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呈現給市民的幾大功能特征分析

當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呈現給市民的幾大功能特征分析

2014年為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落地元年，隨著住建部智慧城市第一批、第二批試點的逐步展開，第三批智慧城市試點也呼之欲出，智慧城市變得炙手可熱，前兩批未能申報成為試點的城市為了第三批成功申報擠得頭破血流，眾多IT科技企業紛紛轉型或參與到智慧城市這個領域，企圖搶占這個萬億級市場?？v觀當前我國智慧城市的建設現狀，能實實在在實現落地的少之又少，這同時也給2015年住建部對智慧城市的驗收工作出了一個大難題。不管怎樣智慧城市的確是我國城市發展的一個趨勢所在，只是在打通信息孤島、流程孤島、數據孤島實現城鎮化、信息化、智慧化的道路上，我們需要更加的理性和更多的合作。根據智慧城市價值網絡服務商江蘇集群軟件從2010年至2014年對智慧城市的研究搜集挖掘分析，初步得出當前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呈現給市民主要表現出的四大功能特征。

智能感知，遍布城市各處的傳感器和智能設備組成“物聯網”，通過綜合利用RFID、傳感器、二維碼，及其他感知設備對物體進行標識，隨時隨地對其進行信息采集，對城市運行的核心系統進行測量、監控和分析，實現對城市的全面感知；

聯通整合，“物聯網”與互聯網系統完全連接和融合，將城市里分散的、各自為政的信息化系統和物聯網系統通過統一通用的標準整合起來，提升為一個具有良好協同能力和處理能力的有機整體，融合城市基礎數據、時空數據等，提供智慧的基礎設施，體現更深入的智慧化、更全面的互聯互通、更有效的交換共享、更協同的關聯應用；

共享創新，鼓勵政府部門、企業和公眾在智慧化基礎設施之上進行科技和業務的創新應用，在城市公共信息服務平臺和智慧城市管理公共信息平臺的基礎上共享和創新，為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

協同運作，基于智慧的基礎設施，配套相關的管理措施，使城市的各個關鍵系統和參與者能和諧、安全、高效、智慧地協作，提高城市精細化、智慧化的運行能力，達成城市最佳的運行狀態；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充分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核心技術，通過打造感知層、網絡層、平臺層及應用層，實現政府智慧決策辦公、企業智慧經營管理、市民便捷生活、城市高效運行。感知層將前端智能采集的數據通過網絡層傳送平臺層，平臺層通過數據交換平臺、數據共享平臺（十大基礎數據庫）、快速整合平臺、城市儀表平臺及綜合運行平臺來支撐智慧城市的整個體系，應用于各大智慧行業。

第二篇：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 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勞動力短缺造成了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形勢異常嚴峻。文章分析了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礎上我國勞動力市場未來可能會遭遇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勞動力短缺；勞動力轉移；長期性；工資上漲壓力

中圖分類號 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

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異常復雜，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成為其中較為典型的特征。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表現為勞動力供給絕對總量依然豐富

2011年春節以后，全國各地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民工荒”，除了東部沿海地區之外，包括傳統勞務輸出大省安徽等在內的中西部省區同樣遭遇了“招工難”，地區與地區、企業與企業之間紛紛展開了一場農民工“爭奪戰”。與此同時，農民工工資面臨著新一輪上漲的壓力，甚至出現提高工資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況。在如此背景下，學術界中關于“劉易斯拐點”的爭論重新浮出水面，不斷有人聲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一個由勞動力短缺所導致的低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被倒逼調整的階段。而本文并不這樣認為。數據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伊始，我國勞動力市場有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吸納就業、鼓勵返鄉農民工就地創業等等，這些舉措部分解決了農民工返鄉的就業問題。但是由于基礎設施的階段性特征，農民工的返鄉就業呈現出極大的臨時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質的限制，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成功率并不高，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鄉農民工滯留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趙顯洲，2010)。根據張車偉(2008)的估計，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要實現70％的城鎮化率，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能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蔡?P(2009)、袁志剛(2010)等學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國不會遇到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短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因此，從總量上來看，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擁有充足的勞動供給，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還不能證明新一輪的“民工荒”現象就簡單的代表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二)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內生性制度演進下的長期性。在勞動力轉移的長期過程中，制度變遷作為人們對于自身生活體系的自覺架構，其過程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所演進的內生性使得向城市轉移成為一項大家默認的隱形制度并積累下來，而且這種制度的積累會增強農民工群體的耐久性。相對應的，由于農民工群體主觀能動勝的增強、農民工就業模式的變化、農民工的供需結構以及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等因素，勞動力短缺呈現出內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延續下去。

第二，人口結構的影響。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越來越明顯的老齡化趨勢所孕育的未來勞動力短缺趨勢在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轉換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因為經濟增長過程相對于宏觀經濟過程而言，具有比較長期的特征，而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相對于經濟增長過程而言，則更加長期而緩慢。

第三，勞動力的供給結構。現今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已經開始進入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農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另一方面，短缺與剩余并存，農村仍有1億多富余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移尚在途中。根據《2007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披露的數據來看，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莊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個比例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莊對于自己村莊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情況表示擔憂，認為能夠轉出的勞動力都已經轉出，再沒有可轉移的勞動力了。這種年輕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今后將會隨著人口結構轉型過程中年輕勞動力在勞動力總量中的比重進一步降低而愈加嚴重。

從一般邏輯上看，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相悖的兩個概念，然而，這種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的現狀，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顯得異常復雜，而勞動力工資的上漲更是加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

二、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壓力

表面上，我國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源于勞動力的短缺現狀，事實上并非如此。在諸多廠商開始主動提高工資待遇的情況下，許多企業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見，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壓力來自于多個方面，單靠提高工資并不能改變勞動力短缺的現實。

(一)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礙我國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障礙，特別是分割性的勞動力市場。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最終結果是工資率的趨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分別決定，并且絕對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資普遍高于農村，因此，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根據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機理，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應該是工資率低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減少，工資率高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增加，這種調整的最終結果必然形成兩個市場上趨于均等的工資水平。但是，這個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滯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在存在諸如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就業歧視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城鄉勞動力市場呈分割狀態，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到嚴重約束。

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依然受到城鄉兩分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無法實現自由流動，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不均衡發展導致了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并存，加劇了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這種分割性造成城鄉生產要素并不總是能按照提高市場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民工向城市的轉移速度不斷下降，造成了勞動力供給總量的相對不足，農民工工資面臨上漲壓力便不足為奇。雖然我國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但是城鄉分割的制度不變，即使部分大中城市為了吸引人才和資金出臺一些條件較高的進城落戶政策，但對廣大的農民工來說，這些并沒有實質性的現實意義。

(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

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再加上沿海地區土地緊張，勞動力成本上升，為了較快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秩序，國家致力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強調中西部對東部相關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承接。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以及產業優化升級的影響，相關產業向中西部進行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涉及到的行業也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致使勞動力需求上升，原來是勞務輸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區轉而成為勞務短缺地。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東部地區務工民工為9076萬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國農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則分別增長33.2％和5.8％，占比分別較08年上升3.8和4.8個百分點。因此，各地政府紛紛采取措施挽留本地農民工進行就地轉移，而原本勞動力就短缺的東部地區勞動力的價格不得不上漲，相應的中西部地區也紛紛調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甚至要高于東部地區。勞動力工資的普遍上漲，進而勞動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進總需求結構的改變，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以居民的消費需求拉動。同時，東部地區民工工資的提高，進而各項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這些城市將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從而帶來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的改變，加快產業的優化升級。

(三)農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和隱形成本的存在，農民工回流的現象日趨嚴重，回城意愿受到嚴重抑制(盛亦男、孫猛，2009)。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做某種選擇而放棄另一選擇的最高代價，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則是留在農村可得到的預期收益。在遷移成本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到滿足城市需求的條件下，糧價上漲、農業稅取消和種糧補貼等一系列政策的實行，使得農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實在的可能性。這意味著，在遷移成本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向城市流動的收益不再足以補償遷移成本。

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隱性成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身份歧視帶來的心理弱勢、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較低等非顯性成本因素。這些問題加重了農民工進城的生活負擔。實際上，這些隱性因素致使農民工生存狀況堪憂的情況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農民工工資的折扣率，它們本質上造成的結果是農民工實際收入的減少。隨著政府一系列針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考慮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諸多因素的條件下，會傾向于選擇留守生活成本較低、生活環境較為熟悉、社會關系較為簡單的農村，從而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城市勞動力需求擴大的要求，況且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市的遷移成本的存在還沒有充分進行到消除城鄉工資差距的程度。

(四)農民工行為趨于理性化

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工長時間城市生活經驗的累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從未停止過，而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開始不僅僅關注現實收入，也開始理性的關注成本和其他諸多因素。而且，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農民工對工資的要求不再只是簡單的縱向上的絕對量的比較。比如去年月工資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勞工成本每月增三百，這樣務工的凈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這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民工的生存現狀。目前，我國大中城市房價集體上漲，而這些城市又是農民工大量積聚的地方，房價的上漲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漲船高，一線城市差不多漲了20％，而且可能會越來越高。加上近來各類生活品價格回漲、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日益突出等諸多現實，進城打工的成本越來越高，也越來越不經濟。

另一方面，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分化。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出現了明顯的代際變化和更替。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中后期開始向城市進行轉移、擁有較少務農經歷的第二代農民工日益崛起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力量。調查顯示，隨著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農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第二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其文化程度起點高于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學及其以下的務工者比例驟減，而高素質務工者比例較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有所上升。而教育水平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職業層次、工資水平、社會流動等各個方面，也是農民工行為選擇趨于理性化的現實基礎。

三、未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可能面臨的問題

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以及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的壓力這些現實問題，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完全調整好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可能給我國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帶來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一)勞動力有效供給總量的限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時期伴隨著急劇的人口轉變，從人口在生產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類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類型的加速過度。這個人口轉變過程通常表現為一種勞動年齡人口從迅速增長到逐漸減速的增長，直至停止增長的變化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5.05％。而且2008年民政部發布的《200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指出我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隨著勞動力老齡化趨勢的日趨明顯，產業結構形成用工年齡需求與勞動者年齡結構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1990年，安徽勞動力平均年齡為24歲，而2009年，平均年齡則升至37歲，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根據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理，勞動力短缺的經濟含義是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這個現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轉變所引致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超越發展階段造成的，一旦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源泉不能及時替代人口紅利源泉的話，將會導致中國經濟過早喪失比較優勢。在高速經濟增長方興未艾，就業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勞動力供求格局必然發生根本性轉變。

(二)勞動力需求的不可持續

目前呈現的勞動力供給不足部分表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伴生物，隨著經濟的漸趨平穩，市場是否依舊能夠提供這樣一個龐大的勞動力需求依然是個未知數。在經濟危機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刺激性財政政策扶持，使得我國經濟較快的走出了低谷，然而在財政支出剛性的約束下，我們不能保證政府能夠連續較長的時間出臺諸如4萬億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當世界各國因為杠桿化太高而崩潰的時候，中國通過加大杠桿而暫時走出了危機，M2／GDP在2008年短暫的回落

之后，2010年將會達到1.96％，硬啟動的風險在逐步加大。有數據顯示，2010年國家綜合負債率高達86％，財政風險空前增大，這種單純依靠政府的高投資而帶來的外生性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業和農村將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整個社會所能提供給農民工的低技能要求崗位卻會越來越少，兩者的沖突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依然是一個長期過程。

(三)農村社會的發展與穩定

目前，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無人照看的老人等問題來講，這種轉移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以留守兒童為例，根據全國婦聯2008年2月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人。在一些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留守兒童占當地兒童總數的18-22％。農村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家庭問題、學習問題、安全問題、心理問題和品行問題日漸突出。假如一味的強調這一勞動力轉移過程已經完成，無疑會使我們忽視這些已經產生的社會問題，長此以往是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綜合發展的。

四、政策選擇

綜合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如勞動力短缺會加大企業用工成本，引起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加速消失，使得低水平、簡單重復過剩的生產無法維持下去，但從另一面看，可以促使企業轉向依靠自主創新、技術進步和科學管理來降低成本，形成持久的更大更強的市場競爭優勢，也可以加快技術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更能夠直接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有效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于把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高投資、高積累、低工資、低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必須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合理的引導，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構優化以及持續發展。

(一)偏向“三農”的制度紅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產權保護和合約執行兩個方面的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通過制度變遷能有效減少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就說存在“制度紅利”。而截至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這種制度紅利具有明顯的偏向性。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配合該戰略，政府把社會資源集中用于工業和城市，農業客觀上承擔了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積累的任務，由此形成了資源配置上“以農養工”的分配制度。即使到現在，這種農業和農村資源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也沒有扭轉過來(蔡?P，2006)。如此偏向城市的資源分配制度長期把農村和農民排除在城市化、現代化之外，最終導致了農村和農民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在出現問題分攤成本時，成為首先被考慮的對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我們應該加大政策調整力度，把發展目標轉向農村，以發展農村、農業、富裕農民為中心，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所獲得的制度紅利逐步讓渡給農村、農業和農民，通過偏向性的制度安排來促進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調整與發展，最終實現城鄉發展均衡的和諧局面。

(二)技術創新

經濟組合里的生產資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說，一種資料的缺少可以用另一種資料的增加來補償，卻不必改變生產方法。放置于勞動與資本兩者的關系，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組合中，無限的勞動追逐有限的資本，表現為勞資關系中資方的絕對控制優勢，這時依靠低勞動成本的生產方法也可以維持下去。一旦勞動力開始短缺，大量的資本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經濟組合便會受到限制，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的增加無法對沖勞動力缺失對整個經濟組合的影響，現有的生產方法也就無法繼續。這就需要我們對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疑技術可以承擔起這樣的責任，也只有技術的創新才能成為短缺勞動力的替補，通過技術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化解目前我國勞動力短缺的有效途徑。

(三)城鎮化下移

從農民工連續十幾年大規模的流動來看，其轉移模式主要是向東南沿海開放地區率先流動，轉向北京、上海以及各大中城市為主。然而此次民工荒卻開始向中西部蔓延，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的傾向性調整，使得農民工跨省區遠距離的大規模流動轉化為分散型的省內流動或近距離的就地向小城鎮轉移，以城鎮化下移的發展戰略來改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模式，從而改善農村長期落后、人口過分向大城市集中、形成數量大的城市貧困階層、致使經濟發展受損、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等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城鎮化下移，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拉動中小城市的就業需求，通過地方財政補貼，提高農民工工資，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局面。

第三篇：當前我國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十大特征分析

當前我國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十大特征分析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對勞動者進行的正規教育；在職培訓活動；提高勞動者的健康水平；對孩子的撫養；尋找工作的活動；勞動力的流動。這些行為都能有效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勞動熟練程度和健康狀況，從而增強勞動者獲取收益的能力。資本的生命在于流動和增值。作者認為，農民工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重要的資本，其最顯著的特征在于流動性。我國農村目前現實的情況來看，在受耕地制約和信貸資本約束的情況下，試圖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增加農民收入，“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就業模式事實上已經難以為繼了。對于許多農村和農民來說，外出務工，進行勞動力的流動，這是農村人力資本最好的投資方式和最大的收益活動。本文主要對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十大顯著特征進行分析和探討。

1、高規模性我國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流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50－70年代末，伴隨著我國“一五”計劃和許多國家大型工程項目的實施，少部分的農民工進入到工業和服務產業；80－9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商品經濟空前活躍，興起了“全民經商”的高潮，這時期農民工主要是在中小城鎮流動，跨省區流動的農民工數量較少；2001年至今，我國戶籍制度得到了實質性的重大改變，勞動力流動極為活躍，出現了跨省跨區、規?？涨暗膭趧恿α鲃?。目前，我國農村有1.5億富余勞動力，每年還以600萬的速度遞增。據統計，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從業人數總計的57.6%，其中在加工制造業占到68%，在建筑業中占到80%；在第三產業的批發、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從業人數的52%以上。

2、高流動性農民工人力資本最大的特點在于其流動性。農民工人力資本只有進行流動，才有可能實現人力資本的增值。我們可以看到，從改革開放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到“百萬大軍下廣東”，到2002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再到勞動力從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回流，都顯示出了農民工人力資本具有很高的流動性。除此以外，農民工的高流動性還表現在職業的不穩定，極易喪失工作，因而職業的流動性也極高。高收益性當前我國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高收益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表現在農民工及其家庭收益方面。據張古鵬、姜學民、任龍等人采用1%抽樣，對青島800名農民工收入的統計表明，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是927.49元。蘇群，周春芳等人也對江蘇蘇南、蘇北、蘇中的468位農民工進行了調查，結果得出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是1082.71元。其中，絕大部分農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750－833元之間，其次是900－1100元之間，有少部分農民工月平均工資達到1600元以上。其次表現為巨大的社會收益方面。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流動，客觀上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繁榮與富強，也締造了“中國制造”的神話。世界銀行統計，1980－1997年中國18年的經濟增長中，勞動力部門轉移的貢獻占16%，有的學者估計勞動力流動對年平均9.2%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16%。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和農業部王德文等人的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對1982－199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0.23%。

四、高差距性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高差距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收入的高差距性。由于農民工流動所處的地域、行業、部門、職業等不同，這些差異會導致農民工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張楊珩對南京市633份農民工的問卷表明，農民工工資低于750元的人數占18.8%，750－1849元的人數占66.2%，高于1849元的人數占人數占9.5%。最低收入的農民工和最高收入的農民工之間的差距比較大。第二，身份地位的差距性。基于學歷、職業、技能、收入等因素的較大差異，農民工實際擁有的資本資源和社會資源也不盡相同，農民工階層內部的分化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已經出現了一部分擁有大量資本、社會地位較高的農民工，他們與那些就業能力低、收入微薄的農民工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且他們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隔閡。

五、低存量性農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整體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流動，進而影響了他們的就業和收入。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2006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2.95%，其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僅占0.77%；在外出務工勞動力中，文盲占2.0%，小學文化程度占16.4%，初中文化程度占65.5%，高中文化程度占11.5%，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6%，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占28.2%。雖然外出務工勞動力中的人力資本存量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低存量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低，所擁有的知識、技能、經驗、勞動熟練程度含量少，這往往使他們在勞動力供給中遭受歧視，以及嚴重的影響了他們的收入。同時，也要看到，少部分的農民工其人力資本含量比較高，且其擁有的技能具有難以替代性，他們在就業中相比較而言會處于明顯優勢。

六、低組織性農民工人力資本的集約度非常低下，這也是農民工工資經常被拖欠的主要原因。據建設部統計，2004年至2006年，全國新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舉報投訴案件64586件，拖欠工資總額303915．6萬元。中國勞動保障網刊發的《2007年第一季度勞動保障工作情況》指出，全國27省、市、自治區不完全統計，一季度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共為150萬農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資17．35 億元。這充分說明農民工由于低組織性而所處的悲慘境地。在已完成的流動行為中，80%以上的農民工仍然是靠親朋好友介紹和“自找門路”，通過職業中介或者訂單轉移的勞動力不到20%。因此從流動形式上來看，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部門狹窄，轉移速度緩慢等特點?，F在許多地方已開始嘗試把農民工有組織的組織起來并對他們進行培訓，積極進行勞務輸入，這是一種解決農民工組織程度比較低的有益的嘗試，但其中問題也不少?？偟膩碚f，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組織化程度還非常低。

七、低地位性目前農民工所從事的工作一般都是專業技術要求低，城市不愿從事的粗、重、累、臟、危等崗位，在城市人眼里，他們收入較低、形象欠佳，影響市容，而且當農民工遭遇不公平對待時極易引發治安隱患。因此，農民工盡管為城市的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他們卻難以被城市相容，難以平等享受“國民待遇”，他們仍被當作“二等”公民而被城市所歧視。在對農民工的一份調查中，在被問及“城里人對你的態度如何”時？選擇“非常友好”和“友好”的只占26.7%，而認為城市居民對他們帶有“歧視”、“敵意或戒備”的卻占到65% 以上。

八、低收入性農民工由于人力資本存量低、組織化程度低、社會地位低，以及制度性的障礙，使得當前我國農民工整體收入水平比較低?！吨袊r民工調研報告》顯示,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主要集中在500元至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至500元的占29.26%,500元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并且，農民工工作的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在被調查者中, 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以內的僅占13.70%,8～9小時的達40.30%，9～10小時和10小時以上的分別占23.48%和22.50%。

九、高風險性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具有很高的風險性，一旦人力資本流動的決策發生意外或失誤，都會對農民工本人及其家庭帶來重大的負面影響。農民工從事的崗位大都是粗、重、累、臟、危等對身心有較大傷害的工種，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勞動保護條件也較差，極易發生工傷事故。僅珠三角每年生斷指個案至少3萬宗，被機器切斷手指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有調查發現，來自農村鄉鎮的工傷者占工傷者總數的85.6%；工傷者平均年齡26歲，31歲以下的占81.6%，55.8%的工傷者未婚；61.7%的工傷者未與企業簽定勞動合同；相當部分企業不按法定要求為職工購買工傷保險，絕大部分工傷者沒有按規定獲得醫療期間的工資。在珠三角，不少企業由于能源緊張而將吸塵設備閑置，工人在連口罩等基本勞保用品都沒有的條件下仍在有毒有害的環境下工作，對身體傷害大，企業用工“年輕化”十分嚴重。工傷成為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殺手”，阻礙乃至切斷受傷農民工的再就業之路，甚至使他們喪失賴以生存的勞動能力，嚴重的直接導致死亡。工傷造成農民工人力資本的加速折舊，給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流動帶來了極大的風險。

十、高成本性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的交易成本極高，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職位搜尋成本偏高。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我國目前還缺乏有效的勞動力供求發布機制，農民工獲取求職信息往往是通過親朋好友、同鄉、同學等親緣網絡獲取信息，而這些信息是不充分的、有限的。第二，就業成本偏高。農民工找到工作后，需要在短期內辦理諸如身份證、生育證、務工證、居住證等一系列的證件，需要在不同地域、不同部門之間來回奔跑，會花費農民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第三，生存成本偏高。農民工本來收入就很低，但每月需支付昂貴的房租、水電煤汽、子女教育等費用，龐大的費用支出會嚴重影響農民工的生活質量。第四，交通成本偏高。由于大部分的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都是跨地區、遠距離的流動，節假日往返需要支付大筆的費用。第五，心理成本偏高。大部分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被城市歧視和排擠，心理問題較為突出。第六，社會成本偏高。大量的農民工涌向城市，大部分農村出現了老、弱、病、殘留守的“空巢”現象，大量的耕地被“拋荒”，進城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等太多的問題都要我們亟需解決，這事關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只有當社會資本向高效率的部門和行業進行合理配置時，這才是一個高效率的經濟體。我們需要客觀看待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并為其積極創造條件。當前，進行勞動力流動或許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最切實可行的方式，而充分認識農民工人力資本流動“六高四低”的十大特征，對于增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解決“三農”問題和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