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林業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在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之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適用法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對林業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在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之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已于2007年5月14日由最高人民

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七十七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檢察院

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附：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

高檢發釋字[2007]1號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對林業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在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之外濫用職權玩忽

職守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

2007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七十七次會議通過

福建省人民檢察院：

你院《關于林業主管部門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森林資源損毀立案標準問題的請示》閩檢[2007]14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林業主管部門工作人員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依照刑法第四百零七條的規定，以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追究刑事責任；以其他方式濫用職權或者玩

忽職守，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以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

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立案標準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

第一部分瀆職犯罪案件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執行。

此復。

第二篇：李明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案--如何判斷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與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被告人李明，男，1949年10月27日出生，原安徽省肥東縣林業局副書記，分管林政工作。因涉嫌犯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于2009年5月12日被取保候審。

安徽省肥東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李明犯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向肥東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李明瓣稱，其審批林木采伐許可證時林場權屬清楚，未要求申請方提供林權證，是沿襲當地的一貫做法，且審批同意間伐（是指在一定的森林面積上分次砍伐林木）與他人濫伐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李明的辯護人提出：（1）李明審批采伐許可證的行為未違反森林法的規定，因為森林法并未有核發采伐許可證必須要求申請方提供林權證的強制性規定；（2）李明屬依法履行職權，主觀上無犯罪故意；（3）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與濫伐后果之間無直接的因果關系，故李明的行為不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

肥東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6年2月26日，安徽省肥東縣橋頭集鎮人民政府以需在龍泉山林場修建防火道和清理林區內墳場周邊病死樹及過密林木為由，向安徽省肥東縣林業局申請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在提交的“木竹采伐申請表”和“林木采伐作業設計表”中，均注明申請采伐面積1800畝，采伐方式為間伐，采伐數量6400株，采伐蓄積192方。上述申請材料交給時任縣林業局分管林政工作的副書記被告人李明，李明于2006年2月27日在申請方未提交申請采伐林木的所有權證書或使用權證書（以下簡稱林權證），且申請理由和采伐方式不符，在同一份申請報告上審批不妥的情況下，批示“同意間伐192方，請林業站派員監督實施”。2月28日，李明打電話給時任林政科科長王興政，安排其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王興政在“No甲0000589號林木采伐許可證”上注明“采伐類型為撫育，采伐方式為間伐，及請鎮林業站監督實施”等內容。

橋頭集鎮政府拿到采伐許可證后，交由橋頭集鎮林業站站長任貴明負責實施，在將采伐任務布置給昂正江和合肥寬越公司實施時，改變了采伐方式，由間伐變為皆伐，安排昂正江修建防火道3公里，采伐樹木5000株（折合材積150方），合肥寬越公司修建防火道0.8公里，采伐樹木1400株（折合材積42方）。由于任貴明在組織采伐林木過程中未履行監管職責，合肥寬越公司修建防火道0.8公里后，又超越采伐期限、超強度、超范圍實施采伐，累計采伐林木216.53噸，折合材積186.22方，扣減其修建防火道0.8公里所采伐林木材積42方后，實際濫伐林木材積144.22方，且有部分樹木被掩埋無法測算；昂正江實際修建防火道3128米，超出授權范圍128米，濫伐林木122棵。

肥東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李明在分管林政工作期間，違反森林法的規定，在申請方未提交林權證的情況下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致使森林遭到嚴重破壞，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百零七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李明犯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李明提出上訴。李明及其辯護人提出，李明主觀上無犯罪故意，客觀上也沒有超過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是因為橋頭集鎮政府在組織實施采伐過程中擅自改變采伐方式，超時間、超強度、超數量濫伐造成的，與李明的發證行為無因果關系，故李明的行為不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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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明作為林業局分管林政工作的副書記，在申請方未提交林權證，申請理由和采伐方式不符，且在同一份申請報告上審批不妥的情況下，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確有不合法律規范之處，其行為具有一定的違法性。但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屬在法定職責范圍內履行職權，沒有違反有關發放對象范圍或者發放限額的規定。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是橋頭集鎮政府改變作業方式，橋頭集鎮林業站站長任貴明在組織采伐林木過程中未履行監管職責，他人超越采伐期限、超強度、超范圍濫伐等多個因素后造成的，李明違反規定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與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故李明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原判以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論處，顯屬錯誤。李明的辯護人提出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的意見也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項、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安徽省肥東縣人民法院（2009）肥東刑初第274號刑事判決，上訴人李明無罪。

二、主要問題

1．如何認定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

2．如何判斷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與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三、裁判理由

（一）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在客觀方面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根據刑法第四百零七條的規定，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是指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違反森林法的規定，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情節嚴重，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是指違反森林法關于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規定，具體包括兩種行為：（1）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年采伐林木的限額由林業主管部門依據森林法規作出具體規定，并列入林業生產的計劃。林業工作人員擅自在計劃之外向申請者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即屬此種情形。（2）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即林業工作人員違反關于發放對象的范圍或者發放限額的規定，對不應當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的申請人擅自決定發放許可證，或者超過規定的一定時期內采伐許可證的發放限額而擅自發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情節嚴重，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包括下列情形：（J）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允許采伐數量累計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導致林木被采伐數量在十立方米以上的；（2）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導致林木被濫伐二十立方米以上的；（3）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導致珍貴樹木被濫伐的；（4）批準采伐國家禁止采伐的林木，情節惡劣的；（5）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綜上，可以看出，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在客觀上必須同時具備兩個要件：第一，行為人實施了違反森林法，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危害行為；第二，情節嚴重，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包括造成一定數量的林木被采伐或濫伐，或者珍貴樹木被濫伐，或者批準采伐國家禁止采伐的林木等。需要強調的是，“致使”在此處的含義是，行為人的危害行為導致了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也即二者之間應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具體聯系本案，李明的行為是否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應圍繞以上兩個條件進行分析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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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認定是否系“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 《森林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規定：“采伐林木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采伐……”《森林法實施條例》第三十條規定：“申請林木采伐許可證，除應當提交申請采伐林木的所有權證書或者使用權證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提交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其他單位還應當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目的、地點、林種、林況、面積、蓄積量、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內容的文件……”根據上述規定，申請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申請方應提交林權證、林木采伐申請表和林木采伐作業設計表等相關書面材料。本案中，肥東縣橋頭集鎮政府在申辦林木采伐許可證時，是以龍泉山林場須修建防火道（屬皆伐）、清理病死樹及過密林木（屬間伐）為由申請發放采伐許可證的，李明在申請方未提交林權證、申請理由和采伐方式不符且在同一份申請報告上審批不妥的情況下，核發了林木采伐許可證。李明在此過程中確有不合規范、不合法律手續的違法行為。

但是從安徽省目前的狀況看，全省林權證的確權發證從2007年4月才啟動，時至今日也未完成。隨著城鎮建設、經濟發展和森林經營管理的需要，合肥地區集體林木采伐許可證仍不以有無林權證為發放依據，而目前肥東縣境內集體山林均無林權證。鑒于這一現狀，省林業廳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森林采伐管理的通知》第三條中規定：“農村集體所有的林木申請采伐時，除提交采伐書面申請和采伐作業設計外，鄉鎮集體經濟組織的林木還應提供所在鄉鎮政府的書面意見……”本案中，申請方雖然未提交林權證，但按照上述規定李明是可以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此外，安徽省肥東縣屬松材線蟲病害疫區，省、市、縣多次下文要求清理大量枯、病死樹，撫育間伐橋頭集鎮龍泉山林場的任務迫在眉睫，且2005計劃內安排龍泉山林場撫育間伐的任務未完成。鑒于存在上述特定情形，被告人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雖有不合法律規范之處，但仍屬在其法定職責范圍內履行職權，沒有違反關于發放對象的范圍或者發放限額的規定，其行為不屬于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情形。

（三）要通過對介入因素的考察，認定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與森林遭受嚴重破壞后果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體現了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罪責自負，它的基本含義是：行為人只能對其危害行為及其造成的危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當危害結果發生時，要使行為人對該結果負責任，就必須查明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與該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是在危害結果發生時行為人負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在司法實踐中，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通常并不難確定，但在“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等情況中因果關系的認定往往變得異常復雜。

我們認為，認定因果關系，應當以行為時客觀存在的一切事實為基礎，依據一般人的經驗進行判斷，特別是在“一果多因”的情況下，危害后果的發生是在行為人實施行為后多個因素的介入下而產生的，應當通過考察行為人的行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大小、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大小、介入因素的異常程度等來判斷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導致最后結果發生的可能性越高，則認定因果關系存在的理由越足，反之則不然；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的作用越大，認定因果關系存在的理由越不足，反之則不然；介入因素的異常程度越高，認定因果關系存在的理由越足，反之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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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聯系本案，被告人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雖具有一定違法性，但導致龍泉山林場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主要因素是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后的其他情況：（l）橋頭集鎮政府在組織實施過程中改變采伐方式，由間伐變為皆伐；（2）橋頭集林業站相關人員在組織實施采伐過程中缺乏監管，存在瀆職行為，以及超越采伐期限、超強度、超出范圍濫伐。因此，在李明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后，其他多種因素的介入造成了龍泉山林場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發生。而這些因素與李明的行為相比，顯然對結果的發生起了更大的作用，故李明的行為與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之間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綜上，被告人李明的行為不屬于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也未造成林木被濫伐致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后果，其行為不構成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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