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高考作文題猜------關于核能的利用[大全]

閱讀下面的材料，根據要求寫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關于核能的利用

1986年4月25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4號反應堆的工作人員違反操作規程連續切斷反應堆的電源，使主要冷卻系統停止工作。于是堆芯溫度迅速升高，造成氫 氣過濃，以至26日凌晨發生猛烈爆炸。核電站所在地區有2.5萬居民，這些居民從 26日晨開始疏散，共用了34個小時。核電站發生事故后，大量放射塵埃污染到北歐、東西歐部分國家，瑞典、丹麥、芬蘭以及歐洲共同體于4月29日向前 蘇聯提出強烈抗議。據前蘇聯官方公布，這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0億盧布（約合29億美元），如果把蘇聯在旅游、外貿和農業方面的損失合在一起，可能達到數千億美元。同時，在核事故的危害下有33人死亡，8噸多強輻射物泄漏。300多人因受到嚴重輻射先后被送入醫院搶救，電站周圍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萬人受到核輻射侵害，造成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一次災難。1986年的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事故被定義為最嚴重的7級。新華社電 烏克蘭緊急情況部13日說，已廢棄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一座建筑的屋頂坍塌，沒有人員受傷，電站周圍地區輻射值沒有變化。（2013年02月15日03:15；來源：北京晨報）

朝鮮在2月12日（中國農歷大年初三）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這是朝鮮繼去年12月12日發射遠程彈道導彈后又一次采取的自稱“不違背任何國際法的正當自衛措施”。此舉立即遭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日韓國內要求核武裝的呼聲再起，東北亞安全局勢受到強烈沖擊。要求選準角度，明確立意，自選文體，自擬標題；不要脫離材料內容及含意的范圍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襲。

第二篇：核能安全利用

核能安全利用

從1979年的三里島核事故，到1986年的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核災難的陰影一直徘徊在人類的上空。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據國際原子能總署和世界衛生組織所主導的切爾諾貝利論壇在2005年所提出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報告中，造成56人直接死亡（47名救災人員，9名罹患甲狀腺癌的兒童），并估算在高度輻射線物質下暴露的大約60萬人中，將近額外有4,000人將死于癌癥。此數據包括已診斷出的4,000名兒童甲狀腺癌會造成的死亡（依據白俄羅斯的經驗，存活率接近99%）。綠色和平組織所估計的總傷亡人數是9萬3千人，但引用在一份最新出爐的報告中的數據指出發生在白俄羅斯、俄羅斯及烏克蘭單獨事件在1990年到2004年間可能已經造成20萬起額外的死亡。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總共給蘇聯帶來了大概兩千億美元損失（通貨膨脹也列入計算）。這使得切爾諾貝利災難在近代歷史中成為最“昂貴”的災難事件之一。

美國三里島核事故由于完善的安全措施和安全建筑讓損失和危害降到了最低（五級）。但是人類利用核能的安全性仍通過這兩次核事故備受質疑，不少國家迫于輿論壓力關閉了本國的核電站，或者停止了核電的興建，世界核能的發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人們圍繞未來核能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26年后的今天，世界再次處在核陰影的籠罩之下。2011年3月11日，由于地震與緊接著發生的海嘯，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一系列設備損毀、堆芯熔毀、輻射釋放等災害事件，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簡稱“原安院”）將本次事故升級至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中最高的第七級，是第二個被評為第七級事件的事故。（第一個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這意味著本次事故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影響及環境后果”的特大事故。

自從1983年“TTAPS”小組（理查德·特科、布賴恩·圖恩、托馬斯·阿克曼、詹姆斯·波拉克和卡爾·薩根五位科學家的姓氏首字母縮寫）在1983年底的《科學》雜志上發表有關“核冬天”的理論開始，關于全面核戰的中“相互毀滅”的理論開始具備絕對的威懾性，甚至開始令人感到窒息。雖然隨著冷戰的結束，全面核戰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但是局部核戰的風險和各地興建的核電站所帶來的“核恐懼”仍然留存在人們的內心深處。至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當地依舊“談核色變”。核恐懼幾乎已經滲入他們的基因深處。

當然核電站的安全性相比核武庫來說無疑高了很多。如今的核電站，已經大多是第二，第三代核反應堆，甚至第四代核反應堆也在設計中，相比第一代簡陋的反應堆，這些新的設計無疑是被動安全的，自身也更加安全的。但是他的安全性仍然不能與他的自身收益相比。早在1972年，就有三名劫機者劫持了沿美國東海岸飛行的南部航空49號航班，并威脅要將飛機追毀于位于田納西州的橡樹嶺核武器工廠。在劫機者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前，這架飛機距離工廠高度只有約2.5千米了。

現在的核電站反應堆依舊是裂變反應，大規模開發的安全依舊無法保證，甚至可能會幫助恐怖分子制造臟彈，只有當核電站成為聚變核電站的時候，它才具有大規模開發的價值，才能真正成為“太陽”，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無盡的能量。

朝鮮半島核問題，伊朗核危機 福島安全事故

核電站的弱點 俄羅斯核武庫

臟彈

核電站在一般人的眼中都是非常堅固的目標。在美國，核電站由使用電子監控的兩排高高地圍墻包圍，在核電站附近還有許多武裝警衛巡邏[11]。核管理委員會對核電站設計時所考慮到的威脅級別是保密的，因此無法確切知道核電站能夠防守多大的攻擊力量。而且核電站緊急關閉僅須少于五秒鐘，而重啟過程則需要若干小時，這也可以嚴重牽制以釋放放射性物質為目的的恐怖力量。

在九一一襲擊事件以后，對核電站的空中打擊成為了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其實在1972年，就有三名劫機者劫持了沿美國東海岸飛行的南部航空49號航班，并威脅要將飛機追毀于位于田納西州的橡樹嶺核武器工廠。在劫機者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前，這架飛機距離工廠高度只有約2.5千米了[12][13]。

如果核電站被空中打擊，能夠防止放射性物質泄露的最重要的保護就是它的遏制建筑和導彈防御系統。目前的核管理委員會主席戴爾·克萊恩表示，“核電站自身擁有結實的結構，根據我們的研究，可以在假想的空中打擊中提供足夠的保護。核管理委員會也要求核電站操作員有能力處理大火或爆炸事件，不論事件的起因是什么。”[14]

另外，美國電力科學研究院進行了一項大性研究，對核反應堆和核廢料儲存設備的堅固性進行了測試，測試結果表明，他們可以承受類似九一一襲擊事件強度的恐怖襲擊。核電站產生的乏燃料經常儲存在核電站內部的某個受保護的區域[15] 或者是乏燃料運輸桶中，將他們竊取并用于骯臟彈中也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試圖竊取乏燃料的人暴露在強輻射下，很快就會失去行動能力，甚至失去生命[16]。

2010年9月，對震網計算機蠕蟲的分析表明它的主要目的是破壞核電站。這種網絡攻擊可以越過物理上的保安人員，直接對控制核電站的系統進行攻擊，因此這個發現暴露了核電站的一個新的弱點[17]。

核冬天

第三篇：關于核能的安全利用

關于核能的安全利用

核能作為一種清潔的可再生資源在資源逐漸枯竭的當代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重視。自核能利用以來，特別是三哩島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后，各國和有關國 際組織都十分重視核安全，而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事故再次引起全球的集體關注，由此核安全的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對于中國而言，我國政府和核安全管理當局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核安全的政策、法規和導則。

第一、對核安全與風險的再思考

核安全是安全的一個特定領域，對象是核能的利用，目標是使得放射性釋放 的潛在風險可行可控，符合和滿足核安全管理政策和法規要求。核安全除了一些 基本原則和一些具體要求之外，還有一些不常被人們提及的特征或原則，如全局性、動態性、適度性和均衡性。

第二、關于設計安全余量問題

安全管理是一個全過程, 核安全的持續改進應當從設計階段開始，核電機組 的核安全水平，本質上說是由設計先天賦予的。對于未來新建核電機組，業主和核安全管理部門都關心如何賦予它更高的安全性。在處理創新與成熟技術的關系時，我們要找到技術進步與成熟技術的平衡點，準確理解與認定成熟技術。同樣，也要考慮核安全監督要不要與時俱進的問題。

第三、核安全監督問題

核安全是綜合多種核科學的邊緣學科，它既是全局性的，又是動態的，它要 求核安全執法者能融會貫通。只會按本本執其一端，并不能從根本上提高安全水平。核安全管理必須貫穿全過程，從“預防為主”的策略出發，不能只管后果，不 問過程。核安全監督部門主要應對業主的管理進行監督。但管理本身是無法監督 的，我們監督的是管理所賴以存在的環境，同時監督管理結果以及達成結果所依 賴的過程。

第四、安全標準問題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國家制定的核安全標準是核電營運者必須做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作為核電的運行者，不能以滿足法規要求為滿足。應當不斷地追求 卓越，實現更高的安全水平。作為監管單位，在堅持安全標準的同時，更應通過提倡和鼓勵運行者建立與提高安全文化來實現更高的安全業績，而不是簡單地提高標準。

第五、安全文化問題

我們的核安全管理體系，其主體部分是規章制度。但僅有制度是不夠的。核 電工作者遵守規章，嚴格按安全規則辦事，不斷提高業務技能，同事間互相交流 的習慣，是核安全法規能得到切實遵守的重要保證。正如一個社會必須有法律，但還必須有社會公德和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為支撐，是一個道理。

第七、結語

核安全管理是一個全局性的動態過程，它既有相當穩定的法規強制性，也有 隨著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改善的與時俱進性。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如何在進一步 提升安全水平的同時提高核電的社會經濟競爭力，就需要我們把握住大局，在安 全總體要求思路中處理好個別的特殊問題。站得高，看得遠，想得細，抓得實，統攬全局，融會貫通，不拘泥于枝微末節，這應當是我們核安全實踐者應有的作風。

第四篇：論核能安全與利用

論核能的安全與利用

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電站危機”，持續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此刻，除了關注核輻射物質的不斷擴散，如何看待核能的利用，也成為廣泛議論的話題，對核電站安全的擔憂也在彌漫。

核能是20世紀人類的一項偉大發現，并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1938年，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發現核裂變現象；1942年12月2日，著名科學家費米領導幾十位科學家，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成功啟動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應堆，標志著人類從此進入了核能時代。1951年美國首次在愛達荷國家反應堆試驗中心進行了核反應堆發電的嘗試，發出了100千瓦的核能電力，為人類和平利用核能邁出了第一步。

當今，全世界幾乎16%的電能是由441座核反應堆生產的，而其中有9個國家的40%多的能源生產來自核能。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由于經濟的高速發展與能源洪應的矛盾日趨突出，同時，傳統的能源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及溫室效應嚴重威脅人類生存環境，因此，不僅缺乏常規能源的國家如法國、日本、意大利等發展核電站，而且常規能源煤、石油、水電等非常豐富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等也在大力發展核電站。

自1954年前蘇聯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電站以來，短短幾十年間，就發生了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事故、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事故和此次的日本福島事故。每一次核事故，都給當地造成了難以撫平的傷痛，在人類內心深處留下深深的恐懼。但與此同時，全球核電站的數量卻在逐年增加，核電已超過全球發電總量的17%。迅猛發展的背后，是核電巨大的優勢。從技術和經濟的角度看，容量大、運行小時數高、發電波動性小，經濟成本低；從環保的角度看，基本實現了溫室氣體的零排放。正因如此，在能源緊缺、全球變暖的背景下，發展核電成為一個重要選擇，一些原本放棄核電的國家也在重啟核計劃。

日本地震海嘯、核泄漏事件發生后，民眾對核電的恐慌正在全球蔓延。至于核輻射，民眾對其更是知之甚少。所以，日本核泄漏事故發生后，“鬧”得人們談核色變，特別是網上各種謠言不斷涌出，有的明顯有違常識，有的讓人徒增恐慌。很多人都會認為，核武器散發出的信息總是與死亡有關，但核能發展的歷史和科學的論證都已表明，核能的利用卻正好與之相反。但是依然應該引起足夠的反思。它至少表明，核電站在應急系統配套上需要“補課”的地方還有很多。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福島核危機表明，人類已到了重新審度核能應用的時候，僅有清潔是不夠的，還必須是安全的。既然“棄核”不太現實，那么如何在開發核能的同時，提高人類對核能的可控性，降低風險，安全應用，當是福島核危機給全世界的警鐘。

第五篇：核能利用存在的挑戰

摘要：人類社會對核能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地緩解能源緊缺和環境問題，但核能利用安全、健康、環境、風險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些已經逐漸成為國際社會新的不安全和不穩定因素，對國際社會構成了新的威脅與挑戰。本文著重從安全、環境、風險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分析了核能利用所引發的問題，面臨的挑戰。

關鍵詞：核能開發利用；核能安全；環境保護；風險

1.核能利用的現狀

核能利用是人類能源科技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一種清潔、低碳的能源，核能在優化能源結構促進核能減排、減輕資源約束等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1]

目前，全世界現有433座核電機組在運行、總裝機容量為3.49億kW、核電占全球總電力生產量的16.1 %。全世界已有17個國家的核電在國家電力生產中的比例超過25 %，其中發達國家核電所占比重，法國為77%，韓國為38%，日本為36%，英國為28%，美國為21%（美國在全球核電總裝機容量中所占比重為29%），加拿大為12%。近年來全世界核電發電量維持在總發電量的1/6左右，達到了可以和煤電、油電、水電、氣電平起平坐的地位，核電已經成為世界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不包括臺灣在內）有3座核電機組在運行，我國目前已投入運行的核電機組容量6700MWe，核電占全國電力生產總量不足2%。為滿足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對能源的需求，加強能源結構的多樣性，提高能源安全，我國政府已將核能作為我國能源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計劃到2020年使我國核電裝機容量達到32~36 GWe，至少占到屆時全國裝機容量的4 %。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從現在起到2020 年的15 年間增加23.3~27.3GWe 的核電容量，即新建23~27 座1 000 MWe的核電機組。這將是一個既對電力生產又對環境都將產生巨大影響的工程。

2.核能安全關現狀

隨著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對核能利用的不斷加強，核能安全問題也受到各個國家的廣泛重視。

2.1國外核能安全觀 2.1.1東盟國家

1995年12月在曼谷舉行的第5屆東盟峰會上，東南亞10國簽署了《東南亞無核區條約》，1997年該條約正式生效，成為世界上繼拉美無核區、南太平洋無核區、非洲無核區之后的第四個無核區條約。根據《東南亞無核區條約》，東盟通過有關機制以及成員國的自律，對本地區的核問題進行區域治理。[2]

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早和目前最熱衷于發展核電的東盟國家。目前印尼在東盟國家中擁有較為成熟的核技術，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它就開始發展核技術。但是印尼的核能發展由于安全問題受到了阻礙。首先，環保組織和民眾的抗議活動對于印尼的核電計劃產生了一定的牽制作用。其次，印尼政府和國會內部也不乏反對核電的聲音，他們認為印尼地處地震和火山多發的斷裂帶上，再加上技術水平限制和恐怖事件頻發，核電廠的安全運行恐怕難以保證，因此要求政府更多地考慮環境和社會責任。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鄰國政府和公眾也擔心印尼未來的核電廠如果發生事故，有可能溢出國界，殃及周邊。2007年7月，大地震導致的日本柏崎刈羽核電站發生泄漏事故，這在印尼及其鄰國引起不小的震動，也進一步加劇了周邊國家對印尼發展核電安全性的擔心。但7月19日，印尼能源與礦物資源部長布諾莫對國內外媒體表示，印尼建造核電廠的決心不變，對選址的安全性也有信心。

1992年緬甸加入《核不擴散條約》，2001年11月，國際原子能機構派出核查小組赴緬評估，認為緬甸尚未達到該機構關于保有核反應堆的最低安全標準。美國明確反對俄羅斯幫助緬甸建核反應堆，英國也對此表示擔憂。西方國家托辭技術原因，實際上擔心的卻是緬甸發展核能的政治風險。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緬甸核問題更多體現于傳統安全范疇，核能計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同俄羅斯的政治關系。

20世紀70年代泰國就探討過發展核電的可行性，但由于擔心環境污染而在1992年放棄。經過可行性研究，2007年5月，泰國政府決定將發展核電廠列入長期能源計劃。目前泰國正在制定發展核電的整體規劃，一些泰國政府官員仍擔心核廢料會造成環境污染，以及核電廠可能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這些都是泰國發展核能需要考慮的安全問題。[3]

菲律賓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有意興建核電廠，1984年，馬科斯政府曾投資20多億美元在巴丹省建成一座620兆瓦的核電廠，之后因鄰近皮納圖博火山等安全因素而廢棄，該火山后來于2001年噴發。作為東南亞國家中建成最早的核電廠帶來的深刻教訓，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安全標準、充分的經濟可行性評估和貪污對公共決策的影響，最終讓菲律賓人背上數十億美元的巨額債務。近年來，菲律賓不但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本國核能規劃的指導，而且對于加強東盟在核問題上的區域治理也比較積極，因為除了上述事件外，近年來它也感受到核污染帶來的現實沖擊。宏觀地看，菲律賓政局不穩定，反政府組織的武裝活動比較活躍，再加上歷屆政府的治理能力備受懷疑，核能發展的道路將不會平坦。

從冷戰時期直至今天的東南亞核問題，折射出安全觀念從以國家為中心到以人的安全為中心的發展，并越來越呈現安全的多維性。從安全機制的操作層面看，東盟傳統上奉行的對成員國事務的不干涉原則可能會受到來自官方或民間的要求各國政府在核安全問題上增加透明度的挑戰，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此類問題(比如核泄漏對海洋的污染)很容易造成區域性后果。未來東南亞共同體的建設，在一定意義上也將在東盟對本地區核問題的治理議程中得到反映，并且有關的國際制度在東南亞核問題上所承擔的安全功能也越來越得到重視。2.1.2西方國家

上世紀美國核能工業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跌宕起伏的過程。五六十年代時期，美國核能處于起步和迅速擴張階段；[4]但是，隨后經濟利益與公眾支持發生了明顯的轉向，核能技術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多；七十年代后期，美國公用事業公司便沒有再訂購新的核電站。在美國核能命運起伏的過程中，美國核工業管制體系發揮了超出預料的重要作用。美國核工業管制體系的演變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6 年至 1956 年，美國核工業管制體系的初步建立；第二階段是 1956年至 1962 年，Price-Anderson法案的通過與管制體系的調整；第三階段是 1962年至 1979 年，AEC的后期與 NRC時代的到來；第四階段是 1979 年至今，美國三里島核事故的發生與美國核能工業的衰落。在整個期間美國共出臺過4部法律，1946和1954年的兩部《原子能法》、1974 年的《能源重組法》以及1980 年的《核安全、發展和演示法》來進行核能發展的安全管理和監管。上述可見，美國核工業管制體系的整個演變過程主要體現為機構的設置及其職能的調整，以及管制程序的變化。

澳大利亞地理位置較為特殊，靠近于南極上空臭氧層，對于人類活動造成溫室氣體的排放所帶來損害的體會特別深刻。從安全角度限制了澳大利亞過早開發核能。但是有關實踐反映了核能的使用對于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緩解對于傳統能源的依賴，澳大利亞總理于 2004 年表示，在能源的白皮書中政府也將充分考慮核能因素。澳大利亞屬聯邦制國家。從聯邦法律層面來講，澳大利亞主要通過以下法律規范核能開發和利用活動，進而確保核能的安全：作為《南太平洋無核區公約》的締約國，澳大利亞聯邦在 1986 年頒布了《南太平洋無核區公約法》，嚴禁在澳大利亞制造、試驗與擁有核武器，也嚴禁研究與發展核武器。1987 年《核不擴散保障法》創立了一個保障體系，為澳大利亞履行公約以及與 IAEA 簽訂的雙邊協議義務提供了法律基礎。該法規定，在澳大利亞禁止制造、試驗與擁有核武器或者研發與核武器有關的產品。

法國向來非常重視核能的開發、利用以及安全問題，因此其法律制度也相應地發展得比較完備。法國政府對于高放射性廢物的安全管理問題高度重視。法國議會針對放射性廢物的安全管理問題，在1991年制定了一項法律，要求利用15年時間對放射性廢物的安全管理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且提出了三個重點研究方向：分離嬗變、深層地質處置、地表長期貯存。法國完備的行政法規體系保證了核安全和輻射防護的高水平。

整體上看，西方國家健全的監督管理體制、法律法規體制以及注重保護公民利的出發點，極大促進了西方國家核能的安全發展。但是在強制性、責任明確、國協作方面也存在一定問題，所以才會有部分安全事故的發生 2.2國內核安全觀

根據國務院批準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年至 2020 年中國計劃新投產核電裝機容量約2300萬千瓦，核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4000萬千瓦。在如此大規模開發利核能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安全顯得至關重要。[5]“科技加法律”是世界各國保障核能安全的通行做法。現階段中國核安全主要存在如下問題：中國核安全監管基本法長期缺位；核安全文化的缺位；核安全政府管理職能混亂。因此我國提出了一些關于保持核能可持續發展的核安全與環境安全對策：不斷地加強和完善有關核能發展、利用的核安全與輻射環境安全立法;吸取發達國家經驗，保持與國際接軌，結合國情加強和完善立法工作；不斷地加強和完善國家的核安全與環境安全獨立監督管理體制和監管能力;嚴格地依法對核設施進行有效的核安全與環境安全監督管理，確保工作人員、公眾和環境的安全。

3.核能利用與環境保護

3.1核能對環境保護影響現狀

與燃煤火電廠相比，核電站對環境的影響主要是放射性污染。在早期，核電站每年排出的廢水放射性強度較高，一般為幾居里到幾十居里。但20 世紀70 年代后期以來，年排放的放射性強度大大降低，一般小于5 居里。[6]

在正常情況下由于核電站采用多重屏障保護，其對環境的放射性污染很輕微。即使生活在核電站周圍的居民，從核電站排放的放射性核素中接受的輻射劑量，一般也不超過本底輻射劑量的1 %。只有在核電站反應堆發生堆芯熔化等罕見事故時，才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目前我國使用的核反應堆為壓水堆，它有4 道安全屏障，在設計上層層把關，縱深設防，萬無一失。因此，盡管反應堆有較大的潛在危險，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安全措施，相對而言它比火電更安全。自民用核電站誕生以來，全世界也只發生過2起較大的事故：1979年美國的三里島和1986 年前蘇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而且這2 起事故均系人為操作失誤引起的。

核電可能產生的放射性污染物主要是放射性廢水、放射性廢氣和放射性固體廢物。[6]1 座100 萬kW核電站，1 年卸出的乏燃料約為25t，其中主要成分是鈾和钚等重金屬。經過后處理提取其中的鈾和钚以后，就減少到10t。相對于燃煤火電，核電所排廢物量是很低的。由于核廢料中的放射性元素會衰變成非放射性元素，因而它們的毒性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小。在實際運作中，由于核燃料在反應堆內外的整個循環過程中都采取了嚴密的隔離措施，因而它的毒性對環境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比燃煤電廠要小得多。低放射性強度的放射性廢物，通常經凈化處理后可直排入環境中，而中、高強度的放射性廢物則必須進行固化處置后埋入地下，讓其放射性核素在較長的時間里自然衰變，逐漸降低其放射性至環境能接受的水平。中、高放射性廢物的處置費用較大，但其數量甚少。高水平放射性廢物和長壽命超鈾廢物產生量更少，主要來自核燃料后處理中產生的高放廢液。

我國秦山和大亞灣兩處核電站從澆灌第一罐混凝土開始至首次并網發電, 運行至今核燃燒組件包殼完好，蒸汽發生器管束無泄漏，無超標排放事件。綜合十余年環境監測和劑量評價結果表明：核電廠的正常運行和檢修未對周圍環境產生任何可察覺的影響。對周圍公眾造成的最大個人年有效劑量當量僅占國家限值的0.2%，由溫排水排放所引起的海水溫升未超過國家標準，對海洋生態沒有帶來可以察覺的影響，核電站的運行沒有引起周圍輻射水平的任何變化。這說明，我國已具備建造和安全運行大型核電站的能力，在核電站建設、核設施安全方面，我國有一整套核電安全保障制度。核電站建造、運行和檢修也都有一套嚴格的核設施安全許可證制度，我國的核能利用對環境的影響在可控水平之內。[7] 由以上論述，現在的核能應用，在安全性上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核事故對環境產生影響的幾率大大降低。而且核能可以明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核能利用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水和放射性廢氣較少，主要為乏燃料及放射性固體廢棄物，但經過適當的處理處置，相應的環境保護措施的完善，其對環境的影響也是很小的。核能可以說是一種清潔、高效、經濟的能源。3.1核能的環保對策

我國主要通過行政、法律、經濟、技術和教育五個方面的措施來強化核能利用中的環境保護。[8]

在行政措施方面，嚴格實施對于核設施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及評審程序，嚴格實施 “三同時”制度及建設過程中的檢查和建設后的驗收。對于核電廠的選址、建設、首次裝料、試運行、運行、應急計劃等的全過程，進行監督管理檢查，規定了嚴格的審批程序，許可證制度。為了做好環境影響報告書的審批工作，國家環保局聘請了一批有權威的單位和水平高的專家組成了“專家技術評審組” 和“專家評審委員會”，他們發揮積極良好的作用。

在法律措施方面，國家正在不斷地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2003 年10 月實施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目前正在草擬和組織修訂相關的法律法規。[9]國家環保局還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核廢物管理的環境政策。不久的將來一個完整的管理法規體系將建立。

在經濟措施方面，我國借鑒國外的經驗，對核廢物管理也將采取“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將把廢物的貯存、處理、處置費用納入到電費之中。

在技術措施方面，我國采用與國際上一致的基本要求，即“從搖籃到墳墓”的防護，也就是輻射防護貫穿整個核能利用中核燃料循環的生命周期。這個生命周期一般包括：放射礦開采加工、核燃料加工處理、核電廠反應堆、乏燃料處置。在整個生命周期內，輻射防護需貫徹“實踐的正當性、輻射防護最優化、個人劑量限值”三個原則。具體措施總是采用“減少受輻射時間、增加與污染源距離、采取實物屏蔽”三種方法。而從污染因子方面考慮，就是采取這三種方法減少α、β、γ射線對職業人員及公眾的內照射（食入、吸入和皮膚攝入）和外照射。[10]

在教育方面，主要在于兩方面：一是培養相關的專業技術人才，對在崗的核從業人員進行系統的培訓，確保核能的高效、安全生產，也保護工作人員自身。建立良好的核安全文化；二是提高公眾對核能的正確認識；要使他們真正了解核能利用的必要性、廢物產生的必然性和管理技術的安全性；打消他們因為缺乏相應知識而產生的對核能的不必要的恐慌心理，促進核能的健康發展。

在國際上，為了減小核能利用對環境的影響相應地出臺一些環保公約，其中最重要的是“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管理安全聯合公約”，它是當事國之間有關放射性廢物安全管理，以及保護個人與環境免受放射性潛在影響的主要國際法約定，它揭開了國際核安全活動的新的一頁。公約將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融入到目標體系中，將具體目的歸納為3個方面：通過加強國家措施和國際合作，包括在適當情況開展有關安全的技術合作，實現與維持全世界乏燃料管理與放射性廢物管理的高水平安全；[11]在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和愿望而又無損于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與愿望的能力的前提下，確保在乏燃料和放射性廢物管理的一切階段都有防止潛在危害的有效防御措施，以便在目前和將來保護個人、社會與環境免受電離輻射的有害影響；防止乏燃料或放射性廢物管理的任何階段發生有放射后果的事故和一旦發生事故時減輕事故的后果。

4.核能利用的隱患與風險

核能相比其他能源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被許多人視作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和能源安全的替代方案。但在核能利用給人類帶來巨大收益的同也伴隨著各種潛在的隱患與風險。

核能開發利用的潛在隱患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自從上世紀50年代人們和平利用核能以來，核能利用大國已經發生了多次嚴重的事故。比較著名的有：1979年，美國三里島核電站2號反應堆放射性物質外泄事故；1986年4月26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爆炸事故；2011年3月，受地震影響發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7級核泄漏事故。一方面，核能技術是現代社會進步發展的需要和必然產物；另一方面，核能事故的發生和危害進一步強化了現代社會的風險屬性，導致了現代社會新的風險積累和全球擴散。4.1核能的風險認知

現代風險研究主要有三種方式：風險分析、風險認知和風險政治化。早期的風險研究表明，風險產生后果的恐怖程度是決定公眾對各種風險事物認知和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同時，由于收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個人、集體、國家對風險的認知也是不同的。[12]

從國家層面來說，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收到溫室效應影響，核能利用在世界各地開始蓬勃發展。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20多個國家都出現了對發展核能加大支持力度的情況。但在日本3.11災難發生之后，各國都開始重新審視發展核能相關的風險。按照調整幅度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繼續擴大核電建設規模的國家，以法國和英國為代表；第二類是按照既定計劃審慎發展的國家，以美國和韓國為代表；第三類是宣布棄核的國家，以德國為代表。

從個人和集體層面來說，對核能風險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收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響，如性別因素，距離因素，社會階層因素。性別可能是影響公眾對核能態度最顯著的人口統計學因素，男性和女性對風險，比如核能的建構和理解多有區別：男性多把該問題理解成一個科學和技術事情，因此女性在考慮核能風險和效益的比較上明顯的偏向于風險，而男性更多關注核能的正面效益，更多的支持發展核能。通過在英國核電站附近的社區研究表明，核電站周圍的人們對核電站持有一種復雜的態度，“安全、受益、威脅與不信任并存，對核電站的存在是一種不情愿的接受，另外沒有過度擔心”。但有一些研究表明，靠近核電站的社區要比全國范圍內的數據更支持發展核能，因為靠近核電站的社區會由于經濟效益的原因更加容易接受核電站。社會階層的不同也會影響對核能風險的認知。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人比較低教育水平的人對發展核能態度更加積極，他們普遍對核能感受到更多的收益，更低的風險。1995年在韓國開展的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示，隨著被訪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感知到的核能風險越低，但是感知到的核能收益卻越高。

4.3核能的風險治理

風險社會的來臨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境況，也勢必改變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適應全球化時代“風險的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觀念日益興盛。

在核能風險全球治理領域，各國在進行國內治理的基礎上，在國際層面已經形成一定的合作協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國際社會形成有關核能安全以及核能風險治理方面的多邊國際公約，為各國在核能風險全球治理中的協調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國際法基礎。目前已形成的最重要的國際條約有《核安全公約》、《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廢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核事故或輻射緊急情況援助公約》和《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二是通過相關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各種職能活動來實施和推進核能風險的全球治理。這方面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就是國際原子能機構。該國際組織長期致力于核能風險治理的基礎建設和指導服務，幫助或督促各國加強核能風險治理和相互之間的國際合作。根據實踐發展，國際原子能機構不斷地調整、開發新的工具，推進核能開發利用上的支持、指導服務。三是核能利用的有關國家開展各種雙邊和多邊活動，以解決核能風險治理中的各種具體協調合作問題，如兩國之間就具體的核能活動通過雙邊談判和協定開展核能安全信息的交換等。

盡管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核能風險全球治理的一定體制基礎和實踐，但是，隨著核能開發利用的迅速發展，以及國內和國際環境中各種因素的變遷，核能風險治理方面的國際框架結構未能充分地適應與涵蓋現實發展的需要，核能風險全球治理的現有體制尚存在著以下缺陷與不足:第一，核能安全方面的國際公約只是為締約國確立了基本的框架義務，沒有確立明確具體而且有約束力的核能安全標準等方面的義務。第二，對主權國家境內的核能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方面的風險治理，無論是國際公約還是國際原子能機構均沒有確立強制檢查監督的機制。第三，在核能風險的全球治理方面，國際社會尚未形成合作預防和利益協調機制。第四，核能風險的全球治理需要多元主體的積極參與和推進。第五，核能風險的全球治理有賴于各國相關治理能力的培養和提升，而這種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金、技術、經驗等方面的相互幫助與共享。

為了應對解決核能風險全球治理不足的問題，目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從已有的國際法規范和實踐的分析入手，為核能風險全球治理機制的生成和發展確立現實可靠的基礎、恰當的路徑和必要的動力。

5.結論

發展核能是確保能源供應安全、優化能源結構、保護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保障核能利用安全是實現核能與核技術利用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但同時核能風險已經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中的新的不安全和不穩定因素，對人類、環境安全以及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構成了新的威脅與挑戰。面對隱患與風險，對核能安全環境的監管，風險的治理還存在著較大的不足，因此要創新監管理念、方法和舉措，加強核安全國際規范、標準等的約束力和普遍適用性，擴大非政府國際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參與，才能有效地應對核能開發和利用所帶來的風險。

參考文獻

[1]熊本和．世界核電的現狀與未來[J]．國防科技工業，2001年第4期． [2]周彥，李耀華．中國能源困境淺析[J]．江西化工，2004年第4期． [3]朱月龍，秦山核電站十年的環境監測與評價[A]．全國放射性流出物和環境監測與評價研討會論文匯編[C]．

[4]倪士英．核能利用及其對環境的影響[J]．能源工程，1995年第3期． [5]李奇偉．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廢物管理安全聯合公約_述評[J]．輻射防護通訊，2004．10．

[6]張坤明，中國核能與環境．專論．

[7]趙仁愷，發展核電對減排二氧化碳的貢獻[J]．核科學與工程，2003 年3 月． [8]謝滿廷．核能是安全清潔能源[J]．太原科技，2009（2）．

[9]葉奇蓁．關于中國核能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J］．中國核工業，2009（11）． [10]張意軒．核電：安全第一[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03-17(1)． [11]韓冰，姜巖．讓人類和平安全利用核技術[N]．新華每日電訊，2010 － 04 － 16(3)．

[12]崔民選．《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1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