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兩會議反腐】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讓“權力入籠”

【兩會議反腐】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讓“權力入籠”

中紀委原副書記干以勝建言：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讓“權力入籠”

新華網北京３月６日電（記者華春雨、李惠子）６日上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中共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干以勝結合自己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時的工作經歷，談了對遏制腐敗的看法。他建議把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讓“權力入籠”。

干以勝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狀況”，這與總書記“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要求是一致的。要做到通過制度合理配置權力、制約權力和監督權力，應該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與行政體制改革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正在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此前，我國已經歷了六次機構改革。

干以勝認為，此次機構改革，中央把改革的著力點放在政府職能轉變上，這個思路是非常正確的?！敖鉀Q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使政府真正成為服務型政府，這個問題通過前六次改革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但還沒有完全解決?！?/p>

干以勝結合自己過去的工作談到，近些年查處的很多腐敗案件都反映出，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導致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問題突出。“轉變政府職能，既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同時又是減少權力尋租、反對腐敗的需要?！彼f。

干以勝認為，解決好對權力的配置、制約和監督，涉及方方面面，是一個系統工程。在為權力編織籠子的過程中，既要傳承過去已有的好經驗，也要借鑒國外一些好的做法。

他表示，使“權力入籠”還要加強執法執紀的監督檢查?，F在已經初步形成些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但有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這影響了制度的權威性。

第二篇：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

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2013年03月07日10:32 來源：檢察日報

■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全國政協委員、中紀委原副書記干以勝建議把反腐與機構改革相結合讓“權力入籠”。干以勝說，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從制度上改變權力過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約的狀況”，這與總書記“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要求是一致的。要做到通過制度合理配置權力、制約權力和監督權力，應該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與行政體制改革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稗D變政府職能，既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同時又是減少權力尋租、反對腐敗的需要?！备梢詣僬J為，在為權力編織籠子的過程中，既要傳承過去已有的好經驗，也要借鑒國外一些好的做法。他表示，使“權力入籠”還要加強執法執紀的監督檢查?，F在已經初步形成一些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但有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這影響了制度的權威性。

■完善公益林補償機制

“當前國家對公益林的補償標準為每年每畝10元，只相當于林農改種毛竹后賣一根毛竹的價格，難以調動林農保護公益林的積極性?！比珖舜蟠?、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縣長吳永春說，當前須進一步完善公益林補償機制。全國人大代表、南寧樹木園副主任覃建寧算了一筆賬:公益林補償扣除每畝0.25元用于公共管護支出后，林農實際拿到的補償僅為每年每畝9.75元。覃建寧建議，將公益林的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每年30元，并建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例如建立生態受益區向生態保護區的補償機制。吳永春認為，應改進對生態功能區的考核機制，突出“綠色GDP”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是只考核GDP和工業產值。■油品國五標準來得再早點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鐘南山呼吁，應加快對國內油品質量的升級，盡早實行第五階段車用汽油標準(“國五標準”，硫含量不大于10PP“)。鐘南山說，雖然沒有很直接的資料，但國外一些研究數據表明，灰霾對人體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等產生威脅是確定無疑的。他說，有關人體能對PM2.5產生抗體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PM2.5作為細顆粒物，本身還是一種載體，可以攜帶二氧化硫甚至病毒進入肺泡，共同損害人體肺功能。鐘南山認為，機動車尾氣排放是產生灰霾的主要因素之一，約占四分之一的比例。當前我國實行的油品國四標準還是比較低的，希望盡早實行國五標準，而不要等到2017年。

■讓廢棄手機變“廢”為寶

“一塊廢舊手機電池的污染強度是普通干電池的100倍，可污染6萬升水。而我國目前每年大約有1億部廢棄手機，嚴重威脅我們的生態環境安全。廢舊手機零件中含有鉛、鎘、汞等多種有害物質，若直接丟棄將嚴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如果將廢舊手機運到垃圾場焚化，塑料外殼還會產生含氯的有毒物質?！比珖舜蟠怼⒅袊苿铀拇ü究偨浝砗喦谡f，日本、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廢舊手機有價回收、提煉金屬的處理模式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不僅沒有污染環境，還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益。簡勤建議，應盡快從國家層面制定廢舊手機等電子垃圾處理的管理辦法與細則，引導市場各方建立完整的廢舊手機回收處理產業鏈，形成電子垃圾處理的長效機制?！鎏剿髅裆I域“多元化”投入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民生支出剛性增長，百姓收入水平持續增加。全國人大代表、東北師范大學附小校長熊梅說，經濟穩增長的同時，不斷加大民生投入，既能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和后勁，又能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發展成果。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縣長孫立榮認為，從長遠看，經濟增速企穩回落的同時，要實現民生支出保持剛性增長，還必須探索民生領域“多元化”投入機制，摸索民生事業的市場化道路，通過政策的引導、激勵，吸納更多民間資本投向民生領域。

(均據新華社)

第三篇：【兩會議反腐】發揮網絡監督“正能量”

【兩會議反腐】發揮網絡監督“正能量”

●網絡成為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的新途徑

●不適當、不正確、不真實的網絡民意會稀釋公眾對網絡的公信力，挑戰公眾的道德底線

●要真正發揮網絡監督的作用，必須加快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進程

從“表哥”到“房姐”，從“不雅視頻事件”到“離婚承諾書事件”，一段時間以來，借助互聯網平臺巨大的信息匯聚功能和網絡傳播的快速性，網絡在揭露腐敗分子違紀違法事件中顯現出巨大威力。兩會召開期間，“網絡監督”成為熱議的話題之一。部分代表委員建議，網絡監督作為新形勢下反腐敗的一種形式，應通過完善法律和制度，規范完善網絡監督行為，發揮其正能量。

反腐敗斗爭的新陣地

接受采訪的代表委員表示，相對于信訪、舉報、媒體曝光、審計等傳統監督方式，近兩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絡監督成為社會監督的一種新形式。

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建立網絡舉報平臺。2005年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及部分省(區、市)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了舉報網站。2009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統一開通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網絡監督日益受到政府重視，網絡為群眾提供了參與反腐敗的渠道。由于網絡公開和透明的特性，也由于其無需過高的經濟成本，群

眾的網絡監督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按罅烤W民圍觀，碎片化的信息拼湊出事件的大致面貌，紀委迅速介入，推動反腐進程，彰顯反腐力度?！比珖f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說，從不雅視頻曝光到涉案人被免職和立案調查，前后僅用63小時，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施杰說：“近年來，網絡監督隨著自媒體的迅猛發展而掀起高潮，每一次微博事件的背后，總能彰顯出網絡不可忽視的正能量?！?/p>

網絡監督是一把雙刃劍

“網絡監督是一把雙刃劍?！辈糠执砦瘑T在肯定網絡監督的優勢和作用的同時，也指出其存在著信息失真和侵犯他人合法權利等問題和弊端。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長鄭鋼認為，網絡監督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視頻等，依靠這些途徑“拔出”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個人監督有時候帶有不良動機或情緒，這讓網絡監督往往“真假相摻”，其客觀性會打折扣。

“不適當、不正確、不真實的網絡民意會稀釋公眾對網絡的公信力，挑戰公眾的道德底線?！笔┙鼙磉_了擔憂。

網絡暴力傾向是網絡監督中存在的又一大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新文認為，網絡主體中24歲以下的網民超過了半數，這些網絡主體有著年輕、易沖動、缺乏辨別力等特點，往往極易在憤世嫉俗情緒支配下提供非理性的、片面的信息，甚至散布謠言、肆意暴露他人隱私，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

劉新文指出，目前網絡監督方面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比較滯后，缺乏系統的法律支撐，對網絡監督行為沒有系統的法規和條例進行規范約束，這是造成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

加快網絡監督法制化建設進程

一些代表委員談到，網絡監督作為反腐敗的一種有益補充形式，要想真正發揮其作用、釋放其正能量，必須加快我國網絡監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設進程。

“完善網絡監督機制，可以對權力的行使進行有效監督?！笔┙芙ㄗh，要建立長效的網絡監督受理機制，引導依法、有序的網絡監督；設立專門機構處理網絡監督，規范網絡舉報信息的收集、處理和管理程序。

在網絡世界中如何保障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劉新文、施杰建議，要建立網絡監督舉報信息保密制度、舉報獎勵及補償機制。施杰還建議，網絡輿論引導機制的建立也非常必要。國家有關部門應設立專職的網絡發言人，通過網絡和網民溝通，理順網民情緒。一些代表委員還呼吁加快網絡監督的立法進程，讓網絡監督有法可依。

劉新文建議，應盡快出臺一部關于網絡監督的專項法律，明確網絡監督行為的受理、查處機構與程序，公民網絡監督的權利義務，舉報人的獎勵與保護，利用網絡監督進行侵權的法律責任等內容。施杰建議，從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網絡立法至少應包含保護公

民正當表達意志的權利和捍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以重鑄網絡社會的安全感。

作為一塊公民素質的訓練場，網絡應當成為人人皆能參與的言論場所，成為安全、有序、開放和自律的交流平臺。代表委員們呼吁，在網絡世界里，政府應該學會傾聽，學會打撈最真實的民意；公眾應該學會表達，學會甄別最真實的公共信息。最終，讓網絡監督迸發出理性、和諧的建設性聲音?。◤垊佘姡?/p>

第四篇：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發展與展望

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發展與展望

摘 要：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以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由于“權力反腐”具有其獨特的優勢，所以在這特定時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權力反腐”又有著自身的局限性。要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成果，就必須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反腐模式的轉型，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走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時期，經濟體制開始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政治體制開始由威權政體逐步向民主政體轉變，社會開始由農業文明逐步向工業文明轉變。然而，由于體制轉型出現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這為腐敗的滋生蔓延提高了許多可乘之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官員的經濟腐敗問題日漸嚴重，并在不斷蔓延。對于這一時期面臨的腐敗形勢，鄧小平同志有過清醒地認識，他指出：“現在是什么形勢呢? 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1]。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多年來，反腐敗斗爭由于沒有找到根本的解決方式，官員腐敗問題越演越烈，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廣泛盛行，干群矛盾尖銳，群體性事件不斷升級，腐敗形勢極為嚴峻復雜，正在吞噬黨的執政合法性，已經嚴重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以反腐敗作為突破口，為我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掃清障礙。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有超過50名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隊高層。僅2013年一年，全國共有182038名官員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從查處省部級高官的速度和密度來看，中央領導層強力反腐的力度是過去近30年里最大的。在這一時期里，我國反腐斗爭的基本模式表現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的“權力反腐”。最近，隨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航程，標志著反腐敗斗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表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要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成果，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實現反腐模式的轉型，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走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

一、“權力反腐”是長期以來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模式

權力反腐，是指“以權力為主導、通過領導權力意志推動、以權力制約平衡關系調整為主要內容的一種反腐模式。”[2]我國目前所設置的反腐職能機構，黨內設有紀律檢查機關，國家設有人大機關和司法機關，政府設有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以及國家預防腐敗局。根據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9600多人。”[3]與紀檢監察機關查辦的案件數量相比，“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盵4]可見，全國檢查機關偵查的腐敗案件數量只占紀檢監察機關的21%。并且，不到兩年的時間里，50多名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都是由中紀委直接查辦的。由此看來，目前在我國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實際上，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反腐敗斗爭歷史，不難發現由執政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反腐是一以貫之的，并且黨的最高領導人對反腐起著關鍵作用。因此，可以把建國以來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模式概括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的“權力反腐”。應當看到，這種以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的“權力反腐”模式，有其獨特的優勢，在過去特定的歷史階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種以權力為主導，靠領導者權力意志推動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獨特的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資源整合迅速。在領導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領導者特別是黨委一把手，通過運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制定決策，發布命令?？梢栽诙唐趦茸畲笙薅鹊卣{用國家公共資源，使各方面資源能夠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紀委辦案，特別是成立紀委“專案組”，一般調用紀委下級機構和公檢法系統資源來全力協助配合。二是執行效率較高。在反腐敗斗爭過程中，紀委作為主要反腐機構為了盡可能地肅清腐敗頑疾，取得明顯的反腐成效，往往會調用一切政治權力資源，采用常規和非常規手段進行強力反腐。許多腐敗官員落馬，都是在無所察覺的情況下就被紀委“雙規”了。毫無疑問，權力反腐作為一種反腐模式在執行效率上是明顯高于其它類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顯。權力反腐，對于腐敗治理能達到敲山震虎、立竿見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會信任度與執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顯的收益。中共十八大以來，截止到目前，已經超過50名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其中包括正國級4名。僅2013年一年，全國共有182038名官員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從查處省部級以上高官的速度和密度來看，中央領導層強力反腐的力度是過去近30年里最大的。在較短時間內，反腐敗已經形成了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得到明顯改善。

二、反腐模式轉型是反腐敗斗爭發展的內在要求

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仍未得到很大改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還有待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而不斷滋生蔓延、嚴峻復雜的腐敗形勢已經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再加上權力反腐具有其獨特的優勢，因而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實行權力反腐，對于遏制腐敗勢頭、扭轉社會風氣，顯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然而，我們又必須看到，權力反腐畢竟只是治標之舉，并不是治本之策，因而，“當前要以治標為主，是為治本贏得時間”，換句話說，當下的“權力反腐”是為今后的“制度反腐”創造有利條件。這是因為，“權力反腐”雖然有其自身獨特的優勢，但在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從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看，“權力反腐”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反腐模式必須實現轉型，即從“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權力反腐”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腐敗問題。權力反腐是靠領導權力意志推動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穩定性和滯后性，容易隨領導意志的改變而改變，隨領導注意力的轉移而轉移，并且對腐敗的發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當前的反腐敗斗爭，是在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和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強力推動的權力反腐。到目前，雖然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并形成了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得到明顯改善，把不少腐敗官員關進了監獄的籠子里，但還遠未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因為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科學合理的權力結構還未建立起來，完善的監督和制約機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敗的根源也就不能徹底消除。顯然，這些深層次的問題靠“權力反腐”始終是無法解決的，從根源上解決腐敗問題只能依靠“制度反腐”。

第二，“權力反腐”可以獲得暫時的突出效應，但也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如上所述，以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具有資源整合迅速、執行效率較高、短期效果明顯的優勢。從這兩年“權力反腐”的實踐效果來看，確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反腐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也促進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的明顯改善。但是，從更廣闊和長遠的視角來看，“權力反腐”在獲得暫時突出效應的同時，也會造成一定的負面效應。有學者對此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其一，反腐動力主要來源于黨組織和領導者個人的推動，這將不利于發揮其它機構的主動作用;其二，政黨權力與國家權力相互之間缺乏制約和協調，可能導致黨的專門監督機構出現“權力擴張”，發生更為嚴重的腐敗;其三，“反腐體系”可能呈現“封閉性”和“單一性”特征，無法擴大社會參與面。[5]這種分析也不無道理，的確需要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和進一步思考。

第三，“權力反腐”帶有很強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權力反腐”的實質是領導者個人權力意志在腐敗治理中的集中體現。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只能使人們將反腐敗斗爭的希望寄托在領導者個人身上,仍然重蹈歷史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覆轍，而無法走出因時而變、因人而異的現實困境，難以從根本上擺脫歷代王朝“始興終亡”的歷史周期律。而且，由于“權力反腐”過于依賴領導者的個人意志,反腐容易變異為政治權力斗爭的工具,同時,這種反腐模式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機性”, 無法對整個“腐敗群體”進行全面徹底地清除。[6]所以，“權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權力的擴張和越位，從而導致黨紀高于國法，人治大于法治，這在客觀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不利于根除腐敗滋生的社會土壤。

由此看來，從“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是反腐敗斗爭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具體說來，這是因為：首先，“制度反腐”是鞏固和擴大當前反腐敗斗爭成果的客觀要求。從中共十八大以來到2014年10月中旬，全國僅省級以上領導干部就有50多人因腐敗而被查處，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反腐力度和密度最大的，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反腐呈高壓態勢，并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政治局面。然而，目前只是把腐敗官員關進了“籠子”里，還未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法律和制度的籠子里，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面臨能否持續和鞏固的問題。所以，要想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當前反腐敗斗爭成果，避免陷入“腐敗歷史性怪圈”，就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和監督。正如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所言：“絕對的權力將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歷史反復證明，人治是無法擺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的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鞏固和擴大當前反腐敗斗爭成果必須依靠“制度反腐”。只有“制度反腐”才能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當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重大勝利，為鞏固和擴大已取得的勝利成果，需要適時地將“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進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體表現。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黨，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也是政黨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表現。依法治國與依法治黨都強調憲法和法律的至高無上，一切政黨、團體、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還有全體公民都必須遵守在憲法和法律，在憲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要求執政黨依法執政，政府依法行政，其他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法治，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治理國家和政黨，是國家和政黨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表現。當前，腐敗已經成為我國政黨治理和國家治理迫切需要解決的復雜難題，“制度反腐”是深入推進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的重要切入點，同時，也將為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再次，“制度反腐”是執政黨走向現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主要依靠黨的領導者權力意志進行強力推動，雖可以獲得一定的突出效應，但也會對政治體制的運行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紀委作為黨內專門的反腐機構，實際上在當前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人大、政協、政府和司法機關卻扮演著從屬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為核心的反腐機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發揮。“權力反腐”，在客觀上不僅不利于腐敗問題的根除，而且容易導致政黨權力的擴張，政黨本位干預國家權力的正常運行，不利于執政黨執政角色的轉變和執政能力的提高。實行制度反腐，既充分發揮了司法機關的主體作用，又促進了執政黨現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制度反腐”：反腐敗斗爭的前景展望

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標志，這表明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已經進入一個重要的節點時期，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轉型，是我國今后反腐敗斗爭的未來走向?！爸贫确锤敝阅軌虮ＷC反腐敗斗爭的常態化和持續性，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穩定性所決定的。

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對于制度問題，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盵8]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 “制度反腐”不僅可以起到有效預防和懲治腐敗的作用，而且還可以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從根本上可以預防腐敗的發生?！爸贫确锤币劳袘椃ê头蓹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隨領導者個人權力意志的改變而改變，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影響和干預，讓任何腐敗分子都無法逃脫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皺嗔Ψ锤蓖鶗捎梅浅Ｒ幨侄芜M行強力反腐，反腐的手段缺乏程序正當性，并且容易造成反腐權力擴張和越位，黨紀高于國法，人治大于法治，甚至導致自身更嚴重的腐敗。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產生負面效應?！爸贫确锤睂栏褡袷睾蛨绦蟹芍贫鹊某绦蚝鸵幏叮诜芍贫鹊目蚣軆乳_展反腐敗斗爭，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緒干擾。“制度反腐”可以不受領導者情緒的干擾，采取科學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開展反腐敗斗爭。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爸贫确锤睆氐邹饤壛藥в须A級斗爭和群眾運動色彩的運動反腐模式，堅持依法有序進行反腐。

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穩定性?！皢渭円揽繖嗔Ψ锤瘮τ谏贁倒賳T來說,也許不失為一種低成本的約束機制，但它卻無法為整個國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為一種偶然性的機遇?！盵10]而相比之下，制度更具有穩定性，因為制度經過嚴格的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作為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而被固定下來，不會隨個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爸贫确锤睆闹贫群头缮蠈嗔\作進行了剛性約束，有力地保證了反腐敗制度和體系運行的穩定性和常態化，使得整個國家的清明廉潔成為一種必然要求。

隨著我國民主和法治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實行“制度反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現實基礎，對此我們抱有堅定的信心和樂觀的期望。這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首先，全黨對于“制度反腐”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明確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11]最近，一些高官腐敗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表明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已經付諸實踐，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法治中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歷次全會中還是第一次，這充分表明“制度反腐”已經在全黨上下達成了高度共識。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我國反腐模式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重要標志。其次，反腐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體系日益完備。以憲法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規;以黨章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黨內制度規定。為了規范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黨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等一系列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了確保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等一系列黨內規定，以加強對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為依法依紀懲治腐敗，中國制定并不斷完善包括刑事處罰、黨紀處分和政紀處分在內的懲處違法違紀行為的實體性法律法規，逐步形成健全的反腐體系。[12]由于各項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日益完善，為“制度反腐”提供了法律基礎。最后，人民群眾對于“制度反腐”的熱切期盼。隨著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越來越強，政治參與的愿望和能力日漸高漲。尤其是伴隨網絡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網絡反腐已成為群眾參與反腐敗斗爭的一種重要形式，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背景下，人民群眾正是出于對社會腐敗現象的深惡痛絕，一方面對反腐敗斗爭表現出極大支持，對一大批腐敗官員紛紛落馬拍手稱快;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群眾擔心“問題反彈、雨過地皮濕、活動一陣風，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態化、常抓不懈、保持長效?！盵13]因此，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們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充滿信心，為了不斷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斗爭成果，必須適時地將反腐敗斗爭由“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型。

不過，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然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顯著成效，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但現階段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是腐敗問題的病根未除，因而防止反彈任務相當艱巨。即便在目前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下，仍有一些黨員干部不收斂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二是目前的反腐敗斗爭仍然有許多缺點不足，迫切需要從“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型。要把反腐敗斗爭提高到制度建設上來，不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學規范，制度之間的銜接配套，還有制度實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實現這種制度建設的規范化、系統化、精細化和實效性，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發揮其功效，又必須具備與之相應的政治文化土壤。因為再好的制度如果缺乏適宜的社會土壤，也難以落地生根，更談不上開花結果。而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和法治傳統的超大型國家而言，現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建設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經歷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總之，正如中紀委書記王歧山同志所言：“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亦可謂“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遠。參考文獻：

[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2.[2] 胡楊.論中國特色反腐模式轉型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路徑[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4):184-190.[3] 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EB/OL].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http://.2014-12-7.[13]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EB/OL].新華網,http://

news.xinhuanet.com/2014-10/08/c_1112740663_2.htm.2014-12-10.

第五篇：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發展與展望

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發展與展望

[摘 要]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以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由于“權力反腐”具有其獨特的優勢，所以在這特定時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權力反腐”又有著自身的局限性。要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成果，就必須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反腐模式的轉型，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走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

[關鍵詞]反腐模式；權力反腐；制度反腐

[中圖分類號] D63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5）06-0041-0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社會轉型時期，也出現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這為腐敗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機。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以反腐敗作為突破口，為我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掃清障礙。在這一時期里，我國反腐斗爭的基本模式表現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的“權力反腐”。最近，隨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這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航程，標志著反腐敗斗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要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成果，就必須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反腐模式的轉型，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走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

權力反腐，是指“以權力為主導、通過領導權力意志推動、以權力制約平衡關系調整為主要內容的一種反腐模式。”我國目前所設置的反腐職能機構，黨內設有紀律檢查機關，國家設有人大機關和司法機關，政府設有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以及國家預防腐敗局。根據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9600多人?！盵1]與紀檢監察機關查辦的案件數量相比，“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盵2]可見，全國檢查機關偵查的腐敗案件數量只占紀檢監察機關的21%。并且，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數十名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都是由中紀委直接查辦的。由此看來，目前在我國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實際上，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反腐敗斗爭歷史，不難發現由執政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主導反腐是一以貫之的，并且黨的最高領導人在推動反腐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最為關鍵的角色，在過去特定的歷史階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這種以權力為主導，靠領導者權力意志推動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獨特的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資源整合迅速。在領導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領導者特別是黨委一把手，通過運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制定決策，發布命令?？梢栽诙唐趦茸畲笙薅鹊卣{用國家公共資源，使各方面資源能夠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紀委辦案，特別是成立紀委“專案組”，一般調用紀委下級機構和公檢法系統資源來全力協助配合。二是執行效率較高。在反腐敗斗爭過程中，紀委作為主要反腐機構為了盡可能地肅清腐敗頑疾，取得明顯的反腐成效，往往會調用一切政治權力資源，采用常規和非常規手段進行強力反腐。許多腐敗官員落馬，都是在無所察覺的情況下就被紀委“雙規”了。毫無疑問，權力反腐作為一種反腐模式在執行效率上是明顯高于其它類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顯。權力反腐，對于腐敗治理能達到敲山震虎、立竿見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會信任度與執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顯的收益。在較短時間內形成高壓態勢，對腐敗分子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得到明顯改善。

雖然權力反腐在當今特定的歷史時期下，對于遏制腐敗勢頭、扭轉社會風氣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從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角度看，“權力反腐”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權力反腐”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腐敗問題。權力反腐是靠領導權力意志推動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穩定性和滯后性，并且對腐敗的發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雖然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還遠未做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科學合理的權力結構還未建立起來，完善的監督和制約機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敗的根源也就不能徹底消除。顯然，這些深層次的問題靠“權力反腐”始終是無法解決的，從根源上解決腐敗問題只能依靠“制度反腐”。第二，“權力反腐”可以獲得暫時的突出效應，但也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霸诜锤苿恿ι希^分依賴黨組織和領導人推動，不可避免地會壓制或削弱其他組織力量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權力制約協調的結構配置上，容易使黨內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紀檢監察機構也可能遭遇權力擴張和缺乏制約的組織困境，黨內權力與國家權力結構之間無法形成良性的制約協調機制；在不斷強化黨的動員力量的同時，政黨本位也可能使反腐體系逐漸呈現封閉性、單一性的特征，導致社會參與的角色困境?！盵3]第三，“權力反腐”帶有很強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權力反腐”的實質是領導者個人權力意志在腐敗治理中的集中體現，“在強調權力反腐的體制下，懲處腐敗往往帶有一定的隨機性，受到制裁的官員只是整個腐敗群體的一部分，腐敗也就蛻變成了一種‘博弈’?！盵4]所以，“權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權力的擴張和越位，導致黨紀高于國法，人治大于法治，這在客觀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不利于根除腐敗滋生的社會土壤。

由此看來，“制度反腐”是反腐敗斗爭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首先，“制度反腐”是鞏固和擴大當前反腐敗斗爭成果的客觀要求。孟德斯鳩說過：“絕對的權力將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盵5]要進一步鞏固和擴大當前反腐敗斗爭成果，就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和監督，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當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重大勝利，需要適時地將“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進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體表現。腐敗已經成為我國政黨治理和國家治理迫切需要解決的復雜難題，“制度反腐”是深入推進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的重要切入點，也將為依法治黨和依法治國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再次，“制度反腐”是執政黨走向現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使紀委實際上在當前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人大、政協、政府和司法機關卻扮演著從屬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為核心的反腐機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發揮。實行制度反腐，既充分發揮了司法機關的主體作用，又促進了執政黨現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表明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已經進入一個重要的節點時期，即由紀委主導的“權力反腐”向常態化的“制度反腐”轉型，是我國今后反腐敗斗爭的未來走向。“制度反腐”之所以能夠保證反腐敗斗爭的常態化和持續性，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穩定性所決定的。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鄧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爸贫确锤币劳袘椃ê头蓹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隨領導者個人權力意志的改變而改變，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影響和干預，讓任何腐敗分子都無法逃脫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產生負面效應。嚴格遵守和執行法律制度的程序和規范，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內開展反腐敗斗爭，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緒干擾。采取科學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開展反腐敗斗爭。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摒棄了帶有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色彩的運動反腐模式，堅持依法有序進行反腐。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穩定性。“單純依靠權力反腐敗對于少數官員來說，也許不失為一種低成本的約束機制，但它卻無法為整個國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為一種偶然性的機遇。”[6]而相比之下，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就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和法律上對權力運作進行了剛性約束，有力地保證了反腐敗制度和體系運行的穩定性和常態化，使得整個國家的清明廉潔成為一種必然要求。

隨著我國民主和法治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制度反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現實基礎。首先，全黨對于“制度反腐”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明確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弊罱?，一些高官腐敗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表明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已經付諸實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法治中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歷次全會中還是第一次。其次，反腐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體系日益完備。以憲法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規；以黨章為依據，制定了一系列黨內制度規定。如《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等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等一系列黨內規定，以加強對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為依法依紀懲治腐敗，中國制定并不斷完善包括刑事處罰、黨紀處分和政紀處分在內的懲處違法違紀行為的實體性法律法規，逐步形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有效管用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再次，人民群眾對于“制度反腐”的熱切期盼。隨著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越來越強，政治參與的愿望和能力日漸高漲。擔心“問題反彈、雨過地皮濕、活動一陣風，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態化、常抓不懈、保持長效”的不在少數。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們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充滿信心，不斷鞏固和擴大反腐敗斗爭成果，必須適時地將反腐敗斗爭由“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轉型。

不過，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遠：一是即便在目前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下，仍有一些黨員干部不收斂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二是要把反腐敗斗爭提高到制度建設上來，不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學規范，制度之間的銜接配套，還有制度實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實現這種制度建設的規范化、系統化、精細化和實效性，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發揮其功效，又必須具備與之相應的政治文化土壤。而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而言，現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建設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經歷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傊胺锤瘮《窢幱肋h在路上”。

參考文獻：

[1]王岐山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EB/OL].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http：//

[2] 最高人民檢察院2014年工作報告[EB/OL].最高人民檢察院網，http：//.[3]胡楊.論中國特色反腐模式轉型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路徑[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4）.[4][6]呂元禮，李超.以法制權：從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J].學習論壇，2006（6）.[5][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路徑和機制研究”（11BZZ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鄧超系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2012級碩士研究生；任中平系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 責任編輯：周奕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