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烏坎事件證明國家與社會溫和力量可以合作

烏坎事件證明國家與社會溫和力量可以合作

黃衛平：烏坎事件證明國家與社會溫和力量可以合作

編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屆中國政治學30人圓桌會議”在京舉行，會議由清華大學政治發展研究所、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中央黨校世界政黨研究中心和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全國各地的知名政治學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學者代表15人參加會議，并作主題發言。鳳凰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此次會議，現以鳳凰網大學問特別版刊發部分學者發言。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以“政府治理創新：廣東烏坎事件的啟發”為主題發言。黃衛平認為有危機并不可怕，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由危機所推動，真正可怕的是決策層對現實危機自我陶醉、盲目自信。他指出廣東省直面烏坎危機，恰恰促成了體制與機制的變革。

黃衛平認為廣東省在處理烏坎事件中有幾個創新，第一，破除了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觀念，同時破除了政府天然代表人民利益的神話；第二，充分激活了文本制度內被長期擱置的自由競選基因；第三，爭取和團結了多數理性村民，由村民自由選擇的合法代表成為少數激進村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防火墻；第四，烏坎經驗證明國家與社會的溫和力量是可以成功合作的。

編輯：周東旭

以下為發言實錄

中國的改革是由危機所推動

黃衛平：謝謝組委會邀請我參加這個會議，與大家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

改革這么多年，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已死，理由是當年發起和推動改革的一大批決策者，既是現行體制的構造者，也是獲益者、受害者，所以他們當年有很強烈的動機推動改革。但現在各地決策者都是現行體制的受益者，所以改革動力已經衰竭。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時代已經結束，理由是當年改革隱含的效率價值目標已經失效。根據經驗事實，我個人認為現在改革還是有動力的，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危機推動，只要有危機就有可能改革。另外，改革的價值目標不僅僅是效率，當年小平同志早期推動改革的時候，不僅僅是有效率目標，也有政治上的民主目標，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從廣東省的烏坎事件得到一定的啟發。

兩年前廣東暴發的烏坎事件，雖然只是我們國家每年成千上萬起群體性事件之一，或者說是政治中一起非典型性的個案，但是中共廣東省委和省政府在應對這起特殊事件時，所采取的非制度化緊急處置和危機公關，事實上成為了一種另類的地方政府創新性，與時下某些地方政府一些“為創新而創新”的假創新、偽創新相比較，實際上更具有重大的改革意義。

中共廣東組織部在2012年底，宣布重新組建烏坎村黨組織，任命林祖鑾為村黨支部書記，并且通過全體村民重新競選產生烏坎村第五屆村委委員會，自此對烏坎事件的善后處理引發不同的爭議。我們也發現，在新時期，國家與社會關系正在發生具有象征意義的變革，國家可能在面臨重大危機時邁出重要的改革步伐，而分別代表國家與社會雙方的理性、溫和與中道的力量有可能繼續妥協，在妥協、交易、合作的基礎上進行良性互動，這可能為政治改革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

這就是我認為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還有可能的兩個假設：一是重大危機可能推動改革；二是分別代表國家的理性、溫和與中道的力量可能合作。烏坎事件在某種意義上證明了這一點。

經驗事實表明，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由危機所推動。沒有十年文革所引發的路線危機，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撥亂反正；如果不是東歐巨變或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也難以想象會有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突破。所以，我一直認為大危機推動大改革，小危機促進小改革，沒有危機就無須改革。

改革決策層對潛在的危機高度警覺，就會未雨綢繆主動改革；對現實危機缺乏敏感，麻木不仁，就不會改革；憂慮改革誘發更大的危機就不敢改革；恐懼改革觸犯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就會阻撓改革。有危機并不可怕，危機往往是改革的助推器，真正可怕的是決策層對現實危機自我陶醉、盲目自信，那才是最大的危機。

我本人更愿意相信黨中央關于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主要是講給國際社會和中國民眾，以及一般中高級官員聽的；而充滿憂患意識的四大“危險”，也就是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主要是講給高層決策層聽的。

國家與社會的溫和力量可以成功合作

兩年前，中共廣東省委在陸豐警方第一時間取締“烏坎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抓捕林祖鑾、楊色茂等村委委員領袖未果，被捕的薛錦波又在拘留期間“猝死”，烏坎村警民對峙高度戒備，各種謠言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更大規模、更為嚴重的沖突隨時可能千鈞一發之際，廣東省委副書記**的烏坎之行，代表廣東省委邁出了改革的步伐，化解了重大危機。

盡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廣東省委處置烏坎事件，特別是烏坎村重新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創新，只是依法辦事，而不少地方官員也對此頗有微辭，對廣東省委這種處置方式表示不滿。但是至少從如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到廣東省成功處置烏坎事件還是有重大的體制機制變革，具有地方政府創新意義。

第一，推動了有助于體制機制變革的觀念創新。廣東省委明確提出要改變以往的權力維穩、力量維穩的老套路，提出要“權利維穩”的新思路。汪洋更是尖銳指出，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肯定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權利，造福人民是黨和政府的責任，同時破除了政府天然代表人民利益的神話。這就為廣東省委省政府承認烏坎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的地位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進而可以肯定基層

群眾有權組織起來維護自身利益，并促使政府愿意與村民組織談判，接受村民訴求，依法重新選舉村委會，最終極大推動體制機制變革的觀念創新。

第二，實現了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雖然烏坎村在2012年重新選舉村委會的實踐就像汪洋所說，是完全按照國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進行的，在法律文本意義上沒有任何創新，但卻在實際操作機制和運行程序上，充分激活了文本制度內被長期擱置的或者被長期閑置的自由競選的基因，其選舉程序規范，規則公正，過程透明，競爭激烈，都是我們國家絕大多數選舉難以望其項背的，體現了廣東省在保障和落實公民政治權利上做出了真正意義的創新。

第三，烏坎事件的善后也證明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創新。烏坎村重新選舉村委會以后，實現了向體制外政治參與的訴求納入到體制內來有序釋放，事實也證明了廣東省處置烏坎事件的特殊舉措與烏坎村的自治實踐，有效地分化了烏坎村民，不僅爭取和團結了多數理性的村民，而且成功將少數激進、極端村民對地方政府的維權壓力轉移到了新一屆村委會身上，客觀上使剛經過充分競爭、由多數村民自由選擇的合法代表，成為少數激進極端村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防火墻。而新一屆村委會也意識到，激進村民完全不顧原村委會多年賣出的土地很多已經履行了法定轉讓程序、辦理了國土證而難以收回的現實，繼續用暴力抗法、違法堵路的極端方式來擴大事態是行不通的。所以，新一屆村委會已經意識到他們有責任在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維穩、理性博弈中，為村民最大限度地去爭取可能的現實利益。這對基層維穩也是有體制機制的創新意義的。

最后一點，實踐證明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國家與社會雙方各自的理性、溫和、中道的力量是可以成功合作的。烏坎事件的發生是必然的，是地方政府長期忽視經濟社會中發生的矛盾累積的結果，而烏坎事件的處置方式以及成功善后是偶然的，是當前中國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處置中獨一無二的，既表明國家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基本格局并沒有根本的改變，但是也表明了理性的國家力量、溫和的社會力量之間，是有可能良性互動的，體現了某種值得期待的體制機制的創新趨勢。

需要說明的一點，廣東省在處置烏坎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即使廣東省甚至在省外很多地方官員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向敵對勢力的妥協，因此很有微辭。但是反過來從村民方面看，自從這樣的處置方式以后，烏坎村村民本身就分裂了。當年四個最主要的村民領袖，林祖鑾、楊色茂、張德家，還有薛錦波，后來任命林祖鑾為村黨組織書記，后選為村委會主任，楊色茂是村委會副主任，薛錦波在烏坎事件中被警方拘留后猝死，張德家在烏坎事件以后參與競選村委會失敗，失敗后成為烏坎村民少數極端激進村民的領袖，不斷組織進一步的施壓行為，在烏坎事件一周年以后，張德家不斷組織村民進一步上訪、堵路制造比較極端的維權行為，在今年五月份被廣東警方刑事拘留。現在的結果等于是政府和村民比較理性溫和的力量基本達成了一種相互的合作和妥協，極大改變了烏坎事件后的政治生態。

因此，國家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政治精英的戰略選擇和內部博弈的綜合，以及社會力量成熟程度和內部的競爭，都有可能決定國家某種特定的政治走向，烏坎事件是一個比較小的案例，通過這一案例可以看到某種值得期待的趨向。

我就說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