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民主化與職業化

“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職業化”

從定義看，“司法民主化”的提法實屬同義反復。在“司法民主化”是同義反復的前提下，我雙手贊同“司法民主化”這一提法。換言之，獨立的司法不可能是不民主的，反之，一個健全健康的民主社會也不可能沒有獨立的司法。理由何在？在這次“司法民主化”的學者討論中，論辯雙方都把托克維爾對美國司法的觀察作為各自論證的重要理論資源，但問題是：托克維爾論說中的要害是什么？所以關鍵還是對托克維爾論述的理解。托克維爾曾說，在美國，以法官為首的法學家階層是這個民主社會中唯一的貴族階層，在這個意義上，司法似乎是職業化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討論司法運作時，托克維爾又同時指出，通過陪審團等機制，法律家的精神將超越法（學）院的圍墻而對社會產生廣闊深遠的影響，民主社會的所有政治社會問題最終都要轉化為法律問題來解決。在這個意義上，司法似乎又是民主化的，深入人民大眾的。我同意托克維爾的論述是對司法民主化問題最有見地的經典闡釋之一。我對托克維爾上述觀點的理解是，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才能有真正的司法；也只有實現了司法的真正獨立和專業，才能維護民主本身。因此，“司法民主化”的提法放在托克維爾的語境中是不錯的，也符合廣大人民對于司法的基本期待。但如果司法失去了自身運作的邏輯和運送正義的方式，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品格，不能與社會尤其是與強權保持一定的距離，那么其結果不僅是司法沒有了尊嚴，放棄了責任，而且民主本身將喪失光彩，失去可靠的保障。正因如此，托克維爾才說司法既是對民主社會的弊端和激情的最佳制衡力量，同時也是避免民主走向危亡的一個最重要的捍衛力量。

這樣看來，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抽離了“司法”的民主化根本就談不上什么民主，而只能是偽民主的司法民主化和反民主的司法民主化。我們看到，在一個個影響重大的案件中，就拿2008年的周老虎案和楊佳襲警案來說，老百姓對判決的不滿，與其說是對結果的不滿，不如說是對司法運作過程不公開、不透明、不獨立、不專業、沒有遵循基本程序等方面的不滿，比如對于楊佳案的審判，民眾的普通看法是，殺了那么多人，殺人抵命，這個沒問題，我們都毫無意見，但你不能讓我們這些不懂法律的人都覺得你這個審判過程不可思議、不可理喻，讓人失望，等等。因此，如果非要強調司法民主化，那么我們完全應當將司法民主化理解為司法響應民眾的聲音和訴求。而民眾對于司法最為強烈的聲音和訴求就是：司法應該更職業更獨立，要把司法作為一個公開的、專業的、說理的、公正的平臺。司法的運作要證明法律是嚴肅的、神圣的、統一的，而不是一種兒戲。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提出的一個命題就是：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職業化；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獨立化。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托克維爾所描述的狀態：所有的政治社會問題都轉化為法律問題來解決。而我們現在的司法民主化，似乎有將所有的法律問題都淪為政治和社會問題來解決的趨勢，這是值得憂慮的。

2008年的諸多事件已經表明，司法和法律職業的發展已經處于內外交困的亂象局面。司法的不獨立導致楊佳等案件的判決過程疑竇從生，無法服眾；而法院系統內部揭露出來的級別越來越高的腐敗也使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降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這到底是司法民主化運動的勝利還是失敗？我已經無言以對。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司法危難的時刻，我更加相信，只有一個獨立的、專業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才能最好地呼應人民的要求，才能避免社會陷入無法博弈的僵局，才能用最小的代價來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方面，臺灣目前針對陳水扁啟動的司法程序，其實給了我們一個極佳的示范。在一個真正擁有獨立司法的民主社會中，無論案件涉及怎樣的高官級別，無論案件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影響，它都會因為秉持就事論

事的立場、尊重各種各樣的聲音（包括民眾、原告、被告、律師、法官）、允許公開透明的監督、提供理性辯駁的舞臺、保留妥協博弈的余地、崇尚司法獨立的尊嚴、相信民眾判斷的能力，從而使社會不再走回頭路，而穩步地向前發展。司法民主化就是要使司法成為為民主而不懈斗爭的場所。我們必須相信，相比通過上訪而斗爭、通過殺人而斗爭，乃至通過革命而斗爭來說，法庭斗爭的方式是最理性最值得提倡的。法庭的斗爭歸根結底不是要使社會發生震動或毀滅，而是一個民主的訓練過程、文明的訓練過程，它帶來了新的思維方式，培養新的生活習慣，塑造新的民情，從而有助于使社會建設性地走向正義，并去保衛那正義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我由衷敬重那些尊重國家法律，并以國家法律為武器去維護國家人民利益的維權律師們。他們在為一個個具體的個案而艱辛努力，他們是偉大的行動者。

我們都在法律之下生活。一個民主的社會，首先是一個法制的社會。尊重司法就是尊重民主。所以，對“司法民主化”更具修辭色彩的定義就是：如果法律死了，那么人民也就死了。

司法改革的職業化和民主化可以兼容

司法改革的職業化狹義上的概念僅指法官的職業化。但是，法官的職業化必須以司法獨立為前提，否則沒有實質性意義。因此廣義的職業化概念，應包括法院的獨立化和法官的職業化兩方面的內容。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并非由人民群眾決定司法，而是人民群眾對司法過程的適當參與。

我國的法院主要在三個方面受到其他機關和因素的制約，包括人事、經費和審判方面。在幾乎所有國家，法官的提名權和任命權掌握在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手中。從法官的任命角度上講，政治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司法。例如在美國，法官的提名權屬于總統。總統對法官的提名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為了減少政治影響，一些國家設立了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司法委員會。專業委員會負責對候選人進行評價和排序，總統根據專業委員會的意見提名法官，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司法提名的客觀和公正性。至于行政機關控制法院經費的弊端，法學界已基本形成共識，本文不再討論。

對法院審判過程的干預來自四個方面：權、錢、情以及當事人的武力威脅。其中，前三個因素比較普遍。雖然憲法明確規定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但是黨委和政府經常干預司法進程。合法的權力干預包括：政法委對法院的干預、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干預、審判委對合議庭的干預等。本文注意到有人對政法委的職能和定位持有異議。

非法的權力干預主要是黨政機關或法院的領導對審判過程的干預。與合法的權力干預比較，非法的權力干預主要來自個人而不是組織，其特征是超越法律程序干預案件。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有清楚的界定，但執行中如同一紙空文。

《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的若干規定》指出：“人民法院領導干部非因履行職責，不得向審判組織和審判人員過問正在辦理的案件；不得向審判組織和審判人員批轉涉案材料。上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非因履行職責，不得向下級人民法院過問正在辦理的案件；不得向下級人民法院批轉涉案材料。”；“人民法院領導干部和上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因履行職責需要對正在辦理的案件提出指導性意見時，應當以書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辦人記錄在案。”

除此之外，法官還受到金錢和人情因素的直接影響。非法權力干預也往往與金錢和人情因素有關。金錢干預就是對法官行賄，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人情干預指的是當事人與法官具有各種各樣的關系，從而影響了法官的客觀、中立性。對某些情形，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法官回避。

政治和司法不能絕對分開。首先，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其次，立法和法官的任命都是政治活動。我贊成將政治和司法相對分開。法官既不應該依照領導意圖，也不應該依照民意，而應該嚴格依法判案。如果法律有問題，應由立法機關修改。在理想的法治社會中，上述原則毋庸質疑。

什么時候法官不考慮領導意圖，什么時候就可以不考慮民意。但是中國的現狀是權、錢、情嚴重干預司法，民主化在目前階段是司法不公的有效補救手段。解決司法不公的措施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將審判過程公開化、透明化，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媒體和民意是人民參與司法最主要的途徑。鄧玉嬌案、李莊案等眾多案件表明：民意可以有效地糾正司法不公。

考慮民意并非惟民意馬首是瞻。法官只應堅持“一個至上”，也就是“法律至上”。但是，每一個國家都存在著惡法。在某些情況下，“良知高于惡法”。例如，德國對射殺翻越柏林墻逃亡者的軍人因格·海因里奇的審判。同時，“良知高于惡法”的適用應受到嚴格的限制。

相反，鼓吹司法民主化的人，基本上不反對職業化。但是他們強調民主化優于職業化。例如，何兵說：“我的全部立場是：中國的司法改革應在法官職業化與司法民主化兩條道路上同時推進，而且法官職業化決定于司法民主化。沒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沒有前途的司法。”[4]陳忠林說：“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民主化必須優于職業化，必須以民主化來促進職業化。”[5]

我雖然支持司法的民主化，但與何兵和陳忠林存在理念上的區別。何兵說：“如果沒有普通人民的涵養和制約，職業法官自身官僚化以及與其他官僚一體化，將是不變的結局。”[4]我認為：當中國進入法治社會，當各種制約、均衡措施有效施行后，可以將審判權放心交給法官；但是在禮樂崩壞的年代，人民群眾必須自發地行動起來，對法官進行制約。

陳忠林說：“司法必須講良心”；“講法必須講理”；“良心教育優于業務教育”。[5]我反對將法律道德化，認為：法官只能堅持“法律至上”這一個“至上”；“良知高于惡法”的原則可以適用，但必須加以限制。

法官職業化最主要的是使法官具有一定的專業背景和職業道德，能夠依法判案。司法民主化最主要的是使人民群眾有效地監督司法，制止法官的官僚化和腐敗。

何院長說，司法完全偏離了人民的方向。這也沒有說錯，貪污腐敗把錢都弄到自己的腰包里這是反人民的。但癥結不在這里，在我們看來，不是司法偏離了人民，而是司法在執法的過程中偏離了法律。從我們這個立場來看，我們是要通過制度要讓司法對法律負責，而不是對人民負責。這兩個命題在本質上是不完全一樣的，這是大家需要區分的兩個命題。

我認為司法是非政治化的，這是我們爭論雙方的共識。

司法的職業化推進不下去是因為司法遭遇權力的抵制，一旦搞司法公正、司法獨立，法官真正要對法律負責，問題就出來了，因為它會觸犯既得利益。這就是司法改革為什么不能深入的原因。

司法要獨立于權力，這是我們的共識。

第二篇：解析司法職業化與司法的社會需求

司法職業化與司法的社會需求

朱蘇力

【摘要】中國整體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確實存在法律缺失的問題。但是就現在的中國來說，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比如說在基層調解是解決糾紛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時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識。很多當事人看到判決書，不會去看里面的法律論證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論，他們只會去看判決，到底自己是贏了還是輸了。拿許霆案來說，第一審判決書寫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滿意;而二審判決書不過是說了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是最終的判決卻能夠讓老百姓滿意。道理誰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實施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很高興來到西安交大。因為是傍晚來的沒有看到校園，所以我不敢說是不是美麗的校園。美麗不美麗不重要，西安交大在全國的名聲是非常響亮的，是一所很有名氣的院校。盡管法學院才剛剛成立，但是在單院長和許多老師的努力下，正在蒸蒸日上，今天能夠應聘擔任西安交大法學院的兼職教授也是我的榮耀，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西安交大做這次講座。因為作為兼職老師首要的職責就是教書，所以接下來我就進入今天的正題。談一下中國的司法職業化與司法的社會需求。

大家知道，我們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司法、法制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司法在過去的十年當中，從99年開始，從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事實上更早，在90年代中后期，從中世紀開始，就開始了司法改革，實際上我們現在看到的司法改革一些困境，具體的問題在哪里，可能除了學習法律的一些人，其他人很難注意到。對近來中央的一些重要決策，比如說強調三個至上，強調司法的密集性，強調社會主義法制理念也關注甚少。為什么說要強調，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呢，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對司法改革并不滿意，不管你司法怎么改革，如果老百姓意見很大，不能理解并體會到司法改革的好處，也是沒

有用的。比方說我朱蘇力教書教得好，但是你聽完他的講座之后覺得他講得不怎么樣，甚至說不如張三，不如李四講得好，那你會覺得憑什么朱蘇力是北大的教授，不過是濫得虛名。而所謂改革也是一樣，就是要讓老百姓得到實惠。當然我們不能說老百姓的期待全都對，因為這個社會在發展所以老百姓的預期會比較高，或者說我們當年提出社會主義法制改革的時候提得太高，比如實現正義。因此我有任何感到不滿意的地方，我就會覺得這個改革是沒有用處的。

但是不僅僅如此，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說司法的腐敗問題，我們以前可能覺得司法不公，或者說司法出了什么問題是對法律知識了解不夠，是過去不重視法制，是左傾思想的影響。有這些因素但是我們發現并不全是這些因素。有很多法官現在貪污腐敗恰恰是知法犯法。拿最高法院的副院長某某XXX為例，都已經到那么高的位置了，什么博士生導師啊，博士學位都擁有，但是據說在受管制的時候還一次性接受了300萬的賄賂，而這個賄賂人是他同學。他自己給自己訂了條規矩，我不收其他人的禮金，只收同學錢。但是收同學的錢，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反而更大，因為這當中有很多都是律師行業的，當然最后出賣某某XXX的也是他的這些同學。這還不僅僅如此，改革十年以來，全國國歷屆的高院院長，一共有7任都出了事情，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這個比例能夠占到了四分之一。為什么說很多人現在懷念毛澤東時代，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貪污腐敗，社會相對比較平整，但是大家也都很貧窮。中國的富強靠的就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但是你出現的這些問題，最后極有可能會毀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毀了中國。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干部沒有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自然不會滿意。

這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法官也不滿意。法官不滿意一個最大的特征是，在過去五年當中，據我們最高法院副院長講，法官流失了上萬名。所謂流失，就是因為覺得這個工作已經不值得我干，就象你為什么會從大學里流失出去，可能就是因為你覺得大學里收入太低，工作太累，所以就會去其他部門尋求更好的工作。那么這個法官的流失就意味著法官對這個工作的不滿。如果說改革了，人民沒得到好處，法官沒得到好處，而且又出現腐敗問題。還有更嚴重的是我們現在中西部法官的斷層現象劇烈，這是2003年在推動司法考試進行改革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國5年之后法官群當中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就象陜西這樣的法律教育大省，每年至少有30名法學本碩博的畢業生，但是在陜西有20多個縣法院里面沒有一

個法學本科畢業的大學生。而這種情況在80年代之前卻是有的，雖然那個時候法制教育不發達，但是一些院校還是可以向基層輸送人才的。現在的情況卻是不僅基層法院，一些中級法院也存在這樣人才缺失的現象。陜西在西部來說已經是相對比較發達的大省了，雖然現在還不能跟江蘇，浙江相比，但是在周邊，你與甘肅相比，與新疆相比已經算是政治文化發達的地區，而在那些地區的情況更為糟糕。如果中國的法律體制最后建設成基層沒有法官的情況，那么要司法改革，要法官職業化，專業化就失去了前提。而另一方面我們都了解，在城市地區聚集著大量的法學專業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法學專業的就業率在所有專業當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僅達到百分之六十。這也體現了法制教育，司法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存在不是要全盤否定，而是提醒我們不能僅僅只看到改革的成績，成績固然要看到，也要看到這些問題，并找到解決的途徑。那么究竟是哪些地方出的問題呢?這要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國情，這些問題本身并不是法律教育的問題，不是司法本身的問題，而是說司法要滿足的社會需求，要適應的國情跟實際情況不吻合。舉個例子來說，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別人都覺得他們很好，他們也想好起來，但就是好不起來。而許多包辦婚姻也是這樣，兩個人沒有人覺得不好，都是覺得天造地設的一對，但兩個人就是好不了。就象賈寶玉和薛寶釵一樣，大家都覺得兩個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是賈寶玉偏偏最喜歡的是林黛玉。當然他也喜歡薛寶釵，但那只是男孩子的一種習慣而已。

因此我們回過頭來看，不要只看司法當中的一些問題，而是要看中國的國情中哪些因素使得中國的司法制度，法律教育，司法改革不能適應當代中國發展的需求。那么中國到底存在著哪些因素呢，簡單一點講就是說中國是大國，大國就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狀態。大國意味著有城市和農村的差別，意味著民族的多元化;而中國的情況跟美國又不相同，美國的話簡單描述就是在大街上走的有美國人，有亞洲人，又有非洲人這樣的情形;而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國總體上來說是一個大雜居小聚居的國家，在某個地方可能全部是漢族，某個地方全部是蒙古族。美國所存在的僅僅是膚色上的差距，但是他們的文化是一致的。而許多時候這種文化上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

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它的這些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講，中國的每一個省每一個自治區單獨拿出來放到世界上都不能算是一個小國，最起碼也是一個大國。它的一億多人口，巨大的外貿總值在世界

上都能夠排到前位。象江蘇浙江至少也有八九千萬，而陜西就算只有五千萬，也就是比法國稍微小一點。就比如說你做一個小秤桿子很容易，但是你要做一個一百米多長的秤桿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又象是一個家庭，一個三口之家和一個五口之家是不一樣的，一個小企業和一個大企業是不一樣的，西安交大和西安外國語大學也是不一樣的，雖然都是大學。為什么說現在的年輕人結婚之后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說他們不孝順，只是所多兩個人是一樣的，在做決定的時候你也要多考慮兩個人的意見。如果我們兩個人是夫妻，今天晚上要出去看電影，那么提前就要告知兩個人，考慮這兩個人的意見。如果一個七口之家，一個十機口之家就會七嘴八舌。人多好辦事，但是人多難決策。眾口難調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是你只在上海實行改革，那會不會很難。新加坡是個法治成功的國家，但是新加坡只有四千萬人口，相當于半個西安市。香港治理得很好，但是香港只有600多萬人口，相當于半個深圳。有些東西看上去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實施起來卻面臨很大的困難。不要以為我們一直在強調中國國情，強調中國特色，是沒有意義的概念，恰恰這些是有意義的。人口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我們先講城市與農村的問題，我們知道法律更多的是適用于陌生人中間的。今天單院長請我來做講座我們沒有簽合同;但是如果一個陌生人要請你來做講座，你很可能要到外面請一個人來見證合同。你們同學之間會借錢，你們不會簽合同。但是今天我向你借錢的話你肯定要寫個借條，如果說不好意思的話，也會找個同學來證明一下。如果今天來得不是朱蘇力，而是北大的一個同學要跟你借錢，你肯定也要寫個字據。就是說法律更多的是處理陌生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城市的關系。為什么說大量的律師聚集在城市，因為在城市里，你做生意，要跟許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你們之間的交易，需要一個法律使這種關系穩定下來，提供一個保障，從而使自己不至于會吃虧。因此說在任何一個國家里，律師，或者說法律事務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很少有律師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在一個鄉鎮里你幾乎很少能夠見到律師，因為它不需要。但是在城市里面，象國際貿易，知識產權，反托拉斯之類，甚至刑事案件都需要法律，需要律師。想一下我在來到這里之前，也就認識單院長和某個老師，我們就是陌生人。法律更多就是為陌生人為城市生活服務的。雖然說中國在迅速的城市化商業化，但是中國的法制并沒有隨之發生很大變化，中國的法制是伴隨著整個社會的市場經濟，社會關系而慢慢改變的。在三十年以前中過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農村人口，而現在中國大概每年以一個百分比的速度，農村

人口在減少，城市人口在增加。因此我們現在有百分之五十的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十的城市人口，雖然只是個樂觀的數據，但按照這種速度下去，再過幾年中國大概會有百分之八十的城市人口，所以法律是必須要發展的。

而從另一方面講，法律也是城市人才能夠消費地起的，城市人的收入比較高，包括貪官污吏，是更能花得起錢的。法律有時候可以說是富家子弟，富家子弟往往心腸比較好，說是要為窮人打官司，但是你骨子里還是富家子弟。法律是想幫助窮人，但卻沒有幫助窮人，因為是窮人消費不起的。大概在幾年前，深圳律師的收費就是300塊一個小時;北京是500美金一個小時。這不是一般人能夠消費得起的。我們學法律不是要學得多深入，而最主要的是學會面對這個真實的社會，了解現實法律是什么樣子的。而這種真實的現實社會不容易改變，哪怕你個人想要改變，也很難改變。商人就是主要集中在城市，就能夠花幾百萬去請一個律師，我們能把這些律師都派到農村去嗎?不能，這就又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也不符合人才的自由流動原則。而農村為什么不需要律師呢，主要是它是熟人社會。熟人之間是不敢做壞事的，而陌生人之間騙錢就騙了。但是熟人之間不同，比如我借了單老師錢不還，單老師就有可能提著菜刀來找我了。或者說對我的聲譽有影響，別人說我借錢不還，以后不要借錢給他，那我以后就很難在社會上立足，借宋丹丹的話來說就是：以后怎么在演藝圈混?拿小時候為例子，比如說你要借我變形金剛玩，我不借給你，那你說我不跟你玩了，這句話就會讓我把玩具給你的。因為每個人的骨子里都是害怕被疏遠，被孤立的。所以說這是在熟人之間很有力的砝碼。而且在熟人之間我們知根知底，你知道我借錢不還，那你可以找個借口不借給我。但是陌生人就不一樣了，比如我現在捅你一刀明天就回北京了，我也不會管你怎么樣的。所以有陌生人之間更需要這樣的法律保障。中國有一句話叫救急不救貧，這跟銀行貸款是一個道理，你資金很緊張，銀行可以借給你，但是你說你根本還不起貸款，銀行自然不會貸款給你。

在農業社會當中，信息收集是相當方便的，甚至在農村大家都不怎么用大名，用什么山柱啊，秋菊啊，但是大家相互都很熟悉。當然在農村也是有糾紛的，不過都是小糾紛而已。拿秋菊打官司為例，秋菊與村長的關系被破壞了，應該怎么解決，這就引出了現代法律理念與舊時期的農村傳統思想觀念的矛盾和碰撞。

在中國，由于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這種情況很比較復雜。在東部沿海地區，即使是農村也是很商業化，很現代化，而在西部地區，即使是城市，有時候也相當于是半個農村。就象是陜西的一些縣城基本上也是熟人社會，你一回到家，你所有的同學朋友都遍布在縣城的各個角落里，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幾乎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正是這種不平衡性，它影響了對法律的需要，也影響了需要什么樣的法律的問題。我們在學校學的國際法，反壟斷法，國際貿易法，拿到縣城去根本不會用得上。這跟自然科學不一樣，科學技術越發達越有實用性，而法律越先進，到基層越不能夠被應用。這就是為什么北大的學生為什么都不到基層，因為他們在學校里學的東西在基層沒有辦法被應用，只適合留在城市當中。再提到中國的古代教育，是學成之后先出去，然后慢慢得落葉歸根，再回到家鄉做一些事情。但是中國的現代教育模式的結果是，你在城市接受教育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因為你所學到的知識在農村是沒有用的。

另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語言，這也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原因。比如說你在新疆維族自治區招考法官，要考英語，那么當地人就會覺得自己連漢語都不會講，學英語有什么用?你在一個講維語的地區想著普及英語與國際接軌，有什么實際性的意義呢?就是說不是是知識就有用，要看對什么人，用在什么地區才可以。你到西藏，你要考海商法，那當地人就會覺得我們這輩子能看到海嗎?考這個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說如果中國的法制建設，中國的法學家們關注的只是東部沿海，大城市的一些法制發展，同國際接軌，那就不是在解決中國問題，而只是在作秀。如果你到寶雞，咸陽的縣里，你學的東西根本沒有辦法用得上，而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你所關注的只是申請出國，去哪去哪，不關心中國的這些基層問題，那真的是很讓人心痛的。

中國整體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確實存在法律缺失的問題，在外商投資，引入外資的狀況下，相關國際貿易法，海商法的缺失確實是個大問題。但是就現在的中國來說，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就象是有很多的法律知識是學校里學不了的，你要到法院，到基層才能學到。比如說在基層調解是解決糾紛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時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識。我們學法的人可能會覺得調解是個比較落后的解

決途徑，但對老百姓來說，他不在乎你是用先進還是落后的解決方法，對老百姓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們的糾紛有沒有解決。很多當事人看到判決書，不會去看里面的法律論證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論，他們只會去看判決，到底自己是贏了還是輸了。拿許霆案來說，第一審判決書寫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滿意;而二審判決書不過是說了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是最終的判決卻能夠讓老百姓滿意。道理誰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實施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們要去農村解決糾紛的時候，就不一定要靠法律，就需要調解。調解不僅僅是對法律知識有所理解，調解要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說當事人兩者之間的關系，比如說調解人必須要有威嚴，有權威，資歷上的權威和年齡上的權威。一個剛畢業的法學畢業生去調解，就比較難讓當事人接受。所以我們看一般解決糾紛的一般都是長者，并不是說這個長者就要比15，6歲的年輕人知識積累多，聰明，但是社會傾向于接受長輩的調解。而法律上把人際關系都看成陌生人的關系，涉及利益的時候就很難分清。有很多存在的問題，包括在農村出現的問題，比如說一對年輕夫婦，男方進城打工，幾年下來成為一個小富翁，有了一定的資產積累，也有了小蜜，就想回來跟女方離婚。在這種情況下，你如果去依法辦事，這是不公平的。當然你不能說男方錯了，環境變了，心理變了，自然生活也想發生變化。如果這是在城市，很正常，雙方都經濟獨立，感情破裂之后分開很正常。不過發生在農村，情況就會不同，你出去打工，女方幫男方把孩子撫養大，沒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如果法官直接根據法律判決，對女方是不公平的。這就涉及到了你到底應該使用判決還是調解來解決問題。而你不能因為在城市用大量的判決，你就一直使用判決，包括在農村。這其實涉及到法律利益集團的問題，我們學法律的人，更擅長審判，我們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識，也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更多的利益。而所謂的調解，一個轉業軍人的調解能力并不比一個法律本科生差，這就造成了對法律知識分子的一種利益侵犯。

當我們社會的法制改革僅僅是在關注城市小部分人的形式化的時候，它實際上就脫離了大多數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脫離了中國中西布地區廣大人民的需要，注重法理，注重法律變更程序，條文形式，但是這些方面的改革并不能說服人民。他們只關注結果。

這都是中國法律改革面臨的實際。所以我們今天在講這些問題的時候，在學習法律的時候，要意識到這些，但更重要的是怎樣去面對這些問題，而且中國是大國，不管你將來在哪里，許許多多的法律問題都會存在。舉個例子，電影《色戒》，有人會說色戒在中國是刪減版，而沒有完整版，從而提倡中國電影的分級制度。但是我們注意到各大電影院線都是在大城市，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文化也有差別，很難制定統一的標準。另外在中國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與家人，一大堆人一起去。我們可以組織全班同學去看《建國大業》，但不能說一起去看《色戒》，這些小事情會直接影響人際關系。又比如一個村子一起組織看電影，你看什么電影，也會間接影響村民之間的交往。如果法律人對這些小問題都不思考，只是照搬人家的，解決不了問題。

另外有一個幾年前的例子，有一個民警看到一對夫妻在家看黃碟，就把它沒收了，這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按理來說，警察不能沒收，但是警察也是接到電話之后才去干預的，你可以說看黃碟是不正當的，但是你不能說警察接到舉報去干預是不正當的。有些人看黃碟就跟有些人寫論文一樣僅僅是一種愛好，別人是沒有干涉的理由。你可以說看黃碟是不正當的，但你不能說你讓民警去干涉是不正當的。比如說你是在農村，門窗沒有關，聲音影像都影響到了別人，如果剛好隔壁有小孩，那會影響到更多人，在這種情況下警察的干涉是不無道理的。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制度偏向于法律這邊，而打破了中國幾千年的思維習慣和傳統，那么法律就真正得與社會脫了節。但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后，社會輿論的導向全都偏向于看黃碟這邊，卻沒有考慮到小孩的感覺，女性的感覺，父母的感覺，這就與大眾的正常思維相抵觸。當然你可以看黃碟，這中間要有一個界限，就是你不會影響到別人，這在城市很容易實現。但是這個案子是發生在農村，就要考慮到具體的情形。就是說有些問題并不是絕對的，而是要是環境而言的。這些問題實際上也反映了這個社會的價值問題，我們現在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創新主義，我們提倡個人的創新，但這種創新是以不對社會產生反面影響為前提的。

如果說司法改革考慮不到這些具體的問題，一味得與現實社會脫節，那么這樣的改革終究是很難成功的。剛剛提到的中西部法律人才缺失問題，其實不只在西部存在，在東部，廣州的一些小地方一樣存在這樣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現在要招大量的轉業軍人到基層去，因為沒有大學生去。雖然要求我們現在的大

學生要有一種胸懷和精神，但并不要求全部人都要有這種理想主義，也要有現實主義，但這種理想主義是必須的。只有這種理想主義的存在才能使中國的法制和司法改革產生變化。沒有一個國家在貧窮落后的情況下建成了一個非常完善的法制社會。很多國家和地區法制健全，也是因為法官收入比較高，律師收入比較高，才存在一個法制完善的前提。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法制的變化也是首先基于中國的變化。

雖然今天我講的并不是什么很專業的問題，但都是放在中國具體的國情下讓大家去思考的問題。有時候我們要換一種角度來思考問題，要經常去想我們的父母會怎么去想，不要認為某個老師講過，波斯納講過，就是對的，要去想自己的父親母親會怎么想，自己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同學會怎么想，只有這樣，你才能在法律的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并且為中國的法律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三篇：政治民主化與女權主義

19世紀，英國的工業化與政治民主化為婦女沖破傳統的束縛，走向社會，贏得獨立提供了物質基礎。婦女借助文明進步的力量，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爭取自身權利，不僅為20世紀婦女解放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推動了英國政治變革及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一

就法律與道德規范而言，在工業化以前，英國婦女沒有獨立的人格，正如當時有人描寫的那樣：“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鍋臺。男人佩刀劍，女人掌針線。男人有頭腦，女人有心地。男人發號令，女人愿聽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國社會史》，陳叔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頁。）她們在家服從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護人。所以，婦女完全沒有財產權、訂立契約權和離婚權。勃蘭克斯頓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丈夫。”因此，婦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與家庭，“女人要取悅于男人，要貢獻給男人，要贏得男人的愛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顧男人，要勸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悅”（注：蘇珊·艾麗絲·沃特肯斯著：《女性主義》，陳侃如譯，廣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工業化開始之后，激烈的社會競爭使中上層階級認為，工作是社會上的競爭和拚搏，而家庭是一個罪惡、丑陋和致命性競爭的避難所，也是一座圍著墻壁的花園。女性是營造與維護這一美好環境的天使。婦女的主要責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紀的一些公共立法卻給予婦女較多的經濟權。有關法律規定：第一，丈夫有責任為婦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當丈夫經濟上的執行者和捍衛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頓郡的165個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為原告的就有15個（注：《歷史雜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劍橋大學，1996年第3期，第703-722頁。）。1853年婦女財產法明確規定丈夫有責任為妻子提供適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費，不管他們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宮廷法院曾判決這樣一起案件：一婦女趁丈夫不在家時，拍賣了家內物品，到伯明翰買了新的住處。她丈夫為此告發拍賣商。但法院判決：妻子的此舉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錢去購買食品一樣，是無罪的（注：《歷史雜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劍橋大學，1996年第3期，第703-722頁。）。這些法律條文為婦女維護經濟權利、享受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利益、參與社會公共事業提供了一定的經濟保障。

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尤其是工業化的實現，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摧毀家庭經濟，大量的女性走進勞動力市場。1855-1860年，東部、西部、西南部的勞動者家庭的女孩12-13歲就已外出謀生（注：K.D.M.斯奈爾：《勞苦人編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劍橋1985年版，第326頁。）。1851年，英國女性人口為1065.9萬人，其中參加工作的有283.2萬人，她們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采礦、金屬、幫傭、造紙、印刷、食品等行業，職業婦女約占全國勞動者總數的30%。1881年，就業女子達3885萬人。1888年，女工約占工業勞動力的1/4，占全體工會會員的1/8（注：B.R.米切爾：《英國歷史統計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劍橋1962年版，第60頁；E.H.享特：《不列顛勞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倫敦，1973年，第20、256頁。）。

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為她們開展女權運動提供良好的基礎。首先，婦女從原來的家庭無酬勞動者變成擁有獨立工資收入的勞動者。如蘭開夏地區，因為工廠勞動，女孩子在16-25歲期間能夠為自己積聚100英鎊左右的嫁妝錢（注：H.珀金：《現代英國社會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倫敦1985年，第157頁。）。這在客觀上為婦女擺脫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質條件。其次，婦女擴大了社會交往，工廠、雇主、同事、社會構成了她們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這新生活的大舞臺上她們開闊了視野，認識到自身利益與階級的利益，并使婦女參與社會活動成為可能。據杰克斯統計：1886年女工會會員在棉織業中有30100人，絲織業中有4500人，成衣業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國有3.8萬個工會組織，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顛勞工史》，第258、300頁。）。這正是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因此，珀金說：“婦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們從空氣、陽光、空間、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來，并形成守時、服從、機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習慣，刺激她們好好工作，鍛煉她們與人共事和社會活動的能力，訓練她們自尊自強的勇氣。”（注：H.珀金：《現代英國社會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倫敦1985年，第157頁。）更重要的是，婦女們的權利意識也開始增長。由于19世紀英國政治民主思想的發展、成熟，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實現，這就給女權運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19世紀是英國政治統治權與經濟統治權從分離逐步走向統一的時期。打破貴族壟斷國家政壇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這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共同的目標。因此，自由主義成為19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與改革是其主要內容。在理論上，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自由主義不斷充實新的內容。19世紀初期，它主張拋開一切約束，廢除對工業和貿易的過渡限制，實行經濟上的放任主義，擴大政治上的選舉權，完善代議制政府。到19世紀中后期，工業社會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如勞資糾紛、貧困、失業等問題。穆勒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更多地論證政治自由問題，使自由主義體系趨于成熟。穆勒認為，政治自由的真正論據是它能夠讓公共問題得到自由的討論，有權參與政治決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擔使之發揮作用的責任，這是產生有理性的人類的重要途徑（注：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劉山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780頁。）。他的《論自由》主張真正寬容大度的公眾輿論，這樣一種公眾輿論重視觀點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見的數量加以限制，而且歡迎提出新觀念作為新發現的源泉。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必須擴大政治參與范圍，完善民主與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進主義為代表的工人階級的民主思想，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框架。政權決定產權是它的理論基礎。工人領袖們認為爭取政治權利是消滅貧困的途徑。因此，在憲章運動中，他們把爭取男子普選權、參政權作為工人維護自身經濟權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說：“我們要求普選權，我們相信它將給我們帶來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漢、劉新成：《英國議會政治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頁。）

在社會政治領域，由于工業化加快信息傳遞，19世紀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勞動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眾參政的政治氛圍。它以多種組織、報刊、俱樂部、政治集會及議會請愿為主要標志。各階層都成立各種政治改革組織，如“伯明翰政治同盟”、“倫敦通訊協會”、“設菲爾德憲法知識會”、“人民之友社”以及后來的“憲章派協會”等組織。各種組織都擁有宣傳自己思想的報刊陣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報》、《紀事晨報》、《太陽報》、《反雅各賓報》、《貧民衛報》、《黑矮人》等雜志。全國報刊種類在1760-1806年間增加了35%，報紙印花稅票從1760年的900萬張上升到1837年的3900萬張，外省報刊1780年50種，1809年超過100種，1830年達150種（注：D.李德：《新聞與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劍橋1984年版，第107頁。）。1824年取消結社法之后，各種政治組織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會會員75萬人（注：E.H.享特：《不列顛勞工史》，第25頁。）。各種報刊、各種組織網絡把擁有共同利益者聯系在一起，自由主義、民主思想通過這些網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中去，使英國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議會改革，使英國不斷向普選制邁進。1884年，選民人數達450萬，當時英國人口不到4000萬。如果不計婦女和21歲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選舉權的已占大多數（注：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劉山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45頁。）。而選舉權的擴大意味著院外選民力量的擴大，這有利于完善大眾參政機制，并增強了政治的開放性，密切了黨派與選民的關系。另一方面，經過議會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在國家各級政權機構中都取得了統治權。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為436人，工商業、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業代表上升到77%（注：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劉山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50頁。）。在市鎮議會中，工業資產階級掌權更早。如：在羅奇代爾和索爾福德市參議會中，工業資產階級占據的議席1856年為52.5%，1890年高達80.35%；在布萊克本和博爾頓，他們獲得過40屆市長職位中的25屆以上（注：李宏圖：《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與社會政治現代化模式》，載《世界歷史》1992年第2期。）。工業資產階級執政標志著英國結束了政治統治權與經濟統治權相互分離狀態，貴族政治徹底讓位給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國家最終實現了政治民主化。這在客觀上為女權運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因為19世紀自由主義強調個體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對待人口總數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義理論家與國家政治民主化事業所無法回避的現實。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民主主義活動家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上形成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婦女權利辯護》中批判盧梭重男輕女的婦女觀，否認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認為男女兩性的道德水準是相同的，都可以對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選擇；主張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權、就業權、政治權，兩性只有在價值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兩性權利的平等。19世紀60年代后，隨著自由主義理論的不斷成熟，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得到發展。約翰·穆勒在《婦女選舉權的授予》、《代議制政府》中為兩性政治平等的原則辯護。”在《婦女的屈從地位》一書中，他論證兩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婦女處于屈從地位、不能真正獲取自由的根源。他說：“當法律向一個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條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時；當調整在兩個人之間進行，其中一人被宣稱給予一切，另一人除了當前者正在享樂時以外，不僅一無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義務下，對任何過分的壓迫都不去反抗時，自由也就沒有多少價值。”（注：約翰·穆勒著：《婦女的屈從地位》，汪溪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93頁。）他同樣提出只有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教育權利、就業權利，婦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權，婦女參政權是保障自身權利的主要手段。作為威斯敏斯特的議員候選人，他在講演中特別強調婦女選舉權問題，并在下院為爭取婦女選舉權不斷努力。1867年他把婦女選舉權要求寫進議會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的影響下，公民自主權高于一切的觀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然而，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只是一般自由主義原則的簡單擴張，片面地強調兩性平等，忽略了性別社會角色的差異和兩性生理區別。它的理性觀念是男性實踐的結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觀念，仍舊以男人的規范為標準，要求女性變得像男性一樣，忽略了女性品質所特有的價值、女性群體的利益與群體的力量。這需要女性從自身的體驗出發，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張并付諸行動。

二

19世紀英國婦女在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基礎上，在大眾參政、社會民主改革這一良好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以各種形式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開展女權主義運動，爭取自身的解放，向社會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參與政治斗爭和黨派活動。上層階級婦女一直是國家政治斗爭的積極參與者，甚至是某個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達令頓子爵的女兒，她的整個生命都為輝格黨的政治而工作，帕麥斯頓公爵把她介紹給外賓時，稱呼她是“參謀部的領袖”。同樣，據渥爾波介紹，托利黨在威斯敏斯特競選時，一位不知名的婦女在賓館窗口向選民發表演說，幫助托利黨在競選中獲勝（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紐約1992年版，第41頁。）。

19世紀下半期，政黨政治逐漸形成，中產階級婦女成為婦女運動的主要參加者和領導者，她們組織各種組織，積極參與政黨政治。1883年，保守黨婦女成立“報春花協會”，1885年協會的人數只有11366人，1899年即達到100萬人。實際上，該組織成了社會政治生活的俱樂部，許多有權勢的人也加入該組織（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紐約1992年版，第177頁。）。1887年自由黨婦女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聯合會組織組成“全國婦女自由聯合會”，其中包括40個協會，共10000名成員。1890年該組織有133個協會、51300名成員，1888-1898年迅速發展：1893年達到369個協會、75000人，1895年初達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紐約1992年版，第197頁。）。保守黨、自由黨領導人的家眷成為這些組織的主要領導者，如W.E.格拉斯頓夫人、達令頓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這些婦女組織都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全國婦女自由聯合會”成立之初就有三個目標：一是促使國家政府中沿用自由黨成員；二是促進政府頒布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立法；三是通過會議、演講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組織是聯合會真正的活動中心，有些組織還補充了交不起會費的工人婦女。結果，無論是“報春花協會”，還是“全國婦女自由聯合會”組織，都是兩黨聯系選民的橋梁。她們挨家挨戶送發小冊子，與戶主談話，在公共講壇進行演說，宣傳黨的綱領，擴大黨的影響，幫助黨魁上臺執政。尤其是議會對競選經費作了限制之后，這些婦女組織在大選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報春花協會”的活動深入到各鄉村，是保守黨的重要競選工具。

第二，爭取婦女選舉權，以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達到男女平等。

工人婦女接受了工人激進主義關于政權決定產權的理論，把本階級及自身的屈從地位歸咎于政治上的無權。她們指出：“國家政權機構掌握在中上層階級少數人手中，而占全國數十萬人口的工人卻被排斥在憲法之外，他們的愿望從來就無人過問，他們的利益被統治集團詐騙去了。”（注：馬孆：《工業革命與英國婦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頁。）她們積極投入到以爭取普選權為中心的憲章運動中去。紐卡斯爾婦女組織了“紐卡斯爾婦女政治同盟”，向全國發出呼吁：“女同胞們：請你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幫助我們的父兄與丈夫，使他們和我們都從政治、肉體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注：馬孆：《工業革命與英國婦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頁。）設菲爾德、格拉斯哥、愛丁堡和利茲等地也出現類似組織。這些組織主張不分性別，人人都有選舉權，并且把婦女選舉權寫進憲章。婦女通過散發傳單、組織簽名、直接參加示威游行等多種方式推動憲章運動的發展。L.L.西蒙說：“如果沒有婦女的支持，男憲章主義者不能在全國產生這么大的影響。”（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197頁。）

19世紀下半期，隨著議會民主制的不斷完善，婦女選舉權問題更加受到女權運動的重視。1851年，設菲爾德的勞動婦女率先成立“爭取婦女選舉權協會”，并在協會的宣言中說：“在這個國家里，婦女的聲音尤其沒有被聽到，她們的意見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個民族，文明開化的最大試金石是婦女獲得尊重及她們在社會中的影響。婦女在這個國家里負有重要的使命，我們在設菲爾德的好朋友證明她們能擔當起這一使命。”蘭開夏郡的紡織女工還于1900年組織請愿運動，要求婦女選舉權，第二年，在請愿書上簽名的有29359人。（注：馬孆：《工業革命與英國婦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

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女權運動在自由主義理論的個人主義思想基礎上，對把婦女作為家庭人口再生產動物的傳統觀念提出挑戰，認為公民自治權高于一切，國家最大的責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權。婦女領袖巴特勒提出國家只有立即通過法律給婦女選舉權，才能保障婦女公民權。在實踐上，“婦女治安協會”把婦女選舉權、已婚婦女財產法、婦女教育權利作為主要的工作目標。

“全國婦女自由聯合會”中的激進派認為婦女選舉權是所有改革的基礎，婦女立即獲得選舉權有助于其他社會問題的解決。針對保守黨議員艾伯特·勞力茨提交的只允許把選舉權給單身婦女的議案，她們與溫和派分道揚鑣，創辦《婦女通報者》雜志，宣傳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動婦女姐妹們繼續為爭取選舉權而斗爭。在1892年的年會上，她們戰勝溫和派，使贊成婦女選舉權的提案得以通過。她們還把是否贊成婦女選舉權作為能否加入協會的條件，所有的分支機構在與官方聯系的提案中，都陳述支持婦女選舉權問題。她們的行動給議會和政黨造成很大的壓力。19世紀末，議會對此進行多次討論，自由黨領袖不得不認真考慮這一問題，并在1905年的大選中接受了關于婦女選舉權的提案。不可否認，20世紀婦女選舉權的獲得與19世紀婦女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第三，積極參與并推動國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紀初期，各地婦女開始組織各類組織，參與以爭取議會改革為中心的激進主義運動。1819年圣彼得廣場的政治民主改革集會中，一群已婚婦女走在隊伍的最前面，許多婦女被捕，11個被害人中有兩人是婦女（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39頁。）。此后，曼徹斯特成立婦女改革協會，很快匯集了上千人。不久，類似組織遍布英國北部，她們的首要目標是國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問題。工人婦女還為激進主義領袖提供活動場所，傳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隸制運動中，全國各地婦女組織如“伯明翰反奴隸制協會”等各種組織，開展反奴隸制斗爭，把反奴隸制斗爭推向高潮，她們以“天賦人權”為武器，批判奴隸制的殘酷、滅絕人性，并從女性角度論證奴隸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國政府于1833年廢除屬國的奴隸制。在反谷物法斗爭中，婦女采取義賣、募捐等方式，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經濟幫助。1845年倫敦義賣活動中，參加者近萬人，集資2.5萬英鎊。更重要的是，通過義賣活動，把反谷物法運動擴大到城市各階層（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53頁。）。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爭，使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取得徹底勝利，從而也推進了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

三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例如道德墮落、酗酒、環境污染、賣淫、童工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成為19世紀英國政府、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議題。女權運動把解決社會問題與改變婦女的社會地位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利用或變更立法，以維護自身的權益。

戒酒運動是19世紀婦女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并產生較大社會影響的行動。1829年，第一個戒酒團體成立。19世紀30-50年代，各種各樣獨立的婦女戒酒協會在北方地區紛紛建立，參加者主要是工廠婦女。60年代之后，隨著中上層婦女的加入，戒酒運動有了大的發展。1876年產生了全國性的戒酒協會，總部設在倫敦，目標是促進戒酒工作，鏟除酒貿易。據不完全統計，1880年全國已有136個婦女戒酒協會，1900年已達1111個分支機構，10萬成員（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169頁。）。這些分支機構伸入到偏遠的農村和繁華的城市，把不列顛婦女聯系在一起。該組織在全國組織大量的示威游行、請愿等活動，還創辦雜志，涌現出許多如C.L.貝爾福這樣的女作家，她們用自己的作品影響社會。19世紀90年代，戒酒協會的活動與婦女選舉權問題結合在一起，該協會成為自由黨的官方論壇。這些運動不僅培養婦女演講能力和組織能力，為日后的婦女運動造就一大批領導人才，也動員了大量婦女投身到社會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說：“不列顛婦女戒酒協會對于更偉大的婦女運動來說，不但在于它培養了許多領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讓大量的婦女參加了公共民主事業和公共團體。”（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169頁。）

維多利亞時期，賣淫現象非常嚴重，已被公認為當時“最大的社會公害”。男人可以尋花問柳，而所謂“墮落的女人”便成為“犧牲品”。1864年政府通過《傳染病法》，規定11個軍隊和港口市鎮（后來增加到18個）的婦女都被作為賣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記，任何到公共娛樂場所與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婦女都必須登記。1866年又通過第二個《傳染病法案》，允許警察在沒有真實證據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懷疑賣淫的婦女，把她帶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讓她做任何檢查，并把她當作賣淫婦女來登記；一旦發現她傳染上性病，就予以監禁三個月，后來擴大到九個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隊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強制這一法律的執行。官方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相信婦女為了物質利益去出賣自己的肉體，婦女有責任對這一社會犯罪行為負責，而男人僅僅滿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對此負責。針對如此歧視婦女的法案，全國各地的婦女掀起反抗運動。約瑟芬·巴特勒領導組織了“社會純潔同盟”，婦女活動家鮑托為此投入全部的家產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個會議和大型的集會上發表演說，鼓動婦女參與公共生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注：L.L.西蒙：《19世紀英國婦女和領袖》，第53頁。）。運動中，涌現出大量的像鮑托這樣的社會活動家，產生統一的領導機構——“全國婦女協會”。女權主義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義理論。她們強調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別、不分階級一律平等。同時，她們又把保護女權與維護國家公民權聯系在一起，認為反傳染病法就是維護公民權的斗爭。激進主義者已開始研究政體機構權力擴散問題，提出保留個人意見、個人自由是社會物質進步的前提，并對國家行政管理慣例、國家現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評，如：軍隊問題、私生子的扶養問題等，把廢除《傳染病法》與鏟除國家暴政聯系在一起。

婦女反傳染病法運動雖然規模不大，但在英國婦女運動史上是婦女第一次專門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它在19世紀70-80年代的女權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1.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角度論證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觀念深入人心。2.對醫學界的男人抱以懷疑，動搖了對政府立法機構的信任。3.她們從中明白一個事實：男人的選舉權和政治權力不能真正保護婦女的利益，只有根據婦女自身的利益開展政治活動，才能真正使婦女享受與男子同樣的權利；只有婦女在政治機構中擁有自己的代表，國家的義務工作網才能扮演一個永久監督國家的公民自由權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與女性的個人自治只能在男性價值和國家機構重建之后才能實現。因為改革后的議會不能保證女性的權益及女性的個人自治權，國家還是受專制主義的威脅。所以，政府只有進一步擴大民主，保證所有公民的自治權，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在此影響下，19世紀70-80年代，許多婦女抱著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爭取婦女選舉權及其他事務中去，把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與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事業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爭過程中，婦女增強了獨立意識，開始以實際行動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戰，向男性國家機器挑戰，以掙脫婦女的屈從地位。“已婚婦女財產委員會”領導人艾爾瑪提出婦女與男子享有同等的財產權、對兒童的監護權、道德自治權及已婚婦女生活自主權、婦女的選舉權等。卡羅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維護男性特權的傳統法律宣戰，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迫使議會于1839年通過《幼兒監護法》。該法規定母親可以監護7歲以下的兒童。1875年，議會正式批準《婚姻及離婚法》，使離婚合法化，婦女也有權提出離婚。1853年通過《婦女財產法》。1870年通過英國歷史上第一部《已婚婦女財產法》，該法規定：“已婚婦女因從事任何職業、工作或手工藝，或者因獨自經營而得到的工資收入，她因憑藉文學、藝術或科學技術獲得的現金和財產，以及用這類工資、收入、現金或財產投資所得全部利息，都應被視為和確認是她獨自擁有和處理的財產。”（注：D.C.道格拉斯：《英國歷史文獻》(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倫敦1956年版，第537頁。該法保證婦女擁有財產權，使婦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蔭護而生活。一群獨立的有產者婦女開始出現在經濟領域。如A.E.貝爾成為成功的股票經紀人。這不僅為她們日后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會地位打下基礎，也為婦女進行政治、宗教活動打下基礎。同時，在爭取經濟、法律平等權的過程中，她們進一步認識到政治權利的作用，更加重視民主政治與婦女選舉權問題，許多人因此成為女權主義者。

四

上述可見，19世紀英國的政治民主化與女權運動是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中進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權運動的前提，并給女權運動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權運動的開展則推動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第一，19世紀英國由政治俱樂部、黨派、宣傳媒介組成的大眾參政的政治氛圍，使婦女運動具有廣泛性。各階層婦女都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并通過各種婦女組織和報刊，形成群眾性的婦女論壇，尤其是19世紀最后20年，婦女組織迅速發展，有關婦女問題的雜志激增。婦女雜志與婦女組織相結合，推動大眾政治的發展，使婦女尤其是中產階級婦女把目光從家庭投向整個社會，開始意識到自身是社會的一部分，不再孤獨，不再微不足道，許多婦女勇敢地向傳統挑戰。

第二，19世紀自由主義不斷發展、成熟，民主與改革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權運動積極追求民主、平等。她們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思想、工人激進主義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特點開展活動。一位當代的解釋者指出，19世紀70年代，整個婦女運動是如此被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所吸引，對把婦女作為家庭再生產動物的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爭取自由、平等權成為19世紀女權運動的主題，無論是參與社會政治改革，還是著手解決社會問題，從憲章運動到19世紀末的各婦女組織的活動，最終都涉及到婦女的民主平等權問題。在具體行動中，她們力圖通過爭取婦女選舉權達到與男性平等，擺脫受奴役的社會地位，并把婦女民主權問題延伸到社會立法、政治機構的民主改革等問題中。因為，19世紀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溫和的漸變，所以，從表現形式上，當時的英國婦女運動表現出溫和性、漸進性。

第三，19世紀英國議會民主制、政黨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權運動與國家政治緊密結合。隨著政治民主化的實現，政黨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勢力對黨派的成敗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婦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視、可利用的力量，政黨把女權運動作為政治斗爭、派別斗爭的一個籌碼。他們利用領導運動的中上層婦女來影響或控制女權運動。因此，女權運動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組織或黨派活動制約，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組織或黨派活動的外延和補充。黨派的政治目標也是婦女組織的主要目標，擴大黨的影響、爭取選民的支持是婦女組織的主要任務。但在行動綱領上，這些組織都提出婦女問題，有時甚至把婦女問題作為主要目標，并在運動中給政府、黨派造成社會壓力，迫使黨派對她們作出讓步。這樣，婦女運動既推動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也顯示了自己的力量，改變了男性社會的偏見。整個19世紀，她們在政治、法律、家庭、社會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婦女財產法的通過，正是女權運動的重大突破。許多婦女已沖破家庭的樊籬，活躍在各個領域。婦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隸，開始成為社會獨立的人，開始從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

毋庸置疑，19世紀婦女運動是20世紀婦女解放的起點。

第四篇：班級管理民主化

班級管理民主化

聽了魏老師的講座，感慨良多，其中對于班級管理方面的印象頗為深刻。

魏老師的班級管理處處體現著以人為本的管理特色，他相信每一個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魏老師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凡是學生能干的事，班干部不干；凡是班干部能干的事，班長不干；凡是班長能干的事，班主任不干。這樣分工到位，責任到人，各司其職，使身兼兩個班班主任魏書生竟發出輕松無事可做的感慨！很令人羨慕，這是一個人人向往中的理想班主任。

關于班級管理民主化，有三點印象深刻：一樹立學生服務思想，提供不同層次服務，老師要和學生相互和諧。二建立互助關系，老師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學生幫助老師學會教書，學會管理班級，堅信，每位學生的心靈深處都是你得力助手，你也是學生助手。三發展學生人性和個性，人都有向善、向美、向真一面，人格上尊重，情感上感化，生活上關心，善待學生就是善待自己，抉擇過程要民主。

我們作為教師，尤其作為班主任，應時刻提醒為學生服務，鍛煉學生各方面能力，充分展示學生各方面天賦，把學生當成真正小主人，讓他們從小事做起，充分發展自主、自立能力。

第五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反映的問題在近年來的領導工作中經常出現，帶有一定的普遍性。這些問題都和領導決策有關，說明建立良好的決策機制，加強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特別重要，提高領導干部的決策能力減少決策失誤造成的危害非常必要。

結合案例分析題提供的材料依據領導決策的有關理論，聯系當前領導的決策機制、領導干部的管理體制、領導干部的考評辦法，我認為決策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如下：其一，錯誤的政績觀是造成決策失誤的思想根源。早出成績、快出成績的錯誤政績觀，導致草率決策、脫離實際決策。

其二，不對決策方案進行科學論證是造成決策失誤的決定性因素。不按科學決策的原則程序、方法去做，決策前沒有設計三個以上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比較擇優，對唯一方案也沒有充分征求專家意見，沒有科學論證，也沒有進行必要的試點就強行實施。其三，決策過程缺乏民主，主要領導搞“家長制”、“一言堂”，是造成決策失誤的重要因素。

其四，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也是造成決策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調查、不研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先拍腦門決策，再拍胸脯保證，后拍屁股走人”；熱衷搞“形象工程”、“路邊工程”；作風粗暴，方法簡單，甚至對普通群眾采用強制措施。其五，缺乏決策失誤的懲罰機制是造成決策失誤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把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輕描淡寫地說成是交了“學費”，再用公共財政去填補領導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或把這些損失留給后任領導來承擔，使得一些決策者沒有決策失誤的后顧之憂。針對決策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領導者要做到正確決策，就應以科學發展觀和科學決策理論為指導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

第二，廣開言路，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決策時要發揚民主、博采眾議、集中民智，不搞“一言堂”；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

第三，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第四，轉變工作作風，重視調查研究，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尊重民意。

第五，依法建立健全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落實領導問責制。

總之，領導決策事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決定領導工作成敗的關鍵。要通過建立健全決策的體制、制度和機制，使決策者在決策時不想失誤、不能失誤、不敢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