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枉法調解也應納入民事枉法裁判罪調整范圍

人民法院的調解指當事人雙方在審判人員主持下，通過平等協商的方法達成協議，并由人民法院以法律文書的形式對協議內容予以確認，以解決民事權益爭議的訴訟活動和結案方式。關于審判人員枉法調解能否構成民事枉法裁判罪，理論界和司法界均存在較大爭議，一部分人持否定觀點，主要理由是：（1）法院的裁判不能包括調解書。法院調解不同于民事審判程序，調解書不同于判決書和裁定書。調解是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當事人調解之后在收到民事調解書之前仍然可以反悔。（2）“枉法裁判”應指審判活動中做出的裁定和判決，刑法條文中并沒有明確規定其是否包括民事調解活動。民事訴訟法第185條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法院的生效判決、裁定以抗訴的形式進行法律監督，亦沒有明確規定調解是否屬于檢察機關抗訴范圍。民訴法中規定的“裁判”與民事枉法裁判罪中的“裁判”范疇應是一致的，不能包括民事調解。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則，不宜作擴大解釋。（3）200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新立案標準沒有將枉法調解納入民事枉法裁判罪，在司法實踐難以操作。（4）民事案件調解結案的比例較大，如將枉法調解認定為民事枉法裁判罪,就會有相當一部分當事人以審判人員欺詐、強迫、脅迫調解為由,要求法院撤銷生效調解書并對案件進行再審,必然加重人民法院本已不堪重負的民事審判工作量，更會阻礙調解工作在實際工作中的適用，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枉法裁判應涵蓋枉法調解。

首先調解與裁判均為民事審判活動。法院民事調解與裁判均是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一種具體形式，法院調解與判決、裁定一樣，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種訴訟活動，是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均需要進行法律監督。

其次枉法民事調解與裁判具有相同之處：一是均具有社會危害性。枉法調解的本質與枉法裁判的本質相同，都是審判人員濫用職權的司法行為，都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它不僅違反了法院調解所必須堅持的分清是非、自愿合法的基本原則，更由于其違法地處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導致正當權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同時又擾亂了正常的民事審判秩序。從實體權利受到侵犯和擾亂正常民事審判秩序的角度看，枉法調解的社會危害性也與枉法裁判相同。既侵犯了公民合法權益，又擾亂了正常的審判程序，具有相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二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院調解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訴訟活動，是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一項職權。用調解方式解決爭議的調解書和判決書、裁定書一樣，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有給付內容的調解書具有強制執行力。法院調解生效后，其結果非經審判監督程序不得變更。

再次將枉法調解納入枉法裁判罪調整范圍，有利于堵塞法律漏洞，促進公正執法。因為枉法調解未納入枉法裁判罪調整范圍，使許多枉法調解案件無法納入刑事法律調整，形成了法律空白和漏洞，也給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嚴重損害了法律尊嚴，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

因此對于徇私舞弊，弄虛作假，隱瞞或者偽造案件有關證據或者采取脅迫手段強迫當事人調解，情節嚴重的行為，應當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枉法裁判行為中的“裁判”不僅指裁定和判決，還應包括調解。當然，為了減輕法院工作量，充分發揮調解在審判民事案件和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對于審判人員在調解過程中有輕微欺詐、強迫的案件,不宜以枉法裁判論處，只有枉法調解情節嚴重的情形，才宜納入枉法裁判罪調整。

第二篇：淺析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應納入破壞選舉罪調整范圍

淺析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應納入破壞選舉罪調整范圍

一、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現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會組織法》的立法精神，所謂“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是指在選舉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過程中，采取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票、虛報票數等不正當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進而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行為。

自1988 年6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正式施行以來，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已經平均完成了8到9輪大概300多萬次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在已經進行的村委會選舉過程中，由于農村物質利益的增多，村委會權力的增大，各種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越來越多，且日趨嚴重。

筆者經過梳理，在過去的300多萬次村委會換屆選舉中，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暴力破壞選舉。具體是指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行為。近年來，暴力破壞選舉比較典型的案例有2005年3月28日河南省靈寶市某村委會換屆選舉時的傷人事件，以及2010年浙江省洞頭縣某村恐嚇威脅村主任辭職事件。2.欺騙破壞選舉。是指在村委會選舉過程中，采用偽造選票、虛報票數等方式產生不真實的選舉結果，進而破壞選舉的行為。典型案例有2001年11月遼寧省某村主任候選人偽造印章和500張選票事件。3.賄賂破壞選舉。是指以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收買選民、候選人和選舉工作人員，使之違反自己的真實意愿參加選舉，或者在選舉工作中進行舞弊活動，進而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行為。典型案例有2004年陜西關西村發生的50元一票賄選村官事件，以及2010年浙江省蒼南縣鄭某等人利用中華煙賄選村支部委員事件。

目前，我國農村有58.9萬個村委會。今年，河南、河北、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浙江等11個省份的村委會都要進行換屆選舉，如果不加大打擊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力度，形勢非常嚴峻。

二、現階段規制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法律規范

雖然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侵害了我國基層農民的村民自治權。但多年來規制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法律規范卻一直不夠完善，且打擊力度太輕。

首先，我國《村委會組織法》第15條規定，“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村民有權向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舉報，有關機關應當負責調查并依法處理”。同時規定，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當選的，其當選無效。從該條法律規定來看，顯然對打擊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規定的過于簡單、無力。一方面，從規定本身來看，有權處理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部門或者單位較多且不明確，這在實踐當中就往往導致村民對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不知該向哪個部門舉報或反映，也不能明確哪個機關有最終處理權。況且在這樣的情況下，各有關部門對于問題也容易相互推諉，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對于該規定中的“依法處理”也不明確。這個“依法”到底依什么法，該怎么處理，沒有具體的依據。那么根據罪行法定原則和目前的刑事立法，這個法不可能是刑法，因為我國沒有任何刑事法律對此有明確具體的規定。當然，這條規定對于打擊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也不是一點約束力都沒有，至少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一旦發現有采取破壞選舉的行為當選的，當選無效。

其次，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規定，“對破壞依法進行的選舉秩序的，處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雖然這條法律相對于村委會組織法明確規定，對于破壞村委會選舉的可以給予罰款和行政拘留的處罰，但是對于采用暴力、威脅、賄賂等嚴重危害社會的手段破壞選舉的行為明顯處罰太輕，震懾力較小，所以也很難起到很大的作用，進而也很難達到阻止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目的。

上面兩條法律規定，分別是從行政和治安管理處罰的角度對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進行規制的。實施多年以來，對規制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村委會權力的增大，牽涉物質利益的增多，再加上打擊力度太輕、違法成本太低，所以其作用越來越小，越來越不適應現實的需要，究其根本原因是因為缺少了刑法的介入，即刑法規制多年以來存在空白和漏洞。

三、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應納入破壞選舉罪調整范圍 針對破壞村委會選舉的嚴峻形勢，結合現行法律規范對規制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的不足，筆者認為，在我國法律規范中，作為最嚴厲的懲罰手段刑法必須介入。同時，從破壞選舉罪的犯罪構成分析，將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納入破壞選舉罪的調整范圍最為恰當，也最為經濟。具體理由如下：

（一）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符合犯罪行為的特征

1.嚴重影響農村的民主政治建設

村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體現了村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目前，我國有9億農民，58.9萬個村委會。可以說村委會選舉是我國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但是在已經過去的300多萬次村委會選舉中，很多人為了當選村委會成員，不惜采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各種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來達到當選的目的。這不僅破壞了村委會選舉制度，嚴重影響了我國廣大農村民主政治建設。

2.嚴重影響國家政權的穩定

村委會雖然不是國家機關，但是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要協助當地人民政府承擔很多行政管理工作，承擔著較多的政治任務。同時要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和利益，是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如果村委會成員不是由公道正派，依法辦事，帶頭實干，熱心為群眾服務的人擔任，而是通過采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方式取得，那么農民的意愿肯定得不到體現，國家的職能也無法發揮，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農村的發展和國家政權的穩定。

3.容易導致違法犯罪和重大信訪事件

村干部雖小，卻掌握著土地發包、惠農補助等與村民利益息息相關的權力，這也是很多人不惜采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違法手段，參與村委會競選的一個原因。由此，在競選過程中，往往會發生故意傷害、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另外，一些人一旦當上村干部則運用手中權力收受賄賂、貪污挪用等行為，嚴重損害村民的利益，導致村民上訪、告狀等重大信訪事件。

（二）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應納入破壞選舉罪調整范圍

1.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與破壞選舉罪在客觀表現上基本相同

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在客觀上表現為在選舉村委會成員時，采取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票、虛報票數等不正當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破壞選舉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時，采取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票、虛報票數等不正當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通過比較，兩者在客觀表現上基本一致，唯一的也是最關鍵的區別就是一個是對村委會選舉的破壞，而另一個是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選舉的破壞。這個區別也是一直以來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無法納入刑法調整的最大原因，因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立法者之所以這樣規定，可能是當時考慮到村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體現的是村民自己當家作主，刑法不好太多干涉；也可能是當時村委會選舉與利益較大、級別較高的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選舉相比，選舉環境較好，不需要刑法介入；亦或是其它原因。事物是發展的，隨著農村物質利益不斷增多，村委會委員職權也在慢慢變大，很多情況下他也像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一樣，代表國家履行公職，參與管理。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93條第2款的解釋，村民委員會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七項行政管理工作時被認為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再比如，《憲法》第111條第2款的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由此，村民委員會不僅僅是一種自治組織，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政權進行社會治理的基層延伸。所以，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與破壞選舉罪的行為都表現為對國家公職人員選舉活動的破壞，客觀表現基本相同。

2.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與破壞選舉罪侵犯的客體相同

破壞選舉罪侵犯的客體是公民的選舉權利和國家的選舉制度。選舉權利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選舉制度是國家的重要制度，都是憲法賦予的。很多人認為，村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不是政治組織，因而村委會的選舉權利不等同于憲法意義上的選舉權，不屬于基本的政治權利。筆者認為這些人只看到了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人員選舉與村委會人員選舉在選舉形式和選舉級別上的不同，但卻忽略了我國的國體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本質，因為不管是什么級別和形式的選舉，其本質都是人民參與選舉，都是人民行使民主權利參與國家管理的方式，所以從這個本質來看，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與破壞選舉罪侵犯的客體相同，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國家的選舉制度。

3.破壞村委會選舉行為與破壞選舉罪的主體和主觀表現也基本相同

破壞選舉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國家工作人員。在主觀方面通常表現為故意。一般是出于破壞選舉或妨害選民、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利的目的。而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在主體和主觀方面與破壞選舉罪一致。

（三）將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納入破壞選舉罪的具體設想

考慮到破壞村委會選舉的行為與破壞選舉罪在犯罪構成要件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對社會的危害性，筆者建議直接在《刑法》第256條破壞選舉罪中增加“破壞村委會選舉”的有關內容，條文可修改為“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村民委員會等法律規定的選舉過程中，以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