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感懷建國60周年詩歌征文：古城墻畔遐思

他是飽經風霜的老人，千百年的滄桑刻在了臉上；

他是**古城的見證者，歷史的聲音在心中回蕩。

“荷花綻放”的夏日，踏著新城建設的腳步，我來到了古城墻畔，聆聽歷史老人的訴說。

悠悠的練祁河水流淌著，智者的聲音在耳畔回旋：

這是一曲心中的贊歌，這

是一段難以忘懷的紅色記憶，這是一座永遠的歷史豐碑。

古老的**，古賢今秀、代不乏人。

錢大昕、顧維鈞、胡厥文……名垂青史；

石童子、侯黃二先生……奮勇抗戰；

五抗運動、農民起義……可歌可泣。

古城墻見證了**的歷史，每一塊磚都鐫刻著**人民英勇的事跡。

隨著歲月的流逝，古城墻陷入了深深地沉思，是f1的引擎聲吵醒了智者沉睡的夢。

“小荷才露尖尖角”，新城的建設讓古城墻恢復了青春的風采。

緩緩流淌的練祁河水帶來了古城墻的低語。

滬嘉高速、軌道交通，連接了通向世界的紐帶，為**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七百多年的歲月在老人心中留下了不滅的記憶，古城悠久的歷史為老人增添了別樣的魅力。

古城墻在思索，他回眸著歲月的沉淀。

匯龍潭、秋霞圃，孔廟、科舉博物館……

傳承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訴說著歷史的聲音。

古城墻在微笑，他見證了**的發展。

現代農業園區、f1賽車場，一帶、四圈、數點、二片，描繪著**未來的宏偉藍圖，綻放著迷人的風采。

古老的城墻，記載著古樸**千百年的歷史；

智慧的老人，凝望著時尚新城的不斷崛起。

追尋歲月的痕跡，我在古城墻畔靜穆著，聆聽智者的聲音，憧憬美好的未來！

第二篇：退休職工感懷建國60周年征文（本站推薦）

黑白電視變液晶

年輕時喜歡時尚，只要是喜歡的都追。我初次看電視，還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為了觀看追悼會的實況，廠里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當時，我就想，攢起錢來先買電視機。80年代初，生活還非常清苦，日子過的緊巴巴，電視機剛剛流行，大都是企事業單位在買，一律是黑白的，可我喜歡，就勒緊褲腰帶，為攢錢三年不知肉味，幸好淄

博電視機廠生產黑白電視機，我托上人，花360元買了一臺“雙喜牌”黑白電視機，電視機拉進家時，門口圍著好多人，有同事，有朋友，有鄰居，還有領導，許多人沒有見到過電視機，都想先睹為快。

家里有了電視機，我們一家五口擠在兩間草房里，鄰居們隔三岔五來我家做客，為的就是欣賞一下電視節目，我是個熱心人，房子小，冬天沒辦法，到了夏天，我干脆把電視機轉移到院子里，大家邊乘涼邊喝茶邊欣賞電視邊聊天，一時間，一院子的歡聲笑語，我心中就有一種優越感。

那年電視臺熱播《上海灘》，晚上，我們家成了個電影院，我跟兒子的朋友、同事、甚至還有領導，都來我們家觀賞這部片子，光木杈就準備了十幾個，這樣，還有人坐在石頭上。有了這部電視機，兒子在廠里的地位高了起來，不久，廠里有個培訓名額，兒子參加了這次培訓，回廠后就進了管理，我想，他的進步，大概與我們這部電視機不無關系吧。

不久，電視機普及了，家家有了電視機，來我們家看電視的人才越來越少。

80年代未，彩電風行，我們家恰好又分了70多平米新房子，那時，我們家“雙喜”雖然還在工作，可我覺得有新東西就應該享受，就主張買彩電，老伴卻不同意，說黑的彩的一樣看。可看看身邊的家庭，大都開始買彩電，我們也不能落后，為此，我還專門召集了家庭會議，兒子女兒同意我的主張，最終，我們決定搬家前買彩電，于是，搬家那天，21吋的新彩色替代了老“雙喜”。

1993年，單位又蓋了新樓，按照條件，我能住上100平米的大房子。那時，兒子剛結婚，老伴嫌房子大，還要交好多錢不想再搬。可我卻不一樣，人總要往高處走嗎，主張搬，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了，還是發揚家庭民主，我又一次召集了家庭會議。結果，我跟兒子女兒又一次淘汰了老伴的落后思想，決定住大房。

搬進新樓，21吋的彩電放到客廳里就顯得有些小了，年齡大了，廳又大，電視上的人都看不清爽。我想買一臺29吋大彩電，跟老伴商量，結果老伴非常果斷，同意，原來，老伴的眼睛不好，小彩電她也看不清，再說，我們的收入提高了，買臺新彩電也費不了幾錢了。

如今我已退休，本想29吋那臺彩電就能陪伴一生了，可去年兒子獲大獎，得了一臺50多吋液晶大彩電，他家里剛換了液晶，得獎的這臺液晶就送給了我們。這臺彩電放在廳里象個小電影，看著雖然好，可我跟老伴的興致不同，為看什么節目直拌嘴，雖說還有一臺，可如今都興機頂盒，只收一套節目，我干脆買來一臺電腦，如果有矛盾了，我干脆上網，即解決了矛盾，又學到許多東西。有客來，看到家里的彩電電腦，直夸我思想先進，人老了還在追時髦。人老為什么不能追時髦？過去窮買不起，現在富了，為什么不能追時尚呢？其實，這應該感謝黨改革開放的政策好，如今生活條件優越，有錢了，趁著還“年輕”，多享受一點，不然，將來真的老了，想享受生活了，卻已經晚了，到時候多么可惜呀。

第三篇：編輯部感懷建國60周年征文（精選）

60年婚變

自有制度開始，婚姻就是一個經久不衰的問題。大概很難有什么問題像婚姻問題這樣，讓人們保持如此經久不衰的興趣和持久爭論的熱情。

原因在于：一方面，這個問題無論對個人或是社會機構來說，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問題至少與以下三個問題息息相關：愛情、性和政治。這使問題變得十分繁難，以至于神學家圣奧古

斯丁說：婚姻問題是最繁難和最撲朔迷離的問題。他說，他不敢說自己已經弄明白了這個問題。

但無論如何，婚姻問題又是一個必須求解的問題，于個人，將決定即使不是其生命的全部，也將是其一生的幸福。于社會機構，它是基礎，承擔著維護秩序和穩定的重任。也因此，馬克思說，婚姻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社會屬性是其本質屬性。它嚴格受控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的演變，幾乎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將在婚姻這個問題上得以體現。

在過去的60年里，我們的婚姻集中地反映了發生于我們國家的巨大變遷。

曾經有過那么一個時期，我們的婚姻與革命緊密掛鉤。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年代，這個國家對政治的狂熱最終也在婚姻這個問題上得到最集中的體現——政治以壓倒一切的優勢成為了婚姻的主導力量，政治不僅決定了人們對婚姻的選擇，而且，那時候的婚姻首先是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事，之后才是個人之間的事。在政治面前，個人的幸福微不足道。

當政治的身影漸漸地淡出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對婚姻的絕對強勢也逐漸衰落。上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的興起為人們贏得了私生活的自由，婚姻作為個人的事情獲得了選擇的自由，愛情與性甚至超越了婚姻與道德得以強調。然而，最終決定我們婚姻狀態的仍然是經濟。在經濟開始席卷一切的90年代，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最終左右了我們的人生選擇，包括婚姻。在經濟上占有優勢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上幾乎是呼風喚雨。

但顯然，經濟不是決定婚姻幸福的唯一因素。婚姻始終仍然是自然屬性上的問題，又或者說，它是抑制人性中不利于秩序和穩定的因素的一種設計。在一種抑制人性的制度中，去求解個人幸福問題顯然是一個比婚姻本身更繁難的問題。曾經我們因為沒有婚姻的自由，因而難以獲得婚姻的幸福；然而，當我們在婚姻問題上獲得了充分自由之后，卻仍然難以獲得婚姻的幸福。這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所面臨的困惑。

羅素發現一個奇怪的結論：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個伴侶有永久的幸福。除非主張婚姻不可解除，從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極具誘惑的想象，或者，社會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會見體面女子的機會。

這就不難理解恩格斯所說的，以通奸和賣淫為補充的一夫一妻制是與文明時代相適應的。

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間這場著名的對話或許能為在婚姻中尋找幸福的人們以啟發：

柏拉圖有一天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愛情？蘇格拉底叫他到麥田走一次，不許回頭。在途中要摘一棵最大最好的麥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圖原以為很容易，但最后，他垂頭喪氣地空手而歸，原因是：看到了很不錯的，卻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就沒有摘，當繼續往前走的時候，又發覺總不及之前見到的好。原來麥田里最大最好的麥穗，早就錯過了。于是，什么也摘不到。蘇格拉底告訴他：這就是愛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圖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蘇格拉底叫他到樹林走一次，不許回頭，然后，在途中取一棵最好用的樹材，而且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圖于是又照著老師的話去做。半天之后，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也不算太差的樹回來。蘇格拉底問：“這就是最好的樹材嗎？” 柏拉圖回答：因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見一棵看似不錯的，又發現時間、體力已經快不夠用了，而且害怕空手而歸，因此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就拿回來了。蘇格拉底說：這就是婚姻。

還有一次，柏拉圖問蘇格拉底：什么是幸福？蘇格拉底讓他穿越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麗的花，仍然是不能走回頭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許久之后，柏拉圖捧回一朵比較美麗的花，蘇格拉底問他：這就是最美麗的花了？柏拉圖說：我摘下了它時，認定了它是最美麗的，雖然，之后我又看見了很多很美麗的花，但我依然堅持我摘的這朵是最美的。蘇格拉底最后對他說：這就是幸福。

“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仍然是我們對婚姻的最高理想。在婚姻這個問題上，人們始終寄予了對幸福的最大渴望。

羅素說，文明社會里，滿足以下條件，婚姻中的快樂也是可能的：男女雙方都必須有平等的心理；彼此不干涉對方的自由；一定要有身體和心靈上的完全親密；并且對于尊重的事物，一定要有彼此相同的標準。

一如紀伯倫所說的：合一之中，留有距離。

婚姻60年嬗變

★采寫/《小康》記者 張旭

將近60年前，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誕生，規定了一夫一妻制以及婚姻自由；將近30年年前，第一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放寬了離婚條件，并將計劃生育寫入法律；新千年以后，《婚姻法修正案》規定，同居不再非法，但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中國人離婚也再不需要審查期和介紹信。中國成為了世界上離婚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自建國前的包辦婚姻，到后來的婚戀自由；自改革開放前的嚴格限制離婚，到現在的離婚充分自由；自單一模式的婚姻選擇到多元化的社會寬容下的選擇自由，在這60年的時間里，我們對待婚姻的態度發生了最深刻的改變，而我們的婚姻制度也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婚姻從來就不是人性的產物，它必須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須抑制人性里最陰暗的一面。

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強調自己責任成為婚姻立法的最后選擇。

然而，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我的負責。

1949－1957：婚姻革命

“《婚姻法》是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于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這是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曾經說過的話。1950年5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付諸實施的時候，這句話成了最好的腳注。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初幾年里，這部政治色彩頗濃而革命意義極大的《婚姻法》為中國人的婚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就在《婚姻法》頒布的前一年，法國著名女權主義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國出版。籍這本女權主義的“圣經”，波伏娃表達了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敬意，她堅信社會主義終將消滅男女不平等現象。

波伏娃的觀點似乎很快就在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得到了證明：公有制經濟體制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勞動制度激發了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的熱情，《婚姻法》則賦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財產權。對此，社會學家分析，獨立的經濟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礎；而在作家筆下，這種獨立又令妻子與丈夫的平起平坐顯得那般理直氣壯——帶著“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出嫁的姑娘在婚禮上掏出一本紅色封面的小冊子給大家看，“我把勞動手冊帶來了，今年我有兩千工分了。”在一片贊譽聲中，這位新娘接著說，“我不是來吃閑飯依靠人的，我是過來勞動的。”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中如此寫道。

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對于妻子而言，這份平等其實并不輕松。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的形勢下，生產建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似乎比提高婦女權益顯得更迫切；另一方面，傳統家庭文化并沒有因為婦女投入社會工作而為其赦免任何家務勞動。于是，在實為“義務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義下，新中國的妻子們事實上肩負起既主內，又主外的雙重壓力。

與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顯然來得更加艱難。在《婚姻法》頒布的最初幾年，中國父母們曾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允許子女自主婚姻的規定普遍感到不滿，而在廣大農村地區，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絕非少數。于是，包辦如故，買賣依舊，“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1953年發布的一份調查甚至顯示，當時全國每年因要求離婚而遭虐殺的婦女竟有七、八萬人之多。

有鑒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務院于1953年3月在全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貫徹婚姻法運動”。1955年，國務院又批準了《婚姻登記辦法》，這意味著男女雙方只需到政府登記即可辦理結、離婚事宜，這意味著新中國的制度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廢，當代中國的第一次離婚熱潮也隨之達到頂峰，很多中國人正是在此時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人是有權“休夫”的。

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了嫁娶者自己決定的問題。于是，婚姻的選擇對象成為了下一個問題。

戰場上的英雄無疑是姑娘們心中的最佳人選，從《小二黑結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鮮戰場上那些最可愛的人，對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女人而言，嫁給軍人便等于嫁給了光榮。

同樣炙手可熱的還有職場上的模范。“上一次勞模會上我愛上了人一個，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都選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從那天看見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上我偷偷地就愛上他。”劉巧兒在大柳樹下的這段告白，道出了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我愛他，身強力壯能勞動；我愛他，下地生產，真是有本領；我愛他，能寫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來，他能給我作先生。”勞動互助和共同進步成了彼時“愛情”二字的隱喻。

只是那時，充滿理想主義情結的中國男女還很少對與“政治進步”或“勞動生產”無關的愛情心生向往，也許是并不富足的日子還難以讓人們有如此奢侈的情調。

1958－1976：婚姻即政治

自反右運動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處于一個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為一切的主題，婚姻如是。

那時的中國人在政治上被劃分為三六九等。作為“紅五類”的革命干部、軍人、工人、貧農和下中農，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睞；被打入“黑五類”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則因其令人畏懼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

“紅五類”之間的通婚是理所當然的，而企盼改變命運的“黑五類”也無一例外地希望能與“紅五類”聯姻，以便借此獲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書鐵券”。少數“黑五類”女的努力獲得了回報，于是一些政治婚姻便在兩個素昧平生的人之間得以締結。缺乏魅力的“黑五類”男則只能與落敗的“黑五類”女結合，更有命途不濟的“黑五類”，甚至永遠也沒能獲得結婚的資格。

與政治條件相比，當時人們對財富、職業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許在那個均貧富已被制度化的時代，經濟方面的任何期待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人們連愛情也少有期待。

事實上，婚姻之于當時的人們首先是革命精神的結合，至少在公開的場合人們普遍認同于此；而愛情這種被理解為浸透了資產階級情調的東西，則顯得與無產階級的生活理想格格不入，即便有，亦多以政治的名義。于是，愛人，首先應該是革命同志。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文革”時期寫在中國人結婚證上的話。那個年代，婚姻與政治的隸屬關系就這樣被烙入幾代人關于婚姻的記憶。

“血統論”是當時特殊環境造就的特殊理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對這種理論最為通俗的解釋。“血統論”的“創舉”在于將政治身份認定為生物遺傳信息，這使得當時的人們不得不用“根正苗紅”或“劃清界線”的邏輯去考慮婚姻家庭之事。

一位在“文革”中離婚的女教師回憶道，“血統論”在當年迫使她與丈夫分手，因為他們不想讓一對正上小學的兒女再被人罵作“狗崽子”。“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他的導師是杜威。1950年，他拿著教育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到中國，然后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書。‘反右’和‘文革’的時候，他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次被打倒。孩子因為父親的這個情況在學校里備受歧視。入紅小兵不要想了，被人打罵也是常事。”

盡管對丈夫仰慕至極且愛重情深，但因為心疼孩子，夫妻兩人最終還是決定離婚，希望以此為兒女洗脫罵名。“我們離婚之后，孩子在學校的處境好了許多。我們本打算運動過去了就復婚，沒想到離婚一年之后，他含冤而死。”

在那個婚姻即政治的年代，類似的離婚故事還不止于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除政治原因外，“文革”十年間，中國人很少再能找到什么說的出口的離婚理由。強烈的道德譴責足以給離婚者帶來比不幸婚姻更大的痛苦，而在個人生活被各種評價體系五花大綁的年代，離婚可能導致的還有前途沒落。

關于性，“文革”時的中國人仍是絕口不提，然而，禁欲主義的態度卻并沒有妨礙中國人口的持續增長。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在《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中分析說，中國傳統的性觀念認為，性“只是為生育的，而不是為快樂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只生育而保持對性不感興趣。”

得到廣泛認同的“事實”顯然如此。

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一股性解放思潮開始在歐美國家蔓延開來。在那里，激進的年輕人正嘗試著將性與婚姻徹底分離，并對一夫一妻制的傳統家庭模式發起挑戰。彼時正在婚齡的中國人不會想到，未來，這股他們絕難理解的風潮竟會被他們的孩子視如平常。

1978年以后，發生于這個國家的一切變化令世界為之側目。

開放的國門使長久自閉的中國人感覺到了巨大的沖擊。他們開始接受并消化泊來的先進科技、多元文化和更多更豐富的生活方式。當市場原則從一種經濟理論逐漸上升為普適性哲學之后，它開始企圖支配中國人身邊的每一件事。與此同時，政治權力與傳統道德共同構建的社會監管體系也日益松動，社會生活的變化之劇，令置身其中的人們感受真切而又應接不暇。

所有這些，無不影響著中國人的婚姻。

1980年4月，新《婚姻法》開始實施。新法的新意之一在于將“感情破裂”規定為離婚要件，由此，中國人似乎開始意識到，愛情也是婚姻中頗為重要的東西。

那么，又該將愛情托付給誰呢？

改革開放之初的幾年，大學生曾是眾多年輕人心儀的婚姻伴侶。然而，現實的變化也使他們深刻地意識到，知識的含金量與知識同樣重要。

其實并未許久，含金量的重要性便超過了知識，于是一些被稱作“萬元戶”的人又開始在婚姻市場上變得搶手。盡管在那個年代，他們的成功往往需利用體制外的空當或其他非主流的方式，但表現為含金量的成功本身畢竟是實在的。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于國家已是雷打不動時，漸趨務實的人們最終意識到，否認經濟條件對愛情、婚姻的重大意義是過于做作了。

1980年的《婚姻法》在另一件事上也使這一時期的婚姻有了巨大變化，那就是此后結婚的每對夫妻很可能只有一次生育機會。

統計數據顯示，從1949年至1979年，中國年平均人口出生率約為30.8‰，在共和國歷史上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這一比率甚至攀升至43.37‰。為了在奔向四化的道路上輕裝前進，計劃生育政策顯然已勢在必行。

橫亙在人口控制政策面前的是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但當市場化的制度環境誘發起激烈的社會競爭，并且開始要求父母為撫養子女承擔更多責任時，年輕的夫妻都明白，其實自己根本不具備創造多子多福的實力。因此，至少在城市，多數家庭漸漸被動或主動地接受了“只生一個好”和“優生優育”的時代內涵。

事實上，觀念的變化還不止于此，在另外一些問題上，當時的人們顯然走得更遠，比如性。

八十年代初，薩特與弗洛伊德的學說曾在中國紅極一時。在哲學思辨與現實關照之間，中國人總是明顯偏愛后者。于是在完成了對人本主義和精神分析學說的形而下轉化后，人們得出結論：人是自由的，欲望理應被滿足，而且這些，統統與道德無關。此時，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經歸于沒落，但在剛剛開放的中國，它的合理性卻在中國人對薩特與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證實。

與性觀念變化相呼應的是性與生育分離，以及婚外性行為不斷增加的事實。徐安琪在《世紀之交中國人的婚姻和愛情》中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人的婚外性行為比例在1966年以前為1.4%，而30年后的1996年則上升至13.2%。

事實上，九十年代興起的“傍大款”、“養小蜜”、“包二奶”等現象已經證明，中國人正在“讓性解放”的道路上走向更遠。這些頗具挑釁意味的事實與暗地繁榮的性產業共同構成了此后中國人婚外的“性情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性、愛與婚姻三者間的傳統關系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

在日漸寬容或者說世風日下的社會里，婚外戀從一度讓人強烈譴責的問題慢慢退居為供人消遣的話題。

2001－？：我的婚姻我做主

這是一個規范日漸模糊的時代。

在選擇多元與社會寬容的同時，人們也不得不接受失范帶來的迷茫與痛苦。有人心生失落，有人焦慮不安，還有人索性將婚姻承載的意義悉數去除……

所幸的是，迷茫或痛苦的人并非多數。

不幸的是，迷茫或痛苦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多。

這個年代，與婚姻有關的少數派浮出水面：無子的“丁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無性的“丁斯”(dins：double income no sex)、拒絕廝守的“周末夫妻”、不婚主義……

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介行業委員會總干事、百合網ceo田范江從當年創辦百合網的時候就一直對現代所呈現出的婚戀狀態感到疑惑，“為什么這么多優秀的人都找不到合適的伴侶？為什么這么多婚姻會不幸福？”從業這么多年來，他一直在尋找答案，試圖幫助現代在愛情里打轉的男男女女擺脫這些漩渦。在這個過程中，他越來越發現，現代婚姻的形態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范本。“一元到多元的轉變，我們處在一個婚姻觀念大混沌的形態里。”

“這里面有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多元化觀念在婚姻里面本質上反映了社會的信仰缺失。每一個體系都有自己的婚姻觀，夫妻各自的家庭角色也都在其中被規定得很清楚。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混亂的形態，國家現代化進程很快，人們接觸到的理念和信息越來越多，以至于大家不知道該去信仰什么了。金錢、自由、情感還是責任？每個人的考量不同。”

2000年的一則消息多少有點令人沮喪。那一年，一位名叫阿爾維德·卡爾森的瑞典科學家因其對神經傳遞物質多巴胺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借助卡爾森的研究成果，科學家們認定，愛情實為人腦分泌多巴胺的結果，而這種化學物質給人帶來的興奮感往往不會超過三年。

這項科學研究的一個副產品式的結論是：愛情難以成為婚姻的終極訴求。

現實中，多數人也并不把愛情當作婚姻的終極訴求。2009年初，百合網等三家婚戀研究機構聯合發布了2008《中國社會婚戀調查報告》。《報告》顯示，“經濟基礎”仍是影響婚姻關系確立的首要因素，但除此之外，大部分年輕人在擇偶時還強調“門當戶對”或“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環境”，認同這兩項的受訪者比率之和達69%，而選擇“只要兩個人彼此相愛就好，其他無所謂”的僅有26%。顯然，在多數人眼里，日子是否能過好比愛情更為重要。

然而，“愛是一種無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會安于法律和風俗所規定的范圍的。”這是羅素在半個多世紀前在《婚姻革命》里說的。半個世紀之后，在中國，一些人的愛情開始以“無政府”的方式蔓延。

在2009年《小康》聯合新浪網的調查中，60.8%的男性和47.9%的女性受訪者表示“經歷過或渴望婚外戀”。與此相對應的是，41.4%的男性和46.5%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懷疑或曾經懷疑配偶發生婚外戀”。忠誠與信任的缺失正在使這個年代的婚姻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婚姻本來就不是人性的產物，作為制度，它和人性中的很多東西是相悖的”。著名作家王海鸰在接受《小康》采訪時如是說。

于是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有人將婚姻賦期限地契約化。“婚姻法應該明確規定，婚姻期最長不應該超過三年，好了再續三年，不好拉倒重來。”《中國式離婚》中的劉東北這樣認為。

也許以為如此的還有那些“閃婚”、“閃離”者，只是他們“締約”、“廢約”的速度實在太快，以至留給多數人的仍是費解。

這個社會已經越來越寬容。

“現代男女只要有感覺可能見一面就會直接過渡到親密的階段，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百合網研究經理王治國說。他一直從事的是人們婚姻心理變化的研究工作。他笑說，自己研究的是千百年來媒婆研究的東西，到底把怎樣的男性、女性結合在一起會形成良性的、美滿的婚姻狀態正是他所有研究的問題。

然而，他發現，這始終是個難題。

在婚姻這個問題上，越來越多的人在挑戰道德的底線，甚至法律的底線，于是，我們看到了龐大的“二奶”村的出現、偽裝單身的“隱婚”者、“小三”……

2003年7月，執行了近十年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被《婚姻登記條例》所取代，此后，中國人離婚再不需要審查期和介紹信。參與起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法學專家夏吟蘭教授說，強調自己的責任已經成為我國婚姻立法的一個新理念。

換言之，在這個時代，“我的婚姻我做主”，可以；“誰的婚姻誰負責”，必須。

(本刊記者孫曉青對此文亦有貢獻)

非典型性婚戀模式

丁克

如今，這種“只做賢妻，不做母親”，不生孩子的家庭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現代婚姻的形態中，認為“自己活著已經夠累了，何必再找一件事情來受罪！”

只戀愛不結婚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婚戀形式，雙方一致認為“結婚證只是一張紙而已，成不成家無所謂，兩個人喜歡就住在一起，不喜歡拉拉手再見，就算誰也沒見過誰。”

只有責任沒有愛

夫妻表面上是一個完整的家，有房子、有孩子，雙棲雙宿，節假日走走親戚，訪訪朋友，有所有家庭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男女雙方都盡職盡責。然而，貌合神離，就差扯一張“離婚證”而已。

周末夫妻

他們經濟各自獨立，只是周末肯定住在一起，看好電影，品嘗好菜，聽優美的音樂。他們雙方約定，誰都不能出軌。這條約定使他們不同于普通的同居者。他們如此只是為了“讓愛情永遠保持新鮮感”。

試婚

幾乎所有的試婚者都是鑒于社會上有太多的人離婚，給他們帶來太多對婚姻的失望，也為了自己未來的婚姻有質量，有保障而試。試婚似乎早已成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并將成為婚姻模式的一種。

單身貴族

單身貴族，所指的是那些過了“適合”的結婚年齡卻仍不想結婚，或因離婚再不想結婚，自由自在，一個吃飽全家不餓的人。

第四篇：建國60周年詩歌征文

打撈六十年厚實的積淀

時光流進了花甲之春

挫折、失敗、坎坷、跌宕

催熟了歲月的寶貴贈品

苦澀、淚水、歡樂、溫馨

堆砌起人生獨特的風景

我驕傲，祖國呵

我與您同齡

我無數次、無數次地追憶

少時胸前紅領巾的鮮艷

還有那閃光團徽的驕矜

我那一世小說網 http://www.tmdps.cn無數次、無數次地思索

“史無前例”的荒唐與愚昧

“上山下鄉”的困惑與郁悶

當偉人的如椽之筆

圈出彪炳史冊的石破天驚

那夢寐以求的高等學府

也向我敝開了歡迎之門

我幸運，祖國呵

我與您同齡

把理想的宣言

放飛在含笑朦朧的峰嶺

沉重而結實的峭壁

支撐起平凡中的堅韌

我用青春奏響先行的旋律

我用熱血抒寫求真的神圣

我用智慧演繹善博的風采

我用力量鑄就圖強的山魂

荒原曠野變為流光溢彩的寶地

金花銀朵鑲嵌在母親博大的胸襟

我自豪，祖國呵

我與您同齡

新徐懋公傳奇 不同凡想 七重變 國運紅顏 超越立方體 末日家園 http://www.tmdps.cn

第五篇：公司編輯感懷建國60周年征文

在書香中品味父愛

——讀《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有感

再讀朱敏的《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是她在原著基礎上再版的《回憶我的父親朱德》。本書從朱德委員長平時對子女后代諄諄教導的側面，寫下了朱德委員長對子女無私的愛：“爹爹隨身帶的筆記本里，一直珍藏著我剛出生不久的照片，由于年月已久，照片已經發黃卷角。那時，我看著

自己小時候的傻樣直樂，還體會不到這張小照片寄托著爹爹多少思念，多年以后，重新回憶這些往事時，我對那張小照片的印象卻日漸加深，因為那里有爹爹深沉的父愛。”

每次讀這樣的句子，我便會感動不已，不由自主地想起我那平凡的父親，想起我人生成長路上，他傾注在厚厚書本中的無私父愛。

孩提時代的記憶里，最興奮的事莫過于每個周末傍晚等父親回家，沒等父親進門，我便沖過去，迫不及待地往父親身上的背包里瞅。那時父親在縣城建筑公司做建筑工。每次放假回家，他總會為我捎回一些舊書報。正是那些舊書報，把我帶進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讓我知道了小山村之外還有好大的世界，有頂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還有令人驚奇的科學發明……

等我長大些，父親常帶我去逛城里的書店，只要我看上的書，他會毫不猶豫地買下。有一次，我用光了父親當月買煙的私房錢，買了好幾本書，《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便是其中之一。斷斷續續讀完《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那時年紀尚小的我雖不明白作者為何總喜歡用大篇幅的語言描寫她父親的一言一行，但就是那本書，讓我對“父愛”有了初步的認識。

我去省城讀高中離家時，別人都往孩子包里塞好吃好喝的，父親卻往我背包里塞了一捆書。讀高三那年，我和班上的同學為了擠進大學這座象牙塔而廢寢忘食地學習，當時面對不到百分之十的升學率，我們所經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每每感到苦和累，我就讀父親給我買的《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由此在浩瀚的書海中找尋一種無窮無盡的力量支撐，直到我如愿踏入大學的殿堂。

大學畢業來**打工不到一個月，我便收到父親郵寄來的一大包書，足有二十本。讀了這些書，我的寫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文章陸續在公司內刊上發表，我的文采因此被內刊主編看上。沒過多久，他就將我調入內刊做編輯，我也因此從流水線一員變成了令人羨慕的辦公室“小白領”。

由于平時喜歡讀書看報，父親的性格也非常樂觀開明。他從不打罵子女，即使我們犯了錯誤，他也總是擺事實講道理，指導我們如何去做。現在，盡管年邁的父親不再給我寄書，但他每次還是會像在我兒時一樣，時常打電話囑托我工作即使再忙也不要忘了讀書。前段時間，他還特意叫我去書店買一本《經典勵志故事全集》，說那是一本好書，對我的工作、生活都有幫助。

去書店買這本書時，無意中看到書架上再版的《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封面上寫有兩句話：“我深愛爹爹，因為他是親人；我抱怨爹爹，因為他是偉人。”和朱敏一樣，我也深愛父親，他不僅讓我愛上讀書，而且讓我在淡淡的書香中感受到了他無私的父愛。

讀《回憶我的父親朱德委員長》，品味書香里的父愛，一生咀嚼，受益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