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鄭福臣訴大眾文藝出版社

鄭福臣與大眾文藝出版社、北京時代文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1-5-6)

鄭福臣與大眾文藝出版社、北京時代文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0朝民初字第37629號

原告鄭福臣。

委托代理人鄧慶鴻，北京市君永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王再華，北京市君永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大眾文藝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農展館南里10號。

法定代表人艾東，該社社長。

委托代理人萬曉詠。

委托代理人劉晶瑩。

被告北京時代文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鄉東冉村（西四環北路15號）依斯特大廈316號。

法定代表人陳小紅，該公司行政總監。

委托代理人賴勇。

委托代理人彭玉輝，北京市廣銀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鄭福臣與被告大眾文藝出版社、北京時代文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簡稱時代文瑞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鄭福臣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鄧慶鴻，大眾文藝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萬曉詠，時代文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賴勇、彭玉輝，均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鄭福臣起訴稱：我是我國著名的易學學者，筆名鄭同。我以《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藝術典》（簡稱《藝術典》）中所收錄的古代中國術數類部分為底本，經過五年精心標點校勘，形成了包括《卜筮》、《星命》、《相術》、《堪輿》、《選擇》、《術數》六種圖書的《古今圖書集成術數叢刊》（簡稱《術數叢刊》）。就《相術》一書而言，我對其中的斷句、標點和圖表的勘誤（即底本中的圖形看不清，我要通過查找資料將圖形整理清楚）具有獨創性，使《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成為有別于《藝術典》中《相術》部分的演繹作品，據此我對《相術》一書享有演繹作品的著作權。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典藏珍本》（簡稱《典藏珍本》）未經我授權，也未為我署名，剽竊了《術數叢刊》中的《相術》一書，具體表現為抄襲了上述我所具有獨創性的斷句、標點和圖表的勘誤兩部分內容，并將《相術》一書中的腳注刪除。大眾文藝出版社明知我已經出版了同一題材的作品，仍然出版發行《典藏珍本》，具有嚴重的過錯，侵犯了我對《相術》享有的署名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發行權和獲得報酬權。

時代文瑞公司一直在銷售《典藏珍本》，也侵犯了我的著作權。故我要求大眾文藝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發行《典藏珍本》，以書面形式向我賠禮道歉，賠償我經濟損失23

600元、精神損失1666元及合理費用1040元；要求時代文瑞公司停止銷售《典藏珍本》。

大眾文藝出版社答辯稱：我社出版《典藏珍本》是由時代文瑞公司提供的稿件。就鄭福臣主張的《相術》一書的斷句、標點和圖表，我社出版的《典藏珍本》與《術數叢刊》確實一致。但在鄭福臣《術數叢刊》出版之前，重慶出版社已經出版發行了《中國神秘文化典籍類編》（簡稱《神秘典籍》），臺灣聯合百科公司也出版了校點過的《古今圖書集成》，其中均包含《相術》部分。就《相術》部分的斷句和標點而言，《典藏珍本》與《神秘典籍》的相似度為93.6%。《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中的圖表與《藝術典》中的圖表是一樣的，且《神秘典籍》中也有這些圖表。另外，鄭福臣提供的其與華齡出版社簽訂的合同中已經明確約定，其將《相術》一書的專有出版權一次性賣斷給了華齡出版社。因此，鄭福臣無權主張《相術》一書的著作權，也無權要求我社賠償其經濟損失，請求法院駁回鄭福臣的訴訟請求。

時代文瑞公司答辯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典藏珍本》是由我公司供稿的。就鄭福臣主張的《相術》一書的斷句、標點和圖表，《典藏珍本》與《術數叢刊》確實一致。但鄭福臣主張權利的《術數叢刊》是宣揚封建迷信的圖書，不應當享有著作權。另外，就斷句和標點部分，《術數叢刊》的《相術》一書與較早出版的《神秘典籍》的《相術》部分相比，有93.6%的部分相同，其余不同的部分我公司認可確實參考了《術數叢刊》。《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中的圖表與《藝術典》中的圖表是一樣的，且《神秘典籍》中也有這些圖表。最后，鄭福臣已經將其《相術》一書的專有出版權一次性賣斷給了華齡出版社。故鄭福臣無權主張著作權，也無權要求我公司停止銷售《典藏珍本》。

經審理查明：《古今圖書集成》是我國古代一部大型類書，于清朝康熙年間由陳夢雷等人編寫，后清世宗命蔣廷錫等人重新編寫。其中有《藝術典》部分，共二百零七卷，匯集了大量有關中國方術的內容，如卜筮、星命、相術、堪輿、術數、選擇、拆字等。1934年，中華書局根據清?雍正銅活字排印本影印了此書。1993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根據上述影印本重印的《藝術典》部分，并命名為《中國方術全書》。另外，鼎文書局也曾出版發行過包含《藝術典》在內的《古今圖書集成》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和鼎文書局出版發行的影印本均是繁體字豎排印刷，無斷句和標點。

《神秘典籍》是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一套《藝術典》點校本的圖書。該套圖書由《卜筮集成》、《星命集成》、《相術集成》、《堪輿集成》、《選擇集成》、《術數集成》六部分組成，每部分單獨一個書號。其中《相術集成》出版于1993年12月。其余部分出版于1994年。

2007年11月29日，鄭福臣（筆名鄭同）與華齡出版社簽訂《圖書出版合同》，約定鄭福臣將《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的專有出版權在合同有效期內授予華齡出版社。華齡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內有權將《相術》一書以漢文文本形式在中

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或其他國家和地區、全世界以圖書形式出版發行，并授權華齡出版社代為行使版權貿易洽商的權利。華齡出版社一次性向鄭福臣支付報酬16

000元。本合同自簽字之日起15日后生效，有效期為10年。

2008年1月，華齡出版社依據上述《圖書出版合同》出版發行了《術數叢刊》中的《相術》一書。該書也是《藝術典》中《相術》部分的點校本。該書署名鄭同點校。字數為472千字。定價60元。2009年1月該書第二次印刷。

2009年5月13日，北京藏典閣圖書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藏典閣公司）與大眾文藝出版社簽訂《圖書出版合同》，約定藏典閣公司授予大眾文藝出版社以圖書形式出版發行《典藏珍本》的專有使用權。但該《典藏珍本》的組稿工作是由時代文瑞公司完成并提供給大眾文藝出版社的。

2009年11月，大眾文藝出版社依據上述《圖書出版合同》出版發行了書號為ISBN978-7-80094-898-5的《典藏珍本》一書。該書也是《藝術典》的點校本，由《卜筮篇》、《星命篇》、《相術篇》、《堪輿篇》、《選擇篇》、《術數篇》六部分組成，共計12冊，定價為3950元。在《典藏珍本》圖書的介紹部分介紹該書的出版緣起、內容特色等內容的頁面上印有《術數叢刊》中六本圖書的封面，其中包括《相術》一書的封面。

2010年9月13日，鄭福臣從時代文瑞公司以420元的價格購買了一套《典藏珍本》圖書。

就標點和斷句，《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典藏珍本》中《相術篇》、《神秘典籍》中《相術集成》這些點校本與《藝術典》中《相術》部分相比，所加標點數量約為44

380個。將《術數叢刊》中的《相術》一書與《典藏珍本》中的《相術篇》進行比對，就標點和斷句而言，兩者一致。將《典藏珍本》中的《相術篇》與《神秘典籍》中的《相術集成》進行比對，就標點和斷句而言，兩者約有41

533處相同，所占總標點比例約為93.6%。就《典藏珍本》中的《相術篇》與《神秘典籍》中的《相術集成》中不一致但與《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一致的標點和斷句，時代文瑞公司認可是來自于《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該部分的標點和斷句數量約為2847個，所占總標點的比例約為6.4%。

鄭福臣所主張權利的《相術》一書中的圖表與《典藏珍本》中的《相術篇》中的圖表相比，兩者一致。但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影印版《中國方術全書》以及鼎文書局出版發行的影印本《古今圖書集成》中均有這些圖表，且《中國方術全書》中的圖表較為清晰可辨。另外，在《神秘典籍》中的《相術集成》中，也有這些圖表，也可辨認。

2010年9月26日，鄭福臣就其在中國新聞出版信息網上查詢《典藏珍本》的“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進行了公證，為此支出了公證費810元。

為本案及其他五個案件訴訟，鄭福臣還支出了律師費5000元。

大眾文藝出版社未向法庭舉證證明臺灣聯合百科公司出版過《古今圖書集成》點校本及其內容。

以上事實，有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中國方術全書》、鼎文書局出版發行的《古今圖書集成》影印版、重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神秘典籍》、《圖書出版合同》、華齡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術數叢刊》及其中的《相術》一書、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典藏珍本》、購書發票、律師費發票、公證書、公證費發票及當事人陳述等在案佐證。

本院認為：根據《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的署名及鄭福臣與華齡出版社簽訂的《圖書出版合同》，可以確認鄭福臣是該書的點校者，有權提起本案訴訟。鄭福臣認為經其點校而形成的《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之所以成為演繹作品，原因在于其對《藝術典》中《相術》部分進行了斷句、標點，且對圖表進行了勘誤，該斷句、標點和對圖表的勘誤具有獨創性。但《藝術典》的《相術》部分中本來就有鄭福臣主張的圖表，且這些圖表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影印版《中國方術全書》中較為清晰可辨，不存在鄭福臣所稱的《藝術典》的《相術》部分中圖表字跡不清的情況。鄭福臣也未說明其對圖表如何進行了勘誤。另外，在早于《術數叢刊》出版的重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相術集成》一書中，也有這些圖表，也可以辨認。故鄭福臣所稱的其對圖表進行了勘誤，且具有獨創性，從而享有演繹作品著作權的主張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對于鄭福臣所主張的因其進行了斷句和標點從而形成了演繹作品的意見，本院認為，演繹作品是對原作品實施了匯編、改編、翻譯、注釋、整理等行為，而產生的有別于原作品表達的新的作品。因此，演繹作品是在使用原作品表達的基礎上又形成了新的表達的新作品。演繹作品所保護的對象是新的作品中的新的表達。單純的標點不是對思想內容的表達，故不能成為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對內容完整的古籍斷句和標點，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為方便現代人閱讀而在古籍中本應該停頓的地方用現代漢語中的標點加以標識，故在古籍中加入標點并未改變原作品的表達，也未產生新的表達，因此這種標點行為并不是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匯編、改編、翻譯、注釋、整理等任何一種演繹行為，也不產生區別于原作品的新的演繹作品；另外，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是有獨創性的表達方式，但如果對某一內容的表達方式只有一種或者有限的幾種，則這種表達方式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鑒于對古籍斷句是在遵循古籍原意的前提下在本應該停頓的地方進行標點，故對古文知識具有一定水平的人分別對古籍進行標點，所產生的表現形式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對內容完整的古籍斷句和標點不產生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方式。綜上，鄭福臣以其對內容完整的《藝術典》中《相術》部分進行了斷句和標點，從而認為其《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已經成為區別于原作品的演繹作品的起訴意見，無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盡管鄭福臣無權以其斷句和標點行為為依據主張《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的著作權，但鄭福臣對該書進行斷句和標點也投入了大量的智力勞動，該種勞動成果應當作為一種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他人對鄭福臣的勞動成果應予尊重，在使用該勞動成果前應當征得許可，并以適當的方式表明勞動者的身份。現鄭福臣認為《典藏珍本》中《相術篇》全部抄襲了其《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中的標點，但時代文瑞公司和大眾文藝出版社提供的證據已經證明在早于鄭福臣《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出版之前重慶出版社就已經出版發行了《神秘典籍》中的《相術集成》一書，且《典藏珍本》中《相術篇》的斷句和標點與《神秘典籍》

中的《相術集成》一書相比，有93.6%的比例相同。故對該93.6%的相同部分，應當認定時代文瑞公司有其他來源，并未抄襲鄭福臣的《相術》一書。對于《相術篇》與《相術集成》中不一致但與《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一致的約6.4%的標點和斷句，時代文瑞公司認可是來自于《術數叢刊》中《相術》一書。但時代文瑞公司并未取得鄭福臣的許可，應當認定該6.4%的標點和斷句侵犯鄭福臣合法權益。另外，盡管在《典藏珍本》的圖書介紹部分介紹該書的出版緣起、內容特色等內容的頁面上印有鄭福臣《相術》一書的封面，但其并未說明使用了鄭福臣《相術》一書中一些標點和斷句，故從《典藏珍本》中無法獲知該書使用了鄭福臣《相術》一書的標點和斷句，也即沒有表明鄭福臣作為智力勞動者的身份。大眾文藝出版社作為出版機構，對其稿件內容負有審查責任，但大眾文藝出版社并未舉證證明其對涉案《典藏珍本》圖書如何進行了審查，導致該侵權圖書得以出版發行，對此應當負有停止侵權、賠禮道歉的法律責任。鄭福臣以時代文瑞公司是涉案圖書的銷售者為由要求其停止銷售，本院對此予以支持。

在鄭福臣與華齡出版社于2007年11月29日簽訂的《圖書出版合同》中，鄭福臣將《相術》一書的專有出版權在合同有效期的十年內，獨家授予了華齡出版社，且合同約定鄭福臣獲得報酬的方式是一次性付酬。在此情況下，在上述合同有效期限內，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典藏珍本》的行為并不會給鄭福臣造成經濟損失。故本院對鄭福臣提出的要求大眾文藝出版社賠償其經濟損失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鄭福臣并未舉證證明因本案侵權行為導致其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傷害，需要用精神撫慰金予以彌補，故對鄭福臣主張的精神賠償，本院也不予支持。但對于鄭福臣為本案訴訟所支出的律師費和購書費，應予支持。鄭福臣提供的公證書不是本案訴訟所必須的，故本院對鄭福臣主張的公證費不予支持。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七）項、第（十）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大眾文藝出版社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出版發行涉案圖書《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典藏珍本》；

二、大眾文藝出版社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向鄭福臣書面賠禮道歉（致歉函內容須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送本院審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將在相關媒體上公開本判決主要內容，費用由大眾文藝出版社負擔）；

三、大眾文藝出版社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鄭福臣合理費用九百零三元；

四、北京時代文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銷售涉案圖書《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典藏珍本》；

五、駁回鄭福臣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458元，由鄭福臣負擔58元（已交納），由大眾文藝出版社負擔400元（于本判決生效后7日內交納）。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李自柱

人民陪審員 宋 怡 人民陪審員 郭秀華

二Ｏ一一 年 五 月 六 日 書 記 員 薄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