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0516青海省天峻縣遠東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成功告破

青海省天峻縣遠東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成功告破

發表日期：2012年05月16日來源：青海省國家稅務局

近日，天峻縣遠東紡織品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成功告破，首犯王學軍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發票罪，經天峻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5萬元。

經查，犯罪嫌疑人王學軍自2010年7月至2011年1月期間，騙取天峻縣部分村民委員會證明和農牧民身份證復印件，偽造皮毛收購證明，在無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虛開《青海省農林牧收購發票》共計439份，金額1820萬元；向天津、河北等13家企業虛開《青海省增值稅專用發票》共計136份，涉及金額1321萬元，稅額225萬元，造成對方受票企業已抵扣稅款225萬元，以收取返點費等形式非法獲益40余萬元。該案在犯罪嫌疑人已走逃和部分賬簿資料滅失等不利因素下，辦案單位創新偵查手段和辦案思路，歷時半年，轉戰數省，最終偵破全案，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應有的懲處。本案的偵破，有力地打擊了我省發票違法犯罪活動的囂張氣焰，凈化了農產品收購、加工和生產行業的稅收和市場環境。2011年6月15日，天峻縣國家稅務局在日常檢查期間發現天峻縣遠東紡織品有限公司發票使用情況異常，且發現該企業有走逃跡象，遂向海西州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報告情況，并向天峻縣公安局報案。海西州國家稅務局稽查局接到情況反映后，分析認定案情重大，隨即協調公安部門成立專案組立案偵查。專案組于案發后3小時內趕往企業駐地，開展突擊檢查和走訪調查，發現該企業法定代表人王學軍已走逃，部分賬簿資料已滅失。由此專案組立即調整辦案思路，決定從查證涉案企業農產品收購源頭業務真實性、抓捕犯罪嫌疑人以及核實企業生產、銷售情況等三方面全力偵破此案。經海西州國家稅務局稽查局通過對涉案企業農產品收購、加工生產情況的調查以及對

賬務資料及賬外資料的查證分析，發現其皮毛購進、運輸、加工和貨款支付等業務均屬虛假的重要證據資料。于此同時，公安部門3次遠赴河北等省，并于2011年7月6日將該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王學軍抓獲歸案。經突擊審訊，犯罪嫌疑人在大量事實證據前對其犯罪行為供認不諱，交代了其以欺騙手段取得村委會證明和農牧民身份證復印件，利用虛開農產品收購發票等手段，制造支付收購資金的假象，在無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事實。同時專案組抓緊辦案進度，創新辦案方法，引入檢察部門提前介入，行政、司法證據同步提取等機制，有效提高了案件偵查、提請公訴和宣判的質量與效率。現該案經天峻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首犯王學軍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發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5萬元

第二篇：某科技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分析

某科技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分析

【摘要】處理虛開發票案件是稅務律師的一項常規業務，但又是一項復雜的業務。由于關于虛開發票立法存在不足以及司法實踐以及稅收執法實踐對虛開發票行為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導致處理案件的處理存在許多的爭議。尤其對于存在貨物購銷的情形，是否認定為虛開行為，爭議尤為激烈。稅務機關在本案例中對虛開行為的認定和處理，也值得我們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稱T公司)2003年12月17日取得營業執照，并于2003年12月23日辦理稅務登記，2004年2月被認定為一般納稅人，私營企業，法定代表人金某，注冊資金150萬元。經營科技信息咨詢；模具設計加工；機械產品加工；礦產品、有色金屬制品、化工產品(除危險品和毒品)、建材銷售。2004應稅收入609萬元，銷項稅額104萬元，進項稅額99萬元，應納稅額5萬元，稅負率為0.82％；2005應稅收入276萬元，銷項稅額47萬元，進項稅額52萬元，進項稅額轉出3萬元，留抵稅款2萬元。2006年起無銷售收入。2006年10月，公安部門發現T公司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請求市國稅局稽查局派人協助調查。市稽查局派出檢查人員參與調查，在初步認定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市稽查局進行了立案檢查。

通過檢查發現，T公司賬面反映其主要供應商為濟南市某電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稱S公司），2004年至2005年間T公司購進貨物77％來自S公司，其銷售對象分布在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其購銷賬務處理中的收付貨款均為現金。于是檢查組將S公司及賬面反映的銷售企業列為外調協查的對象，目的是掌握T公司購銷貨物與賬面反映是否一致。2006年5月至2006年12月間某市國稅局稽查局檢查組在公安部門的配合下，到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等地調查取證，對T公司購進貨物和銷售貨物的情況進行了核查，并對有關當事人進行了詢問調查，初步掌握了T公司涉嫌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和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事實。

通過調查取證，市稽查局檢查環節認定T公司具有以下違法事實：

1．T公司具有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款的違法行為。市稽查局檢查環節認定:2004年11月25日甲方（S公司）與乙方（T公司、江陰市某銅材廠〔以下稱J公司〕）簽訂了購銷合同，合同約定乙方長期購買甲方的銅廢料，乙方預付貨款100萬元人民幣，S公司將根據T公司要求發貨，貨物價值不超過預付款。2004年11月26日T公司與J公司單獨簽訂了一份合作協議，約定預付款100萬元由J公司墊付、經營利潤雙方五五分成等。其后2004年11月至2005年8月間三方實際業務操作流程是：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向S公司預付貨款91萬元，T公司向S公司預付貨款2萬元。由T公司金某分批提貨并發往J公司，S公司向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貨款由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個人匯到S公司財務部負責人孫某銀行卡上，再由孫某提現轉存到S公司賬戶。如此操作共17批次，S公司向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7份，價稅合計158.50萬元，稅款為23.03萬元。俞某向孫某共匯款272.5萬元(含預付貨款91萬元)。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貨款也不對購進貨物擁有控制權，T公司只是起到中間介紹人的作用，T公司取得S公司開具的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T公司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但由于當地稅務機關未能提供虛開證明，檢查組認為應按照取得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金，依據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補征稅款。對不符合抵扣條件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列支進項稅金，屬于“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應依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處罰。

2.T公司具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行為。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間J公司向江陰市、常熟市、寧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業銷售從S公司購買的銅廢料和自產電子元件，J公司收取貨款，提供開票資料給T公司，由T公司向這九家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由T公司與這九家企業補簽銷售合同。T公司共向這九家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34份，金額255.82萬元，稅額43.49萬元，價稅合計299.31萬元。其中，在T公司與J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前，T公司從S公司購進貨物通過J公司銷售而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3份，金額101.15萬元，稅額17.20萬元，價稅合計118.35萬元；在T公司與J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后，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17份，金額137萬元，稅額23.29萬元，價稅合計160.29萬元；J公司將自產電子元件銷售后，由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份，金額17.67萬元，稅額3萬元，價稅合計20.67萬元。檢查組認為T公司開具的3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無貨物銷售，替他人代開發票”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應依據《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十三條之規定進行處罰。由于T公司上述行為涉嫌犯罪，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二、案件審理過程

市國稅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7日提請市國稅局重大案件審理委員會審理該案，市國稅局重大案件審理委員會辦公室首先進行了初審，初審意見認為：該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但對違法事實一的定性和適用法律有不同意見，從詢問筆錄和合同協議判斷，違法事實一屬于委托第三方付款的購貨行為，盡管T公司賬務處理沒有反映委托付款的情況，但從實質重于形式的角度考慮，沒有違反票貨款一致規定。同意檢查組對違法事實二的定性處理意見。

市國稅局重大案件審理委員會于2007年3月16日召開審理委員會審理了此案，盡管在審議過程中有少數委員有不同意見，但絕大多數委員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于是作出如下審理決定：

1.T公司取得的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已申報抵扣進項稅23.03萬元，屬于取得不符合抵扣條件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行為，應依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規定，補征增值稅23.03萬元；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對T公司應補稅款從滯納稅款之日起至繳納稅款之日止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擬對T公司處以稅款一倍的罰款。

2.T公司九家企業開具的3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255.82萬元，稅額43.49萬元，價稅合計299.31萬元，屬于“無貨物銷售，替他人代開發票”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應依據《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第九十三條之規定處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額一倍罰款。由于T公司上述行為涉嫌犯罪，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根據市國稅局重大案件審理委員審理決定，重審委辦公室制作了《稅務處理決定書》（X國稅處字〔2007〕4號）、《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X國稅罰告字〔2007〕2號），市國稅局稽查局于2007年3月28日送達T公司代理人，2007年3月29日T公司法定代表人通過其代理人向市國稅局遞交了《聽證申請書》。經審查，市國稅局認為符合聽證條件，受理了其聽證申請。2007年4月12日市國稅局召開了稅務行政處罰聽證會。聽證會上，案件調查人員陳述了當事人的違法事實、證據、依據和擬處罰意見，當事人的代理人對調查人員指控的違法事實、證據材料和法律依據進行了申辯和質證。

1.當事人方主要觀點。當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質證內容和陳述意見主要有以下幾點：

（1）承認存在違法事實一認定“票貨款不一致”的事實，但并不違法，原因是S公司、T公司與俞某(J公司)三方之間存在合作關系，俞某個人出資作為預付款支付給S公司，以后以合作銷售收回的貨款不斷滾動支付從S公司提貨產生的應付貨款。此種操作形式，是基于T公司與俞某之間合作關系，雖然賬務處理存在不規范，但主觀上沒有故意，客觀上沒有造成國家稅款損失，不能以偷稅認定。

（2）認為違法事實二指控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除其中4份(價稅合計20.67萬元)外證據不足、不能成立。理由是：根據T公司與俞某之間合作分工，T公司負責從S公司提貨，俞某負責對外銷售并收回的貨款，收回的貨款用于支付從S公司提貨產生的應付貨款。此項合作是符合《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規定，合法有效，應受法律保護，合作關系上，是T公司與俞某個人之間的合作，而不是兩個企業之間的合作，俞某對外銷售從S公司購進的貨物時也宣稱是替T公司銷售貨物，銷售行為也在開具發票后得到T公司以與購貨方補簽買賣合同的方式授權認可。在整個業務中，俞某應視為T公司的業務員銷售T公司的貨物，不存在“無貨物銷售，替他人代開發票”的問題，不能界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3)違法事實一與違法事實二之間存在關聯關系，因為是一個整體合作業務。貨物所有權只發生了二次轉移，即從S公司到T公司再到俞某聯系的購貨方。

2.稅務機關檢查人員的觀點。針對當事人的陳述意見，調查人員在聽證會上進行答辯和舉證，主要觀點如下：

（1）針對違法事實一，檢查人員認為，盡管T公司和J公司與S公司共同簽訂購銷合同。從貨款的實際支付情況看，S公司是從J公司俞某取得的貨款，因此，貨物所有權的轉移應是從S公司轉移到J公司，J公司對購進貨物擁有控制權，所購進貨物也是由J公司對外銷售的。由于T公司公司既未支付貨款也不對購進貨物擁有控制權，T公司只是起到中間介紹人的作用，T公司從S公司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T公司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但由于開票方稅務機關未能提供虛開證明，因此根據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規定，上述取得的發票也不得抵扣進項稅款。對用不符合抵扣條件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列支進項稅金，屬于“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應依據《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處罰。

（2）針對違法事實二，檢查人員認為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聯系銷售業務，負責收款，而由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T公司行為屬于“無貨物銷售，替他人代開發票”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當事人方陳述的J公司俞某與T公司合作純屬個人行為，不代表J公司，俞某作為T公司業務員或者銷售員，其行為是代表T公司，檢查人員認為理由不成立。理由是：首先，T公司和J公司與S公司簽訂的三方購銷合同使用的都是企業名稱，T公司和J公司簽訂的合作協議，雙方法定代表人均簽字并加蓋本企業的公章，可以認定俞某代表J公司，不能認定為T公司的業務員。其次，從J公司和S公司往來商務信函反映，對賬單、申明函均以J公司名義出具，證明合作雙方是兩個法人企業之間合作。

聽證會結束后，市局政策法規科、市局稽查局和市局法律顧問又共同分析了案情，認真研究了聽證會上當事人的親屬和委托代理人的陳述意見，在此基礎上，市局分別與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某區法院行政庭的領導進行了座談和咨詢，綜合各方面意見，得出以下認識。

雖然擬進行稅務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認定上，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依據合法。但若作出行政處罰，存在一定的風險。

（1）對當事人違法事實一認定為“票貨款不一致”是成立的，但由于總局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只規定“納稅人購進貨物或應稅勞務，支付運輸費用，所支付款項的單位，必須與開具抵扣憑證的銷貨單位，提供勞務的單位一致，才能夠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否則不予抵扣。”并未對“票貨款不一致”作出明確解釋，此情形是否屬于《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也沒有明確規定，若認定為偷稅，據此進行行政處罰，若進入行政訴訟環節，會帶來較大的敗訴風險，應借鑒外地國稅機關的做法，只補稅不罰款。

（2）從本案的案件來源看，作出行政處罰存在一定瑕疵。本案是公安部門在刑事案件調查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于2006年10月請求稽查局派人協助調查的，調查結束后，公安經偵部門于2007年1月22日發函要求稅務部門進行稅務鑒定。如果作出稅務行政處罰，若進入行政訴訟環節，案由是必須要陳述的，對已經進入刑事偵查的案件通常不同時進行行政調查，即對同一個違法事實，不宜同時進行行政和刑事處罰。

（3）稅務機關掌握的證據中有相當多的是公安局經偵部門收集的證據，此類證據并不能直接作為稅務行政處罰的證據使用，從而可能導致處罰證據不足。

（4）在事實認定上，稅務機關不否認T公司與俞某合作事實的存在，但其合作涉及增值稅的業務應當符合增值稅原理，保證票貨款的一致，但這種理解沒有明確對應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支持，很難從正面回答當事人行為的違法。外界對稅法的理解往往難以接受稅務人員的理解方式，比如，公安經偵支隊人員對上述事實的理解上就與稅務人員不一致，他們對整個案情非常清楚，也旁聽了聽證會，通過與他們交換的意見，他們認為除其中屬于J公司生產貨物對外銷售由T公司開具發票屬于虛開外，其余部分不構成虛開。

基于上述分析，經征詢區法院行政庭的領導和法律顧問，因公安部門已就T公司相關稅務違法行為正在進行刑事調查，建議中止稅務行政處罰并通知當事人，密切關注此案件的刑事處理結果，保留下一步行使行政處罰權，待最終刑事處理結果出來后再依法進行處理。

三、案件處理結果

1.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增值稅征收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規定，對T公司2004年12月至2005年5月期間，從S公司購進貨物，由J公司付款，取得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已申報抵扣進項稅額23.03萬元的行為，決定補征增值稅23.03萬元。

2.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對T公司應補稅款從滯納稅款之日起至繳納稅款之日止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

3.對T公司涉嫌違法行為暫不作出稅務行政處處罰。因公安部門已就T公司同一違法行為正在進行刑事偵查，決定對T公司涉嫌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行為中止稅務行政處罰，待最終刑事處理結果出來后再依法進行處理。

四、案件分析

1.本案爭議焦點分析

（1）關于違法事實一：T公司具有取得票貨款不一致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款的違法行為。對于該違法行為是否成立，爭議焦點集中在T公司與J公司之間實質的法律關系是什么，以及稅務機關認定的證據是否是否充分，這決定案件的法律適用以及對本案如何處理。雖然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稅務機關認為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但我們認為，從上述資料來看，稅務機關對本案事實的認定并不清楚。主要原因是T公司與J公司在與S公司簽訂購銷合同以及T公司與J公司簽訂的合作合同時，對T公司與J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沒有約定清楚。而稅務機關在檢查過程也沒有進一步認定清楚。雖然從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中無法判定T公司與J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但是稅務機關應當依據以下事實進一步作出認定：T公司與J公司購買S公司的銅廢料之后是如何銷售的，以誰的名義銷售，發票由誰開具，貨款由誰收取。從增值稅發票管理的角度，即從發票鏈以及貨物流的角度，對本案而言，稅務機關只能從再次銷售的環節來判定是T公司還是J公司從S公司購買了貨物，從而確定T公司與J公司之間實質的法律關系，以及判定T公司從S公司取得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是否合法。

根據上述案情，T公司與J公司購買S公司的銅廢料之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某分批提貨并發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某）的名義銷售給江陰市、常熟市、寧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業，J公司收取貨款。但同時T公司與這九家企業補簽銷售合同，T公司向這九家企業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但T公司的代理人在聽證過程中提出，在合作關系上，實質是T公司與俞某個人之間的合作，而不是兩個企業之間的合作，T公司負責從S公司提貨，俞某負責對外銷售并收回的貨款，收回的貨款用于支付從S公司提貨產生的應付貨款。俞某對外銷售從S公司購進的貨物時也宣稱是替T公司銷售貨物，銷售行為也在開具發票后得到T公司以與購貨方補簽買賣合同的方式授權認可。在整個業務中，俞某應視為T公司的業務員銷售T公司的貨物。

我們認為，在合作關系上，不論是T公司與J合作，還是T公司與俞某個人合作，都不是本案的關鍵。關鍵是J公司（或者俞某）在銷售從S公司購買的銅廢料給江陰市、常熟市、寧波市、上海市等地九家企業時，是以誰的名義銷售，合同由誰簽訂，發票由誰開具。T公司的代理人在聽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稅務機關并沒有足夠的證據予以否認，或者說稅務機關并沒有足夠證明就是以J公司的名義銷售從S公司購買的銅廢料。因此，依據現有的證據我們只能認定，T公司與J公司（或者俞某）合作購買S公司的銅廢料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貨并發往J公司，以T公司的名義銷售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合作銷售收回的貨款不斷滾動支付從S公司提貨產生的應付貨款。那么，T公司與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關系就應當認定為J公司（或者俞某）為T公司提供代理服務，其報酬就是T公司經營此項業務利潤的50%。從流轉稅的角度分析，T公司繳納增值稅，J公司（或者俞某）繳納營業稅。此時，S公司就其貨物的銷售開具增值稅發票給T公司。從稅收和發票管理的角度，T公司與J公司（或者俞某）的操作就是合法的。稅務機關就不能認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金這一事實，不能依據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責令當事人補繳稅款，更不能對當事人進行行政處罰。否則，這樣處理案件就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假設反之，如果稅務機關有足夠的證據證明，T公司與J公司購買S公司的貨物后，由T公司法定代表金某分批提貨并發往J公司，再以J公司（或者J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義銷售，并由J公司開票和收取貨款，則可以認定為：J公司向S公司購買了貨物，并由J公司再銷售，那么，T公司與J公司的合作關系就應當認定為T公司為J公司提供代理服務，其報酬就是J公司經營此項業務利潤的50%。從流轉稅的角度分析，J公司繳納增值稅，T公司繳納營業稅。此時，S公司就其貨物的銷售開具增值稅發票給J公司。由于T公司既未支付貨款也不對購進貨物擁有控制權，T公司只是起到中間介紹人的作用，而如果T公司要求S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給T公司，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開具的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對于T公司而言就屬于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即讓屬于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如果上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即使開票方（S公司）所在地稅務機關未能提供虛開證明，T公司所在地稅務機關也可以獨自認定T公司具有虛開發票行為，從而適用相關法律規范予以處理。不能僅僅認定T公司具有取得票貨款不一致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金這一事實而依據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之規定，只是責令當事人補繳稅款。否則，這樣處理案件也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如果T公司具有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對國家稅收造成的危險主要表現為，T公司接受了由S公司虛開的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T公司就有虛假抵扣進項稅的條件。而如果有證據證明，T公司也利用了上述發票抵扣了進項稅，T公司就達到了其虛開發票的目的。當然，此時T公司同時又具有偷稅行為，即利用虛假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進項稅而導致少繳稅款，同時實現了偷稅的目的。

但是，根據上述案情以及現有的證據，我們只能認為，T公司與J公司的合作關系是J公司為T公司提供代理服務的法律關系。T公司與J公司的上述操作形式，雖然賬務處理存在不規范，但不能簡單地套用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的規定，認定為T公司購進貨物所支付款項的對象，與開具抵扣憑證的銷貨單位不一致，不允許T公司抵扣其增值稅，從而決定對T公司補征增值稅。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表述為：“購進貨物或應稅勞務支付貨款、勞務費用的對象。納稅人購進貨物或應稅勞務，支付運輸費用，所支付款項的單位，必須與開具抵扣憑證的銷貨單位、提供勞務的單位一致，才能夠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否則不予抵扣。”這一款只是規定，納稅人取得抵扣憑證，支付的對象與開票單位必須是一致的，才能夠申報抵扣進項稅額，否則不予抵扣。而T公司取得的由S公司開具的抵扣憑證，支付的對象與開票單位都是S公司，即所支付款項的單位，與開具抵扣憑證的銷貨單位是一致的，并不違反上述總局文件的規定。只是基于T公司與S公司的合作關系，在形式上付款人為J公司（或者俞某）。但國稅發［1995］192號文第一條第三款只是規定支付的對象與開票單位必須是一致的，而并沒有對付款方予以規定，上述案件并不能適用這一規定。因此，我們認為，稅務機關對上述案件的處理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也基于上述理由，稅務機關更不能認定T公司具有偷稅行為而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2）對違法事實二：T公司具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行為。對于該違法行為是否成立，爭議焦點還是集中在T公司與J公司（或者俞某）之間法律關系的確定。因為稅務機關認定的違法事實一與違法事實二是同一合作業務的兩個階段。如上所述，T公司與J公司（或者俞某）的合作關系應當認定為J公司（或者俞某）為T公司提供代理服務，以T公司的名義銷售從S公司購買的廢銅料，那么就是T公司在銷售貨物，T公司就應當開具銷售發票（增值稅專用發票），即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就是合法的，不屬于虛開發票行為。所以，2004年10月至2005年6月間，在T公司與J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前，T公司從S公司購進銅廢料通過J公司（或者俞某）銷售而開具的13份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及在T公司與J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后，T公司從S公司購進銅廢料通過J公司（或者俞某）銷售而開具的17份增值稅專用發票，T公司這樣的開票行為就不應當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行為。

當然，J公司將自產電子元件銷售后，由T公司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4份這一行為，稅務機關應當認定T公司具有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T公司的代理人也認可T公司開具的4份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虛開行為。

所以，稅務機關認定T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4份，屬于認定事實不清。只能認定T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4份。公安經偵支隊的辦案人員對上述事實的理解與稅務機關的認定也不一致，他們也認為，除其中屬于J公司生產貨物對外銷售由T公司開具發票屬于虛開外，其余部分都不構成虛開。

另外，對于T公司與J公司之間的合作經營而言，為了避免稅收風險，在操作上可以設計得更加完善。一種操作方式是將從S公司購進貨物由二次銷售變為三次銷售，即T公司從S公司購進貨物開票銷售給J公司，J公司從T公司購進貨物開票銷售給另外九家公司，J公司收取貨款后支付給T公司，再由T公司支付給S公司。另一種操作方式是在賬務處理上更加規范。T公司從S公司購進貨物在賬務作購進貨物處理，開票銷售給另外九家公司作銷售貨物處理。同時，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給J公司（或者俞某）的代理費，由J公司（或者俞某）開票給T公司，T公司在賬務上作銷售費用處理。這兩種處理方式都不會讓人引起誤解，從而避免稅收風險。

五、本案要點

對于如何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我們認為，主要是依據《發票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以及總局相關文件的規定，同時可以參照我國《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以“票貨款”是否一致為基本標桿。但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經濟活動或者經濟交易的復雜性。尤其有第三方（如本案的J公司）參與其中之后，而且當事人之間的合同又沒有約定清楚，或者故意不約定清楚時，對“票貨款”是否一致的判定就較為復雜。此時就需要查清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在本案中，S公司、T公司、J公司之間，三者都是買賣合同關系（S公司銷售貨物給T公司，T公司再銷售貨物給J公司，J公司再銷售給另外九家企業），還是僅僅S公司與T公司是買賣合同關系，J公司是T公司的代理人，還是僅僅S公司與J公司是買賣合同關系，T公司是J公司的代理人，還是僅僅S公司與J公司是買賣合同關系，T公司僅僅就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稅務機關必須對此查實清楚，否則無法確定案件的法律適用以及對案件進行處理。而從增值稅發票管理的角度，即從發票鏈以及貨物流的角度而言，稅務機關只能從再次銷售的環節來判定上述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本案而言，根據現有證據，我們只能認定，T公司從S公司購買了貨物，J公司（或者俞某）作為T公司的代理人銷售從S公司購買的貨物給另外九家企業，T公司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另外九家企業。因此，T公司從S公司取得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以及T公司再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給另外九家企業的行為都是合法的。因此，我們認為，從再次銷售的環節來判定上述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本案的關鍵，也是我們破解復雜經濟交易關系這一謎團的有效方法之一。

第三篇：王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數額達6萬,律師成功辯護獲緩刑!

王某虛開增值稅發票案值6萬獲緩刑！

王某1994年生，2010年年初從老家來深圳打工，因為年紀不大，學歷不高，來深數月之后依然不能找到工作。在找工作過程中，王某經常與自己的老鄉張某聯系，得知張某也沒有正常工作，但是張某卻依然有經濟來源。原來張某私下底販賣增值稅發票以獲得經濟來源。見老鄉張某混的風生水起，也沒有被公安機關發現，王某遂鋌而走險。發票，深圳大街上販賣分子一大把。王某前往深圳人流量非常密集的地區——華強北，開始找尋獵物。王某找到林某后購得四份增值稅專用發票，轉手賣給某公司，使得某公司在沒有發生真實業務的情況下，抵扣稅款67343.8元。在發展自身業務時，王某可謂是花盡心思。王某通過群發器對外發送各類假發票等銷售信息。王某的行為已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公訴機關依法提起公訴。

控方意見：

原公訴機關認為王某通過群發信息方式發送出售各類假發票的信息，當聯系到某公司之后賣給某公司增值稅專用發票4張，使得某公司在沒有發生該筆業務時抵扣增值稅稅款合計67343.8元，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規定，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

辯方意見：

對于王某的行為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書，辯護人不存在異議。但是有以下幾點需要提請法庭注意：

一、王某系未成年，具有法定從輕或減輕的情節；

二、王某的年紀小，不能清楚地認識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歸案后，認罪態度誠懇，且某公司偷逃稅款的損失已追回。鑒于王某具有以上幾點，辯護人建議法庭對王某宣告適用緩刑，以體現刑罰對未成年教育挽救的立法初衷。

爭議焦點：

對案件定性，控辯雙方都沒有異議。可是，對于被告人王某適用實刑還是緩刑，控辯雙方存在異議。公訴機關認為為更有利于打擊罪犯，更有利于維護我國市場經濟秩序，對被告人王某不適應緩刑；辯方認為被告人王某的情形完全符合刑法關于緩刑的適用情況。

庭審辯護詞：

一、被告人王某所具有的“情節嚴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被告人王某的情形屬于“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

但是其一，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被抵扣，雖然與被告人王某的開票行為有一定的關聯，被告人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抵扣與否、是否造成國家的稅款流失卻主要是由受票人某公司決定。一方面，被告人對于受票人的經營狀況并不了解，事先無法知曉受票人會將此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來抵扣稅款還是僅僅用來做賬；另一方面，被告人亦無法控制、支配虛開以后的用途。

其二，即便該情節認定為被告人具有嚴重情節，應注意有關司法解釋發布于1996年，而當

今物價、稅收水平與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同如今動則上百萬的發票犯罪相比，被告人王

某的犯罪行為僅導致被騙六萬多元稅款，剛剛超過“具有嚴重情節”的數額線；況且，根據本

辯護人的調查結果，被抵扣的稅款已被稅務機關實際追回并處以了一倍的罰款，被告人的行

為給國家的損失已全部挽回。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體現出的社會危害還懇請法院仔細衡

量，綜合認定。

二、本案被告人王某系未成年犯罪。

本案被告人王某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不僅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未成熟，對于發票、稅收有

關的經濟類犯罪更難以認識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已十

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

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七條也明確指出“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認真執行最高

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6]1號)堅決

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切實做好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能

不判處刑罰的，一般不判處刑罰；能判處較輕刑罰的，一般應判處較輕刑罰；能不適用監禁

刑的，一般適用非監禁刑”。

三、被告人王某系初犯，且認罪悔改表現良好。

本案被告人王某自小是孝順、老實、肯干的孩子，本次為減輕家庭的負擔，遠赴深圳打工，由于一時失足實施了犯罪，歸案后經過教育，已經認識到了行為的危害性，因此不僅一直對

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并且深感悔恨。何況，其家人在得知本案后深感震驚與難過，表示將

加強對王某的引導、教育，被告人戶籍所在地的相關部門也表示對其進行幫教，再犯可能性

極小。

綜上，被告人王某雖然實施了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行為，但是被告人王某在犯罪時未滿十八周歲，主觀惡性不深，客觀造成的危害不嚴重，在具備幫教條件的情形下，懇請法庭落實我國

處理未成年犯罪所采取的一貫方針，考慮到一個青少年寶貴的青春和一生的前途，對被告人

王某盡量從輕處罰，并且適用緩刑。

辯護人：劉平凡律

師

程先華律師

2010年9月20日

【辦案總結】

緩刑，是本網兩位律師在代理本案時的終極目標，也是兩位律師為挽救被告人王某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當經法院判決宣告被告人王某緩刑時，王某哭了，王某的家人哭了，這是感動的淚水，這是重獲自由的淚水。兩位律師笑了，當代理的終極目標得以達成，當案件的辯護

效果如此之好，兩位律師在結案后，認真教育了王某，告知其要感謝社會，報有一顆感恩的心面對生活。

法律規定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量刑標準與司法解釋

[釋義]

構成本罪，必須具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非增值稅發票的專用發票的行為。

[刑法條文]

第二百零五條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有前款行為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又虛開或者出售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二百一十二條犯本節第二百零一條至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之罪，被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的，在執行前，應當先由稅務機關追繳稅款和所騙取的出口退稅款。

[相關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于問題的解釋》

為正確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依法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其他發票犯罪，現就適用《決定》的若于具體問題解釋如下：

五、根據《決定》第五條規定，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構成虛開專用發票罪，依照《決定》第一條的規定處罰。

“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可以用于申請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非增值稅專用發票，如運輸發票、廢舊物品收購發票、農業產品收購發票等。

六、根據《決定》第六條規定，偽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制造的可以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構成非法制造專用發票罪或出售非法制造的專用發票罪。

（略）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分子與騙取稅款犯罪分子均應當對虛開的稅款數額和實際騙取的國家稅款數額承擔刑事責任。

利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或者騙取出口退稅的，應當依照(決定》第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以其他手段騙取國家稅款的，仍應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第四篇：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等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罪之認定

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等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罪之認定

【案號】（2000）泉刑初字第196號二審：（2001）閩刑終字第391號

一、案情

公訴機關：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苑公司），中外合資企業。

被告人：林建基。

被告人：陳某某，原系松苑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5年11月1日曾因偷稅罪被石獅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在緩刑考驗期內因本案被采取強制措施。

被告人：施某某，原系松苑公司副總經理。

2000年5月間，林建基在松苑公司向陳某某推銷節能器材過程中，得悉陳為提高公司現有設備價格，以顯示公司經濟實力，欲購買一些偽造票據做公司賬目。林建基即表示愿意提供，陳某某提出虛開票據數額為3700余萬元人民幣。雙方商定，由陳某某按虛開面額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酬金給林建基，并向林建基提供了3張松苑公司向江蘇揚州惠勇物資有限公司、江蘇鹽城華強化纖機械有限公司、江蘇蘇州凱美化工有限公司購買設備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作樣式。施某某在陳某某的授意下，根據該公司現有設備虛列了一張價格3700余萬元人民幣的設備清單，通過楊躍輝（另案處理）交給林建基，林建基則根據陳某某、施某某提供的發票樣式及設備清單，從他處買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以及發票專用章12枚，并以松苑公司為受票人開具發票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同年6月23日，林建基指使楊躍輝將開具的326份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拿到松苑公司，經施某某核對后交由陳某某，陳某某付款人民幣18.54萬元給林建基。案發后，公安機關在林建基家中搜出開錯稅率及空白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偽造的印章12枚。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林建基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和施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其辯護人辯稱，松苑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用于抵扣稅款，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認為是犯罪。

被告人林建基及其辯護人辯稱，林建基在公安機關主動交待為松苑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構成立功，應從輕、減輕處罰。

被告人陳某某及其辯護人辯稱，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為了抵扣稅款，歸案后認罪態度好，應從輕處罰。

被告人施某某及其辯護人辯稱，施某某沒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不是本案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施某某不構成犯罪。

二、審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林建基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規定，為牟取非法利益，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并從中為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虛開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虛開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及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分別是松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副總經理，為公司牟取非法利益，故意讓他人以公司的名義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其中被告人陳某某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施某某系直接責任人員。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林建基在被公安機關查獲其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印章的情況下，才交待贓物去向及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實，故其辯護人提出林建基有立功情節的辯護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單位松苑公司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法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巨大，社會危害性大，故其辯護人提出被告單位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認為是犯罪的辯護理由于法無據。被告人陳某某為謀取單位非法利益，與被告人林建基商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事宜，指使被告人施某某虛列設備清單，是主犯，其辯護人提出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為了抵扣稅款，歸案后認罪態度好，建議從輕處罰的意見可以采納。陳某某在緩刑期間犯罪，應撤銷緩刑，數罪并罰。被告人施某某明知陳某某為顯示松苑公司經濟實力，在其授意下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開具公司生產設備價格清單、驗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有同案人供述，并有扣押的虛開的生產設備清單、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佐證，施某某辯稱事先不知道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其辯護人提出的施某某沒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不是本案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施某某不構成犯罪的辯解和辯護意見均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鑒于施某某系在陳某某的指使下實施犯罪行為，在本案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是從犯，對被告人施某某應比照陳某某減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二款，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1年3月20日判決如下：

1.撤銷石獅市人民法院（1995）獅刑初字第173號刑事判決中以偷稅罪判處被告人陳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的緩刑部分之判決。

2.被告單位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

3.被告人林建基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犯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

4.被告人陳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原偷稅罪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5.被告人施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6.繼續追繳被告人林建基違法所得人民幣18.45萬元，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林建基、陳某某、施某某均不服，提出上訴。

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其辯護人上訴稱：該公司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為了提高公司設備的價格以顯示公司的實力而購買一些偽造的發票作公司的賬目。本案購買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由于注明是固定資產，不能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稅款。因而，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都不具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偷逃稅款的主觀故意和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該公司只是具有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鑒于主觀惡性較小，沒有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從輕判處松苑公司罰金人民幣10萬元，并對法定代表人陳某某從輕判處。

林建基及其辯護人訴稱：1.林建基雖然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但這只是犯罪的手段，購買發票是為了虛開，其實施的犯罪與其方法之間存在牽連關系，因而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罪認定，而不應實行數罪并罰；2.原判對林建基量刑偏重。本案中林建基同樣系從犯，卻比主犯陳某某判處了更重的刑罰，顯失公平；3.林建基在公安機關主動交待了為松苑公司虛開的事實，應認定具有自首、立功情節。

陳某某及其辯護律師訴稱：1.陳某某只是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應以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2.陳某某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只是做內部賬目，沒有抵扣稅款，沒有給國家造成損失；3.陳某某主觀惡性小，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其是泉州民營企業家，每年給國家上繳稅款上千萬元，對當地經濟建設有一定貢獻，請求從輕判處。

施某某及其辯護律師訴稱：1.松苑公司只是實施了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2.施某某是在陳某某的授意下開具了生產設備清單，不知是用于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因而本人不構成犯罪。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的案件事實與一審認定的案件事實基本一致，認為：上訴人林建基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規定，為牟取私利，受人之托，從他人處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從中出售給松苑公司326份，其行為已構成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因其購買時即明知不是為了抵扣稅款，也沒有將抵扣聯交給買方，未給國家稅款造成損失，綜合考慮本案的情節及后果，對林建基可予從輕處罰。林建基及其辯護人關于只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罪和具有自首和立功情節等辯護意見，經查與法律、事實不符，不予采納。上訴單位松苑公司和上訴人陳某某、施某某向他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是以抵扣稅款為目的，而是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實力，以達到在與他人合作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的目的。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陳某某也沒有要抵扣聯，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受損失，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構成犯罪。各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有關辯護理由，予以采納。原審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定罪處刑不當，應予撤銷。原審認定上訴人林建基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清楚，但定罪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2年5月31日判決如下：

1.撤銷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泉刑初字第196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林建基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3.上訴單位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上訴人陳某某和施某某無罪。

三、評析

本案中，對于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向他人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較大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從法條規定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行為犯，立法并未將抵扣稅款或騙取出口退稅的目的和國家稅款流失的犯罪結果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對于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經虛開達到一定數量，即構成犯罪。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屬于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數額巨大，已經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過，對這種不以抵扣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為目的的犯罪，可以根據其犯罪情節適當從輕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構成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障國家流轉稅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發票秩序，打擊的鋒芒是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抵扣國家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款。對于類似本案被告不以偷騙稅為目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宜認定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規定：“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實施了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從罪刑相適應的角度看，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法定刑較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為輕，因此，對上述被告單位或被告人可以按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刑。

第三種觀點認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之所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為了增加其公司現有設備的價格，提高其固定資產的數量，以便在和外商談判時處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根本沒有要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因此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受損失。綜合考慮，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論處。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是：

（一）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向他人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我國刑法第十三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犯罪定義表明，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準確把握這一特征，是我們結合刑事法律界定一種行為罪與非罪的前提。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不能定罪，同時，對于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即使從字面上看為刑法條文所規范，也必須適用限縮解釋的方法將之排除在犯罪圈外。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主客觀要素的統一，因此，在確定行為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時，不僅要考察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而且要關注行為的主觀危險性。

本案中，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從林建基處以人民幣18.54萬元購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并用于虛高公司設備的價值，以顯示公司的實力。雖然從表面上看，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實施了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且涉案數額巨大，但與人民法院審理的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相比，社會危害性具有本質區別：主觀方面，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是為了虛夸公司實力，以便在和外商談判時處于有利的地位，并不具有偷、騙稅款故意，且無證據證實其具有獲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動機和目的；客觀方面，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根本沒有要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所以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遭受損失，且無證據證實有其他嚴重危害后果。因此，本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和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從本質上講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二）考察立法原意，對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和第二百零八條應基于體現謙抑的價值立場作限縮解釋，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刑事違法性。

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現形式。犯罪是嚴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統一，其中，社會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違法性是第二性的，行為不是因為違法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是因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才違法。因此，對于刑事違法性的判斷，我們不能僅從法律規范本身去理解，而應結合社會危害性來考察。如前所述，對于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即使從字面上看為刑法條文所規范，也必須適用限縮解釋的方法將之排除在犯罪圈外。目的性限縮的解釋方法即是廣義的限縮解釋方法的一種，它是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重要方法，是指基于規范意旨的考慮，依法律規范調整的目的或其意義脈絡，將依法律文義已被涵蓋的案型排除在原系爭適用的規范外。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相關刑法條文的理解和適用，也必須照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的運用。

從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構成，表現為行為人客觀上具有虛開行為，主觀上有虛開的故意，并不要求有偷逃、騙取稅款的目的。但查立法資料可知，1997年刑法修改時沒有注意到類似本案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情況，也沒有考慮到對這種問題的處理，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國家流轉稅制，打擊的鋒芒是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抵扣國家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款的行為。因此，對于確有證據證實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和其他嚴重后果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雖然字面上看其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的規定，但認定其具備刑事違法性恐怕并不符合立法原意。

同時，認定本案行為難以被刑法第二百零五條所規范，也是基于刑法謙抑的價值立場所應得出的結論。刑法事關生殺予奪，對其可能的擴張和濫用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謙抑是刑法較之其他部門法獨特的價值立場。所謂刑法的謙抑性，又稱刑法的經濟性或者節儉性，是指用刑之道應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謙抑性要求慎用刑罰，準確貫徹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為行政處罰、經濟制裁等非刑罰的社會調控措施留下足夠空間。據了解，類似本案行為是否定罪，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都存在不同看法。在這種分歧觀點爭執不下的情況下，選擇有利于被告人的謙抑立場，更加符合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同理，刑法第二百零八條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規定，亦應將本案這種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的行為排除在外。

綜上，本案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不宜以犯罪論處，二審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是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另一被告人林建基雖然因明知所虛開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用于偷、騙稅，不會給國家造成稅款損失，故其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但其主觀惡性較大，為牟取高額開票費，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并出售數額巨大，與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購買發票意圖服務于公司經營有明顯區別，應以犯罪論處。根據刑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又出售的，應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條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二審法院改變一審對林建基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定性，將其罪名修正為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也是正確的。

文/牛克乾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五篇：2012年查處發票違法犯罪典型案例一：利天祥工貿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本站推薦）

2012年查處發票違法犯罪典型案例一

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2012年4月，青島市國稅局稽查局在對一家加工服裝輔料、塑料制品公司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從經營酒水的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取得了200多萬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同時經對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涉稅問題的分析，發現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具有非常明顯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疑點，引起了檢查人員的高度警惕。

隨后稅警聯合成立了專案組，首先抓捕了銷售服裝輔料的王某，王某到案后很快交代了其銷售服裝輔料給外貿紡織公司，以支付6%的開票費讓毛從心為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違法事實。專案組隨即抓獲了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實際經營人毛從心，毛從心到案后交代了其根據銷售酒水客戶普遍不要發票這一特點，利用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對外大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非法牟利的事實。

經查，毛從心在沒有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以收取3-6.5%的“開票費”的形式，利用青島利天祥工貿公司對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347份，總計金額17520241.78元，稅額2978441.10元，以獲取非法所得。目前該案已追繳稅款、滯納金及罰款300余萬元，并對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嫌疑人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