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

問題：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請結合實際談談你對這段話的理解。

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主要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之比重沒有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一些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主要是：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分布不均；物價上漲壓力加大，部分城市房價漲幅過高；違法征地拆遷等引發的社會矛盾增多；食品安全問題比較突出；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

改革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要從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上推進改革，也就是說，不是從某一點上求得突破，而是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上深入推進改革，這是一個全面、系統的改革，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我們要繼續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政治體制改革實際是全局性的改革，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而要做到積極穩妥地推進，根本之點還是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人民群眾到底需要解決哪些問題，要享受哪些權利，即了解群眾需求；第二個問題是現階段我們能夠解決哪些問題，分階段地推進。只有這樣，才能在推進民主政治改革的時候，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真正給老百姓帶來實惠，讓民生得到改善。

我們的改革只有一個指向，就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說我們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改革如果不能保證人民的利益，就是沒有意義的。人民在這里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全體中國人民。所以，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中國的改革是“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

為人民改革，就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就要讓人民不僅成為改革的推動者、承擔者，而且成為改革發展成果的擁有者、享有者，充分擁有和享有他們應該得到和可以得到的利益。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判斷和衡量我們各項工作成敗得失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最終落腳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樣的價值取向，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和胡錦濤同志強調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是同樣的價值取向。為人民改革也不是抽象的政治要求，而有著十分確定的內容與要求。具體來說，就是要在改革中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圍繞人民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來推進，努力把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階段性任務統一起來，把實現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結合起來。

只有充分調動改革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改革主體接受并自覺參與改革，改革才能順利推進。這是我們在改革中積累的一條寶貴經驗。我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告訴我們，在當代中國，改革的主體只能是廣大人民群

眾。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主體，是實現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鄧小平同志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廣大人民擁護的事情，不論前進的道路上還有多少困難，一定會得到成功”。可見，只有真正以人民群眾為主體，我們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也才能取得預期效果。如果僅僅由少數人參與，在目標的設定、方案的設計、措施的出臺等方面聽不到人民群眾的聲音，這樣的改革是無法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也是無法順利推進、不斷深化的。

強調堅持人民群眾的改革主體地位，并不是要弱化黨的領導。我們黨理所當然是我國改革的核心領導力量，但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善于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最廣泛地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團結奮斗。強調堅持人民群眾的改革主體地位，也不是要淡化改革者的作用。改革要有先行者，要有拓荒牛。但改革者之所以能有奮起前行的力量與勇氣，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因為代表了人民群眾的意愿、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心聲。改革者如果因此而居功自傲、孤芳自賞，就必將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無法將改革推向前進，以至前功盡棄。

國內發展繼續堅持以人為本，注重統籌兼顧，保持平衡穩定與可持續，更加重視環保與保障民生。這意味著轉變發展方式將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這意味著中國不僅將繼續保持能源資源進口大國的地位，還將在發展綠色經濟背景下成為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轉移和高科技產品出口對象國。各類國家尤其主要大國普遍重視通過經濟可持續發展謀求綜合國力競爭優勢，必然更加期待發展與深化對華經貿合作，搭乘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快車。

第二篇：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制約科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請結合實際談談你對這段話的理解。

問題：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請結合實際談談你對這段話的理解。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財經國家周刊報道 經過金融危機沖擊與洗禮，世界和平與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具有新特點與新內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等問題時，明確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首先，經濟全球化進程步入調整深化新階段，世界經濟可望持續溫和增長。

金融危機是冷戰后經濟全球化粗放階段的必然結果。眼下，世界經濟已基本擺脫衰退，步入緩慢復蘇進程，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未來5年，世界經濟可望回歸正常增長軌道。主要發達經濟雖然不同程度面臨高成本、高債務和高失業的困擾，但這些國家科技基礎雄厚，市場發育成熟。后危機時代，它們普遍重視重振實體經濟，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搶抓全球綠色經濟產業制高點，可能推動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取得突破，推動航空航天、海洋經濟和生物醫藥產業增量提質，促使投資與貿易結構合理化。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眾多新興經濟體，雖然科教基礎比較薄弱，但包袱小、成本低、活力足、潛力大，能及時有效地承接全球產業轉移。有些國家可望在發展新能源等綠色經濟方面實現追趕式發展。在全球范圍形成梯次產業結構的背景下，普遍的科技創新與結構調整，意味著跨國投資與并購將再掀一輪小高潮。各國普遍吸取此次危機教訓，重視全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與創新，推進宏觀政策協調與合作，強化金融監管與危機預警，推進全球和區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保持經濟穩定向好。新能源、新材料開發應用和綠色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節能降耗，防止資源能源價格大起大落。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可望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資源、資金、技術與市場，實現“十二五”規劃的戰略目標。

其次，綜合國力競爭模式轉型，大國關系框架可望穩定發展。

金融危機也是多極世界格局的催化劑。隨著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大國俱樂部成員明顯增多，大國力量此消彼長，大國競爭難免更加激烈復雜。但金融危機也凸顯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大國間沖突與戰爭日益成為不可想象的事情。這種情況促使大國綜合國力競爭發生某種實質性變化。新型綜合國力競爭模式應運而生。其特點有三：一是綜合國力競爭著眼點從謀求在未來沖突中確保戰勝對手轉向保持自身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即發展競爭。二是競爭日益成為以和平方式進行的競爭，即和平競爭。三是在和平條件下進行發展競爭，促使各大國更加積極地開展大國合作，以謀求綜合國力競爭優勢，即合作競爭。未來5年，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主平臺的作用可能有所強化，主要戰略關系將更具可預見性、可持續性與穩定性，國際戰略環境發生逆轉從而嚴重干擾中國實施“十二五”規劃的可能性不大。

再次，中國國際影響力躍上新高度，外部對華期待與借重進一步增大。在世界成為大市場的背景下，不僅世界的發展有利中國發展，中國自身發展也帶動世界發展。未來５年，西部大開發方興未艾，東部沿海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八仙過海，將推動全國范圍內梯次產業轉移與升級。國內發展繼續堅持以人為本，注重統籌兼顧，保持平衡穩定與可持續，更加重視環保與保障民生。這意味著轉變發展方式將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這意味著中國不僅將繼續保持能源資源進口大國的地位，還將在發展綠色經濟背景下成為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轉移和高科技產品出口對象國。各類國家尤其主要大國普遍重視通過經濟可持續發展謀求綜合國力競爭優勢，必然更加期待發展與深化對華經貿合作，搭乘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快車。換句話說，中國實施“十二五”規劃本身就有利于塑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為順利實施規劃的戰略目標提供新機遇。

未來5年，我們說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多著眼于危機后中國與世界發展的新階段、新特點與新需求，以更加積極自信的心態，穩步實施“十二五”規劃，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一步推向前進，為21世紀的世界發展打上中國的印記。（文/王在邦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

第三篇：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

深化改革會遇到的阻力

新一輪改革大潮，已經行進至一個重要節點。十八屆三中全會300多項改革舉措，正抓鐵有痕地一一落實。對于新的改革舉措而言，這是從種子到萌芽的關鍵階段，需要破土而出的決心；對于改革者而言，這是持續發力的攻堅階段，需要有“千斤頂頂萬斤”的能量。然而，雖大勢已起，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依然存在推不轉、落不實、改不動的問題。

為此，2014年3月底至4月初，人民日報連續發表4篇評論員文章《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促進公平才見水平》、《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別讓熱點成痛點》。

結合我自己的觀察，我覺得深化改革會遇到的阻力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利益關聯者的主觀阻礙。改革改革，改到深處是利益。中央反復調研和論證過的改革細則，部長司長都通過了，到處長那里卻要再“研究研究”；簡政放權的剛性目標已然“約法三章”，但一些含金量高的審批改革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例如：義烏破冰出租車改革，率先打破出租車壟斷。出租車現狀：乘客說，打車難價格高；的哥說，我們飽受層層盤剝，跑一天活也掙不了幾個錢，太辛苦太累，動輒幾千上萬的份子錢去哪了？義烏這一次出租車改革，首次打破壟斷格局，把一個完全可以市場化的行業交還給市場。其次，主動逐步取消營運權有償使用費，今年將降低到每車5000元，明年全部取消。“份子錢”包含所有成本費用，營運權使用費每年每車1萬元由公司交給政府。這個行為引起廣泛關注，網友紛紛點贊“還利于民”。

戶籍制度改革。2014年7月30日，備受關注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公布。原制度存在幾個弊端：

1、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城市關門”現象出現，抑制了勞動力、人才的自由流動。

2、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對農業現代化及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體制性障礙。

3、數千萬農村人口在城市打工，處于流動狀態。

4、戶口管理使中國公民具有不同身份，與住房、消費（如購車）、教育、社會保障等利益直接掛鉤，不同的戶籍有不同待遇，人為地把本應平等的身份劃分為三六九等，加劇了城鄉割裂，阻礙了城鄉統籌，加劇了社會分化。

5、不能對中國的人口流動進行有效的管理。

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戶籍內含各種權利和福利制度的綜合配套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只是“標”，而對其內含各種權利和福利制度的改革才是“本”。戶籍制度改革其目標不是消除戶籍制度，而是剝離戶籍內含的各種權利和福利，取消城鄉居民的身份差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管理制度，實現公民身份和權利的平等。戶籍改革從改革總體進程來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并沒有促使戶籍制度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遠遠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工商營業執照改革。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企業工商營業執照年檢工作。企業年檢的具體流程為：企業提交年檢材料——企業登記機關受理審查企業年檢材料——企業繳納年檢費——企業登記機關在營業執照副本上加蓋年檢戳記——發還營業執照副本。

工商營業執照年檢，以前是作為工商行政部門的一項重要職權在抓。企業年檢，材料繁瑣不說，一些地方還經常搞“搭車”收費。按規定，企業的年檢費用為50元，外加個體私營協會會費。另外，一些企業年檢時，需提供會計審計年審報告。需要幾千費用。改為年報制度，在材料準備和流程上都將簡省。企業只需按在規定期限內，網上報送報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資料的真實性不再審核。這個改革順利進行，還是靠中央強大的推動力，否則難以想象能這么順利推進。另外，上次中央報道有個地方個體協會還在強加收費，看來還是有點不舍。

戴“官帽”的事業單位。檢測機構改革走向市場，推了很多年，但實際上真正走向市場的沒多少。檢測機構是行政機關的下屬單位，受行政機構的領導，但基本上是戴“官帽”的單位。一方面，行政機關不要割舍這塊肉，畢竟檢驗檢測收費不少，另外，檢驗機構負責人受行政機關領導，得聽話。檢驗機構也不愿推出市場，現在獨家經營，受檢企業不光要出檢驗費，還得伺候檢驗人員。

第二方面的阻力，則來自改革本身的難度所造成的客觀阻礙。深水區的改革是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要有“破”的決心，還包含著重整、創新、構建等工作，而且往往缺少經驗可循。權力放下去了，下面卻沒接住；新政策出臺了，配套改革措施卻沒跟上。如果不正視改革落實層面的這些困難，終究會使改革效果打折扣，影響改革信心。

例如：機構改革。2014年5月，杭州下面的全部區、縣和市工商、質監、藥監三合一為市場監督管理局，是為了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合并快一年了，食品安全監管是加強了，可體制運作仍然不是很順暢。對于縣級，三局合并，地級市則是工商和藥監合并為市場監督管理局，杭州市質監局食品職能劃給杭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浙江省級，省工商局、質監局、藥監局三局都是分開的。我局現在的業務主管局就有杭州市市場監管局和杭州市質監局兩個。縱觀全省，除了杭州、舟山兩個市，縣級質監部門也一起合并為市場監管局，其他基本仍保留縣級質監局，只是把食品的職能劃出。第三，習慣的慣性。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習慣了，老的一套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

第四，能力的不足。某省一位廳長下基層，問了群眾“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就不知如何繼續交流下去。對諸如此類不會說話的干部，群眾的批評入木三分：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不會說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險。這種狀態的背后，是一些人喪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為所學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一輩子夠用，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在信息時代，一年不學習，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就會折舊80%。現在，從“鐵八條”到反“四風”，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從酒桌拉回到書桌、從“酒精考驗”狀態切換到思考問題狀態。各級干部都應當靜下心來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時間都去哪了？現在富余下來的時間可以干些什么？

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

某省一位廳長下基層，問了群眾“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就不知如何繼續交流下去。對諸如此類不會說話的干部，群眾的批評入木三分：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不會說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險。

新一輪改革已經起勢。要開好局、破好題，形成千帆競發的好態勢，就得解決一些突出問題，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必須看到，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制度優勢充分發揮、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相比，各級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氣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標，又是推進改革必須著力的問題。當前，尤其需要解決推進改革能力不足的問題。

公眾對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強烈，有的領導仍覺得群眾“給點陽光就燦爛”。面對傳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門手忙腳亂、應對失當，先忙辟謠后忙證實。面對矛盾問題，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擺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幣解決”。在治理過程中習慣于老思路老套路，結果，不是不對路子，就是事與愿違，甚至南轅北轍。“這就叫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去年3月，總書記坦言，“我看這種狀態，在黨內相當一個范圍、相當一個時期都是存在的。”以這種狀態推進改革如何能攻堅克難？又怎能解決深化改革進程中所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

這種狀態的背后，是一些人喪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為所學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一輩子夠用，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在信息時代，一年不學習，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就會折舊80%，各級干部尤需砥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為政態度，強化“入山問樵，入水問漁”的求知精神。不及時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眾講明白？不堅持調研不斷變化的實際，怎么能拿出對癥下藥的改革決策？每月每年把時間泡在瑣屑事務里，擲在觥籌交錯中，如何擔得起推進改革的重任？現在，從“鐵八條”到反“四風”，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從酒桌拉回到書桌、從“酒精考驗”狀態切換到思考問題狀態。各級干部都應當靜下心來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時間都去哪了？現在富余下來的時間可以干些什么？

我們說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需要啃硬骨頭、涉險灘，因而在各級干部的能力儲備上，就不僅要有智慧還要有勇氣，充分蓄積那么一股子敢闖敢試、敢作敢當的勁頭。有些群眾常常疑惑：“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們這里就變樣了？”造成中央的“好經”念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懶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的觀念，對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開，對動自己奶酪的決策就陽奉陰違，對撈不著油水而費時費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癥”。一說淘汰落后產能，他用工人失業作擋箭牌；一說簡政放權、壯士斷腕，他就強調“也不能都不管吧”。說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氣和擔當，使他們失去了與時俱進的治理能力，反而成為推進改革的一大阻力。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各級領導干部做到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方能為深化改革增動力、去阻力。

兩千多年前，《老子》就講：“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帶入現代化，善治的難度與善能的要求，遠非治理一個小國可比。我們說各級干部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誠非虛言。惟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和夙夜在公的責任意識，以“本領恐慌”的危機感和“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著力增強推進改革的能力，著力提升現代治理能力，我們才能“亂云飛渡仍從容”，入深水得蛟龍。（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實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

前不久，有中央領導同志到基層調研，了解大學生創業者是否需要增加“營養”。有創業者反映，股權變更登記太復雜，影響了資金引進，把投資者給嚇回去了。一番對話，引發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過多過細過死了？是否存在該管的沒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該放的沒有徹底放開放到位，甚至出現明放暗不放、這邊減那邊增的現象？簡政放權要“乘勝追擊”，必須時刻回答好這一命題。

作為本屆政府的“開門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項審批事項，力度前所未有，變化立竿見影。與之相伴的是，新注冊企業增加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創下10多年來最高。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簡政放權這門“當頭炮”，成為“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實證明，讓市場在資源配臵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

繼續解決創業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破解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等改革難題，就要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更有效地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解決好一些環節“放沒有真放、管沒能管住”問題，尤為關鍵。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腸梗阻”現象，充分體現了這種自我革命的難度。一是放權不對位。給海島城市下放草原經營許可，向缺煤地區下放煤炭開采類許可事項，看上去權力不少，實際上有權難用。二是放權有水分。一些行政審批事項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撿起來；部委取消了，協會又如獲至寶；行政審批少了，“紅頭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權不徹底。受理權放了，終審權緊攥手中；決定權放了，發證權卻不放，于是出現一半環節在上級辦、一半環節在縣里辦的“兩頭跑”現象。克服這種“沒好處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頭，是簡政放權的難點，也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頭，涉的是險灘，戳的是痛處。如果政府部門安于現狀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觀望等待改，怎么能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如果“變相審批”搶灘登陸，“隱性審批”暗流涌動，“灰色地帶”依然存在，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如何激發，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堅定？在這個意義上，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成效，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節奏；而簡政放權“向自己開刀”的力度，則直接來自于政府推進改革的勇氣擔當。

這種擔當，既體現在通過大力放權，“讓市場更有效”；也表現為通過強化監管，“讓政府更有為”。必須看到，放權的過程也是強化監管的過程，我們不僅要撒歡一匹名叫效率的駿馬，也要給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轡頭。前者是市場作用，后者是政府作為。從這個角度看，簡政放權絕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戲。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面對權力下放的過程，如何構建聯動機制，讓上面放得到位、基層接得住盤，使權能匹配、權責對等、權屬清晰？面對簡政放權后的市場，有沒有事中事后的監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橫向到底的監管網絡和科學有效的監管方式，進而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權、放真權”容易，不僅需要大公無私的勇氣，更需要善于學習的智慧。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國目前政府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正所謂“少則得、多則惑”，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改革要求，從而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積微以成著，行穩而致遠。（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3日）

促進公平才見水平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

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樣是掛號就醫，“關系戶”可以批條子加塞；同樣是參加招聘，性別、身高的歧視將人分級分類；同樣是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在一些領域卻難以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社會生活中的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卻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時代的最大潮聲，呵護公平則是社會的基礎共識。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貧困的孩子何以通過寒窗苦讀成為大學生？如果沒有公平的市場規則，小職員怎能憑借辛苦打拼變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說，人是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著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種子。

在當今中國，公平更成為一把重要的價值標尺，一種凸顯的權利訴求，甚至成為衡量幸福的關鍵指標。為什么生活變好了、物質豐富了，還有那么多牢騷不滿？為什么發展起來以后，問題依然不少？說到底，是因為人們對公平等更高層次的問題有了更多期待。當網友吐槽“我奮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時，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因為起點不公影響了人們奮斗的信心？當民企感嘆遭遇“玻璃天花板”時，我們應該重視，是否規則不公阻礙了市場活力的迸發？權利、機會、規則方面的種種不公平，已經成為發展進步的障礙；人們對公平的樸素認知，也已經體現為對改革發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黨和國家才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當作推進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掃除公平障礙、促進人民福祉，當作推進改革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對于各級干部來說，促進公平是必須具備的能力素養，善于促進公平才見治理水平。我們常說，做大了蛋糕，還要分好蛋糕。所謂“分蛋糕”，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在利益訴求多樣、權利意識高漲的今天，能不能搞好發展已經不再是評判工作的單一標準，如何讓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更考驗領導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起來了，但因為處理不好外來群體和本地居民的關系而引發爭端；一些地方建設熱情很高，但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卻觸碰到群眾利益的紅線。如果不公不義引發穩定問題，談何改革發展？如果發展成果難以福澤大眾，我們傾力推進改革發展又是為了什么？

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制度出臺前有沒有征集民意？重大決策有沒有經過論證、聽證？權益受損群體有沒有得到申訴機會？對程序的嚴格遵守，是各級領導干部尤需補上的一課。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用程序編好制度的籠子，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保證看得見、有實效的公平。

倡導公平、促進公平，從來不只是口頭說說那么簡單。沖破各種隱形的制度壁壘和透明的“玻璃門”，常常需要與舊觀念進行激烈的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權力尋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壞者，維護社會公義，更是要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沒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沒有沖破藩籬的智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損害公平的癥結難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難以持續。

籃球運動員姚明退役時曾感言，感謝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使他有機會去實現自我的價值和夢想。我們相信“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正是因為我們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有信心。這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答題。惟有樹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視野去決策，用公平的行動去實踐，用公平的標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個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8日）別讓熱點成痛點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

從時有耳聞的拆遷糾紛，到多地出現的PX**，近年來頻發的社會熱點事件，折射出轉型期中國的挑戰，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現實語境。面對日益高漲的發展期待、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愈加復雜的利益糾葛，如何思之長遠、調和鼎鼐，使群眾關注的熱點，成為改革發展的落腳點和突破點，而不是演變成社會痛點？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今天，無論是“房價低一點”的心聲，還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喚；無論是醫患糾紛引發的熱點事件，還是空氣污染等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無不牽涉復雜的經濟社會利益，包含更為多元的社會期待。正因如此，擘畫新一輪改革藍圖時，中央再三強調，必須“從群眾反映最突出的問題入手”。如何從社會熱點出發，讀懂并回應群眾的利益關切，直接關系到群眾生活、社會公益、政府公信，決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進、是否契合民心。

面對熱點問題，回應及時、勇于擔當、應對有方，就會使挑戰化為機遇，危機變為契機。反之，如果漠視群眾利益，緩慢遲滯、畏首畏尾、擊鼓傳花，就會讓問題拖延為更大的歷史問題，甚至成為一個地方一個領域長期的社會治理之痛。試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就算征地拆遷非常必要，各種糾紛也可能繼續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霧霾困境”背后的發展觀念誤區，經濟增長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難說滿意。這就是為什么總書記諄諄告誡，“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怎樣評判？熱點問題就是最好考題。我們說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準？熱點問題就是最佳突破口。“積極回應百姓關切，突出解決好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熱點問題”，“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人民利益為根本，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什么問題緊迫就抓緊解決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穩，發展就能柳暗花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八項規定”轉變作風到“打虎拍蠅”利劍揮出，從“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到教改醫改穩步推進，正是勇于面對矛盾難題，積極解決熱點問題，讓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真正感受到市場環境、創業條件、干部作風在一天天好起來，不斷提高著人們對政府治理的滿意程度，不斷提升著人們對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數。

今日之中國，各項改革的設計者和參與者，情感相通、血脈相連，十分重要。否則，自上而下的改革紅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無法真實抵達。面對社會熱點，是遇見問題繞著走，碰到矛盾躲著走，看見困難低頭走，還是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解決問題，到發展最困難的地方去打開局面？這些選擇，不僅影響改革的全面推進，更關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見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擱，要讓群眾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決心，增強信心；一時有困難的，也要及時溝通、耐心說明，讓群眾看得見改革的誠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難度。不回避問題、不掩蓋矛盾，真誠溝通、迎難而上，才能順應民心、調動民智，為改革贏得更好未來。

魯迅先生曾說過，“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動力。30多年前，正是回應人民期待、尊重群眾創造，我們開啟了中國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對更加艱巨復雜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一步一步擴大共識，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贏得最廣泛的支持和最真誠的擁護。（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11日）

第四篇：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訊在的突出問題，怎樣解決這些突出問題

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薄弱、消費下降、投資過度、對外經貿依存度過大、貿易順差過大等問題日益尖銳和突出，這些重大問題解決不好，必將嚴重影響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建設。

一、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三農”問題日趨嚴重

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三農問題日趨嚴重、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多加大。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已深感“三農”問題、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并著手實施十一五規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已深知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內需求繼續擴大的唯一辦法是，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幫助農民富起來。當前中國農民正處于一場新變革的中心，只有通過變革實施農村土地私有化和多種土地所有制并存和發展，才能根治“三農”問題和讓農民翻身致富，推動中國走向以內需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社會保障體系薄弱，消費水平下降

中國社會保障薄弱，國內儲蓄過高，導致消費下降，也嚴重影響擴大內需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增長，雖然迅速而成效顯著，但卻未能在其發展過程中相應配套地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應與經濟改革和增長同步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僅嚴重滯后，而且在農村和貧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們普遍感到經濟上無保障和社會安全網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壓縮開支、節制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這導致中國家庭儲蓄率高達30%，而且總體消費水平20年來一直在下降

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如果能建立可靠的、綜合性的、長期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健體系，那么就必然能降低預防性儲蓄水平，并能保障較強消費需求，推動內需經濟的發展。

中央必須下決心從整體上加以盡快盡善地解決。解決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問題，不能再采取修修補補的方式，必須痛下決心從全局上解決這一事關中國經濟建設持續發展的戰略性問題。與此同時，還必須利用現有強大的財政和外匯儲備，加大新農村建設的投入，加大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并且提高全國的工資水平，特別是工人和農民工的工資待遇。

三、投資過度，污染嚴重

中國經濟連續保持10%左右增長，主要依賴于國內投資持續不斷地高漲和進出口貿易的連年高速增長。從理論上來說，長此下去，過熱過快的投資增長必將造成生產力過剩和通貨緊縮，而出口貿易的過速持續增勢必將造成貿易摩擦和經濟的不平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過度投資是以能源、資源的高耗費和環境的嚴重污染為代價換取的。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了。中國中東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氣大都被嚴重污染，廢氣、廢水、廢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僅以二氧化硫的排放為例，中國現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排放者，隨之而來的酸雨問題和呼吸道疾病等問題已嚴重困擾著中國城市和農村的生產和生活，中國政府已意識到環境嚴重污染，不僅帶來經濟上的問題，也帶來健康上的問題和政治上的問題，現已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

四、對外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過大

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越來越加大了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現已高達60%。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也迅速擴大。中國對外經貿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過大，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關系的一大包袱，現在是到了必須嚴加控制和逐步解決的時候了。再拖下去，勢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引爆中國的經濟危機。這是中國政府必須百倍警惕、嚴加防范的。

全國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也不均衡，各社會階層從經濟發展當中得到的利益分配不均，甚至有很大的差別，容易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困地區貧困階層對富裕地區富裕階層甚至是整個社會的不滿和敵對情緒，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不安定。至于采取的方法有統籌區域發展，國家加大對貧困地區貧困階層的扶持和補貼，努力消除貧富差距，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關鍵是要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把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作為主要途徑。特別是要創新發展以高新技術為特征的現代裝備制造業作為突破口，加快我國的技術進步與自主創新進程，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創新型人才，這是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在更高階段上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加快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逐步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1.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規律國民經濟的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性，如果國民經濟的發展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那么它的發展就會遇到波動與障礙。國民經濟運行的規律性，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上。

為了能使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經常處于合比例的狀態，國家還必須加強宏觀調控，處理好各產業及其內部之間的比例關系。

2.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只有對產業結構問題進行戰略性調整，同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型轉變與全面發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并從根本上保證我國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和持久性。

因此，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必然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集約化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我們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要注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競爭力為中心，消除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與資源、原材料的結構性短缺問題，促進生產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門和企業轉移，推進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二、創新發展現代制造業與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

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協調發展，歸根結底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又在于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

三、中國經濟創新發展的人才舉措

從根本上說，加快科技發展，實施自主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都要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大量具有創新能力的高技術人才的培養，需要繼續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

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關鍵是要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把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作為主要途徑,特別是要大力發展以高新技術為特征的現代裝備制造業作為重點突破口,加快我國的技術進步與自主創新進程。要努力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創新型人才,這是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在更高階段上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加快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逐步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第五篇：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人民日報評論1—4)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

人民日報評論（1-4）

目 錄

◇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促進公平才見水平◇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別讓熱點成痛點

別讓能力不足成為阻力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①

某省一位廳長下基層，問了群眾“家里幾口人”“收入怎么樣”“有沒有什么困難”等幾個簡單問題后，就不知如何繼續交流下去。對諸如此類不會說話的干部，群眾的批評入木三分：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不會說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些干部存在“能力不足”的危險。新一輪改革已經起勢。要開好局、破好題，形成千帆競發的好態勢，就得解決一些突出問題，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干部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必須看到，治理能力已經成為影響我國制度優勢充分發揮、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相比，各級干部在提高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氣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治理能力既是一大目標，又是推進改革必須著力的問題。當前，尤其需要解決推進改革能力不足的問題。公眾對信息透明期待日益強烈，有的領導仍覺得群眾“給點陽光就燦爛”。面對傳言流布，有的地方部門手忙腳亂、應對失當，先忙辟謠后忙證實。面對矛盾問題，有的干部首先想的是如何擺平，仍然信奉“用人民幣解決”。在治理過程中習慣于老思路老套路，結果，不是不對路子，就是事與愿違，甚至南轅北轍。“這就叫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去年3月，總書記坦言，“我看這種狀態，在黨內相當一個范圍、相當一個時期都是存在的。”以這種狀態推進改革如何能攻堅克難？又怎能解決深化改革進程中所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

這種狀態的背后，是一些人喪失了能力不足的警惕性，失去了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為所學的知識、所積累的經驗一輩子夠用，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在信息時代，一年不學習，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就會折舊80%，各級干部尤需砥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為政態度，強化“入山問樵，入水問漁”的求知精神。不及時吃透中央精神，怎么能向群眾講明白？不堅持調研不斷變化的實際，怎么能拿出對癥下藥的改革決策？每月每年把時間泡在瑣屑事務里，擲在觥籌交錯中，如何擔得起推進改革的重任？現在，從“鐵八條”到反“四風”，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把一些干部從酒桌拉回到書桌、從“酒精考驗”狀態切換到思考問題狀態。各級干部都應當靜下心來想一想，自己以前的時間都去哪了？現在富余下來的時間可以干些什么？

我們說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需要啃硬骨頭、涉險灘，因而在各級干部的能力儲備上，就不僅要有智慧還要有勇氣，充分蓄積那么一股子敢闖敢試、敢作敢當的勁頭。有些群眾常常疑惑：“為什么中央的好政策，到了我們這里就變樣了？”造成中央的“好經”念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懶和尚”“歪嘴和尚”的存在。有的人奉行“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的觀念，對于己有利的改革措施加快推開，對動自己奶酪的決策就陽奉陰違，對撈不著油水而費時費力的政策就犯“拖延癥”。一說淘汰落后產能，他用工人失業作擋箭牌；一說簡政放權、壯士斷腕，他就強調“也不能都不管吧”。說到底，是私心私利消解了一些干部的勇氣和擔當，使他們失去了與時俱進的治理能力，反而成為推進改革的一大阻力。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各級領導干部做到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方能為深化改革增動力、去阻力。

兩千多年前，《老子》就講：“政善治，事善能。”今天，要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帶入現代化，善治的難度與善能的要求，遠非治理一個小國可比。我們說各級干部肩上的擔子重、責任大，誠非虛言。惟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和夙夜在公的責任意識，以“本領恐慌”的危機感和“不到長城非好漢”的進取精神，著力增強推進改革的能力，著力提升現代治理能力，我們才能“亂云飛渡仍從容”，入深水得蛟龍。（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3月31日）

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②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實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

前不久，有中央領導同志到基層調研，了解大學生創業者是否需要增加“營養”。有創業者反映，股權變更登記太復雜，影響了資金引進，把投資者給嚇回去了。一番對話，引發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過多過細過死了？是否存在該管的沒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該放的沒有徹底放開放到位，甚至出現明放暗不放、這邊減那邊增的現象？簡政放權要“乘勝追擊”，必須時刻回答好這一命題。

作為本屆政府的“開門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項審批事項，力度前所未有，變化立竿見影。與之相伴的是，新注冊企業增加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創下10多年來最高。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簡政放權這門“當頭炮”，成為“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實證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

繼續解決創業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破解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等改革難題，就要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更有效地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解決好一些環節“放沒有真放、管沒能管住”問題，尤為關鍵。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腸梗阻”現象，充分體現了這種自我革命的難度。一是放權不對位。給海島城市下放草原經營許可，向缺煤地區下放煤炭開采類許可事項，看上去權力不少，實際上有權難用。二是放權有水分。一些行政審批事項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撿起來；部委取消了，協會又如獲至寶；行政審批少了，“紅頭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權不徹底。受理權放了，終審權緊攥手中；決定權放了，發證權卻不放，于是出現一半環節在上級辦、一半環節在縣里辦的“兩頭跑”現象。克服這種“沒好處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頭，是簡政放權的難點，也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頭，涉的是險灘，戳的是痛處。如果政府部門安于現狀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觀望等待改，怎么能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如果“變相審批”搶灘登陸，“隱性審批”暗流涌動，“灰色地帶”依然存在，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如何激發，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堅定？在這個意義上，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成效，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節奏；而簡政放權“向自己開刀”的力度，則直接來自于政府推進改革的勇氣擔當。這種擔當，既體現在通過大力放權，“讓市場更有效”；也表現為通過強化監管，“讓政府更有為”。必須看到，放權的過程也是強化監管的過程，我們不僅要撒歡一匹名叫效率的駿馬，也要給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轡頭。前者是市場作用，后者是政府作為。從這個角度看，簡政放權絕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戲。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面對權力下放的過程，如何構建聯動機制，讓上面放得到位、基層接得住盤，使權能匹配、權責對等、權屬清晰？面對簡政放權后的市場，有沒有事中事后的監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橫向到底的監管網絡和科學有效的監管方式，進而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權、放真權”容易，不僅需要大公無私的勇氣，更需要善于學習的智慧。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國目前政府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正所謂“少則得、多則惑”，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改革要求，從而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積微以成著，行穩而致遠。（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3日）

促進公平才見水平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③

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

同樣是掛號就醫，“關系戶”可以批條子加塞；同樣是參加招聘，性別、身高的歧視將人分級分類；同樣是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在一些領域卻難以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社會生活中的這些“不平事”，未必普遍，卻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公平感受。

今天，追求公平已是時代的最大潮聲，呵護公平則是社會的基礎共識。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公平的高考制度，家庭貧困的孩子何以通過寒窗苦讀成為大學生？如果沒有公平的市場規則，小職員怎能憑借辛苦打拼變身大老板？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曾說，人是為了自己的希望才活著的。公平，就是希望的種子。

在當今中國，公平更成為一把重要的價值標尺，一種凸顯的權利訴求，甚至成為衡量幸福的關鍵指標。為什么生活變好了、物質豐富了，還有那么多牢騷不滿？為什么發展起來以后，問題依然不少？說到底，是因為人們對公平等更高層次的問題有了更多期待。當網友吐槽“我奮斗了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時，我們應該思考，是否因為起點不公影響了人們奮斗的信心？當民企感嘆遭遇“玻璃天花板”時，我們應該重視，是否規則不公阻礙了市場活力的迸發？權利、機會、規則方面的種種不公平，已經成為發展進步的障礙；人們對公平的樸素認知，也已經體現為對改革發展成果普惠于人的期盼。正因此，黨和國家才把“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當作推進改革的重要目的；把掃除公平障礙、促進人民福祉，當作推進改革必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對于各級干部來說，促進公平是必須具備的能力素養，善于促進公平才見治理水平。我們常說，做大了蛋糕，還要分好蛋糕。所謂“分蛋糕”，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在利益訴求多樣、權利意識高漲的今天，能不能搞好發展已經不再是評判工作的單一標準，如何讓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更考驗領導干部的能力水平。在一些地方，經濟發展起來了，但因為處理不好外來群體和本地居民的關系而引發爭端；一些地方建設熱情很高，但在征地、拆遷的過程中卻觸碰到群眾利益的紅線。如果不公不義引發穩定問題，談何改革發展？如果發展成果難以福澤大眾，我們傾力推進改革發展又是為了什么？

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公平不僅體現在結果上，很多時候更體現在程序和制度上；公平不僅是分到多少蛋糕，也是怎么分蛋糕。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制度出臺前有沒有征集民意？重大決策有沒有經過論證、聽證？權益受損群體有沒有得到申訴機會？對程序的嚴格遵守，是各級領導干部尤需補上的一課。在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用程序編好制度的籠子，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才能保證看得見、有實效的公平。

倡導公平、促進公平，從來不只是口頭說說那么簡單。沖破各種隱形的制度壁壘和透明的“玻璃門”，常常需要與舊觀念進行激烈的較量；而要清除那些吃拿卡要的權力尋租者、徇私枉法的秩序破壞者，維護社會公義，更是要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沒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沒有沖破藩籬的智慧、沒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損害公平的癥結難以破除，改革的深化難以持續。

籃球運動員姚明退役時曾感言，感謝這個偉大、進步的時代，使他有機會去實現自我的價值和夢想。我們相信“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正是因為我們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有信心。這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答題。惟有樹立公平的理念，用公平的視野去決策，用公平的行動去實踐，用公平的標尺去衡量，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公平上取得突破，每個人才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8日）

別讓熱點成痛點

——深化改革必須解決突出問題④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

從時有耳聞的拆遷糾紛，到多地出現的PX**，近年來頻發的社會熱點事件，折射出轉型期中國的挑戰，也反映了深化改革的現實語境。面對日益高漲的發展期待、不斷增強的權利意識、愈加復雜的利益糾葛，如何思之長遠、調和鼎鼐，使群眾關注的熱點，成為改革發展的落腳點和突破點，而不是演變成社會痛點？

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口號；那么，熱點就是改革的重點。今天，無論是“房價低一點”的心聲，還是“舌尖更安全”的呼喚；無論是醫患糾紛引發的熱點事件，還是空氣污染等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無不牽涉復雜的經濟社會利益，包含更為多元的社會期待。正因如此，擘畫新一輪改革藍圖時，中央再三強調，必須“從群眾反映最突出的問題入手”。如何從社會熱點出發，讀懂并回應群眾的利益關切，直接關系到群眾生活、社會公益、政府公信，決定了改革能否有效推進、是否契合民心。

面對熱點問題，回應及時、勇于擔當、應對有方，就會使挑戰化為機遇，危機變為契機。反之，如果漠視群眾利益，緩慢遲滯、畏首畏尾、擊鼓傳花，就會讓問題拖延為更大的歷史問題，甚至成為一個地方一個領域長期的社會治理之痛。試想，如果不能建立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就算征地拆遷非常必要，各種糾紛也可能繼續上演；如果不能走出“霧霾困境”背后的發展觀念誤區，經濟增長速度再快，老百姓也難說滿意。這就是為什么總書記諄諄告誡，“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怎樣評判？熱點問題就是最好考題。我們說深化改革需要突破口，如何找準？熱點問題就是最佳突破口。“積極回應百姓關切，突出解決好群眾反映最強烈的熱點問題”，“從老百姓最期盼的領域改起”。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人民利益為根本，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什么問題緊迫就抓緊解決什么，改革就能蹄疾步穩，發展就能柳暗花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八項規定”轉變作風到“打虎拍蠅”利劍揮出，從“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到教改醫改穩步推進，正是勇于面對矛盾難題，積極解決熱點問題，讓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真正感受到市場環境、創業條件、干部作風在一天天好起來，不斷提高著人們對政府治理的滿意程度，不斷提升著人們對深化改革的信心指數。

今日之中國，各項改革的設計者和參與者，情感相通、血脈相連，十分重要。否則，自上而下的改革紅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助力，都無法真實抵達。面對社會熱點，是遇見問題繞著走，碰到矛盾躲著走，看見困難低頭走，還是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解決問題，到發展最困難的地方去打開局面？這些選擇，不僅影響改革的全面推進，更關系改革的民心向背。可以立竿見影的改革，一刻也不能耽擱，要讓群眾在“言必信，行必果”中看到決心，增強信心；一時有困難的，也要及時溝通、耐心說明，讓群眾看得見改革的誠意，理解得了改革的難度。不回避問題、不掩蓋矛盾，真誠溝通、迎難而上，才能順應民心、調動民智，為改革贏得更好未來。

魯迅先生曾說過，“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也是深化改革取之不竭的動力。30多年前，正是回應人民期待、尊重群眾創造，我們開啟了中國改革的第一季。今天，面對更加艱巨復雜的改革第二季，善于通過熱點把握真實民意，勇于解決問題為改革深化破題，我們就能將社會的熱點變為躍升的拐點，一步一步擴大共識，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贏得最廣泛的支持和最真誠的擁護。（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