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專欄]自由市場經濟的終結

[經濟專欄]自由市場經濟的終結？

這幾天無疑是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幾天。曾經傲視世界的華爾街金融集團轟然倒臺。美國政府手忙腳亂在拯救市場，各種股票大起大落，人人談債變色。

于是各國的金融學家就跑出來，紛紛表示金融需要加大監管。更有某些國家的經濟學家表示，美國的資本主義金融制度是不完備的，中國的政府控制才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都知道經濟學的基礎是什么？假設有兩只完全一樣的蘋果，一個理性的消費者應該買下便宜的那一只蘋果。這就是整個經濟學假設的基礎。倘若某一天消費者們都發了瘋。大家都愿意買貴的那只蘋果，那么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便不復存在。可是，生活中有這樣的傻瓜嗎？經濟學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在統計意義上，這樣的傻瓜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一個黑人，他根本沒有工作，每個月領救濟為生。而這個時候，有一個房地產經紀對他說，我愿意貸款給你買房子。然后黑人買了房子，而過幾個月他就還不出任何貸款。而貸款遭受了巨大損失。在這個簡化了的次貸故事當中，大家發現，究竟誰是傻瓜呢？毫無疑問，是那些最終貸款人。那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貸款人愿意把錢借給黑人，自己做傻瓜呢？

于是我們終于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次貸**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信托制度。看一看吧，到底誰是次貸的最終貸款人——也就是那些傻瓜們。當我們翻開美國最大的貸款機構房利美的債權人名單時，我們赫然發現，中國，擁有3760億美元的房貸債券。日本，擁有2250億美元。全世界此類國家合計15000億美元。當然，美國機構持有就更多了。我在此并非要進行什么政治說教，而是想向大家指出。造成目前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拿了我們的錢去投資的大機構們——無論是主權基金還是投資公司，他們都辜負了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做了極為愚蠢的事情。正是因為這些信托機構的失職，才使我們全體納稅人，存款人被迫扮演了經濟學中那一個本不該出現的“傻瓜”。讓整個自由市場制度發出腐爛的氣息。

一些大機構，利用他們的信譽或者威權，大肆斂聚了國民財富，去進行大量的非理性投機賭博，這才是整個次貸危機金融海嘯的根源。說到底，這是大機構主義的失敗。而今天，當美國政府忙于救市的時候，居然有人說，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失敗。而這些人提出的見解，居然是用一個更加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來“監視”那些大機構。甚至是鼓勵這些主權機構來“替”我們投資。毫無疑問，這些投資機構最終將創造一個更為巨大的虧損紀錄。

相信我，美國早就不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巨大的不平衡貿易的基礎上，美國早就是一個以計劃和威權機構為主要利益集團的變態經濟國家。美國的CEO們熱衷于財務報表上的好看數字。而各國的債權人在蒙著雙眼進行投資。這就是我們的現實世界。這和自由市場經濟毫無關系。

第二篇：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

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

——“中凱事件”的啟示

“中凱的官司雖然終審勝訴了，但他們還是主動花出1000多萬元給消費者，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中凱現象’之所以備受國人的關注與盛贊，說明社會對誠實信用的心理欲求，這才是市場經濟本質特征。”

“中凱事件”現已圓圓滿滿地落下了帷幕，但由于這個事件的意義已遠遠超過其本身，人們對它的思考并未劃上休止符。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孔子就曾說：“民無信不立”；管仲說“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以誠信為天下萬事中的關鍵；唐代大詩人李白曾為詩“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元好問所說：“言圣人之道無他，至誠信而已”，以“至誠”為圣賢大道的核心，更是把一個“誠”字擺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現代更是把自羅馬法以來的誠實信用原則這一“帝王條款”作為對人們法律行為的基本要求。

我們常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所謂的法制經濟就必須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之上。所以，準確地說：“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

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的靈魂。人類商品交換經歷了三大歷史階段：以物易物階段、貨幣交易階段、信用交易階段。交易中的信用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交易雙方經常處于不同的時間、不同地點，讓渡自己的商品和貨幣，為使交易快捷高效，異地、異時讓渡商品或支付貨幣，所以信用交易便應運而生，并不斷發展。

市場經濟離不開誠信，因為在經濟中的各個環節，都少不了以誠信為基礎的信用。在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環節，生產、運輸、賒購、賒銷等都存在委托——代理關系，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使交易鏈條中斷；作為市場經濟核心的銀行，信用是其發展的基礎；離開信用，股票、債券、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就無法發展。離開誠信為基礎的市場信用，商品交易鏈條就會中斷，就會發生經濟危機。

我國目前的市場信用體系處于起步階段，企業信用制度還沒有健全起來，個人信用制度更為落后，現在市場交易主體信用缺失現象普遍存在。假冒偽劣商品泛濫，虛假廣告遍地，坑蒙拐騙橫行，企業之間的三角債、銀行呆壞帳、信用卡詐騙、偷漏稅、走私騙匯等，已造成全社會的信用危機，極大地影響了經濟運行效率。

在信用缺失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信用缺失損害各經濟主體的利益，導致經濟環境惡化，阻礙經濟正常運行。

如果沒有誠信的環境，人人自危，對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生怕自己稍不留神就會上當吃

虧，這樣的市場環境、生存環境會讓生存于其中的人們不堪其累，基本的信任結構已經崩潰，人際關系不堪重負，交易成本高得驚人。事實上，普遍地大量地存在著弄虛作假，坑蒙欺詐，違約毀約、假冒偽劣、偷稅漏稅、逃稅廢債等失信行為，這些已成為當今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和企業經濟活動中的公害。據有關資料表明，每年因缺乏誠信而造成直接和間接的損失高達近6000億元，幾乎相當于我國一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部分。當然，失信問題在經濟上所造成的危害是難以數字來衡量的，因為它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挽回影響也是很難在短期奏效的。

在“中凱現象”討論得如火如荼的今年8月6日，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工商局一把手歡聚北京，他們在北京市工商局現場觀摩企業信用建設的初步成果。企業信用信息系統的建設，起到了服務社會、監管企業的作用，使信用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如同法律之于約束守法的人一樣，中國人的歷史文化一再表明，約束者和被約束者同樣有“不誠信”的風險，所以，單靠信用評級只能解決部分表面問題，解決問題的核心在于建設誠信文化（核心價值系統），只有文化（核心價值觀）的力量才是長久的、深遠的。

誠信是全社會的事情，不只是企業的事情，更不只是某些“富豪”的事情。做好企業誠信工作，僅靠企業自律是遠遠不夠的，社會對企業的服務和監督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誠信問題需要全社會來關注，只有在全社會、全行業都形成誠信共識，方能打造誠信經濟。誠信是相互的，需要服務者和被服務者、經營者和消費者雙方共同來打造。經營者誠信而消費者不誠信，或者要求消費者誠信而經營者不誠信，這些情況的出現都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誠信經濟。現在社會處于轉型期，誠信問題是目前很大的問題。所以“中凱事件”才格外引人關注。

營造誠信環境的核心是建設優秀的誠信文化。市場經濟是公平經濟、誠信經濟，對企業來說，誠信是企業生存之本，沒有誠信的企業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看似強盛，實則短命。而對市場來說，沒有誠信的市場，就沒有發展。

誠信建設作為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方面，自律、自警、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市場競爭，為建立良好經濟秩序做出新的努力，從而促進地方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的，經濟的發展又反作用于企業誠信建設的發展。事實說明，越是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的信用度越高，中凱集團的決策層說“不講誠信，企業就不會有市場”。

市場經濟采取自愿平等交換方式，是一種形式平等的經濟。“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能獨立自主地作出經濟決策，所有市場主體的行為都是自愿行為，堅持等價交換，沒有非經濟力量的強制；市場經濟的平等性特別強調機會均等，要求社會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進入市場的機會是平等，獲取收入的機會也是平等的。只有這樣的平等性，才能充分調動每一個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其潛在的能力充分發揮。要實

現平等性，除了法律賦予每個市場主體平等權利外，最重要的就是誠信，市場主體之間能以誠相待，誠信交易，任何一方的欺詐都將導致交易關系的最終消亡。

市場經濟是以貨幣為媒介的信用經濟。市場經濟之所以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進軍，就在于其信用制度的運行和擴展。信用制度的產生，大大拓展了資本的空間，也加強了市場主體相互之間的聯系，但信用危機將導致整個經濟危機，為此，維護信用制度就成為市場經濟能否迅速發展之關鍵。只有市場主體都能自覺維護其信用制度，才能保證信用關系的穩定性，減少信用風險。可見，沒有誠信原則就沒有市場經濟秩序，就沒有市場經濟效率，也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生命力。“誠招天下客，譽從信中來”，既是千古經商法則，更是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內在要求。

雖然道理都懂，但為什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卻那么難呢？

俗話說“人管人，得罪人，制度管人，管住人。”所以，西方有一句傳世的法律名言——“人是最不可相信的”。

那要相信什么呢？

答案當然是相信制度。

記者聽過一個故事：一個留學生在德國的地鐵站，發現護欄很矮，就自以為聰明地躍欄而入以求逃票。但是，找工作時麻煩來了，用人企業說，你這個人連地鐵票都逃，誰敢錄用你？還有，有100多年歷史的法國保姆協會成立前，總有一些雇主虐待保姆。保姆們聯合起來成立了協會，對所有的長期雇主進行聲譽記錄。那些有劣跡的則不被推薦服務，這下雇主們再也不敢隨意欺侮保姆了。這就是國外個人信用的作用。而作為企業更是有嚴格的信用記錄，如果被列入黑名單，沒有人會和你做生意。

這些故事告訴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讓失信者付出代價”。

國外普遍推行“一卡制”，個人的信用都在卡上有記錄，如果一旦有失信的案底，日后在升學、就業、出境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信用制度使他們不敢失信。

而我們國家的企業的卡、帳戶有許多，個人也有不少，用起來隨心所欲。

去年10月份，北京16家銀行建立“信用信息共享系統”，從日前發布的消息來看，此舉不僅有利于金融資源共享，而且是對個人信譽進行監督。

大多數人持肯定的態度，個別人擔心一旦某人迫不得已透支一次，恐怕就背上了不講信用的包袱。

其實，凡事有利即有弊，就要看利大還是弊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一方面要用法律規范誠信，另一方面，還要用技術手段來防止不講信用，來要求人們在民事活動中講究信譽，恪守諾言，嚴格履行自己承擔的義務。

總之，在中凱勝訴的情況下，仍能主能支付1200多萬元。這不能不令廣大消費者感動，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凱，注定成為房地產行業里誠信的里程碑！

第三篇：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

市場以產權清晰界定為前提。這是舉世知名的科斯定理。

無論是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城市的利潤留成、利潤包干、經理人員持股和股票期權，本質上，都是在進行產權界定。以經濟學的視角看來，重要的不是名義所有權，而是實際的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實際上是把剩余索取權交還農民，交還天然擁有控制權的農民。企業改革中的利潤留成、利潤包干、經理持股和股票期權，也無一不是把部分剩余索取權交還天然擁有控制權的企業經理人員。

產權一得到清晰界定，市場就卷土重來。這就是我們三十年來的改革實踐。可是，僅僅產權被清晰界定市場還不能良好運行。如果經濟的交易費用很高，那么即使產權被清晰界定，市場也不會良好運行，甚至不會有市場。經濟的交易費用遠比我們想象的要高。交易費用占產出的比重稍高一點或者稍低一點，經濟績效就會呈現出天壤之別。

疑問，界定產權本身就有降低交易費用的功能。如果草地產權界定不清，那么我就要多放羊，因為增加的羊的收益由我獨享，而草坪遭破壞的損失則由大家分攤。實際上，大家也都會這樣做。最終，草地就會變得一毛不生，本來有價值的草地變得毫無價值，租值發生了消散。這就是“公地悲劇”的含義。如果草地產權界定清晰，那么這樣的結果就不會發生。

如果企業產權界定清晰，那么我不干了，可以讓我的兒子干；兒子不干，還可以賣了獲取聲譽溢價。我有激勵注重并維護企業的聲譽；我有激勵不賣假貨，也有激勵改進服務質量。

但是，僅僅產權清晰還不能有效降低交易費用。這在現代社會尤其如是。現代市場經濟以非現貨交易為主，并且跨空間范圍很大，僅靠聲譽機制很難確保交易正常進行。現代市場經濟通常要借助第三方來協助執行合約和完成交易。這個第三方正是法律和法院。

法治約束的是經濟人的機會主義。人的自利有促進生產和增加社會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費用和減少社會福利的一面。這后一方面需要法治加以約束。正是因為法治對于機會主義的約束，人的自私才不是利害參半，更不是害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害；人類也因此能夠生存下來。法治是通過界定和保護產權、執行合約來減少交易費用和增加社會福利的。

不僅如此，交易費用還來源于政府。政府隨意地增加或者減免稅收、濫發貨幣、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濫用權力等等，都會極大地增加經濟的交易費用。

在現代經濟和技術條件下，政府對于經濟的影響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政府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或者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在現代經濟和技術條件下，約束和規范政府的行為顯得特別重要。約束和規范政府的行為，根本出路也在于依靠法治的力量。

法治約束的是政府的任意干預。政府的權力天然大于個人和企業。給定這一權力，政府隨意干預經濟的傾向很難自我抑制。如果政府行為不受法律約束，獨立企業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沒有根本保障，市場經濟就沒有基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重要一條是老百姓可以通過法律約束政府行為。

法治的第一問題當然是立法，但執法和司法更為重要。原則上，一個國家可以簡單地照抄它國的法律。但是執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執法者須接受法律的約束。這顯然不容易。

現實世界沒有完美的市場經濟，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也不必一定是完美的市場經濟。但總的說來，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較為完善的法治基礎上的，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法治建設尚為落后。我們要建設“好的市場經濟”，法治是一個關鍵的環節。

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來，我們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前提條件。“公地悲劇”表明，權利必須得到界定，這是人類生存的需要。可以將權利附著在物上面，通過物的所有權來界定權利。資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別人可不可以使用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給我支付足夠的價格。資源產權也可以模糊界定，但那樣就必須要有論資排輩、等級制度等安排來界定權利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大搞論資排輩和取消擇業自由不是偶然。這正是產權界定不清情況下避免租值消散的必要的措施。古代的時候，家庭財產不做劃分，于是就要對家庭成員的地位做出界定：父親和長子的地位很高，其他人的地位就要低一些。吃飯的時候，誰先動筷子都有規定。這也是要減低租值消散。今天一家三口過小日子，于是就沒有那么多的講究了。

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產權界定權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權界定權利，法治就很難推行。產權界定不清，人權就不平等，法制很難推行。古代“刑不上大夫”，刑不是不應該上大夫，而是人權不平等的社會里，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人權不平等的寫照。人權不平等的社會，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

第四篇：儒家與經濟自由

儒家與經濟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費”

儒家的一個基本哲學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傳統，最可貴的是，對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對非經驗部分非常謹慎，保持敬畏。這導致了一種自然秩序哲學。

《論語》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段對話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從它就夠了。這包含著儒家社會治理的基本思想，與經濟學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側重講經濟自由與經濟制度。

由于儒家有這種自然秩序哲學的取向，必然導致經濟自由制度的取向。這種自然秩序的原則用到社會中，其傾向就是讓社會自己運轉，盡量不要干預。

孔子主張政府惠而不費。“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老百姓認為什么有利就讓他們去做，這不就是惠而不費了嗎？老百姓認為市場有利，就去交易，進行平等談判，自愿達成契約，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學說主導的兩千多年，這是基本原則。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會有經濟自由主義？后來看了侯家駒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又讀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張經濟自由的。

輕徭薄賦，堯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就像斯密所講的看不見的手那樣，整個社會繁榮起來。并不是說完全沒有費用，而是說費用很少。它導致輕徭薄賦和小政府。

輕徭薄賦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反對加稅。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幫助季康子聚斂稅賦，孔子說，冉求哪里還是我的學生，對他要“鳴鼓而攻之”。

孟子講過“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罰，薄稅斂，就可以做王了。輕徭薄賦會激勵生產，老百姓能獲得所創造財富的較大比例，人們會從四面八方歸往過來，這個政治領導人豈不就是王了嗎？

儒家知道，稅賦不可少。他們承認有王和國家，承認一套社會制度，這套社會制度要有費用，提出了類似于最佳稅率的概念，叫“堯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錢應該恰當，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問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稅率5%，怎么樣？孟子回答說：“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按當時的說法是蠻夷。孟子說“你這是蠻夷的作法。”

孟子問：“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一個國家很大，只有一個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夠用。蠻夷不種五谷，主要是打獵、采集，農業上不發達，“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這些都是有形的和無形的公共物品，“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稅率是合適的。但“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國，沒有禮樂制度和政府結構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稅率，太低了，不可以為國。

孟子接著的一句話很精彩，“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堯舜的稅賦是多少呢？十稅一。按現在經濟學的說法是“最佳稅率”。著名的拉弗曲線講，有一個稅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時社會福利也會最大化。低于最佳稅率，就是蠻夷。

孟子接著說：“欲重之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稅賦多于1/10，就是暴君。堯舜之道是最佳的稅率。在孟子那個時代，覺得恰當的就是十稅一。當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稅一，后來中國的發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國家比較大，公共物品就有規模經濟性，平均成本就會低，稅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漢景帝時是三十稅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賦大約5%。康熙時推行“攤丁入畝”，并承諾“永不加賦”。有一項對清代田賦的研究說，到了清未，實際田賦也只有2~4%。

不與民爭利

再一個原則是“不與民爭利”，在儒家的傳統中這是很強的觀念。

《史記》記載，春秋戰國有個叫公儀休的人，在魯國當宰相，當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種著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織布，就把織機毀了。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當了官，政府給我奉祿，就不應做這些事。種菜織布拿到市場上賣，我的東西賣出去了，可能別的老百姓就賣不出去。這就是與民爭利。這個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織”是一個成語。

這個原則在后來的多次辯論中都被提出來。比如在漢代《鹽鐵論》的爭論中，在北宋新舊黨的爭論中，都會提到這個原則。如果有人提設立官營的工業，就會有士大夫站出來說，這不對，是與民爭利。

總體來講，儒家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這是一個基本結論。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會使一個社會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層邏輯。第一層邏輯是，如果老百姓之間自由交易，自愿達成契約，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約就會缺乏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講，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價就不在均衡點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過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價格，可能低于均衡價格，但會導致供給減少，需求不能被滿足，整個社會就會丟掉這么大一塊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會帶來財富的增量；整個社會這樣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會越繁榮。

更一般地說，這就是一致同意原則。只要一致同意，就會達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這個交易是雙方同意的，就是一個最佳結果，對應的就是帕累托最優。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就會導向效率更高的結果，比如說，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如果是一個奉行經濟自由的社會，它的分工會越來越細化，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計劃經濟的分工和專業化就很難發展。我的博士論文《分工與交易》就是講計劃經濟時期為什么無法推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

經濟自由還導致社會的制度不斷演進，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進，一開始是偶然的交換，后來發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專業商人、大型百貨商場、連鎖店和貿易中心，等等。隨著交易的進行，有關交易的制度不斷演進。金融市場能更容易看到這種制度發展：如金屬貨幣、紙幣、股票、存款、貸款、期票、匯票、期貨、期權等等。

簡單地講，經濟自由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基礎。經濟自由主義的表層意思是給個人經濟自由，尊重市場，小政府，輕稅賦；深層含義就是遵從自然秩序。我們注定不能完全了解這個社會、世界、宇宙；當我們不知道、沒把握時，只能對自然秩序保持一種敬畏的態度，尊重、畏懼它就夠了，它自然會給我們一個好的結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帶來好的結果，這是一種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計算所能把握和預料的。經濟自由主義更深層次的思想，是一種哲學。

我比較早地對儒家感興趣，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先秦哲學和現代制度主義”。前些年，我寫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這段話來總結改革的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偉大，而是我們遵從了這樣一種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從市場領域退出，“不與民爭利”所獲得的結果。

總結如下：儒家主張的是遵從自然秩序的原則取向，強調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的是“輕徭薄賦”，強調的是最佳稅率，強調的是小政府，也強調“不與民爭利”。

儒家自由經濟思想的實施與傳播

儒家的這些主張，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如清代的稅賦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頭稅，只收田賦，攤丁入畝，大約是5%的稅率。一個儒家主導的社會經濟秩序，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和強調輕徭薄賦、小政府的秩序，人們有基本的經濟自由。

當然歷史過程中穿插著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稅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稅率也很高。漢武帝時期，因為任用桑弘羊這些人，搞官工業，各種政府干預，都有問題。

中國歷史以儒家主流為主，但其間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變法，是很糟的“變法”，一個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斂財政收入。它的結果不好，稅率上來了，稅收總量并沒有上來。儒家舊黨反對王安石，認為這樣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則。

同時，歷史有擾動。宋代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尤其在南宋，被擠壓到南方，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開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貿易。主要的貨物有瓷器，包括現在大家非常熱衷的青花瓷，還有絲綢，茶葉等。但其間有海禁，原因不是因為反對自由貿易，而是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軍事原因。比如有海盜。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響歐洲。這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可以證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現代經濟學的中國淵源”，1993年在《讀書》上發表過，有比較完整的敘述。在十六、七世紀，有大量歐洲傳教士到了中國，目的是傳播基督教，同時了解和學習中國的文化。他們把中國的這些思想傳到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影響。歐洲當時處于啟蒙時代，啟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的儒家、道家的影響，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思想資源。

有一本書叫《中國：歐洲的楷模》，是馬弗里特寫的，有大量記載。我在芝加哥大學找到過英文版。上部分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過傳教士傳到歐洲，有很多筆記、信件，在歐洲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響。下卷是魁奈的一本書，叫《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這本書對中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梳理，當時歐洲人很激動，接受了很多這樣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內容就是有關自然秩序的哲學，對歐洲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魁奈一直在關注中國，但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現在的學術道德講知識產權，很成問題，大量剽竊了一個傳教士有關中國的敘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寫的，講到了中國這套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這些思想非常實際地影響到了西方知識界和西方經濟學的建立。經濟學是在實際上實現過中西匯通的學問，不是牽強附會地說這兩種文化傳統很相似。這是歷史，有案可緝，沒有猜測成份。當時西方世界稱魁奈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許多孔子的思想。

中國的歷史，儒家只是斷斷續續地占主導地位。期間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導作用的，漢武帝后，儒家的影響才逐漸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優勢地位。法家也在不斷起作用。

在漢武帝時期，因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有了一定的國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斂財政收入，桑弘羊要求鹽鐵專營，辦官工業，一套官僚壟斷的制度就建立起來。漢昭帝時爆發了鹽鐵會議的爭論。文學賢良們反對桑弘羊這些官僚階層聚斂更多財政收入用于軍事開支的主張。《鹽鐵論》把這場爭論記錄了下來，它反映，當面對官僚壟斷時，儒家主流精英們會奮起捍衛儒家的基本原則。鹽鐵會議后，漢朝政府取消了對酒的壟斷，也部分取消了鹽鐵專營。從長期來看，漢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制度和較低的政府稅賦的經濟結構。

所以，不能排除歷史上會出現政府干預的事情，但總有爭論，通過這些爭論，能看到儒家這些原則總是存在。

浙東學派與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東學派，有陳亮、葉適等，強調儒家的功利主義層面。如果義是對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確，就應該有事功。有一本書叫《功利主義儒家》，對此做了專門討論，作者叫田浩。功利主義儒家不算主流，他們強調義利合一，義利并舉。有點像墨子講的“義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認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認老百姓的利，也承認君王的利。孟子勸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說，他不能行仁政，因為“寡人好色”。孟子說，你好色沒關系，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說“寡人好貨”，孟子說，你好貨也沒關系，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貨，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義，承認欲望，承認功利，但不以功利為最高目標，要超越功利。義利之辯，在義和利之間，更強調義。這是朱熹和陳亮之間的微妙區別。

朱熹和陳亮辯論，陳亮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朱熹說，“固是得道義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兩者之間區別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陳亮講的義是形而下的，經驗的，是人和人互動形成的均衡。“義者利之和”，有著利益沖突的人之間達成的均衡就是義。在互相沖突的個人之間，找到解決方案，一個均衡點。很了不起，這也是制度經濟學強調的好制度的一個特點。

但是這個“義”跟朱熹所講的“義”有所不同。朱熹講的是超越的義，這個義是經驗所不能或較少體會到的，必須從整體主義的角度，超越地去體驗、發現。

如果只有經驗推導的形而下之義，這個社會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沒有超越的義，沒有宗教性，國家與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經驗是不夠的。所以，超越的義有某種性質，會帶來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結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朱熹講得更對。現代經濟學發現了市場失靈。再擴大一點說，就是個人主義失靈，僅從個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會出錯。這就是朱熹所說，也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要有其它方法來補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靈，人們不可能完全監督政府，所以最終還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義”。

用簡單的數字比喻，陳亮是說，義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說，義和利在99%的情況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這是他倆的區別。這1%就是市場失靈，個人主義失靈。但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是解決那1%的情形。所以我說，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陳亮的更接近正確。

但是，就是這些功利主義的儒家，會在某些時候起積極作用。他們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義，就是《道德情操論》里的道德，即大家為了自己的利而去達成道德上的均衡，達成一種對道德的遵從。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種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人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沒有引進“上帝”。

斯密思想對于歐洲中世紀神權壓人權的狀態就是一種反抗，這是他的合理性。神權壓人權含有某些人的特權在其中，如教會的特權。斯密的自由主義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氣壯地爭自己的利益，還一個含義就是打破強權集團對利益的壟斷。

浙東學派也這樣。改革開放后，為什么浙江發展得比較快？和浙東學派的傳統有關。但我要強調，這個社會和世界還有很多東西超過我們的理解，所以我們不能僅遵從經驗，也要遵從超越的理解，要逐漸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張的義利之辯。第一承認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這是一種恰當的態度。

所以通過儒家主流和功利主義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浙東學派有著微妙的區別，也和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有微妙的區別。它在強調利和由利驅動的自然秩序時，也強調超越的義。但它不把超越的義太夸張，只是說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必須考慮到。

這就是儒家對社會秩序，經濟制度、政策的一個基本取向，一個與現代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稍有區別的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

[ 盛洪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選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首發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時略有刪改 ]

2015-11-30

中評網e 首發

第五篇：陳志武：市場經濟 通向個人的自由之路

陳志武：市場經濟 通向個人的自由之路.txt男人應該感謝20多歲陪在自己身邊的女人。因為20歲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沒錢，沒事業；而20歲，卻是女人一生中最燦爛的季節。只要鋤頭舞得好，哪有墻角挖不到？陳志武：市場經濟鑄就通向個人自由之道路

市場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里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也創造了輝煌的精神文明。有關市場與政府該如何分工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經濟危機使自由市場經濟面臨更多質疑，弊端在危機中放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而從更深層的人類文明進程中來考量市場化和商業化的發展，從而清晰地看到整個“森林”呢？陳志武教授在此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機沖擊全球以后，國內外都在對市場經濟、對商業或者說對商業文明，進行一些反思。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給我們新機會去重新認識人類，認識不同社會安排的優劣，進行價值判斷，也給我們以機會再次審視中國以及其他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今天大家對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新古典經濟學或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主張，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包括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類社會的最后一次對市場經濟的懷疑，因為人類就是這樣的一群動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時一刻的事情和經歷所迷惑，把過去更長時間的經歷、從更長歷史中得出的更加經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給忘記掉。

比如，關于市場與政府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紀30年代有個兩大陣營的討論，那時期自由市場國家處于高度經濟危機中，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處于快速發展中，所以，討論來討論去，不管哪種安排在邏輯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勵上更與人性自洽，那種實際業績上的差異——盡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時間的業績比較——讓當時的世界普遍認為基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蘇聯模式更優，更有利于經濟增長。于是，在那種基于一時沖動性的結論之下，二戰之后，從東歐到亞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歐、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蘇聯計劃經濟或者說政府管制經濟、政府擁有并經營企業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國都有國有企業，只是到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各國的國有企業都全面虧損，而且越來越嚴重的虧損，逼著人們反思政府經營經濟、管制經濟的模式。那些虧損和反思為后來的全球范圍內大規模私有化、重新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這就有了1978年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1980年后美國里根、英國撒契爾夫人的私有化，后來的俄羅斯與東歐私有化等等，對二戰之后的國有化和經濟行政化進行逆轉。當然，這次危機沖擊后，人們又看到了中國與私有市場經濟的差別表現，所以，人們就問：是不是又要對過去30年的經濟“去行政化”、對“市場化”改革進行逆轉，要“再行政化”、“再國有化”呢？

在這個時候，我們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避免重犯二戰結束后所犯的判斷錯誤，不要又因為一時一刻的短期經歷得出一般性結論。“花別人的錢不心痛，花自己的錢才心痛”是委托代理問題出現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條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機或者任何市場危機都源自委托代理鏈條所必然帶來的利益扭曲的話，由政府代替市場不可能消滅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因為政府權力體系所含帶的委托代理鏈比市場主體——公司的委托代理問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解決現代市場交易鏈條太長所帶來的危機的辦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場，因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國，針對政府權力體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問題的規制機制，都還遠不如規制公司中委托代理問題的機制來得可靠，后者畢竟還可以依賴廣大市場參與者的壓力來解決，更不用說在權力制衡問題還沒解決好的其他國家。

不過，今天我還是希望從另一角度來解讀市場經濟、商業發展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那就是，市場的發展是如何把“人”從傳統的“工具”約束、從“不自由”中解放出來的？以往，在中國的語境下討論“市場化”，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從“相對于政府權力”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也就是，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市場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對于政府權力而言的市場化，大家已經談得很多，我這里就少說。

婚姻與家的經濟和非經濟功能

在中國、在人類歷史中，由政府權力全面管制經濟畢竟歷史很短，是近現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類歷史的主旋律。也就是，從更長人類歷史看，市場化發展、商業文明首先是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相對于制約個人自由、壓制人性的傳統社會體系而言的。這是因為在現代政府權力、在現代市場主導資源配置之前，人類社會的資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權力又非市場的社團組織來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會、寺廟、社邑、社團等等。商業發展使市場成熟之后，市場不僅取代了傳統社團體系，更好地實現了人際間的利益交換，而且同時把人給解放出來。換言之，我們應該從更深層人類文明進程角度來思考市場化、商業化發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樹木。

就以我們很熟悉的“家”作為起點吧。在黃梅戲《天仙配》中，其經典對唱是“夫妻雙雙把家還”，一首男女對唱情歌。該歌流行幾十年，受到廣泛歡迎，因為它代表的是中國傳統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來看看中國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對任何人的一生，沒有東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響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這么根本的基石，市場化的發達或者不發達是如何對其產生影響的？我們的核心生活內涵又是怎樣受制于市場的發不發達呢？

歌一開頭，“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綻笑顏”，為后面更為實質的內容布景。接下來，“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這是勞動分工、經濟合作的概念，家是生產單位。也即，家的第一個功能是經濟生產上的互補與互助體。婚約支持下的家，使勞動分工有了信任、不違約的基礎，因為雖然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可以進行勞動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證合作能順利的信任基礎，為了強化信任，兩人、兩家聯姻是一種方式，甚至是傳統社會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產意義上的結盟，借此保證彼此的勞動優勢能可靠地發揮，讓產量高、產出不確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雖破能抵風雨”。從字面上理解當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個相互保障的保險體系，是成員之間跨越時空的風險交易體，好像一個內部金融市場。有了這樣的無條件結盟互助，不管未來發生什么事，是刮風還是下雨，是生病、天災人禍還是年老，都不用怕！這種結盟增強了彼此抗拒風險、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經濟風險交易功能。

“夫妻恩愛苦也甜”，這體現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種歸屬，夫妻間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連，讓雙方在未來即使碰上物質與非物質的困難，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讓苦也能變成甜。

“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這是說，如果雙方能夠通過婚姻成家，使共同的產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間互擔風險，讓倆人在心理與情感世界里互相關愛，那么，他們倆就能飛遍天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說，“婚姻”、“家”的生產單位功能涉及到當下有沒有足夠多的物質產出，是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風險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來的經濟安全問題，通過“家”所建立的“寒窖”來保障未來；第三個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靈、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業化、市場化發展對上述“家”的功能帶來了什么變化？“家”在如何轉型？這些轉型在解放個人還是在進一步限制個人權利？

首先，我想強調，在過去30年，商業文明在中國慢慢地興起，“家”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單位已經或正在被解體。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兩個，一個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個是公司化發展。《天仙配》“夫妻雙雙把家還”的背景是農業生產，那當然是“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原始境況，一個澆水澆園，另一個耕田。那種安排下，不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時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飯、睡覺在一起，生產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農業進入工廠和城市，從事非農。于是，“夫妻雙雙把家還”的境界越來越成為歷史。

當然，有人會說，即使進入城市、從事非農，他們也可以開雜貨店、開“夫妻店”餐館，夫妻不是照樣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嗎？只是現在的商業領域越來越公司化，連鎖店公司化，像國美、家樂福、沃爾瑪等公司已經把許多傳統雜貨店擠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麥當勞、星巴克等連鎖餐飲公司把許多“夫妻店”的空間擠掉，于是，越來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隊伍。因此，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產”從“家”的功能中剝離出來，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離開“家”，由市場勝任。

但是，這樣一來，對“家”有什么影響？至少，夫妻間花在一起的時間，還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會發生很大變化。前面講到，按照“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生產方式，傳統中國夫妻不只吃飯、睡覺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們做一簡單研究，對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現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量，看這個指標在怎樣變化。原來沒有工業化時，家作為生產單位，夫妻每天也許有20到22個小時在一起。當然，那樣可能彼此煩的機會很多，但換個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覺和關系近的程度也會很高。總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難。

而現在工業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來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沒辦法。在北京，絕大多數夫妻早晨六七點起來，快快吃完早點，就你到你單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點才回到家里。所以，我們會發現，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時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特別是過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家”因為工業化和公司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在淡化，生產單位意義上的“家”在解體。

這已經帶來很多挑戰，比如，離婚率會上升，夫妻之間的關系也許會比以前淡。從另一方面看，“家”的生產單位性質或許沒有了、少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許反而比以前深了，因為原來每天24小時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現在在一起時間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樣以新的方式鞏固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總之，工業化、公司化的發展在改變傳統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們從小長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場不發達迫使人當交易工具

“家”作為農耕時代的簡單生產單位在解體，但是，當商業規模或者商業復雜度、所需要的融資量高到一定程度時，以“家”、“家族”為基礎的商業組織還會是常態，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產單位或者使其擴張，只是所從事的生產比農業、傳統商業更復雜。

我們先看一組研究數據。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范博宏教授跟他的兩位同事做過一項研究，對象是泰國最大的150家家族企業，看這些家族企業掌門人子女和親戚的結婚對象是誰。他們收集了從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個婚姻樣本，并把這些婚姻分成三類：第一是政治聯姻，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對象是政府官員子女；第二類是商業聯姻，對象也是家族企業的子女；第三類是既沒權力因素，也沒商業目的，而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總樣本里，33%的家族企業子女婚姻是為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發生的頻率是46.5%，這兩項加在一起，占總樣本的79.5%，將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愛情。有意思的是，當家族企業把子女婚姻對象的消息公布時，如果是愛情婚姻，那么股市對該家族企業的股票沒有反應，而如果婚姻對象是官員或者其他家族企業的子女，那么，股價會漲不少。

很明顯，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愛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家族商業利益去跟其他商業財團、政府官員家族聯姻，因為聯姻能擴大家族企業的交易機會和資源空間，降低有聯姻關系家族企業間的交易成本。實際上，股市也希望企業掌門人家族這樣做。

為什么在泰國、中國香港和臺灣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子女婚姻往往成為商業手段，而在美國等社會這種現象已經很少？亞洲社會是否有其他選擇？

答案在于市場的發達程度，更具體講，取決于市場交易的信用環境，也即市場制度架構，還有資源機會是否平等開放。如果各行業機會對誰都平等開放，商家與官權力聯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場上陌生企業之間的交易信用不是問題，那么，商家之間就用不著通過聯姻來強化他們家族企業間的信用關系。商業聯姻、政治聯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機制還主要依賴血緣的傳統社會產物，是市場不發達的表現。

為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哪些行業的家族企業更傾向使用政治聯姻、商業聯姻。首先，范教授他們發現，需要得到政府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中，那些家族企業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聯姻、商業聯姻，特別是房地產與建筑業的家族企業，其子女有96%是為了商業利益去聯姻，遠高于政府管制比較少行業的關系婚姻頻率。反過來看，就是市場化程度高的行業，家族企業子女愛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些不奇怪，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于這種傳統，通過婚姻關系把家族企業的利益保護起來，讓自家財產不受政府權力的威脅，而跟實力企業家族發生聯姻，可以擴大未來發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發生，人成為具體的交易載體。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國，蓋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業掌門人不會要求自己的女兒去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會以前跟這里談到的泰國和中國情況類似，但是，隨著市場契約機制的深化發展、政府管制的減少，企業家子女的婚戀就被逐步解放。發展市場交易機制、減少政府管制，不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間的交易成本，而且決定民營企業、家族企業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市場化就是這么具體地把自由權利還給個人。

朋友說，為了家族的利益，犧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關系？對于人一輩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決定性？是婚姻，這決定你一輩子要跟誰生活、跟誰一起生子女。特別是，當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時，未來幾乎沒有離婚的可能，你不能說“沒有感情了，所以要離婚”，因為當初就不是因愛情而結婚的。

當人際交易不是在市場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發生時，人就成了工具，人的價值由其工具價值決定。我們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習慣。在中國，我們說“富不過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親子接班，兒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沒有能力，企業長不了；而如果請血緣關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業，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過，委托代理問題可能嚴重。不過，“富不過三代”問題不只是中國有，其他社會也都有，是人的本性決定的。

我們知道，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西方社會發展出了職業經理人市場，讓家族企業創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親，而是通過契約關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構，到廣泛社會去招聘，任人唯能。這樣一來，企業創始人的子女可以憑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職業，不至于除了父親企業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反而因父親事業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國職業經理人市場的發展還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會也推演出過解決企業傳承問題的變通辦法。在日本，三井集團創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寧可要女兒也不要兒子，因為有了女兒我可以挑選兒子”。他說，親子盡管可靠但可能沒能力，而有了女兒，他可選擇女婿。接著，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業的傳承方式，使兒子并不一定成為接班人，企業掌門人會在兒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輕人中間挑選一個；如果他選中的不是親生兒子，就讓女兒先嫁給被選中的年輕人，等女兒結婚一年后，再舉行儀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為三井家的養子，并且會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養子”掌門。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學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個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戰之后哪種類型公司的業績最好？第一類公司的掌門人是企業創始人的親子，就像中國的家族企業一樣；第二類企業的掌門人是外面請來的職業經理；第三類是由“女婿養子”管理的企業。研究結果是：“女婿養子”管理的公司業績最好，其次是職業經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親子管理的公司。這些結論，或許對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有一些啟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團掌門人松下正治從血緣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團從1673年到現在有好幾個掌門人不是三井家族的，豐田汽車也是這樣。

“女婿養子”比較好地解決了企業傳承的問題，通過儀式把女婿收為養子，達到“雙保險”效果，這樣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當我跟女兒講這個故事時，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那他女兒的幸福怎么辦呢？她說，這樣做太殘忍了，不能接受，因為女兒為了家族企業的利益而被當成工具，要犧牲自己一輩子的幸福！

當職業經理人市場不發達，或者說在市場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子女會被迫做工具用，她們的幸福被犧牲掉。

今天在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對經濟學家不滿，原因是他們認為經濟學者過于迷戀市場，說市場不是萬能的—— 市場當然不是萬能，世界上沒有萬能的東西。只是，從上面的這些具體事例和數據，我們看到，當把注意力放到具體的人類活動和傳統習俗時，方方面面的市場化細節正在把個人從各類工具用途中解放出來。所以，市場化、公司化不是壞事，恰恰相反，市場經濟給人類以自由。

金融市場具體地解放個人

上面談到，市場化、商業化發展已經在改變“家”作為生產單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復雜度高因而對信用依賴度高的領域，“家”和“人”還在繼續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產單位，只是其程度在隨著市場化的深化而不斷下降。

接下來，我們討論“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變遷，重點看外部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如何改變社會結構、社會文化，主題繼續是談市場經濟給個人帶來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場上。

之所以幾乎在所有傳統社會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產單位，是因為生產需要投資，一投資就涉及到價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價值節省下來、投入項目，要等到未來的某個時候才能有回報，這樣一來就涉及到跨期信用問題：怎樣讓人們能放心、愿意投資呢？其他人今后違約不認賬或者耍賴怎么辦？所以，“企業”基于什么組建、如何組建實際上是一個如何安排跨期價值配置、保障跨期價值配置的問題，而基于婚約和血緣的家、家族是一個古老又不允許有選擇的共同體，以它為基礎來實現跨期價值配置，當屬自然。

實際上，圍繞生產單位、企業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許多潛在的跨期價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種形式，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種，比如像養老金、保險、借貸、證券投資等等，這些沒有涉及生產、實業投資，但卻更單純地圍繞價值、風險的跨期交易。前者是為了解決人的物質生產問題，后者是為了解決個人的未來經濟安全問題。

就以防老、養老為例，一般是人在年輕時多存錢、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賺錢后再從原來的投資中得到回報，來養老。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價值配置需要，或者說最原始的跨期風險交易品種。前面談到，這種跨期交易的違約風險很高，投無所報的情況極容易發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說到的“家”的風險交易功能，尤其是通過養子來防老的安排，亦即，壯年生子，錢花其身，供其長大，等自己老了，也會是兒子壯年之時，兒子的回報恰好供養老用。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人格化“養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為養老交易體系外，人類社會還發展了三種其他的交易體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廟和教會、民間社邑等；其二是我們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場，像養老基金、投資基金、人壽年金；還有就是近代出現的政府養老保障體系。

每種交易體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體系，有它建立、維系和鞏固交易信用的基礎。前面說過，基于“家”的風險交易體系之所以比較靠得住，是因為其基礎是血緣和婚姻，而血緣關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選擇的，兒子跟父母親的關系是天生的，所以，最為牢靠。更何況，通過再加以一套類似儒家“三綱五常”這樣的剛性文化體系，把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級固定下來，約束其行為規范，讓你動也不能動，社會結構中沒有自由流動的余地，于是，整個社會基于血緣體系的跨期價值交換，生病、養老等保障，就有相當的可靠度了，生存意義上的交易風險就不多了。

基于社團組織的跨期互助體系，也不是以明碼標價的方式進行人際跨期利益交換，其建立并維系信用、保障“回報”的基礎一般是某種具有凝聚力的東西，比如共同信仰、同鄉、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為基礎，加上做禮拜等等有形和無形的安排，使這套體系的凝聚力極強，近兩千年不衰。而教會時常給教徒提供類金融服務，比如，在現代金融發展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允許年壯夫婦把房產、地產先前簽約，承諾在夫婦都去世后財產的所有權給教會，但是，在他們有生之年，教會要給他們生活上、經濟上的支持，從效果上，這種安排等同于現代保險公司出售的人壽年金。

在中國歷史上，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組織相對不發達，有較多記載的是從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紅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義莊還是以血緣宗族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廣東等南方地區的“自疏女”、“姑婆屋”組織，雖然跟佛教有關系，但主要還是為十幾歲就選擇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輩子的生活保障體系，這樣，選擇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幾歲搬進“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勞動，此后所有的勞動所得都屬于姑婆屋，供養其他年長、病殘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進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來的年輕自疏女要給她們以保障。就這樣，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實現彼此間的相互支持，只是她們間的價值交換是跨時間的，姑婆屋就成了具體完成這種金融交換的社團機構，從本質上類似于“養子防老”、金融市場交易。但是，正因為中國以往超越血緣的社團組織總體不很發達，從某種意義上，相對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社會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沒有太多可供選擇的信得過的互助體。

第三種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場，其范圍是廣大社會的人，交易產品明碼標價，其交易組織不是基于血緣，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個參與者追求顯性利潤的最大化。正因為此，它的信用支持體系很難建立，失約、違約會時常發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約法治體系的支持，亦即與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種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會保障體系，支持這種安排的信用保障體系是國家的強制力，即立法、行政與司法。正因為這種交易體系的組織不是基于血緣、共同信仰或者利潤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權力，所以，其腐敗空間和因此帶給社會的交易成本也會很高。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的教訓證明了這一點。

既然我們可以依賴血緣家族體系，也可以依賴基于宗教的社團組織，或者基于某種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緣社團組織，可以依賴政府權力，還可以依賴市場，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跨期價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種安排更好、更優？為什么有些安排會更糟呢？正因為每種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會文化支持，其帶來的文明性質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場的安排所帶來的是商業文明、契約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權力的人際跨期價值配置體系培養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個人權利的權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紀所經歷的那樣，基于教會的跨期利益交換體系會壓制個人自由，壓制個人信仰的選擇權利。

很多人說，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實現今天金融市場所能做的經濟安全保障，為什么還要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問題是，通過“養子防老”人格化安排達到經濟安全，這種互助體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壓制個人自由、把人當工具而不完全當人的風俗和規范，必然要犧牲人的尊嚴。

例如，休妻。在中國，今天已經沒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從漢朝開始，以七條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這對女士來說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條就是不能生子。為什么呢？“養子防老”是依靠兒子來實現未來經濟安全，妻子必須要能生兒子，否則整個家里長輩未來的安全就無保障了。所謂“不孝有三，無子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兒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嫉妒，七惡疾。七條理由中，有五條跟“養子防老”有關。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強，那么，丈夫怎么納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實際上，當一個社會只能依賴子女來養老、避險，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兒；或者即使能生兒子，也只能生一個或者兩個，在過去的社會里嬰兒死亡率高，生一兩個兒子還是不夠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傳統。

一夫多妻制在人類歷史上被絕大多數社會所采用，或許道理也在這里，因為金融市場只是到近代西方才發展起來。我最近看到一份人類學研究報告，這份研究是基于對今天還在地球上的849個不同社會的調查，這里各社會是文化意義上的而非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他們發現，其中，708個社會今天還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有137個，這里面包括中國，只有4個社會正好反過來，是一妻多夫。

這種研究發現不奇怪，實際上，在一百年前，執行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可能不到100個。在相配的金融市場沒跟上、也沒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前，當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緣的社會互助體系也不是非常廣泛的時候，即使從愿望上要終結一夫多妻制，也很難，因為今天終結了，明天可能還要恢復。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開始終結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約束社會的是古羅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紀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來，羅馬帝國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紀接受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并使羅馬城變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隨著基督教的羅馬化，古羅馬社會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為基督教的官方主張。羅馬教皇從那個時候開始，慢慢要求在西歐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爭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紀，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許一夫一妻。當然，在今天美國，一些地方因為摩曼教還允許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認為原來在 《舊約全書》里并沒有說只能一夫一妻，舊版《圣經》包括一個男的娶多個妻子的故事。他們認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會只允許一夫一妻，主要是因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羅馬化了，他們認為這改變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講，在公元4世紀基督教接受并推廣一夫一妻制后，實際上使西方社會的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家族越來越不旺，這變相逼著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緣家族達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賴教會這個人際互助體系，這當然促進了基督教在西方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沒兒子的概率會上升，靠養子防老會日益不安。雖然人們可以依賴教會提供的經濟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時候，人們還是會發現這不夠。這也恰恰是為什么金融市場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發展起來，因為經過了幾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漸縮小，教會提供的經濟安全還是不夠高。所以，現代金融在13世紀出現在西歐，或許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國真正結束是20世紀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一夫多妻歷來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如果大家都靠子女這種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規避身老病殘的經濟風險，那你必須容許人們娶多個妻子，納多個妾，讓他們不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多個妻子可以生多個兒子，未來的經濟風險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名人中，鄭成功有8個妻妾，胡雪巖妾36個，張作霖妻妾6個，李鴻章4個。

以前，我們總喜歡用“舊社會”來形容、解釋過去社會的現象，但是，每一種過去的風俗和習慣都有它的內在原因，尤其是經濟的原因。比如，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傳統？前面說到，“養子防老”體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種必然結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錢娶多個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買賣的交易市場。我們看到，之所以有這些歷史傳統和風俗，原來是因為過去的商業文明不發達，因為金融市場的不存在或不發達。

過去的人值幾個錢？這話聽起來不舒服，因為它本身就隱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設。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會里，人的買賣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躍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紀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歡，其中有四張表，反映從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間，四種不同的女子的交易價格，童養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婦、被賣掉的妻子。那十年間，童養媳的平均交易價是10兩銀子，初婚女子是12兩銀子，寡婦再嫁是13到15兩，妻子被賣掉的平均價最高，是21.58兩銀子。

為什么寡婦被賣掉時反而比15到20歲左右的初婚少女的價格更高？賣妻的價格相當于初婚女子的價格兩倍，這兩倍價差從某種意義上是反映情感的溢價。在妻子被賣時，決定價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對這個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會把妻子賣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賣妻時，肯定以最高價格作為他追求的目標。對于被賣掉的妻子和被賣掉的寡婦來說，買方付價越高對她自己更不利，因為被買過去后，做對方的妻子或妾會更苦，未來的丈夫出的價越高，他今后用得會更狠。當父母讓女兒嫁出去時，彩禮談判過程中因為感情的因素，價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標，因為親生父母可能會覺得，如果要的彩禮太高，女兒嫁過去后的日子會很難過。寡婦被賣掉時，談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們也會把價格談得很狠。

用子女作為交易工具以實現安全，不僅會把人變成商品，也必然給人口帶來膨脹的壓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場很發達，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來規避身老病殘下的經濟安全了，人口增長的壓力就會低。這從一個方面說明，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場不發達的窮國人口總在不斷增長，而市場發達的國家人口增長慢，甚至負增長。

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基礎

中國的“家”正在轉型，其“生產單位”功能盡管還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風險交易、跨期價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場取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市場化的深化發展，商業文明正在中國社會落地、扎根，而在商業文明架構下，家的經濟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場完成的人際利益交換，就留給市場去做，市場在取代“家”的許多傳統經濟功能，但是，中國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換言之，在以前，結婚不是或者不全是愛情的結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換，是一種經濟交易，因為在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存難有別的選擇。但是，隨著各類市場的發展、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人們用不著為了身老病殘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個不愛的人結婚，因為這些經濟需要越來越通過市場就能解決好！

回頭看當初的五四運動，年輕知識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當時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學經濟學的，更沒有了解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是實現他們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礎。他們更多從價值觀念、從文化愿望角度，表達了對自由、平等、權利的呼喚，并沒有充分認識實現這些愿望的經濟制度基礎。

從我們前面的討論中看到，如果沒有金融市場替代傳統的家庭，幫助人們實現人際間的風險交易、保障未來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為風險交易體系的傳統安排就不可能被放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融市場，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還要“重建孔家店”。從長遠講，市場經濟的發展除了讓GDP增長更快、使資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貢獻是，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工具中解放出來，讓個人更有權利和尊嚴。

所以，盡管今天的環境好像對市場、對金融不利，但是，從更深層面來理解，我們會發現，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暫的。歷史上這樣的爭論反思多次了，這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商業文明、公司化、市場化不是壞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許多學者指責經濟學人，說經濟學者只顧市場、只顧經濟增長，而不在乎人文價值。我覺得我們恰恰太在乎人文價值，反而感到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經濟。

如果離開市場經濟，不管你靠儒家“三綱五常”體系，還是靠計劃經濟、國有經濟，還是以宗教教會為基礎的安全保障體系，都要求你犧牲個人、讓出你的自由空間，或是服從政治領導，或是服從宗教領導，或是服從于“三綱五常”之下的家權威，這些都是通向個人不自由之路。相對而言，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原則是個人自由選擇，不是威權壓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過市場實現互通有無的安排，個人所要做出的權利犧牲是最少的。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北京長策智庫學術委員會主席，本文為作者在經濟觀察報國際觀察家沙龍上的發言，經作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