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大學需要什么樣的理念

中國大學需要什么樣的理念

“大學不是工廠，不是流水線，它的每一位學生看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老師看每一位學生，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學像一座千年庭園。她古樸，但不古板。她是庭園，卻敞開門扉。他進來的時候，雙眼迷茫，走出時，雙眸澄澈。智慧之火點燃了他的心，他的使命是傳揚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學像知識的海洋，有豐富的書籍和優秀的教師。我希望教師能走下講臺，走近學生，帶給我們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師面對年輕的學子，不沾世俗的交流開始了。他們從高處審視這個世界，把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用睿智的語言教誨我們。”

經典著作中用概念表達的思想，學生們用詩化的語言表達了。但這充滿詩情畫意的大學理想，似乎成了縹緲而虛幻的夢。

一位蜚聲海外的華裔美國學者說，清華園、未名湖，甚至哈佛、耶魯，都充滿著濃郁的商業氣息，也許只有康橋河畔，還靜靜地流淌著徐志摩式的優雅大學夢。

未來國家間競爭的某些關鍵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學之間展開。但是，承擔著偉大歷史使命的大學出現了制造傷熊事件的學生、剽竊別人學術成果的知名教授……大學到底怎么啦？理想的大學該是什么樣的？北京大學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園改建工程，都促使人們思考，大學應該如何改革，是回到象牙塔？走出象牙塔？還是超越象牙塔？

不久前，在京的十余位教育科研學者參加了由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周作宇教授和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蔣凱發起的一次題為“大學理想的思考與重建”的論壇，對于回答上述問題，他們的觀點或許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啟迪。

一、沉溺象牙塔：大學社會功能的喪失

1.孤芳自賞的象牙塔

近代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學界定為“以純知識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機構。而純學術的研究活動正是大學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內在依據。據此，大學應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氣質和對純粹學術的強烈追求，而不考慮社會經濟、職業等種種實際需要”。

美國著名教育家弗萊克斯納說：“我一向主張大學與現實世界保持接觸，同時繼續保持不承擔責任……工業界已經發現了利用純科學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學的實用性；醫學界也在探索類似的聯系——如果醫學院試圖同時具備上述兩種服務能力，它將毀于一旦。如果社會科學要作為科學來發展，它們就必須脫離商業行為、政治行為以及這樣那樣的改革，即使他們需要不斷與各種商業現象、政治現象和社會實驗現象保持接觸。”的確，大學的發展應該超越功利，但是，這種“雙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大學，是純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會中。

2.與時俱進的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

創始之初，大學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紀，大學就如皮鞋匠行會一樣，也是職業性的行會組織；大學也不是要教什么虛無飄渺、一無所用的“純粹的高深知識”，而是要培養牧師、醫生、律師、教師這樣的職業人士。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人文學科才開始在大學中得以傳授。經過幾個世紀的積淀，大學才養成人文主義的理智傳統。受教會與皇權的雙重制約，大學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注意：不是為了發現真理）獲得自治權。直到18世紀末，大學基本上是與世隔絕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非常大。19世紀初的柏林大學使科學取代了宗教和道德哲學，大學探究自然和陶冶心靈的任務幾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勝出，科研與教學一樣重要。德國大學很快成為世界大學的典范。在二戰和冷戰中，美國大學全面、深刻地卷入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各種社會活動中，標志著大學的社會性越來越強，大學不再是象牙塔。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葉賦桂副教授認為，從大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大學的理念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不斷變革與發展的。偉大的校長和大學都是在社會進行變革的時代產生的。正是促成了中世紀大學向現代大學的變革，才有了偉大的洪堡和柏林大學；正是把大學從象牙塔變為社會服務站，才成就了科南特、康普頓、威爾伯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學。中國的社會正經歷著轉型，中國的大學無疑應當承擔起歷史的使命。中國的校長和大學如果能順應和引導大學和社會的變革，也必將出現一些偉大的校長和世界一流大學。

二、失落象牙塔：大學理念主要話語主體的失位

1.考量標準：需要傾聽各種聲音

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識越來越成為一種影響命運的重要資本，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知識趨性”成為一種時代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大學的社會責任、功用及組織目標等關涉到大學理念的問題，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都需要做出批判性考察、衡量和建設性洞察。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周作宇教授認為，討論大學理念無疑是對大學進行合理地反思，將有助于擴展人們觀察大學的視界，增加表達大學價值觀的話語資源。然而，反思大學實踐，進而反思實踐背后支撐性的假設或理念，只是

考察大學理念的一個層面。如果不把實踐者、反思者、思想者、研究者等主體納入研究視界中，就有可能使討論停留在一個平面上而無法深入。而一旦我們把大學實踐、大學理念與大學理念的論者放在一起重新考察，我們就會遇到錯綜復雜的問題。其中，誰是大學理念的話語主體？討論大學理念問題最應該考慮誰的利益？誰最有發言權……諸如此類的疑惑成為人們最應該解決的問題。

2.尊重私人話語：回到理念主體

周作宇這樣開始他關于大學理念主體的思辯：“我”是誰？當“我”闡明大學理念時，是闡明誰的理念？這樣的理念與“我”的大學生活或與別人的大學生活有何關系？誰的理念最有價值？周作宇認為，這是回到理念主體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

話語主體是論述或可能論及大學理念的人，所有與大學利益攸關的人都是潛在的主體。政府、用人單位、學生、教師、校長等構成大學理念話語主體的不同類型。在現實中，各種主體的話語地位是不均衡的。從現有文獻看，我們可以發現，直接以大學理念為題作文研究、探討的大多為研究者，推動大學變革的又往往是政府部門（如合并問題），而受就業影響，用人單位的聲音越來越強。關于大學理念的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大學的一個最大的主體——學生，在大學理念的表達中遠離公共論壇。是學生的聲音真的沒有價值，還是因為“人微言輕”，失去了話語權利？

在主要話語主體失位的情況下討論的大學理念，是缺少動力和活力的理念。在這種理念照射下的大學，是蒼白、空虛的大學。

難進象牙塔：中國大學精神的缺失

1.大學精神的內核

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劉生全認為，大學精神是人們投射到大學這種社會設置上的一種精神祈望與價值建構，是大學發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動力，更是大學之為大學的確證依據。大學精神是大學在扮演一種特殊社會角色過程中所操持的某種“追求”，就其具體內容而言，它是大學的使命、功能、目標和理想等內容的概括和濃縮，是大學思想的重要內容。

根據劉生全的分析，大學職能所體現的大學精神，包含了幾個不同的取向與層面：

個體取向層面。體現為大學“追求”再生產（內化）知識，培養人的素質與能力，從而增進個體的力量和人生幸福。強調大學的教學功能的觀點集中表現了這種取向。

社會取向層面。體現為大學重視科學研究，生產知識，并將其轉化為社會財富和力量，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大學的科研功能與社會服務功能是這種取向的典型表現。

組織取向層面。大學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存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大學精神里應有比較鮮明的組織取向，如重視和強調大學的獨立和自主等。其動力在于保存、發展大學自身，這樣才能與社會發生積極互動，避免被社會“牽著走”。

究其實質，大學精神的不同層面所體現的主要無非兩點：獨立與創新。前者是大學的基本屬性、社會地位及其社會“邊界”，是大學在“確證”自身之為大學方面的一種“警戒”和努力；后者體現在大學生產和再生產知識、生產和再生產人才、提供社會服務等方面，是大學為“實現”自身價值而進行的追索。

2.中國大學缺失了什么

獨立和創新是大學精神的內核，中國大學在這兩點上都是比較欠缺的。

依照劉生全的觀點，中國的大學向來有著異常濃厚的“官學”傳統。非現代意義上的、本身即為“官學”的中國傳統“大學”暫且不論，自成立于1898年、開創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京師大學堂，到“文革”結束前的中國高校，莫不因此承載著太多的政治功能。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組織的大學，其職能僅僅被“窄化”為政治職能，其他職能被擺在次要的位置。后來，教育又受到市場經濟的沖擊，轉而依附于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的獨立性顯然無從談起。

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屬“倫理類型”，具有重人倫而輕自然、重整體而輕個體、重思辯而輕實證等特征，這一點導致中國近現代自然科學不發達，缺少以創新為精髓的科學精神。中國的大學往往缺乏應有的創新精神，這既表現在教學、科研等職能的發揮上，更表現在所培養人才的創造性上。

四、超越象牙塔：建構中國理想大學

1.理性和理性的激情：理想大學的象征

《中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具有重要的社會使命。蔡元培說：“大學者，高深學問者也”，大學之“進入象牙塔”，一個重要“通行證”就是“高深學問”。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楊旭東眼里，大學由向往、追求理性的人相聚在一起，這些人具有理性的激情和理性的態度。

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動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無論是畢達哥拉斯學院派推崇的“沉思默想”，智者學派以降的論辯傳統，還是中國書院的會講制度，稷下學宮的爭鳴，都洋溢著理性的激情。理性的態度是大學學者獨立工作的基本態度，是大學薪火相傳的精神。所謂理性的態度，是指看問題時“面向事情本身”，還原事情的本來面目，運用科學的論證方法進行分析，即“是其所是”。大學學者將理性態度遷移到日常生活中，構成了學者氣質。大學教師和學生都是理性的追隨者。

理性和理性的激情是大學推不倒的“圍墻”。

2.知識與道德：評價大學的必要尺度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崛起奠定了知識尤其是科技知識在社會生活中的堅實地位，并不斷地塑造著大學的辦學目標。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蔣凱認為，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已經演變成為市場培養勞動力，為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生產知識，價值體系及道德觀念已經陷入微不足道的境地。倡導教育商業化的人士甚至認為，大學是社會的職業訓練機構，它向“顧客”（學生）售賣產品（教育服務），以獲取相應的回報。

但是，怎樣評價大學生傷熊事件？怎樣評價大學生中得到貸款后不再考慮還款的現象？怎樣評價某些大學的“道德漠視”行為？

有人悲觀地認為，大學教育豐富了學生的知識，提高了能力，但是，并沒有相應地提升大學生的道德水準。有人認為，教師是神圣的職業，但是，教師，包括大學教師在內的教師群體的道德狀況難令人滿意。也有人認為，大學是神圣的殿堂，但是，學校的一些作為有失道德水準。仔細省察當今大學的精神氛圍和道德狀況，這種觀點并非毫無根據。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當今道德教育的這種尷尬局面？

在我國，大學的評估和排行主要看各校的生源、師資力量、學科建設、科研產出等，是一種“知性取向”。對教學質量的評價，也大抵采取可以量化的“知性”衡量指標和手段。評估大學辦學質量，總得有一些相對的“硬指標”，但是將“硬指標”過于夸大，必然造成道德教育在大學中失位，這是大學理想的失落，背離了大學的本義。大學的一切活動從根本上說具有社會性，它不僅要產生知識與思想，還要為社會提供道德理想；不僅要培養負責任的、合格的公民，還要為社會提供實踐的行為模式。在生產、傳播知識的同時，大學還要遵循道德準則，負載道德理想，培養學生的道德人格。

跨越知識與道德的鴻溝，是重建當代大學理想的必需。

3.時代精神：在大學理想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年中，北大南墻曾經一拆一建，大學破墻開店的經商風承載了特殊的意義。高校追求辦學層次高、規模大、學科專業全的升格風，追求科層等級的行政風，甚至出現學術制假等等，都曾是媒體上的搶眼話題。

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劉振天研究員認為，這些問題一方面說明，我國大學正處于大發展、大改革之中；另一方面說明，我國大學缺乏對大學理想、辦學規律、辦學特色的真正理解。

對中國來說，現代大學是舶來品，嚴格說來，西方大學的本性、傳統及其理想，并沒有很好地在中國扎下根。歷次政治運動對大學破壞最為嚴重，相當一個時期，大學缺乏獨立性，自我意識淡薄。改革開放后，某些大學面對洶涌而來的商品經濟沖擊，變得認不清方向，出現了理想的真空。

按照劉振天的觀點，梳理或重建我國大學理想，既要很好地吸收中國大學精神傳統，借鑒西方大學的教育理念，同時，更要體現時代精神。時代精神在我國就是實現現代化。大學必須用現代精神作為自己的理想建構基礎，創新現代文化理念，并用它來培育現代化社會需要的現代公民。

4.規范和制度：大學理想的有力保障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大學為社會服務，大學要適應社會的發展。社會除了經費投入外，制定了大學準入制度，規定辦大學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遵守一些規則等。社會更多的是在規范大學，對大學的服務顯然不夠。

全國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振天認為，從長遠來看，社會要充分服務于大學。大學是很脆弱的，文化的包袱、政治的壓力、經濟的危機等都可以給大學以沉重的打擊。社會對大學的失范和失語，意味著大學的發展上沒有了規范和責任感。

大學的理想不僅是大學本身所應追求和推崇的價值觀念，也是社會必須遵從的規范和規則。否則，只能是約束了大學，寬容了社會。在某種意義上，大學理想是制度穩定與積累的產物，是制度化作觀念的結果。在我國，研究大學理想，要緊的與其說是觀念層面，不如說是制度層面。比如，我們倡導學術自由理念，那么，學術自治與大學獨立就是其制度化條件。我們提倡辦學特色，那么兼容并包與多種形式辦學就是其制度性保障。依據法律辦學，加快現代教育法制化步伐，都會對大學產生積極影響。

5.大學之用：大學有巨大能量

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也可譯為“知識就是權力”。可以預料，大學，特別是世界一流大學，將在未來社會中表現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甚至表現出某種形式的社會權力。

在人類進入21世紀之際，當代社會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中央教科所蔣國華研究員認為，大學及大學之用也必將是多元的。在多元化發展過程中，大學要領先靠什么？大學的興衰在什么？大學影響國家興衰的關鍵點在何處？從近十年來的文獻看，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蔣國華認為，對大學來說，無論怎么多元發展，其主要矛盾運動依然是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同志指出了“知識貢獻”和“人才支持”對于大學的重要意義。根據這個論斷，未來大學將重新分類：一類是所謂名牌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型大學，其主要之用在知識貢獻。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一流大學的出現與集聚總是跟著近代世界科學中心走的道理。另一類是所謂“大眾大學”，包括不論專業、學科、年限的各種高中后教育機構和傳統的所謂正規大學，其主要之用在人才支持。

未來國家之間競爭的某些關鍵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學之間展開；而大學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各自擁有的知識資本之間的競爭。任何口號式的豪言壯語，任何文字游戲式的“知識創新”，任何“回到象牙塔”的呼號，都無濟于事，社會進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現實世界的知識創新、科技創新和教育創新。

學術看點

1.偉大的校長和一流的大學都是在劇烈變革的時代產生的，中國的校長和大學如果能順應和引導大學和社會的變革，也必將成為偉大的校長和世界一流大學。

2.政府、用人單位、學生、教師、校長等構成大學理念話語主體的不同類型。

3.大學精神是人們投射到大學這種社會設置上的一種精神祈望與價值建構，是大學發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動力，更是大學之為大學的確證依據。

4.大學精神的核心是獨立與創新，中國大學在這兩點上都是比較欠缺的。

5.理性的態度是大學學者獨立工作的基本態度，是大學薪火相傳的精神。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動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理性與理性的激情是大學永遠推不倒的“圍墻”。

6.道德教育在大學中失位，背離了大學的本義。跨越知識與道德的鴻溝，是重建當代大學理想的必需。

7.大學必須用現代精神作為自己的理想建構基礎，創新現代文化理念，并用它來培育現代化社會需要的現代公民。

8.大學的理想不僅是大學本身所應追求和推崇的價值觀念，也是社會必須遵從的規范和規則。大學理想是制度穩定與積累的產物，是制度化作觀念的結果。

9.未來國家之間競爭的某些關鍵方面，可能會在各自的大學之間展開。社會進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現實世界的知識創新、科技創新和教育創新。（好范文整理）

第二篇：中國大學需要什么樣的理念

“大學不是工廠，不是流水線，它的每一位學生看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老師看每一位學生，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學像一座千年庭園。她古樸，但不古板。她是庭園，卻敞開門扉。他進來的時候，雙眼迷茫，走出時，雙眸澄澈。智慧之火點燃了他的心，他的使命是傳揚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學像知識的海洋，有豐富的書籍和優秀的教師。我希望教師能走下講臺，走近學生，帶給我們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師面對年輕的學子，不沾世俗的交流開始了。他們從高處審視這個世界，把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用睿智的語言教誨我們。” 經典著作中用概念表達的思想，學生們用詩化的語言表達了。但這充滿詩情畫意的大學理想，似乎成了縹緲而虛幻的夢。一位蜚聲海外的華裔美國學者說，清華園、未名湖，甚至哈佛、耶魯，都充滿著濃郁的商業氣息，也許只有康橋河畔，還靜靜地流淌著徐志摩式的優雅大學夢。未來國家間競爭的某些關鍵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學之間展開。但是，承擔著偉大 歷史 使命的大學出現了制造傷熊事件的學生、剽竊別人學術成果的知名教授??大學到底怎么啦？理想的大學該是什么樣的？北京大學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國 人民大學的校園改建工程，都促使人們思考，大學應該如何改革，是回到象牙塔？走出象牙塔？還是超越象牙塔？ 不久前，在京的十余位 教育 科研學者參加了由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周作宇教授和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蔣凱發起的一次題為“大學理想的思考與重建”的論壇，對于回答上述 問題，他們的觀點或許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啟迪。

一、沉溺象牙塔：大學 社會 功能的喪失 1.孤芳自賞的象牙塔近代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學界定為“以純知識為對象的學術 研究 機構。而純學術的研究活動正是大學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內在依據。據此，大學應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氣質和對純粹學術的強烈追求，而不考慮社會 經濟、職業等種種實際需要”。美國著名教育家弗萊克斯納說：“我一向主張大學與現實世界保持接觸，同時繼續保持不承擔責任?? 工業 界已經發現了利用純 科學 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學的實用性；醫學界也在探索類似的聯系——如果醫學院試圖同時具備上述兩種服務能力，它將毀于一旦。如果社會科學要作為科學來 發展，它們就必須脫離商業行為、政治 行為以及這樣那樣的改革，即使他們需要不斷與各種商業現象、政治現象和社會實驗現象保持接觸。” 的確，大學的發展應該超越功利，但是，這種“雙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大學，是純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會中。2.與時俱進的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 創始之初，大學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紀，大學就如皮鞋匠行會一樣，也是職業性的行會組織；大學也不是要教什么虛無飄渺、一無所用的“純粹的高深知識”，而是要培養牧師、醫生、律師、教師這樣的職業人士。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人文學科才開始在大學中得以傳授。經過幾個世紀的積淀，大學才養成人文主義的理智傳統。受教會與皇權的雙重制約，大學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注意：不是為了發現真理）獲得自治權。直到18世紀末，大學基本上是與世隔絕的，受宗教思想的 影響 非常大。19世紀初的柏林大學使科學取代了宗教和道德 哲學，大學探究 自然 和陶冶心靈的任務幾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勝出，科研與教學一樣重要。德國大學很快成為世界大學的典范。在二戰和冷戰中，美國大學全面、深刻地卷入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各種社會活動中，標志著大學的社會性越來越強，大學不再是象牙塔。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葉賦桂副教授認為，從大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大學的理念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不斷變革與發展的。偉大的校長和大學都是在社會進行變革的 時代 產生的。正是促成了中世紀大學向 現代 大學的變革，才有了偉大的洪堡和柏林大學；正是把大學從象牙塔變為社會服務站，才成就了科南特、康普頓、威爾伯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學。中國的社會正經歷著轉型，中國的大學無疑應當承擔起歷史的使命。中國的校長和大學如果能順應和引導大學和社會的變革，也必將出現一些偉大的校長和世界一流大學。

二、失落象牙塔：大學理念主要話語主體的失位 1.考量標準：需要傾聽各種聲音 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識越來越成為一種影響命運的重要資本，個人、家庭和社會的“知識趨性”成為一種時代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大學的社會責任、功用及組織目標等關涉到大學理念的問題，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都需要做出批判性考察、衡量和建設性洞察。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周作宇教授認為，討論大學理念無疑是對大學進行合理地反思，將有助于擴展人們觀察大學的視界，增加表達大學價值觀的話語資源。然而，反思大學實踐，進而反思實踐背后支撐性的假設或理念，只是考察大學理念的一個層面。如果不把實踐者、反思者、思想者、研究者等主體納入研究視界中，就有可能使討論停留在一個平面上而無法深入。而一旦我們把大學實踐、大學理念與大學理念的論者放在一起重新考察，我們就會遇到錯綜復雜的問題。其中，誰是大學理念的話語主體？討論大學理念問題最應該考慮誰的利益？誰最有發言權??諸如此類的疑惑成為人們最應該解決的問題。2.尊重私人話語：回到理念主體 周作宇這樣開始他關于大學理念主體的思辯：“我”是誰？當“我”闡明大學理念時，是闡明誰的理念？這樣的理念與“我”的大學生活或與別人的大學生活有何關系？誰的理念最有價值？周作宇認為，這是回到理念主體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話語主體是論述或可能論及大學理念的人，所有與大學利益攸關的人都是潛在的主體。政府、用人單位、學生、教師、校長等構成大學理念話語主體的不同類型。在現實中，各種主體的話語地位是不均衡的。從現有 文獻 看，我們可以發現，直接以大學理念為題作文研究、探討的大多為研究者，推動大學變革的又往往是政府部門（如合并問題），而受就業影響，用人單位的聲音越來越強。關于大學理念的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大學的一個最大的主體——學生，在大學理念的表達中遠離公共論壇。是學生的聲音真的沒有價值，還是因為“人微言輕”，失去了話語權利？ 在主要話語主體失位的情況下討論的大學理念，是缺少動力和活力的理念。在這種理念照射下的大學，是蒼白、空虛的大學。

第三篇：中國大學你需要仰望天空

中國大學，你需要仰望天空

中國大學，你需要仰望天空

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總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黑格爾

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殿堂，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搖籃，大學更是教會人們學會關注天空的場所。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希望的源泉。蔡元培說：“大學者，研究高深之學問者也，為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府。” 以此為尺，來丈量如今的中國大學，我們很容易知其胖瘦，而結果實在是讓我們汗顏。

我們看到中國的許多大學都生病了，而且普遍病的不輕。庸俗、功力、虛無侵蝕著中國大學學生及教師的思想，官僚化、商業化、不人性化，這便是如今我中華大學的現狀。難怪有人說，中國大學已經失去了脊梁，泯滅了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說，中國20多年來根本沒有大學，有的只是一個“打工仔崗前培訓機構”。

今天讀到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的文章，心中感慨良多：“這個曾經代表著社會良心的機構現在在中國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 原文轉載如下：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大學，引起了美國教育界人士對中國大學的激烈爭論。對中國大學近年來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強”之風，施密德特說：“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他們的學者退休的意義就是告別糊口的講臺，極少數人對自己的專業還有興趣，除非有利可圖。他們沒有屬于自己真正意義上的事業。”“而校長的退休，與官員的退休完全一樣，他們必須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權勢為子女謀好出路。”“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 對于通過中國政府或下屬機構“排名”、讓中國知名大學躋身“世界百強”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爾克加德的話說，它們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他們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 中國大學近來連續發生師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認為這是大學教育的失敗，因為“大學教育解放了人的個性，培養了人的獨立精神，它也同時增強了人的集體主義精神，使人更樂意與他人合作，更易于與他人心息相通”，“這種精神應該貫穿于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他們計劃學術，更是把教研者當鞋匠。難怪他們喜歡自詡為園丁。我們尊重名副其實的園丁，卻鄙視一個沒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教師。” 中國大學日益嚴重的“官本位”體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擔憂，他痛心地說：“宙斯已被趕出天國，權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計劃學術，更是權力對于思考的禍害，這已經將中國學者全部利誘成犬儒，他們只能內部惡斗。缺乏批評世道的道德勇氣。孔孟之鄉竟然充斥著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學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為此嘲笑中國大學“失去了重點，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貫保持的傳統”，“課程價值流失，效率低，浪費大”。他嘲笑說“很多人還以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們參加一些我們會議，我們基本是出于禮貌，他們不獲禮遇。” 由于當前經融危機引發的一系列困難，導致大學生就業難。施密德特對此說，“作為教育要為社會服務的最早倡議者，我要說，我們千萬不能忘記大學的學院教育不是為了求職，而是為了生活”。他說大學應該“堅持青年必須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識，根本無需回答它是否對公共事業有用，是否切合實際，是否具備社會價值等”，反之大學教育就會偏離“對知識的忠誠”。對中國大學的考試作弊、論文抄襲、科研造假等學術腐敗，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種觀察問題的眼光，他說“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政權是腐敗的，那么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同樣會駭人聽聞的腐敗”。他還說“中國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認為中國大學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他說中國大學“對政治的適應，對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損害了大學對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學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終自由表達思想的最糟糕同時又是最理想的場所”，因此，大學“必須充滿歷史感”，“必須尊重進化的思想”，“同時，它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別的真理當作一種過程及一種傾向，而不當作供奉于密室、與現實正在發生的難題完全隔絕的一種實體”。他甚至說“紅色中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他說“一些民辦教育，基本是靠人頭計算利潤的企業。” 如果非要用一個成語來概括當今中國大學教育的話，我認為應該是：毀人不倦！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面額是一萬日元，上面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是只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今天中國大學教育之最終目的都只是為了印有毛主席的百元大鈔；今天的美國大學是一個言論自由、倡導學生全方位發展的學術天堂；今天的中國大學是一個充斥黑暗、單調、勢力和種種不公平的人間地獄；今天的世界正在仰望天空；今天的中國只是關心腳下?? 中國人、中國大學該醒醒了,是時候抬起你們高貴的頭顱仰望天空了。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開始關心中國大學教育，我們看到有那么一些人正在一點一點的醫治中國大學教育的疾病。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個好的開始，包括今天我能夠、也有這個機會在這里肆無忌憚的談論中國大學教育問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個好的開端，因為一個國家它一定能夠接受不一樣的聲音。但是，這遠遠不夠。不是因為我要求太多，而是我真的希望，希望這個國家能夠變得更加美好，真的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大學沒有給學生施加的枷鎖，勢力、虛無、庸俗??這樣的詞匯只會在辭海里作為歷史出現。而有一天當我們重新踏上中國大學的土壤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在仰望天空的民族的未來。如此，我中華大地何愁沒有高等學府？如此，諾貝爾獎臺上何愁沒有中華兒女的足跡？如此，我泱泱中華何愁沒有未來？

第四篇：大學理念[最終版]

論“大學去行政化”

論“大學去行政化”

摘要：“去行政化”實質：治學與治校分開，教授治學，校長治校。提高學術權力地位，降低行政權力地位。政府尊重高校辦學自主權。“去行政化”原因：高校行政化弊端非去不可，重塑高校與政府關系的必然要求。“去行政化”途徑：教育制度改革，政府尊重并支持高校辦學自主權，高校與社會改變心態，重拾大學精神。

關鍵詞：高校去行政化，原因，途徑，大學精神

記得大一時有次老鄉會想組織個小聚會，去申請個教室，必須填各種表，找各種負責人簽名；不勝其煩，最后直接在教室黑板上寫道“今晚幾點有班會”，最后也如愿舉行了聚會，但對學校制度的繁瑣與“嚴格”深有不解。大二了，選學了 “大學理念與文化”，終于知道這并不是學校制度多么的嚴格優越，只是大學里“行政化”太嚴重了而已。

何為大學“行政化”？百度百科指出：“所謂‘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權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濫用，即把高校作為完全的行政機關來管理，而忽視了高校作為學術機構的特殊性，其實質是行政權力對學術事務的過度干涉，是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分界不清。”當你需要借用學院的器材或實驗室時，你必須填各種表，找各種負責人簽名；當你有問題想和老師共同探討時，老師以各種開會作為理由推辭；當你坐在偌大的教室時，人多嘈雜的環境讓你聽不清講臺上老師在講什么，但更多的時候你對老師講得不怎么樣的課感到越來越感到失望；當一個個教授為了一個處級職位爭先恐后時??相信此時的你已經深深感受到了大學“行政化”對你深深的傷害，“行政化”在大學里愈演愈烈。

聯想到近年層出不窮的學術丑聞，學術腐敗，高校管理人員貪污受賄“下馬”，教授抄襲他人論文評職稱，甚至有大學校長讓他人為自己寫博士論文，這一切都讓大學這個本應鉆研學問不聞窗外事的神圣的地方蒙上了一層陰影。究其原因，就是大學的“行政化”造成的，領導權力過大，監督的乏力必將使個人私欲膨脹，用權力的大棒掃清仕途的障礙，獲取不應得的榮譽。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科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1]

綜合課堂學習與個人見解，高校“行政化”會造成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資源分配行政化

中央部門掌握著資金、項目分配的權力，為此，大學不得不與地方一樣“跑部錢進”，甚至用頒授博士等頭銜去換取官員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學校內部，“官老爺”把持一切，在職稱評定、課題申報等重要學術資源的分配中，各級領導都享有“特權”，行政領導往往擠占了有限的學術資源。

第二，教授地位的弱化

教授本應是大學里地位最高的群體，但現在變了，不管你聲望多盛、貢獻多大，照樣得每年填許多表格，申報一級學科，申報研究基地，申報研究資金??諷刺吧，因為國家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研究基地的數目這關乎領導的政績。難以想象，一個終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務乃至剽竊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為學術大師。而沒有學術大師，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又從何談起。

第三，學生變得世故化

我身處軟件園這一隅，不知學校較大的社團實際世故化程度，但以管窺 豹，可見一斑，就是軟件園這么小的地方，也會有勾心斗角。在一次隨堂檢測中我就寫過，現在學生團體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少學生已學會說官話，打官腔。這就是學生會設立的初衷嗎，學生會不應是培養干部的“搖籃”，它應該為學生服務，而其成員應該是學生的“公仆”。

大學怎樣去行政化呢，我覺得這不僅僅只是制度的改變就行了，更難的是學生，老師以及這個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

首先取消院校等級制，建設“985”大學和“211”大學生是必要的，可以將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多投入一點到這些學校，確保我國有一批高水平、創新型大學，以承擔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重任，承擔國家重點項目、科技攻關的任務，但沒有必要劃分為副部級、廳級、副廳級。行政級別高低與高水平大學

建設沒有直接關系，反而助長了官本位思想，助長了其它高校為了升等級而在“高、大、全”上下功夫。全國高校只有類型、層次不同，沒有等級高低之別，每所高校應是平等的，決不能在政策上、制度上歧視一般高校。現行的高考規定考生按一本、二本、三本、大專順序填報志愿，用人單位只招聘“985”大學和“211”大學的畢業生。都是將高校分成等級的表現，歧視一般高校和高職高專的表現，應予取消。本學期有節形勢與政策討論課很讓我震驚，因為在剛舉辦的“齊魯軟件大賽”中我們被非重點院校完爆，不管是技能還是創意。然后不只一位同學提出某些非211大學軟件專業技能課程太密集，我們985院校不注重這些，等級優越感油然而現，這種意識是要不得的。

其次，恢復教授治學，高校去行政化，但不能去行政管理。去行政化不能理解為把這批優秀學者因為有了一個職務而從學術活動中排擠。[2]教授治學不是教授治校，教授可以自薦、應聘到各級行政機構任職，以發揮他們的管理才能；以教授為主體的學術委員會可擁有較大的權限。另外，學校具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事務工作、服務工作、保障工作，必須有一批專職管理人員來做，不可能都讓教授們去做。應發揮教授在教學科研和學術方面的優勢、在治學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讓他們陷入具體的行政事務堆里。山東大學前校長徐顯明說：“學術委員會所行使的學術公共權力，本質是判斷；校長所行使的行政執行權，本質是處理。學術判斷追求的是接近真理，行政管理的追求是公共利益與公共秩序。這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學術判斷應由最懂得學術規律的人做出，而校長并不是最佳人選。”山東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是個好的開始，山東大學隨后開展了大部制改革，著力減少行政人員數量，但效果還是不佳，因為校部管理人員減少了，但他們都成了院管理人員。

最后，政府也應尊重高校自主辦學權，高校重大人事任免交由校方通過民主選拔決定，而不是由教育部直接任命。今年浙大校友抗議新校長任命決定；組織部在山大青島校區尚未完成就將徐顯明校長調走，引發師生“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感慨。這兩件事就揭示了這一問題。而在學校內，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委要大膽放手、大力支持校長和行政的工作，確保他們獨立自主地行施權力，開展工作。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3]

本學期的最后幾節課中，老師帶我們領略了西南聯大的歷史，它存在的時間不長，才8年，但大師云集的它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學校行政管理機構簡約，校務最初由當時清華大學梅貽琦、北京大學蔣夢麟和南開大學張伯苓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不久后梅貽琦任常務委員會主席，長期主導校務。從領導到職工，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工作效率高超。對于不屬于職能

部門的臨時性重要工作，則由校務委員會討論研究，請教授會推薦適宜教授人選，組成各種臨時工作委員會主持工作。工作任務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體常設機構精干靈活。被推選參加這些臨時工作委員會的人員，也是兼職不兼薪，沒有任何工作津貼，完全是義務工。“大學是民族靈魂的反應。”[4] 在西南聯大教授的權力之大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對于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要么據理力爭，要么就公開抗議。教授們反對行政當局的事是常有的，因為那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流動的，在校內他們不必害怕校長，更不必害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此處不留自有留處，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價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教授能像抗戰不勝誓不剃須的聞一多，為女生搬凳子的吳宓，喝茶吟詩泡溫泉的錢穆一樣，有自己的教育風范與人格魅力：我們的學生永遠追求真理，關心民心疾苦，胸懷壯志，我們也就能給“錢學森之問”[5]一個滿意的答案了.參考文獻：

【1】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致吳敬恒函》

【2】 黃達人.高校“去行政化”會弱化高等教育地位[N].南方日報, 2010-03-

10.【3】 節選自 陳寅格《對科學院的答復》

【4】 霍爾丹勛爵：《大學與國民生活》，倫敦，1912年版，第29頁。

【5】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

之問”。

第五篇：大學理念

深圳大學研究生課程論文

題目《大學的理念》讀書筆記

成績

專業比較教育課程代碼142001120010

年級2013級高等教育學姓名

學號2130011137時間2014年 07 月

任課教師肖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