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裕釗與吳汝綸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張裕釗與吳汝綸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短短的七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憑借船堅炮利，侵略中國，封建社會的大門被打開，中華民族經歷了生死存亡的考驗，廣大民眾飽嘗被欺壓、被奴役之苦，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另一方面，許多有識之士，奔走呼號，獻計獻策，抵御侵略，反抗壓迫，奏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強音。在這一過程中，始終有一大批有識之士，以救國、興國為己任，在黑暗中探索，尋找救國濟民之道，清醒地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學習，興辦洋務，主張變法，開展了一系列求生存、求自強、求發展、求進步的實踐，其間教育變革創新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圍繞著“中學、西學”這一主題，思想領域的辯爭和各種社會思潮的涌現，都給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想帶來了震撼，產生了裂變。因此，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歷程，也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演變過程。中國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仁人志士長期探究的結果，它烙上了時代發展的印記。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近代教育史，就是近代中華民族先進人物追求進步和發展的歷史，也是走出國門向西方學習、尋求教育救國濟民的歷史。

張裕釗（1823-1894）, 字廉卿，號濂亭，今湖北鄂州人。出生于詩書之家，自上祖遷居武昌龍塘以后，數百年間，以耕讀為業，《張氏家譜?立堂家訓》明示子孫“入則課讀，出則課耕，十數年如茲?！备甘葘W，張裕釗“少染家學，精勤不倦”，然塾師授以制舉業，意不樂。家獨有《南豐集》，時時竊讀之。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舉，考授內閣中書。曾國藩閱卷賞其文，并告以文學利病及唐宋以來家法，學乃大進。聘修湖北通志，與當事不合，辭不就。中年主講金陵文正，江漢經心、鹿門諸書院，又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廣招門徒，培植人才，聲望益隆。晚年遭遇困境，不得已，輾轉關中，病死西安。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幼家貧，刻苦力學，“嘗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讀書”。同治四年（1865）中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國藩奇其文，留佐幕府。后調直隸，參李鴻章幕。“時中外大政常決于國藩、鴻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綸手”。（《清代七百名人傳》）先后任深州、冀州知州。年剛49歲，稱疾乞休，接張裕釗之后出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一任就是十多年，并在書院中開設英、日課程，聘英、日名人任教。后經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推薦，以五品卿銜充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堅辭未允，遂赴日本考察學制?；貒螅瑒撧k桐城中學堂，積勞成疾，于1903年病逝。曾國藩曾說：“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裕釗）、吳（汝綸）兩生。”（《清史稿?張裕釗傳》）可見曾國藩對他們兩人十分器重。后來張、吳兩人在文學上、教育上、思想上取得很大成就，令人景仰，與黎庶昌、薛福成并稱為曾門四大弟子。

張裕釗、吳汝綸作為靠封建科舉晉階的官吏，了解民情、國情、洞察時勢，無論是在官場仕途，還是卸官棄爵，全心致力于教育事業。作為科舉制度考選出來的代表，心系國家安危，主張西學，廢除科舉，并躬親實踐，勉力而為。他們出身寒微，都師事曾國藩，長期處京畿之地，曾先后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關系密切，交誼深厚，對國情民情有較深的了解。因此，無論是思想上，還是實踐上，其教育理念和思想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筆者不揣淺陋，對他們教育思想中具有創新意識的共同特征，作如下淺述，以就教于專家、學者。首先，洞悉科舉弊端，主張廢除科舉制度

張裕釗、吳汝綸他們雖然都是科舉出身的封建知識分子，但他們對科舉制度的弊端和危害，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張裕釗幼年時，對八股制藝，不感興趣，對新穎獨到的《南豐集》，深深迷戀。中年以后，隨著社會閱歷的增多，對科舉制度的認識逐漸理性化，崇尚經世致用，反對科舉的思想理念日趨成熟。張裕釗指出“然今之學者則學為科舉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藝取士，歷數百年，而其弊已極，士方其束發受書，則一意致力于此。稍長，則專取雋于有司者之作，朝夕優而誦之，所以獵高第躋顯仕者，取諸此而已。經史百家自古著錄者茫不知為何書，歷代帝王、卿相、名賢、大儒至不能舉其人，國家典禮、賦役、兵制、刑法問之

百而不能對一，諸行省、郡縣、疆域不辯為何方，四裔朝貢、會盟之國不知其何名，卑陋茍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目攘背而道者，則所謂仁義道德，腐熟無可比似之而已矣。嗚呼！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安，內憂外患何恃而無懼哉？”（《重修南宮縣學記》）他還認為科舉取士，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急功近利，追逐名利成為科舉制度的代名詞。父子之情，夫妻之情，為科舉名利所困擾，顯得乏力而無味?！笆看蠓蛞怀劣谑壹抑郏碇伙@則內愧妻子，而若不可為人；為子者亦若唯是可以奉承其親，非是則危不可以為子。悉家人父子恤乎惟一官之得失為愉戚?！币灾滤l出“夫俗之日壞，而人才之所以不振，只是故而已”的哀嘆。（張裕釗：《夏潤之孫桐之母姚宜人六十壽序》）這里他明確指出，科舉選拔人才，對國家、對民生無益而有百害。在國運維艱、民運維亡的時候，吳汝綸把自己的理性視點專注于開啟民智上來，他“生當世運劇變之初，時外國之學說，尚未大行于中國，先生曠觀時事，已深不以斤斤于考據義理者為然，而獨專力于經世有用之學。”他對科舉制度提出了最激烈的抨擊。吳汝綸指出：“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保ā杜c李季高》）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首領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朝廷決定廢除時文之際，吳汝綸認為這種改良，無濟于事。他力陳不廢科舉的危害，他說“愚意當徑廢科舉，專由學堂造士，”用外國學?？荚嚨霓k法選拔人才。如果不廢科舉，只廢去時文，“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既然選不出真才，這樣的改革就毫無意義。因此，他一再呼吁：“非廢科舉，重學校，人才不興。”他在日本考察學制期間，仍寫信給清政府管學大臣張百熙，請他鼎力支持自己“廢科舉”的建議，他說：“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系，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前既屢面論之，此事終望鼎力主持?！保ā豆⒅荆和┏菂窍壬曜V》卷二）由此可見，張、吳兩人對科舉制度的危害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并提出糾正危害的措施，具有非凡的膽識和氣魄。

其次，強調培養人才是興國富民的第一要務

張、吳二人把人才培養都提升到興國富民的戰略高度來加以認識。光緒十二年（1886），張裕釗撰《重修南宮縣學記》并書丹。他著重申論“明朝制藝科舉取士積弊，及清代益以經藝策問之法，雖稍趨實踐，亦莫能振拔于其間?！彼运赋觯骸拔┨煜轮卧谌瞬?，而人才必出于學?！保ā吨匦弈蠈m縣學記》）他通過對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的考察，認為科舉考試不但難以選拔真才，更難以選拔國家有用之才。因此，他對能否選拔“有用之才”，極其關切。他說：“夫穹天下古今，尊主被民，披患折之要，一言以蔽之曰：得人而已矣?！保ā端蛷堈褴帉m保還粵東治所序》）“得人為金湯，失人成沸糜。”他還希望讀書人率先垂范，以自己淡泊名利、心憂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匡扶社會風氣，“士莫先于尚志。而風俗之轉移，莫大乎君子之以身為天下倡。今天下師儒學子，誠得一有志之士，憫俗之可恫，恥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為明體達用之學以倡其徒，??由一人達之一邑，由一邑達之天下。”（《重修南宮縣學記》）希望通過有才之士來影響一邑乃至天下，其目的非常明顯。他同時企盼朝廷廣開言路，遍納群賢，“當年慶歷開皇極，特詔天章納眾賢，”字里行間無不表現出他對人才的期盼之情。因此，他辭官后，仍然不忘世事，“裕釗廢于時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當今之難，退自伏于山澤之間，然區區之隱，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保ā顿泤乔迩涫Ｐ颉罚﹨侨昃]極力倡導興辦學校，培養人才。自從任知州開始就潛心教育事業，其目的就是想為國家培養更多的有用之才。他明確指出：“但用策論取士，亦難得真才”（《與蕭敬甫》），“非廢科舉，重學校，人才不興?！保ā洞鸱絺愂濉罚┡囵B人才重要，使用人才更重要。吳汝綸要求對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要妥善安排，對學有所成的學生，要給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學成之后，必應予以進用之路，非舉人、進士等空銜可以鼓勵，”（《桐城吳先生年譜》卷二）這也就是說對人才的使用，必須做到人盡其才，用之有道。在張、吳二人的積極努力下，其時一大批有識之士脫穎而出，如張謇、范當世、閻鶴泉、賀松坡、姚永樸等，他們的思想和實踐在社會上均產生了積極的進步作用。張裕釗在蓮池書院，視事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并兼“學古堂”主講，門生約三四

千人，地接畿輔，為當時最負聲譽之學府。吳汝綸在深州時，“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保ā肚宕甙倜藗鳌罚┕僖萍街莺?，仍銳意興學。他在深、冀二州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保ā肚迨犯?吳汝綸傳》）任蓮池書院山長時，他首創東、西兩學堂，聘英國、日本教師授課，引導學生學習歐美、日本等國的科學知識，為社會培養更多的有用可用之才。

第三，放眼世界，極力倡導“西學”

張、吳兩人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敗，雖退伏草野，游走鄉間，授徒講學，仍心系國運?！拔┞剣M一賢，則喜不能寐；朝失一士，則憂形于色?！保ā洞饛埣局薄罚堅ａ撜J為中國要發展，必須向世界學習，破除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落后觀念。他認為“泰西人故擅巧思”，數十年之間，“鐫鑿幽渺，智力鋒起角出，日新無窮?！保ā端屠杓凖S使英吉利序》）因此，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我所用，以加強國防，抵御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他對當世學士大夫拘守舊故，固步自封，非常痛恨。他說：“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尚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謂守正不撓?！保ā锻稀罚┧凇端蛥求丬庈婇T序》中，批評朝野上下的虛妄做法，“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為虛偽，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務興，內自京師，外至沿海之地，紛紛藉藉，譯語言文字，制火器，修輪舟，筑炮壘，歷十有余年，糜帑金數千萬，一旦有事，責其效，而茫如捕風。不實之痼，至于如此?！币虼耍Ｍ枋鍪褂?，“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備邊事。”（《同上》）還提醒黎庶昌“覘國之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使民不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莼齋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同上》）諄諄告語，情深意長，從中可見他以國事為重的赤誠之心。吳汝綸對倡導“西學”重要性的認識，相對張裕釗來說，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北洋水師建立時，就感到：“今日海陸各軍，用器尚新，而將領無西學，此憂方大?！保ā洞鹜跷髑⒘罚┘孜鐟馉幨?，他更加堅信“非處處設立學堂，講求外國新學不可。”（《與康樂》）在世變益亟，環海強國競富盛新術，吾徒窳守舊俗，不足與相抗衡的情況下，吳汝綸向世人疾呼：“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可緩之事”，（《與方倫叔》）“西學當世急務，不可不講”，（《答賀松坡》）“竊謂救時要策，自以講習西文為務”，（《與李贊臣》）“國無西學，不足自立”，（《研經會招待席上答辭》）“將來后生，非西學不能自立于世”。（《與蕭敬甫》）西學既然如此重要，怎樣去學習它呢？一是“欲通西人門徑，非得西士教習”，（《與山西胡中丞》）“不能請西人，若日本人，則尚可來就”，（《與方倫叔》）否則就難以造就出真才。二是創辦學堂，要以講習西學為主，因為“人無兼材，中、西勢難并進?！保ā杜c徐壽平》）三是出國留學或考察。他說：“吾國后生，不出洋則學西文甚難”，（《與方倫叔》）“欲開倡西學，必應遍采歐美善法，擇其宜于中國者仿行之”。（《與曾履初兄弟》）他強調出國學習十分重要，“百聞不如一見，得賢智之士來考覽，勝閱報紙、譯書者百倍”。（《與張尚書》）四是明確學習重點。他指出：“今方開倡西學，必以算學為開宗明義第一章”，（《答賀松坡》）“西學重專門，而以算學為首務，他學必以算學為從入之階，明算而后格致諸學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國語言文字，則學算亦本務矣”。（《同上》）同時還強調在學堂中要盡量增加西學課程和內容，西學除博物、理化、算術、政治、法律以外，“則礦山、鐵道、稅關、郵政數事為最急，海陸軍法、炮工、船廠次之，此皆數年卒業即可應用者也”。（《桐城吳先生日記》）只有掌握并會運用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才能實現他們富國強兵的良好愿望。張、吳二人極力倡導“西學”的思想，給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教育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體現，并反作用于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體現了當時社會變革和發展的趨勢，順應并推動了歷史潮流前進的步伐。張裕釗、吳汝綸教育思想是我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中閃光的一頁，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有益的東西，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在中國近代教育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們提出廢科舉、育人才、倡西學等真知灼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今天我們來探討張、吳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不僅有助于我們對當時國情、國勢的認識，進一步把握張、吳兩人教育思想脈絡，闡明他們的進步性，而且有助于全面認識張、吳的歷史貢獻和作用以及他們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的巨大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