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太龍與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糾紛案

周太龍與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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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安執字第149號

民事裁定書

申請執行人周太龍，男。

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陳善剛，男。

本院依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2008）安勞仲調字第42號調解書，于2009年6月1日向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發出執行通知書，責令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按執行通知書規定的期限履行（2008）安勞仲調字第42號調解書確定的義務，但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至今未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現查明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在中國農業銀行安福洲湖支行有存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八條的規定，裁定如下：

劃撥被執行人吉安潤邦纖維紡織有限公司在中國農業銀行安福洲湖支行的存款10050元至安福縣人民法院。（開戶行：中國農業銀行安福支行文昌分理處，帳號：07***22）

本裁定書送達后立即生效。

執 行 員姚 燧 彪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書 記 員朱雄

第二篇：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彭雄渾、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

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彭雄渾、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

【案 由】 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

【案件字號】(2006)民一終字第34號

【審結日期】 2006.06.02

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彭雄渾、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

(2006)民一終字第34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住×××。

法定代表人：許禮評，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林濤，福建知圓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彭雄渾(PENG STEPHEN)，1945年×月×日出生，香港居民，住×××。

委托代理人：王萍，北京市天亞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王英，北京市天亞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彭雄渾(PENC STEPHEN)及原審被告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一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5)閩民初字第38號民事裁定，駁回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本案提出的管轄權異議。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該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經審查，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一審提交答辯狀期間以其不是該案適格被告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請求駁回原告的起訴。

一審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二)、(三)項規定起訴必須符合的條件是：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可見，就被告而言，只要明確，該項條件就具備。本案原告彭雄渾起訴的兩個被告均是明確的，且具備訴訟主體資格。因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第二十二條第三款“同一訴訟的幾個被告住所地、經常居住地在兩個以上人民法院轄區的，各該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規定，一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由于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關于“其及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均不是適格被告”的主張，與本案管轄權的確定無關，其以此為由對一審法院受理本案提出管轄權異議，一審法院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二款之規定，裁定駁回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本案提出的管轄權異議。

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一審裁定不服，仍以其不是適格被告、一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為由，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院認為，當事人有權提出管轄權異議。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和第三十八條的規定，管轄權異議是指是否屬于人民法院主管或管轄的案件。本案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其不是本案適格被告為由提出管轄權異議，不屬于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管轄權異議的情形。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適格被告，應經人民法院的實體審理確定。一審法院以管轄權異議作出裁定，適用法律錯誤，應予撤銷。

由于一審裁定僅針對鴻潤錦源(廈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轄權異議作出的，不涉及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的訴訟權利，故本裁定無需列明鴻潤集團房地產投資有限公司(HUNG YUN GROUP LIMITED)在本上訴案中的訴訟地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8條第(2)、(3)項的規定，裁定如下：撤銷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閩民初字第38號民事裁定。

審 判 長韓 玫

審 判 員李明義

代理審判員宋春雨

二00六年六月二日

書 記 員宋 歌

第三篇：東方國際集團上海榮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上海峻吉貿易有限公司、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案

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05)滬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號

原告東方國際集團上海榮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東新區陸家嘴東路166號17層。

法定代表人陶洪，經理。

委托代理人羅建榮，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李佳融，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峻吉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靜安區武定路595號2108室。

法定代理人何平，經理。

委托代理人高勇，上海市前和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金匯鎮金錢公路1818號(65)。法定代表人衛夢飛，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陳旭慶，上海市國威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東方國際集團上海榮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與被告上海峻吉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第一被告)、被告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第二被告)進出口代理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1日立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第二被告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管轄權異議，本院于2005年3月11日作出(2005)滬二中民四(商)初字第7號民事裁定，駁回第二被告提出的管轄權異議。第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后于2005年4月11日撤回上訴。本院于2005年4月28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羅建榮、李佳融，第一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高勇，第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陳旭慶到庭參加訴訟。應第二被告申請，本院于2005年6月1日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學研究所對本案系爭《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和《最高額保證合同》上加蓋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與第二被告在工商機關的預留印章是否一致進行鑒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學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鑒定書。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2004年8月18日，原告與第一被告簽訂《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約定自該協議書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第一被告委托原告從事代理進口業務。同日，原告、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簽訂了《最高額保證合同》，約定由第二被告對第一被告信用證占用原告資金及授信額度累計不超過550萬美元的債務承擔無條件、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后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怡通報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怡通公司)簽訂《三方協議》，由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辦報關、運輸、裝卸貨物事宜。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上海市專利技術工貿公司陳行化工倉庫(以下簡稱陳行倉庫)簽訂《三方倉儲協議》，約定原告委托陳行倉庫代辦倉儲事宜，陳行倉庫必須憑原告的正本出倉單才能放貨。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與原告分別簽署了7份代理進口合同。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告知原告，貨物全部被上海星彥經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彥公司)騙取，并同意盡快與原告結算代理合同項下的款項。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書面確認上述7份代理進口合同項下尚欠原告貨款及手續費等共計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將其對上海子能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子能公司)的債權23，508，851.08元轉讓給原告，以沖抵第一被告對

原告的債務。現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續費以及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貨款及其相關費用合計15，887，615.27元。為此，原告提起訴訟，請求：

1、第一被告支付原告代理手續費以及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貨款及其相關費用合計15，887，615。27元；

2、第二被告承擔連帶還款責任。

原告提供了以下證據：

1、原告和第一被告簽訂的《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

2、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簽訂的《最高額保證合同》；

3、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簽訂的《三方協議》；

4、原告、第一被告和陳行倉庫簽訂的《三方倉儲協議》；

5、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原告與第一被告簽訂的合同編號為0401IM259G、0401IM260G、0401IM265G、0401IM266G、0401IM267G、0401IM271G、0401IM275G的《代理進口合同》及其進口信用證、托收承兌、付款情況表；

6、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情況說明》；

7、第一被告于2005年1月19日向原告出具的《情況說明及保證書》、《保證書》，第一被告于同日向子能公司出具的《轉讓債權通知書》；

8、進帳單5份，以證明第一被告支付了7份《代理進口合同》項下的15%的開證保證金；

9、第一被告于2004年12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情況說明》，以及原告開具給上海聚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聚彥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14張，以證明原告應第一被告的要求將編號為0401IM259G、0401IM260G合同的增值稅發票開給聚彥公司。

第一被告答辯稱：由于第一被告的經營者及相關的業務人員也已經離開了公司，代理人無法核實合同的簽訂和履行情況，對于擔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公章的真實性也無法確認。從原告提供的證據的形式上看，對原告所要證明的事實無異議。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之間存在多次的擔保關系。擔保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不應當是假的。

第一被告沒有提供證據。

第二被告答辯稱：

1、第二被告為第一被告提供過其他擔保，但沒有對本案所涉的貿易進行擔保。在第二被告確認的其他兩份擔保合同上都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簽字，而本案所涉這份《最高額保證合同》上沒有第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簽字。根據第二被告工作人員回憶沒有為這筆業務提供過擔保，所以請求對《最高額保證合同》上第二被告的章與第二被告在工商部門預留的印章是否一致進行鑒定。

2、按照合同約定，原告應當把提單交給雙方指定的報關公司，由報關公司代理報關后將貨物運至雙方指定的倉庫，倉庫按原告的指令放貨，第一被告在付款后提貨。原告和第一被告按照合同約定履行不會造成損失。但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變更了合同的主要條款，將提單交給了第一被告，第一被告辦理報關手續后，把貨交給了他的下家，致使貨物被騙。原告和第一被告擅自變更合同的主要條款，致使第二被告喪失了可能控制風險的能力，故第二被告不應該承擔連帶還款責任。

3、本案第一被告涉嫌詐騙犯罪，有多家單位向公安部門報案，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第二被告已于2005年2月25日向公安機關報案。如果經鑒定二份合同上第二被告的印章不是第二被告的真實印章，本案也涉嫌刑事犯罪，應當將本案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第二被告沒有提供證據。

原告進一步辯稱：

1、2004年8月19日左右，原告的業務員陸姿群將《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和《最高額保證合同》快遞給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聯系擔保人蓋章。同年8月27日左右，原告收到了加蓋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公章的二份合同。期間，原告的業務員巫軍與第一被告的業務員崔亦麗通過電話，崔稱當時在第二被告處，并將上述二份合同交給第二被告董事長衛夢飛，由衛在合同上蓋章。

2、原告應第一被告的要求變更了合同的履行條款，把提單交給了第一被告，由第一被告辦理報關手續。按照《最高額保證合同》的約定，《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及代理業務項下履行期限等各項條款變更無需取得擔保人同意，擔保人應繼續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因此，變更合同條款不能作為第二被告免于承擔擔保責任的理由。

第一被告進一步辯稱：第一被告本身是受害人，委托代理進口的貨物被星彥公司騙取。第一被告已于2005年1月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本案是否移送公安機關處理由法院決定。

第二被告進一步辯稱：第一被告的崔姓業務員確來第二被告處蓋過章，第二被告董事長衛夢飛是在另外二份擔保合同上簽名并蓋章，而未在本案系爭的《最高額保證合同》簽名蓋章。

第一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沒有異議。第二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證據1、2合同上的第二被告的印章的真實性有異議；原告提供的證據3、4、5、6、7，第二被告不清楚，無法發表質證意見；對原告提供的證據8、9無異議。

本院經審理查明：2004年8月18日，原告與第一被告簽訂《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一份，約定該協議是雙方委托代理業務的總協議，由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進口化工原料，協議有效期自該協議書生效之日起至2005年年底；該協議生效期間，原告和第一被告簽訂的代理進口合同或原告與外商簽訂的進口合同屬于該協議項下的分協議；該協議的保證合同、確認書是該協議的附件或者從合同，兩者不可分割；原告根據分協議的規定，對外申請開立即期及遠期信用證，若原告應第一被告的要求開立遠期信用證的，第一被告應當辦理貨物質押手續，責令運輸單位將貨物放入雙方協定倉庫，第一被告帶款提貨，在第一被告付清貨款前，原告暫不放貨；第一被告應于每份信用證開立3個工作日前支付該信用證金額15%的保證金，每份信用證對外付款日3個工作日前支付該信用證項下的全部貨款及代理手續；原告給予第一被告進口開證額度累計500萬美元，第一被告按每筆進口合同CIF總價0.9%支付原告代理手續費。該協議由原告和第一被告加蓋公章，原告、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加蓋騎縫章。

原告提供的《最高額保證合同》的主要內容為，第二被告作為擔保人對原告與第一被告簽訂《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的內容已知悉，并承諾對第一被告在上述代理業務中發生的債務承擔無條件、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擔保的最高債權額度為550萬美元；保證期間至2005年12月底；第一被告未能按上述總代理進口協議辦理貨物質押手續，造成原告墊付的，擔保人應承擔保證責任；上述總代理進口協議項下履行期限等各項條款變更無需取得擔保人同意，擔保人應繼續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該合同記載的簽訂日期為2004年8月18日，并加蓋了原告、第一被告和“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及騎縫章。

后原告、第一被告和怡通公司簽訂《三方協議》，約定鑒于第一被告指定怡通公司代辦報關事宜，故原告委托怡通公司代辦報關、運輸事宜，并將屬于原告的貨物存放在雙方協定倉庫。2004年10月22日，原告、第一被告、陳行倉庫簽訂《三方倉儲協議》，約定鑒于陳行倉庫是第一被告指定的倉庫，原告委托陳行倉庫代辦倉儲事宜，將屬于原告的貨物存放在陳行倉庫，陳行倉庫必須憑原告的正本出倉單才能放貨。2004年12月9日至2004年12月21日，第一被告與原告分別簽署了7份代理進口合同。第一被告除支付每個合同項下15%的開證保證金外，余款未付。

2005年1月18日，第一被告向原告出具《情況說明》一份，該《情況說明》的主要內容為，第一被告委托原告代理進口的7個合同項下的貨物，應第一被告的要求，原告已經將提單交給第一被告指定的報關公司報關，報關公司報關后已通知第一被告安排進倉。上述貨物本應由第一被告指定的運輸公司運輸至第一被告指定的倉庫存放，第一被告憑原告的出庫單出庫。由于第一被告與貨物的購買人星彥公司有長期的合作關系，第一被告輕信星彥公司，同意由星彥公司直接辦理運輸，倉儲手續，現發現貨物全部被星彥公司騙走，倉單系偽造。為不給原告造成更大的損失，第一被告同意盡快與原告結算代理合同項下的款項。2005年1月19日，第一被告書面確認上述7份代理進口合同項下尚欠原告貨款、代理費及手續費等共計39，396，466.35元。后第一被告將其對子能公司的債權23，508，851.08元轉讓給原告，以沖抵第一被告對原告的債務。現第一被告尚欠原告代理手續費以及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貨款及其相關費用合計15，887，615.27元。

2005年2月25日，第二被告在收到本案原告的起訴狀副本后向上海市公安局經濟偵查總隊報案，該報案報告的主要內容為，2004年8月18日、11月1日、11月10日，第二被告分別為第一被告的進出口代理協議項下信用證開證保證金的付款提供金額分別為550萬美元、135萬美元、117萬美元的擔保，第一被告提取貨物后未付清貨款，該公司的有關人員已經失蹤藏匿，造成第二被告被訴至多家法院，損失巨大，為此，請求從速立案，挽回第二被告的經濟損失。

2005年6月1日，本院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學研究所對本案系爭《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和《最高額保證合同》上加蓋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印章與第二被告在工商機關的預留印章是否一致進行鑒定。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學研究所于2005年7月7日作出鑒定書，鑒定結論為：《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中縫上蓋有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與第二被告在工商機關的預留印章相一致；《最高額保證合同》擔保人欄及合同中縫上蓋有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文與第二被告在工商機關的預留印章不相一致。本案的爭議焦點為：第二被告是否與原告和第一被告簽訂過本案系爭的《最高額保證合同》。原告認為，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上加蓋騎縫章，表明第二被告有為第一被告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最高額保證合同》上的印章不一致并不代表上述印章就是假的，而且，第二被告在本案訴訟期間還向公安部門報案，承認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爭業務的擔保，故《最高額保證合同》的真實性應當予以確認。第二被告則認為，第二被告為第一被告提供了多次擔保，向公安機關報案時誤以為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系爭業務的擔保，但事后經經辦人員回憶未做過本案業務的擔保，遂向法院申請鑒定。第二被告僅使用過一枚公章，從未使用過《最高額保證合同》上加蓋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第二被告未提供過本案業務的擔保，《最高額保證合同》的真實性不應當確認。原告為本案進出口合同擔保一事與第二被告有過接觸，但第二被告并未在進出口代理合同和擔保合同上蓋章，對于上述鑒定結論，第二被告也無法作出解釋。本院認為，綜合分析本案現有的證據材料，一方面，《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分別是第一被告和原告，原告在簽訂《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時要求第一被告提供擔保，并在該協議中載明擔保合同是該協議的附件，因此，第二被告在《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上加蓋騎縫章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以擔保人的身份所為。而且，第二被告在向公安部門報案時承認，2004年8月18日為第一被告提供了金額為550萬美元的擔保，即本案《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項下的擔保，上述行為發生在第二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訴狀副本和相關證據材料之后，第二被告作為一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企業法人對自己做出的上述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應當是清楚的，因此，上述行為在法律上屬于自認。第二被告在訴訟中先承認為本案提供過擔保，之后又推翻上述自認，但沒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先前所做的自認出于錯誤，故第二被告所作自認的意思表示是真實的，即第二被告為第一被告提供《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項下550萬美元的擔保的事實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和《最高額保證合同》上加蓋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不一致，通常情況下兩份合同不可能在同一天形成，而且，原告也不能提供證據證明第二被告在其他場合使用過《最高額保證合同》上加蓋的“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的印章，因此，尚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第二被告在《最高額保證合同》加蓋印章。另外，從兩份合同的內容上看，《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規定原告為第一被告開立遠期信用證的，第一被告應當將貨物質押給原告，并詳細約定了貨物的報關、倉儲以及帶款提貨等質押手續，第二被告提供擔保的責任范圍僅限于貨物按約質押后所存在的風險；而按照《最高額保證合同》的約定，原告和第一被告變更上述總代理進口協議項下包括辦理貨物質押手續等各項條款，無需取得第二被告的同意，第二被告仍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較《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的約定明顯對擔保人不利，第二被告在明知主合同內容的情況下，在同一天又簽訂內容截然相反的擔保合同，既不符合邏輯，又有違情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難以認定原告提交的《最高額保證合同》系第二被告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內容。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原告和第一被告簽訂的《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合法有效。原告和第一被告在履行該協議過程中變更了部分條款，不影響第一被告履行付款義務，現第一被告未按約支付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的款項及代理費用等已構成違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原告要求第一被告支付代理手續費以及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貨款及其相關費用合計15，887，615.27元應予支持。縱觀本案的證據材料，第二被告雖然為第一被告提供了本案《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項下550萬美元的擔保，但原告提交的《最高額保證合同》尚難以認定是第二被告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內容。而系爭代理進口協議項下的損失，正是由于原告和第一被告變更有關貨物質押的約定，未辦理貨物質押手續所致，按照《委托代理進口協議書》的約定，由此造成的損失也在第二被告承擔的擔保責任范圍之外，故原告要求第二被告承擔擔保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難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第一款、第四款之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上海峻吉貿易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原告東方國際集團上海榮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代理手續費、原告墊付的信用證下貨款及其相關費用合計人民幣

15，887，615。27元；

二、原告東方國際集團上海榮恒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89，448元，由被告上海峻吉貿易有限公司負擔。鑒定費人民幣800元，由被告上海衛邦建材有限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交副本，上訴于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馬昌駿

代理審判員 徐子良

代理審判員 朱志紅

二00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書 記 員 趙 煒

第四篇：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東莞市福龍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江門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東莞市福龍實業投資有限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江門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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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東莞市福龍實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龍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江門市中塑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塑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東一法民二初字第4746號民事判決，向法院提起上訴。法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該案。

中塑公司向原審法院起訴稱：中塑公司與福龍公司一直有業務往來，福龍公司向中塑公司購買波紋管，福龍公司支付了部分貨款，尚欠中塑公司貨款280053.11元，于2012年8月1日福龍公司寫下了欠款單，保證于2012年10月30日前還清，欠款到期后，中塑公司多次向福龍公司追討，福龍公司一直拒不支付。福龍公司沒有按照約定還款已構成嚴重違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逾期付款款違約金應當按照何種標準計算問題的批復》：對于合同當事人沒有約定逾期付款違約金標準的，人民法院可以參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借款利息的標準計算逾期付款違約金等規定，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利率并參照中國人民銀行逾期貸款利率計算，從2012年11月1日起計算，暫計至2013年8月10日止，從2013年8月11日起至判決福龍公司還款日止，判決生效后的利息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加倍支付，共計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計298545.95元。綜上，為維護合法權益，中塑公司特訴至法院，請求判令：

一、福龍公司支付貨款280053.11元及利息18492.84元，本息合計298545.95元給中塑公司（注：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貸款利率計算，從2012年11月1日起計算，暫計至2013年8月2日止，從2013年8月3日起至判決福龍公司還款日止，判決生效后的利息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規定加倍支付）；

二、該案訴訟費用由福龍公司承擔。

福龍公司向原審法院答辯稱：確認有欠中塑公司款項，但福龍公司已經歸還部分貨款，現在只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福龍公司不存在一直拒不支付款項的行為，福龍公司一直有向中塑公司還款，雖然欠款單上約定還款時間，但雙方通過電話口頭達成協議，中塑公司同意福龍公司分期還款，且由于中塑公司提供的貨物存在質量問題，福龍公司要求退貨，才暫緩了還款，因此中塑公司要求逾期利息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案涉雙方素有業務往來，福龍公司向中塑公司購買波紋管。2012年8月1日雙方進行對賬，確認截止到2012年8月1日福龍公司尚欠中塑公司波紋管貨款386553.11元，減免106500元后尚欠280053.11元，中塑公司據此起訴福龍公司要求其還款280053.11元。福龍公司確認欠款單的真實性，但認為對賬后雙方又發生新的交易，福龍公司也歸還了部分貨款，現只欠中塑公司貨款176922.87元。福龍公司為證明其主張向原審法院提供了訂貨單、退貨單、對賬單、銀行轉賬單、賬戶資料為證。中塑公司對福龍公司提交的證據的真實性均不予確認，亦不確認福龍公司的主張。

中塑公司在立案時提出財產保全申請，但中塑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以無法提供擔保

為由撤回財產保全申請。

以上事實，有中塑公司提供的欠款單、利息計算表，福龍公司提交的訂貨單、退貨單、對賬單、銀行轉賬單、賬戶資料、庫存處理協議書，以及原審法院的庭審筆錄等附卷為證。

原審法院認為：該案的爭議焦點為福龍公司拖欠中塑公司貨款的具體數額。一審庭審過程中，雙方均確認福龍公司通過傳真訂貨確認書的方式進行訂貨，且在雙方于2012年8月1日對賬之后還繼續發生業務往來。雖然中塑公司不確認福龍公司提交的訂貨單、退貨單、對賬單、銀行轉賬單、賬戶資料，但中塑公司未能按照原審法院指定的期限提交后續交易的相關單據，且福龍公司提交的部分轉賬憑證、訂貨確認單、對賬單、退貨單與福龍公司當庭提交的訂貨確認單、訂貨單相吻合，福龍公司提交的上述資料亦能相互印證，故對福龍公司提供的證據予以采信。從福龍公司提供的2013年7月26日的應收賬款對賬單上顯示，截止2013年7月26日，福龍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貨款177374.85元。2013年8月5日，福龍公司又向中塑公司訂購價值27766.8元的貨物，且該筆貨款于2013年8月6日支付完畢，但從2013年8月6日的送貨單上顯示，該筆貨物有退款451.98元，故福龍公司尚欠中塑公司貨款為176922.87元，對中塑公司超出部分的訴訟請求，原審法院未予支持。至于中塑公司主張的利息，雖然雙方在2012年8月1日的欠款單上約定2012年10月30日前還清，但后續雙方又陸續發生交易，導致貨款數額不斷發生變化，且福龍公司也歸還了部分款項，故利息應從雙方最后一次交易（2013年8月6日）時開始計算，以176922.87元為本金，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至判決確定的清償之日止。

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五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原審判決如下：

一、福龍公司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內向中塑公司支付貨款176922.87元及利息（利息的計算，以176922.87元為本金，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從2013年8月6日起計至判決確定的清償之日止）。

二、駁回中塑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如福龍公司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該案一審訴訟費2889元，由中塑公司承擔1156元，福龍公司承擔1733元。

上訴人福龍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法院提起上訴稱：庫存處理協議書是福龍公司在2013年8月3日就有關需要退貨的庫存數量傳真給中塑公司后，中塑公司將上述庫存的處理意見以傳真的方式于2013年8月6日回傳給福龍公司。中塑公司的回復內容是上述管材存放時間較久（近兩年半），回收后無法按照正常產品銷售，只能按次品或回爐處理，因此經研究決定，上述產品按7.5折回收（含破裂管）。根據庫存數量乘以進貨價格，按照7.5折后需要退貨的金額為179733.71元。根據雙方的交易習慣，應當由中塑公司將需要退換的貨物運回，相應的退貨金額應當在以后的交易中進行相應抵扣，中塑公司所欠貨款只有176922.87元，抵扣上述退款后，中塑公司還需要向福龍公司支付部分退貨款。福龍公司在一審庭審中明確了沒有支付中塑公司部分貨款是因為中塑公司沒有按照約定處理上述退貨事宜，也沒有在貨款中扣抵退貨的相應金額（福龍公司已經支付了上述需要退貨的貨款），但一審法院沒有認定該事實，也沒有審查關鍵證據庫存處理協議書。綜上，福龍公司上訴請求判決：1.撤銷原審判決第一項，駁回中塑公司的訴訟請求。2.該案一審及二審的訴訟費全部由中塑公司承擔。

被上訴人中塑公司向法院書面答辯稱：1.福龍公司在一審庭審中已明確尚欠中塑公司176922.87元，并當庭表示愿意還清該欠款。福龍公司在二審之前并無提出要求中塑公司退貨的問題，可以看出福龍公司并沒有要求過退貨。2.中塑公司從來都沒有同意過福龍公司退貨，福龍公司也從來都沒有向提出要退貨或者提出質量有問題。雙方更沒有對退貨的問題正式確認過。中塑公司從沒有發過有關退貨的傳真，是福龍公司偽造出來的，而且傳真件的內容沒有任何可以證明是得到中塑公司的確認同意可以退貨的，既沒有中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確認，也沒有中塑公司的蓋章。3.案涉貨物至今賣給福龍公司已長達三年多的時間了，即使至今還沒有賣出去，但存放時間過久，已不值錢，中塑公司是不可能會同意回收的。綜上，中塑公司請求法院判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經審理對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另，福龍公司于二審期間向法院提交中塑公司不合格產品退貨明細表及送貨單，擬證明退貨的單價及總額。中塑公司對福龍公司提交的新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均不予確認，并主張前述明細表為福龍公司單方制作，不應采信。

以上另查事實，有不合格產品退貨明細表、送貨單和法院二審庭審筆錄附卷為證。

法院認為：該案為買賣合同糾紛。福龍公司與中塑公司之間存在真實有效的買賣合同關系，法院對此予以確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規定，法院依法對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該案二審爭議焦點為：福龍公司主張的退貨款是否應在貨款中予以扣除。

福龍公司確認其尚欠中塑公司貨款176922.87元，福龍公司現主張依據庫存處理協議書在貨款中應扣除退貨款179733.71元，抵扣之后，福龍公司無需再支付案涉欠付貨款。對此，法院認為，案涉庫存處理協議書為傳真件，其上沒有顯示有中塑公司員工簽名，且該協議書上加蓋的公章模糊不清，難以分辨，無法確認是中塑公司的公章。在中塑公司對該份協議書的內容不予確認，且福龍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法院對福龍公司該項主張不予支持。原審法院依據福龍公司確認的欠款事實判令福龍公司對中塑公司支付尚欠貨款176922.8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據，法院予以維持。

綜上，福龍公司的上訴請求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法院未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法院予以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