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可悲可憐的古代歐洲婦女——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八)
可悲可憐的古代歐洲婦女——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
(八)11、可悲可憐的古代歐洲婦女
五四以來,不少精英人物痛感中國婦女地位低下,在不斷呼吁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中國婦女受虐待歸因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矛頭直指儒家學說,并持續(xù)地進行深揭猛批。殊不知,歐洲無數(shù)的文字記載證明,自古以來,歐洲婦女的地位一點兒也不比中國女人高,可以說處境更糟糕。
歐洲圣賢談女權(quán)
圣賢蘇格拉底是這樣教導雅典女人的:“一個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來:她的責任是在管理她的家務,和看管屋里的東西,以及服從她的丈夫”。柏拉圖認為,女人的智商和小孩、奴隸差不多,除了有各種欲望、痛苦和快樂,啥也不知道。
德謨克利特說:“接受一個女人的命令,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最大的侮辱”。德謨克利特還諄諄告誡道:“女人不應該動口舌,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少說話對于女人是一種裝飾,而裝飾簡樸,在她也是一種美”。
歐洲文化的另一主要源頭《圣經(jīng)》之中,也有不少類似的言論。《馬太福音》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奸淫了。”男人寫封休書,便可休掉妻子;被男人休掉了的女人,連再嫁人的機會也沒有了。在歐洲,《圣經(jīng)》是最高法律,而教會是最高裁判所。中國圣賢們,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等,從來沒有像蘇格拉底、柏拉圖那樣蔑視婦女;佛教、道教,也沒有像基督教那樣歧視婦女。
盡管如此,至今,歐美人也沒有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古希臘圣賢和《圣經(jīng)》。道理很簡單:只有善待古人,才能善待今人,并示范于后人。
歐洲法制下女權(quán)
在雅典,女人沒有公民權(quán),自然失去了財產(chǎn)繼承權(quán)。雅典法律規(guī)定,沒有兄弟的女人,可繼承自己父親的財產(chǎn),但是,她不能直接繼承,必須通過她的丈夫轉(zhuǎn)贈給她的兒子。所以,對于雅典女人,生兒子是天大的事情。懷孕、生兒子固然有利于繼承財產(chǎn),但也給女人套上另一枷鎖,雅典規(guī)定:男人去世后流產(chǎn)遺腹子是犯罪;有孩子的寡婦必須留在夫家撫養(yǎng)孩子。羅馬法規(guī)定:“讓每個都知道,如果一個婦女過了法定時間之后,結(jié)第二次婚,而在第一次婚姻中已有孩子,則她在活著的時候,可以對她在結(jié)婚時得到的財物保有用益權(quán),但全部財產(chǎn)應由他們的孩子繼承,因為最神圣的法律已給這些孩子們保留了在其父母死后繼承全部財產(chǎn)的權(quán)利。”老公的財產(chǎn)不屬于老婆,老公死后,老婆只配擔當一個看家人的角色。進入中世紀后,蠻族國王們在依葫蘆畫瓢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一些更直接的東西來。勃艮第法律寫道:“如果一個勃艮第婦女在她丈夫死后,再結(jié)第二次婚或第三次婚,如果他每次結(jié)婚都生有兒子,則她生活著的時候,可以根據(jù)用益權(quán)占有婚姻的贈與;但他死后,他的每個兒子都可以繼承他的父親給與他的母親的財產(chǎn);因此這位婦女無權(quán)把她作為婚姻的贈與得到的任何財物給與、出賣或轉(zhuǎn)讓給他人。”
薩利克法律寫道:“薩利克的土地不得落入婦女之手;繼承權(quán)只可以移交給男子。”1128年,法王胖子路易頒發(fā)給拉昂自治市特許狀----拉昂自治市“基本法”說:“如果此地的任何人在他女兒或?qū)O女或親屬出嫁時,給了她土地或金錢的,如果她死時沒有后嗣,則應將她身后留下的別人給予她的土地或金錢歸還給予的人或其后嗣。同樣,如果一個丈夫死時沒有后嗣,則應讓他的一切財產(chǎn),除了它給予他妻子的妝奩以外,都回到他親屬的手里;他妻子生時可以保持這筆妝奩,但她死后,這筆妝奩應回到他丈夫的親屬手里。”歐洲法律規(guī)定:女人與財產(chǎn)無緣。
貞操文化與初夜權(quán)
在雅典,男人只要與女人分居,便算作離婚;男人將女人趕出家門,便算作解除婚約。為了確保女人的貞潔,女人們被隔離在一個外人基本看不到的地方,很少有外出的時候,即便偶爾外出,也必須有女奴陪同。男人一旦發(fā)現(xiàn)妻子有不軌行為,可以隨意處置她,包括殺死或者致殘。
日耳曼人有對偷情婦女嚴懲不貸的傳統(tǒng)。據(jù)《日爾曼尼亞志》記載:“這個地區(qū)人口雖然稠密,但通奸是難以聽到的,一旦被發(fā)覺,立刻就會受到丈夫的懲罰。她鉸掉他妻子的頭發(fā),并把她的親屬集合起來,然后剝掉她的衣服把她逐出家門,穿行整個村子,當著她的父母一邊追她一邊用鞭子抽打她。”進入中世紀后,西歐婦女的境況更為可悲。男人們離家遠行時,為了確保妻子獨處時不紅杏出墻,發(fā)明了將女人陰部套上銅鐵鎖鏈的 “貞節(jié)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貞節(jié)帶還是暢銷產(chǎn)品。據(jù)說,直到19世紀上半葉,這玩意兒還在市面上流行。
歐洲社會絕不寬恕“有污點”的婦女,即便她是貴婦人。中世紀晚期的人描述這個時代上流社會道:“這個時候,天下太平,常有盛大的宴會和馬上比武,貴婦人和少女們的各種保護者都集合在他們知道的宴會的地方,這種宴會是普通而常有的,當時的優(yōu)秀騎士都穿戴得十分體面地前來參加。但是如果偶然有一個名聲不好或有污點的貴婦和少女坐在一個好名聲的貴婦和少女旁邊,那不管她作為貴婦的地位有多高,她的丈夫多么富有、多么高貴,有時那些本身品德良好的騎士,會毫不羞恥地在眾目睽睽之下來到她們面前,讓有好名聲的婦女坐在有污點的婦女面前,并當眾對她們說:?夫人,對這位夫人和姑娘坐在您的前面請勿生氣;因為雖然她也許不像您那樣高貴或富有,但她是沒有污點的,毋寧說是屬于品德優(yōu)良的行列;而人們并沒有批評你這一點,對此,我是很生氣的;但總應該得到尊敬的人表示敬意,這是沒有什么驚異的。?優(yōu)秀的騎士這樣說了,就請那些有好名聲的婦女坐在第一排,為此,她們在心里感謝上帝,因為她們被認為純潔,并由此而受到尊敬,而被邀請到第一排就座,其他的人則承認自己的錯誤,耷拉著臉感到羞愧。通過這件事,一切貴婦都有了好的榜樣。”看起來,歐洲社會很重視女人的貞潔。其實,在過去的歐洲,廣大的小家碧玉們,很難將自己的第一夜交給自己的另一半。伏爾泰告訴我們:“領(lǐng)主們發(fā)明了一種特權(quán),名為初夜權(quán),或稱破瓜權(quán)、先占權(quán),即與庶民的新娘睡第一夜的權(quán)利。一些主教、修道院長也以大貴族的身份享有這種權(quán)利。甚至到上個世紀(生民無疆注:指17世紀),某些領(lǐng)主放棄這個權(quán)利時,還要他們的臣民出錢。這種奇怪的權(quán)利遍及蘇格蘭、倫巴第、德國以及法國各省。”婚姻由長輩決定,出嫁后絕對服從丈夫,未經(jīng)允許不邁出家門一步,這就是歐美婦女婚后便辭職當家庭主婦的來歷。
女權(quán)在中國
從《詩經(jīng)》到唐詩宋詞,愛情詩無數(shù),多以女性的身份創(chuàng)作。這足以證明,中國古代婦女地位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女子再嫁,直到宋朝,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宋朝法律規(guī)定:夫亡百日(起初為六年)之后,便可改嫁。宋太祖、宋英宗都曾親自勸大臣之妻改嫁;宋真宗皇后劉氏、宋仁宗皇后曹氏,都是改嫁而來。著名詞人李清照原為相府兒媳,夫死之后便改嫁他人。直到明朝,再嫁才開始受到非議,但也就是不夠光彩罷了。
在中國,婦女受教育,從來是不成問題的。自漢朝以來,有作品傳世的才女,漢朝如班昭,三國如蔡文姬,唐朝如上官婉兒,宋朝如李清照。《全宋詞》作者中,女性多達107人。岳母刺字、蘇洵之妻管家、薛氏教子等證明,宋朝婦女識字率顯然不低。宋朝還一度開設女子科舉。翻遍18世紀以前的歐洲歷史,也找不出這樣才女輩出的場面。
毋庸諱言,在古代中國,婦女地位低于男子,但也不是某些人說的那么不堪。即使在明清文人的筆下,《楊家府演義》之“楊門女將”,《說岳全傳》之“岳母刺字”,無不是深明大義、文武兼?zhèn)洹?/p>
鴉片戰(zhàn)爭前的1793年,英國馬戛爾訪華使團隨員愛尼斯·安德遜撰寫的《英使訪華錄》
說:“認為中國婦女被關(guān)在屋子里不許與外人相見的見解,是無甚根據(jù)的。(在北京城內(nèi))會集觀看英國使團馬車隊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婦女,這比例數(shù)字大大超過在我們自己國內(nèi)所遇到的觀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來的人群中的婦女的數(shù)目……當車子開始移動時,我輕輕地和這些殷勤的婦女們握手,她們報我以甚為文雅的親熱。從在場的男子們中間也看不出他們對我的舉動有什么不滿意之處……因此,在這城市里,女子,顯然地,并未被剝奪她們所應享有的這部分自由”。顯然,此時的中國男人并不“封建”,而中國女人比英國女人更“自由”。
男權(quán)問題
在古希臘,雅典的妓院、妓女多不勝數(shù),海港皮拉埃烏斯就是著名的紅燈區(qū)。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便是泡妓女的高手。和宋徽宗的李師師一樣,雅典名妓阿斯帕西婭,因為被伯里克利泡上了,也獲得了流芳千古的榮耀。
羅馬皇帝多淫亂不堪。埃拉伽巴盧斯到處找美媚,連神廟里的女尼也不放過,性交姿勢和春藥研究成了他唯一支持的科研工作。羅馬皇帝還將心比心地制定法律:被派擔任某省總督之類的官員,如果尚未結(jié)婚,政府將為他配備一名專門的姘婦,就跟配備騾馬車仗一樣。中國也常有皇帝賞賜大臣美女,不過沒有法制化。
一夫多妻,是古代社會最普遍的現(xiàn)象。伏爾泰說:在中世紀歐洲,“法蘭克的幾個國王,貢特朗、卡里貝爾、希吉貝爾、希爾佩里克、達戈貝爾都同時有好幾個妻子”。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普有3個正式妻子和24個外室,15個私生子,甚至專門為一個他寵信的外室組建了所謂的金羊毛騎士團。至于為了爭風吃醋而打打殺殺的故事,那就沒法說了。法國學者馬可·布洛赫說:“歷史提供的證據(jù)更加明晰無誤。我們知道,貴族的婚姻常常是一宗平凡交易,貴族家族中私生子成群結(jié)隊。”
食色性也。以高呼“打倒孔家店”而聞名的吳虞,本有妻有妾,59歲時又納一個16歲女孩做小妾。這足以說明,要想取締這種丑惡的東西,是多么的不容易。
歐洲的賢妻良母
在11世紀,即中國北宋時期,西歐教士吉貝爾特·德·諾根特,是這樣歌頌他母親:“我母親的善良的表情,她的罕有的語言,她的始終寧靜的面容,并不是生來鼓勵那些看到她的人的輕浮舉止的。而在上流社會婦女中很罕見或者幾乎從未見過的是,她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上帝賜予的純潔,正像她被天意保留下來去譴責那些濫用上帝賜物的婦女那樣;而當一個婦女不論在她自己屋里或在自己屋外成為這種指責的對象時,她總是避免參加進去,她一聽到這種指責就感到苦惱,就好像這種指責是落在她頭上的。”
“我剛誕生八個月,我父親就活生生地逝世了。……我母親那時雖然還很年輕而美麗,但她決心守寡。而且她履行這個誓言是多么堅定啊!她做出的穩(wěn)重的榜樣是多么偉大啊!”“她生活在對上帝的深深的敬畏之中,并以一種平等的愛,對待她的鄰居們,特別是那些窮人。她謹慎地管理我們,管理我們和我們的財產(chǎn)。”
“我的母親以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撫育我成人。”
“我剛剛學會最初步的幾個詞,我母親就急著讓我受教育,把我托付給一位語法老師。”隨便翻閱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這位西歐的偉大母親,與中國人心目中的偉大母親形象完全一樣:恪守婦道,不事二夫,潛心持家,睦鄰友好,善良仁愛,傾盡全力撫育孩子,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將其中的上帝、貴族之類的洋名詞換一換,不就是中國“賢妻良母”形象么!
第二篇:歐洲的家族制度——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七)
歐洲的家族制度——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
(七)10、歐洲的家族制度——族權(quán)
德謨克利特很傷心
五四時期的 “旗手”們,對中國家族制度深惡痛絕,認定儒家學說為禍首。被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jù)論》中表示:儒家的忠孝學說導致家族制度形成;家族制度催生專制政治;專制政治致使全社會“偏重尊貴長上,壓抑卑賤,”“共和之國民,而不學無術(shù),不求知識于世界,而甘為孔氏奴隸之孝子順孫”。為了與家族劃清界限,他辱罵自己的父親是“老賊”,親手痛揍自己的父親,與父母分割家產(chǎn),而且寧可將自己的錢拿出來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給自己的兒女用于上學。
家族制度有其嚴重的弊端,所以,自古就有堅決反對家族制度,有虐待長輩的忤逆之徒。
古希臘圣賢德謨克利特說:“照我看來,生兒育女是不必要的,因為我看到有兒有女的人,有很多而且很大的危險和麻煩,至于他的好處則是很少、很不足道而且很微弱的。”“凡是覺得想要一個孩子的人,照我看來,還是在他的朋友的孩子中間去挑一個的好。這樣一來,他將能夠有一個如他所希望的那樣的孩子,因為他的選擇是完全自由的。”
德謨克利特真的不想要孩子嗎?也不是。他說:“當人碰到運氣好,有個好女婿時,就使他得了一個兒子,但是如果碰到運氣不好,那就外加把女兒也失掉了。”顯然,德謨克利特不僅想要兒子,而且希望嫁出去的女兒給他帶一個好女婿回來。
德謨克利特說不想生孩子,一定是兒子打老子之類的事情看多了,受到了嚴重刺激,才說出這樣的氣話、傷心話。
中國的四世同堂
什么是家族?一個男人成家后,生了五個兒子,這五個兒子又各生了五個兒子,這二十五個孫子也先后成家有孩子了。后來,這位男人和他的夫人去世了,他們的長子便理所當然地擔當起領(lǐng)袖的角色來。這個有血緣關(guān)系凝結(jié)成的社會團體,便是家族。
家族的存在,來源于親情。共同的血緣關(guān)系,使人們尊老愛幼、長幼有序、相互扶持,實乃最大的人性。
我國古代家族制度確實很發(fā)達。漢光武帝在地方豪強家族勢力的鼎力支持下,恢復了劉家的天下,隨即造就了功臣之后鄧、竇等外戚世族輪流掌權(quán),多個家族掌控朝野的局面。六朝更是退化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士族社會,以致隋唐時期,豪門大族的勢力仍然極其強大。唐人柳芳列舉道:“過江則為僑姓(注:在西晉滅亡時,跟隨晉室逃奔江南定居的世家大族,被認為是僑居者),王(瑯邪王氏)、謝(陳郡謝氏)、袁(汝南袁氏)、蕭(蘭陵蕭氏)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注:主要指今江浙地區(qū)的本地人,這里古屬吳國),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太原王氏)、崔(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盧(范陽盧氏)、李(趙郡李氏)、鄭(滎陽鄭氏)為大;關(guān)中亦號郡姓,韋(京兆韋氏)、裴(河東裴氏)、柳(河東柳氏)、薛(河東薛氏)、楊(弘農(nóng)楊氏)、杜(京兆杜氏)首之。”唐太宗命大臣編寫《大唐氏族志》,順帶將天下家族排個座次,沒想到,在初稿中,任朝廷黃門侍郎的山東崔幹竟然位居第一等。在唐太宗明確“深表遺憾”并提出“嚴正抗議”之后,皇族才被列居第一等,外戚也躍居第二等,崔幹列第三。家族勢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武則天嫁女兒前,以為女兒未來的兩個妯娌不是出身名門,準備下令親家休掉這兩個兒媳,得知其中一人娘家還是“國親”后才作罷。
直到唐末,家族勢力才全面退出中國政治舞臺。但是,人類天然的親情是無法割舍的,忠于家族回報家族依然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自然舉動。據(jù)《資治通鑒》,“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范仲淹幼年多受家族成員欺負,但是,他成年后,無時不思念著蘇州的家族。他省吃儉用捐獻巨資,為家族購置田產(chǎn)興辦義莊,專門資助家族貧困成員。他在《告諸子書》中說:“吾吳中宗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茍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余年,而始發(fā)于吾,得至大官。吾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頗有影響的江西義門陳,陳姓子孫300余年同吃同住同耕耘家族田產(chǎn),自辦學校教育家族少年,家族包辦婚喪嫁娶,鼎盛時期家族成員多達四五千人。
直到今天,在中國廣大的農(nóng)村,一個村子甚至附近幾個村子同屬一個家族,這樣的現(xiàn)象極為普遍。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也就是一大家子幾代人共居,共同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共同生活分享財富,如今為一個個三口之家所取代。
歐洲的兄弟會
歐洲也不例外,因為歐洲人也是人。
古希臘的一個個城邦,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的家族或者幾個家族的聯(lián)盟。古羅馬,就是起家于血緣關(guān)系上的部落聯(lián)盟。帝國前的古羅馬,始終是若干個大家族組成的元老院手中的工具;羅馬帝國,更是皇帝和他信任的幾個家族的私有財產(chǎn)。
到了中世紀,據(jù)法國大學者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在整個封建歐洲,當時存在著以血緣關(guān)系為基礎的群體。在法國,當人們談到親屬成員時,通常直接稱之為amis(朋友);在德國則稱之為Freunde(朋友)。一份寫自11世紀法蘭西島的法律文獻這樣列數(shù)家族成員:?他們的朋友們,即他們的母親、兄弟們、姐妹們以及以血緣和婚姻維系的親屬?。”
中世紀是貴族的天下。所謂貴族,首先是顯貴的家族。也就是說,貴族是家族制度的產(chǎn)物。中世紀,大小領(lǐng)主的后人共同繼承、共同使用公共遺產(chǎn),共同居住在祖?zhèn)鞯某潜だ铩qR克·布洛赫說:“大貴族本身并非總是這些群體性活動的局外人。博騷家族幾代人均控制著普羅旺斯地區(qū)的各個伯爵領(lǐng),雖然這個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但都認為整個采邑的統(tǒng)治權(quán)是統(tǒng)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羅旺斯?伯爵?或?諸侯?的稱號。”大貴族如此,小貴族也一樣。“許多小領(lǐng)主,特別是法國中部和托斯坎尼地區(qū)的小領(lǐng)主,像農(nóng)民一樣共同繼承、共同使用公共遺產(chǎn),共同居住在祖?zhèn)鞯某潜だ铮辽俟餐Pl(wèi)其城堡。這些人是?衣衫襤褸的共同繼承人?。”
身為弱勢群體的平民百姓,更是重視血緣關(guān)系了。馬克·布洛赫說:“在整個鄉(xiāng)村,到處都是為數(shù)眾多的 ?兄弟會?。這些?兄弟會?由若干個有親屬關(guān)系的家庭組成,他們共用一個爐灶、同桌進餐,耕種同一塊共有地。”
由于個人命運與家族的發(fā)展捆綁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家族會干預個人和每個小家庭的生活。為了保持家族的地位,長輩會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干預孩子的婚姻,會為了家庭利益干預孩子的個人興趣和發(fā)展愿望;為了維護家族的財產(chǎn),家族會干預其成員的財產(chǎn)繼承。
家族制度的是與非
歐洲的家族制度及其危害性,一點也不比中國差。
和中國人一樣,歐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長輩決定。古希臘人的婚姻,也是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成的,他們的從達成婚約到迎娶新娘的程序、禮儀,還與中國傳統(tǒng)婚俗頗為相似。馬克·布洛赫說:“在一個個人十分渺小,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里,婚姻(我們知道,婚姻與眾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聯(lián)系在一起)遠遠不被視為個人選擇的行為。是否締結(jié)婚姻首先是由父親決定的事情。……親屬們可以干預這類事情,有時候是與父親聯(lián)合加以干預,尤其是他父親不在世時,就更是如此。” 所以,中國有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歐洲有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
家族財產(chǎn)雖然為某一家庭直接占有,但是家族成員認為它屬于家族利益,所以個人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往往最終為家族所掌握。某人想將屬于自己的財產(chǎn)賣掉,必須首先賣給家族成員。否則,即便是已經(jīng)賣給家族之外的人,在規(guī)定的范圍按照約定的順序,家族成員在償還已付價錢之后,仍然可以取代買主的地位----這就是曾盛行于歐洲的家族成員享受贖回權(quán)的制度。馬克·布洛赫說:“即使在個人財產(chǎn)明顯居于主導地位的時候,也不意味著個人對財物的所有權(quán)能夠完全擺脫家族的羈絆。……起初規(guī)定,每一份土地以可以接受的價格轉(zhuǎn)讓之前,應首先售給親屬----前提是土地已通過繼承關(guān)系獲得。這是一個重要且保留下來的限制條件。最后,大約從13世紀初開始,家族對土地買賣的控制簡化為對親屬權(quán)力的簡單承認:一旦土地出售,在規(guī)定的范圍按照約定的順序,親屬在償還已付地價的基礎上,可以取代買主的地位。中世紀社會有家族成員享受贖回權(quán)的制度,這種制度的普遍性,其他制度幾乎無出其右。英國是唯一的例外。但即使在英國,某些城市習慣法中,也有這種制度。這種贖回權(quán)制度盛行于從瑞典到意大利的各個地區(qū),任何一種習慣制度都不會更為根深蒂固;在法國,只有大革命才將它廢除。”
中世紀歐洲,是一個徹底的世襲社會。一個伯爵有五個兒子,誰來繼承這爵位?誰都想繼承,五兄弟之間的矛盾勢不可免,兵戎相見也不為怪。莎士比亞的《王子復仇記》就是一個爭奪繼承權(quán)的故事。為了繼承權(quán),歐洲大地一度硝煙四起,歐洲人稱之為“私戰(zhàn)”。后來,歐洲人統(tǒng)一規(guī)定:只有長子能夠繼承老爸的位置,這就是所謂“長子繼承制”。長子繼承制,并非歐洲的特產(chǎn),中國的周朝也立下了這么一個規(guī)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人們認識的提高,中國官方又出現(xiàn)了“立賢不立長”新思路,誰德才兼?zhèn)湔l當繼承人。在中國民間,長子始終是接任家長的第一順序繼承人。
家族間復仇,是嚴重困擾中世紀西歐的“私戰(zhàn)”的另一主要因素。大家關(guān)心、看重家族利益,當家族利益受到外力傷害時,全體家族成員必然鼎力維護。每個家族都有一個族長,全體成員聽從他一個人的指揮。只要家族成員受到外人的傷害,在族長的帶領(lǐng)之下,家族全體成員將拿起武器來,懲罰殺害或者虐待其家族成員的行為。《法國文明史》說:“一種十分有害的戰(zhàn)爭習俗在法蘭西王國內(nèi)流行;如果某個人殺了另一個人或使他殘廢,或受重傷,則受到傷害的人,或者他的朋友們(假如他死了),可以對冒犯者的親屬進行報復,雖然他們住在很遠的地方,并且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于是他們白天黑夜地尋找他們,一找到其中的一個,便立刻殺死他,或使他殘廢,或打傷他,無需警告他或使他防備,雖然他毫不知道他族中的那個人犯的是什么罪。”11世紀,勃艮第兩個貴族家族在葡萄收獲季節(jié)的發(fā)生了糾紛,雙方的械斗搏殺持續(xù)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
這種家族之間的復仇行為,為西歐不少地區(qū)的法律所認可。在卡斯蒂爾的塞普爾維達,地方法律規(guī)定,復仇者只要與原來的受害人擁有同一個太祖父,就可以向殺害親屬的兇手復仇而不認為犯罪。這樣的法律,今人看來會感到很奇怪,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判例也不少。據(jù)《資治通鑒》,唐玄宗時期有一個著名的案子:楊汪冤殺張審素,若干年后,張審素的兩個兒子殺死了楊汪,正當他們追殺楊汪的同謀時,被官府抓獲。對于此案,朝廷產(chǎn)生完全對立的兩派,張九齡認為為父報仇理當從寬;裴耀卿和李林甫認為依法應處死。還是唐玄宗出來給張九齡做工作道:“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啟也”,最終依法處死了這兩個孩子。
第三篇: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
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已出版]
樓主:生民無疆001 時間:2012-04-15 17:45:00 點擊:298322 回復:
1、謊言
近些年來,由于一些“歷史學家”、“文化學者”等專家的偏執(zhí)與偏心,國內(nèi)出現(xiàn)了一個怪現(xiàn)象:某些中國學者撰寫的歐洲史,比歐美學者編寫的要光鮮照人,中國專家的評價,比歐美學者的高出N倍。
古羅馬,在歐洲專家筆下,美好的東西自然不會遺漏,而屠殺、戰(zhàn)亂、奪權(quán)、饑荒、無視科學、經(jīng)濟文化落后等等,也無一漏網(wǎng);到了我們的專家手中,羅馬只有法律、強大、藝術(shù),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沒有從天而降的禍患,羅馬帝國不知會創(chuàng)造出怎樣一個偉大的未來。甚至,專家們一再不無遺憾地感嘆:絲綢之路沒能直接連通“偉大的”羅馬,因而使中國與“民主科學”失之交臂。
中世紀是歐洲人正宗后裔公認的“黑暗時期”。貴族多是文盲武夫,百姓多為無人身權(quán)利的農(nóng)奴。整個歐洲殺伐不斷,關(guān)卡林立,動輒饑荒,城鄉(xiāng)貧困,臭氣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這些事實,在歐美專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而國內(nèi)竟有專家一再聲稱:中世紀的歐洲,也比中國“科學”。
某些專家對于發(fā)現(xiàn)新大陸、“藍色文明”津津樂道,至于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終一聲不吭;為何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專家們”也是一言不發(fā)。有專家說,英國因為戰(zhàn)勝了西班牙無敵艦隊,一躍成為海洋大國;為了自圓其說,不惜隱瞞英國戰(zhàn)前無海軍、戰(zhàn)后長期無人關(guān)心海軍建設的事實。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歷史常識的東西,成為了有些專家堅決不談的“禁區(qū)”。
這些禁區(qū),是專家們自己設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問題和其它敏感原因。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國強”的輿論,將國人“閉關(guān)鎖國”在謊言中。
為了這個目的,盡管西方學者認定17世紀以前世界的大多數(shù)發(fā)明由中國創(chuàng)造,但是他們要么不承認“四大發(fā)明”,要么說這是“技術(shù)”而不是“科學”,至于歐洲為何有科學而無技術(shù),他們是不屑于回答的;他們聲稱張衡的地動儀不存在,不惜將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掛它國國旗,恨不得注銷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國商人的中國國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經(jīng)過若干年的積累,他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謊言“體系”:
歐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謂藍色文明),中國的大陸文明(即所謂黃色文明);
國人有一個傳統(tǒng),一旦有所成就,便認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墳,又是建祠堂。在中國,無論誰當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將自己的祖宗搬出來,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為皇帝,不管他們是聾子還是啞巴。唐朝皇帝本來家世顯赫,為了證明自己生來該做皇帝,硬是請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認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闊臉就變,歐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紀,歐洲人仍把中國當天堂一樣供著,大有全盤“中”化的勢頭,萊布尼茨這樣的大科學家,還提出要以漢語為世界語。到19世紀上半葉,在完成對中國、日本的征服后,歐洲人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霸主。歐洲人發(fā)達后,很為自己祖宗在世界歷史上隱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設法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茲從由歐美學者撰寫的嚴肅的學術(shù)著作中隨意挑出幾例:
一說:印刷術(shù)是德國人發(fā)明的。法國學者安田樸在《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說:“在我離開之前,有人送給我一本40頁的小冊子,即古登堡博物館館長阿洛伊斯·魯佩爾教授向觀眾推出的《世界印刷術(shù)博物館和國際古登堡學會的形成與發(fā)展》一文。由于我抱有從中發(fā)現(xiàn)展覽向我掩飾的內(nèi)容之希望,所以絕不會放棄機會拜讀全文:‘......在這里,1400年前,作為當?shù)刭F族世家的后代,印刷術(shù)的偉大發(fā)明家誕生了??美因茨是印刷術(shù)的故鄉(xiāng)。’”
印刷術(shù)誕生于中國,是世人皆知的常識。這種鬧劇讓同是歐洲人的安田樸先生也看不過去。于是,安田樸先生將印刷術(shù)是通過什么樣的路徑傳入歐洲都作了詳細描述,并且證明古登堡不過是西歐較早從東歐學到印刷術(shù)的人罷了。
二說:阿拉伯數(shù)字是古希臘人發(fā)明的。英國科學史家W·C·丹皮爾教授撰寫的嚴肅的學術(shù)著作《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guān)系》說:“ 印度的算術(shù)是驚人的,因為有證據(jù)說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就采用了一種數(shù)碼。而我們今天的數(shù)碼就是由那種數(shù)碼脫胎而來的。”盡管“在拉丁語中最早使用這個新數(shù)字體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間在西班牙寫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數(shù)字也許是先由希臘人發(fā)明,然后傳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傳給阿拉伯人,他們又修改為所謂古巴爾(Ghubar)字體,與我們現(xiàn)今所用的字體更為相近”。
至于古希臘人發(fā)明后是如何將這發(fā)明好的“數(shù)碼”是空運、還是飛鴿傳書送到遙遠的印度,而希臘本土和各“希臘化”王國沒有使用,這些問題自然無關(guān)緊要。重要的是,作為曾經(jīng)的英國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沒有資格發(fā)明阿拉伯數(shù)字的。
三說:古羅馬帝國衰落和西歐進入黑暗的中世紀,是東方文化惹的禍。古羅馬帝國為什么衰落?丹皮爾教授分析道:“希臘化時期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政治、文學、哲學和科學方面的擴展和創(chuàng)造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創(chuàng)造沖動消耗殆盡,在物質(zhì)和精神方面都表現(xiàn)了東方對西方的反動的階段。??希臘化的希臘時期在羅馬內(nèi)戰(zhàn)中結(jié)束了,羅馬帝國所建立的文化雖然屬于希臘----羅馬性質(zhì),終究也無力長期排斥亞洲的影響。甚至在比較早的時期,即在亞歷山大的時代之后不久,東方的思想就已經(jīng)開始傳布。”丹皮爾教授認為,“東方的思想”無非是巫術(shù)、祭儀宗教之類的東西,在某些歐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國對人類文明進步與發(fā)展,不僅無貢獻可言,反而禍害連連,值得一提的僅僅是“古”一點而已。人類歷史上所有可圈可點的東西,都是歐洲人創(chuàng)造的;歐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別人惹的禍。對于這樣的一種心態(tài),同樣是歐洲人的安田樸先生有一個評價:“對于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是使人堅定不移地相信亞洲諸民族遠遠地不及他們自己先進發(fā)達,這是為了歸化他們或奴役他們的最好理由。”
因為種種難以啟齒的原因,洋人適當?shù)刭H低一下別人的文化,再適當美化一下自家的歷史,這完全可以理解,我們不必過于較真。但是,作為中國的學者,明知對方在說假話,還要拿著雞毛當令箭,以此作為進一步丑化中國歷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3、自卑、自賤與自殘
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由中央帝國變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國人的心情很不好,想罵人。清朝政府盡管打不過洋人,但對付國人還是綽綽有余。精英們只好躲到外國罵清政府的娘,宣稱要搞反清復明。辛亥革命后,精英們回國了,可以隨便罵人了,便從清朝罵起,一代一代往上追著罵。到五四運動前后,一直罵到中華民族的遠祖,罵祖宗成了時尚。古圣先賢成了垃圾,遠祖罵完了,一時間沒了對手,怎么辦?精英們突然調(diào)轉(zhuǎn)槍口,與親生父母為敵,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壘。五四旗手之一的吳虞,第一個將槍口對準自己的父親,施以惡口稱父親為“老賊”,施以拳腳對父親實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財產(chǎn)上與父母劃清界限。在精英們示范下,離家出走一度成為時尚。
在精英們的心目中,中國沒搞好,是父母的錯、祖宗的錯,反正自己是無辜的、偉大的;只要將包括父母在內(nèi)的“老東西”打掃干凈了,中國就現(xiàn)代化了。
數(shù)十上百年來,經(jīng)掌握話語權(quán)的精英們的不懈努力,徹底摧毀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國人,包括精英們自己,以極端卑微和自賤的心態(tài)看待這個世界。他們將中國幾千年歷史涂畫得一團漆黑無可取之處,對古圣先賢極盡人身攻擊之能事,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沒有一個好人了;兩千年來理解一致的儒家經(jīng)典,被他們刻意曲解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了;人類公認的孝慈仁愛等做人基本準則,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了。至于西方,在他們的筆下,古希臘羅馬自不必說,中世紀化作田園牧歌,慘絕人寰的屠殺掠奪新大陸也成了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乃至列強侵略中國,包括強賣鴉片,包括火燒圓明園,包括強索天文數(shù)字般的戰(zhàn)爭賠款,包括掠奪數(shù)百萬平公里的國土,精英們也忘卻了利用自由、民主、科學、博愛等武器做任何評價,只是一個勁地辱罵清廷,整個地“做不了正宗洋人,做個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態(tài)。
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學者撰文,稱萬里長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黃河之水不過是祖先的尿。
靠辱罵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將為后人所唾棄。
4、子虛烏有的“古希臘文明”(上)
村莊聯(lián)合體
毫無疑問,古希臘文明是客觀存在的,因為有那么多遺存擺在那里。不過,古希臘不像有些人說的那么了不得。
古希臘文明,主要是指在西元前8世紀----前323年間,被稱為希臘人的人們 “創(chuàng)造”的文明。此前的幾個世紀,稱為荷馬時期,又稱“英雄時期”;此后數(shù)百年,甚至整個古羅馬,據(jù)說是希臘文明傳遍世界、影響世界的時期,故稱之為“希臘化”時期。專家們說到古希臘文明,往往包含“希臘化”時期。
希臘人主要生活在愛琴海兩岸的諸“半島”或者島嶼上,分成大大小小若干個獨立的“城邦”,從來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他們沒有國家概念,更談不上國家意識。
這些“城邦”----也不知道為什么稱之為“城邦”,是一個村莊或幾個村莊的聯(lián)合體,人口一般萬兒八千的。大家或農(nóng)耕或漁獵或商貿(mào),多以農(nóng)業(yè)為主。為了利益,相互間的戰(zhàn)爭,從來沒有間斷過。
希臘有兩個“超級大國”,談到古希臘,90%是拿這兩個“超級大國”說事。
斯巴達,是四個或五個村莊、兩大家族的聯(lián)合體。稱霸希臘時有9000戶人家,衰落時僅700戶,根據(jù)“國際慣例”,按平均每戶5人計算,巔峰時人口4.5萬人左右。因土地相對肥沃,故以農(nóng)業(yè)為生。斯巴達是2名國王加上長老會議的政治模式。兩個國王分別由兩個家族推選產(chǎn)生,權(quán)利相等。國王只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除非領(lǐng)兵在外,大權(quán)始終在長老們手中。斯巴達人“以軍事立國”,男孩長到6、7歲,便被城邦收養(yǎng)到軍營接受訓練,每天給極少的食物,鼓勵他們偷盜提高生存能力。“如果偷盜被抓,他們會受到懲罰,不是因為偷盜,而是因為失手”。斯巴達人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基本上是文盲。
雅典是4個部落(后改組為10個部落)的聯(lián)合體。綜合西方專家的數(shù)據(jù),巔峰時期人口在6.7----17萬人之間,取中間值則是11萬左右。因土地相對貧瘠,故手工業(yè)和貿(mào)易較為發(fā)達。雅典是9名執(zhí)政官(起初是1名,后來是3名,最終為9名)、貴族會議的政治模式。9名執(zhí)政官由公民會議選舉產(chǎn)生,輪流執(zhí)政處理日常事務。軍事上選出10名司令官,每個部落推舉1人。大事由400人議事會或者后來的500人議事會議決。雅典人文
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古希臘名人多與它有關(guān)聯(lián),有關(guān)古希臘的文字依據(jù)基本來源于雅典。
愚昧、野蠻而封閉
來到古希臘,你會看到,人們光著腳板滿街跑,斯巴達人更是光著屁股到處晃悠。文明一點的雅典人,也就是將一塊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內(nèi)部,大事小事商量著辦,共同祭祖,共同對敵,奪得戰(zhàn)利品人人有份。雖有貧富之分,但總體來看,一幅原始共產(chǎn)主義風貌。
說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問題上。
有人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員與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內(nèi)部消化,要想確保陰陽平衡,惟有強制推行一個蘿卜一個坑,認可親兄弟姐妹結(jié)婚。
希臘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jié)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過后,14歲左右必須嫁人,一般是嫁給30歲左右的男人。同父異母的男女結(jié)合、堂兄弟娶堂姐妹、親侄女嫁給親叔伯,統(tǒng)統(tǒng)被社會廣泛認可。在斯巴達,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樣可以結(jié)婚成家。因為畸形兒太多了,斯巴達有了一個規(guī)矩:消滅畸形兒合情合理合法。
這種婚姻制度廣泛存在于希臘人的王室。以最為人所炫耀的“希臘化”國家托勒密王室為例:
托勒密一世的女兒阿爾西諾埃二世,先是嫁給她的在馬其頓的同父異母兄弟“雷電”托勒密,雙方翻臉后,跑到埃及,嫁給她的另一個同父異母兄弟托勒密二世,當上了埃及王后,后來這對國王王后被尊為“姐弟神”,她死后,還被托勒密王國奉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兒阿爾西諾埃三世,嫁給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兒克萊奧帕特拉二世,先與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結(jié)婚,接著又嫁給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著,她的弟弟老公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兒克萊奧帕特拉三世。
......馬其頓王國也是如此。馬其頓王德莫特里烏斯二世娶他的親妹妹為妻;“父貴者”密特里達泰斯六世先殺兄,再殺母,迎娶他的親姐姐。
如此繁衍出來的希臘人,智商能夠高到哪里去,只能去問動物學家了。
這是同時期世界各國的普遍現(xiàn)象嗎?至少中國不是這樣。《禮記》說:“系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諸如此類的法律法規(guī)民風民俗,充斥中國古代各種文獻。
古希臘運氣不錯。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就誕生在希臘的旁邊。特別是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西亞,古巴比倫消亡了,亞述帝國興起;繼而新巴比倫誕生,接著出現(xiàn)波斯帝國。這里與南方的埃及、東邊的的印度、東北面的中國之間,經(jīng)濟、文化、政治、軍事交流頻繁,始終經(jīng)貿(mào)繁榮、科技文化發(fā)達。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告訴我們:希臘文字是希臘人模仿西亞腓尼基字母的結(jié)果,這大約發(fā)生于西元前8世紀。而腓尼基文字,又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和日文來源于漢字一樣,今天我們熟悉的英國、法國、德國文字,源頭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羅多德還告訴我們:流行于希臘的奧菲教義是從埃及傳來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穌來自于中東一樣,宙斯、阿波羅、普羅米修斯等,原本是古埃及人創(chuàng)造的神靈。
希臘最大的遺存是建筑。雅典人自稱從埃及人那里學來測量技術(shù),而留名至今的兩位希臘城市建筑規(guī)劃大師,都是亞洲籍人士。希波達姆斯來自于小亞細亞的米都利,據(jù)亞里士多德說,雅典的皮拉埃烏斯就是他設計的。另一位,是亞歷山大城的設計建造者德伊諾克拉泰斯,來自于小亞細亞的羅德斯。
至于雕塑,據(jù)歐洲專家研究,希臘原本沒有石雕,在神廟里也只有木雕神像。西元前7世紀中葉起,小亞細亞的薩摩斯、納克索斯等島嶼開始采用大理石雕刻人體大小的雕像;前7世紀晚期,傳入希臘本土。流傳至今的希臘時期的繪畫精美的陶器,據(jù)歐洲專家研究發(fā)現(xiàn),在已知的40位藝術(shù)家名字中,“多數(shù)并非雅典人名”。
至于希臘人的科學技術(shù),科學史家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guān)系》說:“當希臘各城邦發(fā)展起來,越出先前的界線的時候,希臘的地理位置和經(jīng)濟需要就迫使希臘人民同更古老的文明發(fā)生接觸。早期希臘哲學家所搜集到的事實大部分是從外來的來源得到的----他們的天文學是從巴比倫尼亞得來的,他們的醫(yī)學和幾何學是從埃及得來的,可能一部分是通過克里特島。在這些事實之上,他們又加上一些事實,然后,在歷史上第一次對他們加以理性的考察。這種觀念的混合過程是逐漸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愛琴海的愛奧尼亞海岸出現(xiàn)的。當時希臘人大概還保持著過去的米諾文化的傳統(tǒng)并且同巴比倫和埃及的學術(shù)保持著接觸,因而對演繹幾何學和自然界的系統(tǒng)研究提出一些見解。”
古希臘人自己也承認:“光明來自東方”。《荷馬史詩》的編著者荷馬,古代記載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島或 小亞細亞的士麥那。而希臘的哲學家、科學家也大多來自于“東方”。可以說,古希臘的知識界,是海歸的天下。
有人說,在西亞、北非有不少地方是希臘人的“殖民地”,這里的人所創(chuàng)造的,仍屬于希臘文明的成果。
“殖民地”有其專門的內(nèi)涵,只能派出“三百勇士”對抗波斯“百萬大軍”的古希臘,是否有能力跑到海外建立“殖民地”,我們也不作討論。假設“殖民地”理論能夠成立,那么,遍布于歐美大地的“唐人街”,豈不成了中華的“殖民地”?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等,豈不成了歐美“中國化”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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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宙斯,皮提亞賽會紀念阿波羅,地峽賽會紀念波塞冬。這類似于我國諸如賽龍舟、舞獅、賽馬、摔跤等的民俗活動,一個鄉(xiāng)村主辦、多個鄉(xiāng)村參與。若干年前,在中國大地類似活動多如牛毛。因此,沒有必要神化。當然,奧運會發(fā)展到今天,其內(nèi)涵有了質(zhì)的變化,須另當別論了。
由希臘女巫點燃的那把火,被我們稱為奧運圣火,寶貝得不得了。試想,在言必稱希臘的今天,如果我國舉辦一個體育賽事,由武當?shù)朗炕蛘呱倭趾蜕悬c一把火,在全國傳遞一下,不知某些評論家會發(fā)表什么高論?
現(xiàn)在開始上 圖片
1、希臘“古典文明”(即所謂雅典、斯巴達之類文明)時期,龐大而發(fā)達的 古波斯帝國,波斯帝國就留下了 這樣一篇貧瘠之地給“古希臘文明”,給他們“自由”,瞧瞧波斯帝國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國首都波斯波利斯遺址---1
瞧瞧波斯帝國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國首都波斯波利斯遺址--2
瞧瞧波斯帝國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國首都波斯波利斯遺址---3
古希臘文明”,是當今的專家們根據(jù)神話傳說,包括《圣經(jīng)》的內(nèi)容,拼湊出來的,《圣經(jīng)》也成為 研究 古希臘文明的 可靠的 歷史資料,古希臘文明 也真夠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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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古巴比倫、古波斯文明的燦爛,外加東夷古朝鮮文明(其實按樓主的分析法,所謂黃河文化是偽文化,羌戎狄類竊取了東夷文明)那是人類文明搖籃級別的輝煌,但是——
——埃及和波斯再輝煌,也達不到古希臘的高度,某種意義上,人類是從古希臘進入了“現(xiàn)代”。
——我不知道樓主靠枝節(jié)的那些旁證貶低古希臘想得出什么結(jié)果來?古希臘神話、古希臘悲劇、古希臘的薩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建筑和雕塑(當然其實都是愛喝波斯的對不對)至今依然是活生生的,這些只要閉著眼睛喊是阿拉伯和中世紀修道士們的偽作,就不是古希臘人的了?
——無論心術(shù)還是“學術(shù)”,都做火入魔了。
第四篇:獨裁與野蠻的古羅馬——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四)(模版)
獨裁與野蠻的古羅馬——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
(四)6、獨裁與野蠻的古羅馬(上)
除了野蠻啥都缺
國內(nèi)專家們不斷夸耀古羅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嚴肅的西方學者不僅不領(lǐng)情,而且還愛抽這些中國專家的嘴巴。
丹皮爾教授指出:“羅馬人似乎只是為了完成醫(yī)學、農(nóng)業(yè)、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實際工作,才對科學關(guān)心。他們只用知識之流,而不培其源----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的源泉,結(jié)果,不到幾代,源與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紀后半葉亞歷山大里亞的第奧放達斯是希臘最偉大的代數(shù)學著作家以外,沒有一個第一流的人物。在羅馬帝國頭300年間,羅馬法的偉大成就登峰造極,但是,羅馬政權(quán)還沒有衰微,科學就顯然已經(jīng)和哲學思想的其他部門一起差不多停滯不前了。知識沒有進步,人們唯一的工作只是寫些注釋和撮要,主要是希臘哲學家的注釋和撮要。”丹皮爾教授是一位歐洲中心論專家,此時是很謙虛的。
羅馬帝國經(jīng)濟建設也是乏善可陳。帝國早期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當在西亞遇上強勁對手、支撐擴張的資源枯竭后,主要靠榨取亞平寧半島之外的產(chǎn)出實現(xiàn)驕奢淫逸。稍懂羅馬歷史的人都知道,在羅馬帝國,社會經(jīng)濟文化最發(fā)達的是西亞和埃及一帶。英國著名學者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說:“東方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種技藝,享受著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卻仍居住著粗野、好戰(zhàn)的野蠻人,他們或者討厭農(nóng)業(yè),或者對農(nóng)業(yè)還全然一無所知。只是在一個已建立起來的政府的保護之下,氣候條件較好地區(qū)的農(nóng)產(chǎn)品和更為開化的民族手工業(yè)才慢慢傳入歐洲的西部諸國;在公開的有利可圖的商業(yè)活動的鼓舞下,這才大力發(fā)展農(nóng)業(yè),改進工業(yè)。從亞洲和埃及進口到歐洲的不論是動物類還是植物類的產(chǎn)品,其種類之多不勝枚舉。”亞洲和埃及,成了帝國的錢包和糧倉,而龐大的羅馬城僅僅是一個揮霍場所,“最遙遠的國土也常被擄掠一空以滿足羅馬的排場和高雅生活”。當局踐踏工商業(yè),榨取農(nóng)業(yè),沒有任何可供外貿(mào)的產(chǎn)品。“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滿足于使用本國的產(chǎn)品和各種手工制品,在羅馬方面可以拿來進行貿(mào)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銀”。羅馬皇帝們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亞等地鏟除葡萄種糧食,使得羅馬公民連葡萄酒也沒有喝的。
古羅馬是奴隸社會,是一個人性缺失的時代,這一點不假。
古羅馬是從多瑙河沿岸遷到亞平寧半島上的幾個小部落的聯(lián)合體,通過發(fā)動無數(shù)次戰(zhàn)爭,逐步發(fā)展成以地中海為中心、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他們發(fā)動戰(zhàn)爭的目的,就是奪取土地、地面上所有財物,將百姓統(tǒng)統(tǒng)擄做奴隸。羅馬大軍所到之處,百姓要么被殺,要么擄做奴隸。一次殺死數(shù)萬人、擄數(shù)萬人為奴,這樣的事件不勝枚舉,其血腥與殘忍,無以言表。
歐洲有買賣奴隸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從古希臘一直傳到美國南北戰(zhàn)爭方才作罷。羅馬到底有多少奴隸?有人估計在6000萬左右,是否準確無法斷定。吉本說:“有人發(fā)現(xiàn)曾有過如此悲慘的情況:在羅馬的一間大廳里工生活著400個奴隸。這400個奴隸原屬于非洲的一個極為普通的寡婦,她把他們贈給了她的兒子,而自己還保留著更大一部分財產(chǎn)。”盡管羅馬人以奴隸勞動果實為生,但在羅馬時代,一次又一次頒布奴隸主可以隨時處死奴隸的法律。公元57年,羅馬元老院通過法案,奴隸主在家被殺,不僅在這家所有奴隸要被處死,而且連已被釋放尚未離開這家的獲釋奴隸也要被處死。羅馬人以觀賞一個奴隸殺死另一個奴隸為樂,他們觀看兩名奴隸持劍生死相搏,仿佛當時中國人看斗雞、斗蛐蛐一樣興高采烈,與當今人們看籃球賽一樣的感覺。
洋八旗子弟
羅馬帝國與大清帝國一樣,也有一幫八旗子弟---羅馬公民。吉本說:“從阿爾卑斯山山腳下,直到卡拉布里亞最邊遠的地區(qū)的一切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羅馬的公民。”正是他們的祖宗流血流汗,一刀一槍地打出了龐大的羅馬帝國。作為功臣的后裔,他們得到歷任羅馬皇帝殷切關(guān)懷,扎扎實實地享受了坐天下的滋味。從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國按時給他們放糧食衣物零花錢。他們一輩子只有當兵打仗一個義務。打勝了立功了,還有土地和金銀珠寶等獎賞。混得好的,日子自然安逸得不得了。對混得不好的,帝國的關(guān)懷可謂無微不至,不僅管吃飯穿衣,而且一再擴建澡堂、競技場等休閑設施,免費提供洗澡、看戲等各種服務。羅馬城等羅馬公民聚集處,澡堂、劇場等娛樂業(yè)十分發(fā)達。這幫洋八旗子弟覺得領(lǐng)糧油做飯?zhí)闊蹏纱喔臑槊刻彀l(fā)放一次面包、熏豬肉之類的熟食,管保一家人夠吃。吉本說:吃飽喝足后,“他們整天在大街上或者競技場上四處閑逛,聽聽有什么新聞,彼此胡亂爭吵;他們把妻子兒女少得可憐的一點生活費用拿來豪賭中輸個一干二凈;夜晚,他們跑到陰暗的小酒館或妓院去,在下流無恥的肉欲中消磨時光。”
統(tǒng)治階級給自己和后人確定高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奇怪。中國的周朝建立后,也實施了鄉(xiāng)遂制度,將國民分成“國人”、“野人”兩個等級。國人,主要是參與打天下的那部分人。和羅馬公民一樣,參軍打仗是國人的事情,國人對政治有很大的發(fā)言權(quán),甚至左右國君的廢立。周朝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土地給國人,國人們不僅要自己種地,而且必須負擔軍賦和力役。野人也獲得國家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同樣要出錢,還要義務勞動。當然,上繳稅賦的比例是有差別的。正因為廣大國人是自食其力者,所以,從西周到東周,沒有“八旗子弟”階層,而且人才輩出。
清朝建立后,給從龍入關(guān)的八旗子弟們待遇優(yōu)厚。但是,比起羅馬公民,滿清八旗子弟的福利待遇差遠了。旗兵的祖宗也就獲得30畝田產(chǎn),后世當兵者每月一二兩銀子,沒當上旗兵的“余丁”一無所有,這算哪門子特殊化!滿清八旗子弟被批判被嘲笑,真是冤得慌。
不久,洋八旗子弟們大多花光家產(chǎn)成為混吃混喝的流浪漢,不僅上不了戰(zhàn)場,而且大批人因為高層爭權(quán)奪利成為冤死鬼。到了后來,羅馬帝國不得不通過賜予“羅馬公民”身份,征集“蠻族”男子上戰(zhàn)場。蠻族漢子自然不會那么無用,他們大多是這山望著那山高,一有機會就想當皇帝,于是政變更加頻繁,終于,龍椅上坐著的變成了蠻族人。
羅馬公民無用,根子在于他們的主子比滿清皇帝混蛋。羅馬皇帝多靠陰謀與屠殺起家,一旦坐上龍椅,便無惡不作。康茂德終日不干正事,熱衷于和獅子老虎打架,搞女人,殺不聽話的人,這也就罷了。他干得更離奇的事情是:專門找來300個英俊的小伙子,300個秀色可餐的姑娘,強迫小伙子們分別誘奸一個姑娘,若不成功,就會嚴懲。主子如此,奴才們會好到哪里去!無怪乎伏爾泰在《風俗論》中說:“歷朝皇帝軟弱無能,大臣官宦黨同伐異,舊宗教對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內(nèi)訌,神學論證代替了軍事操練,頹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侶代替了農(nóng)夫和兵士;所有這一切,招致了蠻族入侵。”
比大清八旗子弟更甚,羅馬公民淪為徹底廢物。打天下時,羅馬軍團的戰(zhàn)斗力也許還行,坐天下后純屬垃圾。百萬羅馬公民聚居的羅馬城,在被哥特人阿拉里克的烏合之眾圍困后,洋八旗子弟們第一反應是“一個下賤的野蠻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貴族和人民一開始不免感到驚詫和憤怒;然而他們的這種傲慢情緒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斂起來,而他們?nèi)狈δ凶託飧诺膽嵟矝]有轉(zhuǎn)化為對武裝敵人的反擊”,卻是殘殺所謂的“通敵分子”。羅馬城的衛(wèi)隊長建議以巫術(shù)退敵,打算“借助咒語和犧牲的神秘力量從云中呼喚雷電,并讓這天火指向野蠻人的營地,將它燒毀。”待到數(shù)以千計的羅馬人餓死街頭,羅馬人派使節(jié)求和,阿拉里克“在對方立即支付5000磅金子、3萬磅銀子、4000件絲綢袍子、3000件質(zhì)地上乘的紅衣和3000磅胡椒后,就立即解除了包圍。”阿拉里克又提出了政治、地盤等方面的要求,還在元老院“一致?lián)碜o”下扶植了一個傀儡皇帝。這個傀儡實在是一個扶不起的劉阿斗,阿拉里克索性在羅馬城隨意屠殺、強奸、洗劫了六天之后,滿載財寶拜拜。伏爾泰感嘆道:“當時羅馬帝國已墮落到這種地步,以至這個哥特人不屑于當羅馬的國王”。
7、獨裁與野蠻的古羅馬(下)
武夫肆虐血腥飛
羅馬帝國,是典型的軍人當?shù)赖臅r代。“羅馬軍隊的將軍,對士兵、對敵人和對共和國的臣民,幾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屬于一個專制帝王的權(quán)利,而毫無違背憲法原則之嫌。”羅馬帝國的皇帝,基本是軍人出身,因此放縱軍人,相信只有在軍人們心情舒暢的條件下,他們才做得穩(wěn)天下。久而久之,羅馬軍隊變成了肆無忌憚的悍兵。稍有不滿,武夫們便殺進皇宮割皇帝的腦袋,以致每個新皇帝登基時,必須先花一大筆錢向禁衛(wèi)軍賣平安。
古今中外,龍椅的誘惑都是巨大的。按照中國的習慣,所謂羅馬帝國,可以分為N個朝代。大家為了爭奪這把椅子,你剛唱來我登場。有腦袋進水花錢買椅子的;有認干爹繼承椅子的;有干脆領(lǐng)兵殺進皇宮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線將領(lǐng)陣前黃袍加身的;有老子殺兒子的;有兄弟相殘的;有天上掉餡餅,稀里糊涂當上皇帝的;有被士兵們“擁戴”被迫登基的。無數(shù)人為此掉了腦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后被人割了腦袋。
說個有趣的故事。192年,禁衛(wèi)軍殺死暴君康茂德,推舉龍鐘老邁佩提那克斯即位。迂腐的佩提那克斯竟想搞改革,才坐了86天龍椅,便被他的衛(wèi)士們割掉了腦袋。禁衛(wèi)軍官兵們突發(fā)奇想,宣稱向富人們拍賣龍椅,誰出錢多,就將龍椅送給誰。有錢又想過皇帝癮的人還真不缺,幾個人跑去和禁衛(wèi)軍談判。經(jīng)過角逐,元老尤利安努斯以許諾給每個士兵6250德拉克馬的鈔票,名列第一,立即被擁上皇帝寶座。不過,這傻老頭在龍椅上沒坐幾天,被另外一支軍隊擁戴的人趕下臺,還掉了腦袋。
孟德斯鳩說:“當?shù)蹏髞碓谕吡欣锇步y(tǒng)治末期和他的兒子伽利安統(tǒng)治時期所發(fā)生的可怕的混亂到達極點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三十個不同的爭奪王位的人,他們大部分是相互殘殺而死的,他們每個人的統(tǒng)治都十分短暫,而且他們都是被稱為暴君的”。中國歷史上爭奪皇位的大戲,羅馬帝國無一例外地,全部上演過;不過,軍隊拍賣龍椅,中國歷史上確實沒有。
軍人橫行如斯,動嘴皮子的議員自然不如草芥,動輒數(shù)以百計元老被處死。帝國的貴族們無論誰當皇帝都點頭哈腰,但仍然逃不脫被屠殺的命運。過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換成全新的面孔。公元前43年,渥大維和安東尼、雷比達聯(lián)合奪取政權(quán)后,大肆追殺政敵,一次性殺死300名元老。屋大維一上任便逼迫200名元老自動請退。哈德良剛即位便處死四大功臣元老。據(jù)美國教授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經(jīng)濟社會史》:“皇帝們與元老院議員階級貴族之間的激烈斗爭在芮羅統(tǒng)治時期告一結(jié)束,其結(jié)果是最富有的和最悠久的元老院議員家族幾乎被殺盡斬絕,殘留下來的只有極少一部分家族,而且是那些勢力最小的家族。”好在元老們家產(chǎn)都在“一萬鎊”,他們便傾盡家產(chǎn),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連后代也懶得要不敢要,許多高貴家族就此滅絕。帝國首都遷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元老院被皇帝遺忘,扔在羅馬自個兒民主議政去了。
羅馬軍人內(nèi)戰(zhàn)內(nèi)行,外戰(zhàn)外行。即便是羅馬蒸蒸日上地對外擴張那一會兒,僅是在遇上“希臘化”國家的軍隊時,還算是一支“勁旅”;一旦與其他國家軍隊交手,純屬窩囊廢一個。前53年,著名的克拉蘇率10萬大軍殺向安息,結(jié)果逃回者不足1萬,他自己的小命也留在那里。前36年,著名的安敦尼攻打安息,亦遭慘敗。260年,皇帝瓦勒良帥數(shù)萬大軍遠征波斯,一戰(zhàn)而敗,全軍被圍,瓦勒良主動上門當俘虜,受盡羞辱死去后,他的皮囊被塞進草料做成人形,保存在波斯博物館中。363年,皇帝尤利安率軍征討波斯身受重傷死去,中級軍官約維安竟然被陷入絕境、六神無主羅馬軍隊推選為皇帝,約維安立即照單全收了波斯提出的割讓5個省的條件,簽字畫押、交出地盤后,波斯人讓開通道,羅馬軍團落荒而逃。
羅馬軍人連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的野蠻人也打不過。皇帝德基烏斯親率帝國精銳征討蠻族哥特人,結(jié)果他和他的兒子的腦袋一塊兒被哥特人砍下。帝國索性在北部筑上了長城。用兵40年,羅馬也沒能搞定蠻荒的彈丸之地不列顛島,也筑上長城了事。
可憐又可嫌的東羅馬
5世紀中葉,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帶崛起,四面出擊,驅(qū)趕得北歐的日耳曼人雞飛狗跳。匈奴人,原來呆在蒙古高原,被漢朝打得滿地找牙后,大部歸順漢朝融入主流,小部一路西行,如入無人之境,最后占據(jù)當今東歐一帶,繼續(xù)向西向南擴張。在匈奴大軍多次踐踏、大面積擄掠之后,隨著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擁推進,476年,稀里糊涂中,蠻族們將西羅馬帝國攪和得灰飛煙滅,西歐就此進入了所謂的“中世紀”。
西羅馬帝國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城的東羅馬帝國,仍一如既往地生活著,吉本說:“它從阿爾卡狄烏斯的統(tǒng)治,直至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為止,在一種早熟的、永遠處于不斷腐敗的狀態(tài)中,存在了1058年。”
東羅馬帝國完整地繼承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國家政權(quán)的主宰;皇帝豢養(yǎng)的八旗子弟是帝國的公民。東羅馬人讀的書,一半是基督教經(jīng)典,另一半則是古希臘圣賢的著作;帝國官方語言則是拉丁語、希臘語并行。當然,東羅馬同樣繼承了羅馬帝國熱衷于“篡黨奪權(quán)”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幾經(jīng)折騰,7世紀后,東羅馬皇帝也是血統(tǒng)純正的希臘人。按照吉本的說法,叫做“荷馬和德謨斯提尼、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天才的光輝,照亮了君士坦丁堡”。長期以來,西歐人稱之為“希臘帝國”。
遺憾的是,東羅馬始終沒有閃耀出任何光輝,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及科學技術(shù)上,完全是一塌糊涂。
一部東羅馬歷史,除查士丁尼統(tǒng)治時(527----565 年在位)有過短暫的輝煌,剩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5世紀,為了少受匈奴人攻擊,一次給匈奴首領(lǐng)阿提拉送去14000鎊黃金,同時割讓了大片領(lǐng)土,以后每年繳納貢金2100鎊。
6世紀,在北方的蠻族們的侵略、蠶食下,帝國在歐洲地區(qū)僅剩下沿海的一些據(jù)點。
7世紀之后,就一直處于阿拉伯人的沒完沒了的欺負之中,在亞、非的領(lǐng)土喪失殆盡,淪落為龜縮于小亞、巴爾干半島部分地區(qū)的袖珍帝國。帝國原本指望西歐十字軍能夠教訓一下阿拉伯異教徒,以出口惡氣,結(jié)果,拜占庭被十字軍一再洗劫,大片領(lǐng)土被瓜分。
1461年,一隅之地的東羅馬被奧斯曼帝國消滅,拜占庭成了穆斯林國家的都城,基督教堂變作清真寺。當然,東羅馬帝國幾乎全部曾經(jīng)的地盤被穆斯林全面接管了。
孟德斯鳩頗為不屑地說:“希臘帝國的歷史(以后我們就是這樣稱呼羅馬帝國的)不外是一連串叛亂、騷亂和背信棄義的行為而已。”
意味深長的是,在文化傳承上,這個窩囊的東羅馬帝國,是最有資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由正宗的希臘人推行正宗嫡傳的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西部君主國敗落之后,皇權(quán)的威嚴便全部體現(xiàn)在君士坦丁堡的親王們身上,在他們中查士丁尼是第一個,在60年的分離之后,重新獲得古羅馬的統(tǒng)治權(quán),并通過征服得到的權(quán)利,使用了羅馬人的皇帝的莊嚴的頭銜。”但是,它實在是窩囊得過頭了,西方歷史學家們寧愿在黑暗的西歐中世紀上多做點文章,也不愿提到它,讓人有一種東羅馬與歐洲文明無關(guān)的感覺。
第五篇:專制制造出“李約瑟難題”——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專制制造出“李約瑟難題”——扯淡出來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明清: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在尊師重教上,明清兩朝勝于唐宋。朱元璋說:“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宜令郡縣皆立學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國的教育部----國子監(jiān),我國的學校教育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發(fā)達的狀態(tài)。清朝在各省設置教育廳----學政,而且教育廳長的地位不亞于省長。地方官員將發(fā)展教育列為頭等大事之一,甚至作為出政績的手段。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給予優(yōu)厚的經(jīng)濟補貼,以保證順利完成學業(yè)。全國私立、“民辦公助”和“公辦民助”學校若雨后春筍。學校教育的推廣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識字率。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國民識字率與法國不相上下;明朝時更是遙遙領(lǐng)先于歐洲各國。
《劍橋中國明代史》借用同時期歐洲人的耳聞目睹說: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識字范圍的大小,可以從出版業(yè)的規(guī)模反映出來。晚明出版書籍的種類之多,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出生在一個印刷剛開始影響知識和使擁有任何數(shù)量的書籍成為可能的文化氛圍之中,他在進入17世紀之際對?這里有大量書籍流通,而且售價低得出奇?的情景驚訝不已。利瑪竇沒有夸大其辭,因為在利瑪竇在華期間出版的書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學校教育上,“在明中葉,大部分學堂已藏有相當多的圖書……河間府學堂藏書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時代歐洲的標準,這個藏書量令人吃驚:1424年時劍橋大學藏書只有122冊。但河間府的圖書館如與中國的私人巨大的藏書樓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葉至晚明(學堂)建立圖書館的活動,到明末給中國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時數(shù)量多得多的圖書館。與歐洲的對比是鮮明的。它肯定使17世紀來華的歐洲訪問者吃驚。根據(jù)這些人的觀察,杜·霍爾德深有感觸地談到:?中國的大批圖書館建筑宏偉,裝飾精致,收藏著數(shù)量驚人的圖書。?”
明清教學內(nèi)容也不是只有“四書五經(jīng)”。從國子監(jiān)到縣學,除了儒學經(jīng)典,均教授兵(軍事)、刑(司法)、天文(含數(shù)學)、河渠(水利)、樂(音樂)、律(法律)等以培養(yǎng)學生“治事”能力為目的的課程,所學課程每年進行結(jié)業(yè)考試,實行“學分制”,修滿學分之后,方可參加相應的科舉。要想獲得 “高考”的資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舉,須先經(jīng)童試獲取秀才功名,再經(jīng)鄉(xiāng)試中舉獲取會試資格。會試通過直至完成殿試,才算跨過做公務員的門檻。層層篩選的考試程序,從公務員培養(yǎng)考核來看,頗有借鑒價值。童試,主要考察學生對經(jīng)典掌握的熟練程度和寫作基礎。鄉(xiāng)試的內(nèi)容上了一個臺階,除考察對經(jīng)典的理解程度,還要考核對法律的運用能力、對時務的分析和判斷及處理能力。會試內(nèi)容與鄉(xiāng)試相同;殿試,只是考策論,即對時務提出自己的見解。
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無疑是正確的,否則,西方國家不會將其引進,當作寶貝執(zhí)行至今,并推廣到全世界。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養(yǎng)比較全面。昨天的財政部長(戶部尚書),今天擔任工業(yè)和建設部長(工部尚書),工作起來照樣得心應手。明朝的帶兵的指揮官,多是文官;清朝的軍區(qū)司令(地區(qū)總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國藩手下的幕僚、將領(lǐng),多是有“功名”的書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書呆子,古代也會有不少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儒林外史》的范進純屬夸張,《孔乙己》更是 “大紅燈籠高高掛”式的藝術(shù)。
真正影響社會發(fā)展進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個性的丞相級人物,能臣如張居正,奸臣如嚴嵩,下場都極為悲慘。朱元璋設錦衣衛(wèi),朱棣建東廠,朱見深又搞了一個西廠,皇帝對官員的控制達到無以復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沒有唐宋君主那么開明豁達;專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開闊胸襟。因治國理念不同,出現(xiàn)黨派之爭,本屬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貶謫,但無論當權(quán)者還是失利者,多能禮敬對手,甚至對對方的才華贊不絕口。明朝則不然,黨爭變成了無視國家利益的傾軋。東林黨自稱“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一旦落實到行動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邊關(guān)告急,他們?nèi)砸渣h派利益為是非標準,非忠即奸,有我無你。所有的黨派,既是黨爭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東林黨因此博得巨大的虛名,也受盡苦難。勢如累卵的遼東戰(zhàn)場,能征善戰(zhàn)的將領(lǐng)熊廷弼、王化貞、毛文龍、袁崇煥等先后成為冤死鬼;孫承宗為避禍自保稱病辭職;無路可走的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降清。邊關(guān)無將,局面終不可收拾。
明朝民間是清澈的。也許,如果沒有空前的天災,李自成、張獻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則可剿滅努爾哈赤的地方叛亂勢力;也許,民間清新空氣會最終蕩盡紫禁城污濁之氣,讓士大夫階層脫胎換骨,重現(xiàn)清明政治。再給明朝一點點時間,何愁歷史不能改寫!畢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飯袋,明朝的科技、經(jīng)濟、文化實力,即所謂的綜合國力,大大優(yōu)于整個西方。
歷史畢竟是歷史。正當英國鬧革命、歐洲接近啟蒙運動門檻的時候,中國走入了清朝。
較之明朝,清朝專制深入到了全民的靈魂深處,文字獄連綿不絕,從官場到民間,死于文字獄的士紳罄竹難書,大批愛舞文弄墨的百姓命喪黃泉。僅乾隆帝就禁毀書籍3100余種15萬余部,制造文字獄110余起。深得黨爭之利、深知黨爭之禍的清朝,開“密奏”之風,鼓勵告密,嚴控官員言行,所以清朝連“朋黨”也沒有。開國元勛們依靠馬背上的刀槍劍戟奪得天下,對于科學技術(shù)有一種天然的抵觸情緒,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壓“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僅生活清貧,而且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飛來橫禍。曾國藩竭力拯救大清時,無時不是小媳婦般低眉順眼。閑暇時光,少數(shù)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鉆進故紙堆,考訂起子曰詩云來。對現(xiàn)實社會和大清周邊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們也毫無興趣。張衡那樣一邊撰寫大賦一邊研制地動儀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士大夫們連訪仙、禮佛的勇氣和興趣也沒有了。王維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的參禪打坐,李白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爛醉如泥,對他們來說,只能是一種奢望。偶爾到湖心亭賞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種“醉臥沙場君莫笑”、“醉里挑燈看劍”的豪氣,那種“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楊柳岸,曉風殘月”般的柔情,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胸懷,從中國大地消失,“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創(chuàng)新源于激情。沒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狀態(tài)、可想可做的社會環(huán)境,一切都無從談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中國從來不缺千里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這個伯樂。
一聲嘆息
杰克·戈德斯通說,中國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科技創(chuàng)新,10世紀29項,11世紀38項,12世紀27項,13世紀34項,14世紀37項,15世紀18項,16世紀36項,17世紀43項,18世紀7項,19世紀2項,“科技創(chuàng)新曾經(jīng)使中國的技術(shù)長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這種創(chuàng)新隨著17世紀后期清政府的軍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劍橋中國明代史》證實:明朝的“天文學繼續(xù)顯著地進步,特別是把天文觀察實際應用于航海方面。制圖學和海員普遍使用的航海圖表的繪制也有長足的進步。醫(yī)藥學和藥理學是明代應用科學的豐產(chǎn)地。……我們還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橋和軍事技術(shù)方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學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樣有創(chuàng)造性,這可能是事實;但就將科學技術(shù)應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個重要的時代。”
明朝在冶金、紡織、陶瓷等諸多工業(yè)領(lǐng)域領(lǐng)先于歐洲,農(nóng)業(yè)方面更是不在話下。“的確,在15世紀晚期,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強的經(jīng)濟大國。中國擁有也許超過1億的人口、一個具有巨大生產(chǎn)能力的農(nóng)業(yè)、廣泛而復雜的國內(nèi)貿(mào)易網(wǎng)絡,及在每一個品種和每一個方面都要優(yōu)于已知的歐亞大陸的其它地方。例如,15世紀早期,一個歐洲外交使者在訪問中亞政治和貿(mào)易中心撒馬爾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國貨物?是(進口到該城的)中最豐富最精致的……因為震旦(即中國)的手工藝人以其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聞名于世?。”
“17世紀早期,一個失望的荷蘭商人談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國)并非找不到貨物……而是沒有足夠的錢購買?。他的說法略有誤導,因為當時,荷蘭已經(jīng)進口了大量的中國絲綢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雖然如此,的確,這時的中國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國產(chǎn)品,正如上面所說,他們寧愿收?錢?。”
明朝政府對民間管理甚為寬松。明朝中晚期,民間思想活躍、社會經(jīng)濟文化頗為繁榮。尤其是在江南地區(qū),這里自然條件優(yōu)越,農(nóng)業(yè)、工商業(yè)發(fā)達,蜘蛛網(wǎng)般的水路,星羅棋布的城鎮(zhèn),肥沃的農(nóng)田,勤勞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蘇杭魚米鄉(xiāng)。這里官宦世家不可勝數(shù),“詩禮傳家”的巨商富賈云集,文化底蘊深厚,教育普及,“耕讀傳家”成為社會風尚。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實地勾畫了這個多姿多彩的社會風貌。高級官員王陽明在挑戰(zhàn)正統(tǒng)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贄在永不停歇的叛逆,鹽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識階層在中華大地躁動著。商人們大辦實業(yè)、大興貿(mào)易,富比公侯后無視官家禮節(jié),揮霍無度;窮人們或讀書或經(jīng)商或打劫,總之是不安于現(xiàn)狀。此時,一個福建省,就有數(shù)萬人寓居海外謀生;一個中國海盜,能夠調(diào)集2000余名武裝人員,在呂宋島與西班牙正規(guī)軍大打出手。
此時的中國,與17世紀中晚期的英國社會精神面貌頗為類似,而工商業(yè)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比英國要高得多,國民受教育程度更是遠高于英國。我們注意到,《算法統(tǒng)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論》作者吳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陳實功、《本草綱目》作者李時珍、《農(nóng)政全書》作者徐光啟、《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徐霞客游記》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誕生于這一時期。尤為值得一說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廣應用,對于社會的意義,不亞于今天電腦的普及。因未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我國的專家們忘卻了算盤的存在和價值。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復興之勢。
清朝繼承的科技、經(jīng)濟遺產(chǎn)是豐厚的。英國的“近代工業(yè)”先驅(qū)是紡織業(yè),但是,“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相信,歐洲人生產(chǎn)襯衫、內(nèi)衣和牛仔褲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紀都只有亞洲能夠制造,英國就曾進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紀早期,歐洲商人仍從中國購買大量的優(yōu)質(zhì)棉布販回歐洲售賣”,杰克·戈德斯通說,“在16----18世紀,中國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耕作技術(shù),使得許多不同種類的農(nóng)作物包括黍類、大豆、稻米和其它豆類、小麥、棉花產(chǎn)量都大大提高;中國還發(fā)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術(shù),如制瓷、棉紡、紡絲,甚至還擴大了煤礦的開采與應用、拓展了海上貿(mào)易的范圍,這些成果都使得當時中國的生活水準超過了歐洲。”
直到鴉片戰(zhàn)爭前后,英國的日用工業(yè)品因質(zhì)量低劣,沒法讓中國消費者正眼相看。
不如燒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創(chuàng)造了專制,清朝發(fā)展了專制。隨著清朝士大夫蛻變?yōu)樘一ㄔ慈耍灾柳f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清廷既不知道對手是何方神圣,也無足以領(lǐng)兵御敵的親王郡王,兵器和戰(zhàn)力低于清軍入關(guān)時的水平。
鴉片戰(zhàn)爭是失敗了,而且敗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幾十艘木帆船、一兩萬人的軍隊千里迢迢的遠征,就搞定了幾億人口、千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清帝國。
抗戰(zhàn)時期,100多萬以飛機、坦克、毒氣、細菌等武裝起來的倭寇,始終未能戰(zhàn)勝漢陽造、中正式步槍的中國!
不久前,美國手握原子彈、衛(wèi)星、航母、巡航導彈、隱形飛機之類的洋玩意,在大批內(nèi)應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薩達姆。
過于關(guān)注鴉片戰(zhàn)爭時中國與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英軍以陸海軍萬余人圍攻鎮(zhèn)江,投入陸軍7000余人攻城。清軍鎮(zhèn)江守軍僅1500人。英軍以絕對優(yōu)勢兵力,花了4天時間才占領(lǐng)該城。英軍死傷165人(其中海軍死3人,傷17人),清軍死傷493人,剛好是一比三。此時的清軍無組織、無訓練、缺裝備,這樣一支倉促應戰(zhàn)的隊伍,其傷亡比例,還低于抗戰(zhàn)時期國軍對日作戰(zhàn)四比一的損失。
科技很重要,先進的武器裝備很重要,而統(tǒng)治者的蓬勃朝氣、昂揚斗志更重要。沒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無法避免覆亡的下場!
最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
關(guān)于甲午戰(zhàn)爭的過程,國內(nèi)有無數(shù)文章作過詳盡的描述。如果站在兩個國家對戰(zhàn)爭機器的把握的高度來分析,應該另有一番體會。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歷次對外戰(zhàn)爭爆發(fā)前,清廷都是戰(zhàn)和主意搖擺不定。1883----1885年的中法戰(zhàn)爭,面對迫在眉睫的戰(zhàn)爭,高層猶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師、馬尾船廠在糊里糊涂中毀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驕傲的收復新疆戰(zhàn)爭,戰(zhàn)前,僅“海防”、“塞防”問題就爭論了一年,若非戰(zhàn)功赫赫、敢說敢干、有勇有謀的左宗棠堅持,也許新疆就此遠離祖國版圖。
歷次對外戰(zhàn)爭中,清朝從未以舉國之力背水一戰(zhàn);也沒有一個條約,是在戰(zhàn)爭打出什么實質(zhì)性的結(jié)果后簽署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時,英軍往往找不到對手,八旗子弟們要么不戰(zhàn)而潰,要么胡亂應戰(zhàn),正如道光帝所說:“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見將懦兵疲,全無斗士,非英人兇焰竟不可擋,實我兵弁臨陣逃脫幾成習慣。”晚清規(guī)模稍大的對外戰(zhàn)爭,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法戰(zhàn)爭、收復新疆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惟有收復新疆戰(zhàn)爭,是有計劃有組織地以國家之力保衛(wèi)主權(quán)的戰(zhàn)爭,但軍費還是左宗棠自己籌措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時,清朝的精銳之師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國;中法戰(zhàn)爭時,海軍未作動員,陸軍精銳沒動一兵一卒;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清政府向世界列強同時宣戰(zhàn)的二百五決定,被當時兩江總督劉坤
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等指為“矯詔”、“亂命”,這些高層精英拒絕對列強開戰(zhàn),使之再次成為一場局部的、小規(guī)模的戰(zhàn)爭。
甲午戰(zhàn)爭,如李鴻章所說,不是中日兩國交戰(zhàn),而是李鴻章淮軍與日本國在打仗。
慈禧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國派系林立的局面,一邊鼓勵、縱容號稱“清流”的頑固派處處予以掣肘,對阻撓破壞洋務的行為視而不見,一邊制造洋務派官員之間的矛盾,讓 “洋務運動”始終處于各自為戰(zhàn)、自生自滅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國的遠強于日本的海軍、陸軍、軍事工業(yè),無法轉(zhuǎn)化為國家的綜合實力。直到甲午海戰(zhàn)前,國家花費巨資組建的海軍,也處于“軍閥割據(jù)”狀態(tài),沒有一個能提調(diào)全國海軍的“海軍司令部”。
對于這場本來很有把握的戰(zhàn)爭,慈禧太后等權(quán)貴壓根就不想打。李鴻章深知,一旦打起來,就成了他和淮軍的內(nèi)部事務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謝天謝地了。《劍橋中國晚清史》說:“在海上,雖然中國夸耀他有一支較大的艦隊,但是并非所有艦船都被動員作戰(zhàn)。和日方作戰(zhàn)的只有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南洋艦隊以及駐在廣東和福建的兩支地方海軍中隊則守?中立?以圖自保。”
單以北洋水師對付倭寇,至少也可打個平手。軍事專家們認為,雙方各有所長,中方在艦艇噸位、裝甲防護力、艦炮口徑上略占優(yōu)勢,倭寇則在艦炮射速和軍艦航速上稍占上風,雙方實力差不多。因為清廷不愿打,李鴻章寄希望于列強的調(diào)停,北洋艦隊出海時連彈藥也沒有足額配備,交火沒多久,北洋艦隊的艦艇就沒了彈藥,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擊沉。
如果僅僅海戰(zhàn)失敗,還可與“科技”掛鉤,大罵清廷多年不購置新型艦船,那么,陸戰(zhàn)的失敗,就找不到任何 “新型裝備”理由了。
當時,清朝陸軍約90萬人,以湘軍、淮軍為代表陸軍,普遍裝備了后膛槍炮,比之西洋各國毫不遜色,且70%完成西式訓練;日本陸軍僅26萬人,且一半以上為預備役,武器原始。然而,在日軍重點進攻的山東、遼寧兩地,軍港之外的非淮系清軍,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對中日交戰(zhàn),竟然多是作壁上觀。
更為荒唐的是,當日軍占領(lǐng)旅順、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認輸。如此,抗日戰(zhàn)爭時,倭寇占領(lǐng)了南京,中國是不是應該徹底投降?
不難想象,即便晚晴具備創(chuàng)造原子彈的能力,士兵們手上必將依然是長矛大刀;即便生產(chǎn)出原子彈,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燒火棍。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盡心竭力辦洋務,而且這 “洋務”并不差,至少強于日本,但結(jié)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鴉片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打贏了,在不遠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會到來。
什么叫做高科技?由開明政治所創(chuàng)造并掌握的最先進的手段,才是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