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什么時候召開的

1.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什么時候召開的？

答：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舉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黨員50多人。會議在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

2、黨的性質、最高綱領和最終目標是什么？

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最高綱領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3、黨的指導思想是、根本宗旨是什么？

答：黨的指導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黨的宗旨是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4、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答：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5、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是什么？

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6、在社會主義事業中黨的中心工作是什么？

答：在社會主義事業中黨的中心工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7、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什么？

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8、改革開放是黨在什么時候、什么會議上提出的？

答：改革開放是黨在1978年12月，11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

9、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 答：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10、黨的思想路線？

答：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

11、我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答：有無自我認真批評。

12、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

答：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事，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13、黨的根本組織原則？

答：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

14、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

答：a第一要義是發展

b核心是以人為本

c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d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15、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什么？

答：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

16、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什么？

答：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

17、黨員標準有哪些？

答：a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

b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展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c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18、黨的誓詞？

答：誓詞的內容是：“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并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19、黨員的學齡如何起算？

答：黨員的黨齡，從預備期滿轉為正式黨員之日算起。

20、黨員交納黨費的標準？

答：月固定工資（稅后）低于3000元者繳納工資的0.5% ；3000--5000元者繳納工資的1% ；5000元以上繳納工資的1.5% ；預備黨員也要繳納黨費。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07 上海→南湖)?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06 廣州)?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04 武漢)?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04 延安楊家嶺)?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1969.04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77.08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7.10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7.10 北京)

?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07 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01 上海)?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06 蘇聯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3.08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09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10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11 北京)?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012.11 北京)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在法國的共產主義小組還沒有和國內取得聯系，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推舉的代表共12人：湖南小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小組董必武、陳潭秋，上海小組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劉仁靜、張國燾，濟南小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陳公博，日本東京小組周佛海。參加大會的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會議。會議在召開過程中曾遭到帝國主義密探的干擾，最后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大會討論了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等問題，通過了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根據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為制定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團結全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在上海南成路輔德里 625號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盡美、鄧中夏、施存統、李震贏、楊明齋、陳望道、項英等等12人。代表黨員195 人。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部分代表，回國后參加了大會，并向大會作了報告。陳獨秀主持了會議并代表中央局報告了一年來黨的工作，介紹了黨組織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張國燾報告了遠東人民會議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了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大會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通過了《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及關于《議會行動議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大會選舉了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當選為中央委員，鄧中夏、向警予當選為候補委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會后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共二大，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大會的不足之處是，對于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對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聯系問題，認識尚不清楚。對于工農聯盟的問題，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以及建立工農政權等問題，也都還 沒有認識。中共二大之后，黨中央領導中國人民走上了為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斗爭的新征途。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陳潭秋、向警予、張國燾等30余人（其中有表決權的19人），代表黨員420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出席了大會。在大會開幕前舉行了兩天預備會，議決分工起草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案。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張太雷、向警予以及馬林等參加了會議文件的起草和會議的組織工作。大會的中心議題是根據同年1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系問題的決議》指出的“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互相配合行動是必要的”，但“黨必須 保持自己本身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機構”，“無論如何不應當與它合并，不應當在這些運動中卷起自已的旗幟”等精神，討論是否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產業工人是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陳獨秀主持了大會，并代表上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在討論中，多數代表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等不愿積極同國民黨合作的錯誤意見，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大會最后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經過充分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以及《關于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決議案》、《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關于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勞動運動議決案》、《農民問題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等7 個決議。上述文件，內容豐富，涉及到各個方面，在黨的建設方面有許多重要內容。最后，大會選舉出由9 名正式委員、5 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王荷波、朱少連、譚平山、項英、羅章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鄧中夏、徐梅坤、鄧培、李漢俊、張連光。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后因譚平山調任駐粵代表，9月補入王荷波）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委員長，毛澤東任秘書，羅章龍為會計。其余4 名中委分派：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項英駐湖北、朱少連駐湖南。中央局下設組織、宣傳、婦女等部門，毛澤東負責組織，蔡和森、羅章龍、瞿秋白負責宣傳，向警予負責婦女工作。中共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正確地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等20人，代表黨員994 人。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面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陳獨秀主持了會議，并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維經斯基在會上作了關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出席1924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向大會作了關于共產國際五大的情況和決議精神的報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等先后在大會上講話。各區、各地方委員會的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的工作情況。

大會回顧了三大以來黨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情況，肯定了上年5 月中央擴大會議對黨的工作中右傾錯誤的批評，重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以及關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方面的一些方針，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大會圍繞著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對于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報告之議決案》、《對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報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之議決案》、《對于同志托洛茨基態度之議決案》、《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之議決案》、《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對于職工運動之議決案》、《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對于青年運動之議決案》、《對于婦女運動之議決案》、《對于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等1 1 個重要決議。大會閉幕前一天，正值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大會為此發表了《對于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宣言》。

大會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 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 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五人組成中央局并駐中央局。

中共四大的主要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

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著5790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也出席了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召開的。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陳獨秀主持開幕式，并代表上屆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的整個基調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既沒有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和政策，并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了一些錯誤的主張。陳獨秀報告之后，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接著，大會代表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作了一定的批判。瞿秋白把自己寫的批判陳獨秀錯誤的《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印發給大會代表，并作了系統發言。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判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還發表了《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和《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當選的中央委員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維漢、李立

三、瞿秋白、劉少奇、蘇兆征、張太雷、阮嘯仙、任弼時、陳延年、羅亦農、賀昌、向忠發、彭湃、項英、彭公達、趙世炎、惲代英、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等29人。候補中央委員有：毛澤東、陳潭秋、陸沉、黃平、李振瀛、袁達時、林育南、吳雨銘等11人。

中共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作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陳獨秀雖然作了一些檢查，但沒有真正改正錯誤。因此，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共有142人。

會議的主要報告有：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報告。會議共通過政治、軍事、組織、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職工運動等14項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指出：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勢正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會議還制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

會議還選舉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由委員23人、候補委員13人組成。

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歷時50天。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共計755名，代表全國121萬黨員。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彭德懷、康生、陳云、陳毅、賀龍、徐向前、高崗、張聞天、彭真15人組成主席團，選舉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

大會的主要議程是：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任弼時作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通過新的黨章，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9日，選舉中央委員會委員44名。6月10日，選舉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33名。6月1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第一次會議)1956年９月15日～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正式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名黨員，候補代表86人（另有21人未到會）。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會議選舉了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97人和候補委員73人。

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 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目前時局的報告》，談到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黨對這些問題所采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周恩來作《關于1957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告充分肯定了成績，指出了缺點，總結了經驗教訓；報告明確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當在繼續前進的前提下，為基本建設作適當的壓縮；合理調整各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以適應國家的財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陳云作《關于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作總結發言，同意全會所采取的各項方針和措施，并著重談了經濟問題、國際形勢問題、整風問題和中美關系問題，號召全體工作人員向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斗爭。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 1957年９月20日～10月９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和會議的總結發言,陳云作《關于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關于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作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會議基本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及關于工業、商業、財政的管理體制和關于勞動工資、勞保福利問題的幾項規定草案。這次會議重點討論了五個問題：一是關于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問題，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很合適的形式；二是關于農業問題；三是關于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四是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五是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問題。這次會議對１９５６年黨中央所采取的反冒進的若干正確作法再次提出尖銳批評，這實際上是后來發動“大躍進”的開端。

中國共產黨八屆四中全會 1958年５月３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討論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會議關于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1958年５月５～２３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鄧小平作《關于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譚震林作《關于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說明》。會議通過了上述報告。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一是對我國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問題的正確提法；二是根據毛澤東的倡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三是提出改進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以及改進管理體制和改進國家工作的任務。大會增選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 1958年５月25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遞補楊獻珍、王恩茂為中央委員。全會決定出版《紅旗》雜志，每半月一期，由陳伯達任總編輯。

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舉行。鄧小平作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作了《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說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于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議》、《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和《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會議期間（12月１日），毛澤東寫了《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澤東還同有關同志談了宣傳工作問題。他提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要實事求是，反對虛夸作風。

中國共產黨八屆七中全會 1959年４月２～５日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薄一波作的《關于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李先念作的《關于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鄧小平作的《關于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說明》,李富春作的《關于準備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說明》。全會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關于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議重點討論了：(1)人民公社問題，重申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2)1959年國民經濟草案；(3)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７月２～15日，會議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著重討論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包括形勢、任務、體制、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協作區關系、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等問題。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講話，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系》確定的序列。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使用“農、輕、重”的概念，是對《論十大關系》的重要發展。７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７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因而在會議后期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８月１日，中央常委會上，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舊帳。８月２日～16日召集了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公報。

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 1961年１月14～18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八屆九中全會。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作的《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聽取和討論了鄧小平作的《關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通過《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全會正式批準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建議國務院根據這一方針，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全會號召全國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全會還批準成立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別加強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其中，陶鑄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八屆十中全會是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進行的。八屆十中全會討論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并且通過了決定；討論了關于商業工作的問題，并且通過了決定。全會還通過了關于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決定。全會還決定加強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并且增選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全會增選陸定

一、康生、羅瑞卿三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決定撤消黃克誠、譚政兩同志的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年8月１～12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后講了話。劉少奇的講話列舉了自十中全會以來的在國際、國內方面的一些工作，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會議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8月8日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政治局常委；補選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宋任窮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書記；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有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楊尚昆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了話。會議批準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用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九大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會議還通過了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人員名單：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志、韓先楚、潘復生、劉建勛、劉子厚、吳德、李大章。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69年４月１～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國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林彪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還選舉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 1969年４月28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話。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 1970年８月23日～９月６日在江西廬山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周恩來宣布全會的議程，重點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和加強戰略問題。林彪首先發言，大贊毛澤東是天才，隨后的討論卻堅決要求設立國家主席。８月25日毛澤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全會立即休會，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會上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上述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十屆一中全會 1973年8月30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十屆二中全會 1975年1月8～10日在北京舉行。1975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決定將《憲法修改草案》及其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全國人大討論。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

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 1977年7月16～2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于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通過《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還通過了關于提前召開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

第四篇：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出席黨的一大人員風雨歷程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們是： 上海小組:李達、李漢俊； 武漢小組:董必武、陳潭秋； 長沙小組:毛澤東、何叔衡； 濟南小組:王盡美、鄧恩銘； 北京小組:張國燾、劉仁靜；

廣州小組:陳公博(后因故未參加嘉興會議)； 旅日小組:周佛海； 陳獨秀個人代表: 包惠僧

他們代表著全國５０多名黨員，當時，對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李大釗、陳獨秀因各在北京和廣州，工作脫不開身，而沒有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派馬林（荷蘭人）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俄國人）出席了會議。

歷經幾十年大浪淘沙,前赴后繼的革命斗爭后,上述13人,5人在革命勝利前犧牲,兩人加入國民黨,后成為漢奸,三人信仰搖擺,3人信仰堅定,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1、李達：（1890.10－1966.8）

李達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生，湖南永州人。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后，致力于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１９２０年夏與陳獨秀等人發起成立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并主編《共產黨》月刊，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１９２１年２月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１９２１年８月至１９２５年５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委員。１９２１年９月創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和革命叢書。１９２２年７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１１月應毛澤東邀請到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并主編自修大學機關刊物《新時代》。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１９３７年５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干部學習此書。建國后，長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和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１９６６年８月在武漢逝世。

2、李漢俊（1890～1927）

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湖北潛江人。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后主要從事著述和翻譯工作，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與陳獨秀、李達等共同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勞動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黨支書記，并主編《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因與陳獨秀、張國燾意見不一，回武漢從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教育主任。1923年參與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領導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后脫離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加入中國國民黨，并先后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國民黨湖北黨部青年部長。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軍閥胡宗鐸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漢口遇害，年僅37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證書上寫著：“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1] 歷史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一位與李大釗齊名，卻不愿在黨中央擔任領導職務，同樣被國民黨暗中殺害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就是李漢俊。二李以高超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建立中國共產黨立下了汗馬功勞，值得人民永遠懷念。

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功臣

在創建中國共產黨上，李大釗和李漢俊是公認的二大功臣，以前許多文章只提到了李大釗，這一點有點不公正。應當說，北方受李大釗影響，南方受李漢俊的影響，特別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個湖北佬(董必武、陳譚秋、李漢俊、包惠僧、劉仁靜)，說明李漢俊功不可沒。

李漢俊協同陳獨秀創建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實際上是后來的共產黨支部，由于陳獨秀的事務多，后來又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上海的黨支部工作一直由李漢俊負責。在中共中央沒成立之前，上海黨支部在指導和組建中國共產黨時起了決定性作用。各地的代表來上海開會，是李漢俊一 一暗中通知。又一一從《星期評論》刊物中拿出費用，寄給代表做路費。

李漢俊在組建了上海支部后，對湖北、湖南和山東的共產黨支部組建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湖北，董必武1917年春和張國恩從鄂西去上海認識了李漢俊，李漢俊介紹了許多馬列的書讓董必武學習。后來董老回憶說：“李漢俊是我的馬列主義學說的老師。”可見對李漢俊的評價多么高。

李漢俊不只是傳播馬列主義，而是讓董必武回湖北后，組建湖北黨組織，還專程回湖北。與董必武一起組建了湖北的第一個黨支部。又通過對董必武與湖南的關系，支持毛澤東等人組建長沙黨組織。山東的王盡美，也是通過李漢俊文章的學習，在李漢俊支持下創建了濟南黨支部。李漢俊一生中介紹了許多人加入共產黨，特別是介紹了沈雁冰入黨。這位新文學的巨人，與李漢俊建立了革命友誼。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吐露出心聲，他是李漢俊介紹入黨的，應當是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因戰爭原因與黨失去了聯系，盼望死后仍承認他是黨員之一。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復他的黨籍的決定，明確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的一批黨員。”這一正確結論，也是對李漢俊革命功勞的肯定。

3、董必武（1886－1975）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1886年生，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字潔畬，號壁伍。湖北黃安(今紅安)人。

董必武

1903年考取秀才。

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

1915年6月回國從事反袁活動，兩次被捕入獄。

1918年回國，參加護法運動。

1919年在上海參加了五四運動，后創辦武漢中學，教授國文。

1920年秋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武漢小組代表。隨后建立和發展湖北省的黨組織，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湖北民運部部長，湖北省委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領導籌建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并任湖北省國民黨工作委員會主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

1932年回國，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到陜北后，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戰勝利后，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之一。

1945年代表解放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中共重慶工委書記，中共中央財經部長，華北局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國后，歷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中共六屆中央委員，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1]

4、陳潭秋（1896-1943）、名澄，字云先，號潭秋，湖北黃岡縣（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陳策樓人。無產階級革命家。1920年和董必武、劉伯垂等7人創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1年創辦湖北人民通訊社，任社長。7月，陳潭秋與董必武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回漢后先后任中共武漢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負責人，1923年2月發動與領導了武漢各工團學生組織支援京漢鐵路工人罷工斗爭。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殺害，壯烈犧牲于天山腳下。

5、何叔衡（1876-1935）

無產階級革命家，湖南寧鄉人，清末秀才。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新民學會骨干會員。長沙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30年回國，任共產國際救濟總會和全國互濟會主要負責人。次年秋赴中央蘇區，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內務部代理部長和中央政府臨時法庭主席等職。“左”傾錯誤統治中央后，被撤銷全部職務。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1935年2月，途經福建上杭縣時，為敵人追捕，英勇犧牲。

6、王盡美(1898-1925)

原名瑞俊，又名燼美、燼梅，字灼齋，山東省諸城市枳溝鎮大北杏村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黨的創建和早期革命活動中，做出了卓越貢獻。

1925年１１月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長期的忘我工作和艱苦生活，使王盡美患上了嚴重的結核病。１９２５年春節前夕，因疲勞過度吐血暈倒，進院治療。時值工人運動蓬勃發展之際，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島投入戰斗。他與鄧恩銘等一起組織領導膠濟鐵路全線、四方機廠工人大罷工，并成立了膠濟鐵路總工會。４月，他去青島與鄧恩銘等一起領導青島日商紗廠工人同盟大罷工，迫使日本資本家簽訂了９項復工條件。同年６月，因肺病復發，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回到家鄉養病，后到青島治療。病重期間，他請青島黨組織負責人筆錄了他的遺囑：“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８月１９日，王盡美在青島逝世，終年２７歲

7、鄧恩銘（1901－1931）

又名恩明，字仲堯，貴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五四運動爆發后，鄧恩銘積極響應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組織學生參加罷課運動。1920年11月，他與王盡美等組織勵新學會，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抨擊社會現狀。1921年春，鄧恩銘參與發起建立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年7月，鄧恩銘與王盡美代表山東共產黨早期組織，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回濟南建立中共山東區支部，任支部委員。1928年12月，鄧恩銘在濟南被捕，反動派殘酷地將他殺害。

8、張國燾（1897－1979）

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省萍鄉市（舊時稱縣）上栗縣金山鄉山明村。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被開除黨籍。

五四運動時，張國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為北京地區馬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負責組織工作，李達主管宣傳，陳獨秀任總書記。后來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寧接見過。大革命失敗后，張國燾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陜革命根據地工作，擔任最高領導職務。長征途中，他宣布另立“中央”，與中央分庭抗禮。長征結束后，中央在陜北開始清理張國燾的路線錯誤，張國燾為此惴惴不安，情緒低落。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臺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因病去世。

9、劉仁靜（1902－1987）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字養初，又名亦宇、敬云。湖北應城人。

風雨人生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劉仁靜曾是黨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年僅19歲。這位來自湖北應城的熱血男兒，懷著滿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然而，在這滾滾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離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滿風風雨雨、艱辛和曲折。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并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動。1929年8月回國后組織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曾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干四團教官等。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1956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捕，1966～1978年被關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

10、陳公博(1892.10.19一1946.6.3)

陳公博是一個富于多變的人物。他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是中共一大代表，爾后脫黨而去，躋身國民黨行列，以“左派”自詡。后演變為反蔣的改組派的代表人物，但不久又與蔣合流，是蔣的座上客。最后，他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成為中國的第二號大漢奸。原籍廣東乳源，寄籍南海。1892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1920年畢業后回廣州和譚平同創辦《群報》，任總編輯。1921年春參與組織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同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因投靠軍閥陳炯明而被開除黨籍。同年2月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1925年回國任廣東大學教授，代理校長，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廣東省農工廳廳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黨政府實業部長等職。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務局長，1927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并任工人部部長。1927年與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政變。后任廣州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因對蔣介石獨攬大權不滿，1928年底在上海與汪精衛、顧孟余等到人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主編《革命評論》。1931年蔣汪合流后，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和國民黨政府實業部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軍委會第五部部長、11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939年，在香港寫成《苦笑錄》一書。在汪偽政府

陳公博

歷任立法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市長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鄉委員會委員長。1944年汪精衛死后，任偽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陳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最初陳還望能得到重慶接受，但最終逃亡日本，試圖在當地隱姓埋名。中國政府發出對陳公博的通緝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連自己本國的戰犯都無法保護，更別提保護陳公博了。只能將其交出。陳被押回中國，交由軍統看管。1946年4月在蘇州獅子口的江蘇高等法院受審。4月12日，以通謀敵國罪成立，處以死刑。被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等待執行死刑,6月3日陳公博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下午時被執行槍決，終年55歲，尸體葬于上海市公墓。

11、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國民黨政府要員，后淪為漢奸。湖南沅陵人，曾國藩的私淑弟子，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后，他居然叛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任蔣介石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后在輿論壓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慶。次年9月押到南京。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對周佛海進行公審。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行，判處周佛海死刑。

1947年3月，蔣介石發布特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后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死于南京老虎橋獄中。

12、包惠僧(1894-1979)包惠僧，男，1894年生，湖北黃岡人。包惠僧出生于小土地經營者家庭。1917年畢業于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在武昌教書半年，后任《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等報記者。1919年于北京大學文學系肄業，同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在武昌組織共產黨臨時支部，任支部書記。

包惠僧

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與陳公博代表廣州區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八一起義后，與中共脫離組織關系。1950年12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12、毛澤東(1893.12.26-1976.9.9)（呵呵，不用多說了）

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后在起義的新軍中當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畢業前夕和蔡和森等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后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11月，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

毛澤東，中國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詩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字潤之（原作詠芝，后改潤芝），筆名子任。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1976年逝世于北京。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軍事理論的貢獻以及對共產黨的理論貢獻是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毛澤東被視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建黨偉業》中出現的一些人物 鄧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1917年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學習，1919年投身五四運動。1920年3月，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8月當選為第二屆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臨時中央局委員長，中央局委員、組織部主任等職。后來從事工人運動。1927年參加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33年5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臺被殺害，時年39歲

方豪（1894-1955）

浙江金華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其后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首任主席，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之一。方豪在五四運動后即選定以教育為終生職業,到解放時為止,他連續擔任了30年省立重點中學的校長,實現了自己的宿愿。解放以后,不是方豪不愿意繼續擔任校長,而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一個跟著一個。如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等等,加上他解放前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擔任了相關職務,當過國大代表,參議會議長等,有一連串“頭銜”。所以每次政治運動,方豪都無法逃脫挨批、受整的厄運。所幸新中國教育部長馬敘倫是方豪的老師,當年在北大教書時對方豪十分了解。經馬敘倫的幫助,方豪被調到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才免遭厄運。學習結束以后,方豪被分配到杭州蕙興中學教書,終止了他長達三十年的校長生涯。

王會悟（周迅扮演原型）（1898－1993）

1898年7月8日，王會悟出生在浙江省桐鄉縣烏鎮，她的父親王彥臣是晚清秀才。王會悟6歲就開始接受父親的文化啟蒙教育。

1918年，王會悟到湖州湖郡女塾（現湖州二中）攻讀英語。在校期間，她經常閱讀《新青年》雜志，并給主編陳獨秀等人寫信，表示贊成提倡白話文，擁護《新青年》所宣傳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運動。1919年，她前往上海尋求婦女獨立解放的途徑。經上海學聯介紹，被黃興夫人徐宗漢安排到上海女界聯合會做文秘工作。在這里她結識了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代表、湖南人李達，1920年兩人結為伉儷，婚禮在陳獨秀家的客廳里舉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王會悟作為中國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參加了大會的籌備、會務和保衛工作。大會期間，由于密探闖入，會議必須另

[1]選地點。王會悟立即建議到嘉興南湖去繼續開會。與會者采納了她的建議，在嘉興南湖紅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議程，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

1922年底，李達應毛澤東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隨往，并在該校附屬中學教英語。在大革命失敗后，她化名王嘯鷗，組建筆耕堂書店，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1933年至1937年，王會悟夫婦移居北京；1944年，抵達重慶。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王會悟參加了重慶婦女界歡迎毛澤東舉行的大會，會后受到毛澤東的單獨接見。

1946年春，王會悟自重慶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養病。1949年5月烏鎮解放，王會悟北上與丈夫團聚，被安排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工作。

1993年10月20日18時25分，王會悟病逝于北京，享年96歲。

???

還有一些，有興趣的歡迎補齊啊^_^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各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間和地點

黨的一大至十七大中的考點

七大：

將毛澤東思想確定為我黨指導思想。八大：

正確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階級關系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十一屆三中全會：

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辟建設有中國特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十二大：

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科學命題。十三大：

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基本路線。十四大：

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十五大：

將鄧小平理論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將依法治國提到了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上來。十六大：

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十八大：

將科學發展觀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

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后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成都北路7弄30號）舉行。

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進一步討論和確定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問題。三大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恤孤院后街31號召開。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問題。

四大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

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和討論中國共產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以及黨在組織上和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五大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召開。

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六大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

大會的中心任務是：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制定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力量。七大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中共中央召開了黨的七大的預備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針》的講話，指出“七大”的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 八大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協禮堂召開。

八大召開的目的和宗旨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號召全黨要繼承優良傳統，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九大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在預備會上提出九大的任務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它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十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

沒有正確地分析林彪事件發生的原因，總結必要的教訓，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為“客觀規律”，預言“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將長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列為首要任務等，這就全面肯定和繼承了“九大”的錯誤，使“左”傾思潮延續下去。十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主要內容是：第一，總結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批判了他們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而結束。第二，繼續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為綱。第三，重申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黨的根本任務。為此，報告提出了當前和今

后一個時期黨的8項主要任務，要求黨中央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在本年內初見成效，3年內大見成效。十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1）歷史性的轉變和新的偉大任務；（2）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全面高漲；（3）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4）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5）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6）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十三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1）歷史性成就和這次大會的任務；（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3）關于經濟發展戰略；（4）關于經濟體制改革；（5）關于政治體制改革；（6）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7）爭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勝利。十四大

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十五大

1997年9月12～18日在北京舉行。

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載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會議還通過了中紀委的工作報告，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六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十七大

2007.10.15—21 北京

十七大報告科學回答了黨在改革發展關鍵階段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繼續前進等重大問題，對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黨的幾大，是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幾屆幾中全會，是指黨的中央全會。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有關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般每五年召開一次，我們通常簡稱為“XX大”。比如我們所說的“十六大”，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簡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就是我們平時簡稱的“中央”、“黨中央”或“中共中央”。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

黨的第幾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就是第幾屆中央委員會。現任中央委員會是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所以稱為“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

黨的中央委員會一般每年召開一次全體會議。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全會”或“中央全會”。一般來說，每一屆中央委員會總共召開五至六次全體會議，分別簡稱為“一中全會”、“二中全會”、“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等。“XX屆X中全會”，就是這樣產生的。比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簡稱。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每屆中央全會的主題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來說，每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要選舉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并就當時面臨的主要政治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通常黨的總書記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

每一屆中央全會的第一次會議，主要是選舉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包括選舉中央政治局等。其他每年一屆的中央全會，通常都是研究當時的重要問題。

舉例來說。黨的十六大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十六屆二中全會，主要是審議通過擬向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并審議通過《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

十六屆三中全會，主要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十六屆四中全會，主要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十六屆五中全會，主要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十六屆六中全會，主要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毛澤東主要著作及重要觀點和論斷 毛概背誦總結

1、第一次提出從思想上建黨的著作：《井岡山的斗爭》;

2、第一次明確提出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進行黨的建設的代表作：《共產黨人發刊詞》;

3、第一次提出黨風科學概念的著作：《整頓黨的作風》;

4、第一次把黨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的著作：《論聯合政府》;

5、第一次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的會議：六屆六中全會;

6、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根本思想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文章：《<共產黨人>發刊詞》;

7、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線”概念的文章：《反對本本主義》;

8、最完整系統地闡述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著作：《改造我們的學習》;

9、毛澤東思想形成標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實踐和理論闡述;

10、毛澤東思想成熟標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完整形成;

11、第一次完整的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著作：《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2、最早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3、第一次公開使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將革命進行到底》;

14、第一篇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的文獻：中共七大劉少奇做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15、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鄉村到城市的文獻：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做的報告;

16、第一次提出建設一項偉大的工程：《共產黨人發刊詞》;

17、第一次系統總結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共產黨人發刊詞》;

18、第一次明確指出執政黨建設問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19、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報告：《論十大關系》

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25年

1.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殊情況，科學地劃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指出各自的政治態度。

2.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

3.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

4.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闡明認清對象對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

二、《反對本本主義》 1930年

1.是黨內第一篇反對教條主義的文獻。

2.是黨內第一篇提出思想路線的文章。

3.首次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4.認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開始形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5.提出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6.基本形成了包含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基本思想，基本形成了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三、《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1935年

1.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是“他們從娘肚子帶出來的老毛病”。

2.闡明了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分析了買辦資產階級發生分裂和比那化的可能性。

3.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即革命性和動搖性、妥協性是由軟弱性決定的。

四、《<共產黨人>發刊詞》 1939年

1.提出黨在革命中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2.第一次提出“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

3.把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

4.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特點；是中國革命的兩個武器，黨組織是掌握這兩個武器的英勇戰士。

5.分析了革命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對象(帝、封)、革命動力(無、農、城、民)、革命的形式(武裝斗爭)。

五、《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939年

1.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科學概念，即“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2.強調認清中國國情的重要性“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

3.分析了社會性質，提出革命對象、革命動力。

4.指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5.提出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

六、《論持久戰》

1.分析了中日雙方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關鍵)、敵寡助我多助。

2.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

3.預見了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防御、相持、反攻。

4.闡明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即要依靠人民來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5.把抗日游擊戰爭放在戰略地位考察，依據國情，即“中國是一個處于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

6.闡明了戰略防御理論，應承認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

七、《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總結辛亥革命失敗原因：“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2.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

3.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

4.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

八、《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

1.指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

2.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

3.論述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政體，并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歸納綱領

4.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

5.第一次完整提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

九、《改造我們的學習》 1941年

對“實事求是”作了新解釋：“事實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認為這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

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42年

第一次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即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十一、《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1943年

第一次從哲學高度對黨的群眾路線作了理論概括，把黨的群眾路線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和唯物論有機地統一起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十二、《論聯合政府》 1945年 中共七大

1.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2.提出廢除國民黨***，建立由各黨各派組成“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

3.對人民戰爭的思想作了概括：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有一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軍隊作為骨干，有一整套的正確戰略戰術，善于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游擊戰和運動戰，并以根據地為依托，實行“三結合”的武裝力量制，進行人民戰爭。

4.概括了我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判。

十三、《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1947年

1.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①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

② 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

③保護民主工商業。

2.提出土改的兩個原則：

①必須滿足貧農雇農的要求。

②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

3.人民軍隊的十大軍事原則。

十四、《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948年

1.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2.提出土地改革的總路線：“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工業生產”

3.第一次把官僚資本主義列為革命對象。

十五、《論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

1.總結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基本經驗，“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2.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進一步完善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

3.科學闡明新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及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與相互關系。

4.指出“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

5.提出新中國在政治上必須實行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

十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個特點：

① 中國是一個正好子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且經過了1924——1927年的革命。

② 敵人的強大。

③ 人民軍隊的弱小。

④ 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①④規定了中國人民軍隊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

②③規定了中國人民軍隊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這就決定了戰爭的持久性。

十七、《戰爭和戰略問題》

提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十八、《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指出：要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式的分

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從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十九、《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指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

二十、《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

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二十一、《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8年

第一次公開使用人民民主專政概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中首次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二十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1948年

1.制定了迅速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政策，確立了革命勝利后建設人民民主專政新國家的藍圖，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指明了道路，在政治、思想、理論上做了準備。

2.說明在全國勝利局面下，黨的工作中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必須把恢復和發展生產作為黨的中心任務。

3.分析了當時中國的五種經濟成分的發展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

4.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后國內外的階級斗爭的新形勢，提醒全黨警惕“糖衣炮彈”，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二十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1955年

在按語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

二十四、《論十大關系》 1956年

1.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標志著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

2.闡述了正確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則，強調要處理好這些矛盾的各個方面以調動各種積極因素。

3.闡述了重工業、農業的關系。

4.論述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5.第一次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6.將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作為一個大問題提出。

二十五、《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

1.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的矛盾問題，提出了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

2.分析了社會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任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3.論及了民主與專政，民主與集中的關系。

4.辨證地論證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

5.指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

6.詳盡論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是首次提出)。

7.闡述了知識分子問題。

二十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鄧小平主持

1.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量力而行，積極奮斗，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2.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比較完整、系統的論述，并把它們提高到“靈魂”、“精髓”的高度，凸現了它們的本質意義。

3.實事求是，就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4.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毛澤東晚年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