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何解決板材砂光時出現波浪紋的問題

何解決板材砂光時出現波浪紋的問題

2008-04-27 19:37:58|分類： 砂光機|舉報|字號 訂閱

為什么會在板材砂光時出現波浪紋的問題,從而影響到板材質量.波浪紋重時,直接面隊就可以看的見,實測厚度,各部分數據有變化,加工后的板材只能淪為低檔產品.波浪紋輕時,直觀近乎沒有,但如果是端起從一側看,確能看到,如果遇到有經驗的客戶就很難蒙混過去,造成板材品質的降低.出現波浪紋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砂光機在工作時出現的不斷震蕩造成的.而出現震蕩現象的原因有多種:

一是因為機型較小,而采用的動力偏大,加工強度和速度加大造成.特別是支架式砂光機因先天性的原因就更容易產生震蕩,而市場上的產品有90%以上為支架式;如果是框架式砂光機這個問題可能就沒有.當然,也有一些小的砂光機制造企業因自身經驗不足隨意亂配置也是原因之一.二是砂光機使用的軸承誤差較大,造成震蕩.三是砂光機的砂輥不,各部分之間有誤差.四是砂帶,傳送帶有收縮性也會造成誤差性波紋.改進方法是:

一盡量結合現有機型和結構,配置適當電機,不易隨意提高加工速度和加工強度.以利于機器的穩定.二是盡量去選用誤差較小的優質軸承.三是經常對砂光機進行精度檢修,及時調節,調整.四是盡量選購整體框架式的砂光機,雖然價格稍貴,但生產的板材質量相對提高了.同時,輸送部分也應該說輥式輸送產生的誤差要更小些.

第二篇：解決3dsmax9.0文件打開時出現錯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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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高師寧、何光滬：當今中國基督教的主要問題與解決設想

高師寧、何光滬：當今中國基督教的主要問題與解決設想

發布時間:2011-04-16 09:03 作者:高師寧、何光滬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4575次

當今中國基督教的主要問題，一言以蔽之，是“家庭教會”的問題。三十年來，“家庭教會”的發展速度與規模，都遠遠超過了“三自”教會；現在，“家庭教會”已經成為中國基督教的大半壁江山，至少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家庭教會”的界定及現狀

1.“家庭教會”實際上是一個十分通用，但很不準確的名稱。在現實中，盡管它聽起來是指在私人家中聚會崇拜，進行讀經、禱告、唱詩等活動的基督徒團體，但實際上參加者遠遠不只是家庭成員或親戚朋友，而活動場所也絕對不只是在私人家中。

“家庭教會”這個名稱，僅僅是一種不正確的方便說法或習慣說法，它相應的英文詞不是family church（“家庭教會”）而是house church（“房子教會”）。但house church這個詞聽起來也很荒謬，因為世界上所有的churches（教會），都有house（房子），都在house（房子）里面進行崇拜活動，為什么只有中國的這些教會稱為house church呢？

而且，中國的“三自教會”也是有房子，并在房子里進行活動的，也可以叫house church。反過來說，中國的“家庭教會”，至少絕大多數，或可說總體而言，都是“自治、自傳、自養”的，即做到了“三自”的，更有理由叫“三自教會”。

這種名稱的混亂，同“家庭教會”在歷史上的非正常經歷和現實中的非正常地位有關。也可以說，這是極左路線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待決問題。

2.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激烈的革命運動中，中國基督教各派的眾多教會，經過整頓、合并與壓縮，成為在“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領導下的教會，即所謂“三自教會”（這個名稱也是不正確的方便說法或習慣說法，因為“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并不是教會，而且中國的任何教會都沒有冠以“三自”二字）。當時就已經出現了“家庭教會”，就是說，某些信徒在自己家中，為許多不愿意或無法去“三自教會”的信徒進行崇拜活動提供場所。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掃蕩一切宗教活動期間，轉入地下的基督教活動也采取了類似家庭教會的形式。

文革結束之后，長期遭到壓制的宗教需求開始迸發，于是農村里的家庭教會迅速增長，城市里自然也出現了家庭教會。由于巨大的宗教“需求”，遠遠超過處于非法狀態的短缺“供應”，本來以私人住宅為場所的家庭教會，必然而且自然會在各方面大大突破“在家”狀態，成長為無數大大小小的新教會。盡管這些教會同世界上其他國家處于正常或合法狀態的教會一樣，各有自己的名稱，但是，為了表明這些教會在法律地位上仍然與“三自教會”不同，而且的確不在“三自委員會”領導之下，人們（主要是學術界）遂沿用“家庭教會”一詞，作為它們的總稱。

3.過去，中國基督教的分布，大體是80%左右在農村，20%左右在城市。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主要是家庭教會的快速發展，也大致可以分為農村和城市兩大塊。農村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有很大發展，以后則是大約十年發展比較平穩的時期。城市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發展不快，以后則發展加速。這兩個方面的發展，原來幾乎沒有交叉，在新世紀后的這些年，隨著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加速，農民工進入城市教會，城市里的農民工教會也在出現，城鄉基督教才開始有了交流。

根據有關統計，1950年時，中國基督教共有22個派別，信徒總人數為1，005，699[1]（而不是現在正式文件常說的70萬）。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國基督教“兩會”公布的數字，到2006年，全國基督徒人數達1600萬。[2]眾多研究表明，這一數字沒有把大量家庭教會的信徒包括在內。

家庭教會究竟有多少信徒？目前這是一個無法準確回答的問題。因為，家庭教會自身的不合法地位，迫使它們處于隱蔽或半隱蔽狀態，即無法進行全面可靠統計的狀態。而且，由于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十分微妙，基督徒公開自己的信仰，有可能在許多方面陷于不利或不便的境地。因此，中國基督徒的實際數字，這個最最基本的事實，多年來竟然成了一個巨大的謎團。

有一些數字估計來源于家庭教會自身，或基督教研究學者，或海外信息。在這些估計數字中，最高的認為中國基督徒人數約1·2億，最低的認為約5千萬，居中的數字為約為7千萬。一些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測算，家庭教會成員大概是三自教會成員的三倍，照此計算，家庭教會信徒的數量大概在3800萬至9000萬之間。[3]這個數字也得到家庭教會領袖們的認同。[4]不過，根據最新的全國性調查數據，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系的報告表明，當代中國有18%即近1.85億人自我認同為佛教信仰者，道教信仰者為1200萬，這還不包括大量的民間信仰者。而自我認同為基督信仰者（含新教與天主教）只有3.2%，即最多只有3300萬人。[5]同樣，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基督徒（新教）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總體估值為2305萬人[6]。

根據于建嶸的調查，家庭教會的地區分布有一定的特點：主要集中于淮河流域和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7]從不包括家庭教會成員的中國各省基督徒人數排行榜來看，2004年居于前四名的是：河南：500萬，安徽：300萬，浙江：近200萬，福建：100多萬；它們分別占全國基督徒人口的23%、14%、9%和6%。[8]這個排列與于建嶸的“兩個信仰帶”（即淮河流域和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之說有吻合之處。事實上，家庭教會的分布極其廣泛，幾乎可以說，在有基督徒的地方，就有家庭教會。

二．家庭教會產生的原因

1． 家庭教會的出現，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值得反思的政策。

以北京的家庭教會為例。1958年前，北京全市有教堂64所，1958年要求全市信徒進行不分宗派的聯合禮拜后，全市只保留了所謂東、西、南、北4所教堂。現在北京市面積達16，808平方千米（約等于半個臺灣省），人口超過1400萬（約等于丹麥、挪威、芬蘭三國人口的總和）。[9]近年來官方統計說，北京的基督徒約有4~5萬，其實如上所述，未被統計的信徒要多出好多倍（至少數以十萬計），而且還在不斷增長。在這種情勢下，后來獲批增加到9所（城區5所，郊區4所）但又很長時期沒有增加的教堂數目和規模，當然在以往很多年內，遠遠不能滿足這么龐大的人群之宗教需要（至少1萬多或數萬信徒才有一個教堂或教會可做崇拜），這就好像北京城幾十年以前的道路體系，遠遠不能滿足如今這么龐大的車流之交通需要一樣！

長期不變的行政限制政策與大量增加的民眾宗教需求之間的矛盾，是家庭教會出現和發展的根本原因。

其他大城市與此類似。例如上海在1958年前尚有208所教堂，很快被壓縮到22座，以后更少。廣州在1958年前尚有62所教堂，很快被壓縮到9所。即使這些大城市基督徒人數不變，這么少的教堂也不能滿足需求，那么，隨著基督徒人數的增長，眾多“家庭教會”的出現，就幾乎是必然的了。

2． 從歷史上看，對于“三自”運動有不同看法，也是家庭教會出現的一個原因。1950年代初，“三自”運動伊始，基督徒當中就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各種不同意見，不會因為政治運動以及行政命令的壓制而消逝，正相反，它們不僅延續下來，而且隨著各方面形勢的發展而擴大與加深。

1949年以前，中國的基督教會（非天主教的新教教會）就已經宗派紛陳，早就是各自為政。這種各教會相互獨立、彼此并列的狀態，既符合基督教（新教）的本質（不同于天主教，在宗教上不接受任何人間權威約束），也屬于基督教（新教）的常態（只有橫向的聯誼關系，而無縱向的隸屬關系）。但是這種常態在1950年代被人為地打破了。

當時從大的方面來說，受西方影響較深的一些宗派和人士，在神學上持自由主義觀點，被稱為自由派；主要由本土人士建立的一些宗派，在神學上持保守主義觀點，被稱為基要派。二者在很多方面態度不同。首先，后者認為前者信仰“較不牢靠”，“較易向強權屈服，也較易將基督教信仰重新詮釋，以迎合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后者則“不容易在信仰與世界觀的問題上”，與流行的意識形態“相妥協”。

其次，前者“向來倚重差會的援助，自主性相對較弱”。而本土教派則比較獨立，“每個群體的內聚力強”，信仰形態“簡單樸素，即使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下也較易生存下去”。因此在1950年代的形勢下，不少本土派教會不愿加入“三自教會”，而以家庭教會的形式生存下來。

第三，本土教派在神學上的基要傳統和排他性特點，使它們對任何“偏離信仰正統的‘革新’行動都心存抗拒，它們認為三自教會在信仰上屬‘不信派’，因而不愿意將教派的管治權交付給它。”[10]

還有另外一些信徒，起初只是不贊同或不滿意三自教會的狀況，反對不分派別的聯合崇拜形式，希望恢復自己原來宗派的崇拜方式等等。由于三自教會得到政府支持，受到政府管理而被稱為“官方教會”，他們便要求擺脫政治或世俗對宗教的干預，自己獨立進行宗教活動，因此便產生了“家庭教會”。

當然，這些“家庭教會”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均遭到嚴重的打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停止了活動。

3． 改革開放之后的家庭教會，除了少數是上述原因產生的家庭教會的延續，更多的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產生。在此我們仍然以北京為例來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因素。在最近三十年中，北京市區“攤大餅”式地擴展，人口爆炸式地增加，基督徒也在迅速增加。而市區和郊區僅有的幾所教堂的修建或擴建，遠遠跟不上北京城擴展的步伐，跟不上基督徒增加的速度。為了參加教會崇拜活動，許多人在周日要花兩三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輾轉幾趟公車才能到達最近的教堂，因此，大量基督徒希望就近參加崇拜活動，是十分必然、極其自然的。第二，由于教育程度高的信徒不斷增加，對于教會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因為不滿意三自教會某些水平不高的講道而選擇家庭教會的信徒也就增多。第三，有些信徒希望有更親密的“團契”生活，喜歡更親和的人際氣氛，而家庭教會多半規模較小、人際關系密切、信徒能夠分享宗教體驗，恰好適合這種需要。有些信徒選擇家庭教會，干脆就是因為那里的朋友和熟人較多。第四，一些信徒，尤其是在第三產業工作的信徒，其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周六與周日去參加三自教會的崇拜活動，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一些專門在周一到周五活動的家庭教會就自然出現了。第五，一些信徒（尤其是在國外受過教育或受洗的信徒）持有不同于三自教會的神學觀點，他們希望按自己的神學理解來進行崇拜活動。第六，“人以群分”的社會心理，使一些信徒希望能夠與自己身份或職業相近的信徒在一起，而按行政區域劃分、人多而雜的三自教會一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第七，許多家庭教會因為各種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聚會場所太小，無法容納信眾）而不得不分散，這常常意味著新的教會產生、再產生。[11]

類似北京的這種狀況在許多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都具有普遍性。在農村，上述交通不便等等因素更為突出，因此以家庭住所為聚會點的傳統更為悠久更為普遍。而且，它們在政治運動中受到的沖擊，相比于城市較不徹底，宗教活動的余地相對較大。更重要的是，農村有許許多多無名的自由傳道人，他們在極其艱苦的生存環境下，為了傳播信仰，捐獻住所、財產，有些還翻山越嶺，走鄉串寨。這些人每每受到地方政府或公安機關的管制或打壓，自然會形成與官員對立的態度，自然也反對“官辦教會”，會組成與“三自”對立的家庭教會。

三．家庭教會快速發展的原因

1． 家庭教會的快速發展，是諸多復雜原因的綜合結果，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此，我們撇開基督教自身的教義、組織等特征不論（這些特征使之傳遍了所有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而僅僅從其與環境的關系分析其獨特性，這對于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快速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宗教與環境的關系，可分為三個方面：宗教與社會之關系（首先是宗教與非信徒和其他社會領域的關系）；宗教與宗教之關系（各種宗教相互之間的關系）；宗教與政治之關系（首先是宗教與政府的關系）

2． 在與非信徒的關系上，基督教會的獨特性，首先表現為其教義固有的傳播特性（耶穌讓門徒“到普天下去”傳播福音），這自然導致基督徒相比其他宗教徒有更高的傳教意識。在一些學者對北京基督徒的調查中，接受調查的543人中，有一半多認為傳教是“非常重要，因此總是積極參與”；而有超過40.7%信徒認為傳教“非常重要，但是否參與要視情況而定”；相比之下，只有3.3%的人認為傳教對于自己是“可有可無的事”，在方便的時候，自己才會傳教。只有一個信徒認為傳教“與己無關，從來不參與”。[12]這種傳教意識和參與傳教的現象，在農村更為普遍。

基督教會還有一個特點，可稱為“上門服務”。以“農民工”信教為例。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現在他們的下一代也大量居住在城里。[13]他們同原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傳統幾乎斷絕，在茫茫人海里難免感到陌生孤獨。他們工作沉重、報酬微薄、生存艱難，醫療、住房、兒女教育等等更無保障。他們生活在社會底層，默默承受著歧視和不公。此外，在面對生存困境的同時，他們還面對著巨大的誘惑——城市的繁華，物質的豐富，“城里人”喝咖啡、看電影、唱歌跳舞的悠閑瀟灑，年輕人在公眾場合談情說愛的自由開放??所有這一切，不僅與他們的生活狀態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對他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他們不但會感到迷惑和不滿，而且可能由不滿而產生不平，由不平而產生憤恨，有些人甚至由此走向犯罪。這個生活在底層的龐大人群，迫切需要認真的關注，需要真誠的幫助，需要精神的安慰。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基督教團體，尤其是家庭教會，進入了這個許多人視而不見的人群，給出了它們的關注、安慰和幫助。這種“上門服務”直接導致了農民工信徒的增加，這當然同時意味著“家庭教會”的增加。

3． 在與政府的關系方面，基督教會特別是家庭教會的快速發展，同長期以來它們在政策上受到的待遇有關。

這表現為三自教會受到各種管制，以及家庭教會受到各種壓制。這些管制和壓制，事實上反而促成了中國基督教特別是家庭教會的快速發展。以至于有人戲稱家庭教會受到了政府的 “特殊照顧”。

三自教會受到的管制主要出自各級宗教局。這從各級兩會的領導和財政，到牧師的確定和薪酬；從各大神學院的課程和人事，到一些日常的宣傳和事務，都能看到。此外，三自教會還受到其他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例如，不能在新華書店發行《圣經》（其他宗教的經書則可），不能在市場上發行自己的出版物，不能與家庭教會合作，在這類問題上不能隨便表態，等等。這種雖然地位合法，但是空間受限的處境，必然制約三自教會的發展。以長沙這個大城市某一重要的基督教堂為例，十年間只有2千人受洗，同整個基督教的實際發展不成比例。此外，許多地方的教產歸還，拖延多年不能兌現，也造成了三自教會發展的困難。例如貴陽城區基督徒兩萬人才有一個可容納800人的合法教堂，還屬于D級危房，每個周日崇拜都人滿為患。圣誕節期間，這個200多萬人口的城市里唯一的基督教堂周圍，人群堵斷了好幾條路的交通。許多市民恰恰是因此，才注意到基督教，才走上信仰基督教之路！

這種管制的表面效果，是控制了三自教會的發展，事實上卻有助于家庭教會的發展和信徒的增加。

家庭教會受到的壓制，主要由公安機關出面。例如1983年、1996年、2001年等多次全國性“嚴打”，形形色色的家庭教會均受連累。進入新世紀后，大規模的對家庭教會的壓制有所減少，但局部的、零散的、規模不等的打壓，一直延續到現在。成都的“秋雨之福教會”、上海的“萬邦教會”、北京的“守望教會”、山西臨汾的教會、廣州的“良人教會”等在2009年至2010年的遭遇可以佐證，其中上海和山西都出動了許多警察，在山西甚至毆打信教群眾，摧毀教會房屋。

北京“守望教會”的例子很說明問題。該教會300多名成員主要是高校師生，不但同絕大多數家庭教會一樣從不談論政治，而且2005年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一公布，立即主動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告自身情況，請求登記。2008年5月11日，崇拜儀式遭到警察沖擊，然后信徒成員遭到本單位威脅；12日四川地震后的第一次聚會上，信徒即為災區捐款20萬元，并涌現許多志愿者奔赴災區。2009年政府有關部門對該教會的房東施加壓力，房東無奈于10月底撕毀租約，強迫教會搬出。11月1日北京下起多年未見的大暴雪，信徒到海淀公園進行崇拜，但是從不關門的公園突然宣布關門，所有信徒只得在公園門口空地上，在漫天大雪中進行崇拜！這一幕當然通過互聯網傳遍了全世界。11月8日該教會牧師等領導人清早即失去自由，但幾百名信徒又重演了一周前那動人一幕。盡管再下一周，信徒終于獲準進了臨時租用的房子，但是在這種壓制下更加團結的信眾，在極短時間內捐獻了大筆資金，決心買下崇拜活動所需的房子。雖然房款已經交付，而賣方在壓力下至今沒有交房，但是，這一事件迄今已經說明，強力的壓制對一個溫和的家庭教會能產生多大的逆反作用。

對農村教會來說，這種壓制還促使教會結構發生變化，使得原本各自為政的家庭教會之間同病相憐、相互聯系，甚至攜手抗壓；也迫使一些原本是家長制的教會逐步改變為聯合同工制，增強了適應外界和應付壓制的能力。而且，地方政府的打壓，還迫使本地傳道人離鄉背井，到外地傳教，從而加快了教會跨地區發展的步伐。另外，家庭教會越受打壓，就會獲得越多的國際同情與海外支持，使其生存與發展不僅在道義上而且在其他方面都更為有利。[14]

事實上，很多社會學理論和歷史事實都說明，外部壓力在很多情況下，反而會使一些群體或團體抱團更緊，刺激出更強的生命力。前蘇聯東歐曾受高壓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現在十分興旺，相比之下，西歐幾百年來未受壓制的教會則蕭條衰落。中國60年來的基督教更是一大例證。2008年在關于家庭教會的學術討論會上，一個家庭教會的領袖這樣說：1949年全國基督徒的人數是70萬，“文革”打壓之后變成700萬，現在又變成7000萬，如果再壓，就會變成7億。此話雖然聽來夸張，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在精神和信仰領域內，行政手段或強制手段的確不能解決問題，而只能使矛盾激化，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

四．家庭教會發展的趨勢

1.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巨大變化，既有物質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精神方面變化的主要體現，是民眾宗教信仰需求的增加，以及信仰表達需求的增加。對于以往在思想上只有高度一統、對宗教只有否定批判的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來說，在溫飽基本解決之后，宗教信仰之需求和表達信仰之需求幾乎可以說進入了一種饑渴階段。這種饑渴隨著貧富差距的加大和社會不公的增加而加深。在這種狀況下，各種宗教的復蘇和發展，是可以解釋、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實上，在各種各樣的宗教中，除基督教之外，復興與發展更為快速的，乃是佛教與民間宗教。佛教的發展有目共睹。根據浙江大學宗教研究中心的調查，在1992年至1996年間，在浙江、河南、福建等基督教發展最快的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更快。例如，民間宗教在建寺廟的速度上超過基督教建教堂的速度，少則20倍，多達100倍！2． 從上述情況來看，宗教信仰已成為中國民眾當前精神需求之首選。在這種狀況下，基督教自然將和其他宗教一樣繼續發展。但是，基督教要能夠正常地發展，還有其他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盡管基督教與政府的關系很微妙，家庭教會還沒有一個合法的?名分?,某些地方基督教家庭教會與政府管理部門的沖突還時有發生，但從目前政教關系的發展趨勢看，應該說，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發展的問題主要不是源于政府，不是政治因素。”[15]

基督教在香港和臺灣的發展也許可以較好地說明此問題。“香港并不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沒有人禁止基督教傳教，但香港基督徒的人數占香港總人口的比例超不過百分之五。臺灣也沒有限制基督教的發展，但是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也沒有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為什么在港臺基督教可以自由傳播的地方，信仰基督教的人如此之少呢？再往前推，1840年以后，有70多個外國差會到中國來傳教，但到1949年的時候只有76萬（應為1005699人）基督徒。那是什么阻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呢？顯然不是政府。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基督教在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說，在宗教這個市場中，誰能更好地滿足廣大群眾的精神需求，同時能夠以中國人接受的方式出現，誰就能夠存在，能夠發展。基督教內部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治理機制；在神學教義的解釋上是否能做到中國化；在社會公益服務上是否有適合中國社會與老百姓需要的好作為，這幾點才是影響基督教在中國未來存在和發展的關鍵。”[16]

3． 以上談的雖然是作為整體之基督教的問題，但是，對于家庭教會來說，這個挑戰亦是存在的，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也許更大。因為人數眾多的農村家庭教會在神學上多傾向基要派，這種傾向使它們在多元和對話等現代語境中顯得保守，只關注“靈命”的神學立場又使它們不太關注社會。這些特點將成為農村家庭教會在向現代社會邁進中處理各種關系的阻礙。

城市家庭教會情況不同。在這些年的發展中，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逐步成熟，發展日趨正常。這種成熟和正常，不僅表現在它們與其環境的關系上，比如從隱蔽到公開，從“家庭”中走出來，租用寫字樓或商住兩用房，完全開放地進行宗教活動；而且體現在其公開身份上，比如從一般沒有名稱，到一般都有了自己的名稱；另外，許多城市家庭教會的組織結構與規章制度已經日益完備，它們當中，許多都有了明確的章程、健全的體制，還有主日學、唱詩班，甚至有刊物。還有一個重要的趨勢是，今天的城市家庭教會，已從過去無奈地維護生存，轉為現在理性地維護權利，就是說，以前它們一直為了生存無奈地躲躲藏藏，現在它們則公開地、理性地以法律為依據來維護自己各方面的權利。而且，由于城市家庭教會的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很多領袖擁有碩士博士學位，專職牧師受過正規的神學教育，它們開始有意識地探索基督教同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適應，包括探索禮儀等方面的改革。家庭教會的發展還有一個趨勢，即關心社會：“突破自己，主動走進社會中去，為主做見證，包括做慈善工作”。5·12汶川大地震以后，許多教會不論大小，都積極參與災區的救援和重建。一個擁有三百多人的家庭教會一天就捐獻了近二十萬人民幣！有人統計，到災區的自愿者中，超過50%的人都是基督徒，其中80%來自家庭教會。如今地震已經過去兩年多，留在災區堅持工作的自愿者，絕大多數仍然是基督徒。這種對于社會公益事務的關注與參與，將為家庭教會的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新方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世紀開始之后，農村家庭教會與城市家庭教會有了更多的交流。這種交流可能會有助于農村教會素質的提高和發展。

五．解決問題的幾點設想

1． “家庭教會”同“三自教會”的并立或對立，是半個世紀以前特殊形勢下的特殊產物。由于形勢巨變，時過境遷，如果我們與時俱進，這個問題早就應該解決，這種非正常現象早就不應存在了。

過時的現象源于過時的政策，過時的政策源于過時的觀念。幾十年前，我們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處理社會、文化和思想問題，包括宗教問題，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和災難；幾十年后，我們已經意識到政府不能包打天下，不能無限制地干預所有領域的所有問題，所以，不能再依靠行政手段去管理經濟，更不能再依靠行政手段去處理比經濟還要復雜的社會、文化和思想問題了。但是，在宗教問題上，從整體上看，我們為什么還在依靠行政手段呢？

這里的根子，似乎在于國人（包括領導干部）對宗教特別是對基督教的基本理解，還有意無意地停留在以往相當狹隘和片面的階段。對宗教和基督教的狹隘、片面理解持續幾十年，妨礙了我們對之進行全面深刻的認識，從而在觀念層次上影響了對待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態度和決策。

當然，國人對宗教和基督教的理解，受啟蒙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影響最大，但是這種影響卻偏向于片面地、歪曲地理解啟蒙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例如，啟蒙運動的三大代表洛克、盧梭和康德，實際上對宗教均持正面評價；即使是反對教會的那一部分思想家，也主要是反對教會的腐敗而不是基督教本身。而中國五四運動后的幾代知識青年和精英分子，多半都以為啟蒙就是反對宗教和基督教，多半都不了解宗教改革及其產生的基督新教對世界現代化的巨大促進作用，不了解基督教傳華同列強入侵無關而同文化交流相關的那一面史實。這就造成了國人一個世紀以來對宗教和基督教的片面和負面的固定觀念。

與此相關，馬克思主義肯定了早期基督教同社會主義的相似性（恩格斯稱之為“被壓迫人民的”宗教、馬克思稱基督教為“適應時勢的宗教”），肯定了宗教改革及新教對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稱之為“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場大決戰”）。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在這方面最常引用的馬克思語錄卻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不知道這句話并非完全否定宗教，更不知道這句話上下文還有“宗教是被壓迫人民的嘆息”、“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等精彩斷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毫不含糊地主張“信教自由”、“政教分離”，批判向宗教宣戰是“愚蠢的舉動”，主張信仰不同的所有公民權利平等，主張讓宗教團體成為“與政府無關的”、“志同道合者”的公民組織。

2． 要徹底解決家庭教會、中國基督教以至中國宗教的問題，除了必須全面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還應該了解一下現代宗教學對宗教進行一百幾十年研究后的主要成果。

例如，宗教社會學認為，宗教是正常的社會結構之組成部分。

正常的社會結構，應該具有滿足社會成員基本需要的那些社會制度，才能維持社會的生存。按照現代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觀點，家庭、經濟、政治、宗教，即為一個社會最基本、最需要的制度，它們執行著四個必要的功能：家庭規范兩性關系，照管與教育下一代；經濟制度組織生產并提供與人們的貢獻相應的報酬；政治制度整合地域、力量和權力，維系秩序并與其他社會進行聯系；宗教提供根本的意義和認知的一般框架。[17]因此，宗教乃是任何社會結構中基本和必須的體制之一。所以杜爾凱姆才說：“已知的社會都是有宗教的，不存在沒有宗教的社會。”[18]

現在全世界的幾十億人口中，仍然有80%以上的人是宗教信徒，即便在世界上最現代、最世俗的國家美國，每年一度的蓋洛普測驗顯示，仍然有94%--96%的人說自己“信仰上帝”，40%的人每周上教堂，59%的人認為宗教非常重要，90%的人感到神的愛，而每天祈禱超過一次的人多過每天做愛的人。1990年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次，是觀看各種體育運動人次的13倍；1992年奉獻給宗教事業的資金（567億美元），等于美國人最熱衷的棒球、籃球與橄欖球方面花費的14倍。[19]

宗教之所以成為社會結構的必要部分，是因為人類需要宗教。正因為如此，從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長期迫害到中國“三武一宗滅佛”，從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無神論運動”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消滅宗教，古往今來，所有使用武力或行政手段迫害或消滅宗教的做法，沒有一個成功。相反，迫害與消滅的手段，卻變成了宗教興旺發達的催化劑：基督教最終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唐武宗之后佛教又迅速發展；東歐各國宗教全面復興，中國宗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快速發展。歷史說明，打擊宗教就像敲釘子 ——你越使勁，它進得越深。任何一個社會想要抽離宗教，其結構必然發生紊亂，最終將導致社會**。

這里的原因在于，宗教獨具的一些價值與意義，表現為調節個人的信仰與公共的價值之間的關系，向個人提供屬于個人生存（生、死、苦難、幸福等）之意義的選擇。由于現代社會的結構日益復雜，為人提供的各種機會增多，致使人的欲望增多，競爭也增多，因此，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可能影響人的生活的因素也越來越復雜。此外，現代社會的科技雖然日新月異，但并不能夠解決人的存在意義問題。因此，宗教的“宗教價值”在現代社會不僅沒有削弱，反而由于社會生活的單面化、非人化、非情感化，由于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而得到強化，由于物質生活豐富與精神生活貧乏的反差而得到強調；由于現代社會給人帶來的孤獨感、冷漠感而更為人所需要。

在現代社會或現代化國家，宗教不再主導政治，但是它作為廣大信眾的代言者，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道德力量，社會道德生活的監督者。又由于所謂亞社會、亞文化圈必然出現，個人的身份趨于復雜，在這種狀況之下，宗教的認同價值也得以加強。宗教的這種價值與意義，尤其對于社會中的孤獨者、弱勢者、下層民眾、少數民族、外來移民等更具重要意義。

3． 超越單一的政治角度，從歷史、社會、文化、道德等方面，多角度地、全面客觀地看待宗教和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才能發揮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在中國，各宗教都曾對社會生活發揮積極作用。就基督宗教而言，在中國現代教育事業起步過程中，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國開設各類學校達8，034所，并創辦了震旦、津沽、輔仁三所大學；到1920年，新教創辦各級各類學校7，382所，其中大學14所。在中國現代醫療事業起步過程中，傳教士創立醫院達800余所；1949年以前，教會醫院占全國醫院的70%。在現代慈善事業起步過程中，教會創辦了幾百所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從事救濟慈善。在中國現代出版事業方面，從19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創辦中外文報刊70種，占當時中國報刊總數的95%；到1930年，天主教在全國創辦了20所印書館，到1935年，基督新教創辦了出版機構69個。[20]這些出版機構出版的書籍，涵蓋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等眾多不同的領域，使它們成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先驅和推動者。

除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開創和推動工作之外，與中國人的生活現代化密切相關的星期制、一夫一妻制、停止婦女纏足以及公共衛生和體育運動等等的推動或開創，也都與基督宗教的影響、傳教士的倡導或參與有關。甚至現代化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觀念或制度，如民主、法治、權力制衡等等，在中國從引進、宣傳、普及到實踐，都同基督宗教的影響分不開。不可否認，基督宗教的上述事業，都與其傳教使命相關，甚至是一種傳教的手段。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手段的直接結果是，1949年以前，在中國社會生活許多方面的現代化進程中，基督宗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9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整整三十年間，各大宗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空間不斷萎縮，直至消失。改革開放之后，宗教在中國有了長足的發展，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空間開始恢復，首先就在救災濟貧方面發揮了作用。1991年，中國佛教協會募集救災款500萬元，被授予“抗洪搶險救災模范先進單位”稱號；2003年，佛教界為防治“非典”捐款500多萬元；另外還資助殘疾人事業、修復長城、搶救大熊貓等公益事業；同時還資助失學兒童、修建希望小學、幫助孤寡老人和殘疾人、設立獎學金、義診施藥等等。[21] 天主教的情況也大致相同。據不完全統計，從1998至2004年5年多時間里，全國各地天主教徒為各種慈善及賑災活動捐款達5554萬元，衣物70余萬件；興建希望小學60多所，資助失學兒童及大學生3630多人；建幼兒園22所，診所174所。[22]在汶川大地震和近兩年來的多起大災難中，數量巨大的宗教組織，其中有無數家庭教會，一直默默地為災區捐款、在災區搶險、為受災民眾祈福、為災后的家園重建和心靈救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投入。此外，近十多年來，宗教類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NGO&NPO）已經在中國興起，盡管其數量屈指可數，[23]盡管其規模十分有限，但是它們將宗教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優良傳統經常化、持續化、規范化、系統化，為宗教進入社會、服務社會提供了新的平臺。

然而，同基督宗教1949年以前在中國社會現代事業中的作用相比，同基督宗教現在在香港社會和臺灣社會中的同類作用相比，其在今日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說是大為萎縮了；而所有中國宗教所發揮的作用，與其巨大的人力財力資源相比[24]，更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換言之，宗教和基督教在中國都還應該、也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反言之，宗教特別是基督教進入社會、服務社會的渠道仍然不暢通。

客觀地看，今日中國宗教和基督教的社會服務雖然非常有限，但對緩解社會矛盾、增強社會穩定、維系倫理道德，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在今天的中國，貧富不均與社會資源和權力分配的不公，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要克服這個障礙，不僅需要政府的力量，也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宗教和基督教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可以也應該發揮其特有的積極作用。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歷史傳統以及相關的國際關系，文化傳統以及相關的文化交流，道德傳統以及相關的道德建設，甚至在建設生態文明等許多方面，都有大量應該認真思考認真吸取的資源。這些思考角度都遠遠超越了單一的政治角度，是建設現代國家、建構和諧社會所需要的。

綜上所述，要解決當今中國基督教的主要問題或關鍵問題或最大問題，即家庭教會問題，達到宗教方面的“長治久安”，我們認為：

第一，必須轉變觀念，不僅從單一的政治角度，而且從社會、歷史、文化、道德等多個角度，全面、客觀地認識基督教及其教會的功能和作用，從防范為主的心態轉變為發揮積極作用為主的心態；

第二，必須全面認識家庭教會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客觀了解其目前的處境，做出全面部署，停止各個地區的壓制行動，準許其進行登記，促使其逐步全部脫離非法或“地下”狀態，轉為合法或正常狀態，并在法律范圍內公開活動；

第三，必須從行政方式的“管理機構”轉變為法治方式的“裁判機構”，由全國人大制定通過“宗教法人法”，規范基督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作為“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登記的程序，明確其法律地位、法律權利和法律責任，使執法機構在處理其法律問題時有可以適用的具體法律依據。

作為準備工作，可以分期分批邀請三自教會領袖、家庭教會領袖和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座談，聆聽他們的意見、建議和訴求；也可以不設前提條件地在一些試點地區開放教會登記；對于暫時不愿意登記的教會，可以采取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允許其在遵守刑法和民法的條件下自由選擇，直到宗教法人法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