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媒體觀點正視人人都有攝像機的壓力環境

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和平共處

日前，一段網友上傳“上海高院法官集體嫖娼”的視頻引起了震蕩。該視頻顯示，上海高院陳雪明、趙明華法官等人接受吃請、去夜總會娛樂，并集體招嫖。

事后，上海市紀委找到爆料人倪某，并從倪某處獲得完整視頻證據。上海高院回應稱，經查，帖中所指陳雪明現為上海高院民一庭庭長，趙明華現為副庭長。對此，上海高院高度重視，已組織專人開展調查，并根據查清的事實和有關規定嚴肅處理，涉事4名法官目前已處理。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過“特殊”手段獲取視頻資料的行為，被一些人認為侵犯了他人隱私。對此，大部分市民認為，這一事件有著一定的特殊性。至少從目前來看，官員們的行為有違法亂紀的成分，這就不應受隱私權保護。

這些年，普通民眾因無法從正常渠道保護自己的權益對體制失去信心，進而自己動手，以另類方式維權的事例不算少數。這個是正常維權無果之下的無奈、激進的選擇，大多都是被逼無奈的選擇，因為對法制體制失望，只能自己動手維護自己的權益。

更令人心寒的是，很多人的偵探之路精準地成功了。本來只是試探、無心插柳，結果帶來了超高“命中率”。身正不怕影子斜。這不是什么運氣的問題，而是因為污跡多，漏洞多，問題都擺在那里，命中率哪有不高的？對于上海的這起事件，重要的不是報料人的動機，而是曝出的問題是否是事實。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要通過徹查法官嫖娼，確立司法公信力，自有必要，但不全面。事實上，從事件的來龍去脈里不難看到，它牽涉著公正、信任、權力規范、公職人員道德等不同層面的問題。而且，從我們的現實來看，這些問題或許并不為法院獨有。無論是權力失范，還是公權人物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的失守，在不少事件中都有呈現，而且絕不只是個人道德和操守問題。

所以，在很多時候，公共安全和隱私是可以共存的，前提是你必須是合法合理地做事情，公眾人物或者是政府官員，其本身就是代表著政府為人們辦事的，假若官員利用自身職務的便利，來做損害國家和政府的利益和形象的事情，那么這些官員的隱私就不是個人隱私了，他們的做法傷害了公共利益，所以任何掌握資料的市民，都有權利去曝光你所知道的事實，將損壞國家利益和形象的官員一網打盡。現在這個時代，不單是言論自由的時代，更是人人都可以利用網絡，高科技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時代。不過，“法官集體嫖娼”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視頻等方式不應成為反腐的主要渠道。陽光法案、財產公開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應成為公民反腐的范例。

過去，人們受到不公，心有不滿，忍氣吞聲是普遍現象，現在，人們對自身權益的敏感，聲張權利的強烈程度，已大有不同，這對權力運行、公務人員的行為提出的要求更大，釋放的壓力更大。深圳永達電子提醒您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說官員或者公眾人物的隱私就不是隱私，可以隨便曝光，我們需要區分的是，哪些是妨礙了公共利益的行為，只有這樣子，才不會造成官員及公眾人物的個人隱私受到損害。

第二篇：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 記者怎樣實現角色轉換（精選）

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 記者怎樣實現角色轉換

第十五個中國記者節剛剛過去。每年這個時候，大家似乎都要“調侃+反思”。

當下媒體人的情緒可謂“五味雜陳”，工作壓力大、收入增長緩慢、作息不規律……再加上近兩年行業技術變革加速、市場驅動力增強、自身素質遭遇考驗，在轉型與逃離、彷徨與堅守中，面對時代的激蕩和業界的嬗變，站在十字路口的媒體人感到有些無所適從。

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時代，在媒體融合的進程中，怎樣做新聞，怎樣構建行業信任，怎樣實現角色的轉換，成為眾多媒體人思考的問題。

技術改變傳播觀念和行動

新的傳媒業態對媒體提出了更大挑戰。不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在竭盡全力尋找更多、更新的渠道和工具，以順應新的時代要求。

就在記者節當天，著名調查記者羅昌平宣布，正式作別傳統媒體行列，成為一家移動互聯網公司的CEO。其實，羅昌平只是一個縮影，在媒體變革的進程中，“轉型”或“正在轉型”的媒體人名單已經拉得很長。

誠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君超所指出的那樣：今天，我們已邁入“自媒體時代”，媒體格局悄然改變，傳統的“記者”概念擁有了“人人都是記者”的廣闊外延。

然而，當“自媒體”“大數據”這些詞匯頻頻出現于行業環境中時，媒體人不得不重新思考這樣兩個問題：與舊模式相比，新聞新環境的參與者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出色？媒體人以何種角色參與其中才能盡數發揮才能？

在騰訊新聞“全媒派”制作的《金牌全能記者速成手冊》中，“高階技能+殿堂裝備”這種原本用于戰術攻關的詞匯赫然在列。正如一場攻關，隨著全媒體傳播時代的到來，作為一名媒體人，更要看清前方的“高能預警”，與時俱進地學習必備技能，用高科技“戰衣”武裝自己。

“今天我們所要談的新聞專業主義，應該是在傳播行動中達成和實現的。”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系主任師曾志教授指出，“新聞專業面臨的這種困境，是技術帶來的傳播觀念和行動的改變——這在本質上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很多人已經出發和行動了。”

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從未改變

在一些人眼中，為適應后工業時代，記者的職能有所“延展”，包括精準度、信息安全性、信息處理等。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以最正確的展現形式給特定群體講故事，仍是記者行業的一貫要求——換句話說，時代再變，不變的是講好故事。

記者節當天，中央電視臺播出了“全國新聞戰線‘好記者講好故事’——2014年中國記者節特別節目”。演播現場，10位好記者代表講述了各自的采訪經歷，一個個鮮活的故事讓不少觀眾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我們感受到了作為記者的真正力量！”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大一學生張宏璟感慨道。“好的新聞工作者，要為人民書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這些動人的溫情故事，傳遞出了正能量。”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評價說。

“不管時代怎么變，社會對記者的需求從未改變。”在北京大學舉辦的2014記者節公益論壇上，著名主持人白巖松坦言，自己經歷著媒體的大變革時代，但是巨變之下，時代對人最核心的要求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有助于社會和人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與20年前相比，今天做新聞有很多不一樣，今后還會有更多的不一樣。”新京報社總編輯王躍春指出，互聯網時代不是新聞專業的末日——“相反，它要求新聞更快、更深、更專業、更好看、更適合移動傳播。但新聞的本質不會變，也沒有捷徑可達”。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被新技術替代，而是在眼花繚亂中的迷茫、浪費和放棄。當你沒有那個1，你將永遠都做不到100。”王躍春意味深長地說。

改變世界的同時提升自己

媒體人要想在新聞報道和媒體機構中彰顯個人魅力，就需要樹立一種責任意識，具備一定的素質和能力。

美聯社交互新聞編輯室的一把手Shazna Nessa指出：“我們需要讓年輕的記者明白他們可以改變現有的游戲規則，人們也對他們抱有這樣的期望。”一份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報告也指出，記者應該具備“企業家精神”，即不論在什么專業領域，都應該以創新為目的進行反復試驗。“我們必須記住，新聞工作是充滿快感的創造，不是煩躁和無聊的重復。”

時代給新聞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未來十年媒體從業者如何做新聞？

“今年，我們看到了太多關于‘我為什么離開XXX’的帖子，但新聞有變化嗎？真相、真話和創意的傳播依然是我們獲得存在感的源泉。”王躍春斷言：“做新聞，沒有好時代與壞時代之分。”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看來，未來十年，媒體面臨的挑戰將會有四對矛盾：新舊媒體之間的矛盾、跨界和堅守之間的矛盾、善與真之間的矛盾以及大與小之間的矛盾。至于如何選擇道路，他的回答是：“大家需要‘在糾結中前行’——更重要的是，要在改變世界的同時，提升和改變我們自己。”

“如果把記者比喻成負軛的駿馬，那么在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新時代中，不必有太多的自我悲情慣性，而應該選擇奔放、奔跑。”時評人王石川說。

可見，如果善于分析環境和局勢，主動出擊而非被動遭受裹挾，那么對媒體人而言，眼下就是一個黃金時代。（光明網記者 張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