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桑蠶產業鏈模式探究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桑蠶產業鏈模式探究

三、擬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

利用網絡、圖書館、期刊雜志等途徑查找與桑蠶產業經濟相關的資料。認真研讀、分析，了解我國桑蠶產業目前的狀況，以及

（2）實地調查

我小組將深入到調查地——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進行實地調查。走訪縣區內桑蠶養殖戶的桑蠶飼養情況，及當地的整體的經濟運營模式。

（3）問卷調研

本課題在以下方面使用問卷調查法，對問卷的處理抓四個關鍵性環節：問卷的設計、小樣本預試、信度和效度分析、問卷的修正。

（4）深度訪談法

選取幾家具有代表性的農戶，對他們分別進行訪談。主要運用問答方式具體了解每一家桑蠶養殖情況。

（5）數據分析法

在我們已經擁有的實地調查數據基礎上運用數據處理軟件將數據進行分析整理成表并制作成清晰直觀的條形統計圖或餅狀圖。結合所學專業知識運用經濟學的模型處理數據。

（6）比較分析法

通過對環江毛南自治縣桑蠶產業與國內各省桑蠶產業比較，以幾個典型的桑蠶產業強省為依據，揭示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國內外形式變化，借鑒先進經驗，為桑蠶產業產業發展和研究提供借鑒。

二、可行性分析

1.選題可行性

桑蠶生產是種植、養殖、加工、服務、貿易等系統之間相互依存、緊密聯系、協同作用的多產業耦合體，這樣的產業構成特點，推動桑蠶產業持續、高效發展近年來，各省政府把打造桑蠶產業作為一項增加農民收入的優勢產業來抓，出臺了一系列激勵優惠政策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但是，基于這樣的一系列優惠政策之下，環江毛南縣卻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產業鏈，促進自己的平衡發展。本小組基于這樣情況來調研分析，探究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產業模式。

2.資源可行性分析

本小組成員中，有家在毛南自治縣的。這就為我們的調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人力物力條件。就筆者所了解的情況來看，桑蠶產業在全國范圍迅速崛起,各省都有可借鑒的成功經驗，這就為我們的調研提供了十分真實可靠的依據。

3.阻力分析

由于本次社會實踐考察的特殊性，在實際考察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阻力。一些當地居民有可能對外來的考察組有戒心，因而不愿意配合我們的調查。對此，我們制定了十分完善的應對措施：

我們會派出具有良好溝通能力的女生做當地居民的工作，說服他們配合我們。

充分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與傳統習俗，在社會實踐活動進行當中應十分注意禮貌。

制定完善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確保社會實踐活動的順利進行。

4.團隊優勢

（1）時間優勢

本次調研的全過程持續一年，所以我們會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調研，我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中。

（2）專業優勢

本次研究小組的成員大多來自經濟學院，與本次調研的內容關系密切，還有法學，管理專業，具有專業互補的優勢。在相關專業的學習中，積累了一定的專業知識，為課題的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礎，具有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掌握了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3）合作精神

調研小組成員分工明確，團結協作，并且都具有參加學術

研究和社會實踐的經歷。幾個成員各有所長，相互了解，能夠很好地進行溝通交流，便于調研的開展，團隊整體素質高，無論是身體方面還是思想方面，是開展實踐活動十分重要的基礎。

（4）設備齊全

攜帶錄像機，照相機，錄音筆，地圖，導航儀器，調查問卷，建立郵箱和QQ群，以方便交流和記錄具體事宜。

我們組特地聯系了具有多年指導學生URTP經濟學院名師——老師。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組的調研活動將會系統化、有序化的進行。我們的工作開展將會很順利。

此外，本次調研所需的全部物資，全部由專人購買，并開具有效的發票，確保活動公開公平的進行。

第二篇：環江毛南族自治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典型案例匯報

為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和自治區關于加快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部署要求以及《中共河池市委員會辦公室、河池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印發<河池市“十三五”期間推進“十大百萬”扶貧產業工程的實施意見>的通知》精神，加快推進我縣2017年“十大百萬”扶貧產業工程各項工作的落實，我縣脫為助推扶貧攻堅產業開發，著力破解貧困村村集體穩定經濟收入問題，實現貧困村村集體每年有穩定收入，采取了以下措施和辦法：

一、引進新型特色產業光伏發電項目

（一）環江縣12個鄉鎮，143個行政村，大多地處大石山區，交通閉塞，經濟基礎薄弱，除個別村集體有房屋、門面出租外，絕大部分村沒有集體經濟收入，全靠上級財政補貼辦公經費維持日常運轉。為確保貧困村有穩定的集體經濟收入，2016年9月份，我縣立足資源開發，引進新型特色產業光伏發電項目，通過縣財政調劑資金，為全縣60個貧困村，每個村安裝5千瓦裝機容量的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并于11月份并網發電。每安裝5千瓦光伏發電項目，每村每年集體經濟收入（光伏發電收入）可達7000元左右；同年12月份，又為大吉、儀鳳、琳瑯、豪洞、肯蘭等5個村每村追加100千瓦光伏發電項目，使這5村每村光伏發電項目達105千瓦，預計每村每年集體經濟收入（光伏發電收入）達14萬元左右，連續可收入25年。

（二）為使其余55個貧困村村年集體經濟收入全部達到2萬元以上，今年，我縣又擬為55個貧困村每村擴建一組45千瓦裝機容量的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使55個貧困村光伏發電項目每村達到50千瓦，年集體經濟收入達到7萬元左右，連續可收入25年。

（三）光伏項目的引進，使貧困村村集體經濟收入有了較好的發展，也為我縣發展村集體經濟收入探出了一條好路子。為使其他非貧困村村集體經濟收入也得到發展，下一步，我縣將探討嘗試“黨建+光伏+村民入股”的形式，由村委會牽頭成立合作社，村集體與村民投資入股，合作社統一管理，村集體與村民按股份平均分利的形式，使入股村民長期得到穩定收入，也使村集體經濟得到穩定發展。

二、出臺扶持貧困村農民專業合作社政策

2016年，我縣出臺了《環江毛南族自治縣貧困村農民專業合作社補助資金管理（試行）辦法》{環政發[2016]42號}，擬對我縣60個貧困村每個貧困村補助一個村級農民專業合作社10萬元，用于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規模化生產經營，提高組織化程度和服務能力，促進農業產業開發和壯大；同時要求貧困村后援單位安排1萬元以上資金作為行政村集體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股金，讓合作社正常運行，發揮聯農帶農利益聯結作用的同時，讓村集體也有一定的股份收入。

通過培育和指導，我縣60個貧困村已有48個貧困村成 2 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類型有種植、養殖、服務、加工等多種形式，下一步，農經局將更努力培育經濟能人、回鄉大學生和復原軍人等在貧困村創建合作社，爭取每個貧困村都覆蓋。

三、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縣村集體經濟發展取得較好效果的是光伏發電項目，從總體上看，全縣村集體經濟整體實力還比較薄弱，發展后勁不足，發展中面臨很多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基礎薄弱，先天不足。在落實家庭承包責任制和開展林權制度改革過程中，我縣絕大多數村只強調“ 分”的一面，而忽視了“ 統”的作用，不僅沒有保留集體經營的土地、山林，而且把一些適宜集體統一經營的項目也平均分包到戶，甚至把積累的集體資產也拆分殆盡，村集體經濟從此退回到近乎空白的境地，失去了發展經濟的重要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重新發展集體經濟自然困難重重，特別是地理位置偏僻、既無資源可供開發利用，又無人才資金等優勢的貧困村，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就更加艱難。

（二）是村級領導班子素質不高，年齡結構、文化結構不合理。有的長期處于軟弱渙散狀態，有的村干部一提及發展，往往過分強調缺乏資金、人才、技術等客觀條件，不能立足已有的土地、資源等優勢求發展，很好地帶領群眾發展集體經濟。

（三）是資源沒能得到充分利用，閑置、浪費現象嚴重。

（四）是產業帶動無助集體經濟發展。部分村除傳統的 3 種養殖業外，大力發展了特色產業，為業主和群眾增收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集體經濟從中受益甚微，甚至沒有受益。有的村雖然成立了合作社，但沒有規范化運作，沒有形成集約化經營，村集體也沒有參與其中，更沒有任何受益。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對于鞏固農村基層組織，發展農村各項事業，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意義重大，我們一定要理清思路，找準切入點，實現集體經濟發展的健康和持續。

1、以促進農民增收為切入點，發展集體經濟。農村經濟發展既要立足進富農戶，又要立足于壯集體，兩者不可偏廢。一方面，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要致力于促進、帶動全體村民致富，在服務村民中實現集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村民在增加個人收入的同時也要自覺地參與和支持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因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了反過來又能夠為村民個人發家致富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

2、以發揮比較優勢為切入點，發展集體經濟。因我縣各鄉（鎮）、各村在交通區位、經濟基礎、資源稟賦以及農民素質等方面的情況不一。因此，在發展村級集體經濟時，不能只套用一個模式，而必須充分立足當地實際，以項目開發為載體，發揮當地比較優勢，合理有效地利用當地資源，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不斷增強村級集體經濟實力。

3、以優化發展環境為切入點，發展集體經濟。一是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列入農村經濟工作的總體規劃中，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制定好本地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規 4 劃，合理確定指標，組織職能部門抓好實施，并從信息、人才、技術、立項等方面給予幫助。二是各級財政應從支農資金中拿出一部分作為發展集體經濟的周轉金，金融部門應發放一定的貸款扶持發展集體經濟，在稅收、工商管理上，對村級興辦的集體企業和各種經營項目適當給予減免。三是對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干部制定獎勵政策，使村干部的報酬增長與集體經濟的發展、集體積累的增加有機掛鉤，形成內在的激勵機制。四是要借助外力發展壯大集體經濟，通過招商引資，聯合開發等形式，大搞資源開發與利用，增加集體經濟收入。五是加強對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典型事跡的宣傳，形成發展集體經濟的良好社會氛圍。

4、以加強管理為切入點，發展集體經濟。一是在集體經濟發展后，必須加強管理，兼顧積累與發展的關系，既要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為村民辦實事，搞好基礎設施環境建設，辦好教育、養老、醫療等公共福利事業，使他們切身感受到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帶來的好處，增強他們對村兩委班子的信任感。同時，還要考慮集體經濟的擴大再生產，經營好村集體經濟項目，抓好集體經濟的管理，為村集體提供長遠、穩定的經濟收入。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農經局

2017年5月25日

第三篇：在環江毛南族博物館見習的心得體會

本學期我們上了《民族學概論》、《博物館學概論》等課，為了配合教學研究，增加我們的專業實踐能力與田野調查能力，擴寬我們的視野等，今天周末，我們10級歷史班與11級歷史班一起去環江毛南族博物館進行了相關考察與調研。

早上八點多時我們從學校出發，九點多后到達了環江毛南族博物館的門口了。

首先進入大門就是一面人頭面雕，之后在解說員的帶領下，我們到了第一展區觀看有關毛南族的一些民俗節目。在第一展區里，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毛南族“肥套”節的介紹，其中還有關于肥套的幻影過程，然后就是一些毛南族的民間棋藝，有飛行棋、皇棋射棋等，還有毛南族的傳統體育馬革球、分龍節、祭文等。在第一展區里，我們了解了毛南族是由先秦時“百越”的一支，隋唐時的“撩人”發展而來的，1956年12月被正式確認為單一民族，稱“毛難族”，1986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改為“毛南族”，并于1987年11月28日正式成立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同時，毛南族是全國人口較少民族之一，全國約有10萬人，其中在環江境內就約有6萬人，聚居在環江上南、中南、下南地區，以及川山、水源、洛陽等鄉鎮。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語言和民族文化，毛南族還愿儀式儀式在毛南語里就叫“肥套”，至今仍保留這近乎完整的原生態文化形態。在這之前，我曾上網查閱過這方面的資料，不過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在看過那個“肥套”的幻影成像過程后，我發覺這與平常我家鄉下那里的祈愿，“去霉”等儀式有點相似，我想，應該只是他們在舉行時的唱法與詞語不同而已吧，也是兩個主要的道公在桌子前做儀式，同樣也要準備應有的牲畜，做相應的糕點.我們如此說來，我們國家一些少數民族的很多風俗都是相似的，可以說融匯貫通吧！

第二展區是有關銅鼓的制造還有花竹帽的編織。其中銅鼓的制造法有失蠟法鑄造、泥型合范法鑄造，都要經過十道程序等。我站在那里看著視屏講述時，無不為我們民族所創造的知識感到驕傲，同時也覺得在現代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國家的一些民族文化傳統已經在消逝，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尊重與保護他們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三展區是講述有關毛南族的一些生產、生活用具，婚俗習慣，服裝展示，石雕等。其中的婚姻習俗那里就講到了我們國家所特有的“八字”，在毛南族里，不管男方先看重女方，還是雙方都認識或互不認識，都有托媒人求婚或牽線搭橋的婚俗。牽線后雙方若愿意，就請先生算“八字”，八字若是相克相沖，就不能結為夫妻，要給女方退回八字。八字若是相生相合，媒人便約定雙方在某日到某地“相親”，讓彼此進一步認識了解。而后，還給媒人“送典”，給女方“送牛錢”，女方“踩門”，公婆送“哄媳婦錢”等，最后雙方商定舉辦婚禮事宜。這在中國的大多數地方來說，其實是差不多的，鄉下的很多婚禮還保持著原來的習俗，而這很好的反映了我們祖先古時的習慣。

在結束了博物館的見習后，我們在環江縣城里逛街，了解環江最著名的的“五香”是：香豬、香鴨、香牛、香粳、香菇。也進了一些特產店去問價錢，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貴。就那么大點香豬，就四百多塊了。我知道隨著當地經濟的發展，發展得越快，在某些地區的一般特產店，價錢都會是這樣，它已經在市場上形成了一種無形中的價位，就如我們巴馬的香豬一樣，而這不是我們國家所能調控的，只能以輔助引導，關鍵還是我們國家的一些制度，體制問題。而我們還有兩年就畢業，到時候，我們所能做的，雖然改不了現狀，但我們應盡自己的責任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即使做不了偉人，我們依然可以為社會盡我們微薄的力量。

以上便是我此次考察所獲得的感想。

第四篇：城中村村民自治的現狀及其發展模式探究

城中村村民自治的現狀及其發展模式探究

——湖南黎托村的調查與思考

劉建榮

黃祺

中文摘要：村民自治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基層民主形式。它對于整治和改造城中村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有利于促進促進城中村物質文明的迅速發展，政治文明的廣泛深入，精神文明的健康進步和生態文明的積極推進。但村民自治在城中村實際運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基于此種現狀，筆者試提出建立一個“規范、務實、民主、廣泛”的城中村村民自治發展模式，以求對城中村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村民自治

城中村

現狀

發展模式

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指出：發展基層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必須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村民自治機制，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完善民主管理制度”。[1] 村民自治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基層民主形式，因此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許多農村在短短20年間改變了傳統格局和治理模式，但由于短時間城市化的不徹底，這些農村原有的地緣、血緣結構未被瓦解，使之成為既不同于傳統農村社區，又不同于現代城市社區的“過渡型”社區——城中村。據2002年10月31日的《南方周末》報道，西安市有417個城中村，涉及42萬人；太原市有75個城中村，涉及12萬人；連小小的紹興市都有45個城中村，涉及人數將近15萬人；杭州與石家莊僅市區內就分別有60個與45個都市里的村莊等等。可見，這種特殊形態的農村已經成為我國城鄉轉型過程中一道獨特的社會景觀。但縱觀學術界關于“村民自治”的文章，較少有學者專門在城中村視角下談論“村民自治”，但城中村現象日益增多，城中村問題日漸突出，顯然研究城中村的村民自治有其現實和特殊意義。本文則主要論及城中村村民自治的作用，以及在現實實踐中存在的不足及解決的基本思路。

一、城中村村民自治的現狀

（一）城中村村民自治的作用

1.村民自治促進城中村物質文明的迅速發展 物質文明指的是通過改造自然的積極成果所表現出來的人們物質生活的進步狀況[2]。在城中村，物質文明集中體現為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自治通過實現廣大農民的政治民主權利，調動各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快城中村經濟發展，促進城中村物質文明的迅速發展。阿馬蒂亞·森的人為政治自由的建設性作用就能夠有效地刺激經濟需求，促進經濟的發展。[3]我國現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下產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經濟上的自主權，而經濟上的自主權引發了農民對政治自主權的訴求。村民自治權是農民經濟自主權在政治領域的反映，是農民真正當家作主的體現。傳統農村的村民與城中村的村民相比，前者是以種田、種地為生，而后者由于賴以生存的田、地被征作城市建設，轉而以少許自留地、房屋出租為生，因此村民自治對城中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民主直選的村委會和村民委員會來保障失地村民的合法權益，化解征地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按照村民意愿對本村統一規劃，對村集體自留地統一經營，壯大村級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湖南黎托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踐行了城中村村民自治的基本功能。黎托村村委會把握城市化契機，規劃建村，將爭取來的454畝村留地和7個組村民自愿上交的共計324畝自留地統一交由村里規劃辦證，統一出租經營，村里配套投入近60萬元對集約土地進行了改造提質和平整，實行風險共擔、利益均沾，村民得到實惠，共同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寬，至2002年，該村全年完成工農業總產值4752元，完成上繳國家稅收54萬元。村民收入穩步提高，2002年，年人均純收入達到了4843元；自2002年以來，該村年GDP經濟增長率超過15%，2006年該村上繳國家利稅超過100萬元，年人均純收入6000多元。全體村民在村委會的帶領下加速致富奔小康。

2.村民自治促進城中村政治文明的廣泛深入

在城中村，政治文明表現為農民自己當家作主，管理本村事務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和行為能力的提高。村民自治的實踐及其成效已充分顯示出對促進城中村政治文明的廣泛深入的重要作用。

(1)村民自治的發展促進城中村政治大局的穩定

實行村民自治，建立穩定有序、充滿活力的城中村新秩序，對促進城中村的穩定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如今城中村正處于城鄉轉型的關鍵時期，征地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和矛盾層出不窮，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聚眾鬧事、集體上訪、黨和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務難以落實等。解決這些問題，既需要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干部的行為，也需要加強征地補償政策、法律制度的宣傳和教育，使村干部增強法制觀念和依法、依政策辦事的能力，使廣大村民了解上面政策，懂法守法、履行義務，用法律政策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村民自治采取直接的民主方式，對于約束干部不良行為，平復村民情緒，解決村民利益矛盾和糾紛，密切干群關系和調動村民積極性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夏天，湖南黎托村在“武廣”建設的拆遷工作中，因為村民不滿《新試點辦法》的補償措施，曾一度聚眾鬧事，圍攻拆遷工作人員，甚至派人進京上訪，使當時的黎托村陷入一片混亂中。這時村支兩委和村民委員會代表們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頂住壓力，不怕困難，不怕謾罵，耐心做拆遷戶工作，認真向拆遷戶講解《新試點辦法》，比較其與《六十號令》舊補償措施的優勢。干部代表們實行榜樣示范、重點突破、以點帶面的工作方式，終于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實現了拆遷村民從反對新政策，到理解新政策，再到支持、擁護新政策的轉變，圓滿完成了“武廣”項目的第一期拆遷騰地任務。

（2）村民自治的發展促進城中村“草根民主”的發展

村民自治實際上是村民對本村事務的全面參與。它拓寬了村民表達自我意愿的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村民按照《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和其他自治政策的要求，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四種形式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失地村民在村民自治過程中學會了用民主的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村民自治通過加強城中村各類組織建設，把獨立、分散的農民個體集合在統一組織結構中，使農民個人在于基層政府的國家權威的“討價還價”中，擺脫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同時又增強了農村社區的凝聚力，推動農村自治力量的發展[4]。尤其在當前已被大量征地的城中村，村民自治組織成為保護失地村民合法權益的有力保障。

3.村民自治促進城中村精神文明的健康進步

城中村精神文明主要體現為精神生活的充實健康，村民素質的顯著提高，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村民教育的豐富多彩，整個村呈現一派積極向上、團結互助、和諧奮進的良好村貌。但是在城中村中，由于村民短時間內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改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工作方式，轉而以物業出租為主的生活模式。勞動時間的驟減，閑暇時間的猛增，使得大多數村民一時間難以找到生活的支點和精神的寄托，因此麻將賭博蔚然成風、打架斗毆駭人聽聞、道德滑坡日益明顯、“二世祖”現象普遍存在。如若城中村問題繼續演進，則不僅不能鞏固城市化的發展成果，反而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加強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設成為必然。實踐證明，村民自治對于促進城中村精神文明的健康進步有著重要作用。首先，村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漸發展為享有積極、健康、向上文化生活的權利，這成為加速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內驅力。其次，村支兩委和村民委員會將能否開展文明創建工作作為績效的評定標準之一，成為推動城中村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力量。近幾年來，黎托村的村民自治不斷完善和發展，村民的“三自”意識逐漸增強，由村民選出的村委會和村民委員會更是反映民意、踐行民意，大力發展精神文明建設，使黎托村被評為“湖南省文明示范村”。

4.村民自治促進城中村生態文明的穩步推進

生態文明是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的文明形式，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文明。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建設生態文明。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之一，即實現農村的“村容整潔”。村容整潔，樹立嶄新形象，創造良好環境，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呼聲。[5]然而許多學者筆下城中村的特征就是“臟、亂、差”：小商小販隨街叫賣，油漬污漬讓本不干凈的城中村顯得格外臟；生活污水、垃圾亂倒亂放，使城中村成為病菌滋生的“溫床”；生活基礎設施差，電線、網線亂牽亂搭，給城中村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安全隱患。可見，塑造城中村的生態文明成為改造和治理城中村，使其徹底實現城市化的重要內容。良好的村民自治，能從根本上治理城中村“臟亂差”狀況，改善城中村生態環境、人居環境，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打造擁有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風尚、新秩序的城中村新面貌。

黎托村在村支兩委的帶領下，在全體村民的支持下，一方面，大力整治農村環境。黎托村發動全體黨員投工投勞，號召群眾共同參與，共籌資金162萬元，用兩年時間完成了村組道路的硬化和綠化。通過各方努力已實現了戶戶通電、通水、通有線的目標。另一方面，按照城鄉一體的要求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合理規劃布局住宅區和工業區，尤其對于安置小區更是實行高標準的規劃建設，力爭打造成集美化、綠化、亮化和人性化為一體的農民精品住宅區。另外，還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派專人、專組維護黎托村的環境衛生。如今的黎托村是一個宜居、宜工的美好家園。可見，村民自治的實施不僅有利于促進城中村村民樹立生態文明觀念，還有利于促進城中村生態文明的穩定推進。

（二）村民自治在城中村實施中仍存在不足

村民自治作為黨在農村基層實行的直接民主形式，對于城中村的治理和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認，在村民自治的實際運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城中村“草根民主”建設的健康發展。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為進一步在城中村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提供必要的參考和啟示，既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也是這項工作發展的內在要求。從對黎托村及湖南多個城中村調查發現，當前村民自治在城中村的實踐中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1.民主選舉過程中違規事件時有發生，難以反映民意 首先表現為村干部的產生方式，由“欽定”代替“民選”。有的鄉鎮領導為了“領導”輕松，希望村委成員對其“服服貼貼”，有的基層領導為了順利實現“支書、村長一人挑”，于是在選舉中違規操作，操縱村委會的選舉，或事先指定人選、或暗箱操作、或篡改選舉結果，以致使民主選舉失去意義。其次 “賄選”現象屢見不鮮。所謂“賄選”，就是用金錢、物質或是其它利益的轉讓來收買選舉工作人員或選民，從而獲得選票或人為改變選舉結果的行為。在城中村，“賄選”現象更為常見。因為大量土地征收后的高額補償，大量集體自留地的讓渡使用權而帶來的集體經濟的迅速發展，利益的驅動使選舉成為一些別有用心、妄圖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的人絕好的機會。我們在黎托村的調查中發現：有27.78%的黎托村民表示在本村民主選舉中存在“賄選”現象，有22.22%的則表示“說不清楚”。黎托村是一個“村民自治文明示范村”，然而數據表明，在這樣一個民主選舉較規范、嚴明的城中村，也存在“賄選”，可想而知，這一不規范行為在其他城中村必定占有一定的發展空間。由于選舉背后隱性“操作”的存在，使得本應體現民意、反映民意的民主選舉披上了“皇帝的新裝”。

2.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名不副實，難以實現真正的民主

在城中村，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兩個環節的運行，一般包括兩種形式的共同參與：一是以村、支兩委為中心的“領導型”決策和管理；另一種是依托村民的自治組織而展開的村民自我決策和管理。然而在這兩種形式中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使得民主決策、民主管理難以實現真正的民主。首先以村、支兩委為中心的決策和管理，不走村民路線，不遵循從村民中來、到村民中去的決策、管理程序，使之成為領導團體，甚至個人的決定。如有些村委會在作某項重大決策時，既不召開村民大會，也不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而是由村、支兩委，甚至領導個人說了算。其次，村民的自治組織尚不健全，多是因共同興趣、愛好而自發組成的民間文藝、活動團體，或是協調村文明創建的文明理事會等，較少有經濟合作組織，或是各種行業組織等，即便有，作用也不明顯。由于村民的自治組織的不健全，使得村民對本村事務的部分決策權、管理權缺失。由于城中村村、支兩委決策、管理程序的不到位，村民的自治組織的不健全，使得民主決策、民主管理難以實現真正民主。

3.民主監督往往流于形式，難以體現村民當家作主

村務公開是民主監督最直接的形式，村務公開好不好是評判民主監督是否到位的重要指標。可如今，城中村的村務公開往往流于形式，表現在：①村務公開內容不全面，缺乏真實性。有的村務公開的內容是經過精心篩選的，表面的事項、一般性的政策公布多，深層次的問題、有針對性的問題公開少，個別內容進行人為加工，缺乏真實性。②村務公開形式單一，大多城中村采用的方式就是在幾塊公布欄上張貼幾張文字資料，就叫村務公開。單一的形式，無關緊要的內容，只會讓村民更淡漠于本村事務，至于監督則更談不上了。③村務公開時效性差。有的城中村村務半年公布一次，甚至幾年公布一次，使村務公開失去了它本來意義和目的。④村務公開地點不合理。有的城中村有十幾個行政小組，居民分散居住，并且多保留足不出戶的舊習慣。村委會不顧及實際情況，僅將村務公開局限在村委會所在地周圍，則人為地縮小了民主監督的范圍。

民主評議同樣是村民參與民主監督的途徑之一。很多城中村的民主評議只是走走過場：隨便找幾個村民、黨員投投票就完事；有的則干脆不組織村民或是村民代表對干部和黨員進行民主評議，在村委會內部互評解決；有的村委會沒有定期召開村民大會，向村民述職，作報告。民主評議走過場，實際上虛化了民主監督制約機制。

4.村民素質不高，民主觀念不強，導致村民自治難以落到實處

列寧曾指出群眾文化程度低對于發展經濟、發展蘇維埃民主有著不利影響。他認為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要使廣大勞動群眾真正參加管理，要克服官僚主義，要真正實現工農平等，都必須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6][7]P7也就是說，如果人們的文化素質越低，其參與政治的能力就越弱，反之，如果人們的文化素質越高，其參與政治的能力就越強。當前我國城中村村民的總體文化水平還較低。據不完全統計，黎托村中就有約80%的村民只有初中或以下文化。村民的這種文化素質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們對村民自治的膚淺理解，有的村民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而讓位或放棄自身的民主權利，使得賄選現象在民主選舉中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除此之外，文化水平不高決定了村民民主觀念落后，主體意識不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能力較差，這必然會阻礙城中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推進。如有的村民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村中一員，有對村中大事的知情權、決策權和管理權，有對村委會工作、村干部的行為的監督權等，而不是被動地服從村委會的命令，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些村民對政治表現冷淡，缺乏公共意識、合作意識、大局意識，這樣不僅直接影響其民主政治的參與熱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滋長和縱容了某些干部的官僚作風。總之，我國城中村村民較低的文化水平將日益成為制約村民自治建設發展的關鍵因素，但要全面提高城中村村民的文化素質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二、城中村村民自治發展模式思考

進一步加強村民自治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既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迫切要求，也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強烈愿望，更是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點工程。針對上述城中村村民自治實施中存在的種種不足，要加強城中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要建立“規范、務實、民主、廣泛”的村民自治發展模式，推動城中村村民自治健康、穩定、深入發展。

（一）遵循民意，規范選舉

民主選舉是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也是村民自治的基礎。能否真正實現民主選舉，村民選舉權利能否落到實處，則首先要規范并嚴格遵循村民選舉的民主程序。即成立村民選舉委員會，充分醞釀并確定符合民意的候選人，確保參選人數，以方便群眾選舉為原則，組織秘密投票和計票以及公布選舉結果，加強各環節的監督工作。其次在選舉工作中要明確民主選舉標準。按照政治品德好，能真正為村民謀福利、辦好事等的標準確定選舉候選人，對于上級“欽定”對象，也要納入此參照體系然后確定是否入圍。再次，保證選民在無任何干擾情況下獨立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利。在正式選舉工作開始前，向村民宣傳有關選舉的法律、法規、政策，明確選舉代表的權利和義務；嚴厲打擊“賄選”現象，對于靠不正當手段拉票的候選人，應立即取消候選人資格，同時一并取消此人以后連續兩屆參選的資格。最后，對于新當選的村干部，要實行優勝劣汰。一個季度或是半年后組織村民大會對其工作實績進行民主評議，評議結果不理想，或是很差的則直接罷免或撤換；評議結果一般的，則要接受一個階段的考察，若政績仍不理想，則予以罷免或撤換。

（二）落實民主，讓村民明確和履行決策權和管理權

健全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機制是村民自治的根本，村民能否直接參與民主決策和管理，參與程度如何，是衡量城中村村民自治是否體現民主的重要指標。要抓好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必須做到：第一，以村、支兩委為中心的“領導型”管理應充分發揚民主，從村民中來，到村民中去；作任何一項重大決策時，都應首先廣泛征求村民意見，通過村民大會審議通過后方能做出決定。對于村領導擅自做出的決定，村民大會有權予以更正和駁回。第二，健全村民的自治組織，建立起各種財務監督組織、經濟合作組織、紅白理事會、各種行業組織等基于村民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自我形成的自治組織。這些組織在村委會的指導和協助下，開展各種自治活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有效擴大村民參與村務決策和管理的途徑和范圍，代表廣大村民的利益和要求。

（三）強化民主監督機制，保證村民當家作主

民主監督機制是確保村民自治制度健康發展的有力武器，如果沒有監督和約束，村民自治就會在各種利害沖突中走形變樣，難以保證村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要健全和強化民主監督機制，應做到：

第一，深化村務公開，確保民主監督落到實處。首先要調整、充實村務公開的內容，做到財務、政務、事務、文件全方位的公開；增強公開內容的針對性，對村民最關心的問題，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公開；財務公開是重中之重，村里日常財政收支應及時詳細公布，重大經濟項目涉及的財務狀況，應在不同進展階段全過程公開。

其次，要豐富和創新村務公開的形式。除了設置村務公開欄以外，還可通過村民喜聞樂見的活動形式公開；可通過廣播、電視等媒體公開；可設立村民村務公開監督小組，督促村務公開規范、及時、有效的運行；可任命各組組長為村務公開聯絡員，每當村里有村務要公開時，則及時將公開信息傳達到每家每戶等等。

再次，要增強村務公開的實效性，必須做到每月至少公開一次，遇事必公開原則，讓村民第一時間了解本村動態，切實享有決策權，履行監督義務。

最后，選擇合理村務公開地點。如村務公開欄應遍及城中村的每個行政小組，而不是只矗立在村委會的門口。

第二，建立民主評議村干部制度。

堅持每年在村干部述職的基礎上，組織村民或村民代表對村干部德、勤、能、績四個方面進行評議。評議結果與工資待遇掛鉤，并且結果中，村民意見較大，評議結果很差的干部則按照程序予以罷免撤換。

第三，加強民主監督的制度建設，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

（四）提高村民綜合素質，增強村民民主法制觀念，擴大村民自治的群眾基礎。提高村民綜合素質，增強村民民主法制觀念，是保證村民自治規范運作，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和必要前提。

一是要大力發展村民教育。通過村民學校，提高村民文化素質和政治參與意識，解決村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養差的問題；培養村民的競爭意識、權利意識、自由意識和民主意識，為發展城中村基層民主培養合格的村民主體；教育和引導村民學會正確使用民主權利的方法，使他們加深對村民自治的認識和了解；增強其法律意識，學會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二是抓好干部的培訓工作，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村民自治的干部隊伍。通過開設干部培訓班，派干部進大學進修等途徑，提高干部的文化涵養、政治素質；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強村委會班子的戰斗力、凝聚力，為促進城中村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

注釋：

[1]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

[2]陳洪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1 [3][4]田軍.發展村民自治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06.1 [5]王偉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