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調查稱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產家庭處于偽幸福狀態

調查稱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產家庭處于偽幸福狀態2010年03月18日

一份名為《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的調查于近日發布，根據調查結果，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數的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深圳幸福指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份《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是通過對全國10個城市7萬余名20歲~40歲中產收入人群發放關于“中國中產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的問卷統計結果所得，選擇中產家庭的標準為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

調查發現，從收入看，家庭年收入在11萬~20萬的人群幸福感最強；從年齡看，30歲~35歲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強；從地區看，生活在二線城市中產家庭的幸福感較一線城市強。

調查結果顯示，廣東居民的幸福感雖然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深圳等一線大城市的幸福平均指數卻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該《白皮書》分析，健康、情商、財商、家庭責任以及社會環境被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是影響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同時，家人之間的溝通也是影響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并且與其他四個重要因素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缺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成為一線城市中產家庭低幸福感的原因。

記者了解到，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感指數低下，是由于家庭經濟壓力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價負擔，加上工作競爭激烈、交通擁擠、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

房貸、子女教育壓“悶”中產家庭

馮珞和左誠仁夫婦二人，在深圳安家四年了，有車有房有孩子，家庭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拼搏在這座競爭異常激烈的移民城市也讓這對夫婦感到壓力。“在深圳錢是賺不完的，有那么多標桿人物在那兒，很多大學同學已經自己創業小有成就。”左誠仁說。然而沉重的房貸、孩子日后的教育經費以及父輩養老問題讓他們覺得難以松懈。

妻子馮珞告訴記者，他們2007年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層，目前還欠銀行近80萬元。她給記者算了每月的支出，兒子上幼兒園要2500元，養車在2000元左右，房貸每個月4500元，再加上日常開銷大概3000元，如果請客吃飯聚會一次動輒千元。“我們還是想盡早將房貸還完，這樣算下來每個月所剩真的不多。”

他們的憂慮除了現實問題，還有將來的長遠負擔。由于他們所買的房子附近學校不是重點小學，將來孩子讀小學可能還要交一筆高昂的擇校費。

此外，兩人均來自農村家庭，雙方父母醫保都比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筆用于將來抵御疾病風險的錢也需要存下來。馮珞說：“父親年紀大了，有高血壓。婆婆身體也比較弱，最怕的就是他們生病。”

專家——

不要將工作當做生命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劉軍教授認為，這項調查結果符合實際，深圳確實存在住房、工作以及缺少與家人相處的問題，難以擁有幸福感。

他表示，目前我國正處于“富而求貴”的狀態，開始從注重工作，逐漸過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質量、注重親情。他建議，不要將工作當做生命，本末倒置，進入這樣的狀態，很容易不幸福。另外他還表示，要加強自我能力的提升和修煉，一般而言能力強，思維更活，做起事情游刃有余的話，就不用太拼命，這樣幸福感更容易獲得。

從社會層面而言，不幸福更多是社會公平感的缺乏，這需要社會和政府營造一個寬松有溫情的環境。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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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2吉林公務員考試：調查稱國內約9成編輯記者處于亞健康狀態

吉林市華圖教育

2012吉林公務員考試：調查稱國內約9成編輯記者處于亞

健康狀態

作者：wsn來源：華圖網站運營中心

●缺乏運動鍛煉

●飲食沒有規律

●腰椎頸椎長期超負荷

九成記者處于亞健康

本報訊(記者 夏帆)11月8日是第13個中國記者節。據一國內知名網站調查顯示，約九成記者、編輯處于亞健康狀態，造成記者、編輯身體狀況堪憂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缺乏運動鍛煉、飲食沒有規律以及腰椎頸椎長期超負荷。

八成記者頸椎腰椎有問題

市內某報42歲的編輯王女士拿到剛出爐的體檢報告，感到很沮喪，她的體檢報告上明確寫著：“頸椎退行性病變、腰椎退行性病變。”

王女士告訴記者，平時就覺得頸椎和腰椎有問題，好幾次，因為頸椎疼痛得厲害，嚴重影響了她的睡眠。

王女士的情況并不是個例。據該網站統計調查，八成以上記者患有頸椎、腰椎部位的疾病。“記者行業里，頸椎病有年輕化趨勢。”重醫附一院康復醫學科主任白定群說，由于記者、編輯需要長時間對著電腦，如果坐姿不正確或不注意勞逸結合，脊椎、肩關節經常受壓迫，久而久之會造成積累性損傷，逐漸形成慢性勞損。

“再忙，一定要抽時間運動。”白定群說，功能鍛煉對脊柱疾病的治療和康復尤為重要。另外，他建議，記者一定要保持正確站姿、坐姿、臥姿，避免風寒潮濕，注意保暖。七成記者有腸胃疾病

吉林市華圖教育

“做記者，在飯點兒趕稿子太正常了！”已經從事5年媒體工作的某報社會新聞部記者楊先生說，加班、熬夜、三餐不規律對記者來說都是家常便飯，“有時，來不及吃飯，買個餅就是一頓。”

“腸胃病在記者群體中屬于高發病，此前調查顯示，約有六成記者有或曾經有過胃病，從今年的體檢數據來看，又要增加一成。”大坪醫院消化內科主任陳東風說，記者群體的胃腸疾病發病率是正常人的2-3倍。

陳東風表示，不規律飲食、職場壓力都會影響到人的胃腸道，從而引發一些胃腸道疾病，比如，功能性腹瀉、胃腸功能紊亂、消化性潰瘍、功能性便秘、吞氣癥等。

陳東風說，如果感覺腹部隱痛、腹脹、灼燒等癥狀，說明胃已經發出了警示信號；如果大便呈黑色、體重有明顯下降，就一定要到正規醫院就醫。“胃病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三分治療七分養，應調整情緒，飲食規律，多淡少油，增強鍛煉。”

低血壓偏愛年輕女記者

24歲的記者小余在旁人眼中是個潮女孩，身材苗條，衣著時尚。由于工作量大，經常熬夜寫稿，以至于早晨起床時經常頭暈、心慌、四肢乏力，有時還需要在床上“焐”一會兒才能起床。在工作中她也時常感到精力不濟、頭昏。到醫院查血壓，被診斷為低血壓。重醫附一院內分泌科副教授馮政平表示，目前，低血壓越來越偏愛苗條且工作量大的年輕女性。“年輕女性愛美，年輕女記者也不例外，她們常把減肥掛在口中，飽一頓餓一頓，但由于工作繁忙、壓力大，難免會患上低血壓。”

對于輕度的低血壓患者，馮政平建議，應多吃高營養、易消化和富含維生素的食品，適當飲茶，堅持快走等輕負荷的鍛煉。

第三篇：調查稱中國城市家庭資產平均247萬 遭網友質疑

調查稱中國城市家庭資產平均247萬 遭網友質疑

2012年05月16日03:45來源：中國網

昨天是國際家庭日，網友們討論最多的是一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中“自有住房擁有率為89.68%”“家庭負債平均為6.26萬元”等一系列的數據引發大家的熱議。不少網友大呼，和自身感覺相距甚遠，“我欠了銀行好幾十萬呢！”還有人說：“我拖后腿了，我還沒有住房！”

據悉，該報告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基于全國25個省、80個縣、320個社區共8438個家庭的抽樣調查數據匯總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保險、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數據。昨天下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接受了現代快報記者的采訪，回應了幾大熱點問題。

現代快報記者 項鳳華 馬樂樂

樣本數量是不是過少？

樣本家庭：共8438個，江蘇占405個

總體和80個市縣樣本人均GDP分布

總體 樣本 人均GDP 均值 中位數

17334.8 17809.2 11370 11349

注：從上表可以看出，樣本與總體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

“做這份報告，花了三年的時間。”昨天下午，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現代快報采訪時介紹，《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是我國家庭金融微觀數據領域的全國首份報告，填補了行業空白。

僅僅8438個樣本，是否真的可以概括所有的中國家庭？甘犁說，樣本抽到了江蘇的泰州、鹽城和揚州的405戶家庭。“我們的調查數據不能代表江蘇，但是可以代表全國。”

[回應]

數據可以代表全國

甘犁介紹，此次抽樣方案的標準就是“隨機”。首先他們在全國抽取了2585個縣/區（西藏、新疆、內蒙古和港澳臺地區除外），然后直接從市/縣中抽取居委會/村委會；最后在居委會/村委會中抽取住戶。

首輪調查的戶數設定為8000-8500戶。從可操作性角度出發，首先，根據城鄉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末端抽樣的戶數(即從每個居委會/村委會抽取的戶數)設定在20-50戶之間，其平均戶數約為25戶；其次，在每個市/縣中抽取的居委會/村委會數量為4；最后可以計算得到抽取的市/縣個數約為8000÷(4×25)=80。“從抽取的80個市縣樣本與總體的人均GDP描述統計可以看出，樣本總體在人均GDP的分布上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們有信心可以代表全國的情況。”

平均數掩蓋了大多數？

家庭資產數據：平均數確實拉高了

城市家庭

均值 中位數 金融資產 其他非金融資產 住房資產 總資產 負債 凈資產

11.2萬 145.7萬 93萬 247.6萬 10.1萬 237.5萬 1.7萬 1.4萬 40萬 40.5萬 0萬 37.3萬

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8月，中國家庭資產平均為121.69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247.60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7.70萬元。

城市家庭中，金融資產11.2萬元、其他非金融資產145.7萬元、住房資產93萬元，負債10.1萬元、凈資產237.5萬元。相應的農村家庭數據為3.1萬元、12.3萬元、22.3萬元、3.7萬元、34萬元。

城市家庭人均資產高達200萬元，看到這個數據，新婚不久的南京市民小齊第一個反應是自己“被平均了”，目前他正在努力地湊房子首付，可每個月工資4000多元，吃喝住花費完，想攢錢很難。

[回應]

家庭收入差距很大

甘犁坦言，抽樣調查的樣本里，非常有錢的人很多，資產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總資產的比例高達84.6%。這樣一來，平均數就拉高了。“我們還有個數據比較準確，那就是看中位數，比如城市家庭資產的中位數僅40.5萬元，與平均數247.60萬元差距懸殊。”

甘犁認為，平均數和中位數都有意義，平均數反映了社會財富，中位數反映了收入的分布，兩者一比較能看出，現在家庭收入差距非常大。

[南京]

絕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記者昨天從國家統計局南京調查隊了解到，“十一五”期間，在相對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南京市低收入居民與高收入居民之間的絕對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05年，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0%低收入家庭高34872

元，2010年，這一差距擴大為63170元，收入差距的絕對數擴大了81.1%。可見，如何深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仍然任重道遠。

家庭有房率89.68%？

中國城市戶均擁有住房：1.22套

自有住房擁有率

城鄉地區 城市 農村 擁有 自有住房 戶數 自有 住房 擁有率（%）

3412 4112 東部 3477 中部 2377 西部 1754 全國 7566 85.39 92.60 87.35 94.42 90.41 89.68

擁有不同住房數量家庭占比（%）

城鄉地區

城市 農村 東部 中部 西部 1套 2套 3套以上

69.05 15.44 3.63 80.42 12.20 2.10 71.31 15.08 4.12 80.27 14.03 1.16 84.27 8.03 0.80

報告稱，中國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為89.68%，其中城市為85.39%，2011年中國城市戶均擁有住房為1.22套。具體到套數，城市家庭中只有一套住房的占69.05%，兩套的占15.44%，其余的擁有三套或三套以上。報告中指出，與國外相比，中國的家庭自有住房率很高：世界水平為63%，美國為65%，日本為60%。

“這個比例太高了吧！”在南京一家網站工作的小伙子小張驚呼，“我因為家庭條件還可以，所以擁有自己的房子算是比較快了，我的同學們現在基本上都是租房住的。”

“89.68%？有這么高嗎？”南京我愛我家市場部總監胡涓娟說，南京我愛我家一年做的租賃業務是3萬筆，而南京一年發生的租賃交易筆數沒有人知道是多少。“如果自有住房率這么高的話，每年這么大的租房量從哪里來呢？”任志強在看到新聞后也在微博中轉發，并稱“中金的數據更可靠”。據了解，中金公司曾經在2010年發布報告稱，我國家庭平均擁有0.74套住房。

[回應]

“家庭”的界定有區別

89.68%的數據引來網友們的一致質疑，昨天下午，該調查中心以書面形式在網站上發布了相關解釋。

此次調查對“家庭”的界定為：受訪家庭中不同個體必須至少滿足下列三個條件之一，即同屋居住、共享收入、共擔支出。

例如，在城市中一個三口之家，子女已成年并有工作，子女收入的一部分交與父母。此時，由于子女與父母同吃住，家庭的消費支出是依照其收入共同規劃的，因此子女與父母屬于同一“家庭”。若父母擁有住房，則該子女也應算作有房。

在農村中的一個典型情況是：農村家庭去城市打工，由于其在農村有自有住房，因此屬于擁有自有住房家庭類型。解釋中還表示，雖然我國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但不同年齡段、不同地區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差異較大。大城市的自有住房率要低于中小城市，年齡越輕的家庭自有住房率也越低。

“按這個說法，接近九成的自有率恐怕真的會有。”鏈家地產市場部經理舒莉莉說，對于剛畢業在寧工作的大學生來說，由于父母在老家有住房，因此按照“家庭”界定他們也算有房子的。

[江蘇]

住宅私有化率88.1%

“江蘇目前沒有住房自有率這個統計數據。”昨天下午，省住建廳人士說，去年年底，江蘇省有一個“住宅私有化率”的統計數據：88.1%。他表示，所謂住宅私有化率，就是私有的住宅建筑面積除以住宅總建筑面積。需要指出的是，“住宅總建筑面積”范圍是已經進行過房產登記的住宅，而尚未辦證的住宅或者尚未建成的住宅并不在統計范圍內。“其實住宅私有化率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江蘇家庭擁有住房率還是比較高的，只不過不能直接印證。”家庭平均負債僅6.26萬元？

住房貸款是家庭的沉重負擔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負債金額(元)100816 36504 62576

城市 農村 總體

家庭負債均值

家庭負債最受關注，在房價高的今天，很多人都戲稱自己是為了銀行在打工。于是當報告說“中國家庭負債平均為6.26萬元，城市家庭平均為10.08萬元，農村家庭平均為3.65萬元”時，引起一片嘩然。

[回應]

樣本中負債家庭占38.22%

甘犁解釋，在受調查樣本中，有負債的家庭占38.22%，其中，農村家庭負債比例達40.31%，高于城市家庭35.16%的負債比例。中國家庭負債包括農業及工商業借款、房屋借款、汽車借款、金融投資借款、信用卡借款以及其他借款等種類。

“調查中，有不少人沒有貸款買房，有的正好已經還完了，還有的還沒買房。樣本中，有13.94%的城市家庭為購買住房而向銀行貸款，還有7.88%的非農戶籍家庭通過其他渠道借款買房。”

甘犁告訴快報記者，不可否認的是，住房貸款是家庭的沉重負擔，非農家庭購房貸款總額平均為28.39萬元，占家庭總債務的47%。農業家庭購房貸款總額平均為12.22萬元，占家庭總債務的32%。住房貸款總額遠遠大于家庭年收入，戶主年齡在30歲至40歲之間的家庭負擔最重，貸款總額平均為家庭年收入的11倍多。

第四篇：調查稱多數中國家庭感覺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調查稱多數中國家庭感覺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三年一瞬間”。自2011年開始，“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系列調查”通過對幾萬個中國家庭的實地走訪觀察，用誠意和努力串聯起家庭幸福感的點點滴滴，勾勒中國家庭的“幸福曲線”。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調查”報告如約出爐。本次調查由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共同舉辦。與往年相比，2013年的調查重點更加聚焦。中國人的“大健康指數”、外來務工人員的家庭幸福感、國人的生育意愿，成為三大關注點。

特別是，為深入了解城鎮化背景下2.6億名外來務工人員家庭幸福感的來源和渠道，本次調查專門增設了針對這一群體的獨立問卷。由此，一張覆蓋城鎮、鄉村以及“城鄉縫隙”的“全包圍式”調查網絡，得以更加全面客觀地呈現出2013年中國家庭幸福感的若干“變”與“不變”—

67.10%的被調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標準化評分超過6分，24.70%的家庭超過7分，全國平均水平為6.22分，這意味著大多數家庭感覺幸福；63.60%的被調查者認為周圍人群絕大多數和大多數家庭幸福，這表明在中國人眼中，身邊的大多數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較高的人群特征明顯：健康狀況良好、家庭收入較高、人際關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較高、擁有較高安全感和獲得良好衛生保健服務。

與此同時，調查還發現，在這一年間，中國人的家庭幸福感預期明顯提高，城鄉家庭幸福感差異發生顯著變化，“大健康指數”成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決定因素，國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僅有半數外來務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業”與“住房”……

“社會轉型期，中國在變，中國家庭也在變。透過這些變化，可以觀察中國發展的大勢，亦可了解中國家庭的細微需求。”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主任張漢湘說，“在這萬千變化之間，不變的是人們對于幸福的追求。我們的目標，就是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實可靠的決策參考，助力中國家庭更加幸福。”

幸福預期明顯上揚

2013年的調查數據顯現出一個鮮明特點，即與2012年相比，中國人的家庭幸福感預期顯著提高。其中，農村家庭的幸福感預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調查的家庭幸福感基準為7.96分，比2012年調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調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為

1.84%，變化微小。在幸福感預期顯著提高與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響下，2013年調查全國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與2012年調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準分主要體現了人們的家庭幸福感預期。十八大以來的一年間，黨和政府實施了一系列促進改革、改善民生的實質性舉措。特別是實地調查時，十八屆三中全會日益臨近，重大改革信號逐步釋放，人們對黨和政府的期待不斷增高”。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認為，幸福感預期的明顯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方向與圖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調查中，農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鎮家庭。而2013年調查數據顯示，城鄉家庭幸福感差異發生了逆轉—城鎮居民感覺幸福的家庭比例為68.51%，這一數字在農村為66.22%。

這同樣與幸福感預期的提升有關。2013年調查農村家庭幸福感基準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鎮家庭幸福感基準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與城鎮家庭相比，農村家庭幸福感預期提升更為明顯，這導致農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鎮家庭（6.28分）。

調查還發現，農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務訴求更趨近于城鎮家庭，城鄉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決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現出一致性。“農村家庭幸福感預期提高、城鄉家庭追求更趨一致，這些反映在調查數據上，就是城鄉家庭幸福感差異發生逆轉”，王廣州認為，這也反映出加快推進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居民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統籌城鄉發展的期望更為強烈。

僅半數農民工愿“留城”

調查顯示，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來務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響其長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關聯著一個城市的?安穩度?。”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齊亞強副教授說，在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來人口市民化的規模，才能確定公共服務的提供數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調查的一些數據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調查顯示，約有一半的外來務工者明確表示計劃長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計劃長期居留的比例為50.93%，將來打算離開的比例為28.78%，另外還有20.29%的外來務工人員還在“去留”之間徘徊。

調查顯示，外來務工人員平均每周的工作總小時數達60.6小時；僅有56.1%的外來務工者與目前的工作單位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87.3%的農民工參加了至少一種社會保險。

調查中，77.7%的外來務工人員坦陳，自己與本地人之間存在差異，其中最普遍的差異來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面臨著“返回老家”與“立足本地”的雙重困境，分

別有98.4%和97.1%的被調查者認為經濟及就業壓力（64.7%）和沒有住房（61.0%）是最大困擾。

71.10%的外來務工人員認為擁有住房是影響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僅有14.4%的被調查者住在自購房里，其余被調查者只能選擇租賃（57.8%）、寄居親友或雇主家中（5.3%），或棲身集體宿舍和工棚（21.1%）。“這表明，外來務工者的住房需求遠未得到滿足。通過對調查數據的精細化分析，可以將這種需求具象化”。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博士后王軍表示。

王軍介紹，為簡化分析起見，假設計劃長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來人口將來都要購買自有產權住房，從長期來看，北京市計劃長期居留外來人口的未來住房需求套數在167萬233萬套之間，深圳市的這一數值在195萬-327萬套之間。

若以現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為基礎來估計，北京市計劃長期居留外來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積在3153萬-4399萬平方米之間，深圳的這一數值在3884萬-6514萬平方米之間；若以計劃長期居留的外來人口實現家庭團聚為基礎來估計，北京市計劃長期居留外來人口的“未來住房需求”面積在5758萬-8034萬平方米之間，深圳的這一數值在7332萬-12295萬平方米之間。

王廣州表示，如此驚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特大型城市房價飆升、樓盤供不應求的深層原因，對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這即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一個決策背景。同時，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規劃管理方面的得與失，也值得全國其他城市在加快推進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時充分吸取。國人重視“大健康”

與往屆相比，本次調查開始引入中國家庭“大健康指數”的測量。數據顯示，健康已經成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決定因素。此處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健康（社會交往和適應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訪者認為家庭幸福主要取決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決因素的首位。全國城鄉居民健康平均水平為5.97分，其中60.60%的受訪者自感健康標準化評分超過6分，21.70%的受訪者超過7分。這表明，大部分被調查者的健康狀況良好。

調查顯示，健康狀況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強。生理、心理、社會適應健康與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變化，其中心理健康對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響最大，社會適應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對家庭幸福感的影響相對較小。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郭靜認為，這表明，當人們普遍擁有較好的生理健康狀況時，就會將目光轉向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健康，此時生理健康對幸福感的邊際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健康對家庭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顯著。

十八屆三中全會宣布，“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中國人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此項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調查將生育意愿列為調查重點之一，側重測量生育政策對于中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

調查發現，中國城鎮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為1.84，即平均每個家庭希望生育1.84個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調整前，中國城鎮家庭計劃擁有的子女總數為1.29；假設生育政策完全放開，中國城鎮家庭計劃擁有的子女總數為1.45。

專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開后的實際生育子女數（1.45），顯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這主要受育齡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經濟條件、職業發展規劃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響。而政策完全放開后的實際生育子女數（1.45）比政策調整前計劃擁有子女數（1.29）高出0.16，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響。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計劃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響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響占比71.37%。”王廣州說，可見中國的實際低生育水平，雖然有生育政策的影響因素，但主要還是受家庭成員自身健康、家庭經濟條件、職業發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響。這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多年來，中國人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

王廣州說，隨著“單獨二孩”政策在各省區市陸續執行，政策調整前后的生育意愿變化成為了新的研究課題，值得持續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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