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司法對股東合法權益保護之論股東提案權制度

公司法對股東合法權益保護

——以論股東提案權制度為例

摘要: 在現代股份公司中，隨著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日益分離，董事會掌握了公司的經營大權。股東大會雖然在理論上仍是公司最高權力機關，有權決定公司經營管理中的重大事項，但在實際上，在股東大會上表決的議案基本上是由董事會提交，這些議案也因此常常反映董事而非股東的意志和利益，股東大會的表決由此淪為“橡皮圖章”。為減少因董事會壟斷提案權所可能產生的弊端，我國《公司法》在第103條第2款也對股東提案權制度作了規定，這對股東權益的保護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字：股東提案權制度基本特征 適用條件 意義

公司治理的價值在于“兩權”分離的基礎上，如何保證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利益得到平衡。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股東提案權能保證一部分所有者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得到平衡，使得一部分所有者的意愿能夠得到體現，并能對經營者的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同時對提案權范圍進行必要的限制，又能防止少數股東濫用手中的提案權，干擾公司正常的管理和經營。股東提案權作為公司治理中的內部制衡制度，對平衡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提案權的制度設計上應秉承公司治理的價值之所在，即有效地分配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從而保證各方利益的實現。

一、股東提案權的含義和特征

（一）、所謂股東提案權，是指股東可以向股東大會提出議題或議案的權利。從性質上看，股東提案權與表決權密切相關，當屬共益權之一。一般而言，股東提案權有兩類形態，一是提出關于股東大會議題的事項（例如，選任董事之事宜，股份分派之事宜等）；二是就這種目的事項，提出議案的要點即具體的決議案（例如，將金某選為董事）。股東可以就自己提出的議題提出議案，也可以預測公司所可能提出的目的事項，并據此行使議案提出權。在日本，將前者稱為“議題提議權”，后者稱為“議案提議權”。

（二）股東提案權的性質

對股東的權利范圍進行合理的劃分，有利于所有者權利和經營者權利的相互制衡。股東提案權賦予股東提出自己的議案，對

關系到自身利益和公司發展等事情可以有權提出自己的意見，并通過提案實現對經營者的監督，以此制衡經營者的權力。因此，股東提案權是共益權。為了防止提案權被濫用，增加公司的負擔，擾亂公司的正常經營，各國都對股東提案權的持股要件做出了限定。因此股東提案權應為少數股東權。

二、股東提案權之具體內容

我國《公司法》在第103條第2款也對股東提案權制度作了規定，“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并書面提交董事會；董事會應當在收到提案后2日內通知其他股東，并將該臨時提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臨時提案的內容應當屬于股東大會職權范圍，并有明確議題和具體決議事項。”各國立法在賦予股東一定的提案權的同時,均對其提案權予以適當的限制,以免無謂的提案反而使公司苦于應對,影響公司的效率及穩定性。

(一)提案股東持股數額:根據第103條第2款，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提出提案。

(二)提案時間:根據新《公司法》，“股東應于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并書面提交董事會，董事會應當在收到提案后2日內通知其他股東，并將該臨時提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三)提案的內容:《公司法》對提案內容的要求是：臨時提案的內容應當屬于股東大會職權范圍，并有明確議題和具體決議事項。

三、股東提案權的意義

(一)強化公司信息披露，增強監督效果

股東提案權的行使和對經營者的質疑，促進了公司經營者對公司信息的披露，尤其是經營者不愿、怠于披露的信息。即使經營者拒絕將股東的提案列人大會審議事項，也必須要對此作出說明，在說明理由的過程中，股東也可以獲得相關的信息。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條件下，增強股東通過股東大會參與經營的欲望，最終達到監督公司經營者的目的。

(二)保護中小股東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在我國的公司實踐中，中小股東的利益經常被任意的踐踏，股東大會職能的發揮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賦予一定持股比例的股東以提案權，讓中小股東擁有參與公司經營的權利，使其能在股東大會向大股東和經營者表達自己對

公司事務的意見和觀點，在一定的意義上實現中小股東權利的保護。并且公司治理的最佳狀態也就是各方在行使權利的同時又能相互制衡，最終在兼顧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利益的平衡，從而確保公司穩定、健康的發展。通過賦予一部分股東提案的權利，使股東對關系自身利益的問題以及涉及公司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從而間接地參與到公司的經營決策中來，從而完善股東大會對經營者的監督制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內部制衡結構的構建，平衡了各方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三)有助于經營者忠實、勤勉義務的實現

公司的經營者對公司負有忠實、勤勉的義務。但由于價值偏好和經營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問題，經營者并不能保證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去行事，往往會出現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出發，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損害了公司的利益。此時，就需要通過有效的監督手段去監督經營者的行為，使其認真對待公司的利益，盡到忠實、勤勉的義務。股東提案權賦予一部分股東對公司經營提出自己意見的權利;或對經營者提出意見和質疑，可以使經營者對自己的行為和判斷進行再次的審視，使其從公司整體利益出發，糾正錯誤的判斷和行為。并且，可以促使經營者在以后的經營決策、判斷上更加的謹慎，有助于忠實、勤勉義務的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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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論文論公司法對小股東利益的保護

論公司法對小股東利益的保護

摘要：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司法(以下簡稱“新《公司法》”)為保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僅重申股東常見權利，且將股東權益保護的精神貫穿于整部法律。本文分析了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理基礎，考察我國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現狀及受侵害的原因，并在借鑒國外成熟的立法實踐基礎上，結合我國新《公司法》的精神，探討我國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機制的完善途徑，提高我國中小股東權益的法律保護水平。

關鍵詞：公司法；小股東；保護

一、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的必要性

（一）保護中小股東權益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法治價值取向的要求

民主制度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同時要求多數不能壓迫少數,不能侵犯少數的自由和權利。因此,在一開始的制度設計上就應當為少數異議者預留申辯和反抗的救濟途徑。在公司內部,中小股東正是處于這種“弱勢”的地位,常常不情愿地受到控股股東或大股東的意志支配。為保護投資者的信心和合法權益,有必要對中小股東權益加以保護,這也是現代民主法治社會價值目標的意向所指。

2、加強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是其自力救濟能力的必然要求

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的自力救濟能力的不平等是客觀存在并且強弱分明的,如何在中小股東與大股東的權益之間尋求制衡點,保障中小股東權益不受恣意侵犯,應當由法律思考并加以解決。

3、強調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是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需要

隨著道德的法律化,公司從“唯利是圖”的角色逐漸轉變為兼擔社會責任,積極保護包括中小股東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成為公司長期利益維持和企業形象塑造的有力工具。

4、保護中小股東權益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

有效的公司治理比契約關系更能提供可靠的股東保護。一切利益相關者與股東之間、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利益協調和平衡處理的好壞程度,直接影響到股份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與完善,并將影響到公司營利目標和社會責任的實現。

在資本市場國際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應當抓住“入世”的機遇,積極拉動投資需求和引導投資方向,刺激國民經濟高效、快速與可持續的發展,因此,保護股東合法權益更顯得重要。以剝奪股東權益為代價,坐等股份公司創造現代文明的輝煌只能是癡人說夢。對股東利益的保護仍然是現代公司法的重要指導思想。

二、新公司法對小股東利益的保護

（一）強化了股東知情權的保護

在公司的治理結構中,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享有重大決策權。股東能夠了解公司事務的實際情況,是保護股東權益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對于維護中小股東權益來說,首先就是要保障中小股東的知情權。我國原《公司法》關于股東知情權的規定簡單而粗糙,只規定了股東對股東會會議記錄和公司的財務會計報告的參閱權利,對于如何行使該權利,該權利在受到阻礙的情況下獲得何種救濟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能有效保障中小股東對公司經營狀況等方面的知情權。針對此情形,新《公司法》擴大了股東知情權行使的范圍和手段,從而使股東知情權的行使變得更加真實和有法可依。

新《公司法》第34條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如果公司拒絕提供查閱,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閱。第98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有權查閱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公司債券存根、股東大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財務會計報告,可以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或者質詢。第117條規定公司應當定期向股東披露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從公司獲得報酬的情況。同時,第151條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要求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列席并接受股東的質詢。這些規定都確保了股東的知情權,增強了公司運作的透明度,為股東在此基礎上行使其他權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增設了累積投票制

累積投票制是指公司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監事時,有表決權的每一股份擁有與所選出的董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即應選幾個,每一股就有多少表決權,股東可以集中表決權向其中一名候選人投票,增加其當選機會,也可以分配給數名候選人,以得票多者當選。實行累積投票制度,可以有效地保障中小股東將代表其利益和意愿的代言人選入董事會和監事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小股東與大股東之間的利益關系。這是中小股東直接行使投票權所無法比擬的。總之,累積投票制的價值在于對中小股東以制度救濟,增強其對公司的人事控制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機關的運行效率,也合乎股東平等的精神,合乎法律保護弱者的基本理念。

我國舊《公司法》對這一制度未作規定,在沒有實行這一制度的情況下,股東按一股一票選董事、監事時,大股東可以憑借自己持有股份的優勢,將自己人都選為董事、監事,從而操縱董事會、監事會。這樣中小股東就無法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監事。

新《公司法》在廣泛吸取國際上的優秀制度后,大膽地引進了這一制度,增設了股東的累積投票權,“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時,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議,實行累積投票制”。這一制度有利于更好地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但是它并沒有從根本上顛覆股東大會中的資本多數決原則,而只有公司章程有明確規定或者股東大會有明確決議時才適用,所以僅僅是對資本多數決原則的一種補充和完善,這是其美中不足的地方。

（三）提供了股東退出途徑

1.異議股東的回購請求權

異議股東的回購請求權是指當股東會決議對股東的利害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時,對有關決議持異議的股東所享有的要求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價格購買自己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權利。由于我國一直嚴格奉行法定資本制,在舊《公司法》中沒有規定這項制度,導致了中小股東投資預期落空后,不能抽回出資。新《公司法》第75條大膽地確認了這一制度,規定了在公司符合分紅條件而長期不向股東分紅;公司合并、分立、轉讓主要財產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的解散事由出現且股東會會議決議公司存續的情況下,很可能損害部分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時,則該股東可以在股東會會議上對此投反對票并要求公司以合理價格收購其股權。同時,為了進一步保證股東退出權的切實形式,在公司不能與股東達成股權收購協議時,該股東可以向法院起訴。當然股東必須依法行使此權利,不能隨意退出,影響公司穩定。異議股東的回購請求權在

新《公司法》上的確立是保護中小股東權益的立法精神的鮮明體現,能夠幫助中小股東合理規避風險,實現大小股東的利益均衡。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大股東利用其對公司的控制權,獨攬公司的經營管理,無視中小股東利益的現象,為弱勢股東規定了一條退出救濟之路。2.少數股東的解散請求權

公司解散,是指已成立的公司因發生法律或章程規定的解散事由而停止營業活動,并逐步終止其法人資格的行為[2]。賦予公司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申請公司強制解散之法律制度是現代公司法保護股東利益的通行做法之一。在實踐中,經常出現大股東利用其擁有的控制權在經營管理公司事務過程中,排斥、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尤其是公司陷入僵局,“股東期待利益”落空后,大股東往往利用管理優勢“轉嫁”其利潤損失,而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新《公司法》對少數股東的解散請求權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第183條“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這樣,就避免了在公司陷入僵局后,大股東對其他股東事實上的強制和嚴重的不公平,為股東的出資不能收回又無法轉讓,而公司的繼續存續會損害股東的利益情況下,中小股東退出公司、收回投資提供了一種法律退出途徑。

（四）健全了股東訴訟機制

1.派生訴訟

股東派生訴訟又稱股東代表訴訟和股東代為訴訟,是指公司的合法權益受到董事等高管人員的違法行為損害而公司又不追究其責任時,股東可以以自己的名義代表公司提起訴訟,所得賠償歸于公司的制度。新《公司法》第152條規定,在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權益,給公司造成損失的,連續18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在公司拒絕提起訴訟或自收到請求之日起30日內未提起訴訟時,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派生訴訟的直接目的在于維護公司的利益,而與中小股東的利益并不直接相關。但透過現象理解該項制度的本質不難發現,派生訴訟對保護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作用相當大。公司的利益必定包含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維護公司整體利益的同時中小股東的利益必然得到有效的保護。更為重要的是,當公司的控股股東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對公司利益進行侵害時往往會利用所掌握的各種特權,千方百計地阻撓中小股東的訴訟行為。在這種條件下,規定派生訴訟制度,不僅可以有效地遏制大股東和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的違規違法行為,促使其行為的規范化,而且對于保護小股東在內的所有股東的合法權益,都是不無裨益的。2.直接訴訟

所謂直接訴訟,又稱股東個人訴訟,是指中小股東在個人權利受到侵害以后,以自己的名義,為了自己的利益并尋求對自己的補償而提起的訴訟。直接訴訟制度是我國舊《公司法》既有的保護股東權益的訴訟制度。新《公司法》第153條繼續保留了這一制度,“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立法中賦予小股東在其利益受損時的直接訴訟權利,對于完善小股東的自我保護機制,使廣大中小股東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能第一時間尋求司法救濟不無益處。廣大中小股東由于長期游離于公司經營管理層之外,對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務少有發言權,而且絕大多數中小股東投資公司的目的只是獲取利潤,滿足自身經濟利益的需求。因此,在其自身經濟利益遭到不法侵害時,他們有強烈的維權要求和請求救濟的需求。為了及時準確地發現和糾正來自公司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對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廣大中小股東應當擁有請求公力救濟的權利。這是中小股東維護自己利益的尚方寶劍,有望大大改變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力量懸殊對比和博弈格局。

三、結語

中小股東的保護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其法律制度的設計隨著公司實踐和立法經驗的不斷積累而日趨完善。我國新《公司法》關于中小股東的權益保護是一次質的飛躍,形成了比較健全的保護機制,但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仍局限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建立一個以股東平等原則為中心、以相應的訴權機制為保障的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系統依然任重道遠。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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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議我國《公司法》對中小股東的權益保護問題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本 科 生 結 課 論 文

淺議我國《公司法》對中小股東的權益保護問題

[摘要]

在當今社會里，中小股東的人數在公司占絕對多數，甚至可以說是現代公司和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石，但是由于在“資本多數決”這一制度下，大股東處于實際控制地位，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權利不對等，經常不正當運用自己的權力，直接或者通過董、監、高間接侵害中小股東的權益，從而影響中小股東投入資本市場的熱情，進而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剖析我國《公司法》對中小股東保護的現狀，并提出建設性意見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

公司法 中小股東 權益保護

首先我們要明確“中小股東”的定義——我國《公司法》對控股股東的界定是以出資額、持有股份占資本、股本總額50%以上，或雖然不足50%，但依其出資額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決權已足以對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決議產生重大影響的股東，因而，我們可以把中小股東定義為與大股東相對而言的不能對股東大會決議施加決定性影響、處于受支配地位的股東。

一、中小股東保護的意義

在當今社會里，中小股東的人數在公司里占絕對多數，可以說是現代公司制度與資本市場存在和發展的基石，但是由于大股東處于實際控制地位，與中小股東之間存在嚴重的權利不對等，尤其隨著股份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程度的加大, 股份日益分散化, 公司經營趨向復雜化、專門化，各大公司的實際控制權逐漸由股東大會轉移至董事會乃至經理人員手中，形成董事會中心主義。這又為多數股東肆意行使控股權提供了條件——董事會基本成為了大股東的傀儡，因而 “股東大會往往成為僅反映大股東利益和要求 1的工具，資本多數決原則也就成為了大股東謀取私利、損害公司或中小股東權益的工具”，這樣一來，在股東大會上通過資本多數決通過的議案就完全成為了大股東在公平合理的外衣下進行暗箱操作的產物，客觀上剝奪了少數股東的表決權。而董事會中心主義的產生和經理經營權的日益膨脹，使得除了大股東之外、或者說大股東代言人的董事、經理濫用職權損害少數股東的利益也屢見不鮮。如果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并得不到糾正的話，小股東參與公司的積極性大大降低，從而必然會阻礙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保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有著重大意義，已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具體來說，首先是加強對于中小股東的保護，可以增強中小股東的對公司進行投資的信心，以政策法規和實際案例鼓勵更多的中小投資者參與到社會資本流通中來，增加社會流通的資本總量。中小投資者雖然投資的比例較少，但是由于人數眾多，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卻是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越多的資本參與到資本市場，就越有利于分化投資風險，并可以使多方獲利。因此，對于一個結構完整、體系健全的資本市場而言，中小投資者相對于大股東和機構投資者其實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愿意把資產進行投資而不是進行儲蓄，而最普遍，現實中也最常見的投資便是投身證券市場。顯而易見，“只有最大限度地實現股東間實質上的平等, 才能使

②公司的經營決策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從而保護廣大中小股東的投資熱情”。而現實中發生的各種損害

中小股東權益權益的實例，卻使得中小投資者對證券產生了一定的恐懼心理，在面對投資很可能得不到預期回報，甚至會血本無歸的風險下，如果說還有什么能穩定中小股東的情緒，讓他們繼續進行證券投資的話，那么只能是一套保護中小股東的健全的保障制度和法律體系。因此，只有保護中小股東權益，增強中小股東信心，才能充分發揮證券市場投資籌資、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而反過來如果不加強保護中小股東，不完善相關的保護政策的話，那么必將對證券市場、以及依賴證券市場的上市公司產產生重大影響，從而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

二、中小股東保護的現狀

也許和我過市場經濟的發展時間較短有關，我國雖然在2005年新修訂了《公司法》，但是其中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對中小股東的保護尤其顯得極為匱乏，具體而言，其缺陷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股東權利規定不足，僅僅籠統的規定了股東的知情權、質詢權、提案權和股東會召集權等等。而且雖然對股東權利規定不足對于大股東和中小股東來說從法律層面上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大股東擁有對公司的絕對控制權，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漏洞中通過公司章程任意擴大自身權力，削減中小股東權利，因此這一現象的實質是僅僅對中小股東產生了重大的不利影響而并未影響到大股東。

具體而言，關于知情權，雖然《公司法》有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但是現實中很多公司以“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會計賬簿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為理由拒絕中小股東的要求。

而關于質詢權，法律雖然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可以要求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并接受質詢，但是這一條款在現實中僅僅適用于大股東，而小股東是有權利但是沒有能力來提出這個要求的。

2、沒有通過利于保護中小股東的投票制進行規范。由于我國股份相對集中, 股東大會極容易被國家股、法人股等大股東把持, 中小股東的權益便很難得到平衡和維護。而且我國少數股東大多數僅僅著眼于投資、分紅，而參與公司決策管理的意識不強, 再加上證券市場本身存在的投機性, 少數股東“用腳投票”的熱情遠遠高于“用手投票”的熱情。因此，再沒有一個保障中小股東的投票制度的話，其它方面做的再好也極容易落空。

3、對多數股東的表決權未作相應限制，容易使資本多數決定權濫用。我國公司法對股東的表決權采取的是一票一表決權制, 而其弊端早已有專家學者提出，多數股東正是利用了這一規定, 通過自身對公司①宋躍晉著，《探析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學理論基礎》，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9期，第91頁。②杜文明著《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理探析》，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3期, 第71頁。

①

控股權的掌握著牢牢的把握著對股東大會的支配權, 肆無忌憚的損害著中小股東的權益。

4、缺乏少數股東權益受侵害后的法律補救措施。事先規制不足已經足以使大股東有足夠的空間侵害中小股東的權益，而如果再沒有相應的補救措施，那么將更使得大股東為所欲為。比如由于資本多數決原則，大股東可以不斷購買某一公司股票，直到完全控股為止, 而此時中小股東實際上則喪失了享有的表決權而完全處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在國外立法中，對資本多數決原則有一個起著平衡作用的制度，即根據公平原則, 少數股東是可以請求公司以合理價格收買其股份，以此來維護自身利益的，但這一重要制度在我國公司法中卻未作規定。

三、中小股東保護的建議

關于中小股東保護的建議，我們首先還是從對《公司法》的完善入手，在《公司法》已有體系的基礎上，從對中小股東的救濟和對大股東的限制兩方面入手進行完善性建議。

第一、關于中小股東權利的救濟

①“股東權的產生并非源于天賦，而來自于法律的規定和法律行為。”因此，從法律上賦予小股東更

多的權力是首要問題。

1、擴大中小股東知情權和異議請求權。這里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擴大中小股東知情權的范圍, 比如增加中小股東對會計賬簿進行查閱的權利。由于相對于會計報告，會計賬簿更可能涉及公司的秘密, 更能反映董事會的日常經營行為, 所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公司立法中都有該項查閱權。當然，由于其很可能涉及公司秘密，中小股東對其的查閱也是需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否則也是有可能損害公司正常的經營活動的。另一方面是需要擴大中小股東異議請求權的范圍,如增加對公司經營狀況調查的請求權，而在日本、英國的公司法中，我們都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規定。具體來說，就是當股東所持有的股份達到法定比例并且持續一定期之后，如果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公司經營管理過程中存在違反法律或章程的事實時, 可以請求法院指定檢查人對公司進行調查,檢查人在調查后向法院提交調查報告書, 一旦公司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確實存在違法違章然是由的話，股東大會則必須據之做出處理決定。

2、設置利益分配請求權。對于中小股東來說，參加公司管理并不是其最希望的，甚至很多中小股東對參與公司管理一事避之不及，因為對他們來說，最基本、也是最關心的權利是“分紅”，即利益分配請求權，因為對于中小股東而言，持有該公司股份的目的是投資，而不是事業。但是，對于這樣一項中小股東心中最為看重的權利，我國新《公司法》卻沒有作明文規定。而在現實中, 大股東對中小股東進行侵害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不進行分紅或者不按規定進行分紅。因此，保證中小股東的利益分配請求權其實是其它一切權利的先決條件。

3、對股東行使權力的法定持股比例應當降低。我國《公司法》中關于表決權和股東大會召集請求權的規定中法定持股比例偏高，需要至少持有公司股份10% 以上，而由于我國證券市場與公司制度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國家股和法人股過分集中, 在公司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而中小投資者不僅地域分散, 且持股數額也極低，如果公司規模足夠大的話，這一條款對于中小股東而言僅相當于一紙空文。另外, 即使人數足夠多的中小股東達到這一規模并且提議后,如果董事會仍不及時召集股東大會，其法律后果《公司法》①梅丹著，《論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意義及應采取的措施》，載《證券投資》2006年第2期，第49 頁。

依然未作規定。因此，降低股東行使權力的法定持股比例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4、完善中小股東的救濟保護體系。我國《公司法》第152 條已經規定了公司的董監在股東請求提起訴訟之后，如果“拒絕提起訴訟，或者自收到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訴訟，或者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前款規定的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制度“是中小股東等持反對意見的股東享有的權利，也是其可以采取的最后一道救

①濟程序”，對完善我國中小股東權益保護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其規定的不夠完善，在具體實現過程中很可能會產生相應的問題。比如擔保金和訴訟費用的規定。《公司法》第22 條第2、3款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 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 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 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股東依照前款規定提起訴訟的, 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 要求股東提供相應擔保”。這一條款本身沒有問題，但是由于公司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決議決定如果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話很可能涉及標的巨大, 而如果法院應公司的請求要求作為原告的中小股東提供相同金額的擔保, 就給他們增加了巨大的訴訟成本, 甚至完全不可能完成訴訟，因而也就難以達到保護中小股東自身利益的目的。

第二、關于大股東權力的限制

“如果對公司控制者的權利不加約束與監督，他們便有可能以法律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去不正當地行使

②法律以正當的目的賦予他們的權利，使公司成為違背公平與正義的工具。”因此，除了加強對中小股東的保護之外，限制大股東的權力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

1、資本多數決例外的完善。“資本多數決”作為公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被廣泛接受，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因此我國《公司法》第43條規定：“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也就是說，法律跟中小股東提供了公司章程中約定該公司表決能力及分紅比例而不完全拘泥于其出資比例的機會。的確，“賦予中小股東提案權，對于克服資本多數決原則、彌補小股東弱勢地

③位、促進公司民主、保護股東權益有重大意義”，但是有多少中小股東能夠真正把握住這個機會呢？在大股東處于絕對強勢地位的公司里，中小股東參與管理、提出意見尚成問題，更不要說影響公司章程的制定了，因此這一條款尚需完善，使中小股東的行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2、累積投票制度。《公司法》第106條規定：“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議，實行累積投票制”“本法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很顯然，累積投票制度的實施使那些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東有了贏得董事席位的可能。但是，其在具體操作中仍然有不可避免的問題，一是實行累積投票制需要“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議”，這又回到了上一個問題，如果公司章程不規定、股東大會不通過決議，那么這一制度又將被架空；而即使真正實行了累積投票制，也需要中小股東所持股份足夠多、意志足夠團結才能實現共同推舉一名董事的目的，因此這一制度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綜上所述，完善對中小股東的制度保護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們需要從《公司法》已有規定入手，循序漸進，逐步完善，最終達到平衡中小股東與大股東權益之目的。①李韜著，《關于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三個方面》，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②宋躍晉著，《探析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學理論基礎》，載《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9期，第89頁。③周娟著，《論新<公司法>框架下中心股東權益的保護》，載《學術交流與動態》2007年，第2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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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東光著，《股東退出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張新民著，《公司治理結構研究:股東、管理者、利益相關者的動態博弈構型》，西南師范大

學出版社，2003年版

[4]編者著，《股東權益糾紛實用法律手冊 》，中國法制出版，20067版

[5]郝英慧，姜小鵬著，《論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法律保護制度及其完善》，載《改革與戰略》2009

年第3期第25卷（總第187期）

[6]莫良豐著，《如何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從我國新<公司法>看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機制》，載《法制與社會》2008年1月（中）

[7]杜娟，王云著，《論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載《法制與社會》2008年6月（下）

第四篇：論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對我國公司法的借鑒

【 內容 提要】對控制股東科以誠信義務是西方國家保護少數股東利益的重要手段。文章論述了控制股東履行誠信義務的 發展 過程及其主要內容和救濟制度，分析 了我國公司 法律 的相關規定，并提出一些建議。【摘要題】立法 研究 【關鍵詞】控制股東/誠信

自從公司這種組織形式誕生以來，各國均在為保護少數股東利益不懈努力。在股份公司的股東成員構成中，由于少數股東不像多數股東那樣總是在公司中占據著控制支配地位，所以少數股東的利益總是暴露在控制股東的強權之下，隨時有可能受到控制股東根據自身的 經濟 利益所作出的決策以及其它不正當交易的侵害。對少數股東利益的保護已成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一 控制股東誠信義務的產生和發展

誠信義務，美國公司法上稱為fiduciaryduty，也稱信義義務、信托義務，它源于信托法中受托人對委托人承擔的責任。而在公司法中，誠信義務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即董事和經理對公司承擔的注意義務和忠誠義務。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董事和經理在公司的治理結構中掌握著廣泛的權力，其行為對公司具有較強的 影響，法律規定其承擔誠信義務，是維護投資者利益的客觀要求，也是權力與責任相一致的體現。

從傳統公司法 理論 可以看出，其誠信義務不涉及股東。但是隨著控制股東通過操縱股東會或其它途徑侵害少數股東利益案件的不斷發生，理論界逐漸開始將誠信義務的承擔主體從董事、經理擴展到控制股東。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則，股東個人對公司并無誠信義務可言，股東可以通過對股權的合理行使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然而，由于控制股東是大股東，在股東大會中享有多數表決權，往往可以通過股權的行使、派遣董事、表決權代理、表決權信托以及控制合同等方式對公司經營管理，因而，控制股東須像董事、經理一樣對公司承擔誠信義務，以善意合理的心理對待經營管理公司的控制權。[1]首先在立法上規定控制股東承擔誠信義務的是美國，其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由控制股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對中小股東的披露義務，到少數股東訴權制度的形成，再到控制股東對公司承擔誠信義務，最終由控制股東對中小股東直接承擔誠信義務，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周密的傳統信托理論的誠信義務。[2]依據這一誠信義務，控制股東如有違反誠信義務而進行某一行為時，即應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法院一般給予受害人衡平法上的救濟措施，如金錢賠償、禁止命令、撤銷所為的法律行為、宣布所為的法律行為無效等。

對控制股東科以誠信義務，以保護少數股東利益，這一規則在普通法系國家最為流行，大陸法系國家亦相繼采用。在英國，對控制股東科以誠信義務，有普通法上的措施，同時還有公司法和其它制定法上的措施。在德國，為給公司少數股東提供保護，1965年股份公司法第二篇的“關聯 企業 ”將關聯企業分為合同型關聯企業和事實型關聯企業，分別規定了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而在此以前，他們以違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且法律上無明顯規定為由否認股東的誠信義務，一直援用股東平等、良俗理論來保護少數股東的利益。[3]在法國，雖對少數股東如何給予法律救濟存在爭論，但對控制股東違反誠信義務，仍有一般法律上的救濟手段，如宣布無效，損害賠償等。[4]而我國 臺灣 公司法第369條之

四、之五的規定，均對控制股東科以誠信義務。

二 控制股東誠信義務的內容

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源于控制股東對其控制權的行使。在公司中，公司的資本由公司的全體股東投資而得，依據股份平等這一基本原則，在公司經營的過程中，都不應當以犧牲小股東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說，控制股東在行使股權時，應以誠信原則為基本要求，不得濫用控制權以損害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來獲得自身的私利。具體來說，這一誠信原則規定的義務主要有兩個：一是注意義務；一是忠實義務。

注意義務要求控制股東在經營時要與任何一個謹慎的人在同等情形下對其所經營的事項給予的注意一樣，不得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按照公司法的一般理論，股東大會實行股份多數決的原則，股東大會依持有多數股份的股東的意志作出決議。為防止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控制股東應履行注意謹慎的義務。如控制股東不能在形式合法的外衣下進行實質違法的行為，以損害公司和中小股東的利益；控制股東的經營行為應盡一個善良管理人的標準等。

忠實義務禁止控制股東不講信用和自我交易，如美國第七巡回法院指出的：“控股股東在表決中在管理中應該全心地、真誠地、誠實地忠實于公司和公司最佳利益，必須忽略自己的個人利益”。忠實義務本身并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定義，一般來講，一個負有忠實義務的人，他不能利用自身的權力謀取私利而損害被忠實者的利益。換句話說，控制股東應以公司的利益優先考慮，遇有利益沖突時應予以充分公開和披露，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為自己或其它第三人謀取利益。與注意義務一樣，忠實義務的產生也意味著控制股東沒有絕對表決和行使影響力的自由。忠實義務是維護公司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控制股東對中小股東承擔的誠信義務的主要內容。

對控制股東科以誠信義務是防止控制股東濫用其控制權的重要手段。為確保控制股東履行誠信義務，西方各主要國家均設立了若干制度，或對控制股東的權利進行一定的限制，或要求控制股東在違反誠信義務后要承擔某種責任，或規定中小股東一些救濟制度等。

1.累積投票制。按照這種制度，一個股東在選舉董事時可以行使的有效投票權總數，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數乘以待選董事人數。股東可以將其有效股票權總數集中投給一個或幾個董事候選人，然后根據候選人得票的數量從多到少產生董事人選。[5]這種制度是一種常見的制度，有有助于少數派股東的代表當選為董事，從而保護少數股東的利益，以使控制股東的誠信義務得到較好的履行。

2.股東表決權排除制度。又稱回避表決制度、獨立股東批準制度，指當某一股東與股東大會討論的決議事項有特別的利害關系時，該股東或其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對該事項行使表決權。這一制度有利于防止多數股東濫用控制權。當控制股東與公司進行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利益時，適用表決權排除制度，可以為少數股東的權益提供保護。

3.控股股東債權劣后受償制度。它指控制股東通過種種不正當行為惡意減少公司財產而損害公司及其他債權人利益，于公司破產時其對公司的債權次于公司的其它債權人。美國判例法上的“衡平居次理論”即為此種制度。在德國股份法中，控制股東對其施加給公司的不利影響加以補償，若違反此補償義務，則須對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同時，控制股東對公司的債權，于此損害賠償責任范圍內不得主張抵消，且在破產法的執行中，次于公司的其它債權人。對控制股東債權劣后受償制度，一般以控制股東涉及不正當行為且對公司產生影響為前提條件。然而，也有人主張，為確保公司之債權人在公司破產時獲得公平之待遇，控制股東對公司的債權，應無條件地次于公司其它債權人，即“自動居次理論”。

第五篇：違反公司法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效力認定

違反公司法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

效力認定

——林舜珊訴林鍵忠、林苑菁、廣州宏璟物業管理有限

公司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案

陳偉清

黃一凡

要點提示：股東向公司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未依照公司法的規定通知并征求其他股東的意見，導致其他股東沒有行使優先購買權，股權轉讓行為并非無效。

案例索引：

一審：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422號。

二審：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終字第488號。

一、案情

上訴人（原審原告）：林舜珊。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林鍵忠、林苑菁、廣州宏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林舜珊訴稱：2008年6月29日，原告及被告林鍵忠共同向廣州宏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宏璟公司）的全體股東受讓宏璟公司100%的股權，從而成為宏璟公司的股東。2008年7月1日宏璟公司的公司章程顯示原告持有公司70%股權，被告林鍵忠持有 1 公司30%的股權，該章程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其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2009年8月23日，被告林鍵忠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將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權轉讓給被告林苑菁，并冒簽原告簽名。被告林鍵忠、林苑菁擅自轉讓股權和受讓股權，冒簽原告的簽名簽署相關登記文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故請求法院判令：2009年8月23日的《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無效。

被告林鍵忠、林苑菁辯稱：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首先，關于林鍵忠、林苑菁簽訂的股東出資合同書，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轉讓宏璟公司出資時經過股東會決議及原告同意，有原告的真實簽字，不影響股東出資轉讓合同書的效力。其次，原告稱其直到2009年才知道股權轉讓不符合邏輯。宏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原告，是由其控制經營，公司所有變更都是經過原告同意，而且涉及公司住址變更，作為法定代表人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被告宏璟公司辯稱：涉案文件是否被告林鍵忠、林苑菁冒簽宏璟公司并不清楚，但是這不是宏璟公司的公司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宏璟公司為成立于2005年9月14日的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6月29日，原告、林鍵忠作為受讓方受讓了宏璟公司原股東的全部股權后，原告持有宏璟公司70%的股權、出資額2107000元，被告林鍵忠持有宏璟公司30%的股權、出資額903000元。2009年8月23日，林鍵忠（轉讓方）與林苑菁（受讓方）簽訂《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約定，雙方就轉讓方在宏璟公司的出資 2 轉讓事宜訂立協議，林鍵忠將原出資90.30 萬元（占公司注冊資本的30%）的全部90.30萬元轉讓給林苑菁，轉讓金90.30萬元；2009年8月23日前，受讓方需將轉讓金全部付給轉讓方；從2009年8月24日起林苑菁成為公司股東，享有股東權益并承擔責任；林鍵忠自轉讓之日起，不再是股東，不得以公司名義對外從事活動；合同落款“其他股東簽名”有署名“林舜珊”的簽名。根據原告從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印的2012年8月2日宏璟公司注冊基本資料顯示，宏璟公司的股東組成已變成原告持有宏璟公司70%的股權、出資額2107000元，被告林苑菁持有宏璟公司30%的股權、出資額903000元。案件審理過程中，法院依原告申請對《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中“林舜珊”的簽名進行筆記鑒定，經鑒定機構鑒定，該簽名非原告本人所簽。

另查，關于林鍵忠向林苑菁轉讓股權一事，被告林鍵忠、林苑菁無證據證明曾經通知過原告。就本案違反公司法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效力認定——林舜珊訴林鍵忠、林苑菁、廣州宏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與公司有關的糾紛案陳偉清黃一凡被告林鍵忠與林苑菁簽訂《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約定由林鍵忠將其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權轉讓給林苑菁一事，原告明確在本案中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法院告知原告如欲行使優先購買權需向法院提交與《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所約定股權轉讓款同等價值的保證金，否則視為原告放棄優先購買權，在法院給予的寬限期內原告沒有提交保證金。

二、裁判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公司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的，應當經過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本案中，雖然經鑒定《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上原告的簽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簽，也無證據證明被告林鍵忠、林苑菁曾將股權轉讓一事通知原告或證明原告自愿放棄優先購買權，但是庭審中原告明確就本案被告林鍵忠與林苑菁簽訂《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約定由林鍵忠將其持有的宏璟公司30%股權轉讓給林苑菁一事，原告不行使優先購買權。原告也沒有提交與股權轉讓款同等價值的保證金，對于原告是否有能力行使優先購買權無法確定。且《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屬于被告林鍵忠、林苑菁對雙方權利義務的約定，原告并非合同一方當事人，合同內容并沒有對原告除優先購買權外的其他權利作出處分或給原告限定義務，而該《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被告林鍵忠、林苑菁對其真實性并無異議。因此，原告訴請確認被告林鍵忠、林苑菁于2009年8月23日簽訂的《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無效的請求，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5422號民事判決：駁回原告的該項訴訟請求。

宣判后，原告不服，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2009年8月23日林鍵忠與林苑菁簽訂的《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約定林鍵忠將其所有的股權轉讓給林苑菁，林鍵忠、林苑菁對其真實性予以確認，股權轉讓是 4 二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林舜珊并非合同當事人，且合同內容并未對林舜珊除優先購買權外的其他權利作出處分或給林舜珊限定義務，合同上林舜珊的簽名是否真實并不影響林鍵忠、林苑菁對雙方權利義務的約定。當然，根據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公司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的，應當經過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且其他股東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權。雖然經鑒定2009年8月23日宏璟公司章程、2009年8月24日宏璟公司的股東會決議以及《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上林舜珊的簽名不真實，也無證據證明林鍵忠、林苑菁曾將股權轉讓一事通知林舜珊或林舜珊自愿放棄優先購買權，但一審期間林舜珊經原審法院釋明，逾期不提交保證金，且明確就本案不行使優先購買權。林舜珊雖不同意林鍵忠、林苑菁之間的股權轉讓，但林舜珊在本案的訴訟行為明確表明其放棄優先購買權，而該訴訟行為的法律后果即直接導致林鍵忠向林苑菁轉讓股權的行為可以成立，那么，林舜珊訴請確認2009年8月23日《股東轉讓出資合同書》無效的請求，原審法院不予支持，并無不當。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終字第488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評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2005年修訂）第七十二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間可以相互轉讓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權。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股權，應當經其他股東過半數同意。股東應就其股權轉讓事項書面通知其他股東征求同意，其他股東自接到書 5 面通知之日起滿三十日未答復的，視為同意轉讓。其他股東半數以上不同意轉讓的，不同意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股權；不購買的，視為同意轉讓。經股東同意轉讓的股權，在同等條件下，其他股東有優先購買權。”該規定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法律基礎。作為公司股東的一項法定權利，優先購買權由民法中的先買權制度擴展而來，其設置的目的在于保護公司的人合性和提高公司的運作效率。但是在實務操作過程中經常出現，有的股東在未通知其他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的情況下，即與股東之外的第三人簽訂股權轉讓合同。由于無論是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還是最新2013年修訂的公司法，均沒有對侵害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做出效力規定，因此出現股權轉讓行為的效力爭議。

有觀點認為，該種行為違反了公司法有關出讓股東行使處分權的法定限制條款，侵害了其余股東的法定優先購買權，應當認定無效。在民法學理論中，所謂無效民事行為是指欠缺民事法律行為的有效要件，不發生行為人預期的法律效力的民事行為。無效的民事行為自始無效、絕對無效、確定無效，任何事實都不能使之無效。我國合同法規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或是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行為無效等。首先，在侵害其他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中，如果出現出讓方與受讓方之間的惡意串通，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該股權轉讓行為當然無效。本案中，雖然被告林鍵忠、林苑菁無證據證明就股權轉讓行為通知了原告，但是股東優先購買權是調整公司內部股東之間的關系，法 6 律因此將股權轉讓中的通知義務限定給了作為出讓方的股東，而作為股權受讓方并非公司內部成員，并沒有通知義務，因此不能以出讓方及受讓方均沒有通知其他股東而認定存在惡意串通，進而認定股權轉讓行為無效。其次，在排除其他法定事由，僅違反公司法有關股東優先購買權規定的股權轉讓行為并非無效。理由如下：第一，從法理學角度，根據法律規范的強制程度，可將法律規范分為強行性規范和效力性規范。所謂強制性規范是指必須依照法律適用、不能以個人意志予以變更和排除適用的規范。所謂任意性規范是允許主體變更、選擇適用或者排除該規范的適用。而我國公司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允許公司章程對股權轉讓做出其他規定，并且公司章程的規定優先使用，因此該規定屬于任意性規范，而非強行性規范。違反公司法優先購買權規定的行為不存在法定無效事由，不應認定為無效。第二，實務操作過程中，在出現對股權轉讓行為爭議時，其他股東明確表示不行使股東優先購買權，例如本案的情況，其他股東已經明確做出了放棄優先購買權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實體權利受侵害的情況，此時單純以違反公司法規定而認定股權轉讓行為無效，使股權轉讓自始無效、推翻一切，既不符合商事行為的經濟效率原則，也不符合優先購買權的設置目的，明顯不妥。

關于違反公司法所定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股權轉讓行為效力，理論上除了無效這一觀點外，還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有效說。該觀點認為根據我國物權法第15條規定，出售他人之物的合同為有效合同，出售自己股權的合同更應為有效合同，由于股權轉讓合同存 7 在登記審批手續，因此其效力應采取成立即生效的原則，在股權尚未變動時，其他股東仍可主張優先購買權，其優先購買權并未受到侵犯。二是效力待定說。該觀點認為股東在對外轉讓股權時受優先購買權限制，股權轉讓合同簽訂后其他股東同意且不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合同有效，其他股東不同意或者行使優先購買權的，合同不生效。三是可撤銷說。該觀點認為可撤銷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因存在法定事由，法院根據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將合同予以撤銷。由于違反公司法優先購買權規定的行為并不必然損害其他股東的優先購買權，將優先購買權的損害納入可撤銷的事由范疇，可以公平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利益。

對于上述觀點，筆者認為：首先，有效說是基于民法物權變動理論中的債權行為與物權變動行為的相互獨立性，但是該理論是解決出讓方與受讓方之間的法律關系，物權變動行為無效、未發生并不影響債權行為、合同行為的效力，即股權不辦理變更登記手續不影響股權轉讓行為的效力。而股東優先購買權處理的主體是出讓方股東、其他股東、股權受讓人之間的關系，有效說的觀點存在邏輯上的偷換概念，也割裂了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而且既然股權轉讓行為所得到的司法評價是有效合同，那就應該嚴格履行，作為善意一方的其他股東則缺少權利救濟手段，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優先購買權的制度設計成為空文。其次，所謂效力待定的行為是指成立時有效或無效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尚待享有形成權的第三人同意、追認或拒絕的意思表示來確定其效力的民事行為。效力待定說與可 8 撤銷說均兼顧了股權受讓方與享有優先購買權的股東的利益，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兩種學說均缺乏法律依據。作為效力待定的合同，必須是存在處分主體的行為能力欠缺、處分權限的欠缺或是代理權的欠缺，而可撤銷的合同則是重大誤解、欺詐、脅迫、乘人之危、顯失公平的情況存在。違反優先購買權規定的行為并不能完全適用，這也是存在法律上的空白所致。筆者認為，在完善優先購買權制度上，效力待定說使股權轉讓效力處于不確定狀態，在實務操作過程中，無法涵蓋尚未進入司法審查階段的轉讓行為，在此情況下將不利于商事交易的穩定，而且加重了作為善意受讓方在催告上的義務。因此在制度完善上可以考慮將違反優先購買權制度納入股權轉讓協議撤銷的事由之中。同時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院應對股東行使優先購買權的能力進行審查，以此作為認定股權轉讓行為效力的考量因素之一，防止濫用優先購買權的出現，維護商事交易穩定。

（作者單位：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