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是一部以社會真是事件為題材，以歷史時間為脈絡的紀實文學報告，是一部記錄中國企業榮辱得失，幾度沉浮的成功編年史，是一部描繪三十年來各種人物叱咤風云，命運波瀾的經典著作。

1978年，中國社會拉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的全新時代，30年的艱難與輝煌鑄就了中國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年代。30年的中國企業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睹目，大國的崛起，中國迎來歷史上的空前盛世。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崛起的時代。

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國企業，在1956年完成對私人資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國企業全部都屬于國有企業，由各級政府計劃管理。這種體制一方面使得社會上的物資奇缺，賣方市場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企業賺不了錢，連年虧損，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連年政治運動，到文革結束前夕，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也走到了盡頭。這一僵局在鄧小平1979年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后被逐漸打破，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解禁農村工商業等私營經濟和引進外資成為中國企業發展史故事的開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成為吳曉波敘述中國企業發展史的主軸。

從經濟學上來看，計劃經濟的束縛了生產者的行為，計劃壓制了企業應對需求變化不斷追求利潤的沖動，而另一方面政府縱容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弱化了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激勵。上述是從政府干預錯位的角度來分析，但激勵不足的主要原因來自產權。生產者不僅對自主決策感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剩余收入的處置權。阿爾欽認為產權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擔風險，并且有激勵去盈利，而無效的生產多半是因為產權的不清晰，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于國有企業。張維迎、周其仁等人認為所有權的實質功能在于保證決策者必須對決策后果負責，即決策者必須是風險和收益的承擔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問題，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產權的重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進“國退民進”政策才拉開序幕，而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在此前此后的興衰成敗莫不與此緊密相連。

事后來看，如何辦好一個企業，可能是一個問題，而且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也沒有太多的成熟經驗。產權問題是三十年企業史的核心問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和經濟學理論界對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權無疑是國有企業改革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目標，但產權如何清晰、如何界定從來就沒有被認真對待過，而所有權的社會主義屬性、支柱產業國有壟斷一直阻擋在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但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無規則可依，模糊的政策設計意味著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標記，除非他無所作為，否則只要找茬就一定會找到有罪的地方。這是國有企業從“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務價高質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營資本在市場競爭中戰戰兢兢、腹背受敵的原因，這其間更夾雜著仰融出走華晨、李經緯被趕出健力寶、顧雛軍得手科龍等事件，曾經一時的明星企

業和企業家，在模糊產權的藩籬中左支右絀，悲情離場。

從傻子炒瓜子傳奇萬向節，溫州八大王，到價格大闖關，罐頭換飛機，鄭州亞細亞，再到彩電大血戰，溫州炒房團，華為狼性文化。這是中國命運發生劇烈轉變的三十年，是社會經濟發生飛躍發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個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書中描繪了中國的企業家們如何進行原始的積累，他們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敗的，最終淪為階下囚的，也有淪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樣，他們的探索至少告訴我們，他們有著令人敬佩的頑強生命力和創造力，能把握時代的脈搏，走在了時代前列。也許，在當時，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種種政治色彩，引發至階級斗爭的高度，但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變遷，他們所走的路被市場經濟證明是正確的。三十年間，利益與風險的角斗鑄就了企業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應了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開放探索路上，真理與無知更替著，國家在這些勇敢者的帶領下，跌跌撞撞地像個小孩，追趕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

這本書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所有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背后無以言盡的曲折痛苦。當年那些曾轟動一時的爭論或者個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來，或許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戲，但當我透過時光的長河以另一種方式觸摸曾經離我們很遠卻又分明很近的中國改革史，一種悲情油然而生。在時時因為好奇而掰開手指計算著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個充斥著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銅臭味道的故事時，這種震撼又遠遠超出聽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而讓我又時會常感到無奈的是，歷史最終將改革的失敗者遺忘，骨子里的傳統意識讓我們從對牟其中、儲時健們交織著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映射了改革過程中法制和價值評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有著太多的未知、驚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這激蕩的三十年里從來不缺少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從精神氣質的角度去解讀這個特殊的群體，勤勞、聰慧、對于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最初轉型期標志性性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伴隨制度層面的缺失一起構建了中國改革初期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個反復崛起、跌倒的輪回。無論是功成名就的劉永好、柳傳志，還是紅極一時最終身敗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無一例外。在吳曉波筆下所有的改革風云人物中，健力寶的李經緯贏得我深深的同情。這個悲情的南方漢子失敗后仰天含淚不發一語的照片很長時間里縈繞在我的腦海。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已成必然，但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李經緯的失敗必將載入中國改革史。在當年那一輪“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中，李經緯的“以身試法”某種意義彰顯了資本在政治攪局中的脆弱，而整個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個李經緯，正如

吳曉波在最后略帶戲謔的寫到“地方政府表現出的易于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讓我們看到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理解了張瑞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尋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難以言盡的苦處。

很欣賞吳曉波在書中的立足點，他取一個高點，以向下的方式回顧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如他所說，中國改革三十年就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外資此消彼長的三十年。回憶通常都是會騙人的，所以很多時候，人總是覺得過去很美。所以總會聽到上了年紀的人感嘆世風日下，現在如何如何，過去如何如何。其實世風從來都是如此，過去的歲月總發生的很多事，從今天的眼光其實是可笑而可悲的。曉波的客觀，是讓人欣慰的。中國的事情，太多假象掩蓋下，很少看到真實，而《激蕩三十年》帶來的就是這份難得的真實。歷史的洪流滔滔而過，作為后來人，我們回顧歷史，總會有千般感觸，也只有后來人的事后諸葛亮，才能查覺到歷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當事人的喜悅、辛酸和進退維谷。中國過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經濟和社會中的變化起伏可謂波瀾壯闊，“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吳曉波用這個做題記開始了企業的發展歷程。這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熱播的時候，讓人感覺到中國崛起已經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如何描述這段動人心魄的歷史則是歷史給當下的一份問卷。

第二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是按年編寫的改革開放后的企業史。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分明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然而我們卻對其知之甚少，仿佛無比遙遠。《激蕩三十年》仿佛給我開辟了一條時光隧道，雖然無法親歷那個年代，但是通過另一種方式觸及了離我們感覺遙遠而實際最近的中國經濟改革史，仍舊感同身受。細細琢磨著1978—2008年中每一個充斥著“原罪”的商業故事，不知不覺的被時代氣息深深地感染與震撼。

以一個“后之來者”的身份來回顧歷史，總是會不自覺地那現在的情況與過去相比。當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轟動一時的爭論，震驚全國的案件等，大多隨著時代的發展淪為了歷史的滑稽戲，這就是時代的距離吧！身處那個時代的人永遠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灑脫地看待那個時代。然而，這種灑脫可能只有作為旁觀者的后人才具有的。當局者都有著最現世的利益沖突，怎么能如后來者那樣輕易釋懷。而后人也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當局者”們所創造的傳奇，只能驚嘆于時代。

雖然作者力圖以客觀的史家理性客觀的角度，但是它所記述的每一個故事或讓人血脈賁張，熱血沸騰，或讓人惋惜心痛，唏噓不已，或讓人肅然起敬，或讓人激動憤怒??你很難一直保持著非常平靜的心情去閱讀。或許它更像是一本小說。

這本“小說”講述了一個能令任何有夢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間最能打動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具有典型性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許多難以言盡的委屈、痛苦。這本“小說”中，主人公之數遠不止一百單八個，多到難以一一列舉，但是他們都可以冠以“企業家”的名字。他們靠著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勤勞和聰慧在1978——2008年“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轉型期譜寫了當代中國可歌可泣的企業史。他們總是承擔著改革的政策風險，總是原有體制的突破者也是違規者，常常被迫游離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擁有著血腥和銅臭味道，因此獲有“原罪”。雖然少數人頑強的度過艱險修成了正果如今依舊被鮮花簇擁，但是更多人卻被無情的被時代碾壓過去，或被人遺忘，或坐進了牢房，甚至成為了悲情的時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來，他們毫無疑問的是那個時代的驕子。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更是那個時代社會的縮影。

許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經也走過荊棘路。當年的王石同樣身無分文過，在深圳街頭時的迷茫和毫無方向與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絲毫差別。然而他卻主動地跟上了時代的腳步，倒賣起玉米，在“摸著石頭”的過程中漸漸找到方向。當年的柳傳志在中科院中不過是一個專業不精的工程師，但是他所擁有那個年代人少有的經營熱情與智慧致使他脫穎而出。當年的許多人不過是與我們一樣的青年人，那些衣著光鮮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樣面對時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贖。然而他們與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們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屬于自己的時代切入點。

而那些一度成功，幾番掙扎，最后被歷史遺忘的改革失敗者的人總是給人一種悲情英雄的感覺，讓人惋惜無比。李經緯將健力寶從三水縣的一個只擁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發展成為了一個在中國能與可口可樂相抗衡的國企飲料巨頭。而后來整個“國退民進”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使他與他的健力寶卻深陷產權泥潭，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在今天看來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寶也消逝在時代中。與他同樣悲情的領導者還有褚時健。褚時健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讓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還有其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類似他們的“悲情英雄”還有好多，雖然有許多人都為他們抱不平，嘆他們生不逢時，諷制度的僵化，但是我總覺得他們的失敗這與他們這一代企業家身上的“草根性”有著極大的關系。他們的成功大多都是當時他們所做出的幾個具有時代突破性與相對偶然的正確決策與自身企業特殊的身份與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們沒有身處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個普通的民營經營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現實的。如果他們能不斷的提升自我，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不停地運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會上演。假如他們具有職業經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質與真正科學的管理方法，結果肯定會非常不一樣。然而這樣要求那個時代的人明顯是不現實的，身處時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時代太過困難，這不過這只是我這個后者的意淫而已。

這本書中提到的許多故事都是我們高中時極好的論據，而當時對這些事情的評判幾乎只是簡單的為了單一的論點而簡單的貼上符合主題的標簽。一件現實的事情沒有簡單的好與壞，很難用一個或兩個簡單的方面解釋清楚。全面客觀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礎。

30年誕生了太多人物，人們對他們的定義各有不同。我十分贊同這本書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話對他們的定義——“說來新鮮，我苦于沒有英雄可寫，盡管當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窮，年年有，月月有，報刊上連篇累牘，而后才發現，他算不得真英雄。”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成功的時代探路者。雖然在現在看來，他們的成功源于那個百廢待興的時代，他們的成功相對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終是困難的，需要我們走在時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時代。現在的中國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空白，仍然是個處處存在著機遇的時代。也許過了多年之后，我們在看待如今的時代，正如我們看待過去的年代一樣，感嘆那是一個機遇與挑戰共存的好時代！因為一切皆有可能！

從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國最精彩的華章。從改革開放初江浙人民冒極大風險發展貿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講話后爆發的全民下海的熱潮??全體國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對貧窮現狀的堅決告別和現代化的強烈追求成為了所有人的價值追求，而這也是中國改革發展中最重要的動力。從一開始中國的改革就是一個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動的過程，只不過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現的。

中國這場改革運動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爭論特征”。由于中國特有的復雜社會情況，中國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會學的Gartner光環曲線。每當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爭辯和強行推進的時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產，甚至可能造成社會的動蕩和輿論的紊亂，而當所有的爭論這都已經精疲力竭的時候，改革卻會在最不經意的時刻取得突破。其嚴謹且極優的途徑選擇往往小于人們之前的猜想。可能這才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吧！

改革開放的種種成就是政治家智慧與企業家智慧交織的結果。然而過去經濟還是由政府主導的，普通的人們在其中取得的種種成就，抓住的種種機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稱作政治變革的副產品。民營的企業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葉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運。在未來，還是期待一個更完善的制度，一個系統更穩定的社會。中國經濟，至少在企業方面，應該有更多無關政治的商業智慧而創造。不過把握政府的脈搏，跟上時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潮流、時代面前，人永遠是渺小的。

今天中國的雖然有點虛浮，但是你不能否認它的強盛，與1978年時落后而窮困的中國已經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使從1949年開始中國沒有走上發展的“最優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國未必與所謂的“最優道路”差多少。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相似的，雖然這個過程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相互獨立的逐步進行，漸進的路徑與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會在一個時間點上匯成一股河流。

第三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

開篇語

盡管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復的。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

1978年，中國社會拉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的全新時代，30年的艱難與輝煌鑄就了中國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年代。30年的中國企業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睹目，大國的崛起，中國迎來歷史上的空前盛世。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崛起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步是主要的，變化也是翻天覆地的。從單一公有制到多種所有制，從計劃到市場，從僵化的企業制度到靈活的現代企業制度，經濟改革的路途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經濟體制改革 時代的呼喚

文革結束，**結束，盡管“兩個凡是”依舊束縛著人們的思想，但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復出，讓一切都傳達出了可喜的訊息。

1977年，中國在結束了十年“文革”**后，發生了一件關系到國家和青年命運的大事，那就是恢復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復，使中國的人才培養重新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萬事開頭難，高考制度的恢復是改革浪潮到來的前奏，歷史證明，它為改革開放后，我國民企的發展培養了大批的人才，如李東生、陳偉榮、黃宏生、楊曦光等人。

作為共產黨主要陣地的《人民日報》也開始改變其刊載內容了，往日的紅色革命的氣息淡化了，據說柳傳志在一個上班的早上看見《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關于如何養好牛的文章。這個傳說無法考證，但可以明確的是“革命”即將離我們而去，“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應該改變了。1978年5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約評論文章，這猶如一聲炮響，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真理問題”的大討論。這一討論，對于解放國人的思想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條件。

與此同時，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越發嚴重。然而文革期間，工廠停產，使原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農村的人民公社又大大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大下降。人民的溫飽問題，亟需解決，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靠原來的模式是不行的，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在時代的呼喚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明確了我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經濟建設，并做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實踐證明，改革開放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逐步到城市。農村圍繞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農村的勞動力，擴大糧食產量而進行；城市則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一，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把企業從政府高強度的管制之下解放出來。二，改單為多，改變原有的單一公有制的模式，逐步發展個體、民營、外資等多種所有制的企業。三，利用商品與貨幣的關系發展經濟，向市場化的方向發展。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一間破屋里，18個村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深情緊張的按下了血紅的指印，并個個發誓說，寧可殺頭，也要搞包產到戶。從此打響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槍，包產到戶傳到中央，小平同志很是贊賞這種精神。并開始在四川廣安和安徽進行試點，不久就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大大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我國的糧食產量得到大大提升，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的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農村出現了大批的剩余勞動力，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充足廉價的勞動力。

農村的改革揭開了城市改革的序幕。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各種個體、民企如雨后春筍般的冒出來了。牟其中因一篇《中國該往何處去》而入獄，1979年出獄后，辦起了銷售部，后經過一番打拼，成為了第一個“中國首富”。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間，他又從“中國首富”淪為“中國大騙”而再次入獄。盡管他未得善終，但是他的沉浮，說明了在中國當代民企有著很強的盈利能力，同時也暗示了我國的市場制度和法律需不斷完善。牛根生從一個刷瓶工到蒙牛集團的CEO，南存輝從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到正泰集團的董事長，那年在深圳街頭徘徊的王石，也借著改革的春風創建的萬科。一個又一個的事實，說明了改革開放后，國家是鼓勵民企、私企的創辦的。支持民企發展的同時，我們的國企也走進了改革的隊列。中國各地都放寬了對外國記者參觀國企的審批，如：桂林絲廠、重慶煉鋼廠、上海集成電路廠等。這些國企大都管理松散、設備老化、環境惡劣、浪費嚴重、自主性差、效率過低。暴露出的這些問題，預示著國企即將進行一場改革，對內強調能力與效率，對外引進先進技術。從此領導人出訪，參觀國外的工廠，促進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辦廠，一方面有利于引進國外技術，另一方面增加了國內的就業崗位。利用我國的資源、人口、政策優勢招商引資，并嘗試合資經營等多種方式，優化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借著春風，鄉鎮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以華西村模式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緩解了農村的人地矛盾，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國內積累，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隨著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建立，我國初步形成各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的局面。

經濟體制改革應該是全方位的，新時期原有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逐步進行改革，逐步市場化。所以為實現逐步市場化，開始利用價值規律調節經濟，經歷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等階段。最終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為配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的信貸機構、資本市場、征稅系統、市場交易和企業制度都亟需建立。

改革需要不斷深化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改革中也有諸多問題，改革中的問題直接導致了現在經濟轉型——成為消費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實現。

過去三十年來，可以這樣講，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的產能擴張，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僅僅是得益于中國入世和全球化帶來的市場范圍擴大，但隨著全球市場的逐漸飽和和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這樣的增長模式難已持續。為此必須開拓國內市場，拉動內需，但內需不足確實事實。

過去三十年，長期注重積累，忽視了消費，再加上大量的國有企業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費，使得國內的消費能力不足，消費水平偏低。一個人的消費投資預算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勞動收入和財產型收入。過去三十年來，工資的增長幅度很小，居民的勞動收入增長緩慢；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作為公有財產，其經營收益和財產升值所得的利益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再分配，一大部分的財產用于積累了，使得居民的財產型收入也很少。因而居民不得不削減自己的消費投資預算，這是國內長期消費水平較低，內需不足的原因之一。

過去三十年，征稅權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致使國內居民的消費增長緩慢。目前差不多行政部門的各個部門都有權推出新稅種、也可以在現有稅種上不受制約的調高稅率（包括印花稅）。把國民收入按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民三個群體分，從1995~2007年，扣掉通脹影響后，政府財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鎮居民和農民分別為1.7和1.2倍。改革紅利一大半被政府分去。2007年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于3億7千萬的城鎮居民的收入，12億3千萬農民的純收入。并且如此巨大的財政收入，用于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三大民生項目上的開支僅占15%，相當于GDP的2.4%，平攤到每個居民身上相當于一年內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而巴西政府單單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就占GDP的10.4%。由這些數據可知，當稅收權在政府手中且不受約束時，居民的稅負較重，抑制了國內居民的消費增長。

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由其需求結構所致。在中國高比重的國有經濟，突出對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的建設，如高樓、鐵路、高速公路、大工業項目，偏愛于重化工業，輕視民生類行業。然而這些是不奇怪的，由于我國的業績考核方式，政府的投資人當然愿意把錢投在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項目上。這是一種偏向于能源、資源的需求結構，并且環境治理成本會比較高昂。反觀民企則更加側重于民生方面，民企則愿意把錢投在下面兩方面：一，消費品，即輕工業；二，服務品，即第三產業。這是一種側重于居民需求的結構，更加能夠拉動國內的居民消費。然而高比重的國有經濟必定形成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

高比重的國有經濟致使單位GDP所創造的就業崗位量低。過去三十年來，GDP只有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長，才能保證充分就業。然而在當下GDP增速放緩已成定勢，要保證充分就業就必須改變國企和民企的投資比例，客觀事實上民企創造的就業崗位的能力遠遠強于國企，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國家的GDP增速只要在3%左右，就能保證充分就業。

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就必須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著重約束政府的征稅權、約束政府的管制權、對財政預算實施過程進行更加透明的監督。

二：深化對國企的股份制改革，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為全國性的國民基金，主要包括央企股權、各部委所屬的國有股權，然后將其股份分到每一個國民身上，實現全民所有，共享改革紅利。另外31省市分別成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的國企股權注入其中，并按照一定比例在本省居民與外省居民進行分配。并且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的自由交易，因為我國已經具備了管理這些基金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并非是私有化，而是為了更好的享受改革紅利，3 國有企業依舊存在，依舊可以受某些政府部門的管理，但其收益、財產升值則能夠實現全民共享，當然國企也可以僅僅拿出一部分收益作為紅利分享，另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

未解之題

一：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人民幸福哪個是我國的最終目的？

二：社會主義除了能夠實現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之外，還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實質性內容嗎？ 三：在中國實現人民幸福、共同富裕是否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條道路？

結語

改革也是革命，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變則存，不變則亡，盡管改革之路曲折蜿蜒，但其前途定然光明。經濟改革需要把握經濟規律、順應世事變遷、政府調控、市場決定和人民監督協作。

第四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有些書就是這樣，看完合上之后，內心卻依然久久無法平靜。昨晚讀完《激蕩三十年》后，沒經過梳理的各種紛雜念頭折磨著我。今早，腦子里卻突然冒出大時代三個字，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個大時代嗎？

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難度何其之大。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變革。馬克思理論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影響關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和政治體制改革是牽扯在一起的。一旦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許許多多原先的理論以及靠這些理論生存、生活的人，又將如何自處呢？變化的絕不可能僅僅是經濟體制，還會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政治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鄧公再強勢，也無法讓中央真正鐵板一塊。而越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政治就愈加銘感。政治就是最大的紅線，誰敢踩到這條紅線，絕不僅僅是讓你事業和人生遇到挫折，更是會讓你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此類國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國家，因此，做到這個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但是改革畢竟在進行，因此，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邊緣，在這灰色地帶，利用經濟改革的大形勢去實現事業上的抱負又或者僅僅是為了撈錢。縱觀全書，雖然鄧公等領導人對于改革開放的貢獻極大，但更多時候，我朝的改革其實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漸漸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說了。可是，即使是只做不說，也要看大形勢，稍稍踩線或許可以，一下子越線，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條。最重要的是，順勢而為，切勿螳臂當車。仔細研讀政策法規的變化，才明白什么時候可以火上澆油，而另一些時候真的應該見好就收。

在經濟體制轉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夢。倒賣批文、囤積原料商品、內幕消息、管理層MBO、官員的尋租，究竟肥了誰呢，這是否是經濟體制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極大損害？貧富分化到如今地步，只對增量進行微小調整，是否有效？因為真正造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恐怕是財富的存量。那些在早期靠著“不能說不能認”的手段暴富的人們，絕大部分只會越來越富有，而不會縮小與平民的差距。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調節手段呢，真正對過往歷史進行清算，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什么都不做，又對那些遵紀守法的人們公平嗎？

二，這三十年，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全書仿佛一幅畫卷緩緩展開，浮現如此之多傳奇般的企業家，諸如陳天橋、郭廣昌、丁磊、任正非、柳傳志、李東生、魯冠球、李書福、馬云、史玉柱、張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國演義》中層出不窮的英雄任務一般。他們中許多許多故事至今讀來依然讓人感動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兩個故事。陳天橋畢業后順風順水到陸家嘴集團工作，迅速當上董秘，決定辭職創業之時，單位正準備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勸他分了房子再說，他卻想，難道我這輩子，自己還掙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陳天橋，更讓人感動的是李書福，為了進入被央企壟斷的汽車行業，曲折反復，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為了心中那個造汽車的夢想，也正是因為吉利的出現，中國的車價才從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讀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們自己，是不是該多一點決心，多一點魄力，多一點堅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誰能預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成敗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個精彩的人生嗎？

三，讀史之時，總會有許多后見之明。現在回頭去看，無論是中央地方的政策，還是某行業某企業的決策，都有許多失誤，令人扼腕。政策的制定，國企總是被擺在第一位，民企總是在末位。諸如寧高寧、謝企華之類的國企領導者，究竟是官員還是企業家，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還是禍害了整個行業甚至民生呢，有待討論，因為他們恐怕也情非得已，身在體制內，又豈是他們能決定自己和企業的定位呢。整個中央的思路已經決定了國企和民企的迥然命運，既然已嘗到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甜頭，豈能輕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勢發展到如今，利益集團已經壯大，并用“穩定”“發展”等為質挾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

第五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

21世紀的優勝劣汰——《激蕩》讀后感

在讀本書以前先去搜索了作者，吳曉波，是一位財經類作家，而并非經濟學者，那么該書就是科普性質的讀物了。

大致瀏覽一遍回顧目錄和書的序章可以確定，這是一本主要寫2008年到2018年中國企業發展的書，講了一些企業的衰敗破產，而更多講的是哪些企業在日益激烈的國內甚至國際競爭力脫穎而出成為行業中的龍頭企業，并且簡單地闡述了一些其中的理由。當然從整體的架構上來說本書還是想往更高的立意去寫的，但是由于是科普類的讀物，所以沒有什么模型去支撐，只能是以文字形式泛泛而談。從宏觀角度上來說，本書寫了如下幾個視角：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往周期型傳統型行業的高增長已經結束了，金融地產也在經歷去杠桿，新興行業的增長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方式。

國際化：在過去十年里，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向了國際，在美股上市，積極擴展海外業務，不似幾十年以前只在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展，許多發達國家市場中也出現了中國企業的身影。

拉動內需—中國幾十年以來的人口紅利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在勞動力成本上，中國與亞洲的許多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已經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了，這些年來中國也開始真正致力于拉動內需，也投資和消費需求來促增長。

技術破壁--相對于制度創新的復雜性，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準入性壁壘，從而重構產業范式，并倒逼體制內改革。這一特征在改革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很多產業的原有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突破，帶來了競爭格局的煥然一新。在可預見的未來，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的領域中持續發酵。

本書中也談了一些關于企業收購兼并的案例。結合我公司的情況來說，我公司處于通訊行業產業鏈的下游，盈利方式主要來源于工程承包，為勞動力型收入。總的發展空間就是看市占率和自身的運營成本，就目前幾年的狀況來看，我司想要尋求突破和發展，降低管理費用與維持市占率還遠遠不夠，提高戰略眼光在資本市場尋找機會使得業務類型能夠擴展和延伸是長遠發展之道。

（文中隨便補充一些就行，這本書寫的都是成功的大企業，科技類企業，互聯網公司，基本沒法往工程局上靠，書里寫的失敗的企業也都是曾經的大國企，產業本身落后產能太多，管理滯后等因素導致的，和工程局小單位也沒什么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