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膠 卷 三 巨 頭 的 過 去 與 未 來：中 國 膠 卷 王 樂 凱 進 攻 新 材 料

膠 卷 三 巨 頭 的 過 去 與 未 來：中 國 膠 卷 王 樂 凱 進 攻 新 材 料

2012年09月11日 01:22

來源：北京商報 作者：馬駿昊

在數碼產品的猛烈沖擊下，傳統膠卷終究難逃被淘汰的命運。上周，隨著樂凱宣布停產彩色膠卷，曾經的世界膠卷三巨頭基本都告別了這個行業，同時也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然而，柯達、富士、樂凱的成長、衰落與未來卻依舊值得我們回味與猜想。

柯達

破產的大佬

一直扮演著業界大哥的柯達，1880年誕生于美國。其首款彩色膠卷柯達克羅姆于1935年推出后，橫掃全球市場，并成為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記錄者。1998年，柯達投資12億美元，通過“98協議”開始大范圍整合中國感光影像行業。

2003年，柯達準備了一場艱難轉身，力圖成為一家全新的數碼公司。雖然早在1976年柯達就開發出了數字相機技術，然而其數碼變革卻進行得極為緩慢，直到2002年，柯達的數碼產品營收僅占總收入的25%，同時期的競爭對手富士已達60%。之后經過近5年的艱難抉擇，2009年6月柯達結束彩色膠卷生產。

2011年10月1日凌晨，擁有131年歷史的膠卷制造商柯達可能提交破產保護申請的消息震動了股市。半年后，柯達正式宣布破產。

富士

化妝品新秀

膠卷三巨頭中向數碼轉型相對成功的富士，1934年誕生于日本，建廠后的20年，一直專注于民用膠卷的生產。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富士技術創新進入了高速路，尤其在攝像相關產品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擴展，其在1988年生產出數碼相機。

進入21世紀后，富士的主營膠卷業務日漸衰落，2011年公司宣布停產多款彩色膠卷，并提出將醫療及生命科學、印刷、文件處理、光學元器件和高性能材料五大領域確定為重點發展事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以后，富士又將業務延伸到了化妝品等日化類。據悉，其推出的艾詩緹系列，截至目前，在日本的銷售量已排名第三。2011年艾詩緹進入中國市場，在上海、北京、香港、臺北等一線城市取得不俗表現。

樂凱

多元化轉型

被稱為“中國膠卷王”的樂凱，雖然生于柯達、富士之后，但經歷近40年的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的膠卷市場，已能和業界兩位前輩平分秋色，也成為惟一可以與世界品牌柯達和富士并存的中國品牌。

然而，隨著數碼技術席卷全球，樂凱主營業務開始衰落，2011年凈虧損已達5592.9萬元。終于，今年9月4日，樂凱也做出了同樣“艱難的決定”：停產彩色膠卷。

為了緩解膠卷市場萎縮造成的企業壓力，早在2007年樂凱已開始策劃轉型，數碼相紙、膜產品等生產量逐漸加大，主營業務增加了印刷、醫療等新的方向。2011年9月，樂凱并入中國航天科技[9.75 2.31% 股吧 研報]集團后，在新材料領域進入征途。另外，該公司近幾年在新能源方面的投入也在不斷增加。專家觀點

轉型需“快、準、狠”

三家公司的成長與轉型故事證明了一個“優勝劣汰”的規律。科技推動下，數碼產品因其便捷優勢不斷擠壓了膠卷產品的市場。在談及膠卷三巨頭的轉型經驗時，品牌營銷專家于斐認為，企業競爭的關鍵在于能否把握主動性，如何“快、準、狠”地適應市場，“柯達的結局多少影射了這場技術競技中‘被動者’的后果”。于斐說，由于柯達對行業的認知度不足，對市場需求的把控不夠，當需求幾近于零才選擇轉型。

富士則是三者中轉型較為成功的一個。對此，于斐用“接地氣”一詞總結其成功的原因。他表示，日本的化妝品在全球享有一定聲譽，尤其化妝品受經濟環境影響較弱。富士早期選擇向數碼產品轉型已經為其在日本國內贏得了一定市場，當化妝品系列推出后，品牌影響力進一步在女性消費者中擴張。截至目前，富士化妝品的銷售量已名列日本第三。

“樂凱雖然正處于轉型中，前景并不明朗。”于斐認為，“樂凱在市場的認知度上比較欠缺，對國家、政策的依賴度較高，核心競爭力弱，屬于先天不足，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很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目前，樂凱大力投資新能源也很難說是明智之舉”。

第二篇：中國法治的過去與未來范文

《法學》雜志1997年第8期

一、中國百年法治的反思

中國法治，當然是指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其起點，學術界有不同的見解。有的認為在1895年，有的認為在1898年，還有的認為在1901年。筆者認為，中國法治的起點應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1895－1901年期間。作為一個重大而漫長的歷史事件將其點確定為一個期間也并不為過。其實，歷史的真實也大體如此。在1895年，面對甲午戰爭中慘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中國，以康有為為首的中國知識分子1300余人發動了公車上書，掀起了民眾的變法維新運動。這實際上是中國民眾法治之夢的開篇，是中國啟動法治建設的準備。1898年，光緒接受變法主張，頒“定國是”詔，重用變法維新人士，頒發了數十道維新法令，推行新政。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諸多方面。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戊戌變法”雖然僅有百日，當時也僅僅是不得已而為之，遠沒有在中國實現現代“法治”的明確意識，但其確實應被視為中國政治當局（官方）謀求法治的朦朧開端。1901年，中國清政府發布了“變法自強”的上諭，擬制了憲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以及關于警務、新聞、教育、金融、稅制，甚至商標、國籍等方面的法規。開創了與世界先發達國家類同的六法體系，在中國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邁開第一步。反觀百年的法治之路，筆者認為，法治發展在我國是：有制度移植，少社會根基；有機械模仿，無整體共進；有先鋒引導，少民眾基礎。

（一）有制度移植，少社會根基從清末的法律改革以來，中國的法治發展可以說都有相當大程度的制度移植。在本世紀初的前十年，清王朝所進行的制憲修律活動，基本上是對西方法治的制度移植。不僅頒布或草擬了取法西方的六法框架（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或行政法），甚至移植了在當時的中國似乎沒有多大存在必要的《公司法》和《破產律》等。其中的《大清監獄律草案》基本照抄了日本的監獄法，但又抄的“猶豫不決”，乃至草案內部也“相互矛盾”。辛亥革命時的“《臨時約法》”將中國法治發展推進了一個新的高度。國民黨政府前十年的立法，應當認為是較有成效的。其《憲法草案》（五五憲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的草擬和頒行，為國民黨政府的法治發展奠定了基礎。其立法目的固然有維護國民黨統治的一面，同時也還有繼承中國法律傳統，吸收西方先發達國家立法成果，實現中國法治（國民黨政權所追求的法治）的另一面。其后，國民黨政府法治的發展概莫能出其左右。

從清末到國民黨統治在大陸的結束為止，應當說，中國向西方移植的法律法規已經不少了，而且經歷了至少半個世紀，為什么在中國還未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呢？

筆者認為，真正法治的建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綜合發展的順理成章的結果，而不是靠簡單的模仿、抄襲就能成功的。中國之所以長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關建就在于，當時的中國缺乏建設法治的社會根基。從經濟上看，中國的經濟一直是農業經濟、自然經濟，而不是作為法治基礎的民主政治；從文化上看，中國的封建文化，集權、特權、宗法等的傳統觀念沒有被摧毀，民主、自由、平等等的社會文化尚未形成，而現代法治卻是以民主、自由、平等等為文化、思想基礎的。

（二）有機械模仿，無整體共進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過程中，中國本著師夷自強、與萬國同制，趕上先發達國家的理念，謁力學習西方列強。或是在法律規范上抄襲，或是在法治組織上模仿，不一而足，但終未能建立起中國先進分子所期望的那種法治。這又是為什么？

筆者認為，法治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甚至是法治內部各元素及其整體與社會協調統一的整體。它需要各個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機協調。任何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發展，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法治。法治發展過程應是其內在各要素的整合發展過程，是其內在各要素的一體化共振共進過程。法治是一個內在有機聯系的系統，不是簡單的機械仿就可以建立的。通觀中國近百年的法治建設不能不說，缺乏整體共進，是中國法治未能達到理想目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有先鋒引導，少民眾基礎

中國法治的百年發展都是由先鋒引導得以推進的。其引導的歷史可以作兩段來分析。

前50年（1949年前），中國法治的發展基本上是“以學為先，以官為主”的。在中國法治建設之初，首先是由康有為、梁啟超、文廷式等學者率先倡導，繼而為君主所看中的。然而真正從事法治建設的并不是學者。因為中國學者無權從事法制改革，無權將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中國。當時的官方亦無今日的“西化”之累，他們可以大膽地“西化”。法治，應當說是西風東漸的。沒有官方參與，封建的法制改革根本就無法進行。“以學為先，以官為主”的模式一直延續到國民黨統治在大陸的結束。

后50年（1949年）又可以分作兩部來考察。在前期的近30年（1949－1978年）的時間中，可以說是“以學為主，以官為否”，意即，主張“法治”的基本上是學者，而“官方”則基本上是否定法治的。在后期近20年的時間中，可以說是“以學為先，官學互動”。主要表現在，在本世紀的80年代初，中國的法學家們就已公開而較深入地研究、探討了現代法治，并且歷久不衰，千方百計地通過為國家領導人上法制課等形式，引導國宵領導人實行“法治”。這對于國家領導人主張法治，并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目標寫進國家和社會

三、中國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

我國正在進行的法治建設，也就是市場經濟下的法治建設。它已經經歷了怎樣的歷史階段，還將怎樣發展，現在我們處在怎樣的歷史環節，這些都是我國法學界正在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治建設已經經過了準備、起步，正處于從起步走向形成之間，必將由形成走向完善。

（一）準備（1978──1993年）

我國法治建設開始準備的時間，也許可以定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也許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或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筆者認為，應當確定在1978年3月我國1978年憲法的公布。因為法治準備的開始應當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動的根本性法律的產生作為標志。1978年憲法明確了我國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強調了必須發楊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78年憲法的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但是它為社會主義法治作出了經濟、政治、法制三方面的準備。

隨后，到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社會主義法治的準備得到了黨的政策的升華。這次會議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果斷地停止了“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的方針。中國共產黨黨史譽之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偉大起點”。這交會議使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被進一步確立。

1982年憲法及其1988年憲法修正案就是這一準備階段法治發展狀況的標志。從經濟制度的角度看，它為市場經濟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設進行著準備。這部憲法它從根本大法的角度確立了這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規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與此相適應，它還具體確認了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在這國經濟體制在的一位和作用。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為市場經濟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設進行著準備。這部憲法擴大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職權與組織，加強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賦予了省級人大及其常設機構的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規定了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從1978年 3月開始準備，到1993年開始起步，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準備階段歷時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起步點在哪里，也許可以將其確定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也許可以將其確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產生。筆者認為，將其確定在1993年

3月的憲法修正案公布為宜。因為沒有這一修正案，中國社會還不能說就開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場經濟下的法治建設。這一修正案將憲法原有第15條關于計劃經濟的規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作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啟動了中國市場經濟及其發展中的法治建設。1993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從黨的政策上進一步深化了上述憲法修正案。它明確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高度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法制建設。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視法制建設，做到改革開放與法制建設的統一，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法制建設的目標是：遵循憲法規定的原則，加快經濟立法，進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關國家機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執法機制，提高司法和行政執法水平；建立健全執法監督機制和法律服務機構，深入開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在法治建設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明確指出，到下世紀初要初步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社會理想。黨的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并明確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方針（見《人民日報》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標意義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將于何時形成，這是中國法學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都十分關心的重要問題之一。要確定其形成的時間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絕對準確的時間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法治發展的進程要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一個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發展受阻或擱淺。筆者所擬的2010年這一時間，是以我國目前的法治狀況、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場經濟發展預期進程，以及我們黨和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來確定的。實際上只能說是一個計劃中的時間表，其實際狀況如何，還有待歷史發展予以說明。

社會主義法治形成以后，還有一個長期的發展完善過程。這個過程與社會主義社會并存，并在社會主義社會在不斷重復“從相對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過程，直至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全面建立。隨著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社會主義法治也就輝煌而終。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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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絲綢之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絲綢之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帶一路”與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及全球治理

主講人：西安交大馮宗憲 1.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

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構想強調互利共贏，講“中國夢”和“亞洲夢”、“歐洲夢”、“非洲夢”連接，包容性共同發展。

絲綢之路的開發與歷史 2.中國與“一帶一路”安全愿景

（1）應對美“亞太再平衡”的再平衡；維護中國周邊安全；資源通道大都是海路。

（2）應對美國、北約撤出阿富汗以后的戰略新形勢；維護西部邊疆安全；跨越挑戰，包括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等。

（3）應對中國周邊存在的多個地區熱點問題，例如朝鮮核問題及東海和南海的領土爭端。

（4）維護中國經濟日子增長所需要的戰略通道安全和國家利益，構筑國土安全發展屏障。3.一帶一路影響：

（1）引領未來西部大開發，實施向西方開放的升級版。緊扣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和對外開放戰略，將助推中國形成全面的發展格局。（2）展現了中國區域合作的新藍圖

（3）搭建東盟10+X；面對未來與歐盟、亞歐聯盟、TPP（跨太平洋伙伴協議）和上合框架下更大的自貿區域。從10+1到10+3到10+6（中日韓印澳新西蘭）一年以來，一帶一路在國內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從中亞地區到印度半島，從阿拉伯地區到歐洲腹地，一帶一路的輻射效應已經初步顯現。4.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方式

絲綢之路六大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中伊土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新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大走廊。重要節點新疆福建。

5.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外交戰略的新變化。第一，從出土市場的直接競爭開始著眼于外需市場的間接創造；第二，中國在中亞西北內政外交的分離變為內政外交的一體化，這樣的改變也有利于中國東西部地區的平衡發展；第三，單一國家合作轉向區域經濟全面合作。一看不斷增強的經濟影響力，以區域經理合作的形式，推動提升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水平，打造區域利益共同體。6.中國經濟帶內涵和邊界

（1）國內路段，把西安建設成西部改革的新高地。陜西新起點，甘肅黃金段，寧夏支撐點，新疆核心區域（2）中亞為主

一帶一路經濟帶三大投資主線，高鐵金融核電。7.現有合作治理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五個觀察員國兩個對話國家。8.創新合作機制

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VS馬歇爾計劃，高鐵外交，中哈自由貿易區，天然氣管道，絲路經濟。政治機制聯合國，經濟機制世貿組織，金融機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第四篇：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轉載

字體: 小 中 大 | 打印 閱讀全文 發表于: 2008-11-12 13:23 作者: 黃金送股

來源: 股民大家庭論壇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為重，具體表現之一，就是要將國家財政的錢，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圍繞民生來安排財政支出。

一、歷史和現狀：財政對民生投入太少

我們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國家財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財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結構。請看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統計表（簡略）這張統計表暴露出兩個問題：

1、財政支出的前三項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其次是經濟建設費，而直接民生領域的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從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增長了36倍，而行政管理費則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列國行政管理費（或曰公務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國（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國（1999年）4.2% 韓國（1997年）5.1% 泰國（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羅斯（2000年）7.6%美國（2000年）9.9%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25.7%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各級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應該是精打細算、艱苦奮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它們所花的行政費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為低廉。然而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行政費比重，居然比資本主義國家高那么多。中國公仆的花費，居然超過用于民生的經費，擠占了主人的用款。這種財政支出結構，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總結構仍不合理。它當然應是我們現在要打造民生財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對象。

未來設想之一：取消公務員職務消費，節省行政費5000億元。要建立民生財政，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錢從何來呢？在現有的財政總盤子中，顯然要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從削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費中挖掘財源。其中來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務員不合理的職務消費，預計可以省出5000億元。

目前中國行政費中明顯不合理的開支是“三公”——每年公車消費4000億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樂2000億元左右、公費出國3000多億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計9000億元左右。盡管每年“兩會”上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慷慨陳詞，新聞媒體口誅筆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費的這“三座大山”卻是年復一年“我自巋然不動”。

據統計，2004年中國大陸各級黨政機關公車約有400萬輛，年費用4085億元。爾后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在以超過20%速度遞增。“公車”，顧名思義應是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車的普遍現狀是領導人員用三分之

一、家屬用三分之

一、司機用三分之一。這種“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見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個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請看一個局長司機老黃的7天行程：10月1日，局長好朋友的兒子結婚，老黃到婚紗店將公車裝飾為婚車，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10月2日，老黃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長兒子一家三口送到機場，然后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父母來該市過節。10月3日，陪局長夫婦到城里購物。中秋節將至，晚上陪局長各處送禮。10月4日，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妹妹一家到局長家，晚上繼續陪局長送禮。10月5日，送局長妹妹一家回家。10月6日，到機場接旅游歸來的局長兒子一家。中秋節晚上，老黃終于在家吃了頓團圓飯。10月7日，送局長父母回老家。回來后送局長去酒店，把局長從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點多了。在老黃的概念中，公車，就是“用公款購買的私車”：除正常辦公用車外，那就是：送局長與家人四處旅游、赴宴；接局長的孫子上、下學；連局長兒子的駕駛技術也是老黃帶他到城外荒地，花了兩個月時間練出來的。

實際上，在中國城鄉各地飛奔的許多公車，不僅僅是公款購買的私車，而且是公款雇傭司機、公款維修保養、公款購買保險的私車。

放眼望去，這道公車私用的風景線，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已經是越來越罕見的稀奇景色了。

韓國首都首爾市已把“官車”數量砍到只剩4輛，市長和3位副市長各1輛。沒有緊要公務，市長也須乘地鐵上班。

美國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英國倫敦市長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鐵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時可以使用公車，下班只能開自己的私車，首相也只能開私家車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攔住任何公車，檢查其是否執行公務。

德國一位女議員因為用公車送丈夫到大學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辭職。

丹麥的公務員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車，出差地如果沒有公交車，才可以乘坐出租車。

意大利西西里島有個倒霉的市長，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讓司機用公車把他們送到港口，旅行回來又讓司機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長公車私用，補回汽油費都不行，不但丟了烏紗帽，還被判入獄六個月。

芬蘭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公車一說。除總統以外，芬蘭整個公務員系統中，只有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4個人享有固定的專用公車待遇。而且他們也只能在上班時間使用專車。親友揩油之事聞所未聞。雖然貴為一國元首，芬蘭總統常常騎自行車出門。社會主義中國，公務員理應更加廉潔奉公。然而讓人很難理解的是，我們這里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從國家級的部長到縣級的科長以及鄉鎮長，只要有條件的，都要搞上一輛專車；沒有條件的呢，努力創造條件也要搞一輛玩玩。而一旦有了專車，幾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時使用權、全家使用權、親友使用權、公私不分的使用權。

這種公車腐敗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激化我國黨政官員與普通百姓矛盾的“導火線”，成了建設節約型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公敵”。可以說，這種公車腐敗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則意見大相徑庭。

如果能站在關注民生的角度看問題，公車改革的思路我以為并不難理順，關鍵就是兩條：

第一，為了民生，必須從根本上禁止官員化公為私、公車私用。

第二，領導干部專車制度，是導致公款私車制度的捷徑，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膽提出一個公車改革方案供政府與讀者朋友參考。

這個改革方案要點有五：

一、除軍隊系統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務車組編為三類出租汽車公司，均按企業運營，價格與當地其他出租汽車公司相同。其中，A類公司為機關內部服務，同時保留部分特殊管理辦法；B類公司面向社會服務；C類公司兼顧機關內外服務，根據機關內公務用車的需求情況靈活調度。

二、公務員因公用車，既可以乘機關出租汽車，也可以乘社會出租汽車。

三、A類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優先安排因公用車，并保留必要數量的備用車以應公務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車均須按規定付費。

四、公務員因公乘車付費后，由本機關按財務制度審核報銷；因私乘車的費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級領導干部專車制度，領導干部公出，由公司調度安排備用車；公出結束，備用車仍歸公司調度管理。

這個車改方案將機關公車改為企業化運營，公務用車絕大部分社會化，既能保證公務員工作用車的需要，又能杜絕公務員私占公車，同時可以大大降低機關公務車保有量，從而節省出大量資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報》2005年1月26日報道，據了解，甘肅省一個縣的公務用車少則89輛，多則362輛；要養活全省公務用車，一年花費8.07億元。公務車每公里成本費6至8元，是市場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場運營車輛的十分之一。

依此計算，按照市場運營車輛的成本效率指標管理，按照我國現有公車400萬輛、每年費用4000億元計算均可削減90%，只需10%。在改革過渡階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險系數，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夠了。

總之,僅僅公車管理制度改革這一項,只要動真格,從公車消費的4000億元中每年可節省出3000億元是有把握的。這筆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財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財政的第二桶金該從哪兒挖出來？毫無疑問應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幾千億元公款。

請看，全國公款吃喝開支的攀升賬。[注3]

1989年370億元

1990年400億元

1992年800億元

1994年1000億元

2002年2000億元

2003年以來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據有關資料，已達3000億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還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湯”，后來變成了“四盆一缸”，再后來，一桌酒席有的花費數千元、上萬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發展：“凡客必請，凡請必吃；來者必陪，陪必高檔。”有的餐前有康樂休閑，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還有娛樂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還得加“玩樂”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職務消費？我看這些都應叫特權消費。

一個人擔任了某個職務，于是乎他個人的吃喝玩樂用車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職務越高，公款消費的權力便越大，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權消費嗎？這種“職務消費”，最終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穩，實在是社會和諧的天敵！因此，我主張對這種職務消費堅決予以取締。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有一條社會常識——崇尚公私分明。而我們這種所謂的職務消費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為私、損公肥私，是有損于執政黨光輝形象的。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天天講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搞這種職務消費就不能為人民服務嗎？不占用公款吃喝玩樂就不能開展工作嗎？

公款吃喝的問題，我以為只需兩項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費公示制度。

現在推行電子政務，各級政府都有自己的網站，建議設立公款消費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費（包括吃喝等項）的賬單，逐日全部在各級政府的網站上向全社會詳細公布，比如說，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費）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單位、職務，所點主食、副食、飲料、煙酒的數量與價格以及就餐地點等等。這些信息可以成為感興趣的網民、選民茶余飯后的談資或質詢、舉報的線索，負責報賬的財務部門及其主管領導要定期接待有關人士的查詢或舉報。這項措施不是很麻煩，代價不大，卻有利于培養廣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強公務員的公仆意識，改善政府形象，剎住公款吃喝風。

第二，實行份飯制，規范公務接待。

現在工作餐有些花錢如流水，難以節制，與就餐方式有一定的關系。建議今后無論內賓、外賓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飯制。每人一個托盤，每盤一盒飯一盒菜一盒湯。對于有特殊飲食習慣的人（如忌辣者、忌豬肉者或徹底的素食主義者）可以適當調節食物品種。飯量太大的人可以加點飯，絕大多數人都能吃飽，以利工作。個別未能盡興者，可以晚上回家放開來享受。

我們傳統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個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層出不窮，既不衛生，也不節約，更不利于減肥。當然，在非公務就餐時，究竟采用份飯制還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選擇；但是凡動用公款就餐，應一律規定為份飯制。這對于端正黨風、政風，對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總之，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取消公務員不合理的職務消費，從公車消費中至少省出3000億元，從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億元，僅此兩項就能摳出5000億元白花花的銀子，投入民生領域，成為民生財政的重要來源。

未來設想之二：財政資金退出競爭性產業，可削減經濟建設費5000億元

當今世界各國，國家財政的基本職能都是對國民收入進行第二次分配。所謂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進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過征稅，形成自己的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支出，把錢主要用于發展教育事業、改善醫療衛生、維護社會安全、扶貧救災，使公民無論貧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條件、衛生條件、教育條件等等，從而達到調節社會收入、促進社會和諧的目標。這正是政府的主要職責。政府的任務不是生產，生產是企業和企業家的事。發展生產所需要的資金，應由企業自身積累或通過資本市場去融資，不能找國家財政要錢。國家財政不能以生產性支出為主，只能圍繞人民生活、社會保障來安排支出。這就是民生財政的意義所在。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偏離了世界潮流，財政部被當成了“建設部”。據《中國統計年鑒》，從1982年到2005年，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里，每年財政預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經濟建設費（主要用于國有經濟主管部門事業費、國有企業增撥流動資金、技術改造資金以及基建投資），這一項費用比救災費、撫恤費、離退休費、社會救濟福利費、文教、科研、衛生等經費的總和還要高出32%！對于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過高比重的國有企業的這種大量投資，嚴重擠占了全國人民的生存發展資金。

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漢大學演講和隨后的一系列論文中呼吁：“國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國有制比重的辦法主要是國有資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產業，而從大量的競爭性產業退出。眾所周知，競爭性產業固有的經營風險甚大，政府不應將全國納稅人血汗錢形成的財政資金投入到競爭性產業中去冒險。

競爭性產業經營風險究竟有多大？我們不妨列表來看：（見P17表2）

點擊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這長達16年的時間里，全部國有工業的虧損率每年都高于非國有企業。國有虧損企業累計虧損11110.5億元，比非國有企業的累計虧損總額7532.7億元高出3577.8億元，而其盈利企業的盈利總額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卻低了4895.5億元。這一盈一虧綜合計算，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了8473.3億元。與此同時，國有經濟在16年中還吃進了國家撥給的“經濟建設費”累計總額7萬多億元。

這張表同時令人振奮地宣告：中國的非國有企業在1990─2005年這16年中，在沒有吃國家一分錢財政補貼的情況下，創造利潤3萬多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100多萬億元（見P18表3），2006年非國有工業總產值已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經超乎其二！中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持樂觀態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國有經濟比國有經濟發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經占據主體地位這樣一個客觀基礎上。

當我們欣喜地看到非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巨大作用時，我們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認：每年向國有企業的巨額注資，成了各級財政的沉重負擔，拖住了全國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都明確提出了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并不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在競爭性產業中，要實行“國退民進”的戰略。也就是說，國有經濟要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產業；同時鼓勵民辦企業向競爭性領域發展；通過多種方式，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獨資企業逐步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或私有企業。

從1998年起，中國就向全世界宣布要從“建設型財政”轉為“公共財政”，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公共財政”不如“民生財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蓋豪華辦公大樓作為“政權建設”，也歸為“公共財政”的成就之列，實際上與改善民生南轅北轍。近幾年適逢計劃經濟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理論又流行起來，說什么“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命根子”，“要重振國有企業的雄風”，“財政的錢要向國有企業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資金繼續受到擠壓，“經濟建設費”繼續從老百姓的牙縫里流向國有企業，且流量越來越大。2006年再創新高，超過了1萬億元。這么多寶貴的全民資金沒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國有經濟無底洞中去了。

還能這樣年復一年地往無底洞里扔錢嗎？不行！要真正“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須當機立斷，根治眾所周知的積弊——“建設型財政”，認真打造眾望所歸的“民生財政”。我建議將“經濟建設費”削減60%，轉為“民生資金”。在這項改革起步時可以稍稍放寬一些，以2006年經濟建設費10734.63億元為基數，先削減一半，省出5000億元來。

未來設想之三：將節省下來的一萬億元投向民生

根據前面的研究，通過一定的改革措施，將每年財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進行削減，節省出一萬億元資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筆：

公車消費4000億元，削減3000億元；

公費吃喝3000億元，削減2000億元；

經濟建設費10000億元，削減5000億元。

節省下來的這一萬億元財政資金應全部用于民生領域，可以考慮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將公車消費削減的3000億元，劃撥成公共衛生經費。

這3000億元應主要投向以下四個方面：

（一）、300億元，用于疾病預防與控制；

（二）、2200億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三）、200億元，用于補貼醫療保險；

（四）、300億元，用于建立醫療急救基金。

現在的關鍵是，從每年4000億元以上的公車消費中砍下3000億元，雖然在客觀可能性上沒有問題，但從公務員的主觀方面看，還真是一場艱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觸及部門、單位、個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車制度改革后如何適應新秩序，安排好工作。這項改革沒有權威的領導不行，沒有領導人以身作則更不行。我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成立一個“醫療衛生與公車管理改革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國務院副總理級的公務員擔任組長。

以往我們抓中心工作的領導小組往往是“單打一”，而“醫療衛生與公車管理改革領導小組”則不能不“雙肩挑”，兩項任務直接掛鉤。要搞好醫改，有許多工作要做，條件之一是要增加財政投入；而要增加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減少另一部分開支，不能不向積弊甚多的公車消費制度開刀；如果這一刀開不好，醫改的經費投入依然是“千呼萬喚上不來”的；醫改落實不了，不僅有害于億萬老百姓，而且也有損人民政府及執政黨的公信力。砍公車消費，增醫改經費這一戰役，可以說是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和公務員素質，真正為人民辦實事的一場重大考驗。凡是在公車改革中表現不自覺的公務員，在今后公務員改選或改聘時，應屬被淘汰的優先對象。

第二、將經濟建設費中削減的5000億元，追加于社會保障體系。

這5000億元分作兩部分使用：

（一）追加財政預算教育經費3000億元。

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紀末達到4%。但2000年這一指標實際上只達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正式公布的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5161億元，占當年GDP183867.9億元的2.8%，如果追加這3000億元，則財政性教育經費共計達到8161億元，占GDP比例則為4.44%。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一舉實現久攻不克的4%的目標，還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礎上去追趕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形象。

（二）5000億元中還剩2000億元，初步考慮可以用于社會保障的以下8個方面：

1、增加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4項基金共計600億元；

2、適當擴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追加費用共400億元；

3、適當增加撫恤金100億元；

4、追加社會救濟福利費300億元；

5、追加就業服務機構經費100億元；

6、追加救災支出100億元；

7、對工人（含農民工）進行常規職業培訓費用200億元；

8、為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準備200億元。

第三、將公款吃喝中削減的2000億元分作兩部分，其中：

（一）中國保障性住房制度剛剛開始建立，資金籌集幾乎從零開始，應安排1000億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億元，用于經濟適用住房制度500億元。

（二）最后1000億元追加投入環境保護領域。我國2006年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總共才161億元，實在是太少了。環境問題危機四伏、欠賬甚多，亡羊還需補牢。

簡而言之，10000億元分成三大塊：

第一，公車消費節省3000億元，給醫療改革；

第二，給國有經濟的投資節省5000億元，給教育和社會保障；

第三，公費吃喝節省2000億元，用于環境保護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這個辦法也可以叫做在財政支出總額既定的情況下，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道理在于東墻該拆，西墻當補。

[注1]2007年8月《領導者》雜志第17期

[注2]見“胡星斗中國問題學網站”http://www.tmdps.cn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頁

[注4]參見拙著《國企改革，繞不開的私有化》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國際統計年鑒——2006/2007》第372頁

文章來源：北京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所長寫

第五篇：讀《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感想

讀《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感想

讀完《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篇文章以后，心情相對于讀文章的過程中的激動難抑來說，現在的我反而是一派平靜了。無論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國財政問題是多么的尖銳以及正確，我還是要針對此文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粗淺且僅代表我個人的見解。

從文章中可以看到，首先，作者簡明地指出了當前財政支出的大頭問題并提出了解決方案，行政費用上占比過多，經濟建設中對國有企業的補助過大，民生問題上的重視程度不足、資金支持不夠等，這類問題已成為當今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針對行政費用問題方面，作者明確指出我國公款用車及公款吃喝的奢侈風氣，公務員職務消費開支過高已成為老生常談的話題，人們甚至已經習慣了公車私用、公款私用等浪費人民財產的行為，這不但使得財政支出結構中行政管理費用高，也使得各地方基層的基礎民生建設不得完善，公車公用、嚴格預算、陽關支出，已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最后，作者指出國家應加強民生建設，多關注民生，特別是在基礎醫療、社會保障、基礎教育等各類基礎設施制度的建設方面要多加重視，以保障稅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理念。

雖然文章中作者針對現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法，但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

第一，在針對行政支出過高問題的解決方案上，作者過于理想化

地要公車公用，實行份飯制度，這對于當下中國的現狀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變革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這既得利益者又都處于當權的地位，所以做這方面的改革就很難了。現在我國的公務員結構龐大，機構紛繁復雜，改革不能立竿見影，例如“車改”的實行在有些地方機構已變相地成為了一種新的津貼。這都說明，削減行政支出只能循序漸進，而作者的觀點只可作為一種長遠的發展目標，在短期內是不可實現的。

第二，關于經濟建設支出不可將國家對于經濟建設的投入一桿打死，在經濟建設初期，國家的經濟建設費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在短期內跟上了國際的步伐，在這方面國有企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最后，我針對如何控制行政規模支出這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中國行政管理費支出比重遠高于直接民生領域的文教、科學、衛生、社會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中國公仆的花費，居然超過用于民生的經費，擠占了主人的用款。這種財政支出結構，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總結構仍不合理。它當然應是我們現在要打造民生財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對象。”

（1）精簡行政機構多余人員，調整組織結構形式，建立有效競爭機制

（2）建立完善的預算體系

（3）加強法制建設，推進多渠道監督

（4）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與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改革相

聯系。

以上就是我對《中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篇文章的一些感想，希望未來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能如文章中的設想一樣，更加合理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