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貸款合同中銀行自行調整利率條款的認定

貸款合同中銀行自行調整利率條款的認定

◇ 葉海濤 李鵬飛

【案情回放】

2007年4月24日，原告鄭某（乙方）與被告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甲方，以下簡稱花旗銀行）簽訂《個人房產按揭貸款合同》。該合同第3.1條約定，“貸款利率：港幣貸款利率將在甲方根據國際市場狀況自行制定的基準利率基礎上由甲方自行調整”；第3.2條約定，“貸款利率調整：甲方有權在中國人民銀行允許的上下浮動的利率范圍內根據市場狀況不時調整港幣貸款基準利率，但須書面通知乙方調整后的貸款利率及生效日期，甲方可以信函或營業場所公告的方式進行該書面通知”。被告放款后，原告按當時的利率5.25%分期還款。2007年12月4日至2009年4月27日，原告就貸款利率問題多次以電子郵件及律師函方式，要求被告履行按國際市場狀況變動同步下調貸款利率的義務，并按香港港幣利率調整的時間分段計算，分別退還之前多收的利息。被告也多次復函，堅持認為調整港幣基準利率是被告的一項權利而非義務，但為保持與原告良好的客戶關系，被告決定將貸款年利率進行一定程度下調。2009年4月27日，原告再次要求被告按照貸款合同約定，將貸款利率按照市場情況降到2.5%，并返還多收的利息197144.34元。

因雙方未能達成一致，原告遂訴至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判決原告主張缺乏充分證據證明，依法不予支持。一審宣判后，原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上海一中院經審理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各方觀點】本案訴爭貸款合同為格式合同，在房屋交易貸款普遍存在、國家基準利率不斷變動的情況下，該類合同條款如何理解，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國家金融秩序的安全。本案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在于：關于銀行可自行調整利率的條款如何認定？被告的履約情況是否符合合同約定？針對上述焦點，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專家發表了觀點：

羅培新（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銀行未就合同條款與每一相對方協商，并不影響其正當性；格式合同是否正當主要在于提供方是否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及是否按照對方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客戶簽署合同時，未對銀行可單方面調整利率提出異議的，應視為認可，即該條款具有約束力。

楊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長）：對于當事人的約定，在不違背金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應當首先尊重契約自由；銀行可自行調整利率的約定，是一個純粹權利或帶有某種限制的權利或義務，客戶有無質疑的權利，值得研究。如果銀行不受限制，當利率變化有利于銀行時，其就有調整的積極性，反之，亦然。如此，該條款的合理性就有欠缺。

Joe Longo（德意志銀行亞洲法律總監）：由于金融市場變化多樣，貸款合同通常包含涉及未來的條款，如6個月后的利率，由一方（一般是銀行）根據即時市場或市場慣例確定，另一方無權決定，但可以質疑利率是否合理。

周莉莉（匯豐銀行法律顧問）：格式合同中往往約定銀行有權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利率，處于公平考慮，銀行通常允許客戶選擇同意與否，客戶不同意，可以終止合同。客戶的質疑權，通過終止交易的方式行使更為有效。若相關的客戶都來質疑，客觀上合同雙方成本都較大。

【法官回應】

本案中調整貸款利率是銀行的一項受限制權利

本案一審承辦法官是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葉海濤。她認為，本案貸款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并無違法之處，合法有效，合同當事人應按約全面履行各自的義務。合同第3條明確約定，港幣的貸款利率在花旗銀行根據國際市場狀況“自行”制定的基準利率基礎上由花旗銀行“自行”調整，花旗銀行“有權”根據市場情況不時調整港幣貸款的基準利率。從該條文用語不難看出，調整貸款利率系花旗銀行自行行使的一項權利，并非是在市場行情發生變化時必須履行的一項義務。因此，鄭某主張調整利率是銀行的義務而非權利，與上述合同條文內容不符，其要求確認花旗銀行不調整利率的行為構成違約，并要求返還多收的利息，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對于格式合同的訂立、效力和解釋規則，我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分別作了規定。結合這些規定，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筆者對本案的法律適用作如下進一步分析：

1．格式條款應首先堅持一般性文義解釋

合同是締約雙方第一位的法律，文字條款則是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的具體規則。對于文字條款的爭議，一般來講，解釋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合同外觀文字為基礎的文義解釋；二是以當事人意思為基礎的目的解釋。其中，文義解釋是基礎，當事人意思表示為合同內容即條款、文字，合同解釋“首先要確定當事人約定的含義”。對于格式條款含義不明或有多種理解的，由于提供方有能力、有義務、有經驗對合同文字作周全細致的審查，預見并防范不利解釋帶來的后果，故該類條款的解釋，應當嚴格從文字條款出發，特別考慮一般交易習慣和市場環境下，相對方的平均、合理理解和接受程度，對于提供者的單方意思、隱含的有利意思，不應該作擴大適用。本案中，系爭合同第3.1條“港幣貸款利率將在甲方根據國際市場狀況自行制定的基準利率基礎上由甲方自行調整”的表述，應作如下通常理解：第一，涉案港幣的基準利率應由被告根據國際市場狀況自行制定；第二，港幣的貸款利率將由被告在制定的上述涉案港幣基準利率的基礎上自行調整。第3.2條“貸款利率調整：甲方有權在中國人民銀行允許的上下浮動的利率范圍內根據市場狀況不時調整港幣貸款基準利率，但須書面通知乙方調整后的貸款利率及生效日期，甲方可以信函或營業場所公告的方式進行該書面通知”的表述，應作如下一般解釋：被告可根據市場情況不時調整涉案港幣貸款的基準利率，但應當履行一定的書面通知手續。可見，系爭條款的約定清晰明朗，并不存在理解上的歧義或其他解釋，為權利性條款。

2．系爭格式條款不存在無效情形

系爭條款為銀行單方事先擬定、重復使用，且未與客戶協商的格式條款，該類條款雖為要約人事先制作，未與承諾方充分磋商，但是，并不能因此認定其無效，除非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欺詐、脅迫、惡意串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等幾種無效的情形；具有免除造成對方人身損害或重大過錯造成對方財產損失時的賠償責任的條款；免除格式條款提供方責任、加重相對方責任或排除對方主要權利，主要是法定或根據合同性質雙方應主要履行的義務或享有的權利的。

本案中，首先，簽約的原、被告均系平等主體，原告具有充分的協商機會和是否締約的決定權，在境內外幣貸款利率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可以自主選擇銀行進行貸款，不存在被告利用優勢地位強迫原告接受不平等條款的市場環境，因此，原、被告雙方簽訂的貸款合同，應當認定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其次，系爭格式條款明確被告有權在自行制定的涉案港幣的基準利率的基礎上自行調整港幣的貸款利率，該條款系賦予被告合同項下的權利，并未免除被告的責任，亦未加重原告的責任或排除原告的主要權利。再次，自2002年3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統一境內外中、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幣存、貸款利率管理政策，外幣貸款利率及其計結息方式，由中、外資金融機構根據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動情況以及資金成本、風險差異等因素自行確定。故我國境內的外幣貸款利率及其計結息方式已實行市場化，由相關金融機構根據有關因素自行確定，系爭合同不違反金融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3．系爭格式條款應受的限制

合同法第三十九條對格式條款作了特別限制，一是格式條款的內容應遵循公平原則；二是格式條款的提供方，有提醒對方注意和應對方要求對格式條款予以說明的義務。

本案中，對于銀行自行調整利率是否顯失公平，根據銀行業市場情況，國內外資銀行的外幣融資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渠道：母行（境外）融資；吸收境內居民的外幣儲蓄存款；同業市場的資金拆借。因此，每家外資銀行的融資成本和渠道等均不相同，故每家外資銀行給予客戶的貸款利率和優惠利率也不盡相同。在此情況下，被告依照涉案貸款合同的約定，根據國際市場狀況決定港幣貸款利率是否調整以及調整的幅度，并未存在雙方利益明顯失衡的問題。

對于“提示”和“說明”義務，除醒目標注、充分提示外，銀行應結合相對人和條款內容的特殊性，充分考慮國際市場成熟度、客戶的認知度，對不同交易對象、不同的免責或限制責任條款，進行不同程度的提示和說明。同時，對于合同履行過程中出現的重大變化，應及時通過公告、信函、電視廣播等合理方式持續披露。本案中，系爭條款約定了銀行的持續披露義務，銀行也通過合理方式予以了履行，原告對此也無異議。

對于客戶的質疑，是一種建議，還是具有對等協商性質，構成對銀行單方調整權的約束，結合本案來看，客戶的質疑是一種提醒和督促，是客戶維護自身權益的輔助手段，需要銀行的認可和配合才能發揮作用，對銀行并無當然的約束力，故在未有明確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的情況下，筆者更傾向于其是一種建議。在本案合同實際履行過程中，當外幣同期貸款利率的國際市場發生變動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下調合同項下的港幣貸款利率，被告經與原告交涉后，也曾數次下調相關港幣貸款利率，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原告的利益。

（作者單位：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第二篇：中字頭投資公司投資款專做銀行版本委托貸款的說明

《中字頭投資公司投資款專做銀行版本委托貸款的說明》本資金是專用于銀行版本的三方委貸的企業投資資金，資金方是中字頭的投資公司。為便于企業了解操作情況，特作此簡短說明如下：

1、受托銀行：委托銀行只能是工、農、中、建四大行支行以上，其他行不做。

2、貸款保證：企業要用股權、項目資產、項目未來收益作為抵押借款保證，要簽署4份合同：（1）簽署《投資合同》。（2）簽署《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3）簽署銀行版本的《委托貸款合同》。（4）所有合同簽署都在北京進行完成，與銀行簽署委托合同在企業方（項目地）進行。

3、貸款期限：2—4年期。

4、資金回報：年12-16%，最終是以項目企業與資方商定的為準。

5、辦理費用：一次性綜合費用為貸款額的7%（資方5%，資方中介2%，其它中介另議），資方不收取任何前期費用。

6、貸款規模：5000萬元—10億元之間。

7、項目范圍：不限，但必須能按期還款，不過企業已投入資產越多越好越優先。

8、操作程序:

我方初審合格后將與申報企業簽融資合作協議，然后正式向資方遞交申報材料，資方審查通過后我方會及時通知企業并一同到北京與資金方平臺及資方辦相關手續。資方將根據申報（項目）企業的資料及面談情況，決定是否需到項目地考察；若考察企業及項目則項目企業需負責第一次差旅食住費用，以后往返費用和評估費用完全由資方自己承擔；資方通過項目分析（或考察）確認可以給貸款后，項目企業與資方簽署正式借款合同；最后資方去項目企業地與受委托銀行簽署委托貸款合同。

9、放款時間:合同簽訂后的十天左右，資金到企業帳。

借款企業全稱：蓋章

法定代表人：簽印2014年月日

第三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中民間借貸合同效力之認定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中民間借貸合同效力之認定

【案情】

2007年1月黃某與劉某組建了并未登記注冊的某房地產開發公司進行房地產開發。2008年11月黃某與劉某未經有關機關依法批準的情況下，以開發高檔住宅小區為為名，以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8倍的高息回報為誘餌，向社會公眾吸收存款，并約定在2012年6月一次償還本金及支付利息。自2008年3月至2010年6月，共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680.36萬元人民幣。由于未辦理合法手續，高檔住宅小區開發計劃無法進行。2012年9月黃某與劉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檢察機關起訴。案發后，經查黃某與劉某將部分資金用于還借款本息、償還其他債務、購買車輛以及捐贈給慈禧機構。出借人李某、廖某等50人得知黃某與劉某被司法部門提起公訴后，便一紙訴狀將黃某和劉某告上法院，要求兩位被告按合同約定償還本金和支付利息。

【分歧】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原告李某、廖某等50人與被告黃某、劉某之間的借貸合同是否有效。第一種意見認為，借款合同無效。理由是整個借貸活動從形式上看似乎合法，但被告黃某和劉某公開向不特定人群進行借貸，并承諾以高利息為回報的行為違反了《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相關規定，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其目的是非法的。原被告之間的借貸行為違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強制性規定，借貸合同應為無效。第二種意見認為，借款合同有效。雖然被告的借貸行為違反了金融法律法律的相關規定，并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但單個當事人在簽訂借貸合同時，是基于借貸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而且被告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違法犯罪行為與單個借貸行為并不等價，從維護市場誠信和無過錯的出借人的合法權益，應認定借款合同有效。第三種意見認為，借貸合同部分有效。雖然被告的借貸行為已經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刑事犯罪，但原、被告之間的借貸行為均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至于被告否涉及犯罪，與本案合同糾紛屬于兩個法律關系，司法部門是否提起公訴，并不影響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審理本案當事人之間的民事合同糾紛，也不影響合同效力。但借貸合同約定的利率超過法律規定的最高限度，超出部分的利率不予保護。

【分析】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是：

一、借款人的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否定單個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民間借款是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機構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之間自愿協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資金，借款人在約定期限內歸還借款和支付利息的民事行為。我國《民法通則》第90條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要判斷一個借貸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需考察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實；二是行為人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三是是否違反法律或社會公共利益。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訂立民間借貸合同時，真實意思表示，出借人在出借財物時在主觀上沒有損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過錯，不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情形。雖然本案中的兩被告因向社會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其借款行為的“總和”違反了金融法律法規及刑法的相關規定，其行為受到了法律的否定，但基于合法的單個借款民事關系成立在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形成于后，同一個借款行為不能受到二種不同的法律評價之法理，而不能否定單個的民事借貸行為的效力。例如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第11期刊登《吳國軍訴陳曉富、王克祥記德清縣中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民間借貸、擔保合同糾紛案》案例認為，民間借貸涉嫌或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合同一方當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并不當然影響民間借貸合同及相應的擔保合同的效力，如果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并不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則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無須中止審理。債務人雖然構成犯罪，但不影響民事法律關系的效力，不存在合同法中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否構成犯罪是以借款人向數個不特定的人借款，與單個的民間借貸關系并不等價，犯罪行為與合同行為并不重合，民間借貸合同并不必然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導致合同無效。

對于借貸合同約定的高額利息，由于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的規定，超出此限度的利息不予保護。

二、認定借貸合同有效有利于保護借款人的合法權益和維護市場誠信。當前，民間借貸這種簡捷靈活的融資方式極大地方便了人們日常的經濟往來，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前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難的難題，對助推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的民間資本流動，其本身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不能因借款人在事后吸收了大量的公眾存款涉嫌刑事犯罪來否定借貸人先前單個的合法借貸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關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維護以及市場交易的安全和穩定。人民法院應當注意根據《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之規定，注意區分效力性強制規定和管理性強制規定。違反效力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合同無效；違反管理性強制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具體情形認定其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要依法認定民間借貸的合同效力，保護合法借貸關系，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確保案件處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之精神,認定本案的借貸行為有效，既符合誠信、公平原則，也有利于維護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如果不加以區分就以借貸人的行為違法而輕易否定合同的效力，不僅會打擊民間資本的正常流動，加劇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度，而且還會進一步惡化市場誠信，造成誠信危機，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

近年來，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借貸活動崩盤現象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對于借款人先前的借貸行為效力的認定是當前民商審判中的一個難點問題，此類案件能否得到妥善審理不僅僅是關乎單個債權人利益，更關乎整個社會的和諧安定。因此，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時要結合具體情況，認真分析，慎重認定合同的效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