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新小論文一篇《汶川地震——中國災難報道的關鍵拐點》

馬新小論文一篇《汶川地震——中國災難報道的關鍵拐點》 Kid E 發表于 2008-12-25 12:15:01汶川地震——中國災難報道的關鍵拐點

“我們不能選擇災難,但可以選擇面對災難的方式。”

——摘自新浪網友“角落一隅”的博客日志

在這次舉國悲痛的汶川地震中，無數人在用實際行動踐行著上面一句話。國內的新聞媒體，在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災難時，幾乎是毫無準備的他們，卻用前所未有的方式贏得了一場漂亮的戰役，由此帶來了國內新聞報道領域的一場全面革新。汶川地震，可以說是中國新聞報道史上的一個關鍵點，從這個2008年最為重大的媒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傳統媒體轉型與突破的歷程。

17分鐘與30年：兩場大地震的不同處理

先來關注以下幾組數據：

5月12日14：28，四川省汶川縣發生特大地震；17分鐘后的14：45，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第一條英文快訊，領先于所有外電；14：56，第一張地震圖片由新華社迅速發出；15：00，中央電視臺在新聞頻道口播了第一條新聞。

向來對中國的新聞媒體有所微詞的外媒幾乎無一例外地送來贊譽：美國《國際日報》發表了題為《也該表揚表揚媒體了》的評論文章，《華盛頓郵報》5月27日發表文章稱“中國對地震的反應速度令人吃驚”，而《紐約時報》的記者Andrew Jacobs更是用了“異乎尋常”這個詞來驚嘆我國官方傳媒的實時報道。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媒體總是受著“報喜不報憂”的思維定勢的影響，談“災”色變，對重大傷亡災難事故諱莫如深。最為貼切的例子莫過于38年前一次同樣慘烈的地震，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發生7.7級大地震，而當時僅有新華社對外發送了一條簡訊，不僅只字不提受災的情況，更是瞞報了震級。這場地震導致了15000多人死亡，而這個數字竟然是在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才公布于眾。（見《中國青年報》2000年1月12日第8版）。這種驚人的延宕無疑是違背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原則與時效性原則。從30年到17分鐘，我們看到了中國媒體的長足進步。

真相跑在了謠言的前面：媒體的迅速反應

在這次的汶川地震報道中，媒體沒有絲毫的遲疑，各路媒體第一時間派出記者奔赴前線，最多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派往前線記者超過150名，新華社超過100名記者奮戰在抗災第一線，一周的時間內播發的稿件達4600多條。這一個個驚人的數字表明了，我們的媒體正試圖改變過去避重就輕，公布遲緩的缺點，而以一種更為現代與靈活的方式介入災難性事件的報導。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如何能夠以最快的速度把握好報道的最佳路徑，這次汶川地震中媒體的表現具有典范和標本的意義。

12日汶川地震時，北京也有震感，于是有人傳播謠言說“北京地區12日晚發生地震”，新華社立即發布了來自地震局的權威消息稱：“近期北京不會5級以上的地震，一切關于北京將發生破壞性地震的說法，純屬謠言。”迅速消除了人們的恐慌心理，穩定了人心。新浪

網在首頁刊登了《一定要看，關于這次地震認識的誤區》一文，短短一天的時間就已經有87萬人次的瀏覽量，當天評論超過5000多貼。媒體的這些舉動有效地擊破了種種流言，向全世界傳播了真實的聲音。深有感慨的新浪網友在評論中寫道：“這一次真相跑在了恐慌和謠言前面。”

從垂直式到開放式：災難報道范式的轉變

曾經有人笑談中國的災難報道說：“災難不是新聞，抗震救災才是新聞。”縱觀近三十年來的重大災害報道，媒體的報道風格特點往往是垂直式的結構，政府行為——救災成績——英雄典型——災情實況——災民命運，媒體對災情信息和災民的命運往往采取“有限度披露”的手段，著力點始終放在救災功績及英雄人物之上，一言以蔽之，通過垂直式的報道范式達到是負面事件正面傳播的效果。

這樣一個制度化、格式化的報道范式，結果就是“多個媒體，一種口徑”。盡管契合了既定的政治和社會傳播意圖，在輿論導向上便于控制，然而災難當前，準確而及時的信息流通才是媒體最首要的任務。

這次的汶川地震，媒體報道的亮點之一正在于摒棄了這種傳統的自上而下的表達方式。以《南方日報》為例，該報在地震發生后的十多天內，先后有過四個主題的專題報道，標題分別是《汶川地震 華夏同心》、《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難同胞》、《拭干悲傷淚 奮起抒國難》和《川粵攜手 華夏同心》。從這四個議題來看，我們發現基本上《南方日報》的報道平行涵蓋了以下六個層面的內容：1.個體命運 2.實情實況 3.救援實施 4.政府行為 5.社會行為 6.災后重建。沒有對某個領域的特別側重，從而為新聞選擇提供了更大的開挖空間和更多的新聞價值。

不同的音調構成最美的和諧：多元化的視角

在這樣一個開放式的敘事模式中，個體不再是被邊緣化的報道對象，一個個地震中普通人的故事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從媒體打造的“英雄榜”，便可以發現這個變遷。無論是央視的“最可愛的人”、還是新浪網的“英雄譜”、或是各個地方媒體打造的“抗災英雄”，在人物的選取上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平民化的視角，“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成為了共同的理念。誠如《南方周末》的08年新年致辭中寫的：“??人民已不再是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一個個第一人稱，我和我們??”個體，在汶川地震的報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不同的音調構成最美的和諧。” 值得稱道的是此次各路媒體對地震報道的角度選擇的多元化：央視的直播側重介紹政府的救災舉措，《東方早報》以“訃聞”形式向地震中死亡的普通人致哀，《南方周末》以一如既往的深度報道姿態做出了白皮書式的《汶川·九歌》，《財經》周刊立足專業從金融，農業，能源等領域關注地震的影響。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更加重視單一細節的感人力量而不求全求美。讓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南方周末》首席記者李海鵬的報道《災后北川殘酷一面》，這篇刊載于5月22日的《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選取了與傳統媒體不一樣的視角細致地描繪了災難現場的殘酷一面：大量正在呼救的人正在消失，被壓的男孩為了說服戰士們先救他而強調“我是班上第一名”??這些真實而殘酷的片段讓我當時就潸然淚下。誠如復旦傳播學博士張志安老師在《因為悲情——才更需要理性》一文中指出的：“理性報道，并不拒絕真情實感。”

特例還是開端？：總結與反思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汶川地震報道在中國災難報道史上可以具有歷史坐標的意義。災難報道大致有三個功能：傳播信息，提供知識和輿論監督。這次的媒體表現從這三個方面來看，都十分及時有效，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災難報道乃至于中國整個的新聞傳媒生產若要實現真正的轉型與突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是要承負起媒體的社會責任。美國伊利諾大學的韋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早在他1956年出版的傳播學著作《報刊的四種理論》中就曾經提到：“報刊的權力和幾近壟斷的地位帶給它們一個義務，那就是它們有社會責任對各方面的立場都公平地加以報道，并保證大眾能掌握充分的消息去加以判斷”。（《報刊的四種理論》，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5頁）如何準確把握好新聞傳播中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做到真實報道的基本要求是每個媒體從業者必須從心底里考量的問題。

其次，在追求真實報道的同時不要忘記新聞的倫理尺度。這次的地震報道中，不難發現有許多細節做得不夠完善，有一些基本的規范仍需嚴加遵循。《亞洲周刊》對地震中的大陸記者有如下的描述：“在現場直播中，為增強效果，連線的記者闖進手術室去采訪醫生和傷者；更有某電視臺女記者攔下重災區開出的救護車采訪，甚至要采訪里面被困70多小時才獲救、奄奄一息的重傷員??”無需多言，追逐起新聞價值固然是件好事，然而媒體人啊，請記住當事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再自以為是地追逐 “真實報道”，糾纏于一些慘烈的細節。

災難帶來的陣痛與創傷終究會被時間撫平，然而如果這場災難只是在未來相似悲劇再度上演時才被記起，而不能讓我們的媒體走上一條更加理性專業的道路，那這次新中國災難報道史上的特例終究也只能是特例了。

第二篇：馬原論文之汶川地震

【內容摘要】：近年來，全球各地地震頻發。不論規模強度是大是小，不可否認的是，地震給我們中華民族,乃至全世界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給我們的生活也帶來了無盡的恐懼和陣痛。而我們這一代，最難遺忘的恐怕就是2008年發生的5.12汶川大地震了。在那次不堪回首的過去，數以萬計的人們在這場地震中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人，甚至失去了生命。大震過后，我們痛定思痛、振作精神，對這場巨大的災難進行各種理性的分析思考。然而今年學習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讓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關鍵詞】：地震、災難、哲學思考

馬克思1842年在《萊茵報》上提到，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主義在種種實踐的考驗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跨時代的非凡意義。現在，就像我們所知道的，甘肅酒泉、四川、重慶、武漢、玉樹地震等等都發生了規模不慎龐大的地震，這些自然現象足以引起我們的關注與思考。下面，我將以汶川大地震為例，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四個方面來一一闡述自己對地震現象的哲學思考。

一、從唯物論的角度看

（一）物質與意識的辯證關系

1．物質決定意識，要求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震發生后，由于實際災情比想象中還嚴重，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從災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以救人為主，立刻從全國各地調出大量的救援人員進行搶救工作，對災區人民實施高效而快速的救援安撫工作；另外，在救災的過程中涌現了很多英雄事跡，進而引發了更多人的救災熱情。這些都體現了這一原理。

2．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意識具有目的性、計劃性和創造性；意識具有指導實踐、改造客觀世界的作用；意識還具有指導、控制人的行為和生理活動的作用。正確的意識可以促進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意識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樹立正確的意識，并將它投入到社會實踐中去。救災熱情的逐漸高漲促使救災行動的不斷加快，全國人民凝聚力大為提升，為災區人民提供了不少保障就體現了這一原理。

（二）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

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既有偶然的轉瞬即逝的方面，也有其必然的穩定的方面。規律這一范疇，揭示的就是事物運動發展中的本質的、必然的、穩定的、內在的聯系。自然與社會都具有客觀物質性，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人不能任意改變、創造或消滅自然規律。但是，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軀體和物質工具作用于客觀世界，引起自然界的某些變化，并能有目的地引發、調節和控制自然界中的實物、能量和信息過程，使各種客觀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發生有利于人的變化或保持有利于人的穩定性。因此，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努力認識和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并且，我們要把客觀規律性和主觀能動性辯證統一起來，從而更好地達到自己預想的目的。“天災不由人，抗災不由天”這句話就是這次抗震救災的最好寫照，也是對這個哲理的最好注釋。人雖然不能改變大自然的客觀規律，但是可以認識和利用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使事物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全國人民眾志成城，上下一心抗災賑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受災地區一定會重拾往日光輝。

二、從辯證法的角度看

（一）矛盾的觀點

1．矛盾具有普遍，要求我們要正視矛盾，敢于揭露矛盾，并找到正確的方法解決矛盾。地震發生后，我們國家領導人第一時間趕赴災區，快速研究救援工作和馬上開展救援工作。由于沒有回避問題，直面救人這一現狀，進行了高效率的搶救工作，救災工作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贊揚。

2．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雙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地震是一種大災難，但通過這次地震，中國人的團結精神空前提高，全國上下一條心，捐錢，捐血，做志愿者，搶救傷員等等，表現出令全世界感到震驚的凝聚力。正如胡主席會見吳伯雄時所說：“這次汶川大地震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傷痛，但是也使我們全民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由于各地災區的受災程度不同，特別是學校受損遇難比較嚴重，針對這一具體情況，我們的救援人員制定了相應的救援方案，與時間搶生命，力爭在72小時的黃金時間里搶救最多的生命。

4．主要矛盾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起主要作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地震發生后，主要矛盾是緊急救援，次要矛盾是災后重建，而救援任務完成后兩者就能相互轉換。這就體現了以上原理。

5．矛盾既對立統一，要求我們要一分為二地全面地看待問題。俗話說，多難興邦。我們的民族遇到這場災難，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歷來就有一種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民族精神，在災難面前，更加激發出了全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凝聚力。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我們長期生活在和平的環境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說是歌舞升平。這是一種幸福。但是，也容易消磨人們的斗志。這場地震災難，使人們充分地動員了起來，激發出人們的斗志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這不能說不是我們的重大收獲。在救援災區的戰斗中所激發出的民族精神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將會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發揮作用。

（二）發展的觀點

發展是前進的上升的運動，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變化發展的，因此，我們不能用一成不變的眼光來看待任何人和事。人們要正確地認識事物、分析問題，就必須用發展的觀點來觀察和處理問題。我們要知道，事物的發展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地震無疑是一個大災難，雖然在其中我們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在救人的過程中更是一波三折，但即使如此，我們依然要相信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只要我們同心協力，只要我們眾志成城，任何困難都是可以被克服的。

（三）聯系的觀點 聯系是指事物內部各要素之間和事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的關系。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普遍聯系的原理，要求我們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體聯系，確立整體性、開放性觀念，從動態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聯系。“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從這次地震中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大陸板塊的活動，致使出現地震，地震導致大約8萬人遇難，幾千億人民幣的損失，同時，由于地震的爆發，引起山崩滑坡、堰塞湖等等一系列災難，都說明了事物聯系的普遍性。

三、從認識論的角度看

實踐決定認識。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實踐是認識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沒有實踐，認識將不復存在；認識也作用于實踐，正確的認識能夠更好地指導實踐，促進實踐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要堅持實踐第一，理論結合實踐，形成歷史的辯證的統一。通過這次地震，大家認識到了許多求生的技巧，比如說地震時要躲在墻，受困時要保持體力，餓太久了連自己的小便都得喝等等，這些做法都有利于保住自己的性命。

四、從歷史觀的角度看

（一）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

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由于這次地震，大家更懂得珍惜生命，更懂得珍惜身邊的的人，珍惜一切擁有的東西，也讓我們更認識到我們祖國的人民是多么團結，更加熱愛這個國家。我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都發生了很多變化。這些變化也將對我們的救災抗災行動甚至以后的生活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二）價值觀的導向作用

價值觀是一種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它在一定社會存在的基礎上產生，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不同的價值觀對個人和社會有著不同的導向作用。價值觀不同，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和評價也不同。正確的價值觀對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有促進作用，錯誤的價值觀對社會發展有阻礙作用。價值觀對人生選擇、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當一個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作指導，認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危難時刻，他就會挺身而出。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在汶川地震中，感人的事跡俯拾皆是，自發付出的愛是最高貴的，天災激活了全中國人民的愛心，激活了中華民族的大愛。愛國主義，意味著把國家的利益置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當號召捐款時，各個民族，各路企業以及個人，不論自己生活富裕還是拮據，紛紛慷慨解囊。汶川大地震凸顯了中國的價值觀，其將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逐漸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因此，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要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次抗震救災，一切以人為本，從救災開始溫總理的“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會以百倍的努力”，到后來的安置災民的災后生活，我們都可以看到“以人為本”這一精神。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地震現象所引起的哲學思考是非常多的。同樣的，我們也可以以此類推，將當今世界人們最關注的問題用哲學的觀點反映出來。例如，上海世博會、奧運會、金融危機等等。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的現實意義仍是十分巨大的。我們作為祖國的下一代希望，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更是不能夠懈怠，我們要豐富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用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一切問題，并且更好地應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

參考文獻

【1】 一系列汶川地震資料 【2】 馬克思主義哲學 百度百科

【3】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修訂版

第三篇：外媒報道汶川地震：中國出現廣泛公民社會

外媒報道汶川地震：中國出現廣泛公民社會

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邀請的中外記者采訪團，5月15日傍晚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出發，前往四川地震災區采訪。記者團成員共來自20家中外媒體，包括美聯社、路透社、美國《紐約時報》等外國媒體記者，和香港《經濟日報》、香港商業電臺、澳門澳亞衛視、臺灣“中央社”等港澳臺媒體記者，以及新華社、中新社、《中國日報》等內地媒體記者。記者團在成都作短暫停留后，前往綿陽市、北川縣和德陽市等地震重災區采訪。

除了受邀的外國媒體外，幾乎所有外國媒體都在第一時間趕赴了四川，并發回了有關中國地震救援的相關報道。

中國首次出現廣泛的公民社會

作者［加］GeoffreyYork發自綿陽編譯黃義務

在通常情況下，這家重慶汽車俱樂部的富有會員，習慣于駕著豪華奔馳越野車在城里轉悠，享受他們的周末休閑之旅。

但本周他們往車里裝滿了一箱箱藥品、食物，驅車到四川地震現場。有近100名俱樂部成員趕往災區，20輛車組成的車隊為無家可歸的幸存者送去物資。一名成員說：“我們想都沒想就做了，我們有責任幫助兄弟姐妹們。”

這些奔馳車主們屬于成千上萬的中國志愿者大軍，他們源源不斷地涌入震區，顯示了規模非凡的民間援助行動。大多數志愿者都是獨立、自費和自發組織的，與中國傳統的政府法令截然不同。

在這個民間慈善或社區行動傳統不很彰顯的國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聲勢浩蕩的“草根”志愿者運動。一些分析家說，這可能是歷史性時刻，中國第一次出現了廣泛的公民社會。

單是在遭地震重創的綿陽市，就有超過9000名志愿者，其中數百名來自遙遠省份。在一個供2萬名無家可歸者避難的體育場，數以千計的志愿者在捐助新衣物和提供醫療幫助。道路上擠滿了民間援助車隊，警察為此不得不讓他們給急救車讓路。

在全國范圍內，中國人捐出了60多億元人民幣，以幫助大約1000萬受到地震影響的災民。一些人甚至租用推土機、起重機和挖掘機，將它們運到災區，用以搜尋垮塌建筑物下的幸存者。

民間運動的到來正值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距北京奧運會開幕已不到3個月，中國屆時將歡迎整個世界。但前幾周，民間歡迎的熱度似乎變得不明確和猶豫。幾個月來的“民族主義”、對安全的多疑和排外情緒和對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的親西藏抗議的激烈反應，已經危及到了奧林匹克精神。

但現在，中國正向世界表明，民族主義有著更人性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地震及中國對此的反應，將軟化中國在奧運之前的形象。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政治學家江文然(音譯)說：“從政治上講，這是中國政府的絕佳機會。火炬傳遞抗議后，他們知道中國國際形象有問題。現在媒體報道的開放性和及時性是空前的，這是中國向前大跨步、朝向更大的開放的時刻。”

在3月份西藏騷亂后，中國愛國者與西方媒體幾乎陷入一場戰爭。但地震最終將使雙方停火。江先生說：“我認為出現了一些和解。國內媒體在開放，外國媒體也獲準進入災區。中國正在彌補曾經的錯誤。”

在四川的許多志愿者都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從未經歷過熱火朝天的革命或前幾代人的艱辛。一直到今年，他們似乎對任何社區工作或社會活動缺乏興趣。西藏騷亂期間，“后毛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被民族主義所取代，并成為中國年輕人的新意識形態。“但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在這次地震中，它激發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而不是排外或民族沙文主義。地震對許許多多人的意識帶來了沖擊，他們在真的關心別人。”

(加拿大《環球郵報》5月17日)

溫總理和美國救援醫生擁抱

作者［英］CliffordCoonan發自北川 編譯古雷

抵達北川之行就像邁向地獄的長征。當你終于艱難進入這座小鎮時，呈現在眼前的是可怕一幕。據官方估計，這場中國30年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可能會奪去5萬人的生命。但親眼看到這里的重創場面，很容易會想到最終死亡人數將不止這些。

通往縣城的道路仍未打通。解放軍士兵先在3公里之外救援站的紅旗前集合，然后徒步進入這個已經支離破碎的地方的中心地帶。

北川之行最初很順利，但隨著開始爬坡，我們不得不慢下來。我們停下來讓抬著尸體以及幸存者的軍人先通過，他們的臉因負重爬坡而變得扭曲。這條通往縣城的狹窄道路上還有絡繹不絕的村民，他們拿著東西急匆匆地趕往設在鄰縣的避難營。大多數是老人，走得很慢但一刻不停歇。

我每天都在報道四川地震，似乎不可能想像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事。在綿竹市漢旺鎮，到處都躺著尸體。在都江堰，數百名死去的青少年被從廢墟里挖出。

這個城里的每個人都得出手幫助，記者也不例外。一名哭喊著的婦女說，她聽到碎石下面有人在喊，我被叫去找擔架和工人，但當我們把人手找來時，石塊已被移掉，那里只有一具尸體。人們在地震區經常聽到什么聲音，經常把喪失親人者的慟哭誤以為是親人的求救聲。營救人員到處喊“喂”和“有人嗎”，但往往沒有任何反應。

中國對來自外國的救援歷來比較謹慎。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視察北川時，他發現來自美國“心連心”救援隊的醫生布賴恩·羅賓遜和其他志愿者走在路上，馬上要求停車。他跟這名美國醫生擁抱，向他表示感謝。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

即便在令人心碎的北川，也有讓人感受到希望的故事。“別管我，去救其他人，他們更需要幫助。”一名婦女說。軍人們把她放到擔架上抬到一處簡易急救中心，人們剛剛把她從廢墟里救出。她在廢墟下挺過了令人難以置信的72小時。

在營救站，每當有擔架抬回時，救援者就圍攏上去。一名幸存者被抬回了，士兵們歡呼，而當看到另一個擔架上放的是尸體時，他們都發出失望和傷心的低語。

第四篇：大地震感想心得論文:汶川地震，是一場災難更是一次考驗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汶川縣的劇烈震動，震撼了中國，沖擊了亞洲，震驚了世界。千里之外的人們，也能感受到它的力量。30余年未遇之重災，是一次對中國全方位的嚴峻考驗。

這場災難，考驗著政府。“民事不可緩也。”地震發生后，胡錦濤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盡快搶救傷員，確保災區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并于當日連夜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全面部署抗震救災工作；溫家寶總理親任抗震救災總指揮，親臨重災區指揮抗災。總理深入災區，慰問群眾，鼓勵廢墟下被埋人員樹立信心的畫面傳遍世界，感人至深。中央各直屬機關、國務院各部委立即成立專門機構，或發出通知落實責任，或開展募捐奉獻愛心，或組織人員趕赴災區，紛紛投身到抗震救災的行動中。受災省市成立抗震救災領導小組，領導干部靠前指揮，深入一線，身先士卒。對救援進程和獲救、受傷及遇難人數，通過媒體向全社會即時公布。重災面前，中國各級政府反應迅速，行動果斷，指揮鎮定，很快實現政策到位、措施到位、人員到位。種種舉措受到世人同聲贊譽。

這場災難，考驗著體制。“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一盤棋、上下一條心、軍民一股勁、團結如一人。越是重災面前，越是危難時刻，社會主義制度越能展現出它的無比優越性。各種裝備、物資從大江南北運往災區；各省市組建的醫療救援隊馳援災區；十萬解放軍和武警指戰員日夜兼程趕赴災區；社會各界募到的捐款匯往災區；億萬顆關愛的心奔向災區。有黨中央、國務院的親切關懷和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的傾力相助，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力保障，地震不再那么可怕，勝利不再那么遙遠。這場災難，考驗著部門職能。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希望。距震發時間越久，廢墟下的人生的希望就越小。他們正在經受煎熬，他們正在充滿期盼，他們正在挑戰生命的極限。道路能不能及早疏通，通訊能不能及早暢通，電力能不能及早供應，關鍵設備能不能及早到位，這些都關系到廢墟下眾多群眾的生與死，關系到數萬家庭的喜與悲。災情要求各相關部門用職能以極致，竭盡全力、想盡辦法，采用非常手段，與時間賽跑，與困難較勁，以對人民極端負責、視生命至高無上的態度，爭分奪秒地為抗震救災掃除障礙，盡快恢復災區的正常生活。

這場災難，考驗著每一位共產黨員。黨員的意義是什么？黨員的位置在哪里？面對災情，每一位黨員都應成為一面旗幟，每一個黨組織都應成為一個戰斗堡壘。不畏艱險，沖鋒在前，連續作戰，勇于犧牲，應是每位共產黨員在抗震救災中的自覺行動。危險壓來做頂梁柱，為群眾擎起信心；困難面前做開路者，為群眾引領方向。7000萬黨員凝聚起來，響應中央號召，聽從戰斗召喚，帶領億萬人民，必將形成一股無堅不摧、無難不克的力量。

這場災難，考驗著新聞工作者。“災難是記者的節日”。這是悲痛的節日，是戰斗的節日，是為生命唱響挽歌的節日。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特別是黨報記者，此時此刻，要與一線救援人員一樣，深入到災區、奔忙在一線。傳送黨和政府的關懷，反映災區人民的心聲，架起前方后方的橋梁。用手中的筆，書寫抗震救災的英雄贊歌，謳歌抗震救災的感人事跡，譜寫抗震救災的偉大篇章。

這場災難，考驗著每個公民。災區人民是我們的同胞，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應該捐款捐物，奉獻愛心。我們更要堅守崗位，恪盡職守。為災區而多產一斤糧，為災區而多出一爐鋼，為災區而多值一班崗，為災區而多做一份事。

中華民族是一個從來不向困難屈服的民族。非典疫情我們走過來了，冰凍災害我們走過來了，“3.14”之亂我們走過來了。今天的災難我們也一定能夠走過去。讓我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眾志成城，抗擊災害。萬眾一心，無往不勝。

第五篇：中國媒介語境下的突發災難事件與傳_省略_的檢視與思考_以汶川地震報道為例

一、對議程設置理論的檢視在這次的地震報道中,中國媒體無疑發揮了強大的議程設置功能。但與以往的媒體議程設置相比,我們也能夠發現不少變化。例如,政治議程已不能完全主導媒介議程,網絡、手機等“非主流媒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議程能力,“媒介間的議程設置”成為一種新的傳播現象。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國外媒介的議程設置也影響著國內媒體的議程設置。

(一)地震報道議程設置不僅影響公眾“想什么”,也影響其“怎么想”媒介的議程設置(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就是指媒介的這樣一種能力:通過反復播出某類新聞報道,化該話題在公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1]246麥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和肖(Ｓｈａｗ)發現了媒體具有的“議程設置能力”。媒體通過議題的設定,能夠影響公眾對于“什么問題是重要”的判斷。媒體的議程設置不但能夠影響公眾“想什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們“怎么想”。在這次突發災難事件的報道中,中國媒體的議程設置幾乎主導了公眾對于什么問題是重要的判斷。5.12之后,媒體幾乎一邊倒地報道地震,幾乎傾注了全部的時段和版面。地震的話題也迅速成為公眾談論和關注的焦點

隨著媒體報道量的加大,公眾的情緒與關注度也日益高漲。到5月19日至5月21日這三天的哀悼日時到達頂點。①這之后,隨著搶救的“生命周期”的漸行漸遠,關于廢墟救人的生命奇跡的報道日漸減少,媒體更多地轉向災區的生產生活狀況以及災后的重建事宜。公眾的注意力也由“救人”轉向災后重建。與此同時,媒體加大了對抗震救災中“感人事跡”和“英雄人物”的報道比重,正面宣傳開始突顯。這從以下這些為數眾多的電視新聞特寫的標題中可以看出來:《為了71個學生》、《清平鄉610人空中大轉移》、《勇敢的女孩康潔》、《15位空降兵》、《向倩:永遠年輕的老師》、《他一定還活著》、《金河路57號》、《80后的志愿者》、《穿越死亡谷的領航員》、《逝者安息》、《國家救援隊》、《川籍突擊隊》、《空中生命錢》、《臨時身份證》、《孩子,別哭》、《心理援助 志愿團體的力量》等。盡管筆者缺少實證資料,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媒體關于地震的報道量與公眾的關注程度是成正比的。除此之外,媒體關于地震報道的議程設置還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怎么想”。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的研究示“98.8%的受訪者認為報道集中展現政府、部隊、社會

各界及民間力量齊心協力、共同賑災體現軍民魚水情,促進軍民團結;98.4%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道有效提高中華民族自信心;98.72%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道提高社會凝聚力,提升軟實力;97.85%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道體現政府的強大應急救援能力。”[2]受眾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和新聞媒體的議題設置和“報道框架”分不開的。麥庫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認為議程設置在兩個層面上起作用———客體層面(ＯｂｊｅｃｔＬｅｖｅｌ)和屬性層面(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ｅｖｅｌ)。傳統的議程設置研究集中在客體層面上,評價媒介報道如何影響人們對客體(如議題、候選人、事件和問題)的優先次序的安排,在這樣做的時候,媒介告訴我們“想什么”。但媒介也通過影響“屬性議程”(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Ａ-ｇｅｎｄａｓ)來達到我們對某些客體“怎么想”。媒體告訴我們哪個客體的哪些屬性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這樣,議程設置理論就和“框架理論”結合起來了。麥克姆斯(ＭｃＣｏｍｂｓ)認為議程設置理論和框架理論的結合將有助于澄清框架理論中的一些概念。他主張“闡明一個更概括的理論結構,來描述對傳播過程很重要的框架和屬性”。[3]的確,新聞信息的呈現總是體現在特定的“新聞框架”中。根據安特曼(Ｅｎｔｍａｎ,1993)的看法,框架包括選擇和凸顯。他將框架的主要層面歸納為:框架闡述了問題、分析了原因、進行了道德判斷、提出了解決之道。[4]“所謂框架設定,是一種對孤立的事實賦予某種解釋的方式。記者幾乎不可避免地要這樣去做,而如此一來,也就偏離了純粹的`客觀性',從而造成了某些偏見。當信息是由消息源提供給新聞媒體的時候,這是帶著某種內在框架到達媒體的,該框架要滿足消息源的某種目的,很難做到完全客觀。”[5]292在汶川地震災難的報道中,中國的新聞工作者遵循了典型的敘事模式和呈現框架。策略性的框架壓倒了沖突性的框架。②電視畫面中出現最多的鏡頭就是“人民軍隊救人民”或者“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災區的犯罪與混亂的場景則較少進入新聞的視野。這是一種典型的“敘述策略”。格伯納和格羅斯指出:“電視大規模地生產訊息和形象,這一重復性的活動構成了主流的象征性(符號)環境,這一環境培養了大多數人關于現實的共同看法。我們生活在我們所講的故事之中———這些故事的內容是:存在什么事物,這些事物如何工作,以及我們應該做什么———電視通過新聞、電視劇和廣告向大多數人講述著這些故事。”[6]顯然,大多數地震報道要傳達的是“和諧”與“共助”,而不是“沖突”。這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貝爾(Ｂｅｌｌ,1991)吸引了梵迪克的新聞分析框架后認為:“一個新聞文本通常包括一個抽象概念,一個事件歸因和一個合理的故事? ?一個報道由一個或多個情節組成,而各個情節是由一個或多個事件所組成。事件必須包括角色和行動,通常也要表達出場景,而且也可能具有清楚的事件因果邏輯? ?除了上述這些呈現出中心行動的要素,我們還可以指出構成一個事件的其他三種要素:后續發展、評論與背景。”[7]綜合絕大多數的媒體報道,我們可以發現,在地震報道的新聞文本中“情節”、“故事”以及“事件歸因”等體現出高度的一致性。而所有這些都服務于一個“抽象概念”: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災難是可以克服的,中華民族是擊不倒的。③

(二)地震報道中的議程設置和議程構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復雜與多元性增加縱觀這次地震報道,可以發現中國媒體的議程設置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往重大災難事件報道中的媒介議程設置完全從屬于政治議程。如30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報道、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地震的報道、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7.8級地震的報道等,盡管死傷慘重,但媒體的報道廖廖數語,媒體幾乎沒有獨立的議程。傳統媒體的這種議程設置模式呈現出一種“回字形”模式(如下頁圖1)。而汶川地震報道中的媒體議程設置則呈現出“三角形模式”:傳統媒體、新興媒體和外國媒體的三足鼎立(如下頁圖2)。在新技術條件下,任何力量都無法完全主導媒體的議程設置,任何單一媒體也無法主導全部議題。媒介議程設置的“三角模型”比之于“回字模型”是個巨大的進步。“回字模型”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媒介成為政府的喉舌,新聞完全從屬于政治。突發災難事件報不報,如何報完全取決于政治形勢與政策方針,而不是取決于災難本身。“三角模型”中出現了三個支點,任何一個支點都無法壟斷議題設置,單一的議題設置有可能變得多元化,從而使新聞價值(而不是政治價值)得以突顯。在“三角模型”中,傳統的媒介議程由于受到路徑依賴的約束,依然受到政治議程的設定與操控,堅持“政治掛帥”是其主要特征。而新興媒介(或稱非主流媒體)的議程卻很難為政治議程所控制。非主流媒體如網絡論壇、博客、播客及手機媒體等不但具有了一定的獨立設置議題的12能力,而且對傳統媒體尤其是報紙和電視等受到較強監管的“主流媒體”議程設置構成了某種巔覆和挑戰。這次汶川地震報道中出現的一些“不和諧音”大多是網絡媒體首先發出的。如校舍中出現的豆腐渣工程、最牛官腔、綿陽市委書記譚力的“笑臉門”事件、成都小區驚現救災帳蓬等一系列與“眾志成城 抗震救災”不相協調的新聞議題都是由網絡媒體設定的,傳統媒體后來不得不跟進。這種不同媒體間的議題設置相互影響可稱之為“媒介間議程設置(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丹尼利恩和瑞斯(Ｄａｎｉｅｌｉａｎ＆Ｒｅｅｓｅ,1989)的研究表明,影響媒介議程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來自其他媒介的內容。由于影響力的不

一,媒介之間可能互設議程、相互炒作。[8]這次汶川地震報道十分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網絡媒體的議程不斷地主導著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這是新技術條件下,中國媒介議程設置表現出來的一個新的特征。在以往的任何一次突發災難事件的報道中,傳統媒體如報紙或電視是最重要的傳播載體,公眾的關注對象與關注程度基本上由報紙的議程來設定。而這次汶川地震報道幾乎相反,報紙的議程設置能力減弱,公眾的議程借助于網絡等新媒體反過來設定了報紙的議程。清華大學的調查數據顯示,對于本次抗災賑災過程中不同類型媒體發揮的重要作用依次為互聯網、電視、報紙、廣播、手機、雜志。互聯網排在首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電話、手機的普及,人們對信息的獲取渠道更加多元。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廣播)在公眾信息來源和意見來源中的權重降低,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傳播學上的傳播Ｊ形曲線表明:當一項事件幾乎為每一個人所知的時候,有相當高的比例(超過半數)的人是通過親身接觸的渠道而得知的。當得知事件的人數比例逐漸下降時,其源于親身接觸的比例也開始下降,而發源于媒介消息來源的比例則增加。[5]382這次汶川地震的信息傳播中也體現出了這一特點。清華大學的調查表明:43%的受訪者選擇互聯網和即時通訊工具作為自己發表意見的主要途徑。ＱＱ、ＭＳＮ等即時通訊軟件在本次災難中成為汶川地震的意見主動傳播渠道,其次是網絡論壇。手機和固定電話僅占10%和1%。一些相關信息口口相傳的比例依然達20%。[2]正是由于傳播渠道的多元化,獲取信息和意見的空間增加,媒體尤其是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下降,新興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提高。換句話說,傳統政治力量對媒體議程設置的權力開始為公眾力量(新興媒體)所分享。此外,在中國加入了ＷＴＯ的全球化時代,在中國正努力通過奧運會融入世界的“焦點時刻”,國際媒介在中國抗震救災的報道中也發揮了重大的影響作用。國際媒介幾乎完全不遵從國內政治議程的設定,在網絡技術推平了地域障礙的全球化時代,國際媒體的議程設置直接會影響到國內媒體的議程設置。國內主流媒體完全按照國內政治的邏輯進行議程設置而無視國際媒介在議程爭奪中的作用與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國際媒介成為中國媒介議程設置中發揮影響作用的“第三種力量”。按照塞波斯塔(Ｓｅｐｓｔｒｕｐ)的研究,媒介國際化的作用主要有三種路線:國家的、雙邊和多邊的。“國家的”模式是以進口為基礎運作,屬于一種國家媒介體系通過“借用內容”的方式進行國際化的過程。后兩種是通過“周邊的流動”實現的媒介跨國接觸。[9]在這次汶川地震中,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媒體都對中國的地震進行了詳略不等的報道。如美國《紐約時報》網站從5月13日起,以每天兩三篇文章的頻率和與四川、北京、上海、香港記者聯動的形式進行報道,內容涉及救援現場進展、中國政府媒體開放、志愿者和民間救援力量、解放軍英勇表現、中國全國哀悼等各個方面。[10]據統計,5月1312日-16日的短短三天時間內,境外媒體就中國四川發生強烈地震發布的英文報道累計達5 458篇。[11]盡管傳播國際化的主要形態“媒介頻道或完整的刊物從一個國家直接傳送或發行到另一個國家閱聽人的手上”[5]183在中國并沒有出現,但網絡的出現和國際交往的頻繁一定程度上推平了國與國之間的地理障礙,使得新聞的國際化流通成為事實。因此,網絡的成長刺激了多重的多邊流動。中國媒體的議程設置再無法忽略國際媒體的影響和作用。可見,政府、公眾和國際力量成為中國媒介在重大突發災難事件中影響媒介議程設置的三種主要力量。這三種力量的博弈過程也即是媒介“議程構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過程。庫爾特·蘭(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蘭(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提出的“議程構建”(Ａｇｅｎｄ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概念非常適合描述汶川地震報道中的中國媒介的議程設置過程。庫爾特·蘭(ＫｕｒｔＬａｎｇ)和格拉迪斯·蘭(ＧｌａｄｙｓＬａｎｇ)的“議程構建”指“在公共領域中媒介、政府和公民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的全部過程”。[12]觀察中國媒體關于地震報道的議程設置可以看出:在議程建設的過程中,盡管政府的主導權非常明顯,但另外兩方“公眾”和“國際力量”已逐漸滲透進來,發揮了對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

二、沉默的螺旋理論檢視

“沉默的螺旋”可以被看作是議程設置理論的一種形式,但更關注宏觀層面而非微觀層面的效果研究。[13]311沉默的螺旋理論是伊麗莎白·諾爾紐曼(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Ｎｏｌｌｅ-Ｎｅｕ-ｍａｎｎ)在德國社會的政治競選中發現的一種傳播現象,可以用來描述和解釋西方社會中輿論的形成和消長過程。在中國語境下,由于媒介的同質性(同為黨的喉舌)高,在重大突發事件的背景下,媒體更容易步調一致地行事,因此,沉默的螺旋也表現得更為突出。在此次汶川地震的報道中,沉默的螺旋我們到處可以發現。(一)主導議題使被遮弊的議題保持沉默 由于“議題設置”是一種零和博弈,當某一議題得到突顯時,另一個議題就自然被遮弊了。例如,在地震期間發生的幾次礦難事故,就被地震議題輕而易舉地覆蓋了。在這次的地震報道中,只有第一次8.0級的大地地震受到了關注,而另外數千次的余震被一筆帶過,盡管余震的威力與破壞力及造成的危害可能不亞于第一次地震,但由于議題設置的零和博弈的性質,這些地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舉凡這一地震時期的其他議題,在地震面前,都保持了一種“沉默”。在國難紀念日的三天里,全國所有的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和廣播)體現了高度的一致性:地方電視臺全程、全時段轉播中央電視臺的“眾志成城 抗震救災”的直播節目,地方廣播電臺也全程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直播節目,撤下所有電視娛樂、廣告和其他節目。所有報紙、網站也一律撤下廣告,黑白底色編排,整版報道災情。這幾乎可以稱之為一種“媒介奇觀”,在讓人對中國媒體的良知充滿敬意的同時,也讓人不得不嘆服促使媒體如此地步調一致行事的背后力量的強大。很明顯,在這種強大的“輿論場”面前,任何“異端”的聲音與做法都只能沉默,如果不沉默,那么只有消亡。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重慶《旅游新報》的被停刊整頓。2008年5月19日出版的第60期《旅游新報》在關于汶川大地震的報道中,由于“步調不一致”,被市新聞出版局根據有關規定,給予停刊整頓的行政處罰。與此同時,《旅游新報》的主管單位重慶出版集團公司對《旅游新報》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免去該報社社長職務,撤銷該報總編輯和副總編輯職務,并對相關直接責任人予以除名。輿論幾乎眾口一詞地聲討《旅游新報》“違背社會公德”的“傷風敗俗”行為。在強大的輿論攻勢面前,《旅游新報》不得不發表致歉信。致歉信表示,盡管該期周刊系提前編印,但報道“嚴重違背社會公德,褻瀆了神圣的民族尊嚴,傷害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全社會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報社以最沉痛的心情和最真摯的誠意,向全社會公開道歉”。[14]任何對這份報紙的同情、原諒與支持的聲音與做法只能保持沉默。這正是“沉默的螺旋”所致。“媒體傳播了公眾輿論,向受眾指明了哪些觀點是占主導地位的。個人是否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主要取決于它是否符合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反過來,媒體只關注那些公開表達的觀點,這樣的螺旋會一直持續下去。”[15]因此,盡管在這次汶川地震中,報道信息量大,平面媒體、電視媒體與網絡媒體一齊上陣,以文字、圖片、視頻、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化報道抗震救災。有反映震情災情、死亡人數的即時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災感人場面的通訊、特寫,有報道抗震防震、衛生防疫基本知識的介紹,有現場采訪,有連線訪談,有重點新聞節目,也有全頻道整體直播。如此全面的、立體式的報道,在我國突發新聞報道史上肯定是前所未有的。[11]但我們無法回避的是,正是這種鋪天蓋地的主導性的輿論,遮弊了許多其他的議題。特別是與主流報道框架不相協調的議題。媒體不可能為那些“消極的”、“質疑的”、“丑陋的”現象和意見提供版面與空間。因此,如果說在中國媒介語境下“沉默的螺旋”有什么特色的話,那就是什么樣的觀點能夠表達,什么樣的觀點不能夠表達不僅受制于“輿論場”的作用,更受制于媒體調控的力量。在抗震救災的報道中,我們的確看到,不只是公眾,媒體也同樣選擇性地報道事實,表達觀點,這不僅是因為輿論的制約,更是因為受到政治導向的約束所致。(二)激情甚于理性的報道使少數派保持沉默

“沉默的螺旋理論”創始人伊麗莎白·諾爾紐曼是這樣解釋這一傳播學理論的:“在某個語境(大眾媒介)中得出的觀察結果會傳遞到另一個語境中,鼓勵人們要么聲明自己的觀點,要么把話咽回去保持沉默,直到經過一個`螺旋'的過程,某種觀點在公開場所占領統治地位,其他觀點因其追隨者的沉默不語而在公共意識中消失。這一過程被稱作`沉默的螺旋'。”[16]可見,沉默的螺旋揭示了這樣一個傳播學規律:在某種特定的語境下,人們由于怕被周圍的人孤立或疏遠,所以當他們認為自己的意見屬于少數派時,就不表明自己的態度。由于種種原因,媒介也會傾向于報14道事件的一面,而排斥事件的其他方面。這就進一步促使好些持少數派意見者保持沉默,從而使媒介更難揭示和記錄反面意見。伊萊休·卡茨(1983)更加詳盡地總結了紐曼的思想:(1)個體的人具有自己的觀點;(2)由于害怕被孤立,當個人發現自己的觀點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時,就不把這種觀點表達出來;(3)人們通過準統計學的判斷力來觀察周圍環境,尋找支持的跡象;(4)大眾媒介構成關于輿論的分布和支持/反對趨勢的參考信息的主要來源;(5)其他用來參考的團體? ?;(6)媒介傾向于用同一個聲音說話,幾乎是壟斷性的;(7)媒介傾向于歪曲社會輿論的分布情況,根據記者的觀點? ?而有所偏向;(8)由個體組成的某個群體———有時這個群體可能是大多數人———感到自己的觀點不受支持時,會失去信心,從公眾辯論中退出,從而實現“沉默的螺旋”,加速他們的退讓行為。他們可能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但是可能會放棄說服其他人加入自己觀點的陣營,放棄辯論;(9)社會因此被操縱,變得貧乏。[13]313在抗震救災的報道中,我們發現,這一規律起著重要作用。《旅游新報》的道歉等都是“沉默的螺旋”的例子。此外,大凡與舉國救災不那么合時宜的“言論”、“行為”都可能因為“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道德”高于一切。因此,大凡占領了道德至高點,將抗震救災提升到“民族大義”、“民族復興”層面的言行總會成為強勢的“輿論場”,與此相反,偏離這一道義立場或處于“道德洼地”的言行很容易成為受到輿論攻擊的“少數派”。萬科老總王石的“捐款十元”的言論受到輿論的強烈批評,最終王石不得不為自己的言論出來道歉。許多外國企業因為捐款太少也被指責為“為富不仁”。最典型的例子是“范跑跑事件”,由于在道德層面上處于下風,范跑跑的行為被指為“無恥”。盡管聲稱自己沒有錯,范跑跑還是不得不為自己的言行道歉。范跑跑以自己的“被開除”的下場最終被迫保持了“沉默”。可以看出,在“眾志成城 抗震救災”的主流輿論面前,少數派保持了沉默。我們可以從民眾對參與各類媒體抗震救災報道的綜合評價中看到主流的輿論是如何報道抗震救災的。清華大學的調查問卷通過15項指標對媒體在賑災、抗災過程中的總體表現進行了綜合考察,結果發現:對“報道感染力強,能夠鼓勵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救災”的滿意度最高,占受訪對象總數的98.3%。其次是“報道積極向上,給人希望”滿意度列第二,占受訪對象總數的98.1%。97.6%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道有效提高民族凝聚力。97.24%的受訪者特別肯定媒體報道中“對受災群眾的安危、情感和尊嚴比較重視,體現人文關懷”。97.6%的受訪者認為報道有助于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2]我們從這些受眾調查的結果中可以反推出來:在地震報道中,媒體的主要輿論焦點在于“動員”,在于塑造一種“積極向上”的“眾志成城”的抗災圖景。“中國加油”、“汶川挺住”的聲音不時見諸眼前,現諸耳邊,但對于災難的反思,對于具體而微的災后重建工作,媒體似乎后勁不足。情緒的渲染代替不了實際問題的解決,相反,過量的情緒性的報道(接近于“煽情報道”)容易使人厭煩,而失去對實際問題的關心。

媒體在地震報道中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已經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地震疲勞癥已經過早地顯現。地震一月有余正是各種工作正式開展的時候,而媒體和受眾的關注度明顯下降。2008年7月7日起,廣電總局已放開了娛樂節目的播放。可以想見,娛樂的回潮、奧運的召開將使“地震議題”由熱門話題轉而成為一個“沉默的話題”。

三、傳播免疫理論與受眾理論的檢視

在這次地震報道中,媒體的作用可圈可點。但我們也看到,媒體的報道是在和“謠言”的競爭與賽跑中進行的。新技術如網絡和手機的出現既加快了資訊的流動速度,也加快了“謠言”的傳播速度。如何面對突發災難事件中的“謠言傳播”?如何增強受眾對謠言的抵抗能力?這需要我們建構一種新的傳播理論,也需要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既有的受眾觀。(一)傳播免疫原理:適量接觸謠言有利于免疫力的增加我們常說,“謠言止于真相”。其背后的傳播學原理就是,如果讓受眾同時接觸到謠言和真相,最終真相將會戰勝謠言。受眾會對謠言產生足夠的抵制能力。適度的謠言不僅不會對真相構成威脅,反而會增加受眾對謠言的免疫力。正如“不干不凈,吃了沒病”的生活諺語中所包含的免疫學原理一樣,④信息的傳播也存在著“免疫規律”。麥圭爾(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Ｇｕｉｒｅ)和帕帕喬吉斯(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ｓ)的“預防接種理論”(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其實就是一種“傳播的免疫理論”。他們的研究告訴我們:大部分人持有許多未經挑戰的信念然而這些信念在受到攻擊時經常輕易地就被動搖了,因為人們不習慣于保衛他們。這種情況類似于醫學上的情況,如果一個人是在無菌的環境中長大的,突然被暴露于細菌環境中,這個人的身體便很容易感染,因為這個人未獲得任何的抵抗力(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這種人要獲得抵抗力,可以靠滋養(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但也可以經過一種預防接種(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即有計劃地接觸處于微弱狀態下的細菌環境,從而刺激個體抵抗力的發展。麥圭爾和帕帕喬吉斯采用了一些實驗證實了傳播中的“預防接種理論”,他們發現,沒有免疫力的輸入,原有信念是非常軟弱的,很容易遭到攻擊。相反,反駁性捍衛比持性捍衛更有效地維持了原有信念。而且當人們接收對基本信仰的攻擊和對這些攻擊的反駁后,可以發展一種“普遍化的免疫力”。他們認為,面對“謠言”的攻擊將發展出一種普遍性的抵抗力,使基本的信念即使遭受到不同方式的攻擊,也不可能改變。其原因大致有二:(1)有了第一次攻擊被反駁的經驗,便會降低后來攻擊的可信度;(2)事先將攻擊暴露出來,可以使人們知道他們所持的信念的確有弱點,從而推動他們去發展更多的支持觀點。[17]可見,要使原有的信念堅定,光靠“清除信息雜質”無濟于事,相反,適度地讓這些信念受到一定的攻擊,反而有15利于受眾堅持原有的信念。長期以來,我們黨的喉舌媒體致力于要媒體提供“沒有雜質”的信息,這實際上是將受眾置于一個無菌環境下,使民眾喪失信息免疫功能。結果適得其反:民眾寧可相信謠言也不相信新聞報道和官方的信息。因此,突發事件報道是增進受眾的信息免疫功能的絕好機會。一方面我們要相信民眾對任何信息都有免疫功能,我們要培養這種免疫功能。任何時候要求過濾信息雜質都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要允許媒體報道的“缺點”,因為正是有了這種缺點,公眾的信息辨別能力才會提高。與任何一次突發災難事件一樣,這次地震中同樣出現了許多謠言的傳播。但對于這些謠言,我們沒有加以打壓和隱瞞,而是讓真相與謠言同時呈現,通過這種對事實的澄清與檢驗,受眾反而沒有恐慌。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后謠言即出,北京當晚將發生余震的短信在市民手機中迅速傳播,重慶網上傳言晚上會有余震,上海也謠傳滬浙交界處發生5.7級地震。當地地震局都在一兩個小時之內進行了辟謠。5月14日,中國地震局駁斥瞞報地震預測結果的說法,稱所謂為了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而瞞報地震預測結果的推測“是沒有道理的”。該局進一步解釋到,三大因素決定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是地震孕律的復雜性,第三是地震發生的小概率性。5月14日,中國環境保護部指出,互聯網上流傳的“都江堰市一化工廠發生危險化學品泄露,污染成都市飲用水源”之說屬謠傳。成都市環境監測站連續兩天的水質監測數據顯示,市民飲用水質沒有異常。5月14日,救援部隊有關負責人指出,“網上流傳的空降汶川傘兵死亡4人、失蹤10人純屬謠言!”權威部門及時的信息發布使謠言無處藏身,受眾在一次又一次的“謠言襲擊”中學會了如何分辨謠言和真相。實際上,在中國的媒介語境下,謠言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流媒體的公信力缺乏。被過濾掉的信息太多使受眾產生了不信任感。2003年非典事件中的隱瞞疫情的不良記錄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媒體的公信力都受到損傷,民眾在突發災難事件中對媒體的報道將信將疑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傳播學理論看來,恐慌發生的相關條件恰恰是憂慮、恐懼和不確定性。除此之外,使恐慌發生的因素似乎還有不完全與不正確的信息,這種情況往往會導致人們通過人際的渠道迫切地尋求信息,因此也促成原始信息的進一步流通。[18]因此,適度處置而不是一味打壓重大突發事件中的“謠言傳播”可能未嘗不是一件明智的事。一方面,來自于民間的“謠言”可能包含著正確的內容;另一方面,“謠言”的攻破使真相的威信更加突出,使受眾的免疫功能大為增強。

(二)“積極的受眾”:突發災難報道中應樹立的受眾觀災難報道中應該“以人為本”。這句話有兩個含義:一是災難報道要尊重生命,一切以生命救助為中心。二是災難報道要尊重受眾,一切以受眾的需求為中心。然而長期以來,不論是在常規報道還是在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中,中國媒體更加注重的是媒體的“宣傳”功能。“宣傳”媒體表面上看起來是以“群眾為中心”,但實際上恰恰否定了“受眾”的主導地位。仔細研究就可發現,媒介宣傳背后的邏輯支撐就是傳播學上的“魔彈理論”。“宣傳家”們堅信,只要通過媒介進行正面的宣傳和引導,就一定能夠取得預想的效果:社會穩定,人心統一。這一理論暗含了對受眾的不信任和“消極受眾”的觀點。完全將受眾看作是“一擊就倒”的靶子,預設了受眾會完全按照媒體的報道框架去行事。麥奎爾在論及蘇聯的共產主義媒介理論時將其概括為一種“積極的”媒介理論,[5]129指出了其一個重要特點,即“宣傳上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在中國的媒介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重大性的突發事件中,媒體宣傳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似乎特別明顯。而這背后的理論邏輯即“強大效果論”或說“魔彈論”,即認為只要媒體積極引導,受眾就會接

受媒體的宣傳。在這次汶川地震的報道中,這種“宣傳邏輯”再次成為主流媒體的主導性的報道框架。以《人民日報》幾則新聞標題為例:《沒有路,肩膀就是通道》(2008年5月14日)、《那一刻,他張開雙臂護住4個學生》(5月15日)、《“趕快救人!”》(5月15日)、《孩子別哭,我們在一起》(5月16日)、《搜尋每一絲生命氣息》(5月16日)、《不拋棄,不放棄》(5月17日)、《“喊”回來的一條生命》(5月18日)、《柴刀劈出生命路》(5月18)、《生命挺過150小時》(5月19日)、《一心想著村民的羌族書記》(5月20日)以及《災難中挺立偉大的中國———寫在中國人民抗擊四川汶川大地震之際》、長篇通訊《永遠和人民在一起———獻給頑強奮戰在抗震救災最前線的中國共產黨人》等,這些新聞頗有感染力,但其中的宣傳邏輯明白無誤。在我們看來,今天的受眾已不是當年的“群眾”。“使用與滿足理論”才是符合受眾為邏輯的基本假設。在突發空難事件的報道中也是一樣,今天的受眾已不會是等待灌輸的“容器”,而是一個個“積極的人”,他們會積極地尋找特定的媒體和特定的內容,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們也能夠對媒體做出甄別和評估以達到某個目標。建立在戰爭年代的“魔彈理論”基礎上的宣傳與灌輸模式在新的社會條件和新的技術條件下已經部分地失去了效用。在突發災難事件報道中,政府和媒體應當在受眾“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基礎上重新檢視現有的報道模式和媒體管理模式。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能夠意識到源于個人(個別)和社會(共同)環境的媒介相關需求,而且能夠依據動機來表達這些需求。卡茨、梅里維奇和赫斯(Ｈａａｓ,1973)將大眾傳播媒介視為個人用以聯系(或不聯系)他人的工具。他們從關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社會及心理功能的文獻上,選出了受眾的35種需求,并將其分成5類:(1)認知的需要(獲得信息、知識和理解);(2)情感的需要(情結的、愉悅的或美感的體驗);(3)個人整合的需要(加強可信度、信心、16穩固性和身份地位);(4)社會整合的需要(加強與家人、朋友等的接觸);(5)舒解壓力的需要(逃避和轉移注意力)。[1]324這些需要中沒有一種等同于“等待灌輸的需要”。Ｋａｔｚ等人也認為:媒介選擇過程和下列因素有關:(1)社會心理起源(2)產生需求(3)期望(4)大眾媒介或其他來源導致(5)不同的揭示(或從事其他活動),因而造成(6)需求滿足和(7)其他結果? ?[19]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中,不研究受眾,只一廂情愿地認為媒體的報道一定具有“強大效果”,延續幾十年前的報道框架與管理方式無疑是不合時宜的。陳舊的報道模式其結果是使受眾產生“審美疲勞”與“政治冷漠”,最終的媒體報道也只能淪為一種“儀式性”的工作。兩個多月來,關于地震報道可以用“來得快,去得也快”來形容,截止到本文的寫作這一刻,電視媒體上已看不到多少關于地震的報道,在奧運會營造的歡樂祥和的氣氛中,人們的一個錯覺是仿佛這場災難壓根沒有發生過。清華大學的調查也顯示公眾對地震報道還有相當的不滿,實際上越到后期,這種不滿越發普遍和嚴重。“不滿”的產生固然有多種原因,媒體陳舊的報道框架難脫干系。著名的傳播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在討論媒介的功能時特別提到了媒介的一個負功能即“麻醉性的功能障礙”(Ｎａｒｃｏｔｉｚｉｎｇ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兩位學者認識到,大眾傳播媒介對普通讀者和聽眾持續刺激的另一個后果是“麻醉”,傳播泛濫的結果可能只是一種表面化的關心,這種表面化的關心可能掩蓋了大眾的冷漠。逐漸增大劑量的麻醉可以將我們的精力從主動參與轉為被動獲知。[20]我們因此可以說,脫離受眾需求的地震報道實際上對受眾起到的是一種“麻醉效果”,不但不能有效地激發受眾的參與積極性,反而抑制了這種積極性。這是我們的媒體報道所要檢討和反思的。綜上所述,在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中,不論從媒介的議程設置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還是受眾理論,我們都應該重新審視和思考。從事實層面來看,在汶川地震的報道中,議程設置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和受眾理論等較之以往,較之西方社會,都有一定的“變異性呈現”,體現了傳播理論進入中國媒介語境后顯示的本土化特征。從規范層面來看,筆者認為,單一的媒介議程、單一而強勢的輿論場、單一的對“謠言傳播”的壓制以及單一媒介強效果論和消極受眾理論等,都不利于打造一個健康的媒介生態。在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中保持議程設置的多樣性,保持聲音的多元性才有益于公共利益。正如麥奎爾所指出的,媒介多樣性是“達成其他益處的手段”。但顯然,在中國語境下媒介報道的多樣性有賴于傳播自由的實現。而傳播自由則依賴于一些麥奎爾所講的“結構性的要素”:一是結構條件,尤其是傳送與出版的法律規定的自由;二是運作條件(真正獨立于經濟、政治壓力和媒介組織內部記者和其他傳播者的相對自主);三是社會中的各種聲音有獲得接近使用媒介渠道的機會等。[5]140《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汶川地震報道得以公開透明的重要條件之一,但僅憑這一條文,我們顯然還無法在重大突發事件的報道中做得盡善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