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下半年建材行業經濟發展狀況

2011年下半年建材行業經濟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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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我國當前政策導向來看，今年投資主要集中在保障房、電力電網、水利設施建設等領域，這將帶動建材需求的大幅增長。綜合分析下半年國內外經濟運行情況和投資變化特點，并考慮基數因素、政策影響、出口形勢等因素。

2012-2016年中國塑料建材產業全景調研與投資戰略咨詢報告

建材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內外經濟走勢和房地產市場發展狀況。下半年，世界經濟仍將保持復蘇勢頭，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4.3%，雖然低于去年5.1% 的增長水平，但考慮到基數因素，全球經濟仍將維持溫和復蘇趨勢。

從國內經濟發展狀況來看，下半年，“十二五”開局之年的規劃投資項目將紛紛上馬，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建設項目的啟動，投資需求將保持較快增長態勢，預計全年經濟增長9.3% 左右。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5% 左右，同期房地產投資增長32% 左右。

從我國當前政策導向來看，今年投資主要集中在保障房、電力電網、水利設施建設等領域，這將帶動建材需求的大幅增長。綜合分析下半年國內外經濟運行情況和投資變化特點，并考慮基數因素、政策影響、出口形勢等因素，預計今年全年我國建材需求有望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建材業工業增加值增速約為18% 左右，主要產品產量繼續擴大，其中水泥產量將突破20 億噸。

第二篇：江北區經濟發展狀況

第一章 江北區經濟發展狀況

江北區是重慶市主城核心區之一，位于長江、嘉陵江交匯處北岸，東南西三面分別與巴南、南岸、渝中、沙坪壩四區隔江相望，北與渝北區接壤。

2012年1-12月，江北區實現GDP 527.8億元，增長13.7%。地方財政收入完成80.5億元，增長15%；其中區級稅收達55.1億元、占財政收入的68.5%。城鎮居民收入24847元，增長12.5%，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1864元，增長12.4%。

2013年，全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9.6億元，增幅為8.5%;實現商品銷售總額3129億元，同比增長17.2%，總量連續四年位居全市第一。

2014年上半年，江北區的經濟公共財政收入呈現平穩增長態勢，第一季度公共財政收入為155,226萬元，同比增長9.7%，完成預算的21.2%，但江北區第一季度的財政收入已經被接壤的渝北區超過，屈居全市第二。相對于江北區來說，渝北區在財政收入上目前并沒有明顯的優勢，導致江北區失去財政收入第一寶座的主要原因是渝北區汽博中心的快速發展。2005年投入運營的汽博中心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銷售額在2011年已經達到了175億元人民幣，這大大的增加了渝北區的財政收入。江北區雖然發展勢頭依然很好，但全區卻沒有一個像汽博中心那樣能夠帶來越來越多財政收入的汽車產業集群地帶，與渝北區在財政收入方面的競爭也越來越顯得心有余力不足。

第三篇：秦朝農業經濟發展狀況

秦朝農業經濟發展狀況

眾所周知人口眾多的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而中國的農業又以秦朝為開創先河。研究秦朝的農業與經濟的發展，對今天加強我們“三農”的發展及社會的和諧構建有著不言而語的作用。

(一)農業發展的狀況

秦統一中國以后，土地占有的兩級結構完全確立。當時六國貴族受到打擊，大批豪富被遷到關中等地，庶民地主發展緩慢，最得勢的是由軍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見秦代的地主階級數量不多。而占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數量龐大，他們依附于封建國家，是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力量。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碣石刻辭云：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說明秦政權鼓勵農民努力發展生產。

秦自商鞅變法以后，歷代國君都把農業作為治國之本，非常重視水利建設，推廣鐵器和牛耕。戰國時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統、鄭國渠以及其他數以萬計的陂池溝渠，直到秦統一后仍在發揮作用。而且，秦代配合水陸交通建設，又在隴西、關中、巴、蜀、黔中、會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設施，使更多的農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鐵農具在戰國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鐵農具又有發展。近年考古發現大量秦時期的鐵犁鏵、鐵臿、鐵鋤、鐵鐮等，不但分布廣泛，而且器形有所改進。

另據《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對官府鐵器的供應和使用都有具體的規定，如果鐵器損失，必須根據情況分別處理，說明秦政權非常重視鐵器的分配管理。

《戰國策？趙策一》說： 秦以牛田，水通糧。可知秦國已使用牛耕。

在云夢秦簡中，秦律規定對偷盜耕牛的人必須判罪。并規定廄苑所飼養的牛必須達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務的要受處罰。而且，定期進行考課，對飼養好的予以獎勵，飼養差的給予處分，說明官府非常重視保護、喂養耕牛。

目前，考古發現秦代的鐵犁鏵越來越多，則知牛耕推廣較快。鐵農具和牛耕的使用，為開墾荒地、興修水利、深耕細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條件。①《漢書高帝紀》。

秦代的耕作技術在戰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秦簡中提到應根據不同的農作物決定每畝播種的數量，說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合理種植。另外，秦律也對如何搞好田間管理，保護農作物生長作了若干規定。特別是秦始皇相國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審時》等編，是記載農業耕作技術的專著，記載了改良土壤、適時種植、間苗保墑、除草治蟲等方面的經驗和知識。漢初流傳的《耕田歌》曰：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①實為耕作經驗之談。這首歌在秦代應已產生。

秦代的農產量一般每畝產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畝合粟１４０市斤。由于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秦代封建政權存放在各地官倉中的積粟非常豐富。秦的統治中心關中地區，也是全國的經濟重心。《漢書？地理志》說：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這里農業生產一直發達，國家的糧食儲備相當豐厚。秦律規定，官倉儲存的糧食，櫟陽（今陜西臨潼東北，秦故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 ②。直到秦末劉邦入關時，這里依然 倉粟多，積存大量糧食。故后來蕭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③，使劉邦終于贏得統一戰爭的勝利。

中原地區是秦代糧食的主要產區，封建政權在這一帶的存糧也非常之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秦末陳留尚有秦 積粟數千萬石.其時南陽宛地亦人民眾，積蓄多.楚漢決戰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萬斛，以給漢王食 ④。而秦建于滎陽、成皋間的敖倉是當時最有名的糧倉，積粟甚多.劉邦曾 據敖倉之粟 打敗了項羽，后來英布叛漢時，仍有人提出 據敖庾之粟 是成敗的關鍵。可知秦漢之際十多年間，敖倉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糧是非常之多的。①另巴蜀地區也是秦代的重要產糧區，《華陽國志？蜀志》云：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史記？高祖本紀》還記載，因漢初饑荒嚴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漢。說明秦漢紛擾之際，這里的糧食積累仍然豐富，農業生產相對穩定。

試想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下，秦朝的農業是如何取得這樣的成績的呢？

一、耕土面積的擴大和勞動力的增加

早先的秦人主要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帶。“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1]，犬丘又稱西犬丘也就是今甘肅禮縣一帶。當時的秦人還未立國，對于西周王朝來 說，它被認為是落后不開化的部落。顯然，對這支飄游不定的秦人來說，西周那種“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2]，“荼蓼朽止，黍稷茂止”[3]，先進的耕作技術就與他們無緣了。但是，到了秦襄公七年春，也就是公元前770年春，“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平王封襄 公為 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4]。平王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 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5]。岐西至豐鎬間的 廣大地區是周民族長期經營農業的中心地域所在，代表了當時農業發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豐之地，又將具有較高生產技術水平的周余民接收過來，這就使秦農業的發展置于一個新 的起點之上，有人推測春秋以前秦人口約二三萬之眾。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卒，兵士七百人東獵，這是秦人入關數字的惟一記錄。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內五萬人推算，認為周遺民歸 秦者，至少應有二三十萬人左右[6]。到德公時遷都于雍(今陜西鳳翔)。從西犬丘到雍，秦人逐漸向東擴展，而且是沿著渭河沿岸。渭河沿岸基本都是平疇沃野，便于耕稼之地，這就為秦人農業的起步與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晉之戰以后，東向受晉所阻，轉而向西擴展，乘戎族“莫能 相一”的有利形勢，進軍戎地，“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7]。秦國的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并且使秦統治地域由關中農業區擴大到隴西、北地半農關牧地帶。“它使長期以來被眾多戎、狄蹂躪的廣大地區，得以恢復生產，結束了支離破碎的割據，在局部地區實現了統一，為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8]，“秦霸西戎，開始了農牧交錯地帶的經營活動。由于中原農業民族的社會、經濟水平明顯 高于諸游牧民族，他們對農業牧交錯地帶的開發經營，推動了中國農業文明的地域性拓展”[9]。可見秦人的這一舉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穆公十 五年(前645)秦晉戰于韓原(今陜西韓城縣西南)，利用“岐下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10]。穆公十五年十一月，以釋放晉君夷吾為條件，“夷吾獻其河西地，……是時秦地東至河”[11]，此時的秦人已擴展到今陜西東部，也就是說，得到了今關中地區，該地自古以來都是適于農耕的地區，特別是關中東部河谷展開，兩岸原間平坦豁暢，具有發展農業的巨大潛力。正如《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的：“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 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 從此可以看出，秦人在這一時期的東擴過程中，得到的不僅僅是沃野千里的關中之地，而且 還得到了大批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的農耕者，這對秦人農業的發展可是一筆不小的財富。前文已經提到，農業生產受土地、人口、氣候等因素的影響。人應該是主導因素，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根本，這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時的秦國地廣人稀，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全國的人口也不過兩千萬[12]。加之，當時還得需大批的精 壯 勞力去行軍打仗，因而秦人在東擴的過程中，勞動力的及時補充應是秦國農業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正由于如此，穆公時代才能實現“春秋五霸”之夢，才能實現秦國歷史上的第 一次強大。這也正如秦孝公所說“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注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為后世開業，甚光美。”[13] 孝公至秦統一以前，是秦國土擴大的重要時期。特別是商鞅變法以后，國土面積已經擴展到 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一帶，并西略義渠，南取巴蜀。例如，秦惠文王取得巴蜀地后，極力經營，成都平原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是秦國糧食的重要產地[14]。當然這一時期秦人所擴之地大多為六國 的舊地。在戰國時期，六國的人們已經懂得了“耕者且深，耨者熟耘”[15]，“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16]等道理。加之當時在六國故地鐵農具的使用和 牛耕已普遍使用和推廣。可以想象，秦占領六國的故地，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一帶大多 為可耕種的良田。這一時期還有另外一個因素使秦國耕地面積得到擴大。那就是通過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頒行“墾草”令，擴大面積，使當時秦國每個勞動力負擔的耕地，增加到相當于今制15畝，比其他各國高出一倍[17]。由于這雙重因素的影響，秦人的耕土面積得到空前擴大。耕土面積的擴大，給秦人帶來了一個很嚴峻的問 題，那就是勞動力明顯不足。于是又實行“誘三晉之民，利其田宅”[18]的政策，招引來三晉之民來秦國開荒。因而，正由于這一大批辛勤的拓荒者在這廣闊的沃土上的不辭勞作才使秦國農業蒸蒸日上，迅猛發展，為秦蕩平群雄、廓清寰宇、一統天下 提供充分的物質基礎。

二、勤政與重農思想對農業的影響

秦穆公時期，勵精圖治，勤政愛民，終于使秦國實現了第一次強大。他的開明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首先，重視人才。在春秋時期曾形成有一種“尚賢”之風，當然穆公也不例外，《詩經·小 雅·晨風》寫道：“鳥穴 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左傳·文公三年》寫道：“《詩》曰：‘于心采繁?于沼于氵止；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其次，善于用人之長。他曾用五張羊皮贖買曾“游閑于齊”、“ 乞食饣至人”的百里奚的事情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再次，就是穆公重民。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認識到“以民為本”的思想，但他 在這 一點與當時的奴隸主統治階級有不同之處。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了饑荒，向秦國求援，在給與不給的問題上秦國君臣中曾發生了一場爭論。最后穆公采納了百里奚、公孫支的意見，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19]。當時秦穆 公有這樣一段話：“其君是惡，其民何罪!”[20]從此可以看出，他在 當時那種奴隸主專制時代，能認識到民眾的作用，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秦國的農業經濟到秦穆公時期，隨著秦國成為“春秋五霸”以來，秦已經發展成為當時諸侯 國中經濟實力最強盛的農業大國。但是自秦穆公以后的14位國君時期，秦便一代不如一代 了。直到獻公時期才開始有了一點起色。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當時的天下形勢是這樣 的：

“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并。淮泗之間小國十余。楚、魏與秦接界。魏筑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亻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21]秦孝公面對這種凄涼的局面，痛感“諸侯卑秦，丑 莫大焉”。于是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 分土”。[22]從此可以看出孝公求賢若渴、廣攬賢才的決心。在這種 情況下，便重用商鞅，變法圖強。通過一系列的法令使秦國的農業經濟有了迅猛發展。

當然，秦人從立國到統一，歷經33代國君艱苦卓絕的奮斗，使秦國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成為一個“車千乘，騎萬匹，帶甲百萬”[23]的大國，這與歷代國君的 勤 政與圖強思想是分不開的。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言“自穆公以來，至于秦王，三十 余君，常為諸侯雄”。正因為有了這些賢君明主，才能制訂出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筆者認為，在古代，談論國家的強與弱，實質就是體現一個國家農業經濟發展的水平。因為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以農立國，以農為本。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農業在社會經濟中占絕 對的主導地位。那么，秦人要實現強國之夢，就必須有諸如穆公、孝公之類的勤政明主，實施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政令，來發展農業經濟，強化他的“根本”。這在商鞅變 法的內容中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只有農業經濟這個堅實的基礎充分發展起來，他才有可 能或者有能力成為大國。所以說，秦人的勤政是秦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在秦國農業發展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農思想對秦國農業經濟的影響。據文獻記載，秦人的遠祖曾過著游牧生活，到了西周中期，秦人才開始定居下來，逐漸完成了由游牧經濟向農耕經濟的過渡。東周初年，隨著秦人立國，秦國的農業已開始迅速發展起 來[24]。很顯然，在秦人開始定居的那一段時期，它仍然還是一支比較落后的游牧部落。農耕經濟處于原始啟蒙時期，而且活動范圍很小，與當時的西周臣民也 不可能有密切的來往。但是，在定居后期和秦人立國這一段時間，由于秦人國土不斷向東擴展，這樣，就給秦人與周民提供了一個相互融合的機會。前文已經提到平王東遷后大約有二 三十萬周余民易主事秦。這部分周余民在與秦人不斷融合的過程中那些先進的耕稼之法就自然而然地傳授給秦人，從而使秦人的農耕經濟在周人農本思想的影響下得以迅速發展。

西周時期，周人已懂得了“無奪農時，使民以時”的古訓。《尚書·洪范》說：“庶徵：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兇，一極無，兇。”根據傳統說法，《洪范》是西周初期的一篇重要哲學著作。這就是說雨、晴、暖、寒和風這五種天氣能夠均勻調順時，莊稼才能豐收，其中這五個因素缺一不可，有一種因素過多或過少都會給莊稼帶來危害。可見在西周初期周人在天時方面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 已有認識。西周末年卿士虢文公提出“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就龐純固于是乎成” [25]的思想，這種觀點已具有農本思想的萌芽。另外《詩經》中載有 “以我覃耜，亻叔載南畝”。《周官·大司徒》載“有不 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之說。同時，《詩經·小雅·大田》記載“去其螟 酟，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 從這些文獻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周人不但認識到農耕時要注意天時，而且還認識到銳器農具 在農耕中的使用，田地的整治、休耕、輪作以及農田管理和防治害蟲等知識。由此可見，周人對農業的重視。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于鐵制農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廣以及水利事業的發展。從而使我國農 耕經濟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同時也是重農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春秋時期的墨翟，認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善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事不 成。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他從糧食是民生所需的角度論述了農業的重要性，戰國時期《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早期法家代表之一 李悝則認為“農事害”是“饑之本”，“女工傷”為“塞之源”，并提出了“農傷則國貧” [26]的看法。同時還鼓勵農民“治田勤謹”[27]，“力耕數耘”[28]，把農業作為發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所以高敏先生認為重農思想的真正確立應從李悝時開始[29]。

值得說明的是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這種“百 家爭鳴”的社會背景下，不同流派從不同角度把農業的重要性提高到一個理性認識。對于這一時期逐漸強大的秦人來說，這種理性認識一定會輻射到秦人腹地指導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 展。

目前學術界一直認為秦人真正意義上的農本思想的形成應從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孝公 即位時，面臨的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局面，相形之下，深感自慚形穢，在這種情況下他立志要尋回穆公時代的輝煌。于是便起用商鞅進行變法。變法的內容之一就是實行“重農抑商”政 策。認為“農則易勤，勤則富”。“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30]鼓勵和強制農民墾荒種田，并且把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到 了“立國”根本的高度。《商君書·墾令》篇中就有“為國之教，務在墾草”。在《墾令》 中為墾荒，發展農業生產所制定的法令就有20條之多。《史記·商君列傳》：“ 眀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秦簡《田律》規定“雨為澍，及誘(秀)粟，輒以書言澍稼。誘(秀)粟及豸KG-*3艮(墾)田毋(無)稼者頃數。稼已生后而雨，亦輒言雨少多，所利頃數。早(旱)及暴風雨，水漆、蚤(螽)蟲、群它物傷莊稼者，亦輒言其頃數。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盡八月□□之”由此可以說明秦國官府對農業生產情況的重視程度。又由云夢 秦簡可知，商鞅變法以后，秦國政府還制定了《田律》《廄苑律》《倉律》《徭律》《效律 》《司空律》多種經濟法規，以此來發展農業生產。根據文獻可知，這些法律條文除一部分為孝公時代商鞅所立以外，其余部分為秦昭王至始皇初年修訂。由此可知，秦國 政府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發展，并且把它上升到法律條文來指導農業生產。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始皇四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政府規定是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 級”[31]。從此可以看出，在始皇初年秦政府就懂得在農業生產受到 蝗災侵襲的情況下，及時減輕農民負擔，并獎懲各級官吏。這的確是一項救災利農的好措施。

從以上的史料可知，秦國政府特別是在秦孝公以后，歷代君主都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也就是 說把農業生產看做為富國強兵的根本。正因此才有始皇帝的“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2]。總之，筆者認為秦王的勤政與秦人的重農思想是影響秦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 勤政才有可能為秦國農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有了這樣一個國泰民安的大環境，秦國的農業才有可能發展。農業的發展當然會為國家、人民帶來豐富的物質基礎。這樣，秦人 就會更進一步地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從而會不遺余力地向別國人民學習，自己本身也會不斷地摸索，更新農業生產經驗和技術。于是秦人在安于農耕，不斷索取的過程中，他的 重農思想的形成又會更有利地指導農業生產的發展。所以說，秦諸王的勤政與秦人的重農思想是一個互促互進的關系。這種關系正如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的觀點那樣，即實踐—認識— 實踐。

三、糧食產量的提高與糧食貯存結構的變化

前文已經談過由于秦人國土面積的擴大和秦王的勤政與重農思想對秦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促進。但是，既然說秦國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并為秦的統一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這只僅是一個宏觀的論述。那么，具體用什么來說明農業發展的情況呢?筆者認為：秦國糧食產量的逐 漸提高與糧食貯存結構的變化是最能證實這一點的。

秦國居于西方邊陲，原是過著游牧、漁獵生活，但是，在以后隨著秦人的立國，地盤的擴大，秦國的農業經濟有了逐漸起步和發展。最早能說明秦國糧食產量提高的史料便是《史記· 秦本紀》中載道：“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穆公問公孫支，支 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 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當時秦國支援晉國運糧 的車船從今陜西鳳翔排到山西翼城。可見數量之大，這就充分說明，當時秦國的糧食產量的確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戰國初年“一夫挾五口，治百畝田”[33]乃 是一般的生產水平，但是到了戰國末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 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34]，這無疑是到 了戰國末年由于秦人的東擴，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動力的增加以及重農思想的影響，同 時，鐵制農具和牛耕的廣泛推廣和使用，農業水利的興修等諸因素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1975年湖北省云夢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當時的秦國境內到處都有“萬石一 積”的糧食倉庫[35]，櫟陽并建有“二萬石一積”的糧倉，咸陽的糧 倉竟達“十萬石一積”[36]。以上史料充分說明秦國的糧食總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也可以反映出秦國農業經濟到了戰國末年有了長足發展。下面，我們再從秦國糧倉的設置和變化情況來看秦國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況。秦穆公時代戎王 使由余于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37]，說明此時秦人就在都 城內設置糧倉且儲藏有大批糧食。

從《云夢秦簡》中可知，到了戰國時期，秦人已在都城和國內各縣己普遍設有糧倉。在都城 設置的糧倉，秦簡《倉律》稱為“大(太)倉”。“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櫟 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石一積”，這二萬石一積的櫟陽倉和十萬石一積的咸陽倉，可能就 是上文引律文所說的“大(太)倉”。同時，在戰國時期，秦國地方行政機構普遍設立縣鄉兩級制，所以，當時在各縣也設有糧倉。《秦律十八種·倉律》有云：“入禾倉，萬石一積而 比黎之為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這是秦國在全國各縣設置的地方糧倉。

當時，秦國在鄉里也設有糧倉。如《倉律》云：“禾，芻積(索)出日，上贏不備縣廷。出之未索而已備者，言縣廷，廷令長吏雜封其，與出之，輒上數廷”，這說明倉設在鄉里。從 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說明，秦國當時不但在都城設置有糧倉，而且在縣、鄉各地也有糧倉。糧倉數量的增大，可以直接地反映秦國糧食產量的提高。正如當時其他各國所形容的“秦國 境內，粟如丘山”[38]，“秦富天下十倍”[39] 等說法。不難看出，秦國境內大規模地在各地設置糧倉，也進一步證實了秦國農業發展的情況。

（二）秦朝經濟的發展

秦朝經濟的表現與發展最突出的一個亮點就是用法規來調整經濟關系

（一）保護封建國家和個人的財產權。

《商君書?定分》明顯地把法和財產關系直接聯系在一起，主張用法來確認私有財產權。

（二）調整經濟關系，推行重農政策，兼顧林、牧、漁、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

秦朝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自商鞅變法起一直被視為“末”作。但商鞅也認為：“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思是商業有流通貨物的作用，同農民開辟土地從事農耕以及官吏治理人民一樣，都是不可缺少的社會職能。秦為了有效管理商業，制定了《金布律》等相應的法律。這些法律的主要內容是極力限制非法的商業活動。如禁止農民售酒；禁止非商業單位經商；統一商品價格，要求明碼實價；統一度量衡器的誤差限度；重要商品專營等。如《金布律》規定：“有買及買（賣）也，各嬰其賈（價）”。即出售的商品應當分別系上標簽標明價格。同時規定，市肆中的商賈對錢和布兩種貨幣應同樣對待，不得“擇行錢市”；非秦人來秦貿易者，必先持證到官府辦理登記，未登記而買賣是法律所禁止的。

（四）頒布《分戶令》，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的生產單位，成數量眾多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為鞏固封建制的經濟基礎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統一貨幣、度量衡，頒布車同軌、書同文的法令，促進經濟交流。

秦在各縣設置了專門的金融機構——少內。

統一度量衡不僅有利于秦朝各地區的經濟交流，對于加強中央集權制也有重要意義。

秦統一后，因各國車輛的寬度不一致，給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秦始皇下令：車輛的寬度統一為六尺，實行“車同軌”。車同軌對于秦國的交通運輸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由于戰國時諸侯割據，各國的文字差異很大，文字的混亂嚴重地妨礙著政令的推行，影響著經濟、文化的發展。秦始皇頒布書同文字的法令，命令用統一的“秦篆”作為全國通用的文字。

統一貨幣、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字，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對于秦朝各地區的經濟交流、發展，文化的傳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調整經濟，內容充實。

秦代經濟法規的制定、運用法律調整經濟關系的廣度和深度、內容的充實和系統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諸如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等方面的經濟法規反映了組織管理生產、調度勞動力、調節商品貨幣關系、控制市場等經濟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產力發展和秦朝經濟政策實施的映照。

秦自商鞅變法后，其法律制度的建設比較系按理統、完備，對經濟關系的調整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為秦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秦國在100多年的時間里日漸富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為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開創了新的局面。

以歷史為鑒，方可推動文明的進步。眾觀秦朝農業與經濟的發展，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1）穩定社會環境才能保證經濟的快步發展。我們老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2）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只有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了，才能保證農業與經濟的發展

（3）強有力的法律法規是保證。無規矩不成方圓。（4）結構的調整與改革不可缺

|。許 多

第四篇：家鄉經濟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我的家鄉

501班丁蕤杰

有一座美麗的城市——黃島，那就是我的家鄉。

聽爸爸和爺爺說，以前，家鄉的路邊都是一排排簡陋又矮小的土質的平方，不僅衛生差，而且下雨時，外邊下大雨里邊下小雨。交通也不發達，如果想出趟遠門，得步行十幾里路，在塵土飛揚的羊腸小道上挨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到達坐車的地點。下雨天，小路泥濘不堪，幾乎隔絕了村子和外界的一切聯系。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現在再來我們村的話，你會發現，這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的小房子變成了大高樓，石頭路也變成水泥路了，現在，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電話、手機等家用電器。人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樣，跑來跑去傳遞信息，聯系溝通，既節省了時間，有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質量。原來荒蕪的田地上長滿了莊家，綠油油的玉米苗，引來了一陣陣美妙的歌聲，一片片歡樂的笑聲，一張張綻開的笑容，小天百花爭艷，朵朵花兒面帶笑容迎接四面八方來的游客。秋天果實累累，各種各樣的果實從樹葉中探出頭來，等待著農民伯伯的盛裝光臨。

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忙碌了一天的人們，三三兩兩來到村子的一片廣場上，伴隨著優美的音樂，人們悠閑自得的打起了太極拳，跳起了廣場舞，孩子們快樂的騎著單車，滑著旱冰，幸福的笑容掛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我祝愿，這美好的日子，會更長久，人們的笑容更燦爛。

第五篇：探討廣東省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

探討廣東省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但貧富差距擴大和經濟增長不平衡的問題卻日益嚴重。金融發展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在縮小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其中，擴展農戶和城鄉微小企業獲取金融服務的機會，是能夠產生直接和顯著影響的一種渠道。

關鍵詞：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金融方面

廣東省金融服務獲取的現狀：

一：資金外流的問題.廣東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貸存比僅為0.58，這表明在它們吸收的存款中，僅有略超過一半的部分通過貸款的形式發放出去。這個指標低于警戒發展環境類似的其他發達省份，也不及全國0.71的平均水平。農村地區資金外流的情況更為嚴峻。07年，廣東省農村地區的貸存比僅為0.32，還不及對比省份的一半。很明顯，廣東省以及其農村地區并不缺乏資金，缺的是將儲蓄有效轉化給有償意愿和能力的農戶和微小企業。廣東農信社系統申請低息的支農再償還意愿并不強烈。農信社的資金非常充裕，其主要問題不在于缺少可貸資金，這表明農信社更有興趣放貸給城市大戶，缺乏發放支農再貸款的動力。

在07年，廣東省內銀行業金融機構1.54萬億元的存貸差額中，工、農、中、建、交五家國有商業銀行，在其他經濟發達省份的貸存比遠遠高于廣東省分行，實際上是將廣東地區的存款轉移到了其他發達地區。廣東省農村地區9240億元的存貸差額中，有2090億元來自農村信用社。雖然資金投放的狀況不盡如人意，但是廣東省政府如若直接影響省內金融機構的經營決策，既不可行，也缺乏效率。政府能做的僅僅是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金融機構針對目標群體投放資金。

二：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高企.廣東省貸出的儲蓄資金，其償還率也低于全國其他大部分地區。省內金融機構不堪的資產質量，與廣東省經濟高速發展的繁榮景象極不相稱。資產質量不佳，可能是主要商業銀行和農信社在廣東省資產外流以及金融服務覆蓋程度有限的一個根本原因。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廣東省經濟迅速發展、財富迅速積累與全國性銀行系統在廣東省分支機構的不良貸款率高企的事實相互交織。廣東省曾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方面也都曾走在中國的前沿。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框架，廣東省在金融領域曾出現大量違紀、欺詐和道德風險案件，也使廣東省成為金融風險的重災區。廣東省是通過金融機構的內部資金調撥系統，利用全國的儲蓄為廣東省的舞弊行為埋單。

從某種意義上講，目前廣東省的窘境多少與過去的金融混亂相關。近十幾年以來，所有的國有銀行都加強了貸款和投資的風險管理機制，資金大量流入廣東省的趨勢也得到逆轉。再加上伴隨著人員和網點的撤并，各地貸款的授權，均統一由總部根據一系列定性和定量指標確定。從審慎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對信貸管理較差的地區分行采取嚴格的信貸控制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應算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一項進步。

三：農戶和微小企業的貸款需求仍舊沒有得到滿足

根據銀監會的統計口徑，截至07年末，廣東省只有13.6%的農戶從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獲取過貸款。相比之下，江蘇省、浙江省、山東省、福建省分別有17.3%、13.5%、23.4%、36.7%的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取過貸款服務，全國的平均水平達到34.6%。在珠三角地區，僅有8.1%的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取過貸款服務。廣東省農戶貸款的覆蓋程度有限，并不是由于廣東省農戶缺乏資信或融資需求。在廣東省農調隊抽樣調查數據發現，07年末，在非正規渠道擁有貸款余額的農戶，達到了在正規金融機構擁有貸款余額農戶數量的4.6倍。

廣東省微小企業的貸款需求同樣未有效滿足。微小企業對廣東省經濟增長和就業貢獻顯著，但它們獲取的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卻相當有限，截至07年末，僅有5.0%的企業從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獲取過貸款，全國的平均水平為7.5%。而在珠三角地區，僅有4.4%的企業及個體工商戶曾經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廣東省正規金融機構對于農戶和微小企業的貸款服務覆蓋程度有限，有以下因素密切有關：

1、廣東省的金融機構的貸存比低，以及特別在農村地區的資金外流，主要源于廣東省包括農村信用社在內的各類金融機構，缺乏有效發揮金融中介的能力。長久以來，金融機構將大量資金用于購買政府債券，或將貸款資源配置到城市或大規模客戶，而向農戶和微小企業投放的資金有限。

2、包括郵政儲蓄銀行和農業銀行在內的全國性金融機構，都是近幾年剛剛涉入小額貸款領域，這些金融機構考慮到廣東省金融發展的不良記錄，均不在廣東首先試點開展小額貸款服務。

3、上世紀90年代廣東省金融危機發生后，為了防止金融風險的蔓延，廣東省“一刀切”地關閉和停辦了所有農村合作基金組織以及各種正式或半正式的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和監管者對于開放農村和小額信貸市場也異常謹慎，這嚴重影響了廣東省金融服務的供給能力。

四、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的削減

與其他省份相比，廣東省農村地區的營業網點密度并不遜色。07年廣東省6633個縣及以下的農村地區營業網點數，農村信用社占到3440個，郵政儲蓄銀行1136個，農業銀行694個。這意味著廣東省每個鄉鎮擁有4.2個銀行金融機構網點，而每個村擁有大概0.3個。從農村金融機構網點覆蓋上來看，廣東省基本優于其他對比省份和全國的平均水平。然而，廣東省的金融網點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的每10萬人口擁有27.14個金融機構網點，而非珠三角地區僅有9.79個，珠三角地區每千平方千米擁有金融網點155.0個，而非珠三角地區僅有46.9個。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廣東省仍有73個未設銀行業機構營業網點的鄉鎮，擁有一家銀行業機構網點的鄉鎮也有162個，這加起來大概占廣東省全部鄉鎮的15.0%。在這些地區，農戶和微小企業獲取存款的貸款等金融服務需要克服地理障礙。

正如強迫特定的金融機構網點撤出一樣，無論因為何種理由，強迫要求金融機構在網點空白區域設立網點也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對于金融機構網點撤并造成的空白，并不需要重新建立傳統的金融網點，而是可以利用創新的流動銀行網點向農戶和微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來彌補。

五、中國農村金融服務版圖的積極變化

2004年以來，以下一系列變革對中國的金融服務獲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04年央行對于貸款利率上限管制的放寬。

2、銀監部門推動的商業化小額貸款業務的發展，推動了一批小額貸款實驗項目的蓬勃發展。

3、銀監會和人民銀行推動建立的包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資金合作互助社、村級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放寬了農村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市場準入門檻，有助于解決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的問題。

4、郵政儲蓄銀行在與郵政系統分離后，利用擁有大量存款、遍布城鄉的電子化網絡、健康的資產負債表等優勢，特別是對于小額信貸業務的專注，在促進中國的小額信貸發展方面有巨大的潛力。

農村金融領域已經取得的積極進展，可以緩解廣東省政府實施促進金融服務獲取改革計劃地急迫心理。省政府應當從長遠考慮，把主要精力放在促進投資環境的建設，并采用市場化的干預政策順應金融機構的經營需要。唯有如此，有限的金融和財政資源才能夠得到充分利用、更有針對性也更有效率。

下列是關于促進廣東省金融服務的政策建議：

（一）、利用巨額獎勵吸引金融機構入駐本省的政策

許多省份利用單純的資金獎勵以引入金融機構入駐本省，但這種做法財政資源的利用效率是難以保證的，與其對特定的金融機構及其高管提供巨額獎勵，不如從根本上改善地區投資的制度環境，這對于吸引金融機構能夠提供永久性的、更有效的激勵。

（二）、促進金融機構信貸供給的激勵方法

激勵措施應當更加關注目前難以獲取貸款的農戶和微小企業客戶，而不是大規模或城市客戶。如果廣東省政府期望促進針對農戶和微小企業的信貸供給，授予金融機構的獎勵應當根據給定年份增加的貸款筆數而不是貸款額。這種財政或稅收激勵不應當針對特定的金融機構，也就是說，任何提供此類金融服務的現有或潛在金融機構，應當平等地享受到政府的財政補貼。

（三）、應當重新考慮增設政府所有的信用擔保公司和政策導向的信用再擔保公司的計劃

對于目前問題重重的擔保行業，這類政策僅僅增加了交易成本，不恰當地使用擔保手段只會加劇信貸市場的道德風險問題，侵蝕健康的信貸環境，而能夠撬動的信貸供給卻有限。

（四）、對于合并現有的農村金融機構和省屬國有企業、建立政府主導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發揮的作用，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建立這種政府控制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控股公司，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和激勵機制缺陷，因此很少能夠取得成功。短期內，廣東省政府可以考慮啟動以下政策措施，這些做法將對廣東省金融服務獲取產生深遠影響：

1、選擇一些邊遠山區的農村，組織村級會員制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試點

這一舉措有助于彌補1998年以來國有銀行網點的撤并，以及農信社商業化改革使得它們聚焦城市業務后，在某些經濟落后地區貸款、存款等金融服務的空白問題。

2、在銀監會和人民銀行聯合發布的小額貸款公司指導意見基礎上，妥善修訂省域小額貸款公司的管理辦法.廣東省可以考慮放寬一區 一家的經營限制、適當降低發起人注冊資金要求、逐漸放松小額信貸公司融資限制以及經營的地域限制。除了縣級以外，應當允許小額貸款公司在鄉鎮一級成立。應當認識到，小額信貸機構需要達到一定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以形成規模經濟效應，才能夠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

3、重新設計促進農戶和微小企業融資的財政激勵措施

金融機構針對弱勢群體的補貼手段不應是降低利率，而是降低弱勢群體獲取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盡量減少補貼的扭曲效應，對于地理條件極度惡劣的地區，政府不應當迫使金融機構在那里開設或者維持網點，也沒有必要實施高額的財政補貼，而是應當鼓勵整體遷移。

4、重新審視廣東省農信社系統面對的問題，研究制定徹底而有效的改革方案

最終目標是使農信社系統真正成為擁有良好治理和風險控制體系制定的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應該從“服務三農”的模糊定位中解脫出來，成為真正的商業化金融機構。廣東省政府和銀監部門承諾不干預重組后農信社和農商行的日常經營業務，將屬于股東、董事和管理層的權力徹底交還給金融機構，但條件是在農信社擁有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對于管理層做出具有可信度的約束力的監督措施，真正執行關閉或兼并經營失敗的信用社。改革方案應當包含試點解散經營失敗且難以挽救的農信社的內容。村級合作金融機構組織與處置經營失敗的農信社由于相互促進的關系，可以并行組織試點。

根據廣東省政府的需要，世界銀行可以提供進一步的技術支持，幫助設計和執行改革方案和試點計劃。

參考文獻：

[1] 世界銀行.《縮小差距 促進平等 實現廣東經濟的共享式增長》[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1）：10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