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遲來的正義

《遲來的正義》觀后感

“殘忍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猶使我而不忍聞······”數(shù)十年前，魯迅先生曾為劉和珍君的死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然而，當《遲來的正義》從我眼前掠去時，這句話又重新闖入我的腦海。

“位高權(quán)重的犯罪者為何逍遙法外？”這擲地有聲的詰問一次又一次鈍痛了我的心。

一個不到四歲的小女孩遭人猥褻，這是多么殘忍的現(xiàn)實，犯罪者本該受到應(yīng)有的懲罰，但在時間的推移中，罪惡成為泡影，漸漸不了了之。官方的說法很是籠統(tǒng)，“觀察再觀察，”似乎觀察就可以讓一切水落石出，就可以讓受害者自愈，多么可笑的應(yīng)付啊！

媒體的曝光讓整件事有了一個轉(zhuǎn)機。原來，那罪犯是某縣中級任命法院的副院長。事件至此，似乎讓人找到了一些頭緒，結(jié)果遲遲不能塵埃落定的原因居然是一個副院長的頭銜。警察局局長在人們的反復逼問下，終于給出個“這是中國特色”的荒唐應(yīng)付，鄧爺爺要是聽到這句話該有多么的痛心，他一手規(guī)劃的完美社會成為了“袒護罪惡”的“保護傘”，嗚呼哀哉！

我總是在想，如果媒體沒有揭露出事件的真相，結(jié)果又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受害者蒙受傷害艱難度日，犯罪者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法治社會下的黑白顛倒和本末倒置更令人發(fā)指，本是懲治罪惡，維護正義的手段卻喪失了它最初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難道我們真的要如此坐以待斃嗎？法院的副院長知法犯法，堅決應(yīng)該嚴懲不貸，何來請示上級，等待批準？

還會有多少不分青紅皂白的袒護，還會有多少申訴無門的淚水，還會有多少遙不可及的正義？值得慶幸的是，這遲來的正義維護住了一個幼女最純潔的尊嚴。“法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能只成為一張空頭支票。法治的國家里，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國。我渴望更加澄澈的天空，更加清新的空氣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需要一種來自社會的安全感。我不敢想象還有多少像這《遲來的正義》一樣的可悲現(xiàn)實，我只知道，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他不能缺少的就是良知。一旦淡漠的人心泛濫成災(zāi)，那么殘酷的刑罰也難以抵御罪惡的滔天。

我只能說，我不要死了的真實，我要活著的正義！

第二篇：遲來的正義非正義

正方的觀點：

1.從文字概念上講，遲來的正義若不是正義，就會陷入白馬非馬的邏輯錯誤。

2.從正義的本質(zhì)上來講，正義本身包含兩個含義：1.做自己分內(nèi)的事。（此點，亞里士多德，羅爾斯，蘇格拉底等人均有論述）2.糾正的正義，糾正的正義包括補償?shù)恼x和懲罰的正義，即對不義的直接懲罰，對邪惡的報復，對收到損害的補償。從這個角度講糾正的正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身就具有事后性和補償性，如果不承認其為正義，則補償和懲罰的意義就沒有了.（來源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人類最原始，最樸素的感情）。

3.從個人為權(quán)利斗爭的角度看，耶林認為，權(quán)利遭受侵犯后，如果不能去抗爭，無異于自貶人格，無異于精神自殺。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是這個道理。“國家可以為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進行開戰(zhàn)，如果單純就從利益的角度來權(quán)衡的話，那是不足夠的，戰(zhàn)爭所帶來的生靈涂炭以及給百姓帶來的種種破壞絕不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抵價的，但是，我們?nèi)匀粫榱宋覀冏陨淼闹鳈?quán)和尊嚴去抵抗。” 如果追求這種斗爭不是正義，其不是讓法律消亡，法律的信仰也將不復存在。例如，在八年抗?jié)q之后，我國取得了侵華戰(zhàn)爭的勝利，我們說，這場正義遲來了，但僅僅是因為我們的仗打了八年，就可以否認這是中華民族的正義之戰(zhàn)，否認戰(zhàn)爭結(jié)果之正義呢？

反方的觀點：

1.（從本句的出處講）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為西方法諺語，“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是從權(quán)利救濟的時效角度來說的，雖然權(quán)利的補救具有事后性，救濟性，但權(quán)利的恢復和補償必須以時效作為基礎(chǔ)。身遭迫害已是不公，若為此還要受累年訴訟之累，冤屈才得昭雪，無異于對于受害者的二次傷害。一個遲到的高等入學通知對一個曾經(jīng)渴望上學而又輟學的學生來說是沒有現(xiàn)實價值了，徒添被誤學子煩惱和惋惜而已。一個被錯判的囚徒，面對一張恢復自由的改判通知，那種痛楚和悲憐是無言已盡的。時過境遷，受傷害的人即使得到所謂的補償，于世亦無異。所以，“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表現(xiàn)了人們對于正義的即時需求。而非僅僅是對于同臺復仇的生物情感。”

2.（從正義的本質(zhì)講）從正義的本質(zhì)來看，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構(gòu)成人類生活基本的條件。對方顯然采用功利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夠達到總計所有屬于它的個人所形成的滿足的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正確的組織的，”，然而，這也是現(xiàn)代正義觀所批判的（羅爾斯），這種觀點追求的觀點無視弱者，追求總體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忽視了人之為人的尊嚴，差別和追求。按照對方觀點，正義確實可以無所謂時效，因為，即時遲來，善亦弘揚，惡亦被壓制。社會成本從善惡的角度看似乎并沒有太大減少，但是，這種冷眼旁觀的正義的伸張，卻是對遭受不幸之人尊嚴的最大不尊重。現(xiàn)代社會的正義觀，以羅爾斯為代表，認為，“保證公民自由的前提下，要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社會制度的設(shè)計只要能給最少受惠的成員帶來補償就是正義的”，換言之，人不能成為手段，要成為被關(guān)懷的最終目的。僅僅追求事后的懲惡揚善而忘記時效，其實就是將對人的懲罰作為維護社會成本的手段，卻沒有對受傷害人的關(guān)懷。正義的本質(zhì)中就包含了即時救濟的意思，因為只有這樣，受傷害的人才能有可能真正得到補償。

3.（反駁對方第三點），換言之，在今天這個辯題下，我們討論的不是要不要為權(quán)利斗爭，要不要伸張昭雪的問題，（因為正義的要求，要求對非正義行為進行懲罰和對受傷害人的補償），而是肯定了要對權(quán)利進行維護，一定要保護弱者的前提下，該不該及時進行保護的問題。這是一種時效性的價值追求，是一個應(yīng)然問題。如果對方辯友承認，正義要及時得以伸張的話，就真正的明白了辯題的意義。對方的所有煽動性言論，都僅是在混

淆爭論點，沒有對其“遲來”做對于積極追求的解釋，一切都是徒勞的。在抗日侵華戰(zhàn)爭的時候，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奮起反抗，從一開始就積極追求著打到侵略者，是對及時正義的積極追求，所以是正義的。只不過，戰(zhàn)爭的客觀規(guī)律導致了時間的拖長。就如訴訟的用時來講，一般是幾個月到幾年，是制度的設(shè)計，在本題語境下，應(yīng)當是討論訴訟制度是不是該縮短，或者對冤獄的審判該不該及時糾正的問題，而不是討論，經(jīng)過幾個月的訴訟的來的權(quán)利斗爭的結(jié)果是不是正義的問題。一個應(yīng)然的價值追求，才是這個辯題的本質(zhì)。

第三篇：遲來的正義 一辯稿

遲來，是指正義在該來能來的時候未來，（該來：對正義的來到負責？）探尋原因，我們發(fā)現(xiàn)，這種遲來往往是因為在司法執(zhí)行過程中，公檢法機關(guān)由于失職性過失造成的。當它偽正義的神秘面紗被揭開，我們發(fā)現(xiàn)，遲來的正義往往是公檢法機關(guān)對已有的錯誤審判結(jié)果的一種糾正。基于此，我方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1.遲來的正義不符合正義的形式要求，因而不是正義。

正義的外在形式要求讓壞人得到應(yīng)有的懲罰，好人得到應(yīng)有的獎賞，被害人得到應(yīng)有的補償，無辜者得到相應(yīng)的證明。但當遲來的正義到來時，當一份遲來的判決書送達時，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已截然不同。張高平叔侄案中，一份遲到的正義，讓真兇逍遙法外近十年，也讓張高平叔侄無辜承受十年的牢獄之災(zāi)。十年，罪犯可能早已在其他案件中伏法，遲來的判決無法起到懲戒他當時錯誤行為的作用，也沒能阻止后續(xù)的非正義事件繼續(xù)發(fā)生。十年，那些被蒙冤的受害者耗盡青春，妻離子散，縱使這份判決能夠洗刷他們的冤名，但道歉與金錢怎能彌補他們所失去的最珍貴的年華與親情？張高平本可以擁有家庭財富夢想幸福，但就是因為遲來的正義，讓他一趟車開了十年，失去了所有，受盡了屈辱。當正義會給當事人帶來這樣難以平復的苦楚，這樣的正義真的還是我們認識的所要的正義嗎？

2.遲來的正義背后反映了司法審判缺乏程序上的正義，因而不是正義。

在社會的各種職能機構(gòu)中，有這樣一些責任機關(guān)在被賦予至高權(quán)利的同時，就擔負著伸張正義的責任與義務(wù)，比如說我們的公檢法。而正義，不僅包含判決結(jié)果的實體性正義，也涵蓋司法審判過程中程序上的正義。正如一份遲交的作業(yè)不是好作業(yè)，一份遲來的正義反映了相應(yīng)責任機關(guān)程序上的不嚴格和其本身應(yīng)盡責任的未履行，當這些可以被稱之為正義的時候，司法的威嚴將被大大弱化，錯審誤判的例子可能會層出不窮。正義的伸張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相應(yīng)的責任機關(guān)在操作審理過程中必須秉持著嚴肅嚴謹?shù)膽B(tài)度，堅持維護程序上的正義。遲來的正義有違人們應(yīng)有的對正義的信仰，因而不是正義

正義的內(nèi)在實質(zhì)要求民眾對正義實現(xiàn)的效率程序都有判斷。這種判斷就是正義的預(yù)期，它不是個人對于是非曲折的主觀感受，而是通過遵循符合效率的程序而培養(yǎng)起的信任值。然而遲來的正義背后那漫長的等待，浪費了效率破壞了程序，嚴重挫傷了正義的預(yù)期。民眾心目中樸素的正義感逐漸占據(jù)上風，寧要以牙還牙尋求法外之法，也不愿等待法律還自己的一個遲來的公道。遲來的判決賠償說法抱歉，遲來的種種都消磨了社會對于正義的信仰，他們不是正義。

如果認為遲來的正義是正義，包容公檢法機關(guān)在程序上的責任的缺失，司法機關(guān)很可能就會在這種“包容”下逐步放低對自身職責的要求，放低自己對正義與公正的堅守。一旦司法機關(guān)被允許有不嚴格的審判過程，被允許有失責性過失，正義允許被遲來即使這遲來的會給牽涉其中的各方帶來莫大的傷害，那么這時的法律，這時的公檢法機關(guān)還能否被民眾所信任，還是否會被民眾信任，這時的正義是否還是人們所堅信的那個能夠懲惡揚善匡扶社會的道德準則？人們對司法的信仰會崩塌，對正義的認知會動搖，民眾心目中樸素的正義感逐漸占據(jù)上風，寧要以牙還牙尋求法外之法，也不愿等待法律還自己的一個遲來的公道。遲來的判決賠償說法道歉，遲來的種種都消磨了社會對于正義的信仰，他們不是正義。

第四篇：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

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

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般說來，正義和非正義是人們評價法律制度正當與否的兩個對立的價值標準。但是，相對于過于理性、抽象、含混的正義標準而言，非正義具有較為明顯的確定性和可感受性。一項法律制度設(shè)計得再合乎正義的要求，人們往往也會熟視無睹，或者認為“本來就應(yīng)當這樣”。但是，某一制度或者司法實踐一旦明顯背離了正義的基本標準，形成一種為人們所公認的非正義，那么直接遭受這種非正義的人就會產(chǎn)生深深的被忽視、被貶低、被看輕甚至被侮辱的感覺。這種感覺經(jīng)常會促使受傷害者奮起抗爭，去“討個說法”，甚至直接造成沖突的升級。因此，如果說人們對正義并不十分關(guān)注的話，那么非正義卻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不公對待的人

什么是非正義？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非正義主要是指實體裁判上的不公正。例如，法院對無罪者判決有罪，或者對罪輕者判處了過于苛厲的刑罰。當然，近一段時間以來，程序的正義受到較為廣泛的重視，一項法律決定的制作過程如果使人受到無視或者輕視，那么一種程序或過程上的非正義也就隨之發(fā)生了。程序上的不公正有各種各樣的表現(xiàn)形式，如裁判結(jié)論在制作中不允許利害關(guān)系人直接參與，控辯雙方受到明顯的不平等對待，裁判者對控辯雙方中的某一方有所偏袒，裁判者隨意地作出裁決，而不明確告知裁判的理由，等等。但筆者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種特殊的程序非正義，也就是由于正義來得過于遲緩或者不及時而造成的非正義。為了便于說明的問題，我們首先來看一個實際發(fā)生的案例。

１９８４年７月，河南某縣發(fā)生了一起兇殺案，幼童王某被他人殺死在離家不遠的玉米地里，兇器是他割草用的鐮刀。縣公安局經(jīng)過摸底排查，村民吳留索被列為重點懷疑對象。同年９月，吳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縣檢察院批準逮捕。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８日，某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吳留索故意殺人罪成立。認定的依據(jù)有三個：一是吳在公安機關(guān)預(yù)審中對其犯罪事實所作的供認；二是河南省公安廳對殺人現(xiàn)場的腳印所作的司法鑒定書，結(jié)論是腳印是吳留索所留；三是吳有犯罪的前科，曾因奸淫幼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隨后，中級法院展開公審大會，對吳進行公開宣判，判處死刑。在公判大會上，吳留索當場喊冤并提出上訴。

１８８５年４月，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jīng)過不開庭審理認為，作案工具上并無吳留索的指紋，現(xiàn)場的勘驗材料與吳的口供存有出入，因此認定案件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撤銷原判，發(fā)回原審法院重新審判。原審中級法院則將案件退回檢察機關(guān)補充偵查。１９８６年，市檢察院再次以故意殺人罪對吳留索提起公訴。市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過重新審理，再次以證據(jù)不足為由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由于一直無法補充新的證據(jù)，此案久拖不決，吳留索則長期被羈押在縣公安局看守所。

案件久押不決的情況經(jīng)新聞媒介披露后，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在各界壓力下，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案發(fā)所在地的縣法院審判庭重新開庭審理。在法庭上，吳留索否決了所有的證據(jù)，并聲稱自己無罪，當時所作的口供系刑訊逼供的結(jié)果。一個多月以后，一審法院認定吳留索故意殺人罪成立，并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注：此案曾由《南方周末》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作過報道。）

在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吳留索在法院未曾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情況下，一直連續(xù)被羈押了長達１４年多的時間。如此長的未決羈押時間在改革開放以來確屬十分罕見。對于這

一案件，當?shù)氐摹肮珯z法”很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和解釋。例如，犯罪人作案手段極其兇殘，案件在當?shù)匾饛娏业姆错懀骸肮珯z法三機關(guān)”都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破案壓力；吳留索有明顯的作案動機和嫌疑，只是定罪的證據(jù)還不充足；在當?shù)厝罕娙呵榧嵉那闆r下，將吳留索改為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等強制措施會帶來十分消極的社會影響……吳留索一直被關(guān)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一來可以對他實施“保護性拘禁”，二來有助于獲取準確的口供，以便查明真相，不枉不縱。

但是，誰來關(guān)心吳留索的命運呢？“公檢法三機關(guān)”僅憑著一些顯然既不充分也不十分可靠的證據(jù)，就將他關(guān)押在看守所，并且一直把他從青年關(guān)押到人近中年。他還要不要置地造房，娶妻生子，要不要為父母養(yǎng)老送終呢？假如“公檢法三機關(guān)”因為過于自信而把案件搞錯了，那么１４多年的羈押期間豈不就將吳留索的一生都給毀掉了嗎？作出這一假設(shè)絕非空穴來風，因為我們的“公檢法”經(jīng)常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時地“有錯必糾”。而河南當?shù)氐姆ㄔ涸诙ㄗ飭栴}上之所以再三猶豫不決，也不過是因為案件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又假定這一案件“確實”像法院屢次判決認定的那樣，吳留索在１９８４年殺害了王某，那么在長達１４年的時間里，法院一直不作出生效裁判，吳留索一直作為嫌疑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其前途、命運甚至生命一直處于不確定和待判定的狀態(tài)。換句話說，吳留索等待“政府”處理一直等了１４年，這對他公平嗎？

很明顯，這一案件令人想起了那句源自英國的法律格言：“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ｎｉｅｄ）！

有人可能對此辯駁：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只不過這種正義晚到一步而已。

實際上，遲來的正義之所以為非正義，倒不是因為實體結(jié)論發(fā)生了錯誤或者造成了實體上的不公正，而是由于實體結(jié)論的過遲產(chǎn)生而造成了程序過程上的不公正。這種正義的遲到現(xiàn)象所損害的是司法裁判的及時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這種司法裁判的及時性一般有兩個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不得過于遲緩，二是司法程序的運作不得過于急速。換言之，及時性講求的一種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過于遲緩和過于急速之間確定的一種中間狀態(tài)。在司法裁判過程中，過慢和過快構(gòu)成了與程序正義直接違背的兩種極端。

首先看過慢所帶來的后果。一般來說，裁判結(jié)論形成得過于遲緩會導致結(jié)案周期的任意延長，與案件有關(guān)的證據(jù)可能大量地流失，了解案情的證人可能出現(xiàn)記憶的模糊或者喪失，甚至死亡。即使是那些“當年”直接負責辦理案件的“公檢法”人員，也會因事過境遷而無力提供有關(guān)案件的一些必要線索。這些都會導致案件的事實真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越來越難以查明，判決結(jié)果出現(xiàn)錯誤的機率在增加。可見裁判過程的遲緩和低效率，所帶來的很可能不是公正的裁判結(jié)論。

退一步說，即使遲來的裁判仍然是正義的結(jié)論，但有關(guān)各方卻因為這種結(jié)論的遲到而受到直接的傷害。對于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押不決會使他長時間處于未決羈押狀態(tài)，人身自由受到長時間的限制，其自由、財產(chǎn)甚至生命等實體性權(quán)利也因此一直處于待判定的狀態(tài)，其法律身份和地位也一直處于不確定的局面。而對于被害人而言，案件一直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結(jié)論“真正”的兇手無法被及時地繩之以法，其隨犯罪的發(fā)生而來的報復的欲望得不到

及時的實現(xiàn)，其權(quán)益也得不到及時的恢復和補償。

這種遲來的裁判所造成的非正義對于不同的被告人、被害人所帶來的影響有所不同。但事實上，被告人、被害人往往對此都較為敏感。這種非正義感經(jīng)常使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與案件結(jié)局有著直接利害關(guān)系的人，產(chǎn)生一種受岐視甚至被拋棄的感覺。他們會據(jù)此認為，司法裁判機構(gòu)并沒有將他們“當回事”，他們只不過是國家來維護治安的手段或者工具，其人格尊嚴和應(yīng)得的權(quán)益受到了深深的忽略和無視。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不滿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終被判處什么罪，科處多少刑罰，而是在裁判過程中所受到的對待方式。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一種在西方犯罪學界廣為流行的被害人“第二次傷害”（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ｒｍ）理論，說的就是被害人因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忽略和慢待而產(chǎn)生了被傷害、不公正的感覺，這里的“加害者”可能是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追訴權(quán)的警察、檢察官，也可能是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quán)的法官。

過于遲緩的裁判是形成非正義的一種源泉。但是，司法裁判是不是形成得越快越好呢？答案同樣也是否定的。如果說裁判過遲、久拖不決會使被裁判者產(chǎn)生被慢待的感覺的話，那么，過于急速的裁判則容易使被裁判者無法充分而有效地參與裁判的制作過程，其權(quán)益也同樣會受到忽視。在以前強調(diào)“從重從快”地懲治犯罪的時期，很多地方經(jīng)常發(fā)生在短時間內(nèi)使犯罪嫌疑人受偵查、起訴、第一審、第二審、死刑復核直至執(zhí)行死刑的情況，民間甚至有案發(fā)７天后被告人被定罪并被剝奪生命的傳言。這就是典型的裁判過于快速的例證。

裁判過快會大大限制被裁判者參與裁判制作過程的機會。畢竟，程序正義的維護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加以保證的。沒有必要的時間投入，被告人、被害人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調(diào)查證據(jù)、準備防御和有效影響裁判結(jié)論方面，就很難有所作為。沒有必要的時間保證，訴訟各方在法庭上也難以展開充分的舉證、質(zhì)證和辯論，使得法庭審判往旆因此而流于形式。

裁判的急速進行對裁判者的公正形象也會造成嚴重的損害。因為裁判者在極短的時間里無法從容不迫地審查證據(jù)、聽取各方的意見和辯論，也難以冷靜地對案件存在爭議的問題進行細致的評議。根據(jù)人類生活的基本經(jīng)驗，過于快速的裁判往往是在外部壓力下造成的，因此快速裁判經(jīng)常與裁判不獨立如影相隨。這種情況一旦發(fā)生，那么法庭審理過程就將徹底失去決定裁判結(jié)論的能力，這種裁判往往與各方的參與甚至法庭審理過程毫無關(guān)系，而成為外部權(quán)威強加而來的非理性結(jié)論。到了這種地步，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就隨之喪失殆盡了。

歸根結(jié)底，司法裁判活動不應(yīng)過于遲緩，否則，“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裁判也不應(yīng)過于急速，否則，“急速而來的正義”會走向正義的反面。裁判制作過程無論是過于遲緩還是過于急速，所造成的都是程序上的非正義

第五篇：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立論稿 許統(tǒng)澤

謝謝主席，感謝對方辯友的精彩立論。對方辯友說。。

正義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價值標準，即正義具有時效性，現(xiàn)在遲來的正義與當時的正義是有區(qū)別的。從此立場出發(fā)，我方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理由如下：

一、從正義的時效性來說，正義具有相對性。好比真理只有在特定時期才是正確的，我們在判斷事物是否正義時也應(yīng)使之置身于相應(yīng)的時代背景中。我們把文革之后的沉冤昭雪、撥亂反正稱之為“遲來的正義”；卻不能說這就是“正義”。因為在個人崇拜盛行、左傾嚴重的當時，“斗私批修、打倒走資派”在大多數(shù)人的眼里就是正義之舉。也就是說，現(xiàn)在的正義不是過去的正義，即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因此，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只能說明我們擁有不斷進步的認識。

二、從正義的及時性來說，正義耽誤不起。

此辯題來源于英國的一句法律格言，它的原意為：為維護社會公正，司法裁判的結(jié)論和程序性必須是公正的。而在程序公正的問題上，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及時做出司法裁判并將這個裁判告知當事人。過遲做出裁判或過遲告知當事人都是不正義的。也就是說，正義是不該遲來的，遲來的則是二次正義，便不是正義。以趙作海案和佘祥林案為例，只有“死者復活”才使正義猛然驚醒、姍姍來遲，這遲來的正義使人多么心酸？我們常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殊不知二次正義僅是彌補、贖罪并不是正義。因為牢未破的守護與牢破后補的圈養(yǎng)這兩種行為，對牧羊主的利益影響程度便不同。就像今天我向?qū)Ψ睫q友借500元，下周還和畢業(yè)后還，500元的購買力可相距甚遠。更何況“死人復活”之事本就奇巧，而人生11載豈有眾多？人壽有限，正義耽誤不起！

當然，對方辯友可能會說，見義勇為卻沒能挽回落水者性命也算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我們想在此先澄清一點，我方的正義行為是針對行為和造成的結(jié)果而非行為者人格特質(zhì)，即見義勇為本身就是正義，未有遲來之說。因此在本場辯論中，我認為雙方都不需要討論此問題。

綜上，我方堅決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謝謝！

時效性是指信息的新舊程度、行情最新動態(tài)和進展。整體分析策略方案在一定時間階段是有效的。決策的時效性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決策的客觀效果。應(yīng)緊緊把握其時效性特點，充分發(fā)揮其時效性的功能。應(yīng)與時俱進。分析、策略的有用性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即了解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并相應(yīng)調(diào)整決策以利生存和發(fā)展。

【法庭審理講究的是有證據(jù)的法律事實，不是客觀事實，以致于一些錯案不可避免——以《肖申克的救贖》和云南杜培武案為例。

1、《肖申克的救贖》中，沒有對肖申克的刑訊逼供，而所有證據(jù)指向肖申克，以致于肖申克被判入獄。

2、在此情況下，肖申克偶爾得到證據(jù)，能夠成功翻案的話，則只有國家賠償責任。

1、云南杜培武案件中，如果沒有對杜培武的刑訊逼供，就當時證據(jù)而言，也確實對杜培武不利，可能判決有罪。

2、如果在沒有對杜培武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沉冤得雪后，亦只有國家賠償責任。遲來的正義在該來能來的時候未來，不能使人們對正義的需求得到滿足，因此不是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