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法律方法的異化及其危害——兼析司法過程中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

內容提要：司法過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實踐基礎上所作的理論總結，而不是單純地依據法學理論進行的邏輯歸納。筆者對目前法學理論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當屬性的觀點表示質疑，提出司法實踐中法律方法的異化問題，并剖析其異化的基本形態及危害。同時，從社會信息經濟學的視角論證法律方法的異化現象與司法資源交易行為的辯證關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促進必然會導致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運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敗。

關鍵詞：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異化 司法資源的交易 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

論法律方法的異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過程中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

韓德強 郝紅梅

1、何謂法律方法的異化1、1法律方法異化的具體含義

法律方法 是指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上，根據法律分析事實、解決糾紛的方法。它大體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律思維方式；二是法律運用的各種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

根據上述定義，我們是否可以提出這樣的質疑 ：不是“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上”，根據法律分析事實、解決糾紛的方法是什么？在此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在提出這個疑問時，我們已默認法治具有明確、統一、現實的標準，以建立一個明確的論域和平等的對話平臺；二是不論如何表述法律方法的定義，我們都可以對適用法律方法的目的本身提出質疑。

這個質疑的提出在理論上是成立的。我們知道，體系內的目的與方法是可以相互脫節甚至分離的，在法律體系內同樣如此。首先是法律目的的主觀性決定了法律方法的滯后性，模式化的方法跟不上變化著的主觀目的，使目的與方法相脫節、分離，使得方法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受到減損甚至消失，從而破壞、對抗目的的實現。其次，適用法律的主體對法律方法的工具性運用，使得方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帶有主觀性，非正當目的下的方法操作有可能將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積極價值降至最小值，甚至產生消極性價值。第三，法律方法只能限制、約束，但不能禁止、消除非正當性的目的。法律方法自身的客觀性不能完全對抗法律目的的主觀性。同時，非正當性法律目的的產生并不排斥法律方法本身的存在。第四，法律方法本身成立與否不以法律目的的性質為條件。因此，從理論上講，不“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上”或不以“維護法治”為目的，同樣可以根據法律，運用法律方法分析事實、解決糾紛。

這個質疑的提出在司法實踐中更是成立的。法學理論界、司法實踐界對此沒有足夠的認識和研究，本文嘗試填補這一空缺，著重分析、探討之。

在此，我們將這種不是“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上”，而根據法律分析事實、解決糾紛的方法稱之為法律方法的異化。它是指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司法主體 基于對司法資源進行交易的目的或其他非法治目的，運用法律方法，規避法律、利用法律漏洞，或因錯用、誤用、借用法律方法，改變或削減司法實踐活動的程序公正或結果公正，致使法律方法喪失其所具有的特有屬性或積極作用的行為和現象。

根據我國當前的司法體制，司法的存在狀態一般可分為動態的司法活動和靜態的司法制度。本文探討的法律方法的異化問題主要存在于動態的司法活動過程中，可以更確切地稱之為司法方法的異化。

1、2法律方法異化與司法資源市場化配置

法律方法的異化有其自身的規律性，依其在整個司法活動中從量變到質變的演化、發展過程，從理論上可劃分為以下層次：司法資源 交易行為——法律方法的異化——司法的方法性腐敗——司法資源市場化配置。這種層次性涵蓋了以下內容:司法資源的交易行為為法律方法的異化提供動力和條件，其在量上的累積演變為規模化的法律方法異化；法律方法的異化又是司法資源交易行為實現的有效手段或方式，其規模化所導致的司法方法性腐敗又侵蝕著正常的司法機體，誘使具有異化因素和性質的司法管理制度出現，從而使法律方法異化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方法的異化與司法資源交易行為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促進著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運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敗。

司法資源交易行為是指司法資源交易雙方基于對合法權益或非法利益的追求，賣方（司法主體）為獲取各種權益出賣司法資源，買方（當事人）為尋求法律救濟或逃避法律懲罰買入司法資源所進行的各種形式的交易活動。其實質是司法資源商品化，成為司法主體手中的交易標的。司法資源交易行為的規模化形成司法資源交易市場，這種交易市場的非法性一旦得到具有市場化因素和性質的司法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司法資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兼顧性原則將逐漸被單純的市場經濟效益性原則所取代，從而形成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這種市場化配置的實質是指司法主體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受各種權益需求的誘惑和驅動，為追求和實現經濟上的最大利益化，用經濟效益性取代在司法領域內處于至尊地位的法律公正性，使得法律喪失其特有的公正屬性和主體資格，淪為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客體。正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極易將人異化為貨幣的奴仆一樣將法律異化為權益的奴仆。

1、3司法資源市場化配置的特點

司法資源市場化配置的特點：其一，司法資源交易市場永遠是賣方市場，賣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場產生之初就具有壟斷性。司法資源交易中的賣方憑借國家法律賦予的職責和司法權力，在享有國家一定報酬的同時，又通過司法資源交易行為從買主手中獲取各種形式的“報酬”。這種“報酬”是他們憑借司法權力壟斷和司法知識壟斷無償從買主手中榨取的“利潤”。這種“利潤”與其他任何市場中的利潤都不同，因為它是以損害法律的正義和人的良知為代價而產生的。其二，司法資源交易者對法律所持有的公平正義信念在司法資源交易行為中轉化、敗壞成為精神商品。法律信念逐漸喪失而成為精神商品較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會的整體法律觀念

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資源交易參與者對法律觀念持有的商品化態度。具體地講，司法商人 每進行一次司法資源交易，都是一次出賣法律良知的冒險，冒險的收獲就是法律良知的價格。可以想象，有這樣一個市場，里面充斥著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其三，在進行司法資源交易過程中，交易各方共同遵守著一些心照不宣的內部規則。這些規則始終隱藏在一些正式的司法管理規則的陰影中，實際承擔著分配腐敗權力和利益的重任，其實質是交易各方相互默認對方的非法利益，以犧牲國家和他人利益為代價，謀取自身利益。一般說來，根據被損害利益的形態，可分為有形利益和無形利益。有形利益是指案件當事人因司法資源交易行為而受損或喪失的應得利益，它是一種能以貨幣形式表現的短期利益；無形利益是指因司法資源交易行為而受到侵蝕和損害的法律尊嚴和司法公正，它是長期的、無形的、觀念上的利益，是國家和公眾的利益。在所有的司法資源交易活動中，作為既得利益者或預得利益者的交易方，為了提高交易的安全系數和成功率，一般都最大限度地犧牲無形利益，而盡量縮小對有形利益的侵害。

2、法律方法異化的基本形態2、1法律方法異化的案例模式

法律方法的異化一般存在于案件的具體審理過程中。現選用以下具有一般性的案件，剖析其存在的基本模式。

某一買賣欠款糾紛案件 中，有債權人甲及其利益代理人，債務人乙及其利益代理人。案件基本標的額為2萬元（其中含利潤2000元），相關的預得利益 數額為4000元，案件受理費、委托律師費、交通費等法定費用數額共為2000元。該案訴至法院后，債權人甲訴訟請求的最高取得利益數額為20000+4000+2000=26000元，最低取得利益數額為20000-2000=18000元。當該案件由法官A處理時，在案件事實基本清楚的情況下，存在以下裁判結果：（1）接受甲的交易條件，滿足其訴訟請求，確定乙償還數額為26000元，簡稱正常處理。（2）在不違背法律、法規具體規定的情況下，接受乙的交易條件，滿足其不合理答辯請求，確定乙償還數額為18000元，簡稱不盡合法處理。（3）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調整范圍內，考慮到甲、乙雙方提出的交易條件，確定乙償還數額為22000元左右。簡稱折衷處理。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一個案件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之內，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裁判結果存在。確定何種裁判結果并不是由法律方法自身所決定，而是由法官的裁判目的所決定，法律方法僅是置于法官裁判目的之下可供選擇的操作手段。一旦案件裁判結果成為法官與當事人的交易籌碼，對案件的裁判在本質上將還原為在各種可能性之間的選擇。那么，法官的裁判目的便會把法律方法變為其謀取私利的工具或手段，最終導致法律方法的異化。正如美國法學家史蒂文.J.伯頓所講：“當法官基于法律理由而判決時，他們就是在法律之內進行判決的。然而，在法律之內進行判決并不能充分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見，一方面案件裁判結果的可選擇性，是法律方法異化的一個基本前提，案件的三種裁判結果來源于三種不同趨向的法律方法，通過三種法律方法可以完成三種不同的交易目的；另一方面正是法律方法的可選擇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法律方法成為交易目的得以實現的杠桿或紐帶，使得不以維護法治為目的的裁判結果得以成為交易籌碼。

2、2法律方法異化的具體表現形式

一、法律思維的異化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維。法律思維一般是指司法主體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以維護法治為目的，根據法律的品性，而形成的解決法律問題的一種合法性思維定勢。我們知道，法律思維的實質是其思維形式的規范性（合法性），而這種規范性的根據或標準即是法律本身，但事實上，思維的主觀性是不可能總是與法律的規范性相一致，相統一的，思維本身存在著實質與形式不一致的情況。也就是說，上述定義的必要前提——法律思維就是以維護法治為目的合法性思維，很明顯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主義，而不是對現實法律思維的真實反映。現實司法中，司法主體的思維總是與法律的規范性相脫節、分離甚至對立，而這種狀態大多數并不是以明顯的違法性思維定勢為表現形式的，總是界于或游離于合法與違法之間。司法主體的這種不以維護法治為目的，僅根據特定裁判結果的需要去發現法律、適用法律、處理案件、解決糾紛而形成的思維定勢，就是法律思維的異化。

在司法主體的司法態度上，法律思維異化的實質就是司法主體的個人價值立場及見解與案件裁判結果之間的關聯發生變異。正如前述案例模式中的三種裁判結果，若不是司法主體與當事人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論法官A作出何種裁判結果，都是他正常法律思維下適用具體法律方法而作出的規范性裁判，而不能因裁判結果的不妥追究其司法態度上的任何主觀過錯。那僅僅是其適用法律方法的見解或技巧問題，不存在法律思維異化的問題。但是，如果裁判結果是法官A與當事人進行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論裁判結果是多么的符合法律規范，其適用具體法律方法多么嫻熟正確，都不能擺脫其個人的價值追求喪失了法官所應有的法治信念，而與其個人私利相連接的嫌疑。這種由于特定交易目的存在而導致裁判結果與個人私利相連接的思維模式，便構成了法官A的法律思維的異化。當然，基于司法主體與當事人的交易行為而產生的法律思維的異化，雖然以特定裁判結果為追求目的，但不以其為標準或成立要件。

從以上可以說明，當前法學理論上對法律思維的定義是理想的、片面的，忽視了法律思維是由客觀化的法律規范與主觀性的思維方式兩部分構成的。并且，是思維主導法律，而不是法律控制思維，是主體思維的價值取向決定法律思維的性質，而不是法律自身的客觀屬性決定法律思維的性質。因此，單純地強調法律思維的法治性，而忽視其非法治性，是不能全面解讀法律思維的真實意義的。

二、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的異化

總的來說，法律方法適用的對象就是狹義的司法資源。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的異化是指司法主體基于一定的交易目的，利用法律方法的可選擇性和裁判結果的非惟一性，通過交易行為將司法資源變成具有交

換價值的司法信息商品。

從司法信息學的角度劃分，司法活動中的司法資源一般包括兩大類：一是司法信息，是指案件事實和與之相關的法律信息；二是司法信息服務，是指司法信息的生產者或擁有者，向信息需求者提供法律服務的行為。因此，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的異化也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司法信息的異化。是指在具體的司法資源交易過程中，司法主體基于交易目的，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地位優勢，將案件以及與案件有關的司法信息與知識轉化為商品，即將案件處理過程中的各個步驟、方法、結果及掌握的相關法律權力或知識量化為具有交換價值的具體權益。其二是司法信息服務的異化。是指在司法活動中，司法信息的生產者或擁有者基于特定交易目的，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和主觀知識，向信息需求者提供有償服務的行為。這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形式，它通過司法資源交易主體的具體行為將法定的司法信息服務轉化成可以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商品形式。總的說來，司法信息商品和司法信息服務商品可以統稱為司法信息商品，他們都是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客體，是買賣雙方之間發生權益讓渡的媒介物。正是這種媒介物，使得市場主體的意志得以實現，從而產生司法資源交易市場，導致法律方法的異化。

產生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的異化，形成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條件是：出現買方、賣方、中介方，出現司法信息商品，確立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供求機制。具體分析如下：

（一）使得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異化的買賣雙方就是司法資源交易行為的主體，是指能夠使案件或與案件有關的諸種司法信息和司法服務進入市場并發生交易關系的各種參與人。包括：作為賣方的司法主體即案件承辦人 ；作為買方的案件各方當事人及其利益代理人；作為交易關系中介方的委托代理人。

（二）在法律方法適用對象異化過程中發揮橋梁和溝通作用的中介人

一般說來，中介人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其一是交易律師。在司法資源交易活動中，律師相對于其他中介方特殊一些，具體表現為：第一，律師與當事人進行的一切司法資源交易活動，都能夠以提供法律服務的名義進行，律師為此收取的一些非法費用也都可以冠以相應的合法名義。第二，律師與法官進行的正常司法交流隨時有可能被利用，成為律師與交易法官進行司法資源交易活動的合法外衣。第三，律師借助其職業優勢和特殊身份，游刃于法官與當事人之間，充分利用雙方信息溝通渠道不順暢的情況，積極促使司法資源交易活動的出現和成功，從中收取中介費或差價。另外，律師常常歪曲和封鎖司法信息，通過降低或提高交易雙方期望值的方法，來控制和調整司法資源交易利潤和交易風險。

總的說來，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的交易活動既普遍又復雜，雖不宜全部定性為司法資源交易行為，但在我國特有的法治環境下，律師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無疑已經成為司法資源交易市場化的一個誘因和基礎，成為司法資源交易行為市場化的制度性規定之一，就像一把雙刃劍，總是在借法律之力，刺向法律。

其二是當事人的親屬朋友等。當事人的親屬朋友等在案件承辦人和當事人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參與或促使司法資源交易行為的發生。此種類型的交易行為較為復雜，在人情觀念根深蒂固的我國，有一部分往往被認為是禮尚往來，屬于道德規范的調整范圍。本文不再論述。

其三是中介法官。是指在司法資源交易活動中為審案法官與當事人牽線搭橋的法官。由于此種交易風險低，便于溝通，更易于被交易法官利用，因而發展較為迅速，現在已有普遍化的趨勢。此種交易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中介法官與審案法官之間是同級關系，互為中間人。二是中介法官與審案法官之間是上下級關系，包括同一法院內的上下級關系和不同審級的一、二審關系。在此種交易中，由于存在級別、審級差別或隸屬關系，一般處于上位的法官依據職權優勢完成交易過程，是既得利益者，下位法官是預得利益者或剩得利益者。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二審法官對一審法官的控制交易，一審法官一般要被動的服從二審法官的交易目的。可以說法官之間的腐蝕與被腐蝕，拉攏與被拉攏，是同步進行的，是腐敗之腐敗。

（三）司法資源變為司法信息商品

司法活動中的各種資源，在公正的司法過程中只能轉化為司法工作產品，而不能成為司法信息商品。只有當司法交易者將這些產品用于交易行為時，才使司法產品具有交換價值而轉化為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信息商品。

現實中，司法資源轉化為司法信息商品，為司法資源交易市場的啟動提供商機和條件，除了法官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重要的社會原因，那就是法官生活世俗化，福利待遇行政化，審判管理企業化。

（四）司法信息商品有價格

司法信息商品的價值體現了司法信息商品生產者與需求者之間的關系。司法資源交易市場主體間的交易需求使司法信息及司法信息服務成為可交換的產品，又通過交易行為的實施過程賦予它們以交換價值，并以各種形態的價格（此類價格并非一定表現為貨幣形式）作為表現形式。

司法信息商品基于需求者的欲望和生產者的欲望以及二者欲望的相互滿足和相互制約，經交易雙方討價還價后，一般會達成意思較為一致的價格。該價格的特點是:第一，有了價格并不意味著交易雙方各自的交易目的能夠實現，因為交易目的實現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交易雙方的合意，還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第二，交易內容決定交易價格。在個案中，司法交易的內容具有一次性、時效性和特定性，所以，個案中的司法信息商品價格也具有一次性、時效性和特定性。

（五）出現供求機制

在經濟學中，供求機制是指商品供給與商品需求之間具有的內在聯系和動態平衡的規律性，它是市場運行的基礎。在司法資源交易市場啟動過程中，司法資源交易行為在市場上的表現形式就是供求關系，一系列持續的、同性質的市場化供求關系即可形成市場體系所要求的商品供求機制。

現實中，對司法信息商品的需求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需求，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而且滿足需求的方式和渠道也多種多樣。同樣，司法信息商品的供給也是一種復雜的社會供給。司法信息商品的特定性，決定了司法資源交易的特定性，決定了買賣雙方身份的特定性。因此，買方的購買目的能否實現，并不僅僅取決于他的購買意愿和

結果的異化，而是法律方法本身屬性的變質或喪失，是法律方法價值性的異化；法律方法的異化是指法律主體有意或無意地錯誤運用、利用法律方法的可選擇性，使法律方法的應有作用喪失，并不改變法律方法本身的方法屬性或正當屬性，更多地指向改變正當目的運用法律方法產生的過程異化或結果異化，指向司法主體自身的異化。本文所講的法律方法的異化不再區別二者，兩種含義兼而有之。

司法主體包括作為司法機關的集體主體和作為法官的個人主體，本文中的司法主體是指作為個人主體的法官。

嚴格地講法律方法異化與司法方法異化并不相同，司法方法異化僅是法律方法異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態，法律方法異化的含義和范圍更為寬泛，可以延伸到檢察、行政執法、律師業務活動等領域。但本文為了論述方便、準確，不再特意區分二者，將法律方法異化的含義和范圍狹義地理解為司法方法的異化。

司法資源市場化配置的涵義是指司法腐敗的規模化和制度化，是筆者對當前社會現象特別是司法現狀進行深入思考后做出的嘗試性總結，究其實質屬于信息市場的范疇。信息市場的理論是信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59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馬爾薩克(J.Marschak)發表《信息經濟學家評論》一文，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誕生。1961年后，美國經濟學家施迪格勒（J.Stigler）陸續發表關于信息經濟學的文章，獲得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70年美國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Akerbf)提出信息市場中的“檸檬”理論，獲得2000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理論現在被廣泛應用于經濟、行政、人事等各個管理領域。本文就是借鑒這一理論，對司法活動進行分析研究。司法資源交易市場中的司法應該是指廣義上的司法，并不僅指法院的審判活動（狹義司法），其他執法權力（檢察權、行政執法權等）在運用過程中的交易行為與之相類似，甚至具有更高的市場化程度。為了論證清晰，本文僅討論狹義司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的問題。參考書目：陶長琪：《信息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司法資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司法資源一般是指法院中的職位、級別、福利待遇以及案件等；狹義的司法資源是指案件本身以及與其相關的審判權、執行權、調查權、知情權和相關司法工作成果等。本文討論的是狹義司法資源的配置問題。

凡將法律本身及其信念視為商品進行交易活動的法律工作者皆可稱為司法商人，在此主要指進行司法資源交易活動的法官，也可稱為交易法官。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有深厚的社會關系和經濟基礎，不希望變革，但又會利用變革。他們是司法腐敗的催化劑，只是更加巧妙、偽善。

本文僅以法院民事案例為模式進行解析。雖然其他案件的形式、內容與之不盡相同，但它們運行模式的實質相同。例如，似乎與市場化最不相干的殺人案件的偵查活動，犯罪嫌疑人一旦明確后，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在公安機關的偵查后期和預審階段，就有可能成為司法交易市場中的買主，掌握案件事實和法律信息及知識的公安機關或辦案人員就可能成為該市場中的賣主，商品就是案件的事實情況、證據材料的取舍和定性以及與案件有關的法律信息及知識等，其中法律信息的含義較為廣泛。如案件由誰承辦這一信息也有可能成為司法商人手中的待售商品。

指凡是能夠代表當事人的利益與案件承辦人進行交易的人，包括委托代理人、訴訟代理人、介紹案件的經紀人、當事人的各種關系人等。

這里的數字是象征性的，將各種利益量化為貨幣形式，更為直接，易于分析說明。

欠款利息、違約金、滯納金等法定的預得利益。

一些視法律為工具和手段的司法者，善于鉆取法律漏洞，利用法律缺陷，最大限度地利用司法自由裁量權，常常把某些案件處理得不合法理、民情，但監督者又無法將這些案件定為冤假錯案，因為這些案件沒有明顯違背法律、法規。所以，此處稱為不盡合法處理方式。對于那些進行赤裸裸的權錢交易，明顯違背法律、法規的冤假錯案，本文沒有涉及，因其非法性有目共睹，無須論證。

從社會現實看，法官選擇折衷處理作為結案方式，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可否認，以其他方式審結的案件也可能存在司法交易，甚至情況更加惡劣。一方面，隨著各項規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低劣的法官會有所收斂；另一方面，耿直的法官會因經常碰壁而逐漸變得圓滑。因此，采用折衷方式處理案件的法官將逐漸成為法官隊伍中絕大多數。當然，由于承辦人能力和水平有限，也會使非交易案件成為冤假錯案，這往往不通過評價機制進行淘汰，而由監督機制予以清除。同時，對交易本身要有全面的認識和理解，并非只有非法交易才構成司法交易，法律未禁止的交易同樣可能是司法交易。例如，本文模式中，法官A依人情做出折衷處理后，未接受當事人任何形式的好處。人情送給了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代理人B或C，B或C與法官A是同一法院的同事，這時，A由此得到的好處是在各項評比時，得到B和C的選票支持。這種交易雖然沒有非法性可言，但它潛在的危害性卻悄然地侵蝕著法官的心靈和氣節。

[美] 史蒂文.J.伯頓：《法律和法律推理導論》，張志銘、解興權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89頁。

參見陳金釗：《法治與法律方法》，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98—200頁。

此處承辦人包括案件主審者和案件承辦機關。特別是在主審者沒有獨立司法權的案件中，擁有司法權的機關單位便可能成為市場的賣主。

是指從事司法資源交易行為的律師，以下律師都是交易律師之意。

2002年8月26日《人民日報》14版報道，上海市徐匯區法院在刑事審判中推出一項新舉措：量刑答辯，即將法官私下定奪的事情，由當事人根據法律的定罪量刑標準先進行公開討論，然后再確定結果。這樣可以擴大法律信息的公開范圍，保障當事人的知情權，使司法信息傳播渠道暢通，減少賣方市場。

律師致富更

多的是取決于職權便利和法律漏洞，而非正常的合法收費。

[美]萬斯庭：《美國法官的工作》，載宋冰編：《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頁。

清算人員的一般方法：一是與破產企業的債權人進行擴大破產債務的交易；二是與破產企業的債務人進行縮小破產企業債權的交易；三是能夠收回的債權不作為破產財產進行登記。

可喜的是吉林省高級法院最近推出了一項新舉措：衡量一個法院審判工作，不再以收案多少論英雄。見2002年8月11日《人民法院報》第一版。

司法改革的成果中，源自山東濰坊的大立案制度是一項不錯的制度，它對案件合理、有序的分配起到了積極的促進和保護作用。但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來執行，對案件具有分配權的人利用案件本身的作用和價值，總是能把有限的權力發揮到最大限度。

審理案件怎能保證絕對規范毫無差錯？二審欲挑剔一審案件存在的實體或程序問題往往是“百發百中”，但這些問題是否足以改變一審裁判卻是有待探討的。審判實踐中，這種探討是很有講究的，絕不僅僅取決于法律本身的規定。筆者慶幸有過在一、二審法院的工作實踐，體會和認識到一些二審法官“吃法律”的內涵，如文中模式的正常、不盡合法及折衷三種處理方式，只要當事人提起了上訴或申訴，那么，該案件的審理結果就可以在三種方式之間互換，也就是說，越是精通法律的法官越能夠熟練操作法律，越能夠增加案件審理結果的可變性（改判性），間接或直接地增大了案件的可交易性，并且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這也是筆者曾經在拙作《法官的法治信念與法律適用》中論證的問題：做一個合格法官首要的、先決的條件必須是崇信法律，有正義感。另外，案件的改變，除了“權變”、“情變”的原因以外，還有一種“勢變”。“勢變”是很有學問的，在現實中便有很多交易法官借用、冒用、誤用、錯用政治之需，行違背法律之實。

作者：韓德強，男，山東省濟南市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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