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展望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研究與分析

從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展望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

陳 豹

據統計，2002年至2004年，筆者所在的湖南省臨武縣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121件，占刑事案件總數的26.7%。其中附帶民事訴訟通過調解結案的66件，占54.5%，履行率為100%;作出附帶民事判決的55件，占45.5%;進入執行程序的55件，已執結9件(含刑事被告人為獲取減刑、假釋自動履行的3件)，執結率為16.4%。而2002年至2004年全院執行案件的執結率為79.4%。據了解，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并非臨武法院所特有的現象，全國很多法院都存在類似的情況。解決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問題，加強和改進執行工作固然重要，改革和完善我國當前的附帶民事審判制度更是當務之急。

一、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原因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除具有一般執行案件執行難的共性外，又具有其特性。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1.法律依據亂。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刑訴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亦從程序上作了相關規定。但是，附帶民事訴訟本質是民事訴訟，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但在如何適用法律方面，爭議較大。如民事訴訟中的先予執行、訴前保全、反訴等問題，直接影響到是否能夠實現對被

告人財產的有效控制及損害賠償之債的抵銷等，影響到案件執行，但在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實踐中上述規定往往被否定。

2.參訴主體亂。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列舉了5類負有賠償責任的人：⑴刑事被告人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⑵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⑶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⑷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⑸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其中第5類因其范圍不明確且過于寬泛而易引起爭議，各地做法不一。對于第3、4類負有賠償責任的人，由于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應訴的隨意性大，法官也不便強制其應訴等原因，也常被排除在參訴主體之外。同時，排除了按照相關民事法律所應追加的其他參訴主體，如第三人等。許多有履行能力的參訴主體被排除在附帶民事訴訟之外，必然增大案件執行難度。

3.裁判結果亂。為了提高訴訟效率，刑事審判規則對先行歸案的刑事被告人一般先行起訴，而不必等待其他在逃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受審的被告人歸案;而且，對已經歸案的被告人，也可能分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操作中，人民法院一般會在第一宗案件起訴到法院時，告知被害人及其他有權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繼而法官往往只籠統地判決本案被告人承擔全部責任。對以后提起的針對其他被告人的刑事審判，法院一般不會再受理附帶民事訴訟。單純從民事審判的角度審視，這類附帶民事訴訟的裁判不同程度地存在程序和實體上的錯誤，可能會對執行工作產生不利因素：一是加重了本案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二是本來可能通過第三者來完成執行的案件無法執行，如交通肇事中的墊付責任人等;三是因存在程序和實體錯誤，案件在執行中遇到的抵觸增大;四是這類案件撤銷重審的可能較大，需要中止、終結執行或者執行回轉等，使執行成本增大。

(二)執行財產難以確定或已被轉移、藏匿、處分、損毀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中，很多情況下被告人可能正在服刑，在這種情況下執行被執行人員的財產，執行人員的壓力大，財產的管理人或者共有人往往也難以接受。而且，由于被執行人不能到執行現場，被執行人的實際財產狀況往往更難查明。同時，由于附帶民事訴訟中財產保全及查封、扣押手段乏力，被告

人的親屬或財產實際控制人可能隨意轉移、藏匿、處分被告人的財產，執行中也很難查處。另外，可供執行的財產可能在訴訟程序運行中減損。

(三)執行行為不規范

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但是，由于當前多數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缺乏有效的經費保障，主要依靠訴訟費收入和罰沒款返還來維持法院的運轉，經費十分緊張。一些法院在執行實踐中，一般先收罰金，后為被害人收取賠償金，使可供執行的財產減少。

二、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

傳統的附帶民事訴訟設計上存在的缺陷，是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的重要原因，直接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革除現行附帶民事審判制度存在的詬病，重新設計和完善刑事被告人民事賠償案件的審判、執行制度勢在必行。

(一)理念更新

秉持何種理念才能設計合理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呢?在處理懲罰與保護的關系上，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刑事立法都呈現輕刑化趨勢，特別看重調解的輕刑化功能，將被告人是否愿意調解作為量刑情節給予從輕、減輕考慮。

據此，筆者主張確立以下三種理念：一是在強調公權優先的情形下，允許私權的適度自由;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三是懲罰犯罪與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并重，認可調解的輕刑化價值。

(二)程序創新

1.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發動前提起。一般來說，刑事案件發生后，為保證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先由國家公權介入，民事訴訟不能提起，已進行的應當中止。特殊情況下發動民事訴訟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偵查工作歷時長且處于停滯狀態;(2)被害人擁有或根據已有偵查的證據具備提起民事訴訟的條件;(3)民事訴訟的發動不會影響刑事案件的繼續偵破工作。被害人徑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后，可以依照民訴法申請先予執行、訴前保全和訴訟保全。

2.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發動后提起。按照民事審判規則，民事訴訟的被告沒有超出該刑事訴訟被告人范圍(含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案情較為簡單的，民事爭議可以在刑事訴訟中附帶解決。民事訴訟的被訴主體復雜、超出刑事訴訟被告人范圍、案情復雜的，為了防止刑事審判法官分散精力，宜作獨立的民事訴訟由其他審判組織審理。

3.建立被害人對潛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訴訟的制度。這是理論界頗具爭議的一個論題。有時候，潛逃的犯罪嫌疑人留下可觀的財產，被害人急需獲得救助卻無法得到司法救濟。因此，在符合一定條件時，應當允許被害人對潛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缺席判決。

(三)執行鼎新

人民法院必須努力克服和解決當前存在的經費困難，確保民事賠償責任先于罰金或沒收財產。偵查、起訴、審判機關要協調配合，建立健全對扣押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財產的保值機制。偵查中扣押、凍結的財產，經查確與案件無關，但可預測犯罪嫌疑人員負有因其犯罪行為導致的民事賠償責任的，應在時限內通知被害人及時向法院申請訴訟保全(或訴前保全)。要充分適用刑事法律政策，在辦理減刑、假釋時，從嚴把關，敦促服刑人員履行因其犯罪行為直接產生的民事賠償責任。

(四)制度更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聯合國也在此基礎上通過了《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該公約明確規定了國家補償制度的對象、方式，對資金來源和補償程序也作了原則性規定。筆者認為，我國應盡快建立針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

度，在民事賠償訴訟強制執行后犯罪者仍不能賠償或少量賠償的前提下，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的，可以向國家申請補償金，這無疑是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再構建時有效的、必要的補充。

第二篇：解析從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展望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

從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展望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

陳 豹

據統計，2002年至2004年，筆者所在的湖南省臨武縣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121件，占刑事案件總數的26.7%。其中附帶民事訴訟通過調解結案的66件，占54.5%，履行率為100%;作出附帶民事判決的55件，占45.5%;進入執行程序的55件，已執結9件(含刑事被告人為獲取減刑、假釋自動履行的3件)，執結率為16.4%。而2002年至2004年全院執行案件的執結率為79.4%。據了解，附帶民事訴訟執行難，并非臨武法院所特有的現象，全國很多法院都存在類似的情況。解決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問題，加強和改進執行工作固然重要，改革和完善我國當前的附帶民事審判制度更是當務之急。

一、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原因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除具有一般執行案件執行難的共性外，又具有其特性。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1.法律依據亂。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刑訴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亦從程序上作了相關規定。但是，附帶民事訴訟本質是民事訴訟，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但在如何適用法律方面，爭議較大。如民事訴訟中的先予執行、訴前保全、反訴等問題，直接影響到是否能夠實現對被告人財產的有效控制及損害賠償之債的抵銷等，影響到案件執行，但在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實踐中上述規定往往被否定。

2.參訴主體亂。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列舉了5類負有賠償責任的人：⑴刑事被告人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⑵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⑶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⑷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⑸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其中第5類因其范圍不明確且過于寬泛而易引起爭議，各地做法不一。對于第3、4類負有賠償責任的人，由于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應訴的隨意性大，法官也不便強制其應訴等原因，也常被排除在參訴主體之外。同時，排除了按照相關民事法律所應追加的其他參訴主體，如第三人等。許多有履行能力的參訴主體被排除在附帶民事訴訟之外，必然增大案件執行難度。

3.裁判結果亂。為了提高訴訟效率，刑事審判規則對先行歸案的刑事被告人一般先行起訴，而不必等待其他在逃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出庭受審的被告人歸案;而且，對已經歸案的被告人，也可能分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操作中，人民法院一般會在第一宗案件起訴到法院時，告知被害人及其他有權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繼而法官往往只籠統地判決本案被告人承擔全部責任。對以后提起的針對其他被告人的刑事審判，法院一般不會再受理附帶民事訴訟。單純從民事審判的角度審視，這類附帶民事訴訟的裁判不同程度地存在程序和實體上的錯誤，可能會對執行工作產生不利因素：一是加重了本案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賠償責任;二是本來可能通過第三者來完成執行的案件無法執行，如交通肇事中的墊付責任人等;三是因存在程序和實體錯誤，案件在執行中遇到的抵觸增大;四是這類案件撤銷重審的可能較大，需要中止、終結執行或者執行回轉等，使執行成本增大。

(二)執行財產難以確定或已被轉移、藏匿、處分、損毀

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中，很多情況下被告人可能正在服刑，在這種情況下執行被執行人員的財產，執行人員的壓力大，財產的管理人或者共有人往往也難以接受。而且，由于被執行人不能到執行現場，被執行人的實際財產狀況往往更難查明。同時，由于附帶民事訴訟中財產保全及查封、扣押手段乏力，被告人的親屬或財產實際控制人可能隨意轉移、藏匿、處分被告人的財產，執行中也很難查處。另外，可供執行的財產可能在訴訟程序運行中減損。

(三)執行行為不規范

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但是，由于當前多數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缺乏有效的經費保障，主要依靠訴訟費收入和罰沒款返還來維持法院的運轉，經費十分緊張。一些法院在執行實踐中，一般先收罰金，后為被害人收取賠償金，使可供執行的財產減少。

二、附帶民事審判制度的再構建

傳統的附帶民事訴訟設計上存在的缺陷，是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的重要原因，直接影響到社會和諧穩定。革除現行附帶民事審判制度存在的詬病，重新設計和完善刑事被告人民事賠償案件的審判、執行制度勢在必行。

(一)理念更新

秉持何種理念才能設計合理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呢?在處理懲罰與保護的關系上，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刑事立法都呈現輕刑化趨勢，特別看重調解的輕刑化功能，將被告人是否愿意調解作為量刑情節給予從輕、減輕考慮。

據此，筆者主張確立以下三種理念：一是在強調公權優先的情形下，允許私權的適度自由;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三是懲罰犯罪與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并重，認可調解的輕刑化價值。

(二)程序創新

1.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發動前提起。一般來說，刑事案件發生后，為保證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先由國家公權介入，民事訴訟不能提起，已進行的應當中止。特殊情況下發動民事訴訟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偵查工作歷時長且處于停滯狀態;(2)被害人擁有或根據已有偵查的證據具備提起民事訴訟的條件;(3)

民事訴訟的發動不會影響刑事案件的繼續偵破工作。被害人徑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后，可以依照民訴法申請先予執行、訴前保全和訴訟保全。

2.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發動后提起。按照民事審判規則，民事訴訟的被告沒有超出該刑事訴訟被告人范圍(含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案情較為簡單的，民事爭議可以在刑事訴訟中附帶解決。民事訴訟的被訴主體復雜、超出刑事訴訟被告人范圍、案情復雜的，為了防止刑事審判法官分散精力，宜作獨立的民事訴訟由其他審判組織審理。

3.建立被害人對潛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訴訟的制度。這是理論界頗具爭議的一個論題。有時候，潛逃的犯罪嫌疑人留下可觀的財產，被害人急需獲得救助卻無法得到司法救濟。因此，在符合一定條件時，應當允許被害人對潛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缺席判決。

(三)執行鼎新

人民法院必須努力克服和解決當前存在的經費困難，確保民事賠償責任先于罰金或沒收財產。偵查、起訴、審判機關要協調配合，建立健全對扣押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財產的保值機制。偵查中扣押、凍結的財產，經查確與案件無關，但可預測犯罪嫌疑人員負有因其犯罪行為導致的民事賠償責任的，應在時限內通知被害人及時向法院申請訴訟保全(或訴前保全)。要充分適用刑事法律政策，在辦理減刑、假釋時，從嚴把關，敦促服刑人員履行因其犯罪行為直接產生的民事賠償責任。

(四)制度更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聯合國也在此基礎上通過了《為犯罪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該公約明確規定了國家補償制度的對象、方式，對資金來源和補償程序也作了原則性規定。筆者認為，我國應盡快建立針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在民事賠償訴訟強制執行后犯罪者仍不能賠償或少量賠償的前提下，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人陷入生活困境的，可以向國家申請補償金，這無疑是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再構建時有效的、必要的補充。

第三篇：解析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難的原因分析及解決對策

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難的原因分析及解決對策

丁育林 賀茵

執行工作是實現法院審判職能的重要環節，是當事人合法權益得以保護的最終體現。執行工作進展情況的順利與否，勢必嚴重影響著法律的尊嚴和法院的權威形象。因而，執行工作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難點，領導關注的焦點，群眾議論的熱點問題。執行難，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更是“難中之難”。

一、附帶民事訴訟執行案件執行難的原因

1、附帶民事訴訟執行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特點，決定了這類案件的執行要比其它民事案件的執行難度大，結案率低。

從我縣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現狀來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具有如下特點：

1)案件的執行標的相對較大。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為引發的，被害人受到的傷害程度比較大，案件的執行標的自然也大。特別是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立人身損害賠償適用全面賠償原則，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賠償金額大幅度的增加。從我院2004年來的統計資料看,個案最小標的達1.572萬元，個案最大標的達24.8萬余元，平均每案的執行標的達3.325萬元。

2)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之間對立情緒大。進入執行程序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被執行人，除了無力賠償者外，很大一部分是不愿賠償的人。這些被執行人及其親屬由于受“坐了牢就不賠錢”意識的支使，往往不愿履行賠償義務。申請執行人一方則認為被執行人對自己傷害太深，又無悔罪表現，“報復”心理比較嚴重，要求實現自己權利的愿望強烈，在執行過程中是“寸土必爭”，寸步不讓。

3)涉案當事人人數多。統計資料顯示，進入執行程序的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因交通肇事、故意傷害、尋釁滋事引發的居多。這些案件中，要么侵害人較多，要么被害人較多。侵害人多，相互推諉，逃避執行現象比較嚴重。被害人多，賠償數額相對就大。

4)被執行人履行義務能力較差。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被執行人：一是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三是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五是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單位和個人。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被執行人大多是被判處刑罰并在服刑改造的人，這些人除現實的賠償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剝奪，在服刑期間，這些人已不可能靠自己創造財產來履行賠償義務。另外，刑事案件中的有的被告人是文化水平低，勞動技能差;有的被告人是履教不改者，一貫好吃懶做者，自己沒有什么財產可供執行，家里的積累也被他折騰光了。這就使附帶民事賠償執行案件，逃脫不了難執行，甚至無法執行的厄運。

2、現行立法上的缺憾，是造成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現之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要求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賠償損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審判時提出。法律沒有規定偵察機關、檢察機關有調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財產的職責。按刑訴法的規定，一般刑事案件從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到檢察機關起訴，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給那些有賠償能力而不愿賠償損失的被告人或其親屬隱匿、轉移財產，規避執行提供了時間上的方便。盡管法律賦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財產的權利，然而，由于先行的刑事訴訟法律不允許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檢察機關尚未偵查終結的刑事案件，這樣的救濟為時太晚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表現之二：敦促被執行人自覺履行賠償義務的激勵機制設計不完善、不科學。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由于現行法律把“賠償被害人損失”僅作為酌定從輕量刑情節，并且使用“可以”字樣，實踐中操作的隨意性大，難免被告人及其親屬心存疑慮，對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處長期徒刑或

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親屬觸動不大，其自覺履行賠償義務的主動性、積極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發。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結案率.表現之三：法律沒有明確將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列為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導致一些已被判處刑罰的人對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無動于衷，這也影響了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執行。

3、“重刑輕民”意識的存在,“審執分離”機制的運行，也嚴重影響了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由于法院內部運行“審執分離”機制，刑事審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證據調查與收集，忽視對被告人財產狀況方面的證據調查與收集，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結案速度，對被害人本可以獲得賠償條件的不及時進行有效控制，導致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喪失有利的執行條件。

二、破解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的幾點建議

1、執行人員應從思想上提高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的重要性的認識。附帶民事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為引發的。由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對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仇視和報復心理一般很重，對自己權利的實現要求也比較強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補償權利人遭受的物質損失，既有損法律的尊嚴，也將嚴重影響社會正義的伸張,更為嚴重的是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人民法院執行工作人員應從思想上提高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的重要性的認識，牢固樹立司法為民思想，從個案做起，做到及時主動，嚴肅認真，耐心細致執行好每一件案件，最大限度實現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2、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上面我們已經談到，由于我國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給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很有必要進行完善。我們認為這幾個方面亟待完善：一是從法律上賦予被害人及其近親屬享有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提出賠償請求的權利。同時，在法律上明確賦予公安、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個人所有的財產進行調查、查封、扣押、凍結、先予執行的權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轉移或隱匿財產。二是將被告人積極民事賠償義務，以及被告人家屬積極代為履行賠償義務列為對被告人從輕或者減輕刑罰的法定量刑情節。三是將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的執行與對被告人刑罰的執行有機結合起來，把被告人積極履行民事賠償義務，以及被告人家屬積極代為履行義務的情況作為刑罰執行

中對罪犯給予減刑、假釋的法定條件。四是要從法律上將“有能力賠償而拒不履行賠償義務(比如隱匿、轉移財產)”作為對被告人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加以明確。從正面激發，側面打擊兩方面入手，以最大限度挖掘附帶民事賠償被告人履行義務積極性。

3、走出認識誤區，加大調解力度，把調解貫穿于整個刑事訴訟程序。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規定，除人民檢察院提起的附帶民事賠償案件不能調解外，其他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均可進行調解。調解有利于息訟解紛，有利于當事人之間對立情緒的緩和，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另外，由于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的，通過調解所達成的賠償協議履行率也比較高。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我們應積極運用調解這一手段來解決附帶民事賠償問題。要有效解決附帶民事賠償問題，充分發揮調解的職能作用，我們要走出兩個思想認識上的誤區。一是公安、檢察機關要走出對民事賠償進行調解是人民法院獨家職責的認識誤區。過去，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認為，調解民事賠償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因而對受害人一方提出的民事賠償請求往往持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實踐中，雖也有公安、檢察機關啟動調解民事賠償這一程序，但可以說大都是流于形式，走走過場。公安、檢察機關怠于對民事賠償進行調解，致使絕大多數的附帶民事賠償案件流入審判階段，加大了法院審理、執行的壓力。事實上，我國法律早就賦予了公安、檢察機關在偵查、起訴階段對附帶民事賠償進行調解的權利。我國刑訴法司法解釋第90條：“??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調解，當事人雙方達成協議并已給付的，被害人又堅持向法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公安、檢察機關院應當秉著互相協作，互相配合的原則，充分利用自己的職能優勢，加大對附帶民事賠償問題的調處力度。二是法院刑事審判人員要走出“重刑輕民”思想誤區。“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的刑事執法理念，是“重刑輕民”思想的源泉，“審執分離”的格局，是“重刑輕民”思想加劇的催化劑。在建立和諧社會的今天，法院刑事審判人員要進一步端正司法理念，法院內部也應對一些不合國情、不合時宜的格局進行必要的改革。法院刑事審判人員在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要牢固樹立刑事審判與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執行一盤棋的思想，實行“兩手抓”，一手抓對被告人犯罪行為的依法打擊，一手抓對被害人求償權的保護，認真履行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財產方面證據的調查、收集職責，打消被告人逃避義務的念頭，同時也讓被害人一方明確被告人履行義務的能力，為以后附帶民事賠償的調解、執行打下良好基礎。在審理過程中，要克服不愿為的思想，認真、細致做好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工作有難度，但調解解決附帶民事賠償是很有可能的，實踐中我們運用調解這一手段解決了不少的附帶民事賠償案件。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律制度雖說不是很完善，但也為法院調解處理附帶民事賠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四條的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被告人親屬主動為被告人退贓應如何處理的批復》規定，“被告人親屬自愿代為履行賠償義務的，也視為被告人積極履行義務的表現”。在審判實踐中，我們要抓住被告人關心法院將如何對其課以刑罰這一心理，用足用好法律，不厭其煩地向被告人及其親屬講明、講透積極履行民事賠償義務與量刑之間的法律聯系，喚醒被告人的悔罪意識，激發被告人履行賠償義務以及被告人親屬協助履行賠償義務的積極性，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合法權益的實現打下良好的基礎，最大限度保護好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合法權益。

4、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社會保障制度。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權利人，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撫養、贍養、扶養的人。實際中，由于被執行人死亡，無遺產可供執行，又無義務承擔人，被執行人生活困難，沒有能力履行賠償義務，被執行人被判處長期徒刑，現實無可供執行財產，被執行人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收入來源等諸多因素的存在，勢必會造成一部分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的權利人很難全部得到實現，甚至不能實現，致使這些案件的權利人淪為弱勢群體，這些人的權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護，將會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而，有必要盡快建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主張在我國實行對刑事被害人實行國家補償是既有理論上的依據，也有事實上依據。目前理論上的依據主要有這樣三種學說：一是社會保險說，認為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附加的社會保險。二是公共援助說，認為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是一種對處于不利社會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國家責任說，認為國家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是國家的一種責任。事實上，在西方有許多國家已經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在我國，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確要求“各地可積極探索建立特困群體案件執行的救助基金，對于雙方當事人均為特困群體的案件，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交通肇事賠償等案件的申請執行人，當被執行人無履行能力時，按一定程序給予申請執行人適當救助，解決其生活困難，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這為我國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社會保障

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契機，應當抓緊這一制度的建設，以便能從源頭上解決部分附帶民事賠償案件執行難問題。

第四篇：淺論民事再審案件的調解難點及調解思路研究與分析

淺論民事再審案件的調解難點及調解思路

洪書琴

民事調解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法律手段和司法理念，在國際上享有“東方經驗”的美譽。作為和平、快捷解決各類糾紛的一種手段，調解越來越被法學界所認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將調解納入再審程序，使“人性化”的訴訟融入審判監督機制,從而再為“東方經驗”的發展推波助瀾。

隨著法治建設的發展和人們維權意識的增強，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法律無限地夸大自己的權利，規避自己的義務，想方設法鉆法律的漏洞，以致造成上訴、申訴、信訪案件噴涌，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民事案件調解難度增大，而再審案件的特點決定了再審調解比原審更難，本文擬就當前民事再審案件調解的難點及調解思路做粗淺分析，以抒管見。

一、民事再審案件的特點及調解難點

與原審相比，再審案件來源更復雜、矛盾更深、更易上訪，對法院和法官的壓力更大，要想成功調解，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一)再審案件來源更復雜，當事人存在誤解。再審程序的發動主體有三，一是當事人申請，二是檢察機關抗訴，三是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當事人申請再審和檢察機關抗訴再審的啟動標準是發動者主觀上認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存在《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應當再審的錯誤，而人民法院依

職權啟動再審的標準才是原生效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是客觀存在的錯誤，因此，啟動再審程序的案件并非都是確有錯誤，審判監督程序下的糾錯原則不是有錯必糾，而是依法糾錯。然而很多人對再審程序存在著誤解，認為既然啟動了再審程序就說明原裁判確有錯誤，法院應當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改變原裁判，由于這種誤解的存在使得再審申請人和向檢察機關申訴的當事人往往固執己見，不愿接受調解。

(二)再審案件矛盾更深，調解工作量更大。再審程序是一審程序和二審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審級的一種救濟程序，再審案件所審理的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而這些生效裁判90%以上已經進入執行程序，在這種情況下的審判，不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更深，雙方當事人可能對法院及原承辦人也存在誤解與不滿，這就給調解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三)再審案件更易上訪，對法官的調解技能要求更高。據統計，再審案件60%以上有涉訪記錄，有的就是因為法院迫于信訪的壓力，為緩解矛盾才不得不啟動再審程序，申請人通過上訪啟動了再審程序，中止了原裁判的執行，從中吃到了甜頭，再審程序中一旦感覺對自己不利或者對法官不滿就找茬再次上訪，而對方當事人也會以上訪的手段給法院施加壓力，所以當事人有了“上訪”這把寶劍作后盾，期望值也會更高。再審申請人想以再審“反敗為勝”，對方當事人更不想自己的“勝局”被再審傾覆，所以雙方當事人都把“勝”的渴望寄托在再審，法院則把“穩”的法寶壓在再審，案件承辦人必須先安撫當事人，避免發生上訪事件，在確保穩定的基礎上協調利益，找機會調解。

二、民事再審案件的調解思路

民事再審案件調解較原審調解難度更大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要想減少信訪，維護穩定，化解糾紛，就必須站在講大局的高度，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克服畏懼心理，摸索經驗，揚長避短，做好再審調解工作，提升再審調解成功率。要學會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對再審案件調解的難點，要迂回控制，正確引導，確保穩定，見機調解。同時也要看到再審案件調解的優勢，準確地尋找調解的切入點。首先，在親歷了原審過程、執行過程及啟動再審的過程后，當事人心中或多或少地滲透了法的思想，對程序法和實體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們追求的目標與法的規定更接近，承辦人以法言法語與當事人勾通相對容易;其次，再

審是以原生效裁判中止執行為前提的審判，可以利用原生效裁判，借助執行手段促和解;再次，再審案件承辦人可以通過閱卷了解案內情況，也可以向原承辦人了解案外情況，了解當事人性格特征，這對于再審調解大有裨益。據此，筆者認為，再審案件的調解，應當根據再審案件的特點，借助再審案件特有的優勢，形成再審調解的特有思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同時博采各類調解經驗，因案制宜，因人制宜，靈活調解。

(一)借鑒原承辦人的調法，做到“有的放矢”。

對于再審案件，首先要仔細閱卷，對照申請人的再審請求和原生效裁判內容找準癥結。辦案人員要盡量與原承辦人或原合議庭交換意見，了解原審判過程，了解當事人的個性，也了解原審曾經用過的調解方法，與原承辦人相互切磋，總結經驗教訓，揚長避短，設計再審調解攻略，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例如，再審申請人張某有過兩失敗的婚姻，第一次離婚是由本院審判員小李承辦，調解非常順利，當事人雙方都很滿意，張某第二再離婚時由審判員小趙辦理，數次調解都不成功，最后只得判決，但張某對財產部分的判決非常不滿，卻未在法定期限內提出上訴，案件進入執行階段，張某又申請再審。審監庭法官了解了張某的情況后，向小趙和小李“取經”，詢問調解的情況，小趙說張某太混，沒文化，態度蠻橫，所以調不成。小李則說，張某確實沒文化，不懂法，脾氣暴躁，但愛聽順言順語，調解得哄著他，不能硬拍。了解這些情況后，再審法官在辦理此案時就注意分析、把握張某的個性，針對其再審請求，對不同問題在不同時段用不同方法不同語言調解，效果很好。

(二)借助執行威力，執行與再審“相得益彰”。

據統計，再審案件90%以上來自執行階段，這樣的再審案件申請人一般為原審被告，原審宣判時不理不睬，有上訴權利卻不行使，到執行時又用各種手段抗拒執行、申請再審。對這類再審案件，首先要立足原判，為申請再審的當事人釋法、析案、明理，幫助和引導他們正確分析案情，解釋相關法律法規。對原裁判結果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案件，多做息訴工作，深入淺出地講明法、理、情，讓申請人明白，即使原審有疏漏之處，再審結果也不一定改判，如果堅持再審請求反而加深矛盾，也增加了訴訟成本。盡力幫助當

事人采取補救措施，減少損失。同時，主動與執行此案的執行員聯系，和執行員一起，以原裁判為基礎，做調解工作，借助執行中的保全措施，給申請執行的一方“上保險”，也給相對方造成壓力，同時對原審原告做“讓諒性”調解，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再審申請人撤回再審請求，執行和再審同時結案。例如，何某為杜某幫工受傷，何某自己墊付了數千元的醫療費，并造成十級傷殘，為此何、杜二人對簿公堂，法院判決杜某給付何某醫療費及傷殘補助費一萬余元，二人均未提出上訴。執行過程中，杜某向法院申請再審，法院裁定啟動再審程序。再審過程序中，審監庭法官與執行該案的執行員聯系，共同調解，為雙方當事人分析案情，講明利弊，最后，何某主動減少索賠數額，杜某承諾分期償還，為保證此案順利執行，杜某主動要求法院查封了其部分財產做為保證，何、杜二人在執行庭寫下和解協議，杜某撤回了再審請求。

(三)借用抗訴機關的地位，“釜底抽薪”。

再審案件中，抗訴案件占一定比例，與其他再審案件相比，抗訴案件有如下特點，第一，向抗訴機關申訴的當事人往往思想偏激，認為既然同屬執法機關的檢察院受理了此案，就說明法院的生效裁判確有錯誤，應當改判，而抗訴機關出庭支持抗訴，則是站在申訴人一方，幫助申訴人打官司，所以趾高氣揚，甚至認為自己勝局已定。這樣的案件調解難度更大。第二、由于很多檢察院機關把抗訴數量及抗訴改判率做為考核指標，這使得抗訴機關不得不主動出擊，尋找案源，從而迎合了一些人的僥幸心理，增加了抗訴數量，而改變原裁判是檢察機關考核的另一指標。按照《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于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精神，在制作檢察機關抗訴理由不能成立的裁判文書中，一般不使用“駁回抗訴”的表述，但“維持原判”也是與抗訴機關追求的指標背道而馳的。因此，應當利用檢察機關的這一規定，借用其在再審程序中的特殊地位，促使其參與調解，法院審判監督庭應當與抗訴機關多聯系，互相配合，勾通情況，交換意見，連動調解，給申訴方“泄氣”“熄火”，爭取調解結案，達到法院、檢察院、雙方當事人四方全勝。如付某訴鮑某和霍某交通肇事賠償再審一案，鮑某于1997年租用霍某的汽車搞運輸，鮑某在運輸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將付某撞傷，1998年法院判決鮑某承擔賠償責任，霍某負連帶責任。2003年，檢察院接受霍某的申訴，對該案提出抗訴。抗訴理由是：原判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霍某不應承擔連帶責任。審監庭法官審閱抗訴意見書后，主動與抗訴機關聯系，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實施，而該案已于1998年審結，因此不能適用《合同法》，抗訴理由不能成立，希望檢法兩家配合調解此案。抗訴機關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主動參與調解，促使霍某以車主身份向保險公司索賠，將賠償款通過鮑某賠付了受害人付某。本案調解結案，法院、檢察院及三方當事人都非常滿意，一場持續了六年的官司終于畫上了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