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由法律的理性與歷史性考察看法學的思考方式(發言提綱)

由法律的理性與歷史性考察看法學的思考方式（發言提綱）—— 舒國瀅

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卡爾?馮?薩維尼認為（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曾經指出：法學是“徹底的歷史及徹底的哲學性”之學。他將法學的“哲學性”因素同“體系性”因素等量齊觀，認為：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實在”法有一種“內在的理性”，這種理性促成實在法的統一及關聯性，只有體系化的法學才能發現之。其門徒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進一步將這個體系理解為形式邏輯的、抽象概念體系，從而走向“概念法學”之途。其后的“潘德克頓學派（學說匯纂學派）”法學理論（即概念法學）大體上具有相同的信條：法律是一個內含多樣性而又具有意義整體的有機體系，該體系是按照形式邏輯的規則建構的“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人類根據國家的“理性建筑學”（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標準來進行建構，就可以通過一定的質料將這個體系表達出來（成文法典體系）。有了這個通過成文法典之質料表達的體系，所有的案件均能夠由此加以涵攝（subsumption）。因為：“判決就是將法律概念作為（數學）因數進行計算的結果；自然，因數值愈確定，計算所得出的結論則必定愈可靠。??只有通過全面把握法律概念，真正的法律體系，即法律規定的內在相互依存性才可能產生。” 當時，著名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將這個“概念法學”的理想譏之為“琢磨著把法學上升為一門法律數學的邏輯崇拜”。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看到，法律都是在一定時間結構中存在和發展的。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按其存在的時間次序把法律分為“古代的法律”、“近代的法律”和“現代的法律”等等不同的類型。總體上說，凡在時間結構中實際存在過的法律都具有某種“雜糅不純”的性質。表現在：

1）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作為人定法是由人類創制的，人類理性本身的有限性決定了人類不可能創制完全符合邏輯標準或數學計算公理體系的法典。法律的邏輯化或數學化只可以想象和期望，實際上根本難以實現。正因如此，德國法學家基爾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 1802-1884）早在150多年前就看到：即使像羅馬法這種形式化程度很高的法律體系也“始終貫穿著矛盾和沖突，貫穿著僵化的形式與變動的現實之間、嚴苛的文字與不受之約束的公正理念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他甚至斷言：任何實在法的立法，哪怕準備一千年，也難逃導致漏洞、矛盾、晦澀、歧義的厄運。

2）時間結構中的法律規則要求即使按照形式邏輯的規則來建構，然而其所要規制的社會生活或社會關系則不具有邏輯性。法律傾向于非此即彼的分離式思考，企望所有的法律事件和法律現象均應進行理性的計算和理性的把握、并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中可以闡釋；而我們人類生活的現實世界中的事件和現象若從不同的角度來判斷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毋寧是亦此亦彼的，不是條分縷析的，毋寧是充滿矛盾、充滿緊張關系、充滿悖論的，其中存在著用理性的計算除不盡的余數。實在法就像個執拗的裁縫，只用三種尺碼來應付所有的顧客，這種簡化的武斷方式可能具有降低社會復雜性之功效，但它更多的可能使生動豐富的社會生活被裁剪得支離破碎。生活事實與法律規則之間的不一致，使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企圖跨越實然和應然的鴻溝以實現兩者的相互吻合成為難題。

3）時間結構中的法律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存在和發生效力的，沒有任何一種法律是無時間（適用一切時代）和無空間（適用一切國家或地區）規定性的。反過來說，法律均具有“暫時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質。短暫性意味著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實在法）的變動性、非確定性，這種屬性與法律追求的安定性、可預期性、一致性理念是自相矛盾的。文化多元表明時間結構中的法律的民眾信仰基礎的分化和在價值追求上的多目標化，即使對待同一 1

時代的時間結構中的法律，民眾對其確信和內心接受的差異也將導致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之合法性的危機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實效的喪失或式微。

4）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之立法技術尚不能滿足法律體系之“計劃圓滿性”要求，因此在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中可能還存在如下的問題：a）法律規則（規范）及法律語言多少有其意義的“波段寬度”（Bandbreite），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如英國法學家哈特（H.L.A.Hart, 1907-1992）所說：法律概念有其核心意義（core meaning）和空框結構（open texture）；b）法律規則（規范）有可能發生沖突；c）實在法律規則（規范）存在規定上的漏洞，即：現實中發生的案件沒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規則（規范）加以調整；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離規則（規范）條文的原義。在這些情境中，法官解釋和參與法律的續造就不可避免，而法官解釋和續造法律既可能彌補實在法的缺陷，也可能動搖實在法之統一性、安定性的理念根基和制度支架。

5）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不可能避免價值評判，不可能做到價值無涉。恰恰相反，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都滲透著人們（統治者、立法者、法官和一般的民眾）的價值考量。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價值評價，法律將寸步難行。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那些潛伏在法律解釋中的評價性的、規范-目的論的和法律政策性的因素：一個沒有判斷和評價的法律既不是實踐的，也不是現實的。然而，法律一旦涉入價值評判，那么有關法律問題的爭辯則必然會陷入哲學家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所稱的“明希豪森-三重困境”（Muenchhausen-Trilemma）：無窮地遞歸（無限倒退）；循環論證；武斷地終止論證。最終走出這三重困境，在時間結構中的法律秩序框架內是不可能的。

6）時間結構中的法律是現實政治和國家權力的反映，具有意志性和命令性。這一方面可能使時間結構中的法律確保其有效性在形式上的解釋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之誤入“權力的拜物教”的泥淖：時間結構中的法律有時會完全成為統治者玩弄專橫意志的工具。在特定的時期，尤其是在那些專制統治時期，法律由于違背正義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則完全喪失了“法性”（Rechtscharacter），不僅不能視為“非正確法”，它本身甚至墮落成了“惡法”，成了“非法之法”。

這表明：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它們總是帶有不同歷史時代或多或少非理性、甚或反理性的烙印。但不少的法學家（尤其是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家們）又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法律內含有一種理性的因素，它們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法律的這種理性因素是超越特定時間、特定空間和特定文化性質的。各個時代的實在法不同程度上體現或分有這種理性因素，而又不是其全部。所以，在這里我們看到法律的理性與法律的歷史性之間的一致與悖論：法律的理性在法律的歷史性中展開，但法律的歷史性并非完全等同于法律的理性。換言之，假如我們站在黑格爾哲學的角度，把法律看作是客觀精神與主觀精神的統一，那么這種統一并非是純粹邏輯的、直接的過程，其中包含著諸多差異的實現過程或現實性環節。從本體論講，法律首先是一種客觀精神，人類的整體或個體如何分有這些客觀精神，轉化為主觀精神卻有形式上和時間上的差別。或者說，人類并非在某個瞬間同時完全認識了所有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并立刻轉換成自己的理性認識和實踐行為。一般而言，總是先由某些學者提出對法律理性的觀點、理論或學說，這些觀點、理論或學說在歷史上被普遍接受而變成法律原理，進而形成法律慣例。在實行成文法的國家，人們將這些被普遍接受的原理、慣例規定為法律條文，確定為成文的法律原則，最后人們又將這些原則再運用于法律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是對流的（相向流動，gegenlaufig）、往返互動的、復雜的。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法律的理性因素或理性原則是客觀存在著的，但它們總是需要人們去不斷地認識和把握。

第二，由于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則有一定的認識依賴性（從實踐論上看，法律理性需要通

過認識作為實現的中介），那么它們又總是與認識主體的價值觀點扭結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人類群體和人類歷史的不同時代，人們對什么是真正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會存在理論爭議，也就是說法律理性至少是可以論辯的。

第三，即使那些被人類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在遭遇每個具體時代的實踐時也會呈現出實現程度的不同，有些時代的法律實踐在無限接近這些理性原則，有些時代則克減其實現的責任，有些時代的實踐甚至在完全背離這些法律理性原則。在此意義上，法律理性及其原則也同樣具有實踐依賴性。人類不斷通過實踐來充實每個作為概念框架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之意義（其中包括不斷揭示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的內涵，修正以往法律理性及其原則的意義和根據現下實踐情境提出補充新的意義）。

第四，法律理性及其原則的表達和存在形式不同，有的法律理性及其原則可能尚未被人們所認識，有些則潛在于人們的感性意識之中，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認識；有些已形成觀念、學說或思想，尚未被時間結構中的法律上升為正式的法定原則；有些法律理性及其原則被習慣法、判例法所承認，尚未得到成文法或制定法的明文規定；有些法律理性及其原則被成文法或制定法所規定，尚未體現為人們的普遍實踐行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總而言之，法律既包含理性要素，也包含一個時間（歷史）要素。每一個具體的實在法都必然經歷一個物理的時間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實在法不斷在生成、發展、變更或消滅，同時法律的理性也隨之展現出形態差異的面貌。只有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我們才會逐漸獲得有關法律之理性的較為完整清晰的圖景。所以，在這里由法律的歷史性考察進入法律的理性考察是一個較為適切的路徑選擇。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強調職業法學家必須持守經年形成的法學的觀察方式和思考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法學的思考方式呢？筆者認為其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一）法學思考是實踐思考。法學區別于自然科學，原因在于它不是“純思”，它不追求“純粹的知識”，而是“實踐的知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人類的思考方式（也是獲取知識的方式）分為3種，即思辨（哲學）之思，理論（科學）之思和實踐之思。在他看來，思考自身不能使任何事物運動，而只有“有所為的思考”才是實踐性的。實踐之思是針對行為選擇或欲望的思考，“這樣的思考是一種實踐的真理，而思辨的、理論的思考則不是實踐的，它只是真與假而不造成善與惡。??實踐思考的真理要和正確的欲望相一致。” 法學是“有所為的思考”，是針對特定的法律現象的思考，也是針對人們的行為選擇或欲望的思考。

（二）法學思考是以法律為起點的思考。法學家的思考始終不能完全游離于各個時代發生效力的實在法（國法）。他們不能像哲學家或倫理學家一樣首先站在超實在法或實在法之外的立場來批判法律，不能完全用道德的評價代替法律的評價，不能簡單地預先假設一切實在法都是“非正義的法”，是非法之法。法學家對法律的批評首先應當是“體系內的”批評，實在法為法學家提供了思考的起點和工作的平臺，但同時也限制了法學家提問的立場和問題思考的范圍。法學家完全可以表達自己在法律上的個人之價值判斷，甚至像抒情詩人那樣呈展自己渴望無限接近天空的浪漫想象，但法學家不能像詩人那樣利用過度修辭的語言張揚自己的情感。他們如果不想讓自己的判斷和想象完全流于無效，那么他們就必須用所謂理性、冷靜、剛性的“法言法語”包裹起這種判斷和想象，按照“法律共同體”之專業技術的要求，來邏輯地表達為法律共同體甚或整個社會均予認可的意見和問題解決的辦法，也就是說，法學家必須依托實在法按照“法學范式”（即法學研究者、律師、法官等等經過多年的法律實踐積淀而成并通過職業教育傳授的基本法律理論、法律信念、法律方法以及規范標準）來進行作業。故此，“假使法學不想轉變成一種或者以自然法，或者以歷史哲學，或者以社會哲學為根據的社會理論，而想維持其法學的角色，它就必須假定現行法秩序大體看來是合理的。??它所關心的不僅是明確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時也致意于：在具體的細節上，以逐步

進行的工作來實現‘更多的正義’。誰如果認為可以忽略這部分的工作，事實上他就不該與法學打交道。”

（三）法學思考是問題思考或情境思考。法學思考總是針對法律問題或根據一定的情境而進行的思考。那么，什么是“法律問題”？當人們對法律制度或社會現實以及兩者相互如何對應等方面的理解提供多于一個以上的答案時，就存在著某個“法律問題”。這樣的法律問題是無處不在的，它既可能是立法問題，也可能執法問題、司法問題、守法問題，既可能是法律解釋問題，也可能是法律推理問題。有時，這樣的法律問題甚至表現為一種“無路可走的”僵局性問題。譬如，假設有一項立法議案涉及大多數人的利益，無論是普通公民，還是立法機構內部成員之間形成完全對立的兩派意見，誰也說服不了誰，表決的結果也是半數對半數，那么這就形成一種僵局性問題。在司法上也可能產生同樣的情況。因此，法學的思考不是簡單地運用演繹法將法律作為毋庸置疑的前提條件通過推理得出結論的過程，更多的情況下是從問題出發，確定得出結論的前提條件是否可靠、是否被人們所接受。如果大家對推理的前提本身產生疑問，那么法學思考的工作就根本無法進行下去。所以，法學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法律問題，為法律問題提供答案。

（四）法學思考是論證的思考、說理的思考。既然法學可能面臨許許多多的法律問題，那么法學在為法律問題提出解答方案時必須為結論提出必要而充分的理由。在這里，法學思考遵循著“理由優先于結論”的規則。也就是說，法學的結論必須是有論證理由的結論，是對法學思考者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均有說服力的結論。顯然，這種結論的形成需要通過由眾多的個人和集團參與交談、論辯，尋求討論和理解的前提和方法。只有在法學思考中堅持論證和說理，才能確保個人和集團在法律問題上做到自我理解以及其他個人和集團對此問題的相互理解，直至達成共同的法學意見或法學結論。

（五）法學思考是評價性思考。法學所研究的是一種“價值性事實”，即反映人類的價值觀、價值傾向和價值意義的社會事實。這就意味著：法學思考離不開評價。其實，自古以來，正統的法學就是“評價法學”（Wertungsjurisprudenz, evaluative jurisprudence）。法學家們總是根據法律來評價人們的行為是合法的還是違法的。正如法學家施蒂希?約根森（Stig Joergensen）指出，法學及司法裁判的特色正在于：它們“幾乎完全是在處理評價的事”。德國法學家卡爾?拉倫茨（Karl Larenz）也認為，要“理解”法律規范就必須發掘其中所包含的評價及該評價的作用范圍。法學主要關切的不是“邏輯上必然”的推論，毋寧是一些可以理解而且有信服力的思想步驟。不管是在實踐（法律適用）的領域，還是在理論（“教義學”）的范圍，法學涉及的主要是“價值導向的”（wertorientiert）思考方式。在法學“價值導向的”思考中，尋求法律中的“正確性”要求是至關重要的。這種“正確性”要求所反映的主要價值是公正和正義。所以，法學思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與其他學問是有所不同的。比較而言，如果說經濟學思考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價值，倫理學思考追尋“道德之善”，政治學思考尋求“合目的性”、“權宜之計”，那么法學思考則以“正義”、“公正”的價值為主要取向。這正是為什么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設定嚴格、甚至有些“煩瑣”的程序，不惜犧牲“效率”，以保證法律的“正義”、“公正”的價值得到實現。

正是根據上面的思考方式，法學家們通過法律的歷史性維度的觀察，在各式各樣、錯綜復雜的法律問題之辨析論證中尋找到法律的理性及其原則。這應當成為法學家在知識論上所能做出的獨特貢獻。

第二篇：法律信仰與中國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法律信仰與中國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來源： 作者：

摘要：通過中國法治的內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內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國法治癥結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關鍵詞：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國法治 西方法治

內容：

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雙重含義，法律獲得普遍服從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應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強調法律至上，后者強調法律正當。雖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沒有也不可能說明究竟何謂“普遍的服從”、何謂“制定的良好”。我國學者高鴻均曾這樣看法治：“英美發系縱然內容繁多，簡而言之，基于不過三維：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獨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當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時他強調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縱為金科玉律，若乏運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難免空頭支票、空中樓閣，法治終空空也。③

法治是當代中國重新煥發的一個法律理想。法治為中國的制度注入鍛骨強魄的理性，為學術提供激濁揚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載了過多的政治意愿和社會情感而臃雜不純，以致時常被曲解。當今天我們又一次高揚法治之旗時，我們應該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對比的眼光重新審視中國法治發展的軌跡。

二：西方法治的發展

應該說，法治思想的提出與闡述來源于兩千年前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明確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實現法治。”并明確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兩種含義。此后，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論家們所普遍接受。法治內涵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體社會場合和背景下的人們通過他們的信念、制度和活動來賦予其含義。從古羅馬的西塞羅、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國獨立戰爭的杰斐遜等，都沿著亞里士多德這一法治公式在構建法治國。

從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可以看出，西方法治從源頭起，至少注意到了從人性論和認識論兩個角度論述法治問題。④西方法治此時就在人性論和認識論基礎上直接提出了法治與人治的尖銳對立問題。其中蘊涵的核心價值為：高揚法的神圣性。其實，縱觀繼亞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羅、托馬斯·阿奎那等人，他們無不是神學派代表。托馬斯·阿奎那認為，法律的統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為確保這個道德秩序，能夠通過理性而為人類所理解的神靈啟示的一個自然映現。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是分不開的。中世紀的歐洲統治是王權和教權共同進行的。公元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頒布“米蘭赦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蓋拉西發表“雙劍論”表明教皇和王權之間的平等。之后的歐洲，就開始了教會與世俗王權之間漫長的爭斗。教會在這期間經歷了盛行——衰落——繼續盛行的過程，并頒布了一系列的法

律（當時用來約束教徒的規則）。其中教令法的淵源有《圣經》、公教會會議、地區性宗教會議的決議和教皇的命令等。教會頒布的這些法律已經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種背景下教會基督教世界的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種或多種世俗法律體系的多重管轄之下。在教會與世俗王權爭斗的同時，法律的至上觀已在悄悄的樹立。當兩者相爭時，必然要找到一個更合適的尺度來解決問題，這個合適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謂漁翁得利啊！按照當時的政治法律實踐，倘若教會應該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權利，那么，世俗王權就必須把這些權力作為對自己的最高權力的合法的限制來接受，同樣，世俗王權的一些權力也構成了對教會最高權力的一種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統治下，世俗王權和教會和平共處。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時的法律已被當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會制定的一系列教條都被認為是神圣的、至高無上的，同時也被無條件的遵守。正因為此，經過歷史的滲透與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將法治深入人心，讓人民從內心里接受法律、服從法律。在這個時期，法律至上觀已被確立起來，這為西方法治的發展極為有利，甚至可以說是關鍵性的。

三：中國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鄭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成文法誕生的標志。之后成文法在諸侯各國普遍化。到秦國時，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書坑儒”的一幕。

其實中國古代先秦時期在治國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還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兩種主張的論爭。在秦朝時，采用的“法治”，到了漢代，就改頭換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來武裝了。漢代的法律為中國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國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漢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同時，也將中國古代散發著思想光芒的充滿人文氣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國”的法家一同埋葬。從那時起，中國人民時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圍中，歷代不但禮法、禮率并稱，禮書和法典并列，禮教與法律關系密切，而且在審判決獄上，更受漢代的春秋決獄的影響。⑦儒家思想無論從年代的久遠（從漢武帝時到清末）、從實施手段上（作為歷代治國方略）、從群眾基礎上（舉國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領域有絕對的發言權，它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當時的地位不亞于當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現在的地位。

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總體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禮；二是納仁入禮；三是德主刑輔；四是重視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國格。”⑧

在先秦的各學派爭論中，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對立。⑧儒家堅持“德治”，他們的主張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所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國根本的傳統觀念。儒家學派重德輕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繼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為理想的治國手段，中國歷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國和政治傳統實踐，與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從人性善論⑨出發，認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與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應該是仁心的運用，是仁政。他認為德治強調教化優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為的道德主體，而非國家暴力強制的對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羅馬時代，柏拉圖在早年時認為，一個最理想的國家就是“哲學王”統治的國家。一個最符合正義的國家，當然只能是由哲學王來統治。這是典型的“人治”觀。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尋找他理想中的哲學王，遺憾的是，他終

生沒有找到。在他晚年時，他退而求其次，認為如果統治者不是哲學家，而且在短時間內又無法使統治者變成哲學家，那么就應該實行以法治國。柏拉圖的終點正是西方法的起點。

儒家思想同樣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著爭議。綜觀幾前年的封建統治，筆者認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應是君主專制。他與柏拉圖不同，柏拉圖始終站在一個理性的構架上，并最終實現了法治的回歸，使法治走入正軌；而孔子以人本善為根基，始終認為個人的權力和力量是無窮的，在這個框架下，將中國的法治引入偏離的軌道，并使之越走越遠。

無論是德治還是人治，儒家不重視法律的作用，這是法治發展致命的。它只是將法治作為后補手段，一種懲罰措施，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儒家倫理影響下的社會規范，基本上有很強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規矩節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蓮克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維系社會功能遠比道德、風俗、教化等小，相對于其他社會，其運作功能也來的微小，這種規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國傳統法律維系社會秩序的被害人無處申訴，只能訴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們傳統思想里，法律的威懾力遠遠大于法律的對自身的保護性，也就是在常人看來，法律是恐懼的。這種思想下只能培養人民對法律的反抗情緒，遵守很難做到，更別提服從了。這與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離的。瞿同祖先生說：“儒家為官既有司法的責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條文之外，更取決于儒家的思想。中國法律原無律無政不得為罪的規定，取自由裁定主義，伸縮性極大，這樣，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躍成為最高的原則，與法理無異。”⑩筆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法治發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為當今發展中國法治的一大障礙。[Page]

四：中國法律信仰思考

面對差距，我們不得不進行深思考,不得不轉換思維方式，從上到下的思考與轉變。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美國比較法學家和法制史學家伯爾曼的話，在今天的中國已成為引用率相當高的箴言。⑾法律與宗教聯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確立和生長的觀念基礎,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獲得理論證成并付諸實踐,與西方國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為核心的法律文化傳統有關。把法治作為法律理想的中國, 沒有對法律的信仰就難以實現法制,中國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須把法律作為被信仰的對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這一法治建設的核心要素,盡早實現國人百余年來夢寐以求的法治國家的理想。

中國正從人治向法治社會邁進,法治社會的建立是一個漫長、曲折、艱巨的過程。它與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密切相連。中國的法治一直以來都是走的感性路線，沒有形成一個從上至下的法律理性體系，而這些在西方國家早以被討論、爭議、并永久地實施了下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建設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法治建設步履維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以及權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現象,仍屢見不鮮。這種現象還要存在多久，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們樹立法律至上的觀點，把權力讓度于法律，將法律看做保護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認為法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的機器”，我們的法治之路會走的順利些。

參考文獻

②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 吳壽彭譯 商務印書館

③高鴻均 《清華法治論衡》 清華大學出版社

④谷春德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國人大出版社

⑤夏勇 《法治源流——東方與西方》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⑥與現在所講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

⑦林端《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⑧《論語·為政》

⑨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由孟子提出的。

⑩于向陽等 《法治論》 山東人民出版社

⑾瞿同祖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澠勉出版社

⑿許章國等 《法律信仰》 廣西師范法學出版社

第三篇：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實踐與思考(發言提綱)

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

實踐與思考

保山市隆陽區文化廣播電視體育局 張文芹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為確保群眾基本文化權利的實現而進行的制度設計和體系建設，其目的在于豐富精神生活，傳播先進文化，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群眾基本文化權益。隆陽區以“文化樂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為指導思想，確立文化轉變觀念，在公共文化服務方式上由資源向資本的轉變、在文化建設方式上由基礎向基本的轉變：實施做實基礎、做強體系、做大產業、做硬隊伍、做出特色，主動抓好文化與旅游、文化與城建、文化與科技的三結合，同時將通過已有平臺網絡，廣泛傳播科學知識與技能、科學態度和方法，力圖實現文化服務站點化，群文活動大眾化，文化產品市場化、廣播電視網絡化、體育競技健身雙重化、新聞出版規劃化的目標。

1.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發展現狀

“十一五”以來，隆陽區緊緊抓住黨的十七大關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大戰略決策和云南建設民族文化強省的良好機遇，明確提出“文化旅游名區”的發展戰略，以做足文化為中心，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以“文化樂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為指導思想，抓硬件，促軟件，抓重點，出特色，全區文化實力逐年攀升，初步探索出了一條既適應市場經濟新形勢，又獨具隆陽地域

特色的文化發展路子，形成了文化建設促進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推動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局面。

1.1 基礎設施大力推進

區文化館、圖書館達部頒三級標準；建成達標鄉鎮（街道）綜合文化站9個，在建10個（芒寬鄉綜合文化站為達標后擴建）；投資3億多元在北城區新建了全省一流的奧體中心；建成67項農民健身工程和13條健身路徑、3個健身樂園、6個村級文體活動廣場；板橋青龍廣場、芒寬民族文化廣場、潞江潑水廣場、丙麻文化廣場也先后建成；村級文化室、農家書屋基本實現309個村全覆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成區支中心1個、鄉鎮服務點15個、村級服務點199個。這些文化、體育設施成為開展群眾文化體育活動，豐富人們文化生活的重要陣地，布局合理、覆蓋城鄉、便民親民的大眾化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基本形成。

1.2 群眾文化空前活躍

校園文化、企業文化、社區文化、鄉鎮文化和農民自辦文化等活動內容豐富多彩，形式靈活多樣，方式手段不斷創新，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良好態勢；假日文化、旅游文化、“歡樂鄉村大家樂”廣場文化等品牌文化活動全面啟動，品位不斷提升。商貿旅游節、哀牢犁耙會、芒寬火把節、潞江潑水節等大型活動特色濃郁、大氣磅礴，博得了各界人士、中外賓客的高度贊譽。

1.3文化遺產保護成效顯著。一是認真組織開展非遺普查，及時深入挖掘整理有價值的項目。二是積極申報各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傳承人、傳承基地，不斷完善申報、評定、傳承、保護工作辦法。三是制訂項目分級保護規劃，對重點非遺項目采取建立傳承基地、明確代表性傳承人的形式予以重點保護。四是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并通過各級驗收，復查不可移動文物46處，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221處，新公布區級文保單位64處。對重點文物光尊寺保護單位進行了搶救性修繕，制訂了玉皇閣、張志淳墓、漢營古城等重點文物的搶救性維修方案。

1.4廣電事業成績斐然

截止2011年10底，先后投資數千萬元，建成癩石頭山廣播電視無線發射轉播臺1座，農村應急廣播9套，完成“村村通”安裝64620套，廣播電視覆蓋率分別達到96.5%和95.81%。成立了區級“村村通”管理服務中心及轄區18個鄉鎮（街道）維修站，區財政每年安排50萬元專項經費。隆陽新聞中心自辦一套電視節目，全天播出時間均在18小時以上。

1.5群眾體育活動蓬勃開展

五年間，在公共場所和居民小區安裝配備了健身路徑10條，為67個村（社區）建起了農民健身工程，建晨晚練點380多個，培訓社會體育指導員296人。扶持10個體育協會。參加體育鍛煉人口達40%以上，中小學生體育鍛煉達標率為96%，國民體質檢測率達35%。我區還被國家體育總局授予“全國體育先進縣（區）”，移動公司保山分公司、永昌街道交通社區被國家體育總局授予“全國群眾體育先進單位”，板橋

等4個鄉鎮被省體育局授予“體育先進鄉鎮”。承辦省第六屆城運會并獲金牌第一，總分第一。

1.7文化產業發展健康有序。全區建立起娛樂、網絡、演出、音像、圖書報刊、印刷、文物、體育等門類齊全、運行規范、健康文明的文化市場體系。文化市場管理體制基本理順，區、鄉兩級管理網絡日趨完善。一是采取日常稽查、突擊檢查和監管平臺相結合的方式，加大文化市場監管力度，凈化社會文化發展環境。二是加強引導，積極組建“網吧協會”“娛樂行業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促進文化市場自我管理、自我約束。三是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辦文化，引進民營企業投資3000萬元興辦文化產業實體——保山永子文化傳媒公司，為拓展我區文化企業經營空間開了好頭。四是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將人文史跡、文化內涵與旅游開發緊密結合，極力打造光尊寺、青龍街等旅游景區文化品位，助推隆陽旅游產業發展。

2.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問題

毋庸置疑，基于城鄉之間、鄉鎮之間、村社之間經濟發展和認知水平的不同，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2.1公共文化資源配置不平衡。一是城鄉之間的文化資源不平衡。二是鎮鄉之間的文化資源不平衡。三是村社之間的文化資源不平衡。四是公共文化設施網絡尚未實現全覆蓋。

2.2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有限。地方各級政府文化財政支

出增長速度明顯低于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文化事業投入橫向比遠低于衛生和教育事業投入、農村文化事業投入又遠低于城市文化事業投入是長期以來的普遍現象。

2.3公共文化設施服務效益不高。一方面，公共文化設施數量不足，另一方面卻是公共文化設施利用率不高。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公共文化設施不“公共”，二是公共文化設施不“文化”，三是公共文化設施監督管理缺位。

2.4文化產業發展主體規模不大。目前，我區文化產業經營戶總數雖然達到近800戶，但主要集中在演藝娛樂、音像制品經營、電子游藝、印刷復制、出版發行等方面，呈現散、小的共性。除初具規模的永子文化傳媒公司外，這些市場主體普遍規模小，經營收益不穩定，很難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占有一席之地。

3.隆陽區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對策建議 根據當前我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結合創建孤傲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的要求，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為抓手。

3.1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政策保障機制。一是要建立科學的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運行機制。加大包括文化在內的社會事業發展狀況在政績考核體系中的比重，健全與經濟、政治、社會建設統籌協調的“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調控有序、合力推進”的管理機制，分解落實各級各部門工作職責，同心協力，齊抓共管，共同抓好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二是要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要加大包括文化服務體系建

設在基層黨委、政府在政績考核體系中的比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議事日程，納入各級政府的目標管理體系。實行政府榮譽獎勵制度，對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對生產提供各類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有功人士予以表彰獎勵。

3.2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投入保障機制。堅持政府主導，繼續加大對公共文化的投入，各級財政要把文化事業發展經費列入財政支出預算當中，加大投入力度，確保文化事業經費的投入增幅略高于當年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積極鼓勵多元投資，積極探索多渠道利用社會資金的路子，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多渠道籌資為輔的投資格局。

3.3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監管保障機制。形成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用活用足鄉鎮綜合文化站資源，因地制宜建設一批村級文體活動中心，方便村民學習、娛樂、休閑，加快基層文化陣地建設。搭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建設平臺，鼓勵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捐贈、捐助和活動冠名等形式參與文化事業建設。針對公共文化設施“重建設、輕監管”現象，加強監管，制訂公共文化設施服務規范，明確監管主體和責任，提高綜合服務能力和使用效率。

3.4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人才保障機制。一是要加強農村文化管理隊伍建設。要按照視線向下，重心下移 的原則，利用設施和人才優勢，加強對鄉鎮文化干部和村文化干事的培訓，提高農村文化隊伍素質，同時要著力解決鄉鎮文化工作人員不足、不能專職專用等問題。積極探索體制外聘用人員的新路子，聘用有一技之長、熱心于農村文化工作的文藝骨干擔任專職文化輔導員，發揮他們在推進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組織協調作用。制定落實優惠政策和人才激勵新機制，引導文藝工作者、經紀人、企業家大力發展生態文化旅游業、圖書出版發行及影視音像業、藝術培訓展演及歌舞娛樂業、體育健身業等各類文化產業，扶持、培養、造就一批縣內外知名的文化企業和文化企業家。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滿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是實現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這既為我們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泛舞臺，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明確要求。深入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加快隆陽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步伐，文化的春天已經到來。

第四篇：西安與成都經濟社會發展對比分析——赴成都考察務虛會上的發言提綱

西安與成都經濟社會發展對比分析

（赴成都務虛會上的發言提綱）

一、西安和成都目前的對比分析

（一）優勢

1、西安歷史底蘊深厚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中國歷史上的四個最鼎盛的朝代周、秦、漢、唐都建都在西安，目前我們有博物館121座，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70家。成都目前有博物館33座，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46家。從歷史底蘊和博物館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數量上來看，西安的優勢是很明顯的。

2、軍工資源富集

西安目前軍工單位大概有300多家。現在有全國近1/3的航天兵器科研生產力量和近1/4的航空專業人才和高精尖設備，軍工行業門類涵蓋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技術、電子等6大領域。可以說，除了北京之外，我們的軍工實力在全國是最強的。

3、科教資源雄厚

我們有大學63所，在校大學生總數110萬；各類科研及開發機構3000多個，在全國僅次于北京上海，資（不含農戶）比重47.6%，比成都低7.9個百分點。

從進出口總值上看，2016年，西安進出口總值1828.46億元，相當于成都的67.4%，；同比增長3.8%，比成都低7.2個百分點。

從實際利用外資上看，2016年西安新批外商投資項目72個，比成都少196個；實際利用外商投資45.05億美元，相當于成都的52.3%。

總之，從以上這些數據的對比中可以看到，西安目前經濟總量偏小，工業不大不強，非公經濟發展不快，縣域經濟活力不夠，經濟外向度不高；城市發展空間不足、承載力不強，可利用面積遠低于同類城市；區域板塊間同質化競爭嚴重，資源分割和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劇，經濟發展的短板明顯。

3、西安國際化水平不高

成都目前有領事館26個，國際航線86條，擁有世界500強企業278家，是西北地區設立外國領事館數量、開通國際航線數量最多的城市。目前在西安設立領事館、簽證中心的國家達到20個，新增國際航線37條，174家世界500強企業西安在落戶。從這些數據上看出，成都的對外開放的配套環境建設要好于西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應出西安的國際化水平是不如成都的。

市整體的工業實力的。沒有工業的保障，西安整體的工業實力是無法做大做強，對區域內的產業帶動力也會不足。

（三）人才的流失阻礙了城市發展的腳步 2016年西安高校畢業生近24萬人，新增就業12.92萬人，從數據上顯示，一半的人才都流失了，城市還怎么去發展。我們要深入思考在就業渠道、吸引高校畢業生在西安就業創業的政策措施、創業政策扶持體系及創業服務活動開展等方面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和留住人才在西安創新創業。

（四）文化科教優勢未能轉化成支持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動能

西安雖然有文化科教優勢，但是對待挖掘的文化科教資源梳理分析得不細致，這些文化科教資源的分布情況、有多少能轉化成資本資源和發展資源也不明確，缺少對文化科教資源的設計，進而會影響轉化成產業的步伐。

（五）城市宣傳包裝上的短板影響了城市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在城市形象宣傳推介，傳遞西安現代化、國際化的良好形象上，包括城市的宣傳口號、城市品牌包裝、借

一步拉大。因此，西安全市上下要進一步強化危機意識，增強加快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我加壓，負重奮起，瞄準更高目標，擼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干，以超常規的思路和舉措推動西安快速發展。

2、解放思想，構筑更為開放靈活的體制機制 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理念、勇于擔當、敢于作為，認真落實“三項機制”，鼓勵大膽干事，以新的思路、新的視野系統謀劃、協同合作，謀劃出領先全國的、最優質的政策和待遇及更為開放靈活的體制機制保障，用最優質的資源條件吸引海內外的最優秀企業和最優秀的人才來西安投資創業。

3、激活優勢資源，釋放創新活力

要系統深入研究西安的科技教育、文化旅游、軍工等優勢，研究思考可以轉化為地方的創新優勢、產業優勢、經濟優勢及發展優勢的改革措施與支持政策，要為西安的優勢資源“松綁”，依靠財稅、金融、用地等政策的“疊加效應”，策劃實施和引進一批功能性、引領性的重大項目，不斷提升西安優勢資源的顯化效應。

4、有效落實精準招商，帶動經濟快速發展 精準招商要分兩個方向、兩個板塊，一個是產業，一個是城。我們目前新成立的招商局要定位清晰、分工

7、打造城市品牌，提升綜合影響力

堅持把外宣工作定位為城市形象營銷工程，一是進一步加大西安的形象宣傳推介，改變外界對西安落后、土氣的片面認識，傳遞西安現代化、國際化的良好形象。二是多措并舉，大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美譽度。三是以三星項目作為西安招商引資的名片，借商傳商、以商引商，加快西安外向型經濟進一步發展。

8、強化守土有責，推進“平安西安”建設

守土有責，一要做實事，對市委市政府負責任，對西安市民負責任；二要當助手，擺正心態，只有干事的職責，只有攬責任的職責，不是攬功的職責；三是操心是本分，盡自己最大努力做實事，牢牢守住社會穩定和安全生產兩個底線，確保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9、深入推進“行政效能革命”，提升政府服務能力 堅持內外兼修，深入推進“行政效能革命”，用“店小二”的服務意識，與“五星級服務”連到一起推動政務服務。首先，立足于“實”，圍繞聚焦“三六九”，振興大西安的奮斗目標，深入一線抓，件件抓落實，有檢查、有督促、有結果、有回音；其次，立足于“小”，從小事做起，著眼大事抓小事，多積尺寸之功；第三，立足于“細”，從細節抓起，抓檢查、抓督辦、抓落實，以細節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