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專家分析稱GDP為主要政績考核指標時代成為過去

專家分析稱GDP為主要政績考核指標

時代成為過去

《瞭望》文章：政績考核告別“GDP唯一”

“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p>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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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十七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還是10月27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均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在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來，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信號?！昂诵氖恰⒁粋€人民滿意的社會’，這意味著對于各個地方政府的最終評價就在于‘人民滿意不滿意’，以GDP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過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長時期內，將以什么具體指標考核官員政績？公報提出的“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其標準又是什么？對于習慣了GDP思維的各級官員來說，如無GDP量性要求，在新的時期，其工作重心將置于何處？另一方面，要改變中國貧富、區域、城鄉差距，必須依靠發展，如何科學處理這之間的關系？

更進一步探究，官員政績與“人民滿意”掛鉤，其深層含義在于，中國當前的體制改革必須進入深水區。否則，唯GDP“馬首是瞻”，或許仍將時隱時現。幸福和GDP增長不同步

此前的幾個五年計劃均對速度提出了明確要求。比如，“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十五”計劃提出，要為到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堅實基礎；“十一五”規劃提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對GDP增長速度的要求，讓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的增長，也使得中國經濟的總量躍居為世界第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但是，解決了溫飽之后，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卻產生了。“GDP呈兩位數的發展，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始終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經濟學家、中央黨校前教育長李興山認為，人民收入不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是民生問題之中很要害的環節。

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不同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為

57.5%，下降了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一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痹佥o之以不時出現的通貨膨脹，購買力嚴重下降，居民收入實際為“負增長”。

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出于國家戰略的需要，為了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的穩定，需要全國人民勒緊‘褲帶’；但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我們發現收入分配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階層和特殊的利益集團手里面?！北本┐髮W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向本刊記者指出。

彭真懷認為，在各地GDP增長的同時，人民的幸福感卻越來越低。他發現，一些危險的信號已經出現。比如，企業家的安全感越來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斷滋生的腐敗問題?！叭嗣裥腋８械臏p少，看似是一個現象，其實說明了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p>

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彭真懷認為，此種檢驗，首當其沖的就是“不能僅僅看GDP數據的增長”，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馬首是瞻?！叭绻覀兒戎廴镜乃?，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沒有任何意義?！庇绕洳荒芎鲆暤氖?，“在城市，43.6%的中低收入者買不起房，居無定所；占中國70%人口的農民，其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農業發展的制約條件越來越多；各個地方出現的GDP增長，能否經得起這些群體的檢驗？”彭真懷質疑。

而為了發展GDP，不少地方出現了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在資源開采上，采了肥的，棄了瘦的；開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淺的，甩了深的。對此，彭真懷稱之為“斷子孫飯碗”，對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能只是為了這一代人，甚至只是為了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為了某些官員的政績增長而影響了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钡?，“這不能全怪地方干部，主要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李興山向本刊記者分析說，當前，地方政府官員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義”，是導致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不太重視環境保護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缺乏科學的政績觀，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上面?！迸碚鎽颜J為，很多年來，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數據說話，有時一些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數字增長，也被當作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據。

“十二五”應該考什么

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希望，“十二五”經濟發展的速度能稍微降一點，“實際增長速度能達到百分之九點幾就不錯了。這樣可以有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來集中精力進行結構調整?！?/p>

在彭真懷看來，當前已無必要從中央的層面把GDP目標設定在9%，否則，必定造成層層加碼，中央的9%，到了省里就變成了11%，到了市縣一級則可能增加至13%。他認為，“是

時候給各級地方政府吃顆‘定心丸’了”，各級政府必須靜下心來思考，“和GDP增長相對應的是，我們甚至有提出GDP‘減長’概念的必要。”

GDP“減長”的同時，彭真懷認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指標卻需要增加。比如，人民幸福感強不強，勞動者的體面是否得到滿足等。

“今后考核干部時，不應再以考核GDP增長為主，或不單純考核GDP增長?！崩钆d山認為，完全可以設立新目標來引導我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比如考核環境、生態，以及該地區人均收入增長是否和GDP增長同步等。

“‘十二五’的政績考核指標應增加一些有關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構建的約束性指標。”鄭新立認為，包括單位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硫和含氧化合物的排放量、污染物的排放量、綠化率、森林覆蓋率等，以此敦促地方政府促進經濟向良性社會轉變。

鄭新立透露，2011年1月15日左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將正式發布轉變發展方式的評價指數，以實際行動落實胡錦濤提出的建立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

竹立家認為，在新的時期，科學發展將代替GDP增長。因此，“今后對干部進行考核的時候，不光是要看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要看當地的社會發展情況。其中，和諧發展、穩定發展、公平發展將在干部政績考核中占據重要地位。”

比如，當地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城鄉一體化程度，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供程度，甚至包括政府的透明度，政府自身建設，以及反腐倡廉情況，就業、教育發展水平、治安情況、社會的誠信情況、道德狀況等。

“迫切要求在干部考核指標體系上進行重大修正。”竹立家建議對以下指標進行剛性量化：

一、普通職工的工資增長率要強化。例如，GDP增長8%，工資是否隨之增長很容易看出來，可以量化，且與共享性增長的理念相符；

二、就業率以及教育和醫療投入。教育、醫療投入究竟是不是快速增長，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

三、社會安全率。以公安系統為例，國內安全費用大幅度增長，但是發案率和社會穩定率又如何？應設立指標比較各個地方的社會安全率，社會公共安全的服務是否到位；

四、社會保障、社會誠信和社會和諧之類的“軟指標”。這類指標雖不好衡量，但是通過公眾調研、中介參與的方式亦可實現。在他看來，如果說這些指標真正發揮實效，人民滿意程度都可以通過這些指標反映出來。

另外，本刊記者在地方調研時，有基層環保工作人員指出，應加強主體功能區的構建，并落實每個地方相應的具體指標。比如，在環境脆弱區，尤其應弱化對GDP的要求。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建議，建立居民收入跟經濟增長掛鉤、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鉤、工資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遠快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速的現狀。

與此同時，如何將約束性指標與預期性指標相結合，受訪專家建議當前也應有所謀劃。一般而言，所謂預期性指標是國家期望的發展目標，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而約束性指標則是在預期性指標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并強化政府責任的指標，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務和涉及公眾利益領域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的工作要求。其中，約束性指標較容易實現。比如，有關部門在對“十一五”規劃的中期評估中發現，8個約束性指標中有6個進展順利。而預期性指標則相對變成了柔性指標。

“‘十二五’期間，政績考核的標準取向即科學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結果評測的主體是人民是否滿意。但是，具體指標的分解上如何更加科學化規范化，還需要作一些細致的研究。”竹立家說。

均衡指標出實效

在提出新考核辦法的設想后，多數專家坦言，GDP于中國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將經濟增長置于指標之內，竹立家認為可以理解。畢竟，中國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有較大不足。而且，要改變中國貧富、區域、城鄉差距，必須依靠科學發展。

有關受訪專家向本刊分析，從歷史舊賬來看，中國各級財政存在的一個現狀是，“中央財政滿滿當當，地方財政空空蕩蕩，縣鄉財政哭爹喊娘”，有些縣市甚至靠一個學?；蛘咭粋€企業來養活。

“當地居民收入與GDP同步，這就要求增加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的增加，則需要企業最低工資的提高。近年來，隨著中國勞動力和資源價格的上漲，企業的成本壓力已有較大上升。最低工資的繼續上調，造成企業成本壓力的進一步擴大。進而造成地方政府稅收的減少。而地方稅收的減少，則使當地在教育、醫療、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方面捉襟見肘，這必將影響到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構建”，這位專家指出。

竹立家坦言，GDP是可以量化的指標，因此，比較容易考量，這也正是作為預期性指標的GDP指標總在實際中變成約束性指標的原因之一。而社會發展領域的一些柔性指標，卻不易作定量要求。

竹立家建議，在新的考核指標之前，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都應有更強的算賬能力。就中央而言，針對地方財政收入高低不均衡，應該通過更科學的轉移支付使中央資金統籌更加合理；就地方政府而言，每筆錢該怎么花，如何尋求發展經濟和促進社會公平之間的最優組合，將是對官員管理水平的極大考驗。

要讓人民滿意，竹立家認為，首先，人民要有對公共政策的更廣泛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等。“如果在社會分配方面，人民的表達和參與渠道不夠充分，監督權不足，那么，政府所說財政預算合理恐怕就只能是‘自說自話’。”

彭真懷認為，當前面對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和大面積的腐敗等問題，領導層面應冷靜思考，尋求治國新思維。在執行層面率先做起，不要讓各級官員在GDP壓力下工作，否則必然回到GDP老路上。唯獨如此，才能切實提高各級政府官員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p>

第二篇：2014時政熱點：讓減貧成為考核指標 讓摘帽成為政績

2014時政熱點：讓減貧成為考核指標 讓摘帽成為政績

“該戴帽子的戴帽子、該摘帽子的就摘帽子，不能讓貧困縣越扶越多?！比珖舜筠r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在今年的兩會上表示，列入本屆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的農村扶貧開發法，將對扶貧重點縣的確定和退出機制做出規定。

評定標準近30年變化不大

有些貧困縣發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此后，1994年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200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2011年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

“現在我國扶貧工作的主戰場和扶持的主要對象是832個片區縣和重點縣?！?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王國良說，這832個縣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仍處于全國最落后的序列。

雖然實施了幾輪扶貧規劃，但是貧困縣的評定標準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地方生產總值、人均財政收入等指標在貧困縣的評定中占據很大權重。有專家認為，這樣的評定標準對貧困發生率、貧困深度等衡量貧困程度的指標重視不夠。

另外，一些貧困縣認定和調整的透明度也不夠高，一些地方甚至數據造假。記者查閱發現，2011年的調整，有的省份程序上甚至沒有公示環節。

“有些貧困縣的發展水平反而高于非貧困縣。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貧困縣在確定過程中受地方政府公關能力等因素影響較大；二是一些貧困縣在國家的扶持下取得長足發展但不及時退出?！?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坦言。

近1/3縣戴窮帽

每年可獲3000萬到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

王國良介紹，現在每個重點縣每年能獲得3000萬-5000萬元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還有一些專項轉移支付和專門的政策措施。

一位武陵山片區的貧困縣官員說：“這些年，國家對貧困縣的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傾斜投入越來越大，不少項目縣里還不用配套，貧困帽帶來的實惠越來越多?！?記者注意到，該縣要率先摘帽的新聞報道了好幾次，但時至今日，未見來真。

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也坦言，貧困帽含金量比較高，退出沒好處，“所以重點縣干部群眾不愿意退，也不敢退?！?/p>

目前全國幾乎3個縣就有一個戴著窮帽。“事實上還是有部分比較困難的縣沒納入，無法得到國家重點扶持?！比A中師范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陸漢文表示，有些重點縣實際已經脫貧仍不愿摘帽，從而無法使有限的扶貧資源分配給沒進重點縣的窮縣。

貧困帽戴上不愿摘，除了帽子含金量高，劉永富認為，更重要的是政績觀和考核體系問題，過去扶貧工作基本沒有進入考核體系，就算扶貧工作做不好，扶持政策好處還可以保留。

鑒于此，中央要求，對重點縣的考核要由主要考核地區生產總值向主要考核減貧成效轉變。不久前，中辦、國辦發布《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把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人口數量作為重點縣主要考核指標。

陸漢文表示，這就意味著減貧摘帽將成為重點縣黨政領導的主要政績?！爸笓]棒這樣一調整，將為主動摘帽提供強大的內在動力。”

考核指揮棒的調整，為建立健全貧困縣退出的正向激勵機制開辟了道路。四川省南充市扶貧移民局局長冉中華告訴記者，該市近日給所轄4個重點縣列出摘帽時間表——2017年年底前，為鼓勵貧困縣盡早摘帽，該市明確在2020年前摘帽的還能享受不變的政策。

退出機制正在制定

專家建議，排序后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先退出

“重點縣只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隨著全面小康建成的臨近，將逐步退出和減少。”王國良表示，目前國務院扶貧辦正在研究制定有效的退出機制。

實際上，一些省份已進行了探索。最近的一次重點縣調整中，共有9個省的38個原重點縣退出。黑龍江省扶貧辦副主任白春貴介紹，2011年，黑龍江對重點縣進行了調整，通過統計部門2007-2009年3年平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和2009年貧困發生率3項指標，對全省縣（市）進行了測算和排序，然后確定名單。記者查閱了幾個省份貧困縣審批流程圖發現，方法大同小異。有關專家建議，制定退出機制時可以在此基礎上再行完善，建立一套以收入和貧困程度指標為基礎的、權重設置合理、數據來源可靠的指標體系?！爸笜梭w系以及重點縣退出程序要對外公開便于監督。” 汪三貴說。

在此基礎上，汪三貴建議設計一套反映縣域貧困狀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扶貧開發成效的動態監測評估體系，一方面用于考核重點縣黨政領導，另一方面通過動態調整重點縣名單，保障國家扶貧資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

在制定明確和透明的退出條件和程序的基礎上，利用動態監測評估體系對現有重點縣排序，發展水平最高的先退出，同時通過改革，從機制上弱化重點縣在扶貧資源分配中的作用，扶貧資源加速重心下沉，更多瞄準貧困村，從而減少退出阻力。“縣改市可以成為下一階段重點縣退出工作的試點和抓手?！蓖羧F說。（記者 顧仲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