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一本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著作——評杜魯門的《政治過程》

讀書筆記：一本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著作——評杜魯門的《政治過程》

在西方政治學的文獻中，曾出現過過兩本頗具影響的《政治過程》（亦稱《政府過程》）。1908年，美國學者阿瑟?本特利推出了其代表作《政治過程：一項關于社會壓力集團的研究》一書。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有關政府過程研究的團體理論。在此之前的美國政治學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政府的正式機構——總統及其所屬的行政部門、國會和法院等。而本特利則從政治集團的角度描繪了一幅美國政治舞臺的現實圖景，把政治過程解釋為利益集團（壓力集團）在政府內外相互作用的結果。四十多年后，戴維?杜魯門又推出了一本《政治過程：政治利益與公共輿論》，進一步解釋了政府的實際行為和過程的復雜性，并力圖證明政治集團是民主的基礎這一基本觀點。杜魯門的《政治過程》一經出版則立即受到了學術界的青睞，成為了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作，也被列為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著作。

戴維?比克奈爾?杜魯門（DavidBicknellTruman，1913－2003）出生于美國，早年曾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38歲時即被哥倫比亞大學評為正教授。杜魯門的代表作有《行政分權》（1940）、《政治過程》（1951）、《國會政黨》（1959）等，這些著作至今還被列為政治學的必讀書目。尤其是《政治過程》一書，奠定了他作為美國政治學泰斗級學者的地位。1965－1966年杜魯門出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

《政治過程》為什么能夠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著作呢？主要是由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戴維?杜魯門的《政治過程》是當代西方政治學中集團政治理論的奠基之作。利益集團當今一般被視為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結構，例如美國目前大概有超過十萬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它們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在戴維?杜魯門推出《政治過程》這本書之前，不僅政治學界對于利益集團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且利益集團還被視為是一種“禍害”，大多數人都把利益集團或者各種所謂“派別”、“小集團”視為洪水猛獸。戴維?杜魯門在《政治過程》一反人們對于利益集團的世俗偏見，認為“集團”是美國民主過程中基本的和積極的成分。雖然在此之前本特利已經對利益集團予以了肯定，認為集團是政治的元素，社會是集團復雜的組合，政治行為是利益集團作用的結果，政府部門——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都是集團作用的中介。但是，本特利主要是用集團去描繪政府，而杜魯門則強調集團本身，對利益集團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強調集團的性質和集團組織的特征。更為重要的是，杜魯門的理論觀點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得到了廣泛的回應，使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為美國“利益集團理論的黃金時代”。

按照一些美國學者的概括，集團理論（grouppluralism）作為民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原始集團理論階段，杜魯門的《政治過程》是這個時期的領銜之作；（2）六十年代——多元主義權力理論階段，從集團互動的角度去闡釋現代民主；（3）七十年代——多元精英主義理論階段，側重于集團政治所帶來的問題，認為權力實際掌握在不同的精英集團手中而不是被大眾分享，結果造成特殊利益對公共利益的扭曲；（4）八十年代——新多元主義理論階段，肯定了廣泛分享的利益被代表的可能性，但并不認為公眾利益可以通過利益集團加以公正地代表而達成“均

衡”。由此可見，杜魯門的《政治過程》在集團理論或多元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原創地位，可謂是團體多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

杜魯門在本書中不僅對利益集團進行了“正名”，正視了廣泛存在的利益集團的活動，而且對利益集團的性質、特征、組織、領導及其對政黨、選舉、立法、行政、司法和輿論的影響等進行了全方位的系統研究。他將集團視為觀察社會政治現象的基本出發點，并通過經驗研究證明在社會迅速變革時期集團的組織有利于社會穩定。這樣的觀點對于轉型社會來說是很有價值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本書也啟動了政治學的“過程”研究方法，成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作之一。

傳統上，美國和西方政治學采用的是“法律－制度研究范式”，這一范式聚焦于政府的正式機構，主要針對的是憲政制度、政府結構和法律體系。這種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卻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政治運作的實際圖景。到19世紀中葉，這種“法律－制度研究范式”日益顯得捉襟見肘，難以解釋活生生的政治現象。于是，對政府體制進行超憲法條文的“現實主義”研究便應運而生。

不過，總的來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法律－制度范式”，而“過程”研究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才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主張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解釋政治現象，它要求采用科學的、定量的、經驗的分析方法來代替哲學的、定性的、規范的分析方法，從而把政治學從“政治哲學”轉換為“政治科學”。行為主義不考慮政治“應當是什么”之類的問題，而只關心政治“實際是什么”。杜魯門的《政治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會心理學和人類學基礎上的經驗性研究，他將美國政治和政府描繪為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作用和討價還價的復雜的結合物，運用了大量的實證資料，這與傳統的“法律－制度研究范式”大相徑庭，顯示了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的威力，被西方學術界公認為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政治過程》能夠翻譯成中文出版，對于中國政治學的理論研究不無價值。首先，我們對于“集團政治”的研究還十分薄弱，認識也有限，總體水平大致相當于在杜魯門的《政治過程》出版之前美國政治學界的研究狀況。其次，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本書的意義就更大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流，長期以來是規范的方法而不是經驗的方法，類似于西方的“法律－制度研究范式”，因而有關“過程”的研究亟待加強。當然，本書基于美國的經驗而得出的結論，不一定適合中國的國情，讀者應有所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