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個案調查到分類研究──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現狀與路徑
一、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現狀
相對于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政治學的實證研究十分不足。近年來，隨著農村問題的日漸尖銳和村民自治的強力推進，政治學界逐步重視起對鄉村政治的實證研究，并產生了不少實證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于拓展政治學的研究領域，深化政治學界對中國農村和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些研究也已引起國家有關決策部門的密切關注，對國家相關政策產生了積極影響。當前在鄉村政治實證研究領域影響最大成效最好的，無疑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張厚安就提出“理論務農”，深入到山東、湖北、湖南等省作農村政治調研，并以這些調研成果為基礎寫作出版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叢書”。[1]1990年代中期，在張厚安、徐勇帶領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一書，[2]此書由武漢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徐勇和項繼權以個案調查為基礎寫作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和《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河南南街、山東向高和甘肅方家泉村治實證研究》，分獲1998和1999年國家教育部“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級治理個案調查報告集《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莊的調查與比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吳毅主編的《鄉土中國的選舉》[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5]和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6]均為長期村莊調查的實證研究成果。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以個案調查為基礎的鄉村政治研究，英語論文開題報告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而且引起國家有關政策部門的重視。目前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為國內鄉村政治研究領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機構。民政部及與民政部關系密切的一些專家的實證研究也有很大影響，尤以在1990年代初連續三年以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會的名義編撰的《實踐與思考》論文集，收集了最初有關鄉村政治調查的眾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國社會出版社連續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編的白皮書，在政治學界和政策部門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村民自治研究最為權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調研的目的，李學舉、王振耀等人編著的《鄉鎮政權的現實與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調查報告。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院的一些專家參與了民政部的調研，其中原中央黨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編的《鄉村政治──中國村民自治的調查與思考》[8]，王振耀? 贅幀⑼踔傯鎦鞅嗟摹噸泄迕褡災吻把亍穂9]，也有豐富的個案調查。民政部基層政權司每年還編有《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資料匯編》，是鄉村政治研究的基礎資料。
此外，在鄉村政治實證研究領域影響比較持久、時間比較長、規模比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滬寧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錄了十五個個案村的調查；[10]張樂天對浙江海寧一個村莊長達數年的調查，寫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貧和村民自治實驗為題，在安徽大別山區農村作了為期十余年的調查研究和社會實驗，肖唐鏢則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級治理的相關性為題，組織十數位研究人員在數十個村開展了長達經年的個案調查，調查成果也已出版[12]。較早一些的鄉村政治實證研究成果如張立榮先生以問卷調查和個人訪談為基礎撰寫著的《新視野與大思路：中國山區鄉鎮政權建設研究》，[13]最近的調研成果如中央編譯局榮敬本教授等人以對村民自治和鄉鎮人大的調查為基礎寫作的《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14]，《再論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
[15]，李凡等人對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寫作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17]，張靜寫作的《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18]，馬戎等主編《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19]，盧福營寫作的《農民分化過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學黃衛平先生等人以對深圳市大鵬鎮選舉制度改革的調查為基礎撰著的《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鋼主編的選舉與中國政治叢書
[22]，李連江主編的《村委會選舉觀察》[23]，在學術界都有一些影響。
至于一些以個案調查為基礎撰寫的調研報告和理論文章，近年更是驟然增加，說明鄉村政治的實證研究已經進入到一個相當深入的階段。
二、個案調查的基礎價值
總的來講，當前鄉村政治實證研究大都以個案調查為基礎，特別是以個案村的調查為基礎。通過個案調查來獲得調查資料與思想靈感，成為這種研究的主要特點。同時，當前個案研究大多處于描述階段，政策性考察較多，學術深度和理論建構稍嫌不足。
在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非均衡的背景下，農村地區間的政治社會發展狀態亦十分不同，沒有廣泛而深入的個案調查經驗，不可能對全國農村政治發展狀況有一個真切的判斷。因此，個案調查的價值首先在于積累不同地區廣泛而深入的個案資料，以期建立一個完整的、真實可靠的農村政治形貌及與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的經濟社會景象。個案調查的價值其次在于為調查者獲得第一手的直觀資料，走出書齋和既有文字理論的框架，從活生生的農村社會中獲取體驗，獲得靈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無論如何精致生動，總只是第二手資料，總是將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區農村政治依描寫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觀而深入的個案研究中，每一句話的音容笑貌，每一筆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構成調查者憑借自己個人靈感進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條件。以活生生的生活來建構調查者的理論和政策文本，大致不會離題太遠。尤其是調查者可以將自己構建的理論文本與自己在農村調查中的直接感受時時結合起來，就不至于讓理論信馬由韁地走得太遠。個案調查的價值還在于有可能將一個社會文本構建成一個關于社區發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等學科進行分界，而是以社區發展為基礎，追問現狀背后的為什么，和為什么背后的為什么，真正將鄉村社會的性質與表現出來的政治發展形貌結合起來，理解中國國情中來自鄉土社會中的有著若干年代歷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認為，個案研究的價值不在于個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這個個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與內在結構之間的因果聯系，可否在鄉土性質與政治發展和國家制度三者并不對稱的互動中建立起理論上的勾連。首先關注個案本身的內在解釋力，然后再考慮其典型性，以個案調查的材料為基礎進行思考，并以此思考為基礎來建構起具有個案材料解釋力度的理論框架，然后將此理論框架予以擴展，看到底可以擴展到多大范圍、多少村莊。這樣，就有可能通過諸多個案調查來形成諸多具有類的理論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終就為構建中國鄉村政治的總體形貌和建構中國鄉村政治的理論框架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提出發展中國政治的政策對策，就會頗具深度和前瞻性。這里，可以提出一種叫做個案式思考的東西，即在個案調查時，以個案村為文本，建立起一個具有對個案村材料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這個個案中哪些材料是獨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這個個案某些或許獨特的材料建構起來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釋力，但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個案的? 饈土Γ妥鬩曰竦迷諶舾衫礪壑械募壑擋⒖梢栽諞院蟮謀冉現信卸切┦欽嬲撈氐模切┦瞧氈櫚模叭綰謂ü掛桓隹梢勻菽梢歡ㄌ厥廡緣鈉氈櫸治隹蚣芰恕?/P>
從對當前已有鄉村政治個案研究的現狀看，總的來講，各種類型的個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積累個案的工作雖說做得依然不夠，卻也有相當成績，現在最為不足的是，相當部分個案研究過于關注政策層面的問題，試圖以個案村的情況來推導出重大的政策結論，而不大重視借用個案調查所獲得的直觀與靈感來建構理論框架。本來，王滬寧寫作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不僅有一些個案，而且試圖以個案來進行理論思考，遺憾的是，王滬寧本人并未親自參加個案調查（更不用說參與全部個案調查。真正的靈感理應來自全部的個案調查），缺乏來自鄉土社會的活生生的靈氣。徐勇主持的中國農村村級治理研究具有與王滬寧同樣的問題。如何在個案研究中將個案調查的靈感與虎虎生氣的理論建構結合起來，是當前鄉村政治實證研究中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
三、從個案調查到區域研究
個案調查具有經驗的直觀全面性和產生靈感的基礎，但個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無法分清局部和整體的關系，以偏概全，導致對鄉村政治發展及其相關經濟社會文化基礎的判斷失誤。
區域研究既可以填補單純個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膚淺。首先以對個案材料的解剖來掌握一個“麻雀”，然后以這個解剖獲得的經驗（解剖本身的經驗和從解剖中學到的關于“麻雀”結構的知識）為基礎，展開對區域農村的全面實證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鄉到縣的上行路線，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線，這種或上行或平行的調查擴展，不僅可以有效擴展對農村社會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區域范圍內驗證個案研究的結論，防止以偏概全。區域性調查從某種意義上將個
案調查的深度和靈氣與面上調查的廣度和可信性結合起來，做到深度個案材料與廣度區域調查之間的互相補充。
總的來講，當前政治學界在區域性鄉村政治研究領域缺乏自覺。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別山區來展開自己實證研究的，問題是辛秋水過于關注政策問題和枝節性的技術問題，不僅忽視了理論提煉與建構，而且忽視了區域性調查在提供個案深度報告和區域廣度報告結合上資料本身的價值。肖唐鏢以江西農村宗族與村級治理的關系為基礎來展開自己的區域實證研究，雖然他的絕大多數調研成果還沒有發表出來，但通過他既有面上統計又有個案深入描寫的一些報告，可以為學術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資料，建立在這些第一手資料基礎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將江西這一大的行政區域關于村級治理與宗族關系狀況描繪清楚。肖唐鏢的主要問題是缺乏理論提升的自覺，忽視了將個案調查資料與大膽的理論建構結合起來的最有可能產生原創性分析框架機會的把握。一手資料成為理論工作者們的二手資料，個案調查中最為寶貴的由切身的農村政治體驗而觸發理論建構的靈感，被人為地割斷。
我們近年來力圖以湖北荊門這一傳統的商品糧基地為基礎，展開區域性調查。在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項，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訪談了40多位村支部書記，整理有近百萬字的“村支部書記訪談錄”，主要是對當前農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特別是村級治理的各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訪談。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觀察了三十多個村的村委會選舉，并對其中多數村進行了回訪，建構了一些關于選舉與村級治理的調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進行的口述史訪談，整理有數十萬字的資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鄉村組織及其財政狀況的調查。總的來講，這些訪談和調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荊門這一農村區域村一級政治發展的現狀和這一政治現狀背后的經濟社會基礎，其主要優勢在于，不僅反復細致地調查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現狀，而且努力追求這些現狀得以存在的歷史與現實原因，實質上是試圖將個案調查和區域研究中的直觀靈感與理論建構的努力結合起來，不是在政策問題上，而是在學術研究上，為當前農村社會進行定性，我們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當前農村政治發展現狀諸如村民選舉、村級治理得以如此發生的背后的村莊性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建構的領域。通過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僅為學術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關于區域性農村政治發展現狀的大量一手資料，而且為政治學界提供解釋荊門農村政治發展現狀的理論分析框架，這種框架因為以直觀的實證調查為基礎，可能有膚淺的地方，卻大致充滿了來自鄉土的靈氣與活力。我們的不足之處在于理論素養不足，進入鄉村政治實證研究領域的時間太短。
總的來講，區域性調查必須以個案為基礎，兼顧典型性和廣泛性，將深度調查與廣泛調查結合起來。這種調查的另一個主要之處是應該將調查者親身獲得的關于農村社會的靈感，在農村調查中獲得的第一手的問題意識，與關于農村政治發展狀況和構成這種狀況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論建構結合起來，真正做到調查材料的可靠性與理論建構的啟示性相結合，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關于某一區域農村政治發展狀況（及這一狀況背后的經濟社會狀況）的材料，而且為學術界提供一堆富于鄉土靈氣的具有啟示性的分析架構。不僅如此，以區域性材料為基礎建構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對全國農村發展狀況的解釋力，也可以對那些試圖解釋全國農村政治發展狀況的大理論構成沖擊。
當前具有區域農村實證研究意識的政治學人太少，是當前鄉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處。如何擴大對區域農村政治的實證研究，并將實證研究中的直觀靈感與理論建構結合起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四、從區域調查到分類研究
區域性的農村實證研究不僅是指行政區劃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質的區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農村地區的宗族復興和宗族對村級治理的影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雖然福建可以算作東部地區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區。再比如，湖北省江漢平原的一些農村比如荊門市的傳統勢力，與資料反映出來的東北農村的情況十分類似。閻云翔在黑龍江下岬村作的農村人情調查，生活在荊門的人可能倍感親切，因為荊門農村的情況與他細致描繪出來的調查村的情況簡直毫無二致。[24] 不過，區域性調查首先必須大致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進行，至于在區域調查的基礎上，發現了不同行政區域之間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這應是分類研究的功夫。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
代撰著“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叢書”時，便有意識在東、中、西部不同地區進行實證調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一書中的實證調查保持了這一特點。至2000年出版《中國農村村級治理》一書中所收錄的個案，則明確以東、中、西部的三分，收錄一些典型個案，試圖以東、中、西部三種類型區域農村的典型個案，來反映出當代中國農村村級治理的總體形貌。現在看來，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獲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農村個案資料，引起了國內鄉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關注。英語論文開題報告但是，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中國農村村級治理》無力說明其個案的典型性，且無力以個案來表達他們看到的就是中國農村社會的總體形貌，因為他們越過了一道不能也不該越過的坎，這就是區域調查本身，個案的深度唯有與小的行政區域的面上調查相結合，才具有比較可靠的說服力。當然，僅僅依靠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他們也無力以區域調查為基礎來建構中國鄉村政治狀況的總體形貌。更成問題的是，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可能無力說明他們為什么要以東、中、西部來劃分中國農村政治的類型。東、中、西部首先只是一個地域上的概念，后來用以部分描述經濟發展狀況。當然，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關的還會有政治、社會發展狀況，但是，這不過是說東、中、西部地區的劃分只是以農村政治發展狀況的一種基礎：經濟發展狀況來予分類的，這種分類方式仍然是經濟發展的分類，雖然經濟發展狀況可能構成政治發展狀況最為重要的基礎。王滬寧在《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說他收入收中的十五個個案是隨機抽取的，但也如他講的，在他們在進行調查時，對調查對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們位置分布得廣一些，并具有多種特色：如沿海地區和邊遠地區，經濟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實質上也是一個東、中、西部地區的三分。事實上，幾乎所有以個案為基礎來建構關于當前中國鄉村政治總體形貌的研究都會面臨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和王滬寧同樣的困境，他們無力以個案的深入描述作為他們總體結論的基礎，因為其中缺乏了區域性調研這一重要的中間層次。區域調研這一中間層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從政治發展狀況本身與構成這種政治發展狀況的或經濟的、或社會的、或文化 或更精細如歐博文的“四模型”說，即從村民參與和完成國家任務兩個向度，將村民委員會和相關組織分為四種理想模型：達標的示范村、癱瘓村、****村、失控村。[26]以經濟發展狀況這一基礎來劃分，可以如前劃分為東、中、西部地區這樣三種類型，或者直接劃分為經濟發達農村地區與欠發達農村地區兩種類型；以經濟體制類型劃分，可以分為個體私營經濟主導型、集體經濟發達型和農業生產為主導型三種類型；以地理區位劃分，可以劃分為城郊農村、平原農村和邊遠山區等；以社會發展狀況這一基礎來劃分，可以分為宗族勢力強盛型與宗族勢力衰落型，或人際聯系緊密型與人際聯系松散型；以文化狀況這一基礎來劃分，可以分作傳統文化發達型與傳統文化斷裂型，或農村文化素質總體較高與總體素質較差型，宗教(廣義的信仰)活動密集型和宗教活動很少型；從交通傳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種劃分。當然，作分類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這些繁多的方式進行分類，展開研究，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區域性調查研究時，卻可以將這些基礎性的因素綜合考慮進鄉村政治發展狀況的類型中去，并力圖以這些復雜多樣的分類基礎來構建與鄉村政治發展之間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聯系，當然，這要以個案調查的靈感為基礎進行多樣化的構建。最終，這些具有復雜內部結構的關于區域性鄉村政治發展的類型，便在建構起自己的同時，向不同類型或相同類型的區域展示了自己，比較了自己，這種展示和比較，就可能為構建總體的關于鄉村政治發展狀況的理論提供基礎。要強調個案調查的靈感到區域調查的廣度，及以個案調查和區域調查為基礎的區域性政治理論建構，然后將這些區域性建構與其他區域性建構進行比較，最好是一個區域性政治理論建構者可以親自到其他類型區域進行由個案到區域到區域政治理論新的建構的努力，這樣，他就會富于個案調查的靈氣，比較研究的敏感，區域研究的普遍等諸多優越的方面，他這時也就有可能建構一種更為廣泛的關于鄉村政治發展的理論，配合以諸多其他類型的從個案到區域再到區域性理論建構的眾多努力，關于中國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成果，就不僅會具有廣泛的政策建設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會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力了。當前在關于鄉村政治發展的對策與學術方面，實質? 洗蠖際且曰蚨嗷蟶倩蛑苯踴蚣浣擁氖抵ぷ柿?比如電視報紙的報道，農村生活的經驗，參加過發達地區農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參觀)為基礎來提出的，這其中有著眾多截然對立的主張。問題
并不在于這些主張之間的截然對立，而在于持這些截然對立主張的一方或雙方對自己主張的自信。他們的自信來自哪里？可能來自道聽途說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種新聞報道，或者某次親自到發達地區農村作過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貧困地區進行了一次扶貧活動。比如竟然有人對村民自治作如下評價：“也有一些同道對農村基層的‘群眾自治’贊不絕口，殊不知它的真實運行機制是‘群眾專政’的延續，它的理想模型也不過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專業化之前19世紀地方自治的低級版本的拙劣翻版”。
[27]顯然，如果不建立起關于農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論構建，這種低層次但惑眾的且自信的主張與見解自然會存在下去，這樣存在下去的低層次主張，不僅毒化了學術研究的氣氛，而且損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結語
從個案調查到分類研究，應該說是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大趨勢。但在當前，學術界必須對從個案到區域再到分類研究的各個層面，特別是基礎的個案與區域研究層面加以關懷。沒有個案調查的深度、靈感和問題意識，沒有區域性研究的廣度和構建特征，就談不上進行分類研究。同時，沒有分類比較研究，不僅可能造成理論建構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喪失對鄉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換句話說，在當前的鄉村政治實證研究中，英語論文開題報告必須同時做好以上三個方面的工作，不可輕視任何一方。
從個案調查到分類研究也提供了一種研究的進路。進入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許就是從個案調查開始，然后展開區域性的理論構建，最后過渡到分類研究。當然，這個研究進程只是總體的進路，在具體展開過程中，交互進行也有好處，總體方向是如此的。
[1] 參見張厚安主編：《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張厚安、徐勇主筆：《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武漢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莊的調查與比較》，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吳毅：《鄉土中國的選舉》，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6] 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出。
[7] 李學舉、王振耀等編著：《鄉鎮政權的現實與改革》，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編：《鄉村政治──中國村民自治的調查與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主編：《中國村民自治前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參見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張樂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鏢等：《多維視角中的村民直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鄉村權力與選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張立榮著：《新視野與大思路：中國山區鄉鎮政權建設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4] 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15] 榮敬本等：《再論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創新與發展——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馬戎等主編：《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盧福營：《農民分化過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黃衛平主編：《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最新突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衛民、雷兢旋：《直接選舉——縣（區）級人大代表選舉實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史衛民：《公選與直選——鄉鎮人大選舉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連江主編的《村委會選舉觀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閻云翔的調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禮物的流動》，三聯書店 2000年版。
[25] 參見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139─148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參見歐博文：《中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貫徹執行情況》，載《社會主義研究》1994年第5期。
[27]王思睿：《現代化與人類文明主流》，《戰略與管理》
1999年第2期。
第二篇：從個案調查到分類研究 ──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現狀與路徑政治軍事
一、鄉村政治實證研究的現狀 相對于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政治學的實證研究十分不足。近年來，隨著農村問題的日漸尖銳和村民自治的強力推進，政治學界逐步重視起對鄉村政治的實證研究，并產生了不少實證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對于拓展政治學的研究領域，深化政治學界對中國農村和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些研究也已引起國家有關決策部門的密切關注，對國家相關政策產生了積極影響。當前在鄉村政治實證研究領域影響最大成效最好的，無疑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張厚安就提出“理論務農”，深入到山東、湖北、湖南等省作農村政治調研，并以這些調研成果為基礎寫作出版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叢書”。[1]1990年代中期，在張厚安、徐勇帶領下，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在廣泛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一書，[2]此書由武漢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徐勇和項繼權以個案調查為基礎寫作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和《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河南南街、山東向高和甘肅方家泉村治實證研究》，分獲1998和1999年國家教育部“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級治理個案調查報告集《中國農村村級治理──22個村莊的調查與比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吳毅主編的《鄉土中國的選舉》[4]也已出版。于建?著《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5]和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6]均為長期村莊調查的實證研究成果。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以個案調查為基礎的鄉村政治研究，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而且引起國家有關政策部門的重視。目前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為國內鄉村政治研究領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機構。民政部及與民政部關系密切的一些專家的實證研究也有很大影響，尤以在1990年代初連續三年以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會的名義編撰的《實踐與思考》論文集，收集了最初有關鄉村政治調查的眾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國社會出版社連續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編的白皮書，在政治學界和政策部門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村民自治研究最為權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調研的目的，李學舉、王振耀等人編著的《鄉鎮政權的現實與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調查報告。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院的一些專家參與了民政部的調研，其中原中央黨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編的《鄉村政治──中國村民自治的調查與思考》[8]，王振耀、白鋼、王仲田主編的《中國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豐富的個案調查。民政部基層政權司每年還編有《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資料匯編》，是鄉村政治研究的基礎資料。此外，在鄉村政治實證研究領域影響比較持久、時間比較長、規模比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滬寧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錄了十五個個案村的調查；[10]張樂天對浙江海寧一個村莊長達數年的調查，寫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貧和村民自治實驗為題，在安徽大別山區農村作了為期十余年的調查研究和社會實驗，肖唐鏢則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級治理的相關性為題，組織十數位研究人員在數十個村開展了長達經年的個案調查，調查成果也已出版[12]。較早一些的鄉村政治實證研究成果如張立榮先生以問卷調查和個人訪談為基礎撰寫著的《新視野與大思路：中國山區鄉鎮政權建設研究》，[13]最近的調研成果如中央編譯局榮敬本教授等人以對村民自治和鄉鎮人大的調查為基礎寫作的《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14]，《再論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15]，李凡等人對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寫作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17]，張靜寫作的《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18]，馬戎等主編《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19]，盧福營寫作的《農民分化過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學黃衛平先生等人以對深圳市大鵬鎮選舉制度改革的調查為基礎撰著的《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鋼主編的選舉與中國政治叢書[22]，李連江主編的《村委會選舉觀察》
第三篇：上海大學生媒介接觸現狀的個案及實證研究
上海大學生媒介接觸現狀的個案及實證研究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內容摘要本研究旨在通過文獻調查法和個案訪談法，立足于已有研究，主要結合訪談中大學生自我表述的生動話語，深入探討大眾媒介對于大學生成長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尤其是著重分析了大眾媒介對大學生的種種負面影響。進而指出這些負面影響背后發生作用的諸種原因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系列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建議與對策，力求使大眾媒介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積極推動作用。關鍵詞大學生 大眾媒介 導向
一、研究的背景
當今，大眾媒介以其特有的優勢——傳遞迅速、紛繁復雜、具體形象、信息量大、涵蓋面廣、導向性強等特點，把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理論觀點、生活方式、文化類型展現在人們面前，變革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導向作用。大學生作為整個社會成員中的一個特定群體，也是大眾媒介的重要受眾對象之一。他們的自我意識迅速發展，人生價值觀逐步確立，思想活躍，可塑性強，同時也極易受到不良暗示和誘導。對他們而言，大眾媒介就像是一枚“魔戒”，它的能量吸引每個靠近它的人貿然戴上它。當前，大眾媒介作為一種現代傳播載體，尤其是我們大多數的主流正規媒體，對于青年的健康成長和發展，發揮著十分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同時，我們也十分遺憾地看到，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大眾媒介尤如一把“雙刃劍”，在青年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極為復雜的角色。在現實生活中，大眾媒介更多地向我們展示出它“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的復雜內涵。因此，進一步審視大眾媒介對青年成長的影響，在充分發揮優勢的同時，著力限制其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可謂刻不容緩。
二、大眾媒介對大學生的影響
（一）大眾媒介對大學生身體健康的影響
1、大眾媒介通過影響青少年飲食偏好和飲食結構，對青少年身體健康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報告顯示，41%的中國城市消費者每周至少要吃一次“洋快餐”。在這個龐大的“洋快餐”消費群體中，青少年無疑是其中的“主力軍”。在我們的訪談中，被訪的9位大學生均表示自己是各類“洋快餐”食品的常客。而青少年之所以鐘情于這些“洋快餐”食品，受到大眾媒介上鋪天蓋地的各類食品廣告的影響，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當被問及“廣告對你有沒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時，大多數被訪者都承認廣告對自己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女生G笑著說：“應該是有的吧。你看每天晚上的電視里，凡是黃金檔里熱播的電視劇、足球賽，隔段時間就要插播廣告，想不看也難啊。當然了，他們做的廣告還是蠻有活力的，蠻誘人的，挺符合我們年輕人的口味的。”然而，就在這些“充滿活力、又符合年輕人口味”的廣告在大眾媒體上“泛濫成災”的同時，主要由飲食結構失衡引起的青年肥胖問題也在日益嚴重。專家指出，嗜好包括薯條、薯片、漢堡包等高糖或高油鹽的所謂“垃圾食品”，以及“洋快餐”消費的日益增多，正是造成青年超重和肥胖癥的罪魁禍首之一，也是導致高血脂、高血壓、糖尿病等成年期疾病日益低齡化的首要原因。
2、對大眾媒介的迷戀，容易促使青年習得和養成各種不良生活方式，并催生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疾病”談及電腦游戲這個話題時，半數以上的被訪男生就坦率地表示自己是電腦游戲迷，并曾有玩到深更半夜的經歷。女生I也直言不諱地說：“我很多同學玩電腦玩得很瘋狂的，要么玩到很晚，要么就是通宵。”青年時期是身體發育的關鍵時期，如果大學生過于迷戀電腦游戲、上網和電視等，一方面，會導致戶外運動時間的減少，極易養成邊看電視（或上網、打游戲）邊吃零食等不良習慣，進而引發食欲下降、腹脹、腹痛等消化不良癥狀，患上肥胖癥。另一方面，長期接受電視、電腦屏幕的高頻輻射，會導致青年視力不同程度的下降，影響青年睫狀肌對眼睛的調節功能，造成斜視。此外，因上網時間過長導致的“鼠標手”、關節僵硬、腰背肌群疲勞等，因發短消息過多而引起的“拇指綜合癥”等，都是近年來在青年群體中因沉溺于大眾媒介而引發的新的健康問題。
3、大眾媒介對青年身體健康發展的影響，還突出地表現在“減肥潮”盛行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上當被問到“作為一個女孩子，會不會因為廣告的效應而去減肥”時，被訪的4位女生中有3人毫不猶豫地表示“會的”，其中，女生G給出的理由讓我們印象十分深刻：“因為現在的社會形態與流行趨勢是逼迫你不得不去減肥。雖然你明明知道商家就是要采取這種方式迫使你達到他賺錢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讓你花錢。但即使你知道是這樣，違背了你原有的原則，但你還是不得不跟著潮流走。”“不得不跟著潮流走”，女生G的回答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電視等各類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減肥廣告、美麗骨感的模特走秀、以瘦為美的審美傾向，對愛美的青年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了減肥，許多青年在使用各種減肥產品的同時，還采取強制性節食等辦法，來達到讓自己苗條的目的。殊不知，在這種愛美之心的驅動下，青年卻有可能患上進食障礙，嚴重的甚至導致神經性厭食癥的發生。近年來，上海青年中神經性厭食癥的發生就有顯著上升的趨勢。
（二）大眾媒介對大學生價值觀念和道德意識的影響
1、大眾媒介商品化和低格調化趨勢愈演愈烈，對青年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在被問及“現在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為了向前看，必須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你覺得這話對嗎”時，男生F說道：“這話太絕對，但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畢竟，生活還是很現實的。現代社會中，沒有錢還是寸步難行的。” 訪談中我們發現，大多數青年都抱持著與男生F類似的看法。對于當前影視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年輕女孩傍大款”等現象，被訪談的女生中就有2位持某種相對中立的態度。如女生E就認為：“對這種現象，我不贊同，但可以理解。因為每個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價值追求，如果那些女孩覺得有錢就是幸福的，那別人也很難說什么的。” 青年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是社會現實在青年頭腦中的反映。青年了解社會現實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無孔不入的大眾媒介。而在當前的不少大眾媒介上，興致勃勃地講述著各種如何溜須拍馬、拉關系、走后門，如何賺錢、當官、攀升的“訣竅”；對金錢的狂熱崇拜、對物質欲望的赤裸裸追求，充斥于各類影視情節中。基本價值判斷的缺失和缺位，讓不少青年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面前愈加感到困惑而迷茫，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則趁虛而入，對涉世未深的青年的價值觀念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和消極影響。在現實生活與大眾媒介的雙重作用下，他們讀懂了“方便”和“有用”是“實用”的原則，學會了把一切關系都納入到個人利害關系中來，其價值觀念不斷向個人本位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方向偏移。
2、網絡虛擬世界的普及化帶來“他律缺失、自律下降”，并進而導致青年道德意識的逐步薄弱與淡化在訪談中，當談到“現在很多網絡上有匿名罵人的現象”時，有7位被訪大學生表示已經習以為常。男生A說：“我就遇到過，可嘴長在別人身上，你有什么辦法？”當被問及“現在網絡上欺騙的現象很普遍，你們怎么看”時，絕大多數被訪者表示“已經是見怪不怪了”。當被問及“你們是否會在網上撒謊”時，有6位被訪者表示“會的”。男生D說：“我認為原則上只要不傷害別人，撒謊作為一種娛樂也無所謂啊。” 從以上訪談中，我們明顯感受到互聯網等大眾媒介給青年道德意識和道德觀念帶來的深刻影響。現實世界中“界限分明”的榮辱是非標準，在網絡世界里卻變得日漸模糊而虛無。網絡世界中“他律”的缺失，伴隨而來的是青年自律意識的下降，并進一步影響青年健全完善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同時，大眾媒介對經濟利益的單一追求，過于偏重商業化的操作，疏遠了對社會熱點和現實問題的關注，也導致大學生對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缺少基本感覺和必要關注，“別太較真”、“玩玩而已”等“無所謂”心態在青年中的普遍流行，不利于大學生社會責任意識的形成和道德的發展。
（三）大眾媒介對大學生行為方式的影響
1、大眾媒介中的暴力文化因素對大學生行為方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大學生的年齡、心理特點決定了其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行為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大眾媒介作為青年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對大學生行為方式產生重要影響。在訪談中，我們首先就當前大眾媒介中的暴力文化因素與青年行為方式之間的關系，同被訪談者作了交流。當問及“現在一些大眾傳媒上充斥著一些暴力網游、刺激拼殺場面、震撼的音效，同時青年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現象也不時見諸報端，你們覺得這兩者有關聯嗎”時，被訪大學生普遍認為“有關聯”。男生D說：“青年就如同張白紙，通過一些電視上的暴力鏡頭和游戲時在虛擬世界的身體力行，漸漸的白紙被混亂地涂鴉，最后影響到青年的行為方式。”女生I也說：“有的人就是受到網絡上一些血腥和暴力畫面的影響，把這些心理體驗與現實生活混淆起來，認為生活中的一切也應該是這樣的，真的蠻可怕的。”隨著電腦和網絡的廣泛普及，各種負載暴力文化特質的影碟和電腦游戲被源源不斷、“有聲有色”地傳輸給青年。一方面，游戲中的暴力情節和幫派組織很容易使青年形成錯誤的暴力觀念和幫派意識，進而混淆虛擬空間與社會現實的“天壤之別”。另一方面，網絡虛擬社會的特點，決定了它很難形成像現實世界那樣嚴格的社會規范，很多行為也難以受到規則的明確約束。如果大學生將在網絡游戲中培養出來的任性、放縱、撒謊、粗魯、不負責任等習慣帶到現實生活中，輕則行為失范，重則可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2、“淺閱讀”這一閱讀方式在青年群體中的日益流行當前，大眾傳媒深刻影響青年行為方式的另一個突出現象，是“淺閱讀”這種閱讀方式在青年群體中的日益流行。這在我們的訪談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當問及“你平時看書主要是通過書本閱讀還是在網上閱讀”時，三分之二以上的被訪者表示主要途徑是網上閱讀。當問及青睞網上閱讀方式的主要原因時，男生H的看法頗具代表性：“網上很方便啊，想了解什么方面的內容，google上一點擊就出來了，而且更新也快，還不用花錢，比買書看方便、劃算多了。”在問及“平時喜歡看些什么課外書”時，絕大多數被訪青年均表示喜歡看言情、武俠、虛幻、漫畫類的流行熱門書籍。而對于經典類著作，半數以上的被訪青年則表示興趣不大。女生I說：“也曾嘗試過看
一、兩本，挺吃力的。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經典太沉重了，還是等到我們三、四十歲的時候再去看吧。”上面的訪談，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當前大學生的閱讀傾向和閱讀方式。目前，以漫畫、武俠、言情為主題的“快餐文學”，是大學生的閱讀熱點。同時，隨著互聯網在我國的快速發展，以網絡為主體的即時在線瀏覽形式，已經成為當前大學生群體主流的閱讀方式。與傳統的文學閱讀方式不同，“快餐式”、“跳躍性”、“碎片化”是這種新興閱讀方式的主要特征。從一個方面來看，以“快速、快感、快扔”為消費特點的“淺閱讀”，符合現代青年追求休閑和娛樂的需求，滿足了大學生在最短時間內、花費最小代價獲取大量知識信息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此導致的“非導向閱讀”、“功利性閱讀”等現象，又對青年的人格成長、知識訓練乃至價值觀、世界觀的塑造等產生了不良影響。
（四）大眾媒介對大學生審美情趣的影響日益豐富、開放的媒介環境，為當代青年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向他們展現了一幅多樣化的生活圖景，在使得青年的審美呈現明顯的廣泛性和多種選擇性的同時，也對大學生的審美取向帶來了更為復雜的影響。
1、大學生審美追求的感性化訪談中，當問及“你平時使用最多、最喜歡使用的媒介及其原因”時，得到的回答出乎意料地一致:“首選是電視和互聯網，其次是報紙、雜志，最后才是書籍。因為同樣的信息，網絡上、電視中的畫面、圖像比較多，有意思、生動，有視覺震撼力，而且直觀感很強；不像書本那樣，很枯燥、乏味的，讀一會兒頭就開始發暈。” 由于現代媒介的影響，大學生更多地注重對事物的直觀性體驗，圖形、圖像正在日漸成為當代青年閱讀的主題內容，“讀圖”——成為了當代青年最主要的閱讀方式。文字對于他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越來越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然而，由于青年對文字閱讀的興趣不斷降低，從“字里行間”中去細細體味和揣摩的文學閱讀方式，越來越不為青年所推崇，由此對青年的理性和邏輯思維能力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從而導致思維的簡單化和平面化。
2、大學生審美情趣的低俗化訪談中，一談到近年來在電視、網絡中大行其道的各類“選秀、造星類”娛樂性節日，如“超女”、“好男兒”、“我行我秀”等，大多數的被訪者立即神采飛揚，紛紛表示自己是此類節目的忠實觀眾。其中，女生C說：“每周都會看。因為選手都有出眾的外表，像我們小姑娘嘛，當然喜歡看看帥哥嘍。”女生I說：“我最喜歡蒲巴甲了，只要有他出場的節目我都要看，最過癮的一次就是和幾個同學一起去了現場，感覺太好啦。” 大眾媒介作為社會的一種公共資源，應該更多地關注對青年的正面引導，致力于提供健康、積極、具有震撼性的節目。然而，現代媒介出于商業、經濟利益的需要，只是一味地迎合社會需求，制造了大量華而不實的文化快餐。放眼當下的媒介中各類娛樂性節目，需要深層次思考和有益引導的成分越來越少，而世俗化、庸俗化、膚淺化、過分娛樂化傾向等問題正日益突出，沒有思想內涵、藝術質量的節目比比皆是，使處在思想發育期的大學生獲取的信息缺乏應有的思想深度、道德力度和文化厚度，進而深陷“娛樂怪圈”中來。
三、思考與對策在一個日趨多元化的信息時代，如何切實發揮大眾媒介在促進青年健康成長中的“正向”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負面影響，已經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重要課題。破解這一課題，需要政府、學校和家庭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整合各方力量，“多管齊下”，形成貫穿各個層級、覆蓋各個領域的聯動、協調、互補、互動的教育網絡體系。
（一）加大國家、政府的調控力度第一，要加強經常性的監督管理工作。國家有關管理部門和機構應加強對大眾媒介信息服務的監督監管力度，定期進行整頓治理，規范市場秩序，嚴把審核關和監督關。如今年
（二）發揮學校和家庭教育的主渠道作用第一，學校作為對大學生教育的主陣地，應該在及時了解大學生思想動態的基礎上，切實加強對大學生的引導工作，幫助他們更好地避免因接觸大眾媒介而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問題，培養他們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同時，學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為學生創造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不斷提高大學生的審美格調和鑒別力。第二，家庭是對大學生開展教育的重要環節，家長應該加強與學生經常性、“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從中及時關注、了解他們所接觸的媒介信息，并有意識地幫助他們辨別大眾媒介信息的真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身體力行地倡導更為豐富、多元和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采取體育鍛煉、家庭遠足等方式，以便有效降低青年學生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性。
（三）大力推進大學生媒介素養教育媒介素養教育是大學生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幫助他們掌握必要的媒介知識，了解獲取、利用信息的方法，建立起必要的抵御能力和防范意識，從而使大學生形成更為健全的媒介意識。目前，在一些大眾媒介較為發達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法國、加拿大、芬蘭等，都已將媒介素養教育正式納入正規的教育課程，并陸續發展出許多教學模式及課程教材以供參考。但這項教育工作的開展，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學校以其師資、教學設備等方面的優勢，應該更加充分地發揮大學生媒介素養教育的“主陣地”作用。一方面，進一步加強組織領導，整合工作資源，逐步建立配套教育工作機制，并通過加強調查摸底、編制教育方案、制定完善考評細則等辦法，統籌協調推進這項工作。另一方面，進一步拓展教育渠道，豐富教育內容，開展系統工作，讓媒介素養教育進一步走進課堂，走進各類團隊活動、課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定期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和媒介從業人員開展媒介素質教育的知識講座和輔導報告，與媒介、社區等聯手共建媒介素養教育校外見習基地，讓大學生更廣泛地參與到校報、校刊、校廣播站等校內媒體的工作中來，從中進一步獲得關于媒介的切身體會和理性認識。總之，如何限制和消除大眾媒介對大學生的負面效應和消極影響，更好地發揮其積極的正面導向功能，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有關部門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切實推動大眾媒介更加主動、自覺地承擔起在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方面應盡的義務和責任，更好地發揮大眾媒體在引導青年、培育青年、塑造青年、影響青年方面的積極作用。
（黃洪基、方慧、陳寧）
第四篇：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現狀、經驗及路徑研究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現狀、經驗及路徑研究
一、問題提出
“要完成鄉村振興這個宏大戰略，需要匯聚全社會的力量”。事實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大歷史任務和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新旗幟、總抓手，本質上是一項高度復雜、任務艱巨的系統工程，不能僅依賴于單一主體的參與，而必須倡導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合作。其中，社會組織作為具有高度社會屬性的多元主體之一，是鄉村振興社會參與領域一個不可或缺的建設性力量，能夠在組織引領、資源配置、能力建設等方面發揮顯著作用。基于此，2018年和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均強調，要“發揮農村社會組織在服務農民、樹立新風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科協、殘聯等群團組織的優勢和力量……支持農村產業發展”，“要把組織動員社會力量支持參與鄉村振興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同時，《關于廣泛引導和動員社會組織參與脫貧攻堅的通知》更是明確規定，“參與脫貧攻堅是社會組織的重要責任”。此外，多次強調，“社會組織既是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解決我國新時代主要社會矛盾的有生力量……要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國內經濟社會建設”。可見，社會組織作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地位和作用在公共政策層面獲得了較為普遍的承認。然而正如有學者所言，“公共政策執行過程是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延續’，也是公共政策達到預期功效、解決實際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需要同時關注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依據和實際執行等不同層面的情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結合公共政策的實際執行層面來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顯得更為重要。
結合既有研究來看，學術界關于社會組織和鄉村振興的研究已有較為豐富的成果積累，普遍承認國家、市場和社會是實施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不可或缺的三大主體，因而重點關注鄉村振興多元主體參與的機制研究。其一，在國家層面，大多數研究者強調政府在鄉村振興進程當中承擔著“總指揮”的角色、具有統籌全局的作用，因而需要激活政府的內在潛能以實現“優勢治理”。同時，也有研究者認為，在發揮政府（尤其是縣級政權）的主導作用時，應當規避其全能運行傾向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二，在市場層面，小農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研究者重點探討的內容，側重強調二者作為市場的基本組成部分，在農村產業興旺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致認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完善農業結構、促進鄉村振興的微觀基礎和重要保障，需要按照“貫徹改革、激活要素、激活主體、激活市場”的要求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積極總結“小農戶生產扶貧”等有效經驗，嘗試反貧困治理創新；第三，在社會層面，涉及農民、鄉村精英、社會組織等參與主體，但大多數側重探討農民主體性、新鄉賢等議題。比如，有研究者梳理了農民主體性的內涵、特征和激活路徑，并認為激活農民主體性是最為關鍵的策略。同時，也有研究者分析了新鄉賢在鄉村振興當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強調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是后鄉土中國社會知覺1的一個重要表征。可見，學術界在探討鄉村振興的多元參與主體時側重于國家和市場層面的探討，而對社會層面的關注度不足，尤其是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較為忽視。
同時，就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這一具體領域來看，目前僅有部分研究者采取宏觀分析策略進行了初步探討，涉及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依據、主要作用、發展路徑等內容。具體如下：其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依據較為多元，主要涉及結構功能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社會資本理論；其二，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社會組織是農村社會基礎的網絡面向，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保障和堅實堡壘，因而需要及時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創新機制和培育路徑；其三，部分研究者結合鄉村振興的具體領域（如鄉村文化振興）或者社會組織的具體類型（如社會工作機構）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議題進行了探討。
綜上所述，第一，學術界對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關注度較為不足；第二，研究處于較為初步的理論探討和政策分析階段，尚未有在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等視角的同時專門基于田野調查而展開的實證研究；第三，對社會組織參與留守型村莊和深度貧困地區鄉村振興的研究較為薄弱。事實上，深度貧困地區大多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于一體，主要位于我國的中西部，擁有大量留守型村莊，面臨著貧困人口多、發展滯后等問題，這使得以留守型村莊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成為一場“硬戰中的硬戰”，需要積極動員社會組織等力量“萬眾一心、攻堅克難”，從而“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打贏脫貧攻堅戰”。因此，“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何以可能和何以可為？”構成了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來源。
基于此，本文嘗試探討以下問題：第一，何謂社會組織和農村社會組織？包括哪些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第二，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具有哪些理論契合和內在邏輯？第三，留守型村莊面臨哪些鄉村振興困境？這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何種可能空間？第四，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進程當中具有哪些典型經驗？應當采取何種可行路徑？
二、分析框架和案例選擇
（一）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
所謂“社會組織”，也被稱為“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等，它是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社會團體，是在社會轉型過程當中由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自發成立的，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和社會性等特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社會組織得以迅速發展，而且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村社會組織也獲得了相應發展，呈現出發展迅猛、活動多元、類型多樣的特征。因此，為有效了解和把握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應當及時探討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和服務領域。
目前，學術界有關社會組織和農村社會組織的類型學劃分尚未統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組織是指遠離國家和市場的外延部分，主要包括社區基層組織、農村專業協會、工商注冊非營利組織等。狹義的社會組織則主要指民間組織，包括根據現行法規在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同時，對于農村社會組織的類型學劃分，大多數學者主要結合服務主體、服務領域、服務類型等維度著手進行探討。從服務主體來看，主要包括黨組織、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草根組織等類型。從服務領域來看，主要包括文化體育組織、扶貧慈善組織、專業協會、環保生態組織、醫療衛生組織、女性團體、家族團體等類型。此外，從服務類型來看，主要涉及公益服務、知識普及、宣傳教育、經濟互益、維權、特殊群體服務等類型，而且結合現實發展情況來看，農村經濟互益類、維權類、特殊群體服務類的社會組織較為缺乏。同時，有學者提出，“為進一步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激活不同類型社會組織活力，促進其有效參與鄉村振興戰略，應處理好傳統社會組織與現代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發展型社會組織與保護型社會組織的關系......”。可見，關注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協調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的關系是保證社會組織有效參與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前提。因此，結合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深入分析農村社會組織的主要類型，能夠使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服務領域有更為明確的劃分。
第一，文化體育組織和家族團體主要能夠服務于鄉風文明目標。事實上，豐富農村文化體育生活、形塑良好家風是有效推動農村鄉風文明目標發展的重要橋梁和紐帶。一方面，農村文化體育組織旨在開展貼近農村生產生活、符合農民現實需求的文化體育活動，有助于提升農民文化水平、豐富農民精神世界，從而形塑文明鄉風。另一方面，家族團體延續了“鄉土中國”的重要傳統，是依托于血緣、地緣和祠堂文化等要素而得以形成的社會組織，包括村莊老人協會、紅白喜事會等類型。由于家族文化是一種調節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能夠形成具有“禮治”特征的鄉村治理模式，提倡守望相助的鄉村互助精神，強調“尊祖敬宗睦族”的團體意識，從而為農村家庭發展和鄉村建設提供有效的價值規范和道德引領。
第二，扶貧慈善組織主要能夠助推農村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扶貧慈善組織是參與鄉村振興和實現“扶貧濟困”目標的生力軍之一，旨在通過社會救濟、慈善幫扶等組織化形式來保障農民基本生活水平、改善農民日常生活狀態，從而促使農民“脫貧致富”和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可見，扶貧慈善組織的直接目的在于改善貧困人口的生活、實現生活富裕目標，而終極目的在于避免因貧困問題而導致鄉村治理危機的出現，保障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和諧與穩定，從而促使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
第三，各類專業協會旨在推動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等目標的發展。它是指以農牧漁業等農副產品的生產、流通以及科技推廣、基礎設施建設等專業經濟活動為紐帶，由相關從業者自發組成的非營利性會員制組織。例如生產合作社、養殖協會等，能夠有效促進農村產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提升農村生活富裕程度。其中，就產業興旺目標而言，專業協會能夠在技術指導、產業引領、人員培訓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促使農村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進而保證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等目標的實現。
第四，環保生態組織能夠有效助推農村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等目標的發展。農村環保生態組織主要通過執行環境保護法律和法規、積極宣傳環境保護理念、營造良好的生態治理氛圍等具有組織化特色的形式來推動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落實。事實上，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目標，是農村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因而需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發展觀，從而推動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有序發展。可見，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動生態宜居目標的實現，終極目的在于實現治理有效目標。
第五，醫療衛生組織主要服務于治理有效等目標。培育和發展農村醫療衛生組織是進一步貫徹、落實“健康中國”戰略的重要路徑，同時也是不斷完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全面提升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綜合能力的重要樞紐，能夠在提升農村醫療衛生水平、提供較高質量的醫療衛生服務等方面發揮關鍵效用，有助于緩解農村“因病致貧”等問題的發生，進一步保障農民生產生活的有序進行，從而促使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
第六，女性團體主要參與農村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等領域的活動。事實上，留守婦女和女性團體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和有效實現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戰略目標的重要力量，既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受益者，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者，和鄉村柔性治理存在高度契合。比如，留守婦女有較為充裕的時間參與到村莊公共事務當中，并具有獨特的女性優勢，因而是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力量，需要進一步探索女性團體引領農村婦女參與社會治理的主要路徑，從而有效實現鄉風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標。
（二）案例選擇：一個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莊
調研地A村屬于典型的西部留守型村莊，地處四川盆地中南部，總人口2008人，其中外出務工650人、留守婦女165人、留守老人289人、留守兒童158人，留守人口比重高達30.5%。此外，殘障男性64人，殘障女性48人。目前，該村擁有10大社會組織，其中，村內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志愿服務隊、巡河隊、村婦聯、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老人協會等6種，村外社會組織主要包括縣婦聯、鄉鎮抽糞隊、鄉村婦兒促進會、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等4種。同時，也正是由于內外部社會組織的協同合作和共同參與，該村在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工作當中表現突出，多次被授予省級、市場榮譽稱號。可見，A村屬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程度較高的留守型村莊，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因而具有典型代表性。
同時，結合來看，A村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呈現以下特征：第一，從總體數量上看，該村社會組織種類繁多，主要涉及文化體育、扶貧慈善、環境生態等多種類型，但缺乏醫療衛生等類型的社會組織。第二，該村既注重村莊內部社會組織的培育，也注重村莊外部社會組織的引入，從而形成了內外部社會組織共同合作參與鄉村振興的良好局面。其中，村婦聯和縣婦聯的合作關系就是一個典型表現。第三，結合服務領域和組織類型這兩大維度來看，該村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進程當中主要服務于鄉風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等目標，這也反映了社會組織在上述三個服務領域能夠發揮更具針對性、更為有效的作用。第四，該村十分注重環保生態組織的培育和引入，從而促使該類型社會組織數量較多，并有效助推了生態宜居目標的完善。第五，該村存在一定數量的殘障人士，但尚未建立相應的特殊群體服務類組織，這實際上也是留守型村莊社會組織發展普遍薄弱的地方。第六，注重留守婦女和女性團體在鄉村振興當中的作用。比如，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鄉村婦兒促進會、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村婦聯、縣婦聯等組織均是以留守婦女為主要行動主體或服務對象的組織，這實際上是該村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一個鮮明特色。
三、理論契合：社會資本理論視域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既依賴于政府、涉農企業、服務和中介機構、社會組織、農民等多元主體的參與，也依賴于豐富的社會資本等力量的支持，從而有效解決農村產業發展滯后、環境污染嚴重、鄉風文明衰弱、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現實性問題。同時，從本質上來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必由之路，需要重點分析和應對社會資本缺失的問題，并嘗試通過重建社會資本的方式來助推鄉村全面振興。有研究明確表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是農村社會資本重建的一個重要路徑，能夠發揮調動資源、引入資本、激活主體等功能。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基于社會資本理論視角認為，“在居民自治基礎上形成的社區組織，能夠產生更多的社會資本，而這些資本有利于提高社區治理績效，有利于經濟繁榮和社會團結和諧”[21]。因此，本文選用社會資本理論的視角，嘗試分析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理論契合和內在邏輯。
社會資本理論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理論，最早由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所謂“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就是指一個人由于擁有某種持久性的社會關系網絡而使得其具有的實際或潛在的社會資源的總和。這種社會資源的總和即是一個人的社會資本量，它不僅受到關系網絡規模的影響，還和關系網絡中各個成員本身所具有的經濟、文化、符號等資本容量存在必然聯系。可見，社會資本并非是一種天然形成的關系，而是需要通過持續的、有目的的交往、協調、經營才能得以構建和維系，并且它的再生產依賴于“那些促進正當交換活動、排斥不合法交換”的各種制度。同時，皮埃爾·布迪厄強調，“一個場域的動力學原則，就在于它的結構形式，同時還特別根源于場域中相互面對的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即社會資本）”。因此，無論場域變化的形式如何，也無論行動者抱著何種動機引起場域沖突，社會資本都是場域變化最為重要的原動力。同時，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也強調，“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重要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可見，由于社會組織具有社會資本等內在屬性和特征，因而成為建立社區信任、形成社區合作網絡、增加社會資本的重要力量，能夠通過建構社會網絡、完善社會規范等方式來實現社區社會資本的重建，從而有效推動社會運行和經濟發展效率的提升。
基于此，有學者明確提出，“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社會資本屬性能夠為我國農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等目標的實現提供支持”。同時，結合羅伯特·帕特南社會資本定義中信任、規范和網絡這三個維度來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具有高度的理論契合、符合相應的內在邏輯。具體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第一，社會組織有助于提升農村社會信任、完善農村行動規范、增強農村信息流通，從而有效解決農村“三產”融合不深、生產要素不足、農業利用分享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第二，社會組織有助于平衡農村環境治理參與主體之間的矛盾，通過挖掘“熟人社會”所具有的豐富資源，能夠助推農村利益訴求的一致化進程的發展，從而有效提升農村整體環境的治理水平。第三，社會組織有助于農村鄉風文明建設，即可以通過完善社會道德規范、強化道德宣傳網絡、增強村民間信任程度等方式來提升農村整體文明水平。第四，社會組織能夠為建立健全農村“法治”、“自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基礎，即可以通過健全農村社會網絡的形式擴大鄉村治理的范圍，可以通過健全農村社會規范的方式提升鄉村治理的效率，可以通過健全社會信任的方式緩和鄉村治理所面臨的眾多矛盾和沖突。第五，社會組織能夠為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生活富裕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機會，即農村社會資本越強，能夠促使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多、農村經濟行為的規范性更加穩定、農村信任機制也更為完善，從而有效促使農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四、可能空間：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面臨的現實境遇和主要困境
所謂“留守型村莊”，是指在村人口以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等群體為主的村莊，大多屬于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主要面臨留守問題較為嚴重、基層黨組織“老軟散”現象突出等發展困境，這既給鄉村振興造成了一定挑戰，也在某種程度上為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可能空間。因此，必須明確的是，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不僅具有高度的理論契合，也具有充分的現實必然性，是解決鄉村振興現實境遇和主要困境的必然選擇。
（一）在產業興旺方面，面臨產業結構單一、人才緊缺等問題
“農業興、百業旺，鄉村才會有活力”。產業興旺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和工作重點，也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和保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束縛，包括留守型村莊等在內的農村產業發展依然面臨著諸多發展困境。具體如下：
1.農村產業結構單一，生產同質化的現象較為嚴重
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就已經步入產業結構深化發展的階段，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在農村產業經營方面取得了較為不錯的成績。但是，由于農村產業結構的長期不均衡發展，當前不少農村地區的產業發展仍然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而且村莊特色產業的類型也較為單一，生產同質化的現象較為嚴重。比如，就調研情況來看，A村主要養殖售價較高的名貴魚種，但由于獲得一定經濟效益后，周邊村莊也開始跟風養殖，使得養殖呈現同質化，進而導致市場飽和、售價急劇下降，對A村養殖業等特色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嚴重沖擊。“其他村也開始養殖這個品種，我們村市場份額被分割，不少農戶出現了賠本的情況”（訪談記錄：20180718HFL3）。
2.農村新興產業人才緊缺，產業培訓的成效不夠顯著
人才是鄉村振興的第一資源，只有不斷培育農村新興產業人才，才能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支持，從而促進鄉村振興進程的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重因素的影響，農村產業面臨新興產業人才緊缺、產業培訓成效不顯著等問題。一方面，我國仍然處于人口大量從農村向城市集中的階段，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趨勢在短期內不可避免，使得“打工經濟”異常活躍，并導致青年產業人才外流現象在留守型村莊、深度貧困地區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留守型村莊，能夠參與到農村產業創新、互聯網知識學習等活動的人員大多數為留守婦女，該群體受教育水平有限、知識觀念不易更新，導致農村產業人才培訓面臨成本過高、難度較大、成效不夠顯著等問題。“村委一直比較希望在村里發展電商，但是人才方面比較緊缺，之前推薦了年輕女性去培訓，但收獲不大”。
（二）在生態宜居方面，面臨環保觀念薄弱、主體相對弱化等問題
“鄉村振興，生態宜居是關鍵”。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景觀是農村發展、建設最大的優勢和最為寶貴的財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長期以來農業邊際產能過度開發，農業農村領域的生態環境欠賬問題突出，導致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目標的實現面臨諸多挑戰。具體如下：
1.農民環保觀念較為薄弱，農村生態治理的集體合作機制尚未形成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緩、收入來源普遍較為單一等問題是制約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進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莊大多位于我國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受到歷史地理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進而導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另一方面，大多數留守型村莊的產業結構單一，同質化現象明顯，主要依賴于傳統的種植業，這使得農民收入來源也較為單一。“G村有專門的椪柑基地，而我們A村的話就很少，主要產業是冬棗種植、青蛙養殖，但種類還是較為單一……中間有差價，農產品銷售時經常被中間商賺一筆”。
另一方面，農民集體合作的觀念不強是阻礙農村生態環境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農村呈現出從“鄉土中國”向“后（新）鄉土中國”轉變的趨勢，“公私游移”的現象明顯，導致農民的集體合作觀念不強。而且，這一狀況在農村環境保護領域表現尤為明顯，不少農民對包括環境保護等在內的村莊公共事務表現出“各掃門前雪”的態度，導致農村生態治理面臨諸多發展困境。“我們A村是一個整體，所有村民要一起把衛生搞好，不能靠村長、生產隊隊長天天拿一把掃帚去掃大街”）。
2.農村生態治理主體呈現出主體相對弱化、參與積極性不高的特征
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政府、市場和社會應當協同合作、共同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然而結合現實情況來看，政府、市場和社會這三大主體均呈現出相對弱化的傾向。首先是政府層面，基層政府和村兩委在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過程當中面臨著嚴峻的考核機制，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應對上級部門的檢查，導致在實際的政策執行過程當中較少能夠綜合考量農村生態環境發展的現實需求。其次是市場層面，由于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對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重視程度不足，進而制約了農村生態治理水平的發展。最后是社會層面，大部分村民環保意識較弱，尚未認識到自身在村莊生態環境治理當中所承擔的主體角色，片面認為政府和村兩委需要承擔主要責任，從而在村莊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呈現參與積極性不高、行動較為消極的特點。“我們嘗試通過參觀和培訓等方式來倡導綠色生態發展的理念，但是情況并不理想……經常有村民缺席”。
（三）在鄉風文明方面，面臨彩禮較重、家庭糾紛頻發等問題
“鄉村振興，鄉風文明是保障”。當前，隨著我國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群眾的精神面貌和農村社會風尚發生了可喜變化。但是也應當注意到，由于農村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潮的蔓延，導致農村人情往來負擔較重、家庭矛盾糾紛頻發等問題日益顯現。具體如下：
1.農村彩禮和人情往來的負擔較重
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民收入有效提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農村的成規陋習泛起，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其中，高價彩禮問題在留守型村莊表現明顯。一方面，近年來各大新聞所曝光的“高價彩禮”事件大多集中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另一方面，“婚姻成了買賣”等內容成為中西部貧困地區百姓日常討論的重要話題，“因婚致貧”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給農村發展和建設埋下了隱患。“我覺得衣服和酒肉都是應該的，屬于人情禮貌，但十幾萬的彩禮就太多了，是在壓榨我們老人的所有積蓄”（訪談記錄：20180720WJH）、“我在村里的每月工資是1100元，但現在人情往來最低就得200元，去年有個月人情往來就2000多元，壓力很大”。
2.家庭糾紛、情感矛盾和離婚現象頻發，導致農村家風面臨挑戰
家庭是構成社會最為基本的單位，對于社會發展和穩定而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家庭暴力的出現和婚姻觀念的變化，使得包括農村地區等在內的整個社會離婚案件數量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對傳統家庭結構的維持產生了嚴重沖擊。事實上，農村家庭糾紛、離婚現象頻發等問題不僅是個人抑或是家庭問題，而且還是社會風氣問題，關系到農村地區家庭風氣的形塑、社會的穩定發展和經濟建設的良性運行。同時，結合調研情況來看，A村屬于離婚率較高的村莊，這在一定程度上和西部留守型村莊經濟落后等原因有關，因而需要高度重視。“婚姻情感、家庭的矛盾傾訴大概會占到70%，特別多瀕臨離婚的婦女找我們求助”。
（四）在治理有效方面，面臨治理難度大、農民的社會知覺不足等問題
“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事實上，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不斷深入、農業政策不斷完善，有效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發展。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農村社會結構、農業經營體系和農民思想觀念受到了沖擊，也使得農村社會治理面臨著“新老問題交織”的重要挑戰，從而影響和制約了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而言，主要面臨以下困境：
1.農民心態嬗變、群眾糾紛頻發，導致農村治理工作難度較大
一方面，由于農村社會心態的嬗變，農民的被剝奪感、不公平心態愈發明顯，導致鄉村振興戰略在治理有效方面面臨一定挑戰。事實上，因為農村貧富分化的長期存在，使得根源于比較心理的“仇富心態”或“仇窮心態”在農民群體當中蔓延。同時，因為部分農村公共事務的公開性、透明性不足，使得部分農民認為村莊利益分配存在不公平的情況，從而加大了農村社會治理的難度。“比如低保，不管是分給你還是分給他，大家都會有意見，因為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就是比其他人窮”。
另一方面，由于農村群眾矛盾和糾紛日益多元、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依賴愈發嚴重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農村社會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愈發嚴格，導致農村基層治理工作難度加大。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發生了重要嬗變，各類社會問題愈加突出、矛盾糾紛交織，同時，由于農民對基層政府的期待和要求與日俱增，導致農村基層工作負擔較重，面臨著眾多風險和挑戰。“現在農村基層工作實在不好做，老百姓的期待太高，依賴思想又太嚴重”、“你怎么和他們解釋都沒有用，是聽不進去的，甚至說要去投訴”。
2.農村社會治安較為松散，騙局增多，導致農民利益受損
近年來，各種騙局在農村蔓延，種類層出不窮。一方面，相較于城市，農村社會治安較為松散，防控力量較為薄弱，農民的法律意識也相對淡薄。另一方面，留守型村莊在村人口大多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等，他們的鑒別能力、防范能力較弱，缺乏相應的農資知識和打假能力，導致不少偏遠地區的農民容易被不法分子蒙蔽和利用，導致農村騙局等違法、違規現象高發。事實上，這些問題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給基層治理工作帶來了一定挑戰。“現在農村老年人特別容易被騙，別人隨便拿點東西給你就把錢騙走了，以前經常有推銷凈水器、內褲什么的，都是一些假冒偽劣產品”。
3.農民的社會知覺不足，導致參與農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較弱
“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必須來自廣大農民，只有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被充分激活，鄉村振興才有可能”。正如有學者所言，所謂農民的主體性是指農民在社會知覺這一要素的綜合作用下，對個體狀態、個體發展、群體凝聚、社會互動等內容的主動感知的過程。因而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激活農民的主體性和社會知覺，必須充分保障農民的主導權、參與權、表達權、受益權和消費權，并促使廣大農民群體自覺參與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等工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農村在環境保護、政治參與等方面面臨著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社會知覺不足的問題，部分村民存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進而導致鄉村振興進程當中農民主體性和社會知覺并未得以充分激活。“說老實話，現在鄉村振興首要任務就是要把農民的思想整好了”。
（五）在生活富裕方面，面臨收入單一、“因病致貧”等問題
“鄉村振興，生活富裕是根本”。相較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將“生活寬裕”升級為“生活富裕”，就是要讓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生活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從而有效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事實上，盡管在各大政策的支持下農村面貌得以顯著改善，但是由于基礎設施薄弱等因素的影響，留守型村莊還有不少貧困人口亟待脫貧，導致脫貧攻堅任務依然嚴峻。具體如下：
1.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慢、收入來源較為單一
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放緩、收入來源普遍較為單一等問題是制約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進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留守型村莊大多位于我國中西部深度貧困地區，通常集革命老區、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于一體，受到歷史地理和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另一方面，大多數留守型村莊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結構單一、同質化現象明顯，主要依賴于傳統的種植業，這使得農民收入來源較為單一。“G村有專門的椪柑基地，而我們A村的話就很少，主要產業是冬棗種植、青蛙養殖，但種類還是較為單一……中間有差價，農產品銷售時經常被中間商賺一筆”。
2.“因病致貧”現象頻發，嚴重制約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續發展
“因病致貧”現象頻發仍然是中西部留守型村莊、深度貧困地區需要重點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嚴重影響和制約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可持續發展。事實上，盡管近年來醫療保險、大病救助等政策得以普及，城鄉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但是由于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較于城市更為緩慢，導致在醫療衛生保障等方面尚顯薄弱，這也使得包括深度貧困地區等在內的農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情況較為明顯。“至少有二十幾個得癌癥的，最惱火的是沒錢進大醫院，村里有個尿毒癥的需要換腎，四十多萬，根本沒有辦法，當地的醫療水平太低。”
五、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典型經驗和可行路徑
（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典型經驗
1.積極培育村莊產業組織，大力發展農村“留守經濟”和特色產業
針對農村留守問題，有學者提出，不能單純將農村留守人口視為一個問題群體，還應當從優勢視角出發，正確看待留守人口在促進農村“留守經濟”的發展等方面的正向價值。的確，盡管農村留守群體在很多場合被稱為輔助或邊緣的勞動力，但事實上該群體依舊能夠充分利用農村現有的資源，開展豐富多樣的經營活動、創新農業生產方式，從而使得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背景下農村經濟不至于凋敝。基于此，調研地A村積極培育村莊產業組織，大力發展農村“留守經濟”和特色產業。具體如下：
其一，成立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由該村前任村支書和9位留守婦女、女性能人等共同發起成立，主要從事林下雞養殖等活動，目前合作社會員共有103名村民，其中女性成員98名。此外，合作社共有5位技術人員（由生產經驗豐富的農村中老年婦女擔任），為當地農業生產免費提供技術服務和資源鏈接等幫助。因此，該合作社成員不僅積極分享產業發展經驗，也積極帶動周邊村民發展，從而有效推動了村莊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建設。其二，積極發展竹編等村莊特色產業。由于村莊婦女大多數為留守婦女，需要負擔贍養老人、兒童的責任因而不能長期外出務工。而該村所在縣的竹編產業享譽全國，這使得發展竹編產業、參與竹編加工成為農村留守婦女提高收入的重要選擇，也是農村產業興旺的重要途徑。因此，在當地政府部門的協助下，將縣城的一個竹編企業引入村莊，在對當地村民進行基礎業務培訓后開始組織村民進行竹編生產和加工，并形成了相應的產業組織，使得大多數村民每月能夠獲得1300—1500元的收入，從而有效促進了村民收入的提升和村莊整體經濟的發展。其三，積極培育農村青年人才，尤其是農村互聯網電商人才。為了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A村積極探索農村電商及其產業的培育路徑，在村婦聯等社會組織的協助下，多次組織年輕婦女到北京等地學習互聯網、電商等知識，嘗試為村莊新興產業的發展培育青年人才。
2.鼓勵社會工作機構對接村莊治理，從而有效服務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
社會工作是以利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知識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助人的專業服務活動，它的終極目的在于助人，因而具有科學性、專業性等特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社會工作參與鄉村振興具有高度的內在契合，在戰略目標、工作內容等方面呈現出一致性。因此，政府購買農村社會工作服務以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選擇。基于此，A村積極鼓勵外來社會工作機構介入和參與該村的鄉村振興進程。具體如下：
其一，積極對接村莊外部社會工作機構等社會組織。在縣婦聯的幫助和協調下，村莊獲得了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的資助，為當地村民提供了生產技能、環境保護、鄉風文明和社區和諧等方面的培訓，因而有效促進了該村鄉村振興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等目標的發展。其二，積極鼓勵村民參與縣婦聯孵化的社會組織所提供的各類服務和培訓。當地縣婦聯孵化了鄉村婦兒促進會等一批社會組織，并在各村莊積極開展模擬法庭、法律援助、互助小組等活動，及時調解農村家庭糾紛和情感矛盾，并有效增強了村民的法律意識和合作精神，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
3.充分發揮婦聯的引領作用，重視留守婦女在鄉村振興中的正向價值
留守婦女作為一個全國總數高達5千多萬人的特殊群體，其生存和發展的狀態不容忽視。有學者提出，“三留守”群體不僅是鄉村振興需要重點幫扶的對象，也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能夠發揮正向價值。因而2018年全國婦聯印發的《關于開展“鄉村振興巾幗行動”的實施意見》指出，“婦女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是鄉村振興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動者、建設者”，這實際上為農村留守婦女參與鄉村振興提供了政策依據和行動指南。基于此，A村注重發揮留守婦女的正向價值，并通過組織、動員等形式激活該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該村鄉村振興的發展。具體如下：
其一，充分發揮縣婦聯的引領示范作用，注重孵化和培育鄉村社會組織。縣婦聯積極發揮其作為黨和群眾的聯系紐帶的作用，在縣、鄉、村倡導成立婦女小組、互助小組，從而為當地農民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源鏈接網絡。同時，圍繞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等群體積極開展相應的“賦權”、“增能”活動，比如，對農村婦女進行維權意識的培訓，側重增強該群體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等觀念。此外，縣婦聯積極培育和孵化鄉村婦女促進會等農村社會組織，旨在進一步延伸婦聯的“手臂”，從而有效促進了鄉村振興的發展進程。其二，推動農村婦女代表大會改選，指導成立村級婦聯，設立專職村級婦聯主席。為了有效提升農村婦女地位，保障農村婦女參政議政的權益，縣婦聯積極推動村級婦聯組織的發展和建設。具體來說，凡是村支書或者村主任為女性的，縣婦聯要求她們兼任村婦聯主席，而原來的村婦女主任則擔任村婦聯專職副主席，主要負責計劃生育、協助村婦聯主席等工作。其三，積極發揮婦聯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培訓、倡導作用。為有效促進農村生態宜居等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縣婦聯指導當地村莊推出了“農村最美庭院”、“好風尚評優評先”等活動，并且通過集體參觀、小組培訓等方式倡導綠色生態的發展理念。
4.注重發揮社會組織的優勢，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進”的治理模式
事實上，由于農村社會組織是一種內生型的社會組織，具有草根性、志愿性、互助性等鮮明特征，因而能夠在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脫貧攻堅工作進程等方面發揮一定的優勢。基于此，調研地A村充分挖掘社會組織在鄉村振興和農村社會治理當中的優勢，積極探索“一元多核”、“三治并進”的村莊發展道路。具體如下：
其一，注重發揮農村社會組織在“一元多核”治理模式當中的作用。所謂“一元多核”，是指以村兩委為核心，群團組織、村民自組織等社會組織以及其他多元力量共同合作參與鄉村振興和社會治理。其中，村莊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作用。一方面，積極培育本村的社會組織，比如重點發展女當家養殖專業合作社、志愿服務隊、巡河隊、村婦聯、巾幗文藝宣傳服務隊、老人協會等村級內部組織，從而有效提升農村自組織能力和社會組織水平。另一方面，積極引入外部力量參與鄉村振興，比如縣婦聯、鄉鎮抽糞隊、鄉村婦女促進會、國際小母牛組織中國項目等，為留守型村莊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外來社會資本，有效提升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了社會組織為村莊“賦能”的行動目標。其二，以農村社會組織為行動主體，推動“三治并進”治理模式的有效發展。所謂“三治并進”是指通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方式，進一步實現農村在“自治”、“法治”和“德治”等三方面的有機結合。首先，在“自治”方面，主要是在制定村莊自治規則、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完善村規民約等過程當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用。其次，在“法治”方面，在村兩委召開相關會議前舉行“會前學法”活動，并由德高望重的離退休老干部、老教師組成老人協會（“和事老協會”），主要負責協調村莊糾紛、宣傳法律知識，注重緩和農村彩禮問題，及時介入離婚等家庭沖突，積極提倡文明家風的培育，從而有效避免村莊矛盾和家庭沖突的惡化，進而促使“鄉風文明”目標的實現。同時，該村也注重發揮婦聯的作用，舉辦了諸如模擬法庭、法律知識下鄉等能夠有效宣傳法律知識的活動，并通過現場演繹的創新方式來普及法律，使得當地農民的法律意識和觀念有了較為明顯的提升。最后，在“德治”方面，村莊通過開設道德講堂等形式來宣傳和弘揚良好家風，提倡互幫互助的鄉鎮精神，并成立了村級的志愿服務隊，積極鼓勵和引導當地村民參與村莊志愿服務活動，從而促使村莊道德文化氛圍愈加濃厚。
（二）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和綜合策略
應當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目標著手探討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注重挖掘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的差異化優勢，采取協同合作、多元參與、精準施力的主要原則，構建一個較為系統、科學、全面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綜合策略，從而有效實現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和可持續發展。
第一，在產業興旺方面，應當以農村產業組織為抓手，綜合施策、激活資源、加大培訓，進而有效促使鄉村特色產業的發展。其一，在外部社會組織和村兩委的指導下，積極培育村莊內部產業組織，充分挖掘、激活農村留守人口的潛在資源和獨特優勢，以留守婦女為主要動能和行動主體，不斷發展“留守經濟”，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二，結合地區優勢，圍繞特色資源，及時組建村莊特色產業組織和多類型的專業合作社，不斷優化和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積極推進“一村一品”、“一村多品”等工作的發展，注重引導村民科學、合理地從事種養殖活動，從而避免農村產業發展的同質化現象，并有效構建具有村莊特色的產業發展模式；其三，注重農村新興產業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及時引入外部有關農業科學和技術等方面的社會組織，進一步加強農村電商及其相關產業的培訓力度，注重吸納和動員農村青年的力量，不斷提高留守婦女等群體的產業知識和生產技能，從而有效促使新興產業在留守型村莊和深度貧困地區得以真正落地。
第二，在生態宜居方面，應當由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牽頭，鼓勵村莊內外部多元社會組織的協同合作、共同參與，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生態治理水平的提升。其一，由村兩委、黨員、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牽頭成立農村環保生態組織，并注重引入外部環保組織，吸收和借鑒先進的農村環境保護理念，從而將原子化的村民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合作的農村生態治理模式；其二，需要堅持因地制宜的理念，尊重當地農民的生活習慣和文化風俗，嘗試創新農村社會組織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宣傳手段和培訓方式，盡量采取演繹式等新型的、農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宣講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等方面的知識，從而有效提升農民的環境保護觀念；其三，應當充分意識到，農村環境保護并非僅僅是環境生態組織這單一主體的責任，需要采取不同社會組織協同合作、共同參與的方式，即由農村環保生態組織牽頭，積極和村兩委、外部市場、群團組織、社會工作機構等主體進行合作，形成一個新型的農村環境保護聯盟，在農村環境保護方面實現資源共享、多元合作，進而有效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生態宜居的目標。
第三，在鄉風文明方面，應當注重發揮農村文化體育組織、宗族團體等社會組織的作用，以協調村莊矛盾和糾紛、強化家風和鄉風等為主要目標，不斷提高農村現代化程度和文明水平。其一，積極發展農村文化體育組織，注重結合當地特色和農民的文化習慣，進一步創新農村文化形式，不斷豐富農村文化生活，提升農民的精神世界，從而引導農民形成良好的家風、鄉風；其二，進一步加強農村老人協會等宗族團體的建設和發展，充分發揮德高望重的老人在農村治理、鄉風塑造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及時引導村民形成合理的婚姻觀、社會交往觀，從而有效削弱農村高價彩禮、人情往來過重、家庭矛盾糾紛和離婚現象高發等農村問題的發生；其三，嘗試村級婦聯的建設和推廣，積極挖掘農村婦女在農村治理等方面的潛在優勢和積極作用，形成相應的農村婦女情感咨詢室，鼓勵和支持留守婦女通過推薦、選舉等流程進入村兩委班子，進一步彰顯群團組織在參與鄉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從而有效緩解農村家庭糾紛和社會矛盾等問題；其四，基層政府和社會組織應當積極采取“送法下鄉”、“組建法律宣講小組”等創新方式，進一步提升農民的法律意識，增強相應的維權能力，從而不斷提高農村的文明程度。
第四，在治理有效方面，以激活農民主體性為根本宗旨，充分發揮多元社會組織的引導作用，形成“合作治理”和“優勢治理”等新型發展道路。其一，加強社會組織對村莊事務的參與力度，比如，需要發揮相應的職能，對農村各類矛盾和糾紛加以協調，對村兩委等有關部門的工作加以監督，并嘗試和其他社會組織形成聯盟，共同參與基層治理，從而實現所謂的“合作治理”；其二，注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差異化優勢，針對農村治理問題的不同方面，協調不同類型社會組織的鄉村振興參與路徑，各顯優勢，綜合發力，從而有效實現“優勢治理”的目標；其三，加強社會組織在農村心理建設、社會心態調整等方面的作用，及時關注新時代農民社會心態的嬗變，嘗試以增加農村治理工作的公開度、透明度等方式來提高農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其四，注重發揮農村留守婦女等群體的作用，以婦聯等群團組織為外部動員力量，以留守婦女為關鍵引導者，加強思想動員，不斷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從而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第五，在生活富裕方面，應當注重農村醫療衛生組織、特殊群體服務組織等的培育和發展，從而有效緩解“因病致貧”、“因殘致貧”等問題。其一，積極培育和發展農村醫療衛生組織，鼓勵轄區醫院和周邊農村形成一種醫療合作聯盟，并建立相應的醫療小組，為有需求的農村居民提供義診和一對一服務，及時宣傳相應的保健和醫療知識，從而有效緩解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其二，積極發展農村特殊群體服務社會組織，比如有關殘障人士的社會組織。目前，農村較少關注到殘障人士等特殊群體的需求，因而為避免“因殘致貧”等現象的日益嚴重，可以倡導農村留守婦女等具有較強行動能力的村民和村兩委、外部社會組織（如社會工作機構、國際NGO）等合作，共同推動特殊群體服務組織的建設和發展，從而有效關照農村弱勢群體的現實需求；其三，積極形成村莊產業聯盟，并在多方合作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議價機制，為小農戶的收益提供相應的團體保障，從而有效實現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六、研究展望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議題。本文基于典型案例，運用田野調查、個案訪談等方法對社會組織參與留守型村莊鄉村振興的理論契合、現實境遇、可行路徑等內容展開了系統研究。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和2020“后脫貧時代”的到來，還有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一，進一步比較村莊內部社會組織和外部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進程當中的差異。
第二，及時把握不同類型、層次的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的角色與定位。
第三，注重分析和比較社會組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所呈現出來的地區化差異。
第四，進一步區分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新鄉賢等多元主體在參與鄉村振興時所承擔角色的差異。
第五，嘗試創新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模式，積極構建一條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農村社會組織建設和發展的道路。
第五篇：中特—美麗鄉村的歷史與現狀初步研究
美麗鄉村的歷史與現狀初步研究
左青松
（河南農業大學 資源與環境學院 N1610004）
摘要：美麗鄉村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美麗鄉村是小康社會在農村的具象化表達，是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凝練概括。本文試圖通過概述“美麗鄉村”的歷史淵源，對“美麗鄉村”建設的現狀進行初步的分析。
關鍵詞：美麗鄉村；歷史淵源；內涵；發展方向
黨的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五中全會、近幾年的一號文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都明確提出要大力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美麗鄉村。美麗鄉村是小康社會在農村的具象化表達，是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凝練概括。建設美麗鄉村，是黨中央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舉措，是在農村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總抓手。
第一章 美麗鄉村的歷史淵源
1920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宣布成立“新村北京支部”，在中國宣傳并實踐“新村運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以晏陽初、梁漱溟（1893—1988）、盧作孚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秉承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的普遍認識，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廣的鄉村建設運動。從黨的歷史文獻來看，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和使用過“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1957年3月，劉少奇在湖南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合作化以后的農村是新的農村，農民是新的農民”，現在的任務是，要“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而努力奮斗”。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主要是從政治和所有制關系上說的。1960年：譚震林同志在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關于《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斗》的報告中，提到“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1964年1月在關于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決定中，號召廣大知識青年立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積極下鄉參加農業生產。顯然，這里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概念不過是一個號召或政治口號。
改革以后，新農村的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最早見于中發﹝1981﹞13號文件，其中提出“建設一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環境優美，生活富裕，文化發達的新農村。”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到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問題。1992年
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建設各具特色的美麗鄉村。
“美麗鄉村”建設是升級版的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之美既體現在自然層面，也體現在社會層面。開展“美麗鄉村”創建活動，符合國家總體構想，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符合農業農村實際，符合廣大民眾期盼，前景廣闊，意義重大。
第二章 美麗鄉村的內涵
美麗鄉村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要求，是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美麗鄉村建設涵蓋了以往的新農村、休閑農業、農家樂、鄉村旅游等內容，目前在全國還沒有統一的規定和固定模式，各個地方都在根據自身的特點制定各自的建設方針。
“美麗鄉村”不僅是一個生態概念，還是一個經濟概念，更是一個社會概念。美麗鄉村不光有一個美麗的外表，關鍵在于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實實在在地提高農民的幸福指數，它應該是結合了經濟、政治、人文、生態、環境等方面的一個完美組合，這才是對美麗鄉村的真正追求。美麗鄉村建設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承載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生態文明創建的新使命。
“美麗鄉村”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即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貧窮落后的山清水秀不是美麗中國，強大富裕而環境污染同樣不是美麗中國。同時，建設“美麗鄉村”需要科技、制度、文化等來保障，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講，“美麗鄉村”由環環相扣的美構成。第一個層次是自然環境之美、人工之美和格局之美。這是建設“美麗鄉村”的基礎。第二個層次的美是指科技與文化之美、制度之美、人的心靈與行為之美。這是建設“美麗鄉村”的必要條件。第三個層次的美是指人與自然、環境與經濟、人與社會的和諧之美。這是建設“美麗鄉村”的落腳點和歸宿。
第三章 美麗鄉村建設的意義與基本原則
2013年2月22日，國家農業部《農業部辦公廳關于開展“美麗鄉村”創建活動的意見》，其中提出了美麗鄉村建設的意義、目標要求與基本原則。
一、美麗鄉村的建設意義
（1）、創建“美麗鄉村”是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
“美麗鄉村”創建工作，不斷豐富創建模式和內容。
第四章 美麗鄉村建設現階段仍然存在的問題
目前，美麗鄉村建設活動在全國各地己經陸續啟動，雖然取得一些成就，但在具體建設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
（1）、群眾參與美麗鄉村建設的積極性不高。中國小農經濟的傳統導致農民群眾在整村推進的美麗鄉村建設中團結的積極性不高，即使政府采用各種方式積極引導，但是仍然無法短時間內徹底解決群眾參與積極性不高的問題。
（2）、美麗鄉村建設的資金不足。美麗鄉村的建設要以巨大的資金作為保障，而且建設完成的美麗鄉村后續經營仍然需要大量資金，僅僅靠村莊自身及政府的財力難以滿足后續建設及經營。
（3）、美麗鄉村建設的規劃力度不夠。隨著“美麗中國”概念的提出，美麗鄉村建設逐漸成為建設美麗中國的一部份，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為了追求所謂的政績而一味強調建設的進度，致使村莊在建設完成后呈現村不像村、鎮不像鎮、城不像城的局面，后續改造難度加大。
（4）、對村莊特色歷史文化的保護意識不強。我國的美麗鄉村建設通常與旅游業聯系在一起，為了吸引游客前來，大肆盲目建設一些游樂設施、農家樂設施等旅游項目，而忽視村莊本身的文化塑造。
第五章 探究美麗鄉村發展方向
黨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了 “美麗中國”的全新概念，強調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明確提出了包括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 “五位一體”社會主義建設總布局。貧窮落后中的山清水秀不是美麗中國，強大富裕而環境污染同樣不是美麗中國。只有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和諧發展、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
要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美麗鄉村建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設 “美麗鄉村”的奮斗目標，進一步加強農村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綜合整治工作。事實上，農村地域和農村人口占了中國的絕大部分，因此，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美麗中國的奮斗目標，就必須加快美麗鄉村建設的步伐。加快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大環境治理和保護力度，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大力加大農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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