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兼論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

——兼論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20余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和新矛盾，以致轉型期的中國面臨嚴峻的挑戰。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對此，從法學研究、法律發展及司法實踐而言，有必要進一步思考：和諧社會的價值定位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之間有何內在聯系？我國的司法實踐與這些價值目標的要求究竟相差多遠？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件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務于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于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于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準，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準：（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并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于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于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于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向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于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并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并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于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于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于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占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卷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于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系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于鼓勵司法者采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么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并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并沒有通過后天的培訓機制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象，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么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準，必要時中央可采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后，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準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并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并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并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后，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于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準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準。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準，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后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準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準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制，我們確定法官準入和退出的年齡標準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準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準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第二篇：論司法體制改革與司法解釋體制重構發展與協調（寫寫幫整理）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論司法體制改革與司法解釋體制重構

論司法體制改革與司法解釋體制重構

--關于我國司法解釋規范化的思考 劉 崢

近年來，關于法解釋的著述頗多，但主要是從學理角度探討法解釋的歷史延革、學說源流、價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問題。而對于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而言，從制度層面上來規范司法解釋，以構建司法解釋體制更具實務價值。

司法體制改革之要義乃司法獨立，司法解釋權的設立正是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權的重要表現；司法改革終極目標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釋權的正當行使實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從一定程度而言，司法體制改革乃重構我國司法解釋體制之契機，司法解釋體制如何構建亦為司法體制改革縱深程度的標尺。本文擬通過對我國司法解釋現狀的分析，以司法改革為依托，探求規范司法解釋的最佳途徑。

一、學理背景：司法體制、司法解釋體制、司法解釋的基本界定

司法體制是指國家司法權配置的范圍以及行使司法權的國家司法機關的職權劃分及其相互關系。根據我國憲法規定，我國的司法體制是由行使審判權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檢察權的人民檢察院，分別行使國家司法權的司法組織制度。

司法解釋體制是指司法解釋權的授予范圍及作為司法解釋主體的解釋權限及各解釋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根據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下簡稱1981年決議)規定：“凡屬于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釋；凡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據此，我國司法解釋體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定解釋主體，以審判權和檢察權為限分割司法解釋權，解釋內容為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問題的二元一級司法解釋體制。

顯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釋體制與我國現存司法體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說重合性。由此可見，司法體制實為司法解釋體制的基礎，對后者的主體、內容、權限具有決定意義。司法體制是司法權配置的結果狀態，而司法解釋權乃司法權之附屬，司法解釋體制是在司法權一級配置之后進行的再次配置或稱二級配置。二級配置只能夠在一級配置的范圍之內進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會形成制度對司法實踐的阻卻和制約。而司法解釋權利具體行使，理應在司法解釋體制內運行。因此，司法解釋的界定應該是指“我國最高司法機關根據法律賦予的職權，在實施法律過程中，對如何具體運用法律問題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釋”1。但實踐及學理界對此概念已有較大突破。實踐中，非正當主體如地方法院、地方檢察院、非司法機關等行使司法解釋權已呈正當化趨勢；正當主體間權限交叉導致解釋沖突也屢見不鮮。

在學理上，對司法解釋的定義至今歧見紛呈。溯及本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題：從司法體制對司法解釋體制的約束性、司法解釋體制對司法解釋活動的規范性而言，司法解釋逾規現狀是對法定體制的侵害，會導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權虛置。但是，如果司法權的一級配置存在不合理狀態，或稱“體制不順”，其二級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懷疑。在異化體制下進行的司法解釋規范化自然會有諸多沖突難以解決。就此意義而言，司法體制對司法解釋體制呈單向制約規范作用，而司法體制改革與司法解釋體制重構則會呈現互動發展的客觀情態。司法解釋體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釋規范化的重要標志(司法解釋規范化是對司法解釋主體、權限、程序等進行規制，而這些內容即為司法解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釋體制會成為司法解釋規范化的內生性障礙。在尋求我國司法解釋規范化歷程中，司法解釋體制的重構是必由之路。

二、當代中國司法解釋的現實困境及法理詮釋

自1979年以來，我國進入立法的蓬勃發展時期，司法解釋也相應日趨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僅1978年至1993年15年間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就相當于過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釋總和的近兩倍2。與之相輝映的是有關司法解釋的立法活動和學理研究也相應啟動。自建國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長期實踐中，司法解釋現象雖然廣泛存在，但其內容主要屬政策法律化的范疇，在主體、程序、解釋權限上也一直處于無序狀態。隨著1981年決議的出臺，對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下稱1955年決議)進行修正，使司法解釋的主體、權限得到初步明確。至1996年12月9日最高檢察院發布實施《最高檢察院司法解釋工作暫行規定》(下稱1996年《暫行規定》)；1997年6月23日最高法院發布并于1997年7月1日施行的《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若干規定》(下稱1997年《若干規定》)，分別對檢察解釋和審判解釋的程序進行規范。以1981年決議為基礎，結合最高司法機關的上述規定，司法解釋主體得以擴展，解釋權限被加以區分，解釋程序也趨于規范，當代中國司法解釋體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釋活動呈現從無序到有序的演進態勢。但不可諱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構建下的司法解釋體制不僅未使司法解釋的有序狀態日趨合理，其異化甚至對文本的背離的現象在司法實踐中卻日益明顯。學理研究對此予以關注，但主要是針對如何在現行規定的基礎上使司法解釋規范化，忽略了在現行體制下司法解釋能否規范化。由此，中國當代司法解釋呈現理論研討與立法實踐、司法實踐與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釋規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體正當性危機

1981年決議明確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為我國司法解釋法定主體，司法解釋主體二元格局由此確定。非司法機關不具司法解釋權，處于下級序列的司法機關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檢察院也非正當主體。司法解釋權的壟斷性與專屬性為公眾接受，但實踐中，行使司法解釋權的主體不適格現象比比皆是。非正當主體正當化與正當主體非正當化現象引發主體正當性危機。具體表現如下：

1法定主體的非正當性內核。主要是針對最高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一元主體地位而言。自1981年決議出臺，最高檢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釋權并單獨或參與制作印發了大量司法解釋文件。對檢察權性質乃司法權的認同和接受檢察機關為司法機關成為我國司法體制的重要內容。但隨著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釋權能行使上的交叉甚至對抗導致司法程序延宕、法律適用不一等弊端，法學界開始重新思考最高檢察院的地位正當性問題并形成諸多觀點。否定說認為，從法制統一的角度出發，將司法解釋權統一于最高審判機關乃世界通行做法；而最高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自已解釋法律又自己進行監督，會致監督流于形式；“兩高”同時行使司法解釋權以及檢察權對審判權的介入都會導致政出多門3。肯定說也有兩種代表性傾向，其一認為以法律監督權來否定司法解釋權不合邏輯，因為二者具正確實施法律之共同目的，不具根本對抗性；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相互沖突以及檢察權對審判權的介入問題可通過“兩高”聯合進行司法解釋來解決。最高檢察院的司法解釋主體地位不僅合法，還應進一步強化。4另有學者雖肯定最高檢察院的正當解釋主體地位，但主張其解釋權限應被限定在刑事司法解釋或部分刑事程序法解釋權，即對現行法定權限內容加以限制，以順乎檢察權自身職能的內在要求。5

由司法解釋主體二元制引發的學術爭論中，否定說顯然傾向于在司法權重新配置狀態下取消最高檢察院的一元主體資格，而肯定說主張在現有司法體制內以程序整合消彌沖突。筆者認為，檢察機關作為行使偵查權和公訴權的職能部門，如被授予司法解釋權，其所作司法解釋應具普遍約束力，包括適用于審判機關裁判具體案件。而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檢察解釋置之不理現象時有發生，司法解釋主體二元制導致的這一現象根本背離了法制社會對司法統一的要求。其次，我國的司法體制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解釋體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種經驗性事實而非預先設計的結果。如不顧這一事實而僅從法理邏輯上討論最高檢察院主體正當性，其主張可能會與事實根本違背，成為“歷史中的聰明人和實際中的傻瓜”。將司法解釋權統一歸于最高法院行使應是理性的終極目標，而漸進完善過程中，筆者贊成通過解釋權逐步限制和程序規制來達到目的。對此，下文將在規范化途徑中作深入論述。

2非正當主體的“合法”存在。這主要是：

1非司法機關實際行使司法解釋權。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間，最高法院共制發152個刑事司法解釋，其中有62個是與沒有司法權的單位聯合制發的。6由眾多不具備法定司法解釋主體資格的機關7參與制定司法解釋，使司法解釋內容上帶有嚴重部門利益傾向，解釋形式也缺乏嚴肅性，甚至出現違法司法解釋。如1998年11月15日國務院某部就《價格管理條例》有關行政訴訟溯及力的問題規定，“人民法院對《價格管理條例》頒布前有關案件當事人的起訴，依法不予受理。”此內容直接觸及法院的受案范圍，并對司法程序進行限制解釋。

2下級司法機關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檢察院在司法實踐中實際擁有一定的司法解釋權。在1981年決議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確規定，處于下級序列的司法機關非司法解釋正當主體；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關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不應制定司法解釋性文件的批復》(下簡稱1987年批復)，亦再次強調“具有司法解釋性的文件，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均不應制定。”但司法實踐中，下級司法機關實際行使司法解釋權的現象使我國司法解釋體制由法定一級制表現為多級制的實態。對此現狀，反對者認為司法解釋只能歸于最高司法機關，這是司法權獨立與統一的要求8；認可者則認為法律解釋的意義在于適用法律。將法律解釋從法律適用中剝離出來是不可能的，因此應給予其合法生存空間9。認可者中還有從司法解釋與法律具體適用的相互依存關系出發，認為司法解釋即為法官適用法律之解釋，因此，法官也應成為合法的法律適用解釋主體10。

筆者認為，反對者的主張失于單薄。以審判解釋為例，在實踐中，地方司法機關進行的適用解釋或稱地方司法解釋不僅大量存在且具準法律性質。如1998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及公安部聯合制定《關于盜竊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局)，可以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上述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盜竊罪的具體數額標準，并分別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備案。”另外，地方法院作為法律的具體適用者，如禁止其解釋法律即會造成報請上級或有權機關解釋頻繁發生，導致一、二審合一，上訴審流于形式，既不合司法程序公正精神，也會造成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由此，這種一級體制導致的司法審判領域的法律解釋權壟斷與法律適用主體多級性并不協調，違反法律適用客觀規律的內在要求。

(二)解釋權限界定不當

這主要指二元主體間的權利分割。1981年決議將司法解釋分割為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的規定意在厘清二元主體間的解釋權限，但這一做法在實踐中卻屢受沖擊，其具體表現為：

1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內容上的沖突。如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關于對執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訴不予受理的批復》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屬于抗訴的范圍。這顯然是對《民事訴訟法》第185條規定的應當抗訴的范圍進行限制，與檢察機關抗訴權形成競合。

2審判解釋和檢察解釋的效力沖突。1981年決議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此表述說明，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具有雙向約束力，但司法實踐中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的效力只及于本系統之內。當兩機關對同一法律問題存在分歧時，便會各自頒發解釋，從而引發司法無序。如最高檢察院于1990年、1992年分別制定《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第64條的暫行規定》和《關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抗訴工作暫行規定》，對行政、民事抗訴審級問題進行解釋，明確“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最高法院對這一問題未作相應解釋，而實踐中大多數法院拒不接受同級檢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訴訟抗訴案件或以各種形式交由原審法院再審，限制了最高檢察院該項解釋效力的發揮。

另外，因司法解釋權限界定不當還造成對司法權的不當介入問題，這主要指行政法規與地方法規的解釋權。其中，關于地方法規的解釋權，1981年決議規定，“凡屬于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進行解釋。”即司法機關無權對地方法規行使解釋權。同時，根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如何引用法律規范性文件的批復》規定，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地方法規在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本行政區域內案件時可以法律文書中予以引用。可適用卻不可解釋，顯然不合邏輯。在肯定地方法院具有一定司法解釋權時，將對地方性法規的解釋增列為司法解釋權內容，符合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的依存關系。1981年決議未對行政法規解釋作出規定，在實踐中通行做法是由行政主管部門承擔。1993年3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行政法規解釋權限和程序問題的通知》確定行政法規“本身需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問題”由國務院作出解釋，而具體應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解釋。行政法規也是人民法院法律文書制作中可引用的規范性文件，所以這一剝離法律適用與法律解釋的規定與上述有關地方性法規解釋的規定一樣，既不合法理，又會因部門利益不同而造成地方行政法律割據和司法功能殘缺。

(三)司法解釋效力不明確

司法解釋效力不明確主要包括司法解釋的生效、失效時間及其援引力等內容。對于司法解釋生效時間，1997年若干規定第11條明確司法解釋以在《人民法院報》上公開發布日期為生效日期，改變了過去生效標準不一的情形；對于司法解釋失效時間，該規定沿襲自動失效原則，即“在頒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廢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釋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此規定過于籠統，仍應輔之以及時清理、編纂及聲明，使適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釋或放棄適用實際效力仍存的司法解釋的實效混亂局面得以根除。

至于司法解釋的援引力，即可否在裁判文書中引用問題，實踐中看法不一，最高法院也先后作了不同規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如何引用法律規范性文件的批復》中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貫徹執行各種法律的意見以及批復等，應當遵照執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因此直至目前，在裁判文書中直接公開引用司法解釋的甚少。對此，有觀點主張司法解釋僅是如何適用法律的解釋，本身不是法律，自不應同法律并列為裁判的根據。如果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司法解釋，可能會造成以解釋代替法律的后果。另有觀點認為，由于客觀上有些司法解釋乃法律漏洞之補充，依之定案的文書如不引用該解釋，則使裁判失去了依據。而且既然司法解釋是公開的，允許文書引用可使當事人全面了解裁判理由，從而利于法制宣傳、減少無謂上訴與申訴，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至1989年9月14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關于執行〈通告〉的若干問題的答復》第4條規定：凡依《通告》從寬處理的案件，在司法文書中可以寫明：“鑒于被告能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通告》規定的期限內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根據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被告人做出從寬處理的決定。”

1993年5月6日最高法院印發的《全國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最高法院關于具體適用法律的司法解釋，各級人民法院必須遵照執行，并可以法律文書中引用。”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規定》第14條規定“司法解釋與有關法律規定一并作為人民法院判決或者裁定的依據時，應當在司法文書中援相；援引司法解釋作為判決或者裁定的依據，應當先引用適用的法律條款，再引用適用的司法解釋條款。”綜觀上述規定，司法解釋能否被裁判文書援引的問題仍未真正解決。雖然相對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復而言，后來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問題仍無答案：

第一，1997年《若干規定》與1993年《會談紀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釋范疇是否同一?如是，則所許可引用的只能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檢察解釋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規定》限制司法解釋的引用條件，則補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釋(即無“有關法律條款”時)，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釋援引力真正明晰。

(四)抽象解釋與具體解釋失諧

所謂抽象解釋，指作出解釋不是在適用法律過程中也非針對具體案件，而就普遍應用法律問題作出系統的具有規范性的司法解釋。具體解釋與之相對，指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針對具體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所作的解釋。后者顯然更接近司法解釋的目的：將抽象法律適用于多變化社會關系的導入作用。

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雖有很大自由裁量權，但不得脫離具體案件抽象地解釋法律或抽象地去制定類似于法律形式的規范。在大陸法系國家，抽象解釋被更為嚴格地限制。抽象解釋呈現的法律創制傾向使人們懷疑抽象解釋是解釋還是立法，是否對立法權有所超越。綜觀我國司法解釋活動，大量存在以貫徹或實施某一法律的意見/規定/辦法為由，脫離原法律文本進行的解釋，其內容與被解釋的對象間存在實質差異。究其成因，源自歷史慣性與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國司法解釋的發展源于1979年以后這一時期劇變的社會關系與速成立法所導致的法律即時性與立法粗糙。社會關系的急速變動與日趨復雜，使法律的發展面臨諸多具對抗性的要求。如一個現代法律體系的建立依賴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規則；而社會轉型的現實又要求現行的法律保有足夠的彈性，以適應社會變化的需求。

同時，立法過程中域外經驗與本土經驗的沖撞也會產生法律與現實的不和諧。凡此種種情態，客觀上為創造性的司法活動保留了一個相當大的空間，而司法解釋作為矯正、彌補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術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條過于原則而可操作性差時，可通過細化抽象法律條文以適于操作，亦可通過創制性的解釋對立法疏漏補白，從而在法律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起到立法先導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國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不僅是闡釋法條，同時還帶有創制法律的色彩。歷史慣性之外，抽象解釋未順應現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還有著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

1司法解釋條件過于抽象。司法解釋條件是指司法解釋主體在何種情形下才能作出司法解釋，此亦為司法解釋權正當行使條件。1981年決議只籠統規定司法解釋是針對“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最高法院1997年《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其表達相對于1987年決議無任何細化。

2一級解釋體制下的解釋權高度壟斷導致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的分離，使司法解釋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存在于具體案件的審判過程并針對具體的案件事實進行，從而使司法解釋更多地表現為帶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釋。

此外，法定法律解釋規則的缺位，使司法解釋的制定處于無章可循的狀態，隨意性極大。司法解釋內容表述上，存在說理不透徹、論證不充分、推理不嚴謹的情形。既冠以“解釋”之名，闡釋性的說明以細化抽象條文乃其當然風格。而實際上，因“解釋”的表述抽象而導致理解困難，從而出現下級法院對司法解釋如何理解和適用進行請示的尷尬局面。

綜上，我國當前司法解釋的現實困境根源于司法解釋體制失衡。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現實困境的成因中還存在技術原因和司法理念滯后的情形。在技術層面上，首先，長期存在的觀念認為司法解釋是一種重要司法權力，而忽略司法解釋作為一種法律適用手段，其技術存在或者說不同法律解釋方法的綜合運用同樣重要，以致法解釋方法單一。隨著法解釋理論研究的深入，解釋方法的恰當運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釋規范化系統化，擴充司法解釋的生存空間。其次，立法文件疏于界定抽象解釋與具體解釋的效力層次以及各不同司法解釋的效力等級，也是解釋效力混亂的原因。在司法理念方面，出于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而為的具體解釋所致解釋權濫用使用體解釋效力受損，也使司法解釋權壟斷為解釋主體倚重；司法獨立觀念淡漠使司法解釋受制于行政規章、地方立法的情形大量存在。以制度失衡為主，輔之以技術單一與觀念滯后是我國司法解釋現實困境的原因，也是制約司法解釋規范化的主要障礙。

三、司法解釋規范化及其途徑

前文述及，司法解釋現狀中諸多弊端內生于現行司法解釋體制，故體制的改革成為司法解釋規范化的第一要義。因為，“就中國的法律解釋體制包括司法解釋制度來說，無視其在總體構架上存在的問題，僅僅局限于對現行做法進行清理并使之規范化，意義畢竟有限。而且規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將現狀包括不合理的現狀固化。”所以探討司法解釋規范化具體途徑之前，觀念上的準備實為必要。司法解釋規范化是伴隨司法改革與完善法制建設而生的命題，但現實中包括許多法官在內的人們對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處于一個膚淺層面，甚至是錯誤的思路。實踐中有關法律解釋整合性概念與規則的缺乏，學理研究的尚不充分都將制約司法解釋的規范化、體系化、制度化。更新司法觀念、明確司法解釋工作指導思想和司法解釋工作的原則，是觀念更新的重要內容，也是具體規范化設想得以接納的基礎。

第三篇：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后，我國終于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加快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在入世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涉外經貿領域的行政訴訟將會增加。從中國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建立一套比較健全的司

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正在與國際接軌，正在朝著適應入世新形勢的方向發展。入世后國內執法重點將有所轉移，無論WTO的要求好是從中國自身法制的需要來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都將會進一步加強。國內目前在強

化司法審查的同時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加入WTO后司法權是否可以任意擴及貿易事項，法院是否可以和有必要對行政行為無限制地進行司法干預。中國入世后所面對的是一種很特殊的復雜的執法環境，忽視入世后國內執法環節的特殊性和客觀需要，對一般行政行為與貿易行政行為不加區分一味強調的司法審查，似乎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即便WTO本身的司法權的行使也有嚴格的法律限制，WTO并不能越俎代庖，并不能任意干預國內行政及司法程序。實際上任何司法權威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嚴格的職權劃分和司法自制。也就是說，入世后司法審查本身也有一個適應客觀形勢和依法辦事的問題。

一、司法審查與行政權的關系加入WTO并不意味著行政權不再重要。恰巧相反，加入WTO對政府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受到的沖擊很大，同時其作用也將更加突出。事實上，WTO協議將主要是由政府部門直接負責執行的。WTO

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協議在執行中產生的問題是政府行為直接調整的對象。

二、司法審查的依據在實體法律適用上，法院司法審查應以國內法為依據。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慣例來看，WTO協議在法院訴訟中均不能直接加以適用。我國法院對WTO協議同樣不宜直接加以適用。這一點在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中尤其如此。

三、司法審查的范圍目前，我國除保障措施條例還沒有制定外，其他的都有接受司法審查的規定。無論WTO是否要求，我們的行政法規都做到了可以依法進行司法審查。就司法審查的范圍而言，也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具體案件中的司法審查與行政裁判之間也有一個協調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法律要求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全面審查案件的事實及法律問題（上訴審亦同，不受上訴范圍限制）。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司法工作等各領域將發生不同程度的新變化，人民法院工作也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

戰。正確認識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我們統一思想，做好入世后各項審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擴大對外開放，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順利、健康發展，必須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入世后，人民法院在依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任務更加重大。入世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在適用法律方面也將遇到許多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或當時并不突出的問題。面對入世后審判任務不斷加重和審判工作中的諸多新問題，如何提高審判水平，高小地審理好各類案件，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為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由此，人民法院將面臨繁重的審判任務和諸多新問題。我國入世后，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將受到世貿組織規則法律框架的規范和約束。為此，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進行相應的清理，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相關內容 的，要予以廢止或修改。這也將是對司法觀念上的挑戰那么，為了能夠更好的適應當前的形勢，我們又還應當在哪些方面要加強注意呢？我個人認為應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第一根據國際法上的對等原則以及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司法解釋，受理國內外企業關于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的行政訴訟，以司法手段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這不僅是WTO的要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客觀需要。第二人民法院應積極受理因政府管理行為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用盡當地司法救濟，不能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或者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足而拒絕當事人的訴訟，使行政糾紛的解決轉變成法律不統一，或訴權不能正常行使的國家政策和法律問題，從而計劃矛盾。第三對實踐中地方政府假借行政指導名義，實則強制推行地方保護主義的行政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應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和因此而產生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實際情況，逐步納入司法審查 的范圍，并按照立法法的規定，人民法院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立法進行審查的制度和程序。第四新修改的專利法已明確規定專利機關的裁決都必須接受司法審查，這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立法趨勢。迄今為止，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大都以侵權之訴為主，確權以及知識產權的授權問題，特別是商標和專利的確權和授權問題多由行政機關作終局裁決，今后這方面的行政裁決都要接受司法審查，司法解釋應對確權和授權的技術性標準作進一步的規范。第五，在我國行12全文查看

第四篇：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后，我國終于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加快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在入世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涉外經貿領域的行政訴訟將會增加。從中國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建立一套比較健全的司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正在與國際接軌，正在朝著適應入世新形勢的方向發展。入世后國內執法重點將有所轉移，無論WTO的要求好是從中國自身法制的需要來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都將會進一步加強。國內目前在強化司法審查的同時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加入WTO后司法權是否可以任意擴及貿易事項，法院是否可以和有必要對行政行為無限制地進行司法干預。中國入世后所面對的是一種很特殊的復雜的執法環境，忽視入世后國內執法環節的特殊性和客觀需要，對一般行政行為與貿易行政行為不加區分一味強調的司法審查，似乎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即便WTO本身的司法權的行使也有嚴格的法律限制，WTO并不能越俎代庖，并不能任意干預國內行政及司法程序。實際上任何司法權威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嚴格的職權劃分和司法自制。也就是說，入世后司法審查本身也有一個適應客觀形勢和依法辦事的問題。

一、司法審查與行政權的關系加入WTO并不意味著行政權不再重要。恰巧相反，加入WTO對政府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受到的沖擊很大，同時其作用也將更加突出。事實上，WTO協議將主要是由政府部門直接負責執行的。WTO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協議在執行中產生的問題是政府行為直接調整的對象。

二、司法審查的依據在實體法律適用上，法院司法審查應以國內法為依據。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慣例來看，WTO協議在法院訴訟中均不能直接加以適用。我國法院對WTO協議同樣不宜直接加以適用。這一點在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中尤其如此。

三、司法審查的范圍目前，我國除保障措施條例還沒有制定外，其他的都有接受司法審查的規定。無論WTO是否要求，我們的行政法規都做到了可以依法進行司法審查。就司法審查的范圍而言，也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具體案件中的司法審查與行政裁判之間也有一個協調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法律要求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全面審查案件的事實及法律問題（上訴審亦同，不受上訴范圍限制）。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司法工作等各領域將發生不同程度的新變化，人民法院工作也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我們統一思想，做好入世后各項審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擴大對外開放，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順利、健康發展，必須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入世后，人民法院在依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任務更加重大。入世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在適用法律方面也將遇到許多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或當時并不突出的問題。面對入世后審判任務不斷加重和審判工作中的諸多新問題，如何提高審判水平，高小地審理好各類案件，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為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由此，人民法院將面臨繁重的審判任務和諸多新問題。我國入世后，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將受到世貿組織規則法律框架的規范和約束。為此，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進行相應的清理，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相關內容的，要予以廢止或修改。這也將是對司法觀念上的挑戰那么，為了能夠更好的適應當前的形勢，我們又還應當在哪些方面要加強注意呢？我個人認為應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第一根據國際法上的對等原則以及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司法解釋，受理國內外企業關于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的行政訴訟，以司法手段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這不僅是WTO的要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客觀需要。第二人民法院應積極受理因政府管理行為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用盡當地司法救濟，不能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或者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足而拒絕當事人的訴訟，使行政糾紛的解決轉變成法律不統一，或訴權不能正常行使的國家政策和法律問題，從而計劃矛盾。第三對實踐中地方政府假借行政指導名義，實則強制推行地方保護主義的行政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應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和因此而產生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實際情況，逐步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并按照立法法的規定，人民法院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提請全

第五篇：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后，我國終于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加快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在入世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涉外經貿領域的行政訴訟將會增加。從中國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建立一套比較健全的司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正在與國際接軌，正在朝著適應入世新形勢的方向發展。入世后國內執法重點將有所轉移，無論WTO的要求好是從中國自身法制的需要來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都將會進一步加強。國內目前在強化司法審查的同時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加入WTO后司法權是否可以任意擴及貿易事項，法院是否可以和有必要對行政行為無限制地進行司法干預。中國入世后所面對的是一種很特殊的復雜的執法環境，忽視入世后國內執法環節的特殊性和客觀需要，對一般行政行為與貿易行政行為不加區分一味強調的司法審查，似乎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即便WTO本身的司法權的行使也有嚴格的法律限制，WTO并不能越俎代庖，并不能任意干預國內行政及司法程序。實際上任何司法權威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嚴格的職權劃分和司法自制。也就是說，入世后司法審查本身也有一個適應客觀形勢和依法辦事的問題。

一、司法審查與行政權的關系

加入WTO并不意味著行政權不再重要。恰巧相反，加入WTO對政府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受到的沖擊很大，同時其作用也將更加突出。事實上，WTO協議將主要是由政府部門直接負責執行的。WTO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協議在執行中產生的問題是政府行為直接調整的對象。

二、司法審查的依據

在實體法律適用上，法院司法審查應以國內法為依據。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慣例來看，WTO協議在法院訴訟中均不能直接加以適用。我國法院對WTO協議同樣不宜直接加以適用。這一點在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中尤其如此。

三、司法審查的范圍

目前，我國除保障措施條例還沒有制定外，其他的都有接受司法審查的規定。無論WTO是否要求，我們的行政法規都做到了可以依法進行司法審查。就司法審查的范圍而言，也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具體案件中的司法審查與行政裁判之間也有一個協調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法律要求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全面審查案件的事實及法律問題（上訴審亦同，不受上訴范圍限制）。

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司法工作等各領域將發生不同程度的新變化，人民法院工作也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正確認識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我們統一思想，做好入世后各項審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擴大對外開放，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順利、健康發展，必須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入世后，人民法院在依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任務更加重大。

入世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在適用法律方面也將遇到許多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或當時并不突出的問題。面對入世后審判任務不斷加重和審判工作中的諸多新問題，如何提高審判水平，高小地審理好各類案件，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為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由此，人民法院將面臨繁重的審判任務和諸多新問題。

我國入世后，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將受到世貿組織規則法律框架的規范和約束。為此，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進行相應的清理，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相關內容的，要予以廢止或修改。這也將是對司法觀念上的挑戰

那么，為了能夠更好的適應當前的形勢，我們又還應當在哪些方面要加強注意呢？我個人認為應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第一根據國際法上的對等原則以及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司法解釋，受理國內外企業關于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的行政訴訟，以司法手段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這不僅是WTO的要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客觀需要。

第二人民法院應積極受理因政府管理行為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用盡當地司法救濟，不能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或者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