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鐘表發展簡史

中國鐘表發展簡史

現代鐘表大致經歷了大型鐘—小型鐘—袋表—腕表的發展階段，14世紀在歐洲的英、法等國的高大建筑物上出現了繩索懸掛的報時鐘，15世紀末、16世紀初出現了鐵制發條，1583年，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出了著名的等時性理論，也就是鐘擺的理論基礎。1656年，荷蘭的科學家惠更斯應用伽利略的理論設計了鐘擺，第二年，在他的指導下年輕鐘匠S.Coster制造成功了第一個擺鐘。1675年，他又用游絲取代了原始的鐘擺，這樣就形成了以發條為動力、以游絲為調速機構的小型鐘，同時也為制造便于攜帶的袋表提供了條件。18世紀期間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擒縱機構，為袋表的進一步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期間一直到19世紀產生了一大批鐘表生產廠家，為袋表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袋表已經不能適應作戰軍人的需要，腕表的生產成為大勢所趨。緊接著的二戰使腕表的生產量大幅度增加，價格也隨之下降，使普通大眾也可以擁有它。腕表的年代到來了！

中國的鐘表歷史由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三部分組成。三千多年前，我國祖先最早發明了用土和石片刻制成的“土圭”與“日規”兩種計時器，成為世界上最早發明計時器的國家之一。到了銅器時代，計時器又有了新的發展，用青銅制的“漏壺”取代了“土圭”與“日規”。東漢元初四年張衡發明了世界第一架“水運渾象”，此后唐高僧一行等人又在此基礎上借鑒改進發明了“水運渾天儀”。公元1088年，當時我國宋朝的科學家蘇頌和韓工廉等人制造了水運儀象臺，它是把渾儀、渾象和機械計時器組合起來的裝置。它以水力作為動力來源，具有科學的擒縱機構，高約12米，七米見方，分三層：上層放渾儀，進行天文觀測；中層放渾象，可以模擬天體作同步演示；下層是該儀器的心臟，計時、報時、動力源的形成與輸出都在這一層中。雖然幾十年后毀于戰亂，但它在世界鐘表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由此，我國著名的鐘表大師、古鐘表收藏家矯大羽先生提出了“中國人開創鐘表史”的觀點。

至元明之時，計時器擺脫了天文儀器的結構形式，得到了突破性的新發展。元初郭守敬、明初詹希元創制了“大明燈漏”與“五輪沙漏”，采用機機械結構，并增添盤、針來指示時間，其機械的先進性便明顯地顯示出來，時間性電益見準確。十九世紀末期，我國造鐘工藝達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華”作坊制造的南京鐘，屏風式樣，鐘面鍍金，鐫刻花紋，以造型古樸典雅、民族風格鮮明和報時清脆、走時準確而聞名于海內外，曾于1903年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獲特別獎。此后常年戰亂，1949年前，我國僅在山東煙臺有一些小型鐘的制造業，根本就沒有手表制造業。

1954年底，天津公私合營華威鐘表廠(現天津手表廠)決定自行研制生產手表。廠里找來了江正銀等四位有經驗的老師傅，一邊研究一邊制作，花了整整4個月的時間，于1955年3月24日試制出我國第一塊手表。這是一只15鉆的機械表，全部用手工制作，表盤上鍍有“中國制造”三個金字和五顆金星，被定名為“五星”牌，1957年手表易名為“五一”牌。1958年手表生產列入國家計劃，由輕工業部統籌規劃發展。在這一時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南昌、西安、青島相繼興建起有一定規模的工廠，涌現出“上海”牌“鉆石”牌“寶石”牌“雙菱”牌“蝴蝶”牌“紅旗”牌等產品。隨后又出現無鉆的經濟手表“紫金山”牌。1968年,上海手表廠年產手表突破100萬只大關,我國手表開始擺脫以進口為主的歷史。此時手表的產量直線上升，但是手表的款式單一沒有女表。直至進入70年代天津手表廠又推出“海鷗”女表，填補了女表的空白。由于手表豐厚利潤及國民的需求，全國各地又陸續出現不少手表廠。如石家莊，重慶、丹東等。到1980年，包括地方獨立建設的工廠在內，共有68家手表廠，年產量達2200萬塊。

上世紀80年代處于商品短缺時期，人們結婚都講究家里要有“三大件”：手表、縫紉機和自行車，手表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當時的手表不是隨便誰都可以買到，找關系求人走后門，真可謂是“千金易得,一表難求”，國家也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用統一機芯的生產方式盡快讓所有中國人都戴得上手表、修得好手表。好的愿望卻帶來負面的效果:統一機芯后,全國手表廠生產出來的手表款式基本一樣，這樣就潛伏著危機。只有天津海鷗表廠由輕工業部特批,沒有進行統一機芯的改制。這為海鷗后來的復興留下了生機。

到80年代后期,日本石英表技術對以生產機械表為主的中國表廠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石英電子表由于采用了頻率穩定的石英晶體為震蕩器,有電路簡單、走時精度高、不用上弦等優點,再加之造價低、外觀時尚,成為當時人們買表的首選。從此,中國制表業進入了比較困難的調整期,經歷了十幾年的低潮。全國38家表廠,在經過市場的洗牌之后,僅存十幾家,眾多小廠家被拖垮,有實力的大廠也掙扎在生存的邊緣。

其實電子鐘表在國際鐘表領域很早就研究開發。其過程是擺輪游絲電子手表——音叉式電子手表——指針式石英手表及數字顯示石英手表（液晶為主）。其中音叉式電子手表作為美國阿波羅12號登月球的計時器。展示了電子鐘表的優勢及未來的前途。我國自六十年代從擊落美國U-2飛機上發現了其座艙計時器是音叉式電子手表后，正式揭開我國電子手表研制的序幕。由津滬兩地專業人員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著手音叉電子手表的研制，首先由天津拿出了樣機。但該產品還處在研制階段。出于歷史的原因，六十年代中期停頓，六十年代末轉入重新的研制階段，七十年代初進入批量試生產階段，終因工藝復雜難度大，其關鍵零件齒輪壽命短，當時電池質量不好等諸因素，結束了它的暫短生命。全國電子手表研制工作一度停滯，僅在天津第二手表廠的在連續不停地工作，七十年代中期轉入研制指針式石英電子手表，開始了我國石英手表生產階段。電子石英表的大規模投產，對當時瑞士高檔機械表也形成沖擊，但瑞士高檔表有質量、有品牌、有文化、有營銷經驗,他們的很快復蘇,也帶動了國際上對機械表的需求。

瑞士鐘表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1860年，清朝咸豐皇帝向瑞士江詩丹頓訂制了一只藍色琺瑯裝飾的懷表，這是瑞士鐘表首次傳入中國。1895年瑞士歐米茄為中國鐵路局制造了第一只官方鐵路表。1979年3月15日，瑞士雷達表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在中國市場做電視廣告的外國品牌。自1995年瑞士勞力士率先進入中國大陸后，積家、伯爵、愛彼，眾多瑞士知名品牌如過江之鯽陸續進中國。中國已經成為瑞士鐘表最大的出口市場。

2000年前后,由于制作簡單的石英表技術日趨成熟且產量大幅增加,市場價格迅速下滑,利潤日趨微薄,繼續發展的空間十分狹小,因而人們再次將目光轉回到功能持久不衰的機械表上來,使得機械表、尤其是具有自動功能的高檔機械表重新受到了市場的青睞。幸存的中國表廠在環境回暖的情況下也慢慢復蘇。

時光流轉，到了2007年的夏天，國產手表以質量尚可、價格低廉取勝的時代終告結束。同樣技術指標，同樣材質的同類手表，價格直追西洋名貴鐘表的時代似乎已提前到來。鐘表企業高擎的民族工業大旗，極大的聚攏了盡可能多的人氣，國產鐘表未來發展還是要靠長時間的品牌沉淀。

中國陀飛輪之父

2003年12月31日，瑞士專利局首次為中國人頒發了有關陀飛輪發明的專利證書，它的獲得者就是矯大羽。到目前為止，矯大羽是當代全世界惟一獲得瑞士、美國和中國有關陀飛輪發明專利的鐘表大師。實際上，早在1990年他已試制成功自己的第一只陀飛輪手表，成為中國和東方第一個陀飛輪手表的創造者，開創了中國和東方制造陀飛輪表的歷史。并在1991年7月－1993年正式公開其制造的五只不同設計的陀飛輪手表（第一代），打破了陀飛輪表全由歐洲杰出制表師獨占的神話；1993年3月首創一只“正透視飛行陀飛輪” 手表（第二代）；1993年7月－1996年，他發明并創制五只“神奇陀飛輪”手表（第三代）；1997年首創一只“單支秒針型旋轉框架”的飛行陀飛輪手表；1998年又發明了一只帶有“時間指示裝置”的飛行陀飛輪手表；2001年，矯大羽再次制造了一只“神奇陀飛輪”手表，用事實證明中國人的時計創作同樣可以超越當代世界最高水平，他不但造出亞洲第一只陀飛輪手表，因此一舉成為“國際時計獨立創作人學會”中惟一的亞洲人，而且發明了陀飛輪中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品種———包括“神奇陀飛輪”在內的系列創新。由于是中國人的創造，其作品也被稱為“中國陀飛輪”或“矯氏神奇陀飛輪”。

如今，矯大羽制造了三代結構、五種類別共15只陀飛輪手表，這些成就使他成為有史以來原創設計和親手制造最多不同類別陀飛輪手表的殿堂級人物。其中第十號“神奇陀飛輪”長方形手表于2004年4月在安帝古倫（Antiquorum）日內瓦拍賣會上成功拍賣，成交價格達到70萬港幣，創下了東方人制造手表的最高價記錄。

從1990年開始，矯大羽創造的每一只手表，除了在機械結構和外觀設計中具有史無前例的創新和發明以外，還為自己的作品注入了中國藝術的風格元素，尤其是在國際表壇經過15年的磨礪之后，出身于書香門第的矯大羽更加豐富了中國文化在手表設計中的內涵，已經開創了一種叫做“中國表”或“文人表”的流派。

世界第一座時鐘: 中國宋朝水鐘(水運儀象臺),1088年。

世界第一只有名字的懷表： 德國紐倫堡的「紐倫堡蛋」,1564年。

世界第一只陀飛輪表:瑞士人亞伯拉罕·路易斯·布勒蓋，1795年。

世界第二代陀飛輪表:德國制表大師Alferd Helwig制成的飛行陀飛輪表，1930年。世界第三代陀飛輪表:香港制表大師矯大羽制成的神奇陀飛輪表，1991年。中國第一只國產手表：天津公私合營華威鐘表廠“五星”牌機械表，1955年 中國大陸第一只陀飛輪表:中國制表大師許耀南制成的中華陀飛輪表，1996年。

第二篇：中國高爾夫發展簡史

中國高爾夫發展簡史: 二十余年從零起

步大事記

年前，我們試圖整理出一部反映中國高爾夫在二十幾年里從無到有，從零起步的艱辛發展歷程，雖然這個“簡史”做起來更像是“大事記”，但我們更希望通過這些碑記似的回顧，可以給中國高爾夫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一種啟示或者思考。雖然，中國高爾夫的歷史更像是那些創始者們的個人史或某些球會的發展史，但卻承載了整個中國高爾夫產業的夢想——

希望，在今后更加綿長如流水的歲月里，中國高爾夫可以集聚、融匯更多的夢想和力量，共同實現中國高爾夫的世界之夢。

早在1978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在接見日本客人時就提出，可以考慮建設高爾夫球場，為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提供休閑、度假的場所。

1982年，深圳高爾夫俱樂部申報立項，9月經深圳市人民政府批準開始動工，是新中國第一家申報立項建設的球會。

1984年8月24日，由霍英東、鄭裕彤等出資創建的中國內地第一個高爾夫球場——中山溫泉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對外開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內地第一座高爾夫球場，戴耀宗為第一任總經理。榮高棠在開業儀式揮出了新中國第一桿。這標志著現代高爾夫球運動在中國的起步，填補了中國高爾夫的空白。12月，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正式立項。

1985年1月中山溫泉高爾夫球隊建立，三鄉農村學校的9名男生和9名女生組成了中國第一支高爾夫球隊，鄧樹泉任教練。5月24日，經國家體委批準，中國高爾夫球協會在北京成立，榮高棠擔任第一任主席。榮老在中高協成立后提出發展一批高爾夫球手，同年7月5日，從河北省體校選拔的10名運動員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三年的系統學習，他們分別是：程軍、劉國杰、劉曉軍、賈翠華、吳相兵、席潤生、孫鵬、孫建中、牛立榮、韓志山，崔志強作為領隊。同年，張連偉進入珠海國際高爾夫俱樂部當球童，開啟了另一條高爾夫之路。11月26日，深圳高爾夫俱樂部正式開業。

1986年1月25日至26日，“中山杯”職業/業余國際邀請賽在廣東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舉行，這是我國大陸首次舉辦國際性高爾夫球賽。當年，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員第一次參加漢城亞運會，中國派出了中山溫泉球會的伍錦江、鄭洪濤、鄭文根和陳家揚4名球手，最終鄭文根取得中國選手中的最好成績——第41名。10月30日至11月2日，第一屆中國業余公開賽在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舉行，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香港、菲律賓、泰國及中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參賽，中國隊有9名運動員參賽。結果是美國隊獲得了團體冠軍，香港隊獲得了亞軍，中國代表隊取得了團體第三名，鄭文根取得了個人第六名。

1987年，張連偉自費去日本學球三個月。高爾夫列為第六屆全國運動會表演項目。6月，北京國際高爾俱樂部正式對外開放。深圳市高爾夫球協會成立，是中國第一家地方高爾夫球協會，創風氣之先。8月28日，天津第一家球場——天津國際溫泉高爾夫俱樂部開業。

1988年，第一屆中國女子業余公開賽在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舉行，來自中國、美國、香港等地的選手參加了比賽，中國隊由林燕媚、黃麗霞、林少茹和鄭麗明四人組成，獲得了團體冠軍，林燕媚拿到了個人冠軍，這是中國高爾夫歷史上第一個女子比賽冠軍。6月11日，第一屆國際名人邀請賽在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舉行，56位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日本、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政經界嘉賓參加比賽。10月，由中高協選拔送往日本學習的10名球員學成歸國，作為高爾夫界的首批海歸，都選擇在深圳高爾夫俱樂部開始了夢想，隨后又逐一從深高走向全國。

1989年3月，中山溫泉高爾夫球隊派員參加香港世界業余女子高爾夫球公開賽，獲團體第一名。9月5日至8日，全國高爾夫球錦標賽在北京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行。中國首次派隊參加在新西蘭舉行的第11屆皇后杯業余女子高爾夫球隊際邀請錦標賽，以470桿的總成績獲得第6名。中國組隊參加“巴基斯坦國際男子業余公開賽”獲團體第5名。

1990年，8月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建造、管理的高爾夫俱樂部——北京鄉村高爾夫俱樂部開業，開創了自營高爾夫球場的先河。

中國派隊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第12屆皇后杯業余女子高爾夫球隊際邀請錦標賽，以478桿的總成績獲得第5名。高爾夫球被列入北京亞運會正式比賽項目，中國派出了由鄭文根、肖成漢、張連偉、程軍四名男選手以及黃麗霞、林少茹、林燕媚和年少美四名女選手組成高爾夫球代表隊，男、女均取得了團體第四名的成績。這次比賽還培養了我國第一批高爾夫競賽管理人員，為今后高爾夫球競賽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11月14日至17日，第五屆中國業余公開賽在深圳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程軍以294桿奪冠，成為第一個在該賽事上奪冠的中國選手。

1991年，肖成漢獲得香港男子公開賽冠軍。

1992年，12月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成立。12月18日黃麗霞獲菲律賓女子公開賽冠軍。

1993年，3月16日中高協出臺《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實行職業化制度的具體方案(草案)》，新上任的中高協秘書長崔志強向國家體委打報告申請推行職業化。7月22日，中國高爾夫球實行職業化制度終于被認可。10月12日至15日，第一次職業高爾夫選手資格選拔賽在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進行。京津海公司在深圳成立，成為國內第一個高爾夫開發設計建造管理公司，并成功舉辦了第一個國際性博覽會——中國北京國際高爾夫博覽會，編輯出版了中國第一套高爾夫系列叢書。

1994年，2月觀瀾湖高爾夫球會、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國際高爾夫球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關于第41屆世界杯高爾夫球決賽在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舉行的協議。中高協加入了亞太高爾夫球聯合會，進一步鞏固了中高協在國際高球界的地位。廣島亞運會上，張連偉奪得男子個人亞軍，女子團體獲得銅牌，實現了中國高爾夫在亞運會歷史上獎牌的零突破。之后，中國第一批職業高爾夫選手產生，張連偉、程軍、劉國杰、鄭洪濤、吳相兵、肖成漢、鄭文根、肖建成、戚增發、王曉斌等獲批轉為職業選手。吳相兵獲得第一屆中國職業 2 高爾夫錦標賽冠軍。12月由深圳高爾夫俱樂部中方總經理張景純主編的《高爾夫球場建設與管理》正式出版，成為中國第一部球場建設、管理專業書籍。《中國高爾夫》雜志創刊，為中國第一家專業高爾夫媒體。深圳天應體育用品公司成為中國第一家代理世界著名高爾夫球具品牌(Callaway)的企業。深圳電視臺派出記者前往波多黎各，采訪第40屆高爾夫世界杯，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報道世界級高爾夫比賽。首屆“賀龍杯”名人邀請賽在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舉行，后成為常規賽事。

1995年，戴耀宗的富通環球聯合中高協和VOLVO賽事管理公司，首次將國際職業高爾夫賽事引入中國，舉辦了VOLVO中國巡回賽和VOLVO中國公開賽，第一個由國外企業冠名贊助中國高爾夫國際職業大賽。第一屆“Volvo中國公開賽”在北京國際高爾夫俱樂部舉行，至今已經成功舉辦十五屆，1998年納入亞亞洲巡回賽，今年劃入“ONE ASIA”系列賽。

4月11日，張連偉贏得了在深圳高爾夫俱樂部舉行的第一站中國巡回賽冠軍，揭開了國際高爾夫賽事在中國發展的序幕。由中高協主辦的全國青少年錦標賽也在這一年創辦，梁文沖為第一屆冠軍，至今已經舉辦了14屆。

4月17日，第41屆喜力世界杯高爾夫球賽組委會成立大會在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舉行，當時的國家體委副主任袁偉民任組委會主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任執行主任。為了迎接世界杯，厲有為書記進行了一個大動作，那就是提前開通梅林二線口岸，提前修建從梅林到觀瀾鎮的30公里高速公路。比賽于11月9日至12日在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舉行，共有32個國家的64名選手參賽，中國派出了由張連偉和程軍，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高爾夫球世界級大賽。

這一年，北京高爾夫運動學校成立，是中國第一所培養高爾夫專業人才的中等專業學校。深圳高等職業技術學院開設高爾夫管理專業，(該專業于1997年轉入深圳大學，成長為現在的深圳大學高爾夫學院)，開創了中國高爾夫球專業高等教育的先河。

1996年，張連偉與程軍搭檔競逐高爾夫世界杯，并以外圍賽第一的成績闖入決賽。3月19日，在新加坡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舉行的亞太高爾夫聯合會會議，中國高爾夫球協會代表石天曙、孫柏青、崔志強三人應邀列席了關于亞洲高爾夫球巡回賽的會議，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中國高協加入亞太高聯。

第一本中文簡體版高爾夫規則出版，又稱“紅寶書”，全書共計8萬字，由崔志強用了2個月的時間翻譯而成，受到香港著名影星曾志偉的贊助印刷而成，5000冊全部免費贈送。標志著高爾夫活動有“法”可依。

全國首個9洞燈光球場在深圳沙河高爾夫球會點亮。成都雙流口川國際高爾夫俱樂部開業，為中國西南第一家。

1997年，程軍奪得Volvo中國公開賽冠軍，成為第一個在國際賽事上奪冠的中國選手。

深圳大學成立高爾夫學院，在中國率先創辦了高爾夫高等專業教育。由中高協與曾志偉高爾夫球基金合辦的第一屆全國青少年高爾夫冬令營在深圳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行。

第一屆“海峽杯”高爾夫球邀請賽深圳聚豪會高爾夫俱樂部舉行，該賽事由中信集團董事長王軍、中國保利集團公司總經理賀平、臺灣和信集團執行副總經理辜仲諒、中國臺北PGA前理事長謝敏男、中國臺北PGA副理事長廖國智等五人創辦，每年輪流在海峽兩岸舉行，賽制為隊際對抗賽，每隊派出12名選手，分為最佳球位賽、四人二球賽、四人四球賽和個人比桿賽。

1998年，“百慕”(BIAM)牌球桿獲“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推薦產品”稱號，朱镕基總理將“百慕”牌高爾夫球桿作為國禮贈送給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中國高爾夫球協會正式加入世界高爾夫球聯合會，成為其中一員。

深圳名商高爾夫球會建成18洞燈光球場，成為中國第一家可供夜間打全場的球場。宋楊作為主持人/制片人制作的中國第一個高爾夫電視節目——深圳電視臺《高爾夫世界》節目播出。

1999年，BAT中國職業聯盟杯巡回賽產生，第一年共舉行了六站，剛剛轉為職業球員的梁文沖在大連、昆明、北京、深圳四站比賽中所向披靡，將冠軍收入囊中。8月觀瀾湖高爾夫球會進入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試運行階段，成為中國第一家進入ISO14001運行體系的球會，12月21日通過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中心的環境品質認證。

2000年，廈門國際慈善高爾夫球隊成立，成為廈門慈善總會高爾夫慈善分會。球隊每月定期組織球賽，專門資助廈門貧困家庭。

2001年，1月，在戴耀宗的倡議下，第一屆全國高爾夫球會總經理聯誼會在江門五邑蒲葵高爾夫球會舉行，至今已舉辦九屆，是高爾夫的行業集市，全國球會高層聚在一起商討產業出路，共謀發展。4月18日，全國第一家航空港高爾夫球場—深圳航港高爾夫球場正式開業，引領和倡導了高爾夫球場用地的靈活性與多元化。5月9日至12日，由深圳朝向高爾夫管理公司承辦中國高爾夫業余巡回賽第一站在廣東中山長江高爾夫球會舉行，至今已經舉辦了42站，并已發展成為全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的業余賽事，培養了眾多優秀選手。9月30日，在馬來西亞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會，張連偉和梁文沖在“大衛杜夫國家杯”暨“世界杯”入圍賽上奪冠，這是兩人的首度合作。這一年，張連偉還奪得了澳門公開賽冠軍，同時，他也創辦了第一個以球員名義命名的公益性青少年比賽——“張連偉杯”，至今已經舉行8屆。第一個高爾夫專業網站“高爾夫時代”年初開通，中國高爾夫進入網絡時代。

2002年，TCL精英賽誕生，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企業冠名贊助的職業高爾夫球賽，2005年升級為歐巡賽，2007年為最后一屆。張連偉開始征戰日巡賽，拿到了兩個并列第二，并成功衛冕澳門公開賽。深圳市政府決定，在深圳建立三個公眾高爾夫球場，同年11月，全國第一家公眾球場——龍崗公眾高爾夫球場正式開業，為推動深圳乃至中國高爾夫球運動大眾化邁出了第一步。11月9日到11日，世界高爾夫球頭號職業球手老虎·伍茲來到深圳觀瀾高爾夫球會，這是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在中國刮起了一股高球旋風。

2003年，新加坡名人賽上，張連偉打敗南非選手恩尼·艾爾斯成為第一位贏得歐巡賽冠軍的中國選手。3月14日至16日，由亞洲高協、日本高協以及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聯合創 4 辦的“朝王杯”舉行第一屆比賽。在“非典”狂潮中，高爾夫球場成為生命的綠洲，更多的人走進了高爾夫這一個充滿陽光和綠色的有氧運動，高爾夫對于促進全民健康、促進社會和諧運轉的積極作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認可、重視。10月，國內第一家批發、零售高爾夫用品的大賣場“高爾夫用品批發大世界”在北京女人街開張營業。上海市高爾夫球會開始主辦上海市高爾夫巡回賽。

2004年，歐洲巡回賽首次登陸中國，5月的寶馬亞洲公開賽和11月的沃爾沃公開賽都納入歐巡賽系統。4月，張連偉得到奧古斯塔70年歷史中頒出的第5張外卡邀請，參加了第68屆美國高爾夫名人賽，這是中國內地高爾夫選手第一次參加大滿貫賽。5月26日，吉尼斯世界紀錄組織首席特派專員斯蒂爾·紐波特宣布，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以180洞10個球場的規模成為世界第一大球會。為慶賀這一榮耀，觀瀾湖同年創辦高爾夫馬拉松大賽，至今已經舉辦五屆。10月，首屆“大佛杯中國高爾夫精英挑戰賽”在北京太偉高爾夫俱樂部舉行，旨在打造民族品牌賽事，2007年賽制改為中國職業球員錦標賽。廣東省高爾夫球協會開始主辦“九龍湖杯”廣東青少年公開賽。

2005年，4月尊尼獲加精英賽在北京華彬莊園舉行，由歐巡、亞巡、澳大利亞PGA共同承認的賽事第一次登陸中國。葉莉英為成第一個進軍LPGA的中國內地選手，也是第一個通過美國女子公開賽資格賽并在正賽中實現大滿貫晉級的選手。8月，由中高協主辦的中國高爾夫球巡回賽正式啟動。9月，北京國際高爾夫發展基金會成立，是國內首家高爾夫基金會。11月，首屆匯豐冠軍賽在上海佘山上演，由于老虎伍茲等巨星陣容而倍受關注，同時也是當年亞洲地區獎金最高的賽事，至2009年升級為世界錦標賽。“君蘭杯”中國男子職業高爾夫球精英賽誕生，次年直接由美的集團冠名贊助，2007年升級為亞巡賽，今年加入“ONE ASIA”系列賽。

2006年，觀瀾湖高爾夫球會成功獲得高爾夫世界杯2007年至2018年連續12年的舉辦權。張娜在年底通過資格考試拿到日本女子巡回賽完全參賽資格。3月27日，由程軍發起的Monday Golf 職業球員訓練賽拉開序幕。3月31日，中國高爾夫國家隊成立。

2007年，梁文沖被封為2007亞巡賽獎金王和亞巡賽最佳球員，是中國高爾夫歷史上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選手。在把新加坡名人賽的冠軍獎金全部捐獻出來后，梁文沖又創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以高爾夫球員名義命名的慈善基金——百齡壇梁文沖高爾夫基金。張娜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個通過日巡賽資格考試的女選手，新人年即拿下了四站冠軍，創造了女子日巡賽的新人最佳紀錄，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單賽季獎金超過五百萬人民幣的選手。觀瀾湖高爾夫球會張連偉球場和北戴球場啟用，以216洞的規模刷新了自己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歐米茄觀瀾湖高爾夫世界杯時隔12年后再次來到中國舉行，并將連續12年在觀瀾湖高爾夫球會舉行，歐米茄冠名贊助12億港幣，賽事總獎金為500萬美元，每年增加50萬，2011年后再逐年遞增5%。中國由張連偉和梁文沖搭檔，取得了并列11名的成績創造了新紀錄。

2008年，1月18日，中國首次受邀參加在南非舉行的女子世界杯，張娜和王純代表中國出戰。梁文沖在英公國開賽獲得并列第64名，是大陸選手在大滿貫賽上獲得的最佳成績，而他也是第一個實現大滿貫晉級的內地選手。馮珊珊通過LPGA資格賽考試，成為第一個獲 得LPGA全卡的中國內地選手，而她在新人年拿到的一個亞軍四個季軍也是中國大陸選手LPGA的最佳成績。5月8日-5月11日，華彬北京公開賽成為國內第一個獲得中高協、亞巡賽和日巡賽共同認可的賽事。9月11日-9月14日，青島公開賽在青島華山高爾夫俱樂部舉行，這是歐洲挑戰巡回賽首次登陸中國。10月24日，大新華航空賽在海南海口西海岸球場舉行，這是LPGA第一次在中國舉行。10月30日-11月2日，蘇州太湖杯女子公開賽在蘇州太湖國際高爾夫俱樂部舉行，這是歐洲女子巡回賽第一次在中國舉行。

第三篇：中國黃金發展簡史

中國黃金發展簡史

（一）中國古代黃金礦業的歷史淵源

通過考古發掘成果表明，人類發現和使用黃金迄今已有7000年的歷史。我國黃金的開采和使用亦至少有4000年的歷史。大約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認識了黃金。

根據考古工作者發掘出的各種金器的出土墓葬或遺址的年代，最早的為商代早期。如河南鄭州商代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珥形金飾，河南輝縣殷代墓葬和河南安陽小屯殷墟出土的金塊、金箔、金葉都證明了我國早在3500年以前就已開始使用黃金，并掌握了加工制作金的工藝技術。

中國黃金生產在世界黃金發展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構成了世界黃金史的重要篇章。從世界采金史來看，大多數國家都是從采淘砂金開始的。我國采金活動始于奴隸社會早期，淘洗的砂金是從含金的砂礫層中得到的，古稱“河金”或“麩金”，后來又根據砂金賦存地質條件的差異,分為“水砂中”淘洗的砂金和“平地掘井”開采的砂金兩種。脈金的開采時代遠遠晚于砂金，大約起于唐代、宋代之間。勞動人民為獲得寶貴的黃金付出了巨大的力量，唐代詩人劉禹錫把生產黃金的艱辛和貴族們的奢侈寫入詩中：“日照澄州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金臂釧、耳環，四川廣漢出土的周朝金手杖，漢朝來自湖南長沙馬王堆的金縷玉衣，唐代的純金十二環錫禪杖，明代的耀眼的金裝飾，件件文物展示了中華民族采金歷史的悠久和制金技藝的高超。中國黃金生產始于商、興于漢、衰于兩晉南北朝，復于唐。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對黃金時而禁采，時而開禁，高亢和低迷交替出現，阻礙了我們這個民族快速發展黃金生產的腳步。

（二）我國重點產金區開采史

山東招遠素有“金城天府”的美稱，又有“金都”之譽名。它不論在黃金生產上，還是在金礦地質與成礦規律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膠東西部掖縣、招遠、棲霞三縣中，金都招遠的金礦開發最早。招遠在境域之內，北北東向的招平斷裂帶把招遠縣一分為二。東半部主要為變質巖分布區，與棲霞相似。西半部為花崗巖類分布區，它南延至平度，北延至蓬萊，構成一長度超過140km，寬度超過40～50km的復式巖帶。招遠玲瓏石英脈型金礦與羅峰-臺上蝕變巖帶，便位于該帶中部的東緣；掖縣新城-焦家金礦帶與三山島-倉上蝕變巖金礦帶，便位于該帶中部的西緣。

由于玲瓏金礦屬石英脈型，自然金粒度較粗，常見明金＞0.0125～0.1mm的占51.79％，加上脈體邊界清晰，容易辨認，脈群又十分密集，便于開采，而且大部分出露地表，引人注目，因此在膠東西部三縣中，玲瓏金礦開發最早，相傳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年1007年），便已派大臣潘美來玲瓏督采黃金。較棲霞早260年，較掖縣至少早960年。

招遠采金雖較棲霞與掖縣為早，但膠東采金仍較魯西為晚，而膠東西部又晚于膠東東部，先秦時（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泰山產金記載初見于《山海經·東山經》（夏湘蓉等，1980），以后又見于《漢書·武帝傳》：“泰山見黃金”（章鴻釗，1927）。而膠東采金記載初見于《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所記為隋（文帝楊堅）開皇十八年（公元607年），牟州刺史辛公義于昌陽（今萊陽）縣東一百里黃銀坑（在今乳山境內）冶鑄黃銀（即銀金礦）。故膠東采金較魯西至少晚800～1000年，而膠東西部較東部采金至少晚300年。但膠東所以能超越魯西，膠東西部所以能超越東部，后來居上，甚至在全國遙遙領先,顯然與膠東金礦資源尤其是金都招遠金礦資源豐富并獲得大力開發有關。

唐代采金機構分布于六州，但以南方砂金為主，膠東并不是重點。北宋時已將膠東劃分為登、萊二州，到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全國采金的監（主管）、稅（稅務）、冶（冶廠）、場（采場）、坑（礦坑）只分布于四州一郡，而且并不包括膠東登萊二州，還不如唐代。到北宋中期，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增為六州十一冶，并將登、萊二州亦包括進來，六州中膠東已占其二，但還不是重點。到了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又增為二十五州，已為唐代的4倍，其中登、萊兩州黃金年產量高達9583兩，占全國總產量的89.5％，才使膠東產金在全國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明代金都招遠金礦開采更盛，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又派太監魏忠賢來玲瓏督采黃金，地域和規模更加擴大，據《招遠縣志·藝文》（清張作勵等，公元1660年）載毛贄詠《金華山》：“明季金穴千百處，樵夫持斧砍秦松”反映了當時的開采之盛況。金華山在招遠縣城西北20km，玲瓏金礦西南30km處，矗立于招遠西北部的平原之上，海拔192.3m。它西有望兒山金礦，東有蠶莊金礦，西南有黃埠嶺金礦，東南有靈山金礦，西北有河東、河西金礦，東北有前孫家、洼孫家金礦，它本身因受金華山斷裂剪切，山形扭曲，也有金礦化。明代金華山一帶金穴已達千百處，可見招遠西部原生金礦開采之興盛了。另根據《招遠縣志·山川》中記載：此時砂金的開采也屬極盛時期。“淘金河在縣西北四十里，東北十五里入界河”按淘金河發源于招遠西北部靈北（靈山-北截）斷裂帶北緣，它先后穿過金華山、望兒山等一系列斷裂帶，向北流入界河。沿途金礦化十分密集，盛產砂金，淘金者眾，淘金河也因此而得名。

到清末光緒年間，當膠東東部牟平一帶金礦開發處于收縮停頓階段時，在膠東西部的金都招遠，不僅西北部蝕變巖型原生金礦與砂金獲得大量開發，玲瓏石英脈型金礦由于吸收官商與僑商投資，而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設備，產量大增。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7～1898年）玲瓏金礦礦工多達3000人，年產金7000兩、銀1300兩。當時僅玲瓏一個礦的產金量，已相當北宋元豐年間全國年產量的65.36％，膠東全部金產量的73.05％，可見金都招遠在清末全國所占的重要位置。

四顧膠東金礦與金都招遠開發史，可見膠東黃金生產自北宋以來在全國幾度領先，雖歷經千年，不但至今不衰，反而蒸蒸日上，實與膠東金礦資源，尤其是招遠金礦資源十分豐富有關，也與人們對它們的認識不斷加深、技術不斷進步有關。

（三）我國歷代黃金產地的分布

我國古籍豐富，對歷代王朝的金礦產地、采金活動的盛況、金礦的描述和金礦床等都有詳盡程度不同的記載。就黃金產地而言，先秦時期：云南有麗水、湖南有洞庭、湖北有漢水、河南有汝河。漢至北宋，山東有蓬萊、掖縣，陜西有西城（今安康）洛南，四川有眉州、廣元，至元明清各朝，金礦產地劇增，河北有遷安、豐潤，山西有忻州，江西有饒州、撫州，山東有棲霞、萊州，安徽有池州，湖南有岳州，陜西有藍田。此外，四川、云南、兩廣、東北三省皆有金礦產出，且有很多地方延續到現在仍是我國重要的產金基地及重要的產金省。

第四篇：中國警察的發展簡史

中國警察的發展簡史

“警察”的稱呼由來

“警察”這個名詞在歷史上不是我國固有的。警察(police)一詞最早源出于古希臘，表示“秩序”、“社會和平”的意思。而中國開始使用“警察”之名則始于清末。

意大利當代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在《現代漢語語匯的形成》一書里，做過詳細的考辨。他指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清廷的總理衙門指示翰林院及六部，擬定了一份派遣高級官員前往外國訪問考察的名單，要求他們撰寫考察報告，俾作為改革的基礎。這一波大臣出洋考察以傅云龍為始，他去了日本、美國、秘魯和巴西等四國，計為時兩年。傅云龍歸來后寫了許多考察記，在日本部分即有《游歷日本圖經》和《游歷日本圖經余記》兩冊，書中將日本以漢字書寫的“警察”帶了回來。接著，中國第一代日本專家黃遵憲又在所著的《日本國志》里簡介了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這個現代名詞開始出現。

但中國正式的設置警察卻比他們的著作晚了幾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 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聯軍除軍事占領外，為維持治安而設了有警察之實的“安民公所”。八國聯軍后的第二年，北京模仿聯軍之制而設“善后協巡營”，后來改名巡警總廳。而于此同時，則是袁世凱也在河北的保定設“巡警分局”，置巡警這種職稱，警察制度正式登場，取代了以前的保甲團練及捕快。

因此，現代的警察之稱源于日本.在語言的形成上，這稱之為回歸借詞，它的意思是，警察乃是漢字中原有的詞匯，但漢字的這種用法早已被人遺忘，最后是兜了一大圈，再從日本那里重新找回。在當代漢語中，這種“回歸借詞”舉之不盡，通俗的“寫真”、“人氣”、“一級棒”，嚴肅的如“自由”、“進步”等均屬之。中國古代的司法部門

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古代并沒有專門的警察制度，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由府、縣行政長官兼管社會治安和司法審判等事宜，只是在府、縣衙門內設有巡守、捕快等類似現代警察職能的人員，負責社會一線維持治安、抓捕人犯等工作。在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時期，就有了明確的從事司法審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時期只是有了監獄這種司法執行機關。西周時的最高審判權還在周王手里，他統轄的中央地區的具體司法官是士師和眚史。西周時的案件區域管轄還沒有明確區分，不過審級已經有了王、三公、司寇、鄉、遂、縣六級，古代的司法機關基本形成。，就已有了類似現在治安管理的職能分工。當時，國家設有司民(戶籍)、司稽(捕盜)、司寇(刑獄與糾察事務)等相應的官職。到戰國時期，各國也有自己的司法機關，秦國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國叫廷理，齊國叫大理。魯國則設有大司寇一職。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擔任過魯國的大司寇。

魯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代行宰相職務才七天，他就誅殺當時魯國大夫少正卯，理由是少正卯兼有五種惡行，聚眾成群，鼓吹邪說，嘩眾取寵，非殺不可。(《荀子?宥坐》曰：“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由此魯國大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統治，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縣制，地方的司法機關由郡守和縣令兼任，疑難案件上報中央，一般的則自己處理。在縣鄉兩級，則創設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專門基層治安機構——亭。亭是秦漢時代政府的末端組織之一，遍布全國，主要設置于交通要道處，大致每十里(相當于3公里)設置一亭。亭本來是為軍事交通設置的機構，后來逐漸演變為兼具軍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層政府機構，兼司緝捕盜賊和維護治安之職。比較起來，相當于今天的基層公安分局或是派出所吧。曾擔任過泗水亭長的漢高祖劉邦算起來還是一位基層警察干部。

劉邦的生地是在豐邑，豐邑在沛縣的西部，與泗水亭東西相隔百十里路。被任命為泗水亭長以后，他佩印著冠，披甲帶劍，一手持竹簡命令，一手持捆人繩索，手下還有兩三下屬丁卒使喚。在當亭長期間，他結識了大批朋友，建立的這些人際關系成為他的一大財富。象蕭何等在秦末隨同劉邦起兵后來成為漢朝開國功臣的一大批人物，多是劉邦在泗水亭長任上結識的沛縣中下級官吏。秦朝的司法機關體制奠定了以后中國歷代王朝司法機關的基礎。

漢朝基本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體制，所以歷史上有了“漢承秦制”的說法。漢朝中央的司法機關仍然是廷尉，地方則與秦朝相同。但漢武帝之后，王權逐漸加強，出現了尚書臺這種中樞組織，尚書臺內設立了執法機構，在西漢是三公曹，東漢是二千石曹。從而侵奪了廷尉的司法權。漢朝對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員會審，這種名為“雜治”的會審制度體現了皇權對司法權的控制進一步加強。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除了基本繼承漢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發展。北齊將廷尉改稱大理寺，下屬官員也增多了，擴大了司法機關的規模。更重要的一點是，死刑的復核權收歸了皇帝，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變化。

在隋唐時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機關是三個：大理寺、刑部和御史臺。大理寺職責是審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臺是監察。但刑部權限很大，可以對審判進行干預，而且復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臺除了監督外，還參加重大案件的審判。皇帝交辦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時，死刑的復奏制度也明確化，死刑執行前必須再報皇帝，批準以后才能執行。

宋朝的司法機關也是繼承了唐朝的體制，但也有些變化，如宋太宗時期設置了審刑院，侵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職權，到神宗時撤消，職權又分歸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機關，州和縣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為了加強對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設立了提點刑獄官來監督各州縣的司法事務。

宋朝還規定地方司法官必須親自審理案件，否則處以徒二年的刑罰。從這以后，一直到明清時期，八百多年的時間里，州(府)縣官員都要親自審判案件。

元朝在繼承前朝的體制基礎上，也有變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臺的同時，設置大宗正府來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權。

明清時期也是以三法司為主要司法機關。但是其職權發生了變化，大理寺的審判權歸了刑部，而刑部的復核權則給了大理寺，御史臺改名為都察院。

明朝的特務組織如錦衣衛、東廠、西廠也都有司法審判權，甚至還凌駕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轄，自行審判、執行。同時，明清的會審制度也完善起來。死刑案件的最高決定權還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權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體現。

古代司法機關的發展變化，體現出皇權逐步加強的趨勢，司法機關一直隸屬于行政，最終隸屬于皇帝，說明了司法僅僅是君主專制的一種工具，司法的獨立是很難出現的。

與現代警察部門最相似的部門是刑部。相當于現代的公安部吧。

與現代警察相比，古代警政合一，軍警不分。警察的職能尚未能集中于一個統一的專門機關，而是由軍隊、審判機關和行政機關所共同行使。雖然作為警察行為對國家與社會來說是絕對必需的，但還沒有形成集中統一的、結構穩定的專門的警察機關。警察行使職權在法律上是不嚴格的，“神靈”的意志、皇帝的意志、長官的意志具有主導作用。皇帝、行政長官，甚至宗教組織直接處理罪案是常見的。私刑、私獄普遍存在。奴隸主、地主、宗教領導人、宗族頭人有權使用私刑執行懲罰。大量違背統治階級意志和統治秩序的問題靠私刑解決。

直到清末中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國亮相，是在租界內。在此之后，中國開始逐漸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黃遵憲首創中國警政

1840年6月，被鴉片戰爭炮聲震醒了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于是，警察制度做為“良法美政”被從西方引進。中國近代警察究竟誕生于何時?這不能不提到一個人：黃遵憲，字公度。是我國近代歷史上一位卓越的愛國詩人，也是一位有才干的維新派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時，也是我國近代警察的首創者。

黃遵憲1848年4月27日出生在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祖上靠典當發了家。1867年，黃遵憲考中秀才。1874年，懷著“一學蠅頭世俗書”的心情，到了帝都北京。在北京，他認識了同鄉何如璋、鄧承修等，對他今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6月，黃遵憲赴湖北辦理教案，投入了正在開展的資產階級維新活動。這年的9月，黃遵憲奉光緒皇帝命入京。在當時，只有高級官吏才能由皇帝特旨命令進見，道、府以下的官吏，必須由吏部帶領分批引見。黃遵憲當時只是一個道員，按照清制，應該等吏部引見，但光緒皇帝卻破格下特旨召見黃遵憲。

光緒想通過變法削弱后黨，尋找出路，因此，積極援引改良派人物。光緒問黃遵憲，西方政治為什么勝過中國?黃遵憲回答，西方國家強大，原因在于變法。黃遵憲還說，自己在倫敦時，聽那里的學者說，百年以前，英國還不如中國發達呢!光緒聽了黃遵憲的話，先是驚訝，接著笑著點頭。

黃遵憲被光緒皇帝召見后，戶部尚書翁同和又接見了他。1897年6月，由于翁同和的推薦，黃遵憲被任命為湖南長寶鹽法道。鹽法道的職責是管理一省食鹽的生產和運銷，清代的食鹽只準官賣。同時，黃遵憲還兼管一路的錢谷和刑名，也就是財政和司法事務。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黃遵憲抵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掌管全省的刑獄和官吏的考核。是時，恰逢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試圖仿效西方資本主義，改良中國的封建政體。因此，黃遵憲的變法思想如逢和風春雨，他便勁頭十足地幫助陳寶箴，輔佐陳寶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論及種種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議會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國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衛局，以保證改革措施的推行。由黃遵憲親自負責規劃及主持的新政規定要務有十二項：

一、保衛局；

二、遷善所；

三、整頓刑獄；

四、課吏館；

五、時務學堂；

六、武備學堂；

七、南學會；

八、湘報館；

九、團練；

十、礦務；

十一、內河小輪船；

十二、湘粵鐵路。其中首推保衛局。

上述新政規定要務十二項中的首項是保衛局，即現在的警察局。黃遵憲早年嘔心瀝血地寫成的《日本國志》中，論及警察的職務是：“在保護人民：一去民害、二衛民生、三檢非違、四索犯罪……”他在任職歐美外交官時，非常留心歐美先進制度，特別對司法、警察體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歐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萬戶則設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數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廣衢要路，則持棍而立者，遠近相望，呼應相通……”足見黃遵憲建立保衛局的思想形成頗早。因為他在海外任職外交官十多年，親身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現狀和文化，見識多，涉獵廣，加之他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責任心和使命感，對中國的變法自強充滿信心。因此，湖南巡撫陳寶箴委依殷切，借重誠懇。黃遵憲向他提出，現行的保甲制度撐不起社會安定的局面，認為必須設立湖南保衛局。其機構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機關。

黃遵憲親自制訂的《湖南保衛局章程(四十四條)》具體來看，里面對保衛局的職能、機制、職責、紀律及巡警的條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條闡明保衛局的性質是“官紳商合辦”。第二條闡明職能是“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往下提出機構設置“于長沙府城中央，設總局一所，城中分東西南北，設分局四所，城外設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轄小分局六所，共設小分局三十所。”充當警員的條件有七條：“一須年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二須曾經讀書識字，粗通文理者。三須身體強健，能耐勞苦者。四須性質和平，不尚血氣者。五須有保人。六須考驗。七不準以曾經犯罪之人充當。”還規定了警員的具體職責九條，以及“兩不許”、“七不準”的紀律和獎懲制度，又詳細制訂了總局、分局和小分局的辦事程序及各級人員的薪酬等等。誠然，黃遵憲建立保衛局的新政主張仿如剛出世的嬰兒，因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宣告成一張廢紙，但誠如《清史稿?本傳》上云：“黃遵憲……于是略仿西歐巡警之制……”

1898年7月27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衛局正式開辦起來。保衛局的機構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機關，但由于是官紳合辦機構，人員素質上與西方警察差距很大。后來，那拉氏發動政變，使戊戌維新只維持了103天，參與變法、行法的“帝黨分子”，徹底被擊敗，積極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及其他四十多人，被統統革了職。湖南保衛局自然也隨著變法的失敗而被腰斬，10月31日被裁撤，只存活了三個月，之后被迫更名為保甲局。應該說，湖南保衛局是中國警察的前身。首開了中國近代警察史的先河。袁世凱在天津創辦巡警

1901年，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慈禧和光緒倉皇出逃，京城治安一片混亂，案件層出。八國聯軍為了加強社會控制，找一些中國人臨時設立“安民公所”，鎮壓民眾的反抗，防止動蕩騷亂，保證社會秩序。待聯軍撤出后，“安民公所”自然不復存在。但清廷見其法不錯，又查列強在滬、津、漢口等地租界均設“巡捕房”，置任印度人、越南人為巡捕，治安良好。于是開始在京城建立“善后協巡營”，后又改為“工巡總局”，直屬皇帝，下設事務大臣一人專門負責，同時又下設工巡總監和副監各一人，輔助局務。總局內分為工程、巡捕二局，各設局長分管。每局之下，各有警巡、隊長、巡長及巡捕若干人，負責管理警察事務和工程事務。所以，工巡總局實際上是管理市政、司法、警察的混合機構，只能算作中國警察最早之雛形，而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警察機構。902年袁世凱在天津創辦了巡警，才出現了嚴格意義上專門警察機構。

1901年八國聯軍之亂后，清政府與列強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西方列強在得到割地賠款同時，還希望隨時染指中國事務，特在《條約》中規定八國聯軍在交還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離天津租界20公里內駐扎軍隊，這種規定實際上是剝奪清政府在整個天津市的駐兵權。天津是北京的門戶，中國軍隊如不能在天津駐守，西方列強隨時可以兵臨北京城下，要挾清政府。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現實。同時，滿朝文武官員也沒有一個人敢于不帶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國聯軍滿街橫沖直撞的天津市。

后來，朝庭把這個棘手難題交給了在山東因鎮壓義和團運動有功的袁世凱。1902年5月，袁世凱在保定創設了警務總局，挑選了500名巡警，設了五個分局，分布在城廂內外。同時，責令趙秉鈞在保定開辦巡警學堂，聘請洋人充當教習。保定巡警學堂也許是中國第一所警察專業學校。袁世凱之所以創辦警務，與籌備接收天津有很大關系。當時，帝國主義聯軍照會清政府，提出條件：天津周圍二十華里內不許駐扎中國軍隊。于是袁世凱想出了一個辦法，化軍隊為警察。他在北洋軍各鎮中精選了3000兵士，訓練成為巡警，開進天津，這樣就避開了“天津周圍二十華里內駐扎中國軍隊”的嫌疑。

同年8月，在正式接收天津時，袁世凱命令地方官員率領這3000名警察長驅直入駐守天津，一方面維持社會治安，一方面軍事戒備。史載當時八國聯軍也啞口無言，因為袁世凱派來的不是軍隊，而是維持治安的中國警察，這和《條約》的條款毫無沖突之處。八國聯軍將天津重新歸還中國后，袁世凱把天津控制起來，設在保定的巡警學堂移到天津。袁世凱的3000名巡警中，1500名留在天津，稱為“南段巡警局”，由趙秉鈞擔任總辦。1500名分布在西沽、塘沽、山海關、北塘等處，稱“北段巡警局”。同年冬，繼保定巡警學堂，袁世凱又在天津設立了巡警學堂。次年8月，并歸天津的保定巡警學堂與天津巡警學堂合并，改稱北洋巡警學堂。

設南、北段巡警局后，袁世凱又增添了河巡、馬巡、暗巡和消防隊，進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巡警機構。緊接著，袁世凱又把天津的巡警制度推廣到各府縣及鐵路，在全省建立起了巡警網。袁世凱曾訓練過新軍，對西方的軍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從自己的軍隊中選拔3000名士兵，進行短期的警察訓練，使之熟諳警察的職能，然后脫下軍裝，換上警察制服，稱之為“中國警察”。

1902年，清政府從八國聯軍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斷閃現出三三兩兩的“中國警察”晃動的身影，他們脖子上掛著警哨，腰中挎著佩刀，到處巡視查看。從這時起，具有現代意義的詞語“巡警”正式在中國出現了，而天津則成為了中國“巡警”第一個開始巡邏的地方。由于有專門警察維持社會秩序，天津市社會治安一掃過去的混亂局面，成為全國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見竊盜者，西人亦嘆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諭旨，要求全國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凱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廣。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終于導致全國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設立巡警部，統管全國警察事務，巡警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部長)是袁世凱的摯友徐世昌擔任，巡警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副部長)是由袁世凱的老部下趙秉鈞擔任。

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又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警察制度起源于袁世凱在天津創辦的巡警制度。

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中央警察機關

由于袁世凱在天津創辦巡警“成效顯著”，清政府號召各地效仿。于是各地紛紛各自為政地辦起了警政。清政府雖然主張各地建立警察制度，但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計劃和方案。所以，京師以及各地雖然積極嘗試摸索，但警政建設長時間沒能走入正軌。有識之士就倡議設立一個中央警察統管機構：“于京師特立警務部，于各省特立警署。”

1949年4月，中央軍委決定羅瑞卿所在的十八兵團(即原華北軍區第二兵團)調入第一野戰軍，進軍大西北。5月14日，毛澤東致電羅瑞卿：“部隊開動時，請來中央敘，部隊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羅瑞卿來到北平。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出任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表示愿意跟隨部隊在前線打仗。周恩來告訴他：“今晚毛主席要接見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線的事了。”當晚，毛澤東在香山的雙清別墅接見了羅瑞卿。毛澤東一見羅瑞卿便說：“聽說你不愿意當公安部長，還要去打仗?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大家都不干，都去打仗行嗎?”羅瑞卿立即表示：“那只是以前的想法。周副主席同我談話后，我已經想通了。堅決服從黨的決定。”毛澤東聽后滿意地點點頭，并關照羅瑞卿，組建公安部的事要多請示周恩來。

7月8日、29日，周恩來兩次主持中共中央匯報會議，討論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機構設置問題，決定由原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協助羅瑞卿組建公安部，首先以華北局社會部全體人員加上中共中央社會部的部分人員，作為組建公安部的基礎。1949年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任命羅瑞卿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任命原華北局社會部部長楊奇清為公安部副部長，協助羅瑞卿工作。在確定了公安部的編制并陸續從軍隊調來一批干部后，為確定各省、市公安部門的組織編制和今后任務，經中共中央批準，10月15日，羅瑞卿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公安工作高級干部會議，研究解決了統一全國公安組織機構和公安機關的工作任務問題。10月20日，周恩來接見與會人員并講話，闡述了公安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業務建設等問題。

他針對當時退據臺灣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策劃暗殺中共高級干部時說：“經過黨培養了幾十年的老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損失不得的。公安部門要時刻警惕敵人可能進行的暗殺活動。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的首腦部門一定要有部隊警衛。”“軍隊與保衛部門是政權的主要的兩個支柱。你們是國家安危系于一半。國家安危你們擔負了一半的責任。軍隊在和平時期是備而不用的，你們是天天要用的。”羅瑞卿和與會人員聽后深感公安工作責任重大。公安工作是“國家安危系于一半”的話就成為羅瑞卿和各級公安干部的座右銘。1949年11月1日，公安部正式成立。

周恩來一直很關心公安工作。為統一警察名稱，去除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壞觀念，周恩來總理批示各種警察一律通稱“人民警察”。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第三局發出“統一人民警察名稱”的通知。自此，“人民警察”這一劃時代的稱謂載入了中國警察史冊。他還要求交通民警糾章前必須先敬禮。執法為民：人民公安踏上新征程

建國初期，公安機關在清剿土匪、鎮壓反革命、反特防諜等一系列運動發揮了主力軍作用。在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舊社會遣留下來的吸食鴉片煙毒、妓館等現象在短時間內一掃而光，顯示了人民公安機關除舊布新、正本清源的強大戰斗力。在隨后而來的文革浩劫中，公檢法被砸亂，法制被破壞，一大批公安戰線的老領導老同志受到沖擊迫害。由于受到極左路線的嚴重干擾，公安工作無法正常開展。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978年12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這為警察法制建設指明了方向，使警察法制建設進入建國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公安部研究公安工作中心轉移問題，強調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權利。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轉社會治安的不正常的狀況，各地公安機關針對治安狀況和犯罪活動的特點，堅持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嚴厲打擊了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因地制宜地開展專項斗爭，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對公安工作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大的改革有：198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執行內衛任務的部隊與公安機關原有的兵役制警察合并，并組建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1983年，成立國家安全部，原公安部主管的反間諜工作劃歸國家安全部；同年，原屬公安機關的監獄、勞教管理工作整建制移交司法部門。1986年，由交通部門掌管的公路交通管理工作移交公安機關，城鄉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統一由公安機關掌管。從1983年開始，各級公安機關對建國以來的涉及公安工作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進行了全面清理。公安機關的法制機構也得到了建設和加強。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警銜條例》，公安機關開始實行警銜制。據統計，1979年至199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了21部公安法律，國務院發布了42件公安行政法規，公安部制定發布或與其他部門聯合制定的有關公安工作的規章及規范性文件700多件。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基本上使得公安主要工作有法可依，而且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建設提供了條件。

1995年2月28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人民警察法》，對人民警察的職權、任務、活動依據、義務和紀律，組織管理和警務保障等方面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還對人民警察的執法監督和法律責任作了規定。這是確立和完善我國人民警察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此背景下，1996年2月召開的第十九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和同年下發的《“九五”公安工作綱要》首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警”的方針。《人民警察法》頒布實施后，國家有關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方面的立法進一步加快，公安法規體系不斷健全完善。目前，一個以《人民警察法》為核心，由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以公安刑事法規、治安保衛法規、行政管理法規、組織人事法規、警務保障法規、監督法規和國際警務合作法規為主要門類的公安法規體系已基本形成。

當前，我國公安機關的職責是：預防、制止和偵查違法犯罪活動；防范、打擊恐怖活動；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行為；管理交通、消防、危險物品；管理戶口、居民身份證、國籍、出入境事務和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居留、旅行的有關事務；維護國(邊)境地區的治安秩序；警衛國家規定的特定人員、守衛重要場所和設施；管理集會、游行和示威活動；監督管理公共信息網絡的安全監察工作；指導和監督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重點建設工程的治安保衛工作，指導治安保衛委員會等群眾性治安保衛組織的治安防范工作。當代中國的警察制度是建立在為人民謀利益、為國家謀平安、為警察隊伍謀發展的基礎上，是以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為使命。在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提出，公安工作要在十七大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公安工作必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警察的歷史之最

1、最早出現“警察”一詞的時間：清朝末年。

2、最早的警察首腦人物：曾歷任清朝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軍機大臣、民政部尚書等職的巡警部第一任尚書徐世昌。

3、最早的警察機關：清朝政府于1898年在湖南創建的“湖南保衛局”。

4、最早的警察學校：1900年清朝政府軍機大臣奕昕警務學堂。

5、最早的中央警察機關：清朝政府于1902年設置的“中央巡警部”。

6、最早的派出所：清朝民政部1900年在北京內、外城設立的308個區段派出所和59個馬路派出所。

7、最早的武裝警察隊伍：北洋政府1914年在北京創辦“保安警察大隊”。

8、最早的女警察：1929年上海警察局招收的一批女檢察員。

9、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保衛組織：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科”。

10、最早的公安法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1932年1月27日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

11、第一任公安部部長：曾歷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大學副校長、軍委公安部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國務院政法辦主任、國務院副總理、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等職的我國公安杰出領導人羅瑞卿。

12、最早的人民警察隊伍：中國共產黨于1938年5月組建的“延安市警察隊”。

第五篇：中國復合材料五十年發展簡史(二)

中國復合材料五十年發展簡史

（二）2010-03-12 復合材料 發展史

1.纖維纏繞管道與貯罐生產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迄今自主開發的纖維纏繞管道制造方面的專利有30多項，我國已具備FW工藝管、夾砂管、高壓管的全套生產技術。4000毫米玻璃鋼管試制成功。新疆某輸水重點工程成功地采用了3.1米玻璃鋼管，單管長12米，重16噸。工程一次安裝通水成功無泄漏，質量受到了國家發改委表彰。

在國家眾多油田及西氣東輸工程，成功使用了玻璃鋼高壓管，玻璃鋼管已出口巴基斯坦、馬來西亞、越南、伊拉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阿聯酋等國及我國臺灣省。

玻璃鋼貯罐實際已經做到單罐2500立方米，出口到我國香港地區及美國、印度尼西亞、敘利亞等國。

為適應城市改造的需要，高校與企業結合，成功開發了玻璃鋼頂管制造關鍵技術與施工技術。在廣州施工內徑2.5米的玻璃鋼頂管，日頂進長度達到69米，給排水業內專家稱，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玻璃鋼夾砂管在“十五”期間，年用量逾1000公里。高壓環氧玻璃鋼管年用量逾3000公里，并已出口。

1996年，我國開始生產和使用玻璃鋼電纜套管，現年用量逾5000公里。我國纏繞技術及裝備已出口日本、韓國、東南亞、伊朗，部件已出口美國。

2.壓力容器生產技術

1986年至今，我國共生產玻璃鋼/復合材料呼吸氣瓶、CNG（壓縮天然氣）瓶、燃料電池用氫氣瓶15萬只。

1994年，我國開始開發CNG氣瓶，并首先在北京公交車上裝車使用（1輛車用90升氣瓶9只）。北京已成為世界城市中以CNG為動力的公共汽車擁有量最多的城市。1997年，我國自主研發的環形壓力容器投入使用。2006年，我國引進德國技術裝備（內襯制造、纖維纏繞），在蘇州建立年產能達11萬只復合材料氣瓶的生產基地。中材科技（蘇州）公司生產的復合材料氣瓶已成為全球四大品牌之一。

2008年，年產CNG氣瓶17萬只基地在沈陽奠基。

3.SMC/BMC生產技術

1986年，從日本引進SMC及模壓SMC座椅生產線，推動了我國SMC座椅的生產與普及。1988年，引進美國SMC機組壓機及模具，建立了我國首個研發與量產SMC汽車件的基地。迄今我國已自日本、美國、德國引進18條SMC生產線，引進4條BMC生產線；今年引進連續法BMC生產裝置。BMC注射技術也已用于規模化生產，所用注射機近年已國產化，臺商與日本也在內地設廠生產。SMC主要產品為座椅、水箱、電表箱、衛星發射與接收碟形天線、汽車零部件、火車客車廂內飾件等。BMC主要產品為電器產品：開關、高壓絕緣件、儀表箱、塑封電機、汽車前燈反射面等，產品已為美、日、德、法等國的知名企業配套。

近5年來，SMC開發成功低溫固化快速成型技術、高阻燃A級表面技術，并用于汽車件與火車客車廂內飾件上。

2008年，SMC高密度復合材料沼汽池在河北棗強投產，SMC模壓電器控制柜系列產品在天津開始規模化生產。

4.拉擠工藝技術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引進英、美、意、加等國拉擠機30余臺。南京玻璃纖維研究院引進拉擠技術后，猶如黃埔軍校，培養了許多拉擠企業人才，在滬寧一帶興建了眾多拉擠型材生產企業。

2000年以來，我國陸續引進加拿大兩家公司共6條玻璃鋼門窗生產線。此前于1992年國內也已開發拉擠型材組裝門窗技術，現已可提供較先進的成套技術。玻璃鋼門窗由于隔熱、保溫、隔音、耐老化、輕質高強、色澤典雅，被譽為第五代門窗。

我國現擁有國產拉擠生產線300余條，牽引方式有履帶與液壓往復式，且開發了注射和浸漬樹脂技術。1998年，企業自主研發成功PU發泡共擠玻璃鋼保溫墻體型材。同年，我國采用國產酚醛樹脂拉擠玻璃鋼格柵型材成功。

現主要拉擠產品有門窗、格柵型材、光纖增強芯、梯子、冷卻塔支架、傘骨、手機通訊基站天線罩、空調器罩、錨桿、建筑筋材、電纜橋架，帳篷竿、釣魚竿、地鐵第三軌保護罩等，在打擊樂器、高低杠木等文體器材領域也有應用。我國產品已出口歐洲、美國、東南亞，成套技術與設備已出口澳大利亞、南非、英國。

我國拉擠型材產量逾10萬噸，除絕緣棒(最大直徑達130毫米)﹑管為環氧樹脂基體外，大多為不飽和樹脂基體。我國拉擠設備已出口到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

2006年，我國自主研發成功在線編織玻璃纖維管、直接拉擠成型環氧玻璃鋼電絕緣管。

5.建筑應用

1997年，大型玻璃纖維增強塑料冷卻塔國家標準出臺，促進了1000立方米/小時以上玻璃鋼冷卻塔的發展，單塔現已發展到5000立方米/小時。上世紀90年代，大陸與臺商分別研發了無風機冷卻塔，其結構較簡單、無風機噪音。不少制造商已采用拉擠玻璃鋼型材作填料支架與塔支架，取代鋼材，不銹蝕。

現臺商、港商、美商紛紛進入大陸市場，業者若不注意技術進步，提升質量水平，其市場份額將日益縮減。

1999年，容積1260立方米組合式水箱投入使用。

1997年，從日本引進SMC模壓整體衛生間生產線投產。噴射成型玻璃鋼浴缸、人造瑪瑙浴缸、雅克力浴缸生產已規模化，且批量出口。

風機、空調器、吸收塔、空氣過濾器、蜂窩式除塵機已普及。從日本、意大利引進了凈化槽技術。

玻璃纖維增強氯氧鎂水泥通風管建材行業標準在1996年發布，產品廣泛應用，無機玻璃鋼板批量出口。

2004年，我國自主開發的首條現場發泡酚醛保溫板連續生產線投產。

2000年起，CF建筑結構補強在國內興起。2004年，我自主研發的第一條現場發泡酚醛保溫板連續生產線投產，并于2005年獲建材科技成果二等獎。2003年，我國研制的玄武巖纖維增強電廠用混凝土冷卻塔與水壩取得成功。

我國復合材料制造企業自主開發的SMC模壓門于2003年試生產成功，受到外商青睞，已出口韓國、北美。2006年，建筑混凝土用玻璃鋼/復合材料筋材通過鑒定。

2006年，SMC模壓瓦生產自動線投入運行，并通過鑒定。

6.車輛與地面設施

近5年來，SMC、GMT模壓汽車件、火車內飾件發展甚速，已建成規模化的專業生產企業10家。雙層客車壁板、洗手間地面、酚醛玻璃鋼風管等已成功應用。CNG瓶已批量裝車使用，并隨整車出口。2006年，高阻燃低發煙SMC通過鑒定。汽車牽引的摩托車玻璃鋼拖車出口歐美。火車鐵軌連接用玻璃鋼魚尾板已投入實用。高速公路上的玻璃鋼制成的防眩板、反光標志已普及。地鐵第3軌保護罩及其支座、電纜支架、緊急逃生平臺等已規模化采用。

7.船艇

1986年，80座氣墊船開發成功，1998年，研究單位與企業共同研發的33米漁船下水。2005年~2006年克利伯環球帆船大賽全部10條比賽用帆船由我國企業中標。

2006年，我國首只自扶正高速救助艇試驗成功。該艇全封密，180度倒置兩秒內自行扶正，任何姿態下空氣連續導入不沉。

太陽鳥游艇公司制造的亞洲第一玻璃鋼游覽船“名人號”從洞庭湖畔駛抵上海黃浦江。這條長36米的雙體豪華游覽觀光船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接待賓客的定型船艇，載員310人。該艇雙體、雙機、雙舵，3層設計，配置先進，屆時將為黃浦江增輝。該船以玄武巖纖維增強的高速動力體已開發成功。由湖北三江環松公司開發、山東省德州武城縣新明玻璃鋼制品公司制造的SMC模壓玻璃鋼摩托艇長5.786米，開我國大型金屬模具熱壓成型復合材料之先河。2008年，首艘國產太陽能FRP游艇在珠海建造。玄武巖纖維已開始用于制造高速艇﹑掃雷艇。

我國已有能力造出質量非常好的船舶，但在內部設計和內部裝飾等方面顯得落后。玻璃鋼艇制造采用真空浸漬與后固化技術結合，將玻璃纖維與碳纖維、芳綸纖維混織作為增強材料，乙烯基酯樹脂作基體，PVC泡沫、巴沙木、PP蜂窩增加剛度，提高了船艇的品質。

8.波形板、平板

1987年，從美國引進連續板材生產線，迄今仍是技術水平與板材質量水平最佳的。該線采用玻璃纖維自行切割沉降工藝，較外購氈浸膠工藝成本低，可生產透光度高的板材。現我國擁有200條生產線，大多采用氈制作。我國臺商已在內地建廠。2006年，我國引進美國技術，新建一條材幅寬2.8米的生產線，為全國之最。我國連續板材生產線不僅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而且已出口到美國等發達國家。

9.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應用

1986年，我國風力發電機葉片自行開發的技術水平可以為30千瓦發電機配套的長5.6米葉片，為200千瓦配套的長15米葉片。

2004年，我國自行研發成功1兆瓦（1000千瓦）風機用葉片已裝機運行。2006年，自主開發1.2兆瓦風機葉片成功。2006年上半年，我國兩家企業引進德國技術，制造成功1.5兆瓦風機葉片，單片長37.5米、重5.7噸。我國發明了永磁懸浮風光互補發電系統，風力發電用于照明。同為發展中國家，印度風能發電機裝機容量為我國3倍多。

現在，我國1.5兆瓦風機葉片生產企業與擬上者已逾40家。產能最大者當推中復連眾公司。2007年，連眾生產1.5兆瓦葉片1012片，全部裝機功率達50.5萬千瓦，2兆瓦葉片也已推出。北京玻璃鋼研究院開發了適合我國風況的1.5兆瓦~2.0兆瓦風機葉片，葉片長40.25米，較37.5米葉片掃風面積提高15％，發電量提高10％以上（理論效率提高26％）。上海玻璃鋼研究院兆瓦級風力發電機復合材料葉片獲得全國建材科技進步一等獎。該院開發了相應的軟件與專用樹脂體系等多項技術。保定已被稱為風谷，不下3個企業生產風電葉片。

2007年年初，中國建材集團收購德國諾益（NOI）公司，在德成立SINOI公司，從事葉片設計、研發、制造、銷售，計劃年產2兆瓦~2.5兆瓦葉片100套，為歐洲主機商配套。

瑞士Gurit公司在天津建廠，生產預浸料，著眼我國風機葉片市場。

在歐洲某公司提出的在風力機葉片預彎技術知識產權訴訟中，原告歐洲某公司敗訴，鑒于此技術并沒有產生新的、意想不到的技術效果，不具備創造性，是一項公知的技術常識，從事葉片的技術人員很容易做出類似方案，不符合專利法對創造性的要求，故其專利無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

審判決，被告上海玻璃鋼研究院勝訴。

我國制造風機葉片已擁有接觸成型、預浸料法、拉擠成型、真空灌注成型等多種工藝技術。真空灌注成型已推廣，所用多軸向織物、部分輔料已可自給。考慮到成本因素，大多企業仍采用手糊積層工藝制造機艙罩。北京玻璃鋼研究院已向外轉讓2兆瓦機艙罩技術。東華大學指導以真空導流法制造機艙罩，其內外質量堪稱上乘。已有眾多企業專門為主機廠配套生產機艙罩，優質的樹脂與增強材料、熟練的手工成型技術，使得鄉鎮企業所生產的機艙罩不乏上品。2007年，我國新增風力發電340萬千瓦。

2008年，年產1.5兆瓦風力機葉片500套生產基地在沈陽奠基。

截至2008年上半年，我國內地風力機葉片已投入批量生產的公司10家，處于樣機階段的公司11家，處于研制階段的公司逾10家。據統計，到2008年年底，我國風力機葉片生產能力5000兆瓦，預計到2010年，將逾9000兆瓦。

沼氣發電在四川、云南、安徽發展較快，采用有機、無機玻璃鋼復合與加入填料，降低了成本。

我國已開發成功太陽能玻璃鋼沼氣池（手工積層）、SMC模壓沼氣池，纖維纏繞沼氣池。由于玻璃鋼沼氣池產氣快，產氣率高，運輸、安裝、使用、維護方便，解決農民做飯、照明、洗澡，且廢液肥效高，故深受農民歡迎。

10.煙氣脫硫

我國二氧化硫排量現居全球首位，煙氣脫硫是國家環保的戰略措施，1996年我國與美國公司合作，制作整套煙氣脫硫裝置。玻璃鋼件有除霧器、噴淋管、塔壁沖洗管、過濾裝置、氧化曝氣裝置、漿液管道、塔化漿液污水處理裝置等。

2006年春，北京高碑店電廠煙塔合一除硫系統中，煙氣管道采用ECR纖維增強乙烯基酯樹脂制作的玻璃鋼管，直徑達7米，以立式纏繞機與臥式纏繞機現場制造，質量甚得好評。

11.熱塑性玻璃鋼（FRTP）

FRTP沖擊韌性好，生產是物理過程，無污染，較易回收利用，是FRP發展的一個方向。

1992年，玻璃纖維增強聚丙烯管擠出成型、管件注射成型技術研發成功，產品耐化學腐蝕性優于FRSP。

2003年，我國開發了PP/GF混編的縫編織物，用于壓制FRTP滑水板。長纖維增強熱塑性塑料———粒料（LFT-G）生產線近兩年已增至11條；直接法（LFT-D）生產線臺商正在長春建設中，為一汽配套。

2006年，我國自主研發的年產5000噸GMT生產線，2007年下半年在江蘇江陰投入運行。泰山玻纖公司開發玻纖/熱塑性樹脂復合紗（國家863項目）及其復合材料制品生產工藝已取得突破性進展。

12.材料的循環利用與環境保護玻璃鋼廢料處理回收技術于1995年研發成功。

該技術將廢料機械粉碎作填料，加入樹脂，已生產出大理石、連續板材、火車衛生間地面等制品。既化廢為寶，化害為利，又大大降低了產品的成本。火車衛生間地面用廢料回收法制作較傳統方法更能達到質量要求，不失為一個創造。

低苯乙烯揮發量不飽和聚酯樹脂也已開發成功，但因價格稍高，未能大面積推廣。

眾所周知，當前人類社會為三大問題所困擾：人口膨脹、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作為復合材料工業者必須致力杜絕生產中廢氣、廢液、廢渣的產生。我們必須遵循有關的標準與法規，如：我國國標《工業企業衛生設計標準》（GBZ1）規定車間空氣中苯乙烯最高允許濃度40毫克/立方米；粉塵污染物濃度小于10毫克/立方米；國標《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GB16297）具體規定了有機氣體排放濃度的要求。

今后我國復合材料行業必須立足自主創新，重點開發環保、可再生能源、建筑、化工防腐、交通（含陸地車輛、船舶、航空航天）等領域的產品與市場。企業要成為科研的主體，真正的產學研值得提倡。

我國是復合材料的故鄉，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用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必將使中國的復合材料科技水平和工業水平傲視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