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

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和耳目，是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紐帶和橋梁。新聞工作者素質的高低，關系到新聞稿件的質量，新聞事業的興衰，因此，提高新聞工作者的素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篇：腐敗是黨和人民的死敵

腐敗是黨和人民的死敵

2015-03-24 《求是》

中國共產黨與腐敗水火難容，勢不兩立。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要不斷把反腐敗斗爭引向深入，保持高壓態勢不放松，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高舉反腐利劍，形成強大震懾。這鮮明表達了全黨上下齊心協力，打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的堅強決心。

一、高度警惕新階段腐敗出現的“基因變異”

腐敗是世界公認的“政治之癌”。從我國當下的“打虎拍蠅”結果看，與人體基因突變導致細胞異常或引發癌癥相似，腐敗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演化，呈現出新變化新特點新動向。

貪腐程度今非昔比。中國經濟快車高速前行，腐敗分子伺機“搭便車”，攫取特權利益的方式和量級不同以往。一是出現“反反腐同盟”。“精神缺鈣者”及其配偶子女搞“一家兩制、貪腐雙簧”，淪為職業行賄人“喂養”的“籠中寵”。有人以地緣、業緣、學緣、親緣等結黨營私，其對抗組織和群眾監督的能量驚人。二是出現“超級糖衣炮彈”。一些富豪和上市公司控制人落馬后，其“行賄吸金術”及天價財富大白于天下。一些老板成了“地下組織部長”和呼風喚雨的“金主”，資產規模海量擴張，不少人面對數千萬現金賄款“乖乖就范”。三是出現“資本逐利型腐敗”。很多案件涉及資本運作、杠桿收購等，謀取國家資財如“探囊取物”，案值遠超一般權錢交易。黨的十八大后因貪腐被查處的省部級干部，平均涉案金額達千萬元以上。“資本意志”主導的利益輸送“胃口更大”，搞“政治投資”牟取增值暴利，利益鏈精密復雜，隱匿性更強。

“政治違章建筑”觸目驚心。從案件查處和巡視情況看，有不少黨內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要清除，有大量“政治違建”要破拆。一是“團伙山頭”。有人“拉家臣、帶馬仔”，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甚至尾大不掉、妄議中央，到了肆無忌憚、膽大妄為的地步。二是“無形之墻”。有人以“為官不易”對正風肅紀污名化，妄圖將“為官不為”合法化。一些“巨貪小官”侵漁民利，“不拿錢不辦事，拿了錢亂辦事”，造成黨心民心“隔肚皮”。三是“塌方之地”。權力集中、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地區出現“貪政沉降帶”，頻現窩案、串案、案中案，引發屢治屢犯、愈陷愈深的“沼澤效應”。

全面“清淤排毒”任重道遠。隨著反腐敗的步步深入，一些深層次矛盾問題顯露出來。一是“陳腐”問題嚴峻。一些隱藏很深的“內鬼”被揪出來，暴露“高壓線不帶電”的病灶，清除存量腐敗仍需加碼。二是“治心”任務艱巨。徐才厚、**、**等案例表明，癡迷光耀門楣、封妻蔭子大有人在。時至今日，頂風違紀者有之，變本加厲者有之，“除病灶，斷病根”尚需加大力度。三是“腐敗外溢”凸現。貪官、“裸官”外逃尋找“避罪天堂”，轉移并漂白贓款，造成國家重大損失，嚴重影響中國的國家形象。

二、腐敗直接威脅執政根基和政治安全

不僅眾多轉型國家因貪腐問題淪為“失敗國家”，發達國家也不例外。歐盟委員會2014年反腐報告稱，歐盟成員國每年因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00億歐元。我們黨和國家必須遠離“大發展，大腐敗”的現代化進程中的陷阱，對腐敗泛濫這一心腹之患保持高度警覺。

腐敗導致經濟發展潛存系統性風險。隨著腐敗量級增加，類似“拉美陷阱”中“貪腐滯漲”的風險加大，與經濟發展不確定性疊加。一是減損增長質量。比如，“審批腐敗、尋租經濟”造成資源錯配、經濟扭曲和效率損失。有人說，“若反腐不力，城鎮化將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又一次饕餮盛宴”。二是異化發展動力。由于官商搞“抱合式腐敗”和封閉式關聯交易，投資中出現“工程上馬，干部落馬，老板跑路”的“項目后遺癥”，消費中出現“公款依賴癥”。三是引發“次生災害”。從環境污染到精神污染，“發展型腐敗”的伴生物頗多。在眾多安全生產、食品藥品責任事故背后，頻現職務犯罪“魅影”。而腐敗對環境、衛生、教育等領域的“軟性殺傷”難以估量，直接導致人們的“痛苦指數”疊加。腐敗造成執政安全直面內生性威脅。政治生態出現局部沙化乃至荒漠化，使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受到巨大沖擊。一是黨群干群關系的“失血效應”。特別是那些掌握“高含金量”辦事實權的“蟻貪”，把自己放在群眾利益對立面，造成基層黨組織因“政治貧血”而渙散無力。官民矛盾“燃點”低，動輒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二是阻礙改革深化的“延時效應”。貪腐者成了深化改革的“攔路虎”，設置“利益藩籬”，致使改革成果共享落空。三是抹黑執政績效的“縮水效應”。害群之馬的劣跡惡行對黨的政策和執行實效形成“負向對沖”。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央巡視組已向47家被巡視單位提交的反饋報告中，均涉及干部選任問題。而吏治腐敗正是黨員干部被妖魔化為“能干能貪”群體的關鍵成因。

腐敗導致社會生態發生“退行性病變”。“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清風正氣上不來，歪風邪氣壓不下去，如同“社會霧霾”令人窒息。一是“奢靡浪費之風”泛濫。奢靡浪費不僅腐蝕權力，也侵蝕整個社會。二是“禮賄難分之風”不絕。即使在高壓之下，違反中央八項規定者仍有不少，“禮賄不分”及節日腐敗、會所歪風等不時見諸媒體。三是“腐敗泛化之風”蔓延。在腐敗泛化心理下，一些人陷入倫理道德“逐低競賽”，價值觀面臨“空心化危機”，影響的可能不只是一代人。

三、決不能在反腐敗上出現顛覆性錯誤

總書記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打不贏反腐敗這場硬仗，就可能引發顛覆性錯誤。這警示我們，必須以“零容忍”態度與腐敗死戰到底，加快構建作風新狀態、政治新生態和反腐新常態。嚴明管黨治黨的政治規矩。要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決不能讓黨組織淪為“私人會所、政治超市”。要增強規矩意識，深化紀律建設，完善“小微制度”，從具體事情抓起，拉起全天通電的高壓線，抓早抓小抓牢，嚴防“打紀律白條、搞規矩變通”，確保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行知所據、言知所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正風肅紀的政治定力。事實證明，堅持問題導向，既加快清除存量腐敗、顯性腐敗，又著力震懾新發問題、治理隱性腐敗，兩手抓、兩手硬，凡腐必反、除惡務盡，正是我們黨有能力、有自信的表現，也是打消各種疑慮、回應社會關切的最佳選項。

彰顯有腐必懲的政治信用。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必須以最堅決的意志、最徹底的行動掃除各領域頑瘴痼疾，堅決把蛻化變質者清除出黨，決不讓黨組織為害群之馬“買單”。同時，通過追究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相關黨組織責任，以實際行動立信于黨、取信于民、置信于世。

（作者：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第三篇：從新聞史發展的角度論述中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和西方“媒體是第四權利”思想形成的過程及其各自特點

從新聞史發展的角度論述中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和西方“媒體是第四權利”思想形成的過程及其各自特點

過去人們是交互使言論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與新聞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ress）二個概念的，各國憲法大多把新聞自由作為言論自由的一種，或將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等同。[1]依據此種解釋，新聞自由只能被視為是言論表達的載體或工具，新聞媒體并沒有特殊地位。而現在一些人相信第一修正案將這兩個概念分列出來，則意味著它們應承擔不同的使命。

一、“第四權力”理論和“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的思想形成的過程

第一部分：“第四權力”理論的思想形成的過程

將新聞出版機構稱為“第四權力”的說法似乎頗為流行，那么這個詞到底是誰最先提出來的呢？根據Stewart大法官的說法，該詞是由Edmund Burke提出的，原意指的是新聞界是早期組成國會的三種階級——宗教、貴族及平民——之外第四階級。但Stewart大法官在使用該詞時，指的是新聞媒體乃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機構。1974年11月2日，斯圖亞特（Potter Stewart）在耶魯法學院150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提出，根據憲法規定，“新聞自由條款包括了對新聞機構的保障。”他認為：“出版業是唯一在憲法中獲得明確保障的行業。”

美國憲法規定的合眾國的政體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即總統及其政府）三位權力平衡。憲法賦予每一方的權力各不相同，從而形成一個制衡體制。在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的保護下，新聞媒介在美國建國初期的幾十年里變成一支堅強力量。如今美國的新聞媒體確實常常被稱為“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這個名稱是不是意味著媒體和憲法創立的政府三方權力享有同等的地位？按斯圖亞特法官的觀點，新聞自由條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護新聞出版業的，他解釋說：“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部門，以監督官方的三個部門（to create a fourth institution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s an additional check on the three official branches）。”在他看來，人們容易認為，新聞自由僅意味著報刊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當然，它們受到這樣的保護；但我們普通人也同樣因“言論自由條款”而受保護。假如新聞自由保障所包含的意義并不比言論自由更多，那么它就成為憲法的贅言。斯圖亞特進一步指出：“通過使第一修正案同時包括兩項保障，締造者相當清楚地承認兩者之間的區別。??根據我的看法，憲法保障的目的是媒介的機構自主權（institutional autonomy of the press）。”

有不少學者的認同斯圖爾特的觀點，如美國學者約瑟夫·艾爾福特就指出：必須給大眾傳播媒體提供發表言論的權利，這樣單個的記者和廣播者方能將大眾傳播媒體作為一個渠道來表達他們的言論。其結果是，作為組織機構的權利表達自由權業已存在。英國學者埃利希巴倫特也持有類似見解。他認為一方面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具有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又主張賦予出版者和廣播者（電臺、電視臺）一種機構上和作為手段的自由（institutional and instrumental freedom）。承認此種自由有助于發揮言論自由的價值。因此，報社和電臺作為機構，應當享有對抗政府檢查和淡化誹謗法效力之作用的自由。

事實上，斯圖爾特的理論在美國的司法實踐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有幾個重大案件成為司法部門確立新聞工作者有權追蹤信息、公開政府文件和把有損于公眾人物的信息公之于眾的里程碑。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裁決是否允許公開所謂的“五角大樓文件”的案子時，是站在報紙而不是政府一邊。報紙當時不顧政府的反對，發表了這些通過非官方渠道獲得的越戰機密文件。美國最高法院還裁決說，新聞媒體應該受到“第一修正案”的某些保護使之不受誹謗罪威脅，從而避免媒體業主因害怕受到訴訟和財產損失而不愿意對公共事務做充分報導。最高法院在沙利文一案（1964）中則早已確定，在以媒體為被告的誹謗案中，一個公眾人物要想獲勝，必須證明媒體“實際惡意”。按照法院的定義，這意味著原告必須證明媒體明知他們所說的話不實，或者對所說的話是真是假根本不予理會。但如果被告不是媒體，則原告就不必這樣做，（事實上斯圖爾特法官就否認一般公眾在誹謗案中同樣具有媒體所享有的這種“免疫力”）。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最高法院已經視新聞自由為一種制度性的基本權利并切實加以特別的保護？

第二部分：“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的思想形成的過程 列寧1912年7月在《論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現狀》中說；“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針的一切公開發行的俄國報紙，目前已成為向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人群眾進行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公開喉舌。”

中國共產黨從一誕生就十分重視新聞工作，把新聞工作看作十分重要的革命工具，認為新聞事業是黨的整個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毛澤東同志早在1925年12月5日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文中就十分明確地說：“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劉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中也明確地說：“你們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央就是依靠你們這個工具聯系群眾，指導人民，指導各地黨和政府的工作的。”

黨領導的新聞媒介在革命戰爭年代作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為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也十分重視新聞工作的耳目喉舌功能。江澤民同志1989年11月28日在新聞工作研討班上講話說：“我們黨歷來非常重視新聞工作。始終認為，我們國家的報紙、廣播、電視等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這既說明了新聞工作的性質，又說明了它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談到新聞改革時特別指出：“改革的目的，正是為了使新聞 更好地成為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新聞媒介要從事新聞報道，傳播新聞，這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新聞媒介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如果不傳播新聞，它就不成其為新聞媒介了。但是在階級社會中，傳播什么樣的新聞，如何傳播新聞，不同階級的新聞工作者是有不同的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為他們所屬的階級服務，充當他們所屬的階級的耳目喉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是否公開承認這一點。

因此，毛澤東在1942年2月8日的《反對黨八股》的講話中說：“新聞記者是宣傳家”；“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不同階級立場記者是不同階級的喉舌，這是回避不了的客觀事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改革取得巨大進展，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發展和變化。除了各級黨委機關報刊、廣播電視以外，涌現了大量的行業報、產業報、都市報、文化娛樂性消閑報、指導購物、消費、計算機使用之類的服務性報紙等等。新聞媒介的經營管理也由過去的國家撥款逐步轉向自負盈虧，有的新聞媒介一創辦就是自負盈虧的。在這種新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新聞媒介還是不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還要不要當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即然自負盈虧，如何正確處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

江澤民1996年9月26日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的講話》中援引毛澤東關于新聞工作重要作用的一段談話后說：“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同志也指出：‘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我們要深刻領會這些指示的精神，用以指導我們的新聞工作。”這就是說，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新聞媒介依然是黨的重要工具。新聞工作者要根據這一精神來辦好自己的新聞媒介。

近年來，我國個別新聞媒介在某些新聞報道中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忘了自己的黨和人民喉舌的功能，“一切向錢看”，只注意新聞的“賣點”而不考慮新聞要正確引導輿論，把經濟效益放在社會效益之上，甚至為了經濟效益而不惜損害社會效益。

江澤民多次提出，新聞報道要“以正確宣傳為主”。鄧小平說：“報紙搞批評，要抓住典型，有頭有尾，向積極方面誘導。”我們無論辦什么新聞媒介，都應當堅持政治家辦報，自覺當好黨和人民的喉舌。

二、西方“媒體是第四權利” 和 中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各自特點

第一部分: “媒體是第四權利” 特點

在現代社會，新聞媒介與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平起平坐,被稱為“第四權力”或“政府第四部門”，成為一支強大政治力量，給予新聞業如此美譽絕非出自新聞界。人類的認識和社會的實踐對媒介有著須臾不可分離的依賴性，它是人類社會的認識系統和調控系統。其主要作用表現為：第一，為政治參與提供通道；第二，加強社會對政府監督制約；第三，維護法制。

其中新聞媒介對政府的監督作用顯得尤為重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媒體有提供資訊成為公意的功能。每天向一般大眾提供足夠的資訊，讓他們了解政府做了些什么；提供并促進公眾討論的機會，以形成公意，藉以監督政府的施政。第二，在現實中，人民并不能夠有效地監督政府，尤其是現代政府是一個結構龐大的組織，要監督這樣一個組織，必須要有一個結構良好、財務健全、擁有專業評論家、具有獲得資訊能力、并且還有將其獲得的資訊和評論傳遞給一般大眾的能力的組織，才足以擔負監督政府的功能。而具有這一“守望者”功能的組織，也只有新聞媒體事業。

新聞媒介之所以在西方世界被稱作“第四權力”，不但社會的三大支柱權力——立法、行政、司法都受它的牽制，而且它對大眾也有強大的影響力。它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大眾對事物的態度，引導他們的消費需求與意識，甚至能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雖然“第四權力”說目前在我國新聞界仍然存在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媒體作為輿論公器，具有公權機關的某些特質，而且它還有著一個諸多公權機關所沒有的權力———監督報道權。既然是權力，就擁有與生俱來的擴張本性。第二部分： “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特點

1、增強黨和人民的喉舌意識是新聞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2、發揮新聞的主功能作用是社會的客觀需要

3、弘揚五種精神是新聞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第四權力” 和“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的說法部分欠缺 第一部分：“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

“中國新聞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此句乃是病句。媒體要保持其獨立，為世界（世界一詞“并非是指人們通過“工作”或“制作”而產生的持存物的世界，而是指人類進行交往和行動的公共領域（public realm）”，摘自《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思考萊辛”。）服務。那么它就是這樣一個平臺，于其中人們有權對公共事務作出屬于自身的認為合理的評論。它在某個方面來說是一種意見、態度自由交匯的地方。個人對公共領域不僅有權而且也是一種責任來參與。所以毫無疑問，媒體首先不可能是一個黨派的喉舌。于是，問題就出在黨和人民的關系上了。

假定黨就是人民，那么“黨”一詞可廢除。病句可改為“中國新聞媒體是人民的喉舌”。

顯然黨不是人民，按照黨的理論，黨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是人民的仆人。這樣一種身份在理論上是很尷尬的：一方面是領導，另一方面是仆人。這種身份的轉化在現實中就常常弄得顛倒不清：該做仆人時充當領導，該做領導時裝聾作啞，不作為。

從理想狀態來考慮，人們對在公共領域對事物發表見解的判斷往往在于見解本身的適合與否，而不是見解者的身份。可在現實中，身份的不平等（政治身份以及社會身份）極為嚴重地阻礙了意見的自由競爭。并不是所有的意見都可以在媒體這個公共平臺中出現，媒體人在其中對意見的選擇就顯得至關重要。富人的聲音往往更容易被大眾所聽到，而底下層的聲音則需要靠媒體人親身去聆聽。社會身份不平等從生來就有的，有些人生于貴族，城市，富人家；有些人則生于山溝溝里的農村，窮人家。意見自由競爭交流的平臺也從一開始就受到了沖擊。由于政治從來都是低于社會，所以政治身份的改觀多少比較于社會身份要容易些。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同樣都有而且只有一張選票。當在美國的黑人享受到了選票的權利時他們便開始不滿足于政治身份的平等，而轉而尋求社會身份，比如社會對黑人的歧視，同等條件下在工作上黑人和白人的差別。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美國流行“政治正確”。從南北戰爭到馬丁路德金再到如今的美國總統，雖然不能說美國人已經完全圓滿地解決了種族歧視，但至少在政治身份上黑人爭取到了平等。這也難怪美國人吹噓自己國家充滿了機遇。這樣舉例子并非是說社會身份的平等要從政治身份開始，而是說明追求政治身份的平等比社會身份要容易得多。

每個黨派都吹噓自身代表了先進，共產黨則是通過一系列的所謂科學理論來證明自身的偉大。既然黨不同于人民，那兒當一個黨員和一個非黨員在對公共領域發表意見時人們對此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起點就有了一種不公平，黨員比非黨員更具有表達意見的權利（這句話和《動物莊園》中的“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更加平等”極為相似）。

現在可以做個總結了，一方面媒體自身的要求做到公正，成為意見自由交流的平臺。另一方面是意見者在政治身份上的不平等（暫且不論社會身份）而導致意見競爭的不公。那么要求“中國媒體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就像認為可以給和尚理發一樣是做不到的。做到了喉舌則是不合格的媒體；做不到喉舌就會立馬被封殺。

第二部分：“第四權力”

由于各種原因，歐洲人權委員會并沒有接受英國反誹謗委員會提供的通過制定法來授予報紙有限的特權的提議。他們認為，這種提議中的特權“會把報紙、廣播及電視機構放在一種特殊的位置上。而我們”，委員會宣稱，“反對創設這樣一種地位。”[xv]其次，委員會發現沒有證據表明出版界由于缺乏這種正當保護在發揮其正當職能時遇到障礙。法律上的這種變化會導致不利于原告的嚴重失衡。委員會認為這是“根本不應追求的”。它還考慮到：如果新聞界堅持不公開機密材料的原則，這種提議中的特權就無法發揮效用；而這種情況是會時常發生的。最后，委員會認為：一般法律規定的特權在適用于其他人的同時，也可以絲毫不差地適用于報紙、電視和廣播機構。[xvi]

事實上，從第四權理論推導出新聞自由的純粹制度性還容易造成一種誤解，那就是作為制度性權利，新聞自由相對于其他自然性權利可能使得其保護范圍過于狹隘。[xvii]誠如第四權理論所述，新聞自由的最大職責即監督政府，保障民主程序。但我們認為新聞自由應當是兼具自然權利性質和制度性權利性質的，其制度性權利性質可能占據主要地位，但是并不能完全涵蓋其自然權利性質的一面。同時其作為自然權利性質的一面不應受到過多限制，而作為制度性權利的一面則可能基于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因而受到一些限制。我們之所以說新聞自由是制度性權利，是因為社會賦予新聞自由對政府的監督責任，其中有了很多的人為因素對其進行架構。

其實“第四部門”之說不過是美國自由主義派三大神話之一，事實上，美國憲法從來沒有給新聞界這種地位。其實我們也注意到，斯圖亞特法官在使用“第四階級”（the fourth estate）一詞之時，他并不是特別的堅定，因為他是從約翰·亞當斯的一句話——“自由的出版業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中讀出這種“隱義”（metaphor）的[xix]。

如果說新聞媒體是政府的“制衡”力量，那說意味著新聞媒體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但這樣又與“第四權力”的概念相矛盾。因為新聞界不可能既是政府的一個部門（權），又是政府的“制衡”。四、“第四權力” 和“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未來的建議 總之當好黨的喉舌，反映人民的心聲，重要的還有要了解新聞是什么？新聞事業是什么？新聞事業是精神武器，不具有強制作用，但是是媒體運用新聞的手段反映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政治性很強。因此如何把握好這把精神武器，如何更好的反映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都需要每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創新的，在此同時要時刻堅持黨的本性，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事業，不斷提高自身道德修養，充分發揮輿論作用，完善監督機制和法律法規，科學發展新聞事業。在黨和各級政府的領導和關心下，一定能夠逐漸的讓新聞工作著全面的，及時的向人民傳播黨和政府觀點、動態，也能夠及時的，真實的向黨和政府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真正做好黨的喉舌，反映人民的心聲，只有這樣才能也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才能保障社會的繁榮和諧。

引用：

林子儀：《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15頁。

張千帆著：《西方憲政體系》（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頁。昝愛宗等著：《第四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78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91頁。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23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3頁。

孫旭培：如何防止侵權、涉訟，載中國視網聯2001年9月11日。

第四篇：酒店督導或質檢是酒店管理者的耳目

09年質檢部工作計劃

09年是我們酒店評星的第一年,新的形勢催人奮進，新的目標鼓舞人心，新的工作任重道遠。酒店上了四星后，給酒店帶來了非常好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給酒店帶來許多壓力，而這其中最大的壓力是我們能否通過客人對酒店四星的“評審”，我們的服務在客人眼中是否能真正圓滿的達到四星級的標準，這點將是09年酒店工作至關重要的一年，也是酒店經濟再上新臺階的關鍵之年。我們質檢部要以此為動力，在酒店領導的帶領下聚精會神抓質量，一心一意求發展，并總結去年的經驗，在新的一年里全面、系統地提高培訓質量和質量管理工作，以期望提升酒店整體服務質量和服務意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四星級酒店，為此09年質檢部工作總體計劃如下：

酒店質檢是酒店管理者的耳目，必須按要求把每日看到的，檢查過程中發現的不符合質量要求的事情一一例舉，并寫成“巡視報告”一式若干份，經總辦發往酒店高層領導和各部門立即加以整改。因此，酒店督導或質檢者在酒店管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我在酒店做質檢工作有機會在各營業場所巡視，也常在后臺各崗點轉轉看看，說起來是檢查工作實際上就是依據《員工手冊》、《禮儀規范》、《崗位責任制》、《操作規范》等酒店規章制度，對酒店各崗點的軟、硬件和員工的服務及工作“找毛病”，然后寫成巡視報告，通報各部門和高層領導，每日一次。

09年我會從以下幾點加強質檢工作：

1、事實要絕對清楚。如冷菜間有人操作時未按要求戴手套，那你一定要記錄該員工的胸牌號，使周圍的人看見你在記錄以備事后待查，你可以不必將牌號寫在“報告”上，但要有證明可以說清真實性，以免事后不認帳或狡辯。

2、文字表述要準確。如臺面抹塵欠佳、抹塵不到位、漏抹塵、浮塵、積塵，文字表述不同、力度不同，反應出的性質也不同。又比如，一員工確實扒在桌上睡覺，但當上司拿著“巡視報告”去找他時，他一定會說：“我根本沒睡覺，只因身體不適扒了一會兒??”，而有時本位思想嚴重的上司會以此為依據，大泄對督導不滿之憤，弄得大家都不開心，怎么辦呢？對于無法明確界定的事物，要么當場指出，下不為例，就不用寫成文字上報了。如一定要表述可以這樣寫“個別員工有在工作時間幾點幾分扒在桌上閉眼的現象。”這樣即可以避免事后矛盾，又可以清楚表述事實，同時又給管理者留下“酌情”處理的余地。

3、同一問題集中表述。如衛生間浴簾桿抹塵問題，在一段時間內經常出現且多次提出仍未整改時，就要以一種醒目的格式提起注意：如檢查的房間內大多數有此情況，就以每個房間情況報告的第一句話陳述，試想同一問題，在同一張報告中反復在幾個房間及衛生問題中同時存在，對每一個管理者都是很明白的暗示——該管一下了。

4、表揚暗示。如水杯擦試不當常會留下指印或水漬印，多次指出仍得不到整改，部門會說，玻璃杯質量有問題等。這時最好的方法是發現擦試干凈的杯子并提出表揚，“如××號房間衛生細致，特別是水杯干凈、明亮、無指印、無水漬印”，這一效果比任何解釋都管用。

5、重證據。凡是寫在報告中的事情一定要有證據，否則會不好收場，如有員工把閑書拿到工作間去看，那你如果要上“報告”就一定要沒收此書，因為有些行為是要處罰的，如果沒有證據，很快事情的經過就變樣子，如“書不是我的”、“我沒看僅是翻了一下”、“我根本沒看……”。

6、堅決杜絕說情。我們可以在沒管你之前假裝看不見、不知道，但是一旦形成文字上了報告，做了處理，就必須看到結果，決不可被部門的說情風左右，因為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最可怕的是它會帶來惡劣后果——制度可以因人而異。于是員工會認為“打報告”的人是“惡人”,說情的人是“好人”,于是矛盾、對立,隨之產生。

7、指出你的問題是為了幫助你。要使各部門的管理者明白這個道理很難，但必須設法讓他們明白。舉個例子，有次我從衛生間出來，因有急事忘記將裙子后面的拉鏈拉上，就匆匆往現場趕，一個男員工跟著我到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悄悄告訴我：“你的裙子拉鏈開了”，我真的是從內心里感謝他。因為正是有人及時的指出才避免了在更大范圍內，更多人面前的尷尬，所以，能及時指出不足幫你改進的人是真正對你好的人。其實肯定有其它員工注意到，但沒有告訴我，原因如下：①怎么說？②會不會不高興？③會不會不好意思？④隨她去吧！反正不是我的事。如果都這樣做的話，后果將更加難堪，擴大面將更廣。有人每天幫你找幾個毛病，你改了，就進步了，提高了；假如捂著、蓋著，不讓別人說，那何談管理？怎能提高？

8、現場指出且改正的不寫入報告。有些個別情況確屬疏忽，當場指出立即改正了的就不必再寫入報告。如走廊地面上有遺留紙屑或煙缸內有煙蒂，恰巧周圍有員工，你告訴她們并立即改正了，就可以了。如果指出了改正了再寫入報告，不僅不會對員工教育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會使員工認為你太計較，不依不饒，今后再遇此事配合整改就不積極了。

9、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寫巡視報告是件極為嚴肅認真的事情，千萬記住自己的角色是“找問題的人”，不是管理者。手下寫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要把握一個原則：只說事，不評論，尤其是不能用自己的觀點在報告中評述。因為酒店管理層次明確，范圍清楚，每個管理者都知道該怎么做，他們反感你指手劃腳。為減少矛盾的發生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角色”。

10、要做“抬轎子”的，不做“拆臺”的。要體諒部門管理者和員工在特定條件下的情緒與心理動態。如有大型會議、大型活動或節假日，員工非常忙碌，工作量加大許多，服務要求又很高，此時你在報告中寫“衛生間地面有頭發一根，或餐飲地毯有煙蒂一只……”，顯然是自己找不痛快。這種狀態下應注重服務方面的動態，表述服務到位，忙而不亂，站立規范，有聲服務較好，整體衛生較好等等。此時上下左右要勁往一處使。千萬別做星星之火燒了別人的同時，也燒了自己。即使有一些“小問題”發生也應以大局為重，要手下留情，要用“柔道”解決，不要壞了員工的情緒影響服務或在氣頭上一走了之，同時也壞了部門的統一安排，分散了注意力。有些事放一放同樣可以達到整改的目的，而且效果會更好。

以上工作是我09年需要堅持和完善的工作。

第五篇：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是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是黨和人民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做好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關系到人民生活質量、健康水平的提高，關系到社會穩定的大局，關系到地方經濟的發展，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威望。2010年，世博會的舉辦是整個上海新一輪發展的機遇，國家衛生區的創建是奉賢進一步提升區域管理能力的舉措，這兩項工作是市委、市政府和區委、區政府的重點工作和中心工作，作為基礎保障工作之一，食品藥品監管工作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各單位一定要認清當前的形勢，立足奉賢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將食品安全與保世博、保創衛相結合，進一步強化安全監管工作，堅持標本兼治、著力治本，加強對食品藥品生產、經營、消費單位的監管，要落實監管責任，突出監管重點，加強風險分析，創新監管方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安全宣傳，有效控制風險，做好世博園區內食品供應基地、生產企業的保障工作，強化小餐飲、小食品店、流動攤販的管理，做好世博旅游的接待，保障游客們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飲食用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