長，我本來沒有學過經濟，但對管理特別感興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應承下來。”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0年10月，時任院長的朱镕基發起成立了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他本人出任委員會名譽主席。

朱镕基后來曾表示，由于自己政務繁忙經常顧不上學院工作，感覺愧于母校清華，所以就把世界上最優秀的管理者邀請來，成立顧問委員會，希望能對經濟管理研究院的成長有幫助。

在顧問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朱镕基說，成立顧問委員會的目的，是加強清華經管學院同國內外知名企業及管理學院的聯系，幫助辦好這個學院。他希望經管學院能夠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管理人才。

2001年卸任院長時，朱镕基表示，他此后將只任顧問委員會榮譽主席，“所謂榮譽，就是來也可以，不來也行，我絕不耽誤顧問委員會的運行。”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3年卸任國務院總理后，朱镕基曾多次回到母校清華，會見參加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年會的顧問委員。

2012年至2014年，朱镕基連續三年回到清華，會見委員會委員。

圖：2014年10月，朱镕基和夫人勞安會見參加年會的顧問委員 2014年會見中，他曾表示，自己在清華經管學院干了30年，但始終沒有減少一點熱情。“因為我愛清華，這始終是支持我前進的動力。”朱镕基還說：“我只要有一口氣，我還要為清華經管學院奮斗。”

王岐山

“一個廉潔的政府是最好的投資軟環境”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目前擔任委員會的名譽委員。

早在2008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岐山就曾會見出席當年顧問委員會年會的企業家和著名學者。

彼時，恰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國內也遭遇了汶川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王岐山在會見中表示，中國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他還強調，中國將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09年公布的委員會名單中，在國務院分管經濟事務的王岐山已經成為其中一名委員。

2012年和2013年，朱镕基回清華參加委員會會議之際，王岐山曾陪同會見委員會委員。

此外，2014年，轉任中紀委書記后的王岐山還單獨會見了委員會海外委員。

圖：2014年10月，王岐山與顧問委員會主席魯賓斯坦交談

會見中，王岐山專門談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反腐敗斗爭。他表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中國政府將持之以恒堅持下去。一個廉潔的政府和風清氣正、規則公平的市場，是最好的投資軟環境。

王岐山還希望海外委員整合國際優勢資源，在微觀上為清華經管學院做出探索，在宏觀上為中國教育事業發展做出示范。

“政事兒”(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最新公布的顧問委員會名單中，還包括三位現任副國級官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和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此外，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曾任證監會主席的山東省省長郭樹清、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等5名正部級官員均為委員會委員。

第三篇：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華 吳曉靈任首任院長

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華 吳曉靈任首任院長

“五道口”并入清華塵埃落定。

清華大學昨天下午舉行儀式，央行研究生部正式變身五道口金融學院。央行行長周小川任名譽院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央行原副行長吳曉靈任首任院長。

該學院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理事會負責批準學院院長、副院長人選，制定學院的重大發展戰略和學科建設目標，審議和批準學院發展規劃，對學院與業界關系緊密的教學與科研進行方向性指導。

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出任學院理事會名譽理事長，吳曉靈為學院理事會理事長。理事會理事則由清華大學校長聘任，首任理事會成員中，除名譽理事長劉鴻儒和理事長吳曉靈外，央行副行長杜金富、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證監會副主席莊心

一、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等擔任理事會理事。

在人才培養方面，該學院將開展金融學碩士和博士、金融專業碩士、金融MBA與EMBA的學歷教育，不招收金融專業本科生，不開展普通的MBA和EMBA教育。同時，依托清華大學的學科綜合優勢，學院將來還會考慮開設相關的雙學位課程。

在學術研究方面，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將致力于金融學領域的高級學術研究、政策研究和金融案例研究，并為央行和其他金融政策與監管部門提供政策分析與咨詢。

1981年9月，為適應金融體制改革對高素質金融應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正式成立(后更名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為我國金融系統第一所專門培養金融高級管理人才的高等學府，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區五道口，人們便親切地簡稱其為“五道口”。

截至去年9月，已有1814名金融學碩士，247名金融學博士從這里邁入央行、金融監管當局、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等機構。(作者：李丹丹)

第四篇：2018清華考研：經管學院陳濤濤教授

2018清華考研：經管學院陳濤濤教授

陳濤濤 金融系教授

電話 電郵

辦公室舜德樓128

研究成果 研究項目

陳濤濤博士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于1988年獲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1991年獲得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碩士學位，2003年獲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學博士學位。

陳濤濤博士的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新興市場國家對外投資，國際化與企業戰略、國際經濟與管理、公司財務、企業估價與無形資產評估。陳濤濤博士講授的課程面向本科生、研究生、MBA、以及高層經理培訓項目。講授的課程主要包括：為本科生開設的核心課《公司金融》：為工商管理碩士（MBA）開設的核心課《全球企業管理》；為MBA開設的選修課《國際經濟學》、《全球化與戰略》以及《公司金融案例》等課程。陳濤濤博士還多次為學院高層經理培訓項目講授《中國企業國際化》和《企業價值評估》等課程。2001、2002年陳濤濤教授參與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與哈佛商學院共同開設的高層經理培訓項目，并與哈佛教授聯合為該項目授課。此外，2004年，陳濤濤博士還受邀赴意大利博克尼大學講授《中國貿易和投資：機會和挑戰》的課程。近幾年中，陳濤濤博士也多次受邀為商務部援外項目授課。陳濤濤教授的講課因其理論聯系實際的風格和生動形象的案例教學方式，曾經多次獲得多種獎勵，如2010、2006、2005、2004年曾分別獲得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學成果一等獎、清華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2006：國際化高層經理培訓創新模式探索）、教育部教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5：開放式國際化辦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北京市政府教學成果一等獎（2004：開放式國際化辦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等榮譽。

陳濤濤博士所從事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領域的研究曾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2005-2007年，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行業內溢出效應的行業要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2002-200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小林實基金（2001-2003年，FDI對我國企業競爭力的影響研究）以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001-2003年，開放條件下中國行業簇群競爭優勢的培育；2000-2002年，關于中國全球化潛力和來自跨國并購挑戰的研究）等資金的支持；陳濤濤博士所從事的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對外投資以及中國企業“走出去”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國家商務部《2011：中國對美投資的機制與對策研究》、清華大學《2009-2011：中國經濟與大國發展戰略研究中的子課題：新型開放戰略》等資金的支持。在上述研究領域，陳濤濤博士在國內《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金融研究》《中國軟科學》《國際經濟合作》等核心刊物上發表了發表30余篇學術論文，在國內學術界的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領域中居于領先地位，其所發表的論文被該領域的學者廣泛引用。在這方面，陳濤濤博士還著有《深度開放、體制變遷與企業發展》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內溢出效應》專著及著作。

陳濤濤博士的上述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與國際上的廣泛學術交流。1998年以來，陳濤濤博士曾多次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哈佛商學院、歐洲INEAD商學院、法國HEC商學院、意大利博克尼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日本KEIO商學院、橫濱大學等大學做訪問學者，并與這些學院的教授建立了廣泛的學術合作關系。此外，陳濤濤博士在早期（1994-2000）曾協助國家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及資產評估協會建立中國的資產評估行業，并為培訓中國的資產評估師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期間，陳濤濤博士還親自參與并指導了以下咨詢項目，其中包括：2001年為中創軟件公司進行戰略分析方面的咨詢工作；1999年為北滿特殊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擔任在中國上市方面的咨詢工作；1997年在云南旅游有限責任公司擔任在香港上市方面的咨詢工作；1997年在美國通用公司航衛通用電氣醫療系統有限公司擔任股權轉讓方面的咨詢工作；1996年在東方化工有限公司擔任創立合資企業方面的工作；1996年在四通公司專利和技術部門擔任投資外資企業方面的咨詢工作；1995年在山海丹集團擔任吸收資本方面的咨詢工作；1995年在深圳金屬交易所擔任股權分散方面的咨詢工作；1995年在東方電站集團擔任在香港上市方面的咨詢工作；1994年在燕京啤酒公司擔任創立合資企業方面的咨詢工作等等。

期刊論文（國內）

陳濤濤,狄瑞鵬,我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階段性特征的實證研究,金融研究,6期,169-182頁,2008-12-15 陳濤濤,開放與民族產業的發展,中國外資,10期,14頁,2008-12-15 陳濤濤,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困境中砥礪前行,中國外資,9期,76-81頁,2008-12-15 陳濤濤,開放的階段性對我國產業和企業的影響,中國外資,2008-12-15 陳濤濤,“適度競爭”與FDI溢出效應的產生條件,中國外資,10期,57頁,2007-10-01 陳濤濤,我國超市大賣場業態:FDI持續溢出還是擠出?,國際經濟合作,9期,33-41頁,2007-09-01 陳濤濤,FDI溢出效應與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經濟合作,5期,6-13頁,2007-05-01 陳濤濤,行業增長因素與我國FDI行業內溢出效應,經濟研究,06期,39-47頁,2006-06-27 陳濤濤,引進外資的轉折期：值得關注的理論與政策問題,國際經濟合作,04期,22-26頁,2006-04-27 陳濤濤,構建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溢出效應雙機制雙因素分析模型,中國軟科學,10期,2005-10-01 陳濤濤,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政策要素研究,金融研究,6期,56-66頁,2005-06-01 陳濤濤,移動電話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案例研究,國際經濟合作,1期,38-42頁,2005-01-01 陳濤濤,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與內外資企業能力差距,金融研究,8期,59-69頁,2004-08-01 陳濤濤,中國吸引外資的國際地位及趨勢,國際經濟合作,6期,4-6頁,2003-12-17 陳濤濤,影響中國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行業特征,中國社會科學,4期,33-43頁,2003-12-17 陳濤濤,對影響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行業內外溢效應的因素的經驗研究,金融研究,5期,117-126頁,2003-12-08 陳濤濤,中國FDI行業內外溢效應的內在機制研究,世界經濟,9期,22-28頁,2003-12-08 陳濤濤,中國商業零售業：激戰正酣，誰與爭鋒,國際經濟合作,11期,2002-12-23 ,殼公司的財務特征及其被并購的可預測性分析,國際金融研究,10期,2002-11-23 陳濤濤,加入WTO對我國資產評估行業的主要影響,國有資產管理,4期,2002-08-23 陳濤濤,試論資本市場在跨國并購中的作用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財經問題研究,2002-05-23 陳濤濤,培養核心競爭力，受益全球化的關鍵,國際經濟合作,2期,2002-04-23 專著

陳濤濤,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內溢出效應,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12-01

第五篇：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經管學院演講全文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經管學院演講全文

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

（2015年4月24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演講）樓繼偉

錢穎一院長今天給我指派了一個任務。這個周末是清華校慶，明天校里有活動（清華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經管學院講課，也算是對校慶的貢獻吧。今天我講一講大家都很關注的原來高速增長變成中高速增長，可能嗎？如果可能，什么樣的路徑才能夠實現？否則的話會是什么樣的？講這么一個更宏觀一點的題目。我想給我們同學一點啟發，因為我覺得這里的問題很多都可以變成我們大家研究的課題。我講的題目是“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及實現途徑”。我想講四個方面。先簡單地回顧到目前為止經濟增長的特征。第二，當前經濟階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實現途徑。如果講的面特別廣，就沒法概括，因此我著重從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的關系方面來講。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階段概括

從改革開放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資的增長大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這是成本真實化的早期，當時我掙七八十元的時候，廣東打工的掙二三百元。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工資壓得特別低，使得利潤比較高，因為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高投資，高利潤，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實化過程持續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壓抑的工資已經基本上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并不平穩，而工資增長快，造成了通貨膨脹壓力。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了進一步工資成本真實化的第二階段。原來養老支出、醫療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資中，而是反映在企業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推行這些方面的改革，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住房貨幣化的改革，工資成本進一步真實化。隨著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興起，這段時間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釋放，再加上人口紅利釋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鄉鎮企業，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鄉鎮企業都垮掉了，因為真正的市場化開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競爭，那些夾縫中的鄉鎮企業不再有競爭力。勞動力開始真正的流動，我們可以看到人口紅利大規模進入制造業。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2007年，其間工資增長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

在前面兩個階段，經濟增長基本達到9%—10%，而且可以說是基本健康的；當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說養老、醫療、住房改革都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紅利縮小了這些扭曲帶來的效應，使得經濟增長比較快。除了中間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沖擊導致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總的來說沒有大的問題。

2007年是一個拐點。從這一年開始，工資的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2007年在討論《勞動合同法》，2008年1月實施。這個《勞動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當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這個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美國底特律行業工會力量很強大，工資福利特別高，如果以美國南部日本投資的汽車企業作為標桿的話，每輛汽車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終導致底特律汽車業破產。

另外一個大的問題是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勞動力增速開始減慢。而且農民工已經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擇業標準也不同了。這時候需要盡快調整政策。也就是恰恰這個時候，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四萬億刺激政策出臺，大規模的投資驅動掩蓋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2009年和2010年，雖然工資增長很快，但經濟增長更快。但不可持續的刺激政策消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又慢于工資的增長。歸納一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增長，就是如下三個階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現在。

二、當前經濟的階段性特征：“三期疊加”

當前中國經濟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

經濟換擋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這個比例超過10%就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是勞動階段的人口，即16—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凈減少，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300萬，以后還會減少。第三，特別是2007年開始，工資陡然上升，工資增長高于勞動生產率增長。2014年，我們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馬來西亞低，比泰國略高。但是，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研究顯示，上海的工資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們的工資已經沒有競爭力，與此同時，勞動合同法又削弱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其他約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下降，需要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動增長，否則工資增長長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就會帶來通貨膨脹或“滯脹”。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當然經濟學上講的政策包括改革，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于5%。

由于近年來工資增長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區制造業已經開始機器人化，它的規模和速度都超過了我們的想象。現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機器人是在中國，當然是比較初級的，智能機器人比較少。這使得勞動生產率在變化，在提高。如果沒有這些變化，我們的潛在經濟增長可能還會低。

三期疊加中的第二期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在經濟學上，經濟結構調整是指為結構調整而實行的結構改革。這部分內容將放在后面來講。先來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帶來了一些問題。第一是高杠桿率。關于杠桿率，有很多的說法。最近彭博社說是280%，也有的說是230%，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據。最簡單的是看M2和GDP之比，這個比例現在是193%。我認為，拿這個比例和美國比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美國不是銀行占主導的金融體系，而是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比較國際可比的是歐洲，因為歐洲也是以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但是歐洲的M2/GDP是160%，我們是193%。這個比率自2008年以來，提高了大概四五十個點。在杠桿率中，有40%是政府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地上升。據審計署審計，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擔償還責任的債務是10.9萬億，一年多過去了，這個數字又有增加。間接承擔償還責任的部分，一般情況下代償率可能是20%，但經濟下行時，有可能大幅度上升，這里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數：設備投資占總投資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個百分點。設備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直接相關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產。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桿，而且要穩妥地去杠桿。去快了，不行，像美國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桿，導致2009年和2010年經濟增長是負的，失業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記失業的，實際失業率高達16%。我們沒有那樣的承受力，所以要考慮緩慢地、穩妥地消化過剩產能和去杠桿，還要恢復勞動生產率。僅從這兩期疊加看，GDP增長速度是不樂觀的。

三、結構調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們在下大力氣進行結構調整，也就是經濟學上的結構改革，中期增長有可能達到6.5%—7%。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奮斗去實現的比較樂觀的前景。但是，我們也有另一種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覺得是五五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是停滯陷阱，但是容易發生在中等收入階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們現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國家和東南亞國家，也是在這一階段停滯的。

為什么我們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下降來得太快。五六年前我們還在談論劉易斯拐點，很快就發現勞動人口絕對數量開始下降；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據社科院的研究表明，從老齡化比率從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時間是40年，我國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時間是50年，我們是11年。勞動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萬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為什么特別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增長主要來源于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重視教育，特別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提升，這時候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開始時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所以工資的增長并不是很快。這個時期資本收益很高，資本積累非常快。伴隨這個過程的是，資本質量得到提升，經濟向價值鏈更高端躍升，工資在上漲，然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當然這個過程是轉型過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織的過程。成功地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就可以脫離停滯陷阱，否則就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國比較不利的是，這一過程的時間比較短。如果說過去沒有學蘇聯鼓勵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實施計劃生育，那么這個過程會是逐步的。所以現實情況使我們更要有緊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條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資本提升的政策；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產權保護；要素流動和交易，特別是土地；開放的經濟環境。拉美為什么出問題，第一是不開放，第二是勞動力市場逐步僵化，還有民粹主義。東南亞的問題和拉美不太一樣，他們還有另外的問題，如法治化比較差。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鐵律，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工資的增長一定要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我們說的八十年代開始的那一階段不是一個正常情況，那是一個人為壓抑工資成本后的真實化的過程。還有一個一般規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宏觀稅負，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這些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綜合的，容易表現為民粹主義，社會浮躁，法治缺失，腐敗盛行，最后出現陷阱。

對中國來說，還沒有這么悲觀。我們已經創造了一些條件，比如開放，我們一直是開放的。我們是開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們自己和國際的分析都認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而且我們是全方位的逐步開放。我們的財政能力應該說還是比較強的，而且總體來說是比較謹慎的，勞動力的流動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嚴重，比如我們并沒有像歐洲和拉美那樣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一個企業內部應該推行企業職工和雇主的集體談判，但是絕不能搞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金融危機后南歐國家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時，第一項措施就是終止區域集體談判和行業集體談判。拉美行業集體談判帶來的問題也很大。巴西各行業都推行，工資過快上漲，然后是通貨膨脹，結果是普通貸款利率、債券利率高達20%，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我在中投公司時，去巴西訪問，正趕上巴西銀行業工資集體談判，銀行業工會一帶動，不管是有效益的銀行還是沒效益的銀行都漲工資。這種情況下，誰敢去投資。

但是，我為什么又覺得不樂觀呢？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也就是勞動力和土地為代表的要素流動性、產權保護、對外開放等等，在其他國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過程，但是由于我們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調整期。

在三期疊加中，換檔期是客觀的，即使其他條件不變，只是人口結構變化，經濟增速就必須換擋。消化期的高杠桿率、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也是客觀的。如果我們不做出很有作為的一些調整，落入停滯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徑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長，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樣的途徑呢？特別是，留給我們的時間并不多。途徑就是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了大量十分具體的改革任務，最具決定性的任務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實兩次全會確定的任務，我們就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學上說，所謂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潛在的生產力釋放出來。第一個最大的潛力在于釋放農業人口。2014年，我們的城鎮化率是54.8%，比我們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低10個百分點；而且其中按戶籍人口算城鎮化率為35.9%，其他是所謂的常住非戶籍人口。我們必須要勞動力人口的增長，才有增長的基礎。那怎么釋放人口呢？一個是改革農業，2014年，我國糧食生產1.2萬億斤，但各級財政大量補貼，是一種從種子到餐桌的全程補貼。補貼干預了資源配置。比如說，東北應該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補貼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錢，國家再按八九毛錢收購，相當于再補貼，所以農民都改種玉米。但玉米市場價格人為抬高，玉米加工企業大量虧損，又在爭取國家補貼，于是補貼變成指導資源配置。我們應該減少對價格的干預性補貼，可以對勉強耕作的農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濕等生態恢復的活動給予補貼，而對農業生產應回到承包制時的種什么、怎么種、怎么賣、怎么用由農民自己決策。現在的做法就是國家用所謂的經濟杠桿直接配置資源，而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國家作為補充。怎么辦呢？就是把價格放開，讓農民根據比較效益自主決策。資源配置的結果，很可能是因糧食收益不高，出現耕地集中化經營，達到平均收益，分散的農戶發展各類種養業，相對收益較高，農業合作組織獲得發展，幫助農民連接市場。目前，經過大量補貼后，我國糧食價格仍高于國際市場，反映了我國的農業資源條件相對較差。價格放開之后，資源配置的結果，必然是糧食生產減少。其實不必過分擔憂，適度進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關心的是中國人得買它的大豆，韓國人拍的紀錄片《超級中國》，一上來就說阿根廷40%的耕地種的是大豆，主要賣給中國人。種大豆的收入比過去畜牧業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嗎？他們會卡著不給我們嗎？如果我們不進口，這些國家馬上會來交涉。我們保住了基本口糧，一些非關鍵品種如秈稻都可以適度進口。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主流。特別是民選政府國家，如果卡住農產品出口，政府就要丟選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發生嚴重緊張的國際局勢呢？很好辦，保留一年的庫存周轉，搞好種業，然后還草一耕，幾個月就長出小麥，還濕一耕，幾個月就長出水稻了。

放開價格，讓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市場配置。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農用土地的流轉試點現在也已經開始了。還有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在同樣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入市，也在選一些地區做試點。這些全部推開后，幾百畝上千畝的大戶就有可能越來越多。當然在WTO“黃箱”約束之內，我們仍可以適當地對糧食提供補貼，但是不要全過程補貼，應該實行后補助。所謂后補助就是設定一些標準，比如按農藥、化肥殘留標準。因為施用農藥、化肥越少，產量越低，適度補貼后還可以賣高價，讓農戶自己選擇。

通過對上述方面的改革，我們可以釋放出農業勞動力、合理利用農地、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長。第二是戶籍改革。這也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務資源應該隨著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當然也包括衛生和醫療等。財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終身學籍制度，正在探索義務教育資源隨著學籍流動。戶籍制度改革現在已經開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戶籍制度改革文件下發，到現在為止有14個省市出臺了落實的方案，而人們最愿意落戶的那些省份一個也沒有。

第三，合理的城鎮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帶，包括周圍的小城鎮，才有就業機會，比如設計、物流、生活服務，以及圍繞制造業的一些生產服務業就業。西部地區很可能圍繞省會以及一兩個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帶。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于是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我們必須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一些障礙。現在各地都對勞動力流動有限制。在1954年《憲法》中，我國勞動力人口是有自由遷徙權的。1958年的時候逆轉了，因為全面進入計劃經濟，隨后實行最嚴格的人口流動管制，直到1982年《憲法》重新修訂，但當時仍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其后屢次修改《憲法》，勞動力充分流動這個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在憲法正文中都沒有改入。目前相當多的地區規定必須有產權房才能夠落戶。這也是造成住房價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為什么不能落戶口，在德國80%的人租房，并沒有出現所謂的“大城市病”。勞動力向最能發揮其效能的領域和地域流動，是城鎮化的應有之義。當然，可以有適度限制，主要是考慮公平性。有的國家的一些省州規定，要在當地交稅達到一定時間，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學的優惠。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和制造業有可能向價值鏈比較高的方向發展。實現這一條就需要解除管制，放開市場進入。現在國務院正在推簡政放權。克強總理一直在講，創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環境，已產生應有的效果，特別是在創造就業方面。在進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時，政府也可以采取適當措施，支持引導企業向價值鏈高端發展。財政現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過去直接面對企業的資金改造成“種子基金”，就是引導社會上的一些基金對企業創新投資，比政府自己做要強，而且還減少了腐敗的機會。

當然，講到城鎮化有必要講房地產稅。我見過很多文章說地方主要靠土地財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規模達到四、五萬億。實際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凈收入并不多。全國平均，土地拆遷補償、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凈收入約占毛收入的20%。問題主要在于地方不斷依靠新增土地獲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農村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況下，同等條件入市，地方財政土地凈收入還可能少一點，但是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能總是靠土地增量來解決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設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們的城市不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說OECD國家，而且交通還比人家擁擠。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現。今后應該有一個好的激勵，而房地產稅是一個好的激勵。激勵地方政府盤活存量，城市集約式發展。

第四，社會保險體系必須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改成國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三中全會明確了要國家統籌，但是，必須要改目前的保險制度，因為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會要求的多繳多得的制度，單純提高統籌級次，就是災難。社會保險要精算平衡，收繳、給付、投資收益以及替代率、給付年齡等等都是精算調整的因素。不然的話，我們也是過不去的，馬上進入的快速老齡化更過不去。醫療保險問題也很多，但不再贅述。

上述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會中提出的重要任務，四中全會又提出了依法治國的180項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正在推進，比如，在沈陽設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轄東三省，在深圳設了一個巡回法庭，管轄海南、廣東、廣西，全國至少還得設若干個個跨區域的巡回法庭，這是促進市場統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屬于中央事權，將由中央財政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財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會確定的。

總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定下來的決定性任務，如果到2020年我們按時完成了，我認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這幾年非常非常關鍵。由于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時間的變動，我們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夠使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走出停滯的陷阱。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推進改革外，還要處理好兩大難題。第一個難題就是去杠桿化，不能再積累，但是又不能經濟失速。在企業方面，現在股本市場比較好的時候，應該大力發展股本性融資，比如私募基金、風險投資。資本加大了，債務率就下來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失速和規范有時候是沖突的。改革是需要規范的，比如對地方存量債務的處理，要清理也要給出路。要置換債務緩釋風險，轉換方式，例如轉成規范的PPP方式，從而在規范中增長。

另一個難題是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過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識是很難的。2011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個人賬戶可以繼承。保險是大數定律，互濟原則。買了保險最后的結果是相當于同等年齡段的人，互相之間互濟。說直白點，就是短壽補長壽。保險法卻規定為儲蓄了，而不是保險。那么長壽者怎么補呢？只好提高單位的繳費率，大多數人卻認為這是對的。醫療保險應該是一輩子繳費，而在我國退休后是不繳費的，絕大多數實行基本醫療保險的國家是退休后還要繳費。美國比較特殊，是65歲開始繳醫療保險，繳到終老。在65歲之前是稅收政策支持的商業保險。這些難題都是老齡化面對的問題，也是我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穩定與改革力度之間，改革的進度和改革力度之間這兩個權衡，難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認為，我們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長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實實在在，人民在當前和長遠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長。上述列舉的改革措施，其實都是三中、四中全會規定的任務，有些已在推開，有的正在試點，有的處于積極準備階段。我們要堅定地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文件規定的要求，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盡我們所能往前推，再難也要做到。現在正在開始研究“十三五”規劃了，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不僅是指標，更大的是怎么落實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任務。所謂途徑，就一句話，按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真這么做就對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實現一個中高速的增長，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