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相曉冬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的工作匯報

相曉冬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的工作匯報——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公開信抄送：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企業聯合會 中國企業家協會中國企業報社相關各新聞媒體尊敬的國家新聞出版署領導：您們好！一直想給您們寫信，如今剛開篇卻早已淚濺鍵盤，相曉冬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的工作匯報。但我還是要將這兩個多月來發生的一切以及我的所思所想記錄下來，以公開信的形式匯報給各位領導。今年三月，當我得知那位給汶川大地震捐款的乞丐老人徐超還在南京江寧乞討的消息后，就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我于四月底將老人接到北京，并圍繞他策劃了所謂的造星運動。我知道，我的舉動已經逾越了記者的職業邊界，但那時我想到的是，記者也是社會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履行公民行為。幾乎所有的媒體朋友們都勸我進行深度報道，但我想到的卻是改變。因為我一直認為，媒體不應該滿足于被動地反映世界，更應該能動地改變世界。所以，我行動了。我只是一個來自山東農村的普通記者，沒有豐厚的資本實力，也沒有殷實的家庭背景，近十年評論員的職業磨礪，給了我滿腔的理想和熱情、滿腦子的思想和創意。看到徐超老人的現狀，我就再也按耐不住實踐的沖動了。

一、我對義丐徐超的策劃思路：義丐行義、以義成名、以名取利按照我的構思，67歲的義丐徐超老人最好的出路就是當明星，因為那樣不僅可以解決他自身的生活問題，還能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他是義丐，而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義就是全世界都在大力倡導的社會責任。所以，徐超老人是社會責任的時代新星。在我看來，義丐徐超是汶川大地震這一大不幸震出來的大幸，是地震這一大災難賜給我們中華民族的禮物，是治療見利忘義不仁不義的治病解藥，是抗拒物欲橫流無視社會責任的精神支柱，他的出現預示著從未泯滅的人性之光在底層勞動人民身上的偉大復活！我的整體思路是，義丐成名之后，不再需要政府民政部門的救濟和幫助，那非但是給民政部門徒增財政負擔，也是對其品牌價值的巨大浪費。而果然，因為安置呆子的問題，當地民政部門并沒有與徐超老人達成一致，以至于徐超老人繼續行乞。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政府部門已經盡到了責任，不是任何人的過錯，唯一的錯誤在于，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時還繼續把他當成了乞丐，這只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我的思路則是把徐超老人視為明星，這樣就開辟了一條市場化的手段，明星都能掙到錢，這條道路如果行得通，不僅能解決他的個人問題，減少社會負擔，而且還能納稅，增加財政收入。徐超老人雖然學歷不高，但極明事理，明曉大義，在其捐款義舉感動世界之后，作為義的代言人，他當之無愧。于是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保持住他的義？于是，先賢孔子辯證的義利觀又可以作用于義丐徐超身上。義丐可以行乞，那便還是乞丐，但也可以行義，行義就是明星，所以，對他的策劃和包裝必須堅守行義的路線，因此，我才提出以義取利、以利行義、以義御利的主張，按照孔子的思想，義只有變得對每個人有利，人們才會去追求義，義取得利，正是義贏得了市場。否則，義總是高高在上的話，永遠是曲高和寡。讓義丐徐超老人成為明星并且掙到錢，必須得有個經紀人，而他又請不起，所以我主動擔當了一個志愿者。我自認為自己還算合格，新聞工具和技能我盡可能的都用上了，諸如給他開博客、策劃為災區的募捐計劃，在街頭召開新聞發布會、在濟南拜老人為義父，撰寫新聞通稿、發言稿等等，還經常自己寫評論，對一些錯誤思想進行撥亂反正。在我眼里，有兩個災區，一個是有形的地震災區，一個是整個社會無形的精神災區，而徐超老人正是聯系這兩個災區的紐帶，他去年為汶川捐款感動世界之后，帶動了很多富人接連追加捐款，給災區重建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他若轉過身來，則同樣可以治療見利忘義的精神災區，而這種治療則不能單靠他一個人的力量了，必須需要思想和智慧的介入。我帶他從南京到北京的那段日子里，無論是在地鐵、街頭、公園還是火車上，很多人都想給徐超老人個人以施舍，有很多好心人甚至主動停下轎車、摩托車來給他送錢并向他致敬。我很矛盾，一方面很感動這些好心人，但我內心深處的理性又在不斷反抗這種高高在上的施舍之舉，就因為他們都把徐超老人繼續當成了乞丐，而我的使命，則是讓他成為真正的明星。在地震一周年之際，徐超老人最大的心愿是去災區看看，他原本自己去火車站鋪開那些報道過他的報紙要點錢再去災區的，但我否定了他的做法，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在老人的博客上推出“我要進行最后一次乞討”的募捐活動，個人捐款全捐，企業捐款留一半。其實最深層次的用意是想向企業界宣示徐超老人的明星價值。不是我們給企業要錢，而是打算拿著徐超老人的明星價值給企業進行品牌宣傳上的回報，以激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募捐，錢不在多少，給多少都算是心意。因為我在這一事件中埋藏了更深的目的，那就是改變人們的一些錯誤思想，所以我曾料想到，這一事件會引發輿論的質疑，但質疑正是人們思考認識問題的先導，是我們進一步贏得公眾信任的必經之路，我喜歡看到人們的質疑，所以就干脆讓質疑來的更猛烈些吧，于是我才故意對京華時報的記者說了一些看上去出格的話，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告訴我要連續報道，而且還要報道我和一些質疑者的論戰。如果這樣的話，這篇無字文章才能收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奇效。但我沒想到的是，《京華時報》的報道將我所在單位《中國企業報》卷了進來，因為我曾一再向他們表示，此事屬于我作為一個記者的公民行為，與報社無關。而令我更沒想到的是，《中國企業報》的一些領導竟然反對我的這一公民之舉，以至于《京華時報》也在他們捂蓋子的公關思維下中斷了對我們的關注和報道，使得那些質疑者和謾罵者在攻擊完我之后，我卻找不到說話的地方了。迫不得已，我在天涯上第一次首開記者自己報道自己的先河。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讓我們的災區行動蒙上了一層陰影，以至于連災區的媒體都不再那么積極主動地關注我們了，而在去年老人捐款之后，四川的媒體曾經前往南京，實地拍攝徐超老人的生活，時隔僅僅一年，卻世事無常、冷暖易變，與去年老人捐款后鋪天蓋地的報道形成鮮明對比，而沒有媒體的關注，徐超老人靠什么成為明星呢？無奈之下，我們在成都的街頭拉起橫幅，召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乞丐明星的新聞發布會，現在回想那段陰暗的日子，仍然淚蒙鏡片，視野模糊。與義丐徐超老人去年地震義捐引起的視覺沖擊波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次他要當明星，卻引發了諸多的反對之聲。我知道，這大都是由于我的介入而起，我提出要以義取利，他們所以都懷疑我的動機。所以，跟徐超老人在一起，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貧窮，他僅僅三次捐款就賺取了那么多人心，那么多感動，而我得到的多是此起彼伏的謾罵和質疑。

二、每個人都有名，學會運營這種個人品牌，義就能取得利按照人們傳統的思維慣性，義和利是不可兼得的，人們習慣于把義舉捧得高高在上曲高和寡，把義士美化成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的英雄，讓大眾覺得遙不可及，而這種傳統的價值觀也反過來壓抑了普通大眾對義的自覺踐行，所以我們看到如孟祥斌這樣的義士更多的時候是以孤膽英雄的形式舍生取義，而那些看客們也滿足于從內心深處涌出兩汪熱淚，感動一把而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道德的牌匾繼續滿足于高高在上地懸掛于只能供大眾仰望的地方；如果社會責任的自覺踐行仍然只默許個人承擔風險甚至付出生命而不鼓勵其通過市場手段帶來利益；如果我們聽任大部分人用集體意志的冰冷鐵釘將義士的義舉釘成彪炳史冊光照千秋的凄美風景；那么，我們都將應該羞愧地站在逝者的遺像前，站在往圣先賢的墓碑前，環顧和反思我們這些活人自身的丑陋——對于個體權益的集體漠視暴露的是整個群體意識中蘊藏著的不義。如果這樣，我只能這樣解釋整個物質社會的道德滑坡——不是眾生拋棄了本應卑之無上的道德，而是高高在上的道德遠離了眾生。孔子的學生子路因為救人而收了別人一頭牛，結果得到了孔子的贊揚，因為那樣今后會有更多的人去救人，子路得利反而符合義；相反，那個家里有錢的子貢解救了自己的魯國同胞卻拒絕領取朝廷的賞金并被奉為楷模之后，卻遭到了孔子的嚴厲批評，因為那樣就不會再有更多的人去解救魯國的同胞了，子貢拒金反不義，工作匯報《相曉冬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的工作匯報》。我用現在的話來這樣批評子貢拒金——這個偽道德的狂徒是為了沽名釣譽而進行的史上最早的一次不負社會責任的惡性炒作。現在我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而且公開自己的利益意圖就是為了對子貢這廝遺害幾千年的錯誤言行進行一次撥亂反正，我要是不掙到錢，不能得到利，以后誰還會去幫助那些弱勢群體的平民百姓去掙錢？我讓義丐掙錢也好，讓自己掙錢也罷，都是為了證明孔子那個早應該成為公理卻一直遭到扭曲的道理——義能生利，有義才有利，一旦成功，將徹底消滅掉見利忘義的存在土壤。我之所以要實踐“以義取利”，乃是因為發現了名的價值，名是個人品牌，是一種每個人都有的無形資產，名能產生利，所以我們看到現實中的名人都有錢，都能變得富有，這也是物質生產中的品牌營銷觀念奉獻給我們的禮物，所以應該納入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讓每個人都擁有的“財產性收入”的范疇之中。但名決定于實，要想獲得好名，必須得有實，好名聲不是單靠宣傳出來的，而是每個人做人的產物，所以那就要求每個人不能光想著自己的利益，必須心懷義，也就是社會責任，有義就有好名聲，有好名聲就有大利益。這些新思想實際上是精神生產的價值實現方式，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人類就應該知道了怎么營銷思想和智慧，將其變現為市場價值。市場經濟的大潮早已漫卷全球，而信息社會的漸行漸遠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智慧文明時代的曙光，一個新的偉大生產力正像東方的太陽噴薄欲出，而我們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卻仍然停留在封建社會的農耕時代，如此以往，我們都將無法也無能去迎接和擁抱那個偉大的智慧文明時代。

三、不羞于言利，媒體應該成為知識分子創業掙錢的平臺媒體圈子里那些虛偽的文人還羞于言利，其實腦子里整天圍著利益打轉轉，只是口非心是而已，他們有權的就濫用職權，批評權、監督權、曝光權、選題審定權、槍斃稿件權、刪改文字權、隱匿采訪對象姓名權，等等不一而足，他們早已認識到一個鐵打的事實，有權就有利，他們的手段是以權取利，因為不能光明正大，所以選擇偷偷摸摸，像我等這樣無權無勢的也只能蹭個叫做車馬費的紅包了。事實上，屢禁不止所以根本不應該禁止的有償新聞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有著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在市場經濟與信息社會交織構成的當今時代，媒體已經從政府部門的傳播工具演變為大眾傳播工具，而追名逐利的企業天生具有傳播的需要，這種傳播除了可以光明正大進行的廣告之外，還有不能公開所以偷偷摸摸進行的新聞傳播。所以，我們看到，在媒體和企業之間，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公關公司集團，他們存在于企業和媒體之間，用車馬費、版面費、紅包、送禮等形式在低廉地收買了新聞版面的同時，也撕掉了媒體文人的臉面，一個新的利益鏈條已經在媒體和企業之間形成，而這個鏈條卻象一條毒蛇一樣反嚙著媒體文人的心靈，在很多被采訪的有錢人看來，編輯記者就像乞丐一樣，唯一不同的是手里拿著采訪筆和錄音器，而實際上，那個無冕之王的稱號早已淪為一個僅能維護虛榮和自尊的破斗笠，很多新媒體人自稱是“新聞民工”，他們起早貪黑，白天跑、夜里熬，弄成了亞健康，有的甚至猝死于電腦桌前，不僅沒錢買房，還沒錢看病——有才無財，斯文掃地。難道這就是十年寒窗苦之后的收獲么？看到這種局面，也就不難理解讀書無用論為何再度甚囂塵上的了！這些現象造成了什么惡果呢？——大批的知識分子沒有富有就會反過來影響了市場需求，進而影響宏觀經濟；沒有資本的知識分子不能獨立創業，反而占據著眾多就業崗位，就不能反過來擴大就業，造成就業難！知識分子掙不到錢，就意味著知識不能贏得市場，知識缺少用武之地。當然，這里面也有知識分子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轉識成智，到處尋章摘句旁征博引，缺乏獨立思考，滿足于以記憶和知道的形式向大腦中儲存知識，就是不能反作用于現實世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正如諸葛亮在舌戰群儒時所諷刺的那樣——“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時代的發展讓我們對媒體的認識變得日益落后，傳統的觀點都認為媒體是傳播工具，傳播學理論支配了媒體的新聞業務，但事實上，傳播著的信息都是人類的意識，信息是意識的傳播形式，是傳播著的意識，意識的傳播可以產生信息、知識和思想的分享，這就是互動認識，所以，作為傳播工具的媒體也是公眾以群體的方式認識世界的工具，它應該服從并服務于人民群眾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偉大實踐，而不能滿足于信息的傳播，滿足于眼球的吸引，因而也不能滿足于廣告盈利模式。新聞既有客觀性，又有主觀性，每篇新聞報道都對應者客觀事實，但同時也都是記者編輯主觀認識的結果，它具有二重性，不可能做到絕對的客觀，但新聞還要追求真相、追求徹底純粹的認識，怎么辦？那就讓一個媒體連續不斷的報道，或者讓多家媒體從多種角度進行報道，相對真實的客觀世界就可以這樣被揭開了。所以，任何一個新聞人都是大眾認識世界觀察世界的眼睛，是群眾認識世界的注意力引導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包括互聯網在內，媒體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傳播工具，而是成為了大眾群體腦力勞動來互動認識世界的工具，而認識世界正是改變世界的必然前提，而這，正是腦力勞動的分工和協作，這種群體的腦力勞動最終可以生產出包括思想、創意、方法等內容的智慧，而智慧則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轉化為財富，知識分子正是這種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這就是我提出并正在實踐的“以智取利”。所以，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鼓勵媒體的知識分子以合乎社會責任的形式賺錢，而賺錢正是當今時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因為他們要賺到錢，就必須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通過平等的市場交換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服務，他們要賺到錢，是以幫助廣大底層百姓賺錢為前提的，只有幫助別人賺到錢，思想和智慧才算實現了市場價值，而自己也當然能夠獲利。就像我幫著義丐徐超賺到錢之后，自己也必然能夠賺到錢一樣。為了給這種新的生產力開辟道路，不止我一個人認為，應該解放媒體的創造力，讓他們創造除廣告之外的多種商業模式，當然，也有很多媒體都在這么做，但都是以單位的名義進行，搞的項目也無非是論壇開會等形式，把企業召集在一起，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服務，然后以廣告費的形式收入到媒體單位的口袋里，這種商業模式的出現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我認為，應該更進一步，那就是鼓勵和支持媒體的編輯記者以個人的名義光明正大地掙錢，他們也都不滿足于自己的腦力勞動僅僅收獲那點可憐的稿費。只有光明正大掙錢的道路暢通了，才能有效驅逐那些偷偷摸摸的不正當賺錢手段。對于這些問題的具體操作，應該尊重媒體知識分子的首創精神，就像尊重小崗村分田到戶的首創精神一樣。

四、版面承包實驗，《中國企業報》就是傳媒界的“小崗村”我曾就職的《中國企業報》現在就正在進行著這樣的一場改革實驗，自從去年馮并同志就任社長之后，就開始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他任人唯賢、采用賽馬機制，兼顧經營能力和新聞業務能力，批判地繼承了小崗村的分田到戶創舉，將報社的新聞版面與經營指標相掛鉤，從而使得經營任務與新聞業務有機統一在一起，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報社的經濟效益有了顯著提高，從而使得一百多名員工在金融危機的寒冬中感受到些許的溫暖，也讓報社新聞人看到了未來和希望，他的改革點燃了我們的希望之火。但是，跟歷史中的任何改革一樣，改革總是要觸動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他們辛辛苦苦蠅營狗茍來的既得利益，他們必然要反對改革，反對改革者。于是，我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的事情就成了這些反對者最有效的工具，他們抓到的所謂把柄和說辭就是“版面承包制”，因為這種做法與現行的新聞管理體制相矛盾，所以，他們就企圖用這種管理體制來打壓和彈劾馮并同志。看看我跟義丐徐超的博客上那些不敢留名字的謠言和謾罵就清楚了，他們不是一個人在阻礙改革。在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之初，這一伙阻礙改革的勢力就開始行動了，他們的方式就是有組織的寫匿名信、散布謠言和小道消息，說我是不堪忍受報社承包制所產生的經營壓力而去策劃義丐徐超老人當明星的，其意圖就是想讓馮并同志領導的改革舉措暴露于現行的新聞管理體制之下，以達到不可告人而路人皆知的目的。讓我們看看這些媒體的所謂資深文人都變成什么樣子了，思考問題百無一能，搞起權力斗爭的陰謀詭計來卻熱情高漲。為了給我們的改革者馮并同志減輕壓力，我不得不主動辭去了記者工作，上交了記者證，這些徐超老人都親眼目睹見證過，這個為汶川大地震作出特殊貢獻的67歲老人也一直為我的遭遇而感到難過，為了讓他心里得到安寧，我只能向他撒謊，說這是假的，到時候領導還會讓我回去的，為了緩解家庭的壓力，我也只能給我年邁的父母和家人以同樣的解釋。為了告訴全世界一種叫做智慧經濟的新的偉大生產力已經來臨；為了改變人們的傳統思想以做好迎接這一偉大生產力的準備；為了驅逐籠罩在人類精神天空中的陰霾，締造出一個嶄新的澄明世界；我承受著人們的質疑、謾罵和侮辱；承受著親人、鄉人和同事的不解；承受著市民生活中那些底層百姓所承受著的歧視；承受著缺乏支持的孤獨和困窘……當然，我也有收獲和享受——徐超老人的快樂和笑容是我眼中最美麗的風景；媒體的報道和關注讓我們看到了朗朗晴空；網上支持者的留言讓我們的心靈感受到共鳴……為了再一次傳播思想，我要在這封公開信的背后再次闡述關于智慧經濟的思想：互聯網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種技術工具，它在把電腦連接起來的同時，也造成了人腦的聯合，從而將個體的孤立的分散的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活動（即腦力勞動）變成了有機相連的整體的互動的活動，它造成了腦力勞動的分工和寫作，從而帶來了一個偉大的智慧文明的時代！策劃業的出現代表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社會分工，那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這是智慧經濟賴以站立的基石，這將揭開人類勞動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物質生產向精神生產過度、轉移和飛躍的偉大歷史篇章！傳統媒體的市場化和網站等新媒體的出現，將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中堅力量，成為智慧文明時代的“智慧工廠”，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將成為新時代的腦力勞動者，成為生產認識并改變世界的智慧的思想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他們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他們只有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行動起來，幫助勞動人民掙錢才能自己掙到錢，只有靠自己的智慧解放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就像我只有解放了義丐徐超才能解放自己一樣。謝謝各位領導的關注，關注就是關心！此致敬禮相曉冬于2009年7月6日于濟南首發個人博客：www.tmdp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