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崔英杰案判決在即學界呼吁慎用死刑

崔英杰案判決在即 學界呼吁慎用死刑.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趙凌

最后更新：2007-04-12 11:52:03 來源：

崔英杰案正可成為檢討城管制度得失的標本

這是注定煎熬的一段等待。自崔英杰得知自己揮下一刀居然奪去城管李志強的生命起，五個月來，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隨時而至的死刑判決。

2006年12月12日，北京海淀區城管干部李志強被害案在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和李志強的形象遍為人知不同，這是攤販崔英杰首次公開露面，他的英俊讓旁聽席上的部分女記者發出惋惜的唏噓。

23歲的被告人崔英杰被控在城管人員沒收其三輪車時殺死副隊長李志強。與他同時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窩藏罪被起訴、在他逃亡中提供幫助的四位朋友。

檢方將公安起訴意見書中的故意傷害罪變更為故意殺人罪，這一變化意味著，如果法院認定指控罪名適當，死刑將成為崔英杰的首選量刑。

辯方反對這一指控，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兩位律師認為，崔英杰的行為僅屬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如果法院接受辯方意見，則暗示崔英杰保住性命。

故意傷害還是故意殺人，對崔英杰而言，兩者最直接的區別就是生與死。

刑法學者：適用死刑不合適

一審中檢方當庭播放了事發現場的錄像資料，這被認為是崔案中最為關鍵的證據。“我根本沒有想到，手中的攝像機沒有關掉，偶然拍到的畫面讓人們看到了李志強被殺的經過。”在接受北京《法制晚報》采訪時王金波說，王是海淀城管大隊宣傳科工作人員，為了留存工作資料，他參與了聯合行動。

畫面顯示，十幾個執法人員圍繞在崔英杰周圍，崔英杰手里緊握小刀本能地舞動，口氣卻軟弱：把車給我留下，其他你們拿走。城管的聲音在說，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爭執的最后場面是崔英杰單膝跪地，左手仍死抓住三輪車不放。

“我哀求他們，什么東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請把我的三輪車留下，因為那是我頭天剛剛借錢買的。”崔英杰在庭審中形容當時心情。

城管最終收繳成功開始回撤，畫面中是他們離散的背影。已經離開現場的崔英杰突然從后面迅速躍入鏡頭，人群一陣混亂，然后是血，然后是崔英杰轉身飛快跑向小巷深處的藍色身影。

“當時非常心痛，看到三輪車被裝上卡車的那一刻。”崔英杰說，“看到過新疆賣哈密瓜的有人在最后關頭還能要回車，我就又沖上去了。和李志強擦肩而過時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就以為他要抓我，所以隨手一扒拉，當時不知道扎在什么位置。”對于這一致命動作，崔英杰作出了如上解釋。

起訴書表明，崔英杰因無照經營被海淀區城管大隊查處時，即持刀威脅、阻礙城管人員的正常執法活動，并持刀猛刺海淀城管隊副隊長李志強（男，36歲）頸部，傷及李右側頭臂靜脈及右肺上葉，致李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檢方指控崔英杰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執法人員執行公務，并持刀行兇致人死亡，“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辯護律師夏霖和李勁松認為崔英杰故意殺人不成立。他們表示，犯罪的故意有兩個特點：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態度。崔英杰與被害人李志強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崔的行為是在挽救自己三輪車的同時，擔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強制，急于脫身時一次隨便的揮刀。

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發短信詢問李志強的傷情。律師表示，這一點可以證明崔英杰確實沒有預見到李志強死亡的后果，對李的死亡結果沒有主觀上的希望或放任態度。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其林認為，從適用刑法的角度看，當不能證明有殺人故意時，根據疑罪從無從輕原則，就應該認定為傷害致死，這是當前適用刑法的基本原則。

“但不論是殺人還是傷害都是應當對罪行承擔責任，所以關鍵就在量刑，如果按故意殺人定罪，判處一般是死刑，不判處死刑是例外，而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只有手段殘忍才是死刑，判處死刑才是例外。”

阮其林強調，對崔英杰適用死刑將不合適。因為對犯罪不僅要看結果還要對整個案件的綜合考察才能作出正確的定罪量刑。“崔英杰為了謀生受到處罰，在城管執法要沒收其生產工具，一時激動之下殺人，是激奮殺人，不同于有預謀的故意殺人、為情和錢的謀殺、為掩蓋罪責的殺人，或者以殘忍的手段殺人。”

城管執法局是否合法成立

李志強之死被廣泛披露后，輿論在對其殉職表示哀悼的同時，也經由此案鄭重反思歷時十年之久爭議重重的城管制度。超越刑事法律的討論，正在使這一案子成為近年來評價城管制度得當與否的一個最佳標本。

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曾就崔英杰案與城管執法問題舉行專題討論。與會學者認為，崔英杰案不僅僅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在行政法角度來看，更是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執法的法律缺陷。

城管執法是否有法律依據的疑問由來已久。據記者了解，盡管城管目前沒有自己單獨的法律或法規，但是它所涉工商、園林、交通等每一個領域都有一些自己可以適用的法律，這

些分散于各處的法律構成了城管執法的基礎。

城管最直接的授權來自行政處罰法第16條：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這就是當時人們俗話說的，八個大蓋帽變成了一個大蓋帽。

從這個角度看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是沒有爭議的，但執法的行政機關是否合法又成為一個新的疑點。

夏霖律師就對北京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他認為，盡管法律規定可以由“一個行政機關”綜合行使權力，但這個行政機關顯然是指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根據有關法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的廳、局、委員會等工作部門的設立、增加、減少或者合并，由本級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夏霖告訴記者，經其調查，北京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局的成立根本沒有經過這一程序。這就意味著，既然控方指控崔英杰妨害公務，就必須先證明北京市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局是一個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劉松山也點出同樣命門。他表示，城管把小商販的經營性財產予以沒收，禁止他們再從事這方面的經管活動，實際上是對這個行為設置了行政許可，而行政許可應當依法授予，所以行政機關到底有沒有權力設定這個行政許可就是一個問題，這涉及到政府權力的合法性問題。

據記者了解，2002年北京城管綜合行政執法局正式更名成立，其前身是原北京市城管監察辦公室。該局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范圍包括市容環境衛生、無證違法建設、無照經營、市政、公用事業、城市節水、停車、園林綠化、環護、施工現場（含拆遷工地管理）、城市河湖、黑車、黑導游等13個方面。

目前，北京城管執法局并未對這一質疑作出回應。

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相信，對城管的定性問題會對崔英杰案產生影響，如果城管執法本身缺乏合理性將必然影響到案件的量刑。

法外因素

按照法律的通常規定，此案已過審限。法院遲遲不決的狀態留給所有人沉重的懸念。和法院內不得而知的平靜不同，法庭外關于崔英杰案的爭論和關注從案發到現在一直從未停止。

從陣容強大的法律學者到鋪天蓋地的網民，從痛失同行的城管群體到東躲西藏的小小攤販，從旁聽席上哭倒在親人懷中的李志強之妻到旁聽席上跟兒子目光相遇時眼中有淚的崔英杰之父———無數人都在即將而來的判決中注視著崔英杰的生死。

殉職后的李志強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烈士稱號，單位為他建了個網上紀念館，有人留言—

——得知殺害您的兇手已經審判了，作為一個同行，感到很欣慰！期盼審判結果早日到來！有人留言———郭德綱師傅說天堂沒有小攤販，希望你能享受一個安靜的新年。他的家人仍然謝絕采訪，仍然在漫長的精神恢復中。

崔英杰的父親崔瑞武無所適從，一次次從北京無功而返，他覺得應該做些什么卻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保住兒子的命。家里收到來自各地陌生人的匯款，附言里是些安慰的話。老家村民、小學中學、服役部隊、保安同事紛紛寫來求情信向法院證明崔英杰是個好人。“我根本不想殺他，造成傷害我懺悔，我愿意承擔責任。”法庭上說這些話時崔英杰硬朗的臉上流著眼淚。

一位當了8年分隊長的城管干部對記者說，崔英杰必須死，如果不死如何讓城管在未來執法。“李志強現在是烈士，這個案子就不是普通案子了。”

這恰恰正是中國政法大學阮其林擔心的。“我們不能因為當前要正面宣傳打擊暴力抗法行為而對被告人嚴懲，我們過去常常是這樣做的，使被告人成為公共政策推行的犧牲品。不能用剝奪一個人生命的方法來教育別人。”

律師夏霖在法庭上為其當事人辯護時說：“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

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法眼

不應忽視公民的經濟自由權

□蔡定劍（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崔英杰案從憲法的角度來看，反映了城市管理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管理手段的正當性問題，以及外來人口在城市的生存權利和方式，城市秩序與外來人員基本生存權的矛盾。

根據我國政府簽訂并批準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即公民有從事經濟活動和選擇職業自由。

政府有權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但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范圍，政府沒有權力加以剝奪，只能是合理限制，使它不影響秩序，不影響他人安寧，不造成公共衛生問題。就是說，對公民個人要擺小攤販、修車、修鞋的經營謀生方式，政府沒有權力禁止他們的經管活動，政府

管理只能不讓他們影響交通，或小攤販不合衛生標準的，按衛生標準加強檢查，保證衛生安全；對搞欺詐、賣假冒偽劣的，就應加強檢查等。政府管理的權限僅此而已。

國外政府不能禁止個人在城市的經營，只是有地點、時間和方式的選擇。為此，政府提供各種場所給市民自由經管，如采取跳蚤市場、夜市、周末市場和家庭庭院銷售等方式管理。所以，這個案子的悲劇從根上涉及到政府管理的權限問題，就像政府不能取消城市流浪人員的權利一樣。從這個大的背景下考慮這個案子，就不應嚴懲。

■鏈接

事件回放

2006年8月11日下午5點，北京市中關村。由于維持生計的三輪車被海淀城管隊員沒收，23歲的河北小販崔英杰與城管隊員發生爭執，隨后用小刀刺進海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咽喉部位。當天下午6時左右，李志強搶救無效死亡。11月27日，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以故意殺人罪對崔英杰提起公訴。

第二篇：崔英杰案辯護詞

崔英杰案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及合議庭諸位法官：

我們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擔法律援助義務，擔任崔英杰的辯護人。在發表辯詞之前，請允許我們對受害人李志強的不幸遇難表示哀悼。無論現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強都不應該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如果李志強的家屬今天在場，也請您們能夠接受我們作為辯方律師的誠懇致意。（情真意切，蒼天有恨！）

針對起訴書和公訴人方才發表的公訴詞，結合今天的法庭調查，我們發表以下意見，為崔英杰辯護。

一、關于起訴書指控的妨害公務

妨害公務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的行為。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阻礙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明知阻礙之人是在依法履行職務或職責；客觀上該人員也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該機關必須是依法設立的、擁有合法授權的適格的國家機關。我們認為，本案中崔英杰實施了妨害的行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務。理由如下：

（一）現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城管類組織具有行政處罰權。

崔英杰經營的烤腸攤違法之處在于無照經營。按《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有權查處之行政機關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罰涉及到公民的財產甚至自由，國家對于行政處罰權的授予是相當嚴格的，具有行政處罰權的機構必須是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機關須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公務人員。國家之所以把查處無照經營的權力交給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還因為其是營業執照的頒發機關，具有營業執照的原始登記憑證，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無從得知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執照的。尤其是這種街頭巷尾的現場執法，城管何能當場查證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執照而作出行政處罰。

其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條之規定，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八條對行政處罰種類的規定，行政處罰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并沒有所謂查封、扣押和暫扣工具的行政處罰種類。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的種類執法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控方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設立已經法定程序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適格的行政機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的廳、局、委員會等工作部門的設立、增加、減少或者合并，由本級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兩份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備案之證據和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之設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之證據，以確認其是否是合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在此之前，經辯護人的調查，并沒有證據顯示該機關具備法律規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件。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

（三）控方未能證明參與當天現場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的身份。

妨害公務的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執法人員并沒有在執法時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證件，而且執法人員成分復雜，既有城管，又有協管，還有保安；更何況當日出現在執法現場的執法人員大多數是便裝出現，怎么能要求一個普通的公民具備這種認知能力。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受害人李志強及案發現場參與行政執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蘆富才、呂平安、趙雙順、張建國、尼瑪、何興民及盧海龍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身份。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參與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執法人員缺乏執法依據并且嚴重違反執法程序。

首先，城管執法于法無據。城管執法人員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原因是被告無照經營，可是城管事先并沒有確認被告的身份，也就無法在行政處罰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記的相關證據。在執法現場，執法人員也并沒有詢問被告是否進行過工商登記，是否有營業執照。也就是說，城管并沒有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

其次，城管執法程序存在嚴重的瑕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違法事實確鑿并有法定依據，對公民處以五十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行政處罰的，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也就是說，按照法律規定，執法人員應該首先向被告出示證件，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甚至包括送達所謂的扣押物品清單。執法人員沒有遵守相關法律程序，當日的行政處罰決定不成立。

故而，起訴書所指控的妨害公務并不成立。

或謂，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具有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法律依據，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此規定所稱“一個行政機關”顯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辯護人認為，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具有法律根據，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乃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其所行使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沒有法律依據。

二、關于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

刑法學上所說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明知其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結果發生的主觀心理狀態。根據我國刑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犯罪的故意，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其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這兩個特點必須同時具備才能構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斷行為人故意的內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考慮行為人的認識水平、行為能力，也要考慮案發時的客觀環境，案發的全過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發性、不可重復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觀故意的具體內容，必須對與案件有關的各種事實與情節進行具體、全面、客觀的分析，以對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確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從本案來看，被告崔英杰與被害人李志強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只是因為現場混亂，城管在追趕被告，被告擔心不止是三輪車被沒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強制，急于脫身的情況下隨便揮了一刀。而且從公訴人提供的視聽資料來看，被告第二次進入現場時曾經經過李志強的身邊，并沒有對李志強實施任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指控被告具有殺害李志強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須注意到，刺中李志強的刀是用來切香腸的、一把從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錢買的刀，質量如何可想而知，這把刀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亂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強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對位置和被告的反手握刀姿勢分析，由上而下斜劃一刀就是當時被告最順手的姿勢，并非刻意為之。被害人受傷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結果。

（三）被告崔英杰對受害人李志強死亡結果的態度

當被告離開案發現場到達天津之后，曾經發短信詢問被害人的傷勢狀況，因此可以證明其確實沒有預見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無主觀上的希望或放任態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從犯罪心理學來說，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亂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順手一刀。其實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種強烈的感情支配下導致的犯罪。

故而，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憫

辯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證據：

1．河北省阜平縣各老村村民委員會、阜平縣平陽鎮人民政府及阜平縣公安局平陽派出所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是個守法的好公民，沒有干過違法亂紀的事情；

2.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中心小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是名優秀的學生；

3.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平陽中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思想品質良好，成績優良。

4.崔英杰曾經服役71799部隊給崔英杰家長的來信，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表現良好，榮獲“優秀士兵”稱號；平時訓練刻苦，成績突出，多次在軍人大會上作為典型被點名表揚；

5.崔英杰所服役部隊頒發的優秀士兵證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登記表，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曾榮獲“優秀士兵”稱號，獲嘉獎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隊是電子干擾部隊，其所受專業訓練為報務專業；

6．崔英杰在名柜娛樂城同事黃金楊調查筆錄，證明內容：崔英杰在城市謀生的艱辛，吃苦耐勞，樂于助人的良好品質以及溫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隊的戰友給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縣平陽鎮各老村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證明證實崔英杰一貫表現良好，無打架斗毆，也無前科，確系良民。在部隊還是優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艱辛，為生存掙扎。另外調查還證明，崔英杰沒有暴力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結辯：

綜上所述，起訴書指控的罪名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著本案的結果。（適度的壓力！）

法諺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辯護人：夏霖 律師

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三篇：夏霖：崔英杰案辯護詞

夏霖：崔英杰案辯護詞

夏霖律師：崔英杰案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及合議庭諸位法官：

我們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擔法律援助義務，擔任崔英杰的辯護 人。在發表辯詞之前，請允許我們對受害人李志強的不幸遇難表示哀悼。無論現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強都不應該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如果李 志強的家屬今天在場，也請您們能夠接受我們作為辯方律師的誠懇致意。

針對起訴書和公訴人方才發表的公訴詞，結合今天的法庭調查，我們發表以下意見，為崔英杰辯護。

一、關于起訴書指控的妨害公務

妨 害公務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的行為。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阻礙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明知阻礙之人是在 依法履行職務或職責；客觀上該人員也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該機關必須是依法設立的、擁有合法授權的適格的國家機關。我們認為，本案中崔 英杰實施了妨害的行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務。理由如下：

（一）現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城管類組織具有行政處罰權。

崔英杰 經營的烤腸攤違法之處在于無照經營。按《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有權查處之行政機關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罰涉及到公民的財產甚至自由，國家對于行 政處罰權的授予是相當嚴格的，具有行政處罰權的機構必須是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機關須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公務人員。國家之所以把查處無 照經營的權力交給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還因為其是營業執照的頒發機關，具有營業執照的原始登記憑證，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無從得知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 執照的。尤其是這種街頭巷尾的現場執法，城管何能當場查證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執照而作出行政處罰。

其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 法》第十條之規定，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八條對行政處罰種類的規定，行政處罰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 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并沒有所謂查封、扣押和暫扣工具的行政處罰種類。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 行政處罰的種類執法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控方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設立已經法定程序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適格的行政機關。

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的廳、局、委員會等工作部門的 設立、增加、減少或者合并，由本級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兩份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備案之證據和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之設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 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之證據，以確認其是否是合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在此之前，經辯護人的調查，并沒有證據顯示該機關具備法律規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 件。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

（三）控方未能證明參與當天現場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的身份。

妨 害公務的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執法人員并沒有在執法時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證件，而且執法人員成分復雜，既有城管，又有協管，還有保安；更何況當日出現在執法現場的執法人員大多數是便裝出現，怎么能要求一個普通的公民具備這種認知能力。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 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受害人李志強及案發現場參與行政執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蘆富才、呂平安、趙雙順、張建國、尼瑪、何 興民及盧海龍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身份。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參與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或 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執法人員缺乏執法依據并且嚴重違反執法程序。

首先，城管執法于法無據。城管 執法人員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原因是被告無照經營，可是城管事先并沒有確認被告的身份，也就無法在行政處罰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記的相關證據。在執法 現場，執法人員也并沒有詢問被告是否進行過工商登記，是否有營業執照。也就是說，城管并沒有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

其次，城管執法程序存在嚴 重的瑕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違法事實確鑿并有法定依據，對公民處以五十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 他組織處以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行政處罰的，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 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 權利的除外。”也就是說，按照法律規定，執法人員應該首先向被告出示證件，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甚至包括送達所謂的扣押物品清單。執法人員沒有遵守相關法律程序，當日的行政處罰決定不成立。

故而，起訴書所指控的妨害公務并不成立。

或 謂，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具有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法律依據，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此規定所稱“一個行政機關”顯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辯護人認 為，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具有法律根據，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乃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其所行使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沒有法律依據。

二、關于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

刑 法學上所說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明知其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結果發生的主觀心理狀態。根據我國刑法第十四 條的規定，犯罪的故意，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其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這兩個特 點必須同時具備才能構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斷行為人故意的內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考慮行為人的認識水平、行為能 力，也要考慮案發時的客觀環境，案發的全過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發性、不可重復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觀故意的具體內容，必須對與案件有關的各種事 實與情節進行具體、全面、客觀的分析，以對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確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從本案來看，被告崔英杰與被害人李志強素不相 識、無冤無仇，只是因為現場混亂，城管在追趕被告，被告擔心不止是三輪車被沒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強制，急于脫身的情況下隨便揮了一刀。而且從公訴人 提供的視聽資料來看，被告第二次進入現場時曾經經過李志強的身邊，并沒有對李志強實施任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指控被告具有殺害李志強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須注意到，刺中李志強的刀是用來切香腸的、一把從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錢買的刀，質量如何可想而知，這把刀 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亂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強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對位置和被告的 反手握刀姿勢分析，由上而下斜劃一刀就是當時被告最順手的姿勢，并非刻意為之。被害人受傷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結果。

（三）被告崔英杰對受害人李志強死亡結果的態度

當被告離開案發現場到達天津之后，曾經發短信詢問被害人的傷勢狀況，因此可以證明其確實沒有預見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無主觀上的希望或放任態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從犯罪心理學來說，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亂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順手一刀。其實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種強烈的感情支配下導致的犯罪。

故而，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憫

辯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證據：

1．河北省阜平縣各老村村民委員會、阜平縣平陽鎮人民政府及阜平縣公安局平陽派出所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 崔英杰是個守法的好公民，沒有干過違法亂紀的事情；

2.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中心小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是名優秀的學生；

3.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平陽中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思想品質良好，成績優良。

4.崔英杰曾經服役71799部隊給崔英杰家長的來信，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表現良好，榮獲“優秀士兵”稱號；平時訓練刻苦，成績突出，多次在軍人大會上作為典型被點名表揚；

5.崔英杰所服役部隊頒發的優秀士兵證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登記表，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曾榮獲“優秀士兵”稱號，獲嘉獎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隊是電子干擾部隊，其所受專業訓練為報務專業；

6．崔英杰在名柜娛樂城同事黃金楊調查筆錄，證明內容：崔英杰在城市謀生的艱辛，吃苦耐勞，樂于助人的良好品質以及溫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隊的戰友給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縣平陽鎮各老村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證明證實崔英杰一貫表現良好，無打架斗毆，也無前科，確系良民。在部隊還是優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艱辛，為生存掙扎。另外調查還證明，崔英杰沒有暴力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結辯：

綜上所述，起訴書指控的罪名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 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 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 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 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 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著本案的結果。

法諺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辯護人：夏 霖 律師

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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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勁松律師辯護詞

崔英杰辯護人李勁松律師的庭審辯護發言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委托，指派我作為其辯護人。

身為辯護人，我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相關辯護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庭前我審閱了案件材料，聽取了當事人對案件情況的陳述，進行了相關調查工作，在參與了本案的庭審后，現向法院致送如下辯護意見。

我有些辯護內容，跟第一辯護人會有些重復。請大家諒解，因為人命關天。

一、我認為：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殺人罪，是認定事實不當！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殺人罪，是適用法律錯誤！

因為，經過剛才的法庭調查質證，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公訴人所說的是實，崔英杰當庭所陳述說的意外傷人致死，不是事實。

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被告人只有故意傷害受害人的犯罪故意。

被告人并沒有，故意殺死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這里說的是明知，不是說的，應當知道，明知自已的行為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依據這條法律規定，我們可以知道，故意犯傷害他人身體這樣的故意傷害罪，指的就是：

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導致受害人的身體受到傷害這樣一個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

1，按照這個罪名的概念，按照公訴人剛才所陳述的事實或觀點，我認為，被告人崔英杰，至多也就是構成了故意傷害罪。

故意犯終結他人生命這樣的故意殺人罪，是指：

明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導致人家的生命終結，導致人家的死亡，這樣一種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受害人死亡這種結果發生。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崔英杰肯定不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李志強這樣的結果，而故意還要再作這樣的事。

所以我認為，就是剛才說的，公訴人認定說，崔英杰是故意殺人，這是和事實不符。

2、我注意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06年10月23號，經過馬振川局長負責審核確定，并且致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訴意見書。

在這個起訴意見書里面，它確認的，是被告人崔英杰的行為，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4條。

第234條，是故意傷害他人身體。

北京市公安局經過馬振川局長負責審核確定的結論是，崔英杰涉嫌故意傷害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

我認為，北京市公安局的這個起訴意見書里面，對崔英杰行為的認定，相對而言，是客觀公正準確的。

相比而言，公訴人提交法庭的起訴書里面，關于崔英杰的行為是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

第232條，是故意殺人。

這個結論，是有違事實有違法律的，是不客觀不公正不準確的。

特別是，公訴人提交法庭的起訴書里面所說的，被告人

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

這樣一個結論，我認為，更是有違事實，有違法律。

是不客觀，不公正，不準確的。

而且我也認為，這樣的一個結論，是有違我們做為法律人的基本專業經驗和判斷能力。

如果說公訴人所說的這個結論，是大家可以絕對相信，是完全符合事實真相，沒有一點錯誤的話。

作為一個法律人，我很清楚，本案的公正判決結果，依法只能是一個：

判處被告人的死刑，并且立即執行！

因為，把“一個殺人犯，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這樣的專業用語，轉換成大眾的通俗用語；

就是說，“這個殺人犯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二、經過剛才的法庭調查，庭審質證，特別是，看了視聽錄像。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清楚，本案相關事實的基本真相。

非常遺憾，最關鍵的那個就是，崔英杰刺傷李志強的過程，那個錄像顯示，在車的前面，我們不能看到。

但這個行為，僅僅是3秒之內的突發的行為，這個大家是能夠清楚地看到的。

因為當時現場崔英杰這邊只有一個人，他所說的，公訴人剛才已經說了，不足采信。

公訴人說它跟崔英杰在公安局偵查階段所說的不一致，而且反而說，他今天當庭的陳述，是對自己的罪行悔罪不夠。

但我相信，今天崔英杰所說的是客觀事實。

可是，我也很明確的說，我們也的確沒有太多證據來證明他說的是事實。

相反，我們剛才當庭也看到了，公訴人所提交的在現場的其他證人的證言，這些與錄象所示明顯不符，顯然涉嫌偽證的控方證人證言，多是指向，崔英杰是故意殺人。

并沒有有利于崔英杰的。

有利于崔英杰的證人證言，一份我都沒看到。

但是，作為公訴機關，基本職責，不是為了認定一個人有罪，為認定一個人的死罪，而去工作。

公訴機關的責任，應該是全面收集，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有罪的，都要全面收集才對。

我當庭剛才已經說到了一個問題，當時在現場的，有一個很關鍵的證人，叫宋成棟，他是直接護送李志強到醫院。

我剛才說護送的時候，公訴人員強調說不是他護送去的，是車子送去的。

我知道，是車子送去的。

但在車上是他抱著李志強，而且用手撫著李志強的傷口。

可能當時他也不知道刀片在里面。

那么可能，所以我剛才說到，致死李志強的原因，你公訴人能不能當庭給我一個結論？

是崔英杰一刀下去，就直接傷到了肺部，如果沒有其他外力，它已經到達肺部了？

還是說，確實，在送醫院的過程中，包括在救治過程中，大家不知道有個刀片在里面，所以采取的救助手段不恰當，而把那個刀片又往下移，割到肺葉，割到肺葉之后，肺葉受傷之后，才會導致胸腔里面1500多毫升的血液囤積在里面，這個才是李志強致死的真正原因？

但這個事實，我到現在，剛才經過庭審質證，我知道，公訴人是沒有查實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當時醫院救治李志強的這個醫生，他的手術記錄，按理來公訴人也應該調取到。

他當時這個刀片，是什么時候才發現有刀片在里面的？

這刀片在體內的什么位置？

我相信，在醫院的救護記錄里面，應該都有。

但是很遺憾，今天公訴人提交的證據里面，就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其實，本案相關事實的真相是：

被告人崔英杰，故意傷害，因為，我現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他是過失，或者說是無意傷害，我現在只能，先依據現有證據說，我認為他是，故意傷害城管隊員李志強并且致李志強死亡。

崔英杰是一個，大家剛才也都見到了崔英杰，知道他是一個本性并不壞，知道做人要自食其力，對家里人也很有良心，而且也具有靠自己的吃苦耐勞，來勤勞致富，這樣一種很樸素的理想，而且，他在部隊保家衛國這個期間，不僅表現良好，就在退伍的當年，還被評為優秀士兵。

這樣的一個退伍軍人，他是，由于，省吃儉用，剛剛借錢買來的，200多塊錢的新三輪車，被強行粗暴的沒收。

由于，見到10多個城管工作人員，正向自己圍攏，擔心自己被帶走，或許可能還會被罰款。

在高度緊張、情緒亢奮、情急之下，也是在當時的混亂之中，在極其短暫的，我可以肯定，是三秒到五秒鐘之內，做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確實結果是害人害已的；

偶然，激情，犯罪行為。

公訴人剛才始終強調了一點，說根本不存在執法人員對崔英杰實行人身控制，這樣一種可能的威脅。

這一點，我提醒合議庭注意，在公訴人剛才提交的證人證言里面，有控方證人明確地說了，我們抓了一個新疆人。

而且控方證人也明確地說了，李隊去追崔英杰，我也去追崔英杰。

所以，崔英杰所陳述的，說他當時想跑不被控制這個事實，我認為是應該要認定的。

再一個，崔英杰主觀上確實沒有殺人的故意。

他所用的，所謂匕首，其實并不是一個匕首。

其實只是他隨手拿著的工作工具。

所以，我認為公訴人也應該如實陳述這個事實。

你在陳述他持刀殺人的時候，最好能把事實如實說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個不到20厘米的，一塊錢一把的劣質水果刀。

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

它并不是，故意殺人的蓄意殺人者做案時會選擇的，有殺傷力的一種致命武器。

它只是崔英杰花了一塊錢買回來的一把劣質水果刀。

第二個，就是說他第二次為什么要復出。

大家也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就是他第二次為什么還要出來？

我昨天去會見他的時候，也問他，你第一次已經走了，第二次為什么還要回來。

他告訴我說，他出來是想看一下這個小女孩怎么樣了，他想把她帶走。

他過來看，沒看見小女孩，但看見他的車在向皮卡車上拉，而且皮卡車準備拉走，他真的很心疼。

他知道，他說他以前見過，有的新疆人，賣哈密瓜之類的新疆人，他們的東西，他們的車，被拉上車之前，還有人就在最后關頭，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求他們，還是把車拉回來了。

所以，他也想沖過去，再搶一下，救一下，再求一下。

根本不是說，他第二次跑出來就是為了報復。

根本不是象公訴人剛才所說的，他是因為自己的車被沒收，受到了損失，就報復所有的城管。

而且，這個報復目標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見城管就殺這種程度。

我認為，公訴人剛才這種判斷認識，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他第二次跑出來，根本不是為了殺死被害人李志強或其他任何一個城管。

他第二次跑出來，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謀生工具，想為自己借錢新買的一個三輪車，作最后一次努力。

而且，他在發現車已經開走之后，是為了保自已不會被帶走罰款而奔跑。

因為車走后他回頭一看，他剛才當庭所陳述的，發現當時有十來個人向他圍過來。

我相信他說的是事實。

因為剛才錄像已經放出來的，包括證人證言說的，最少跟受害人一起的就有六個人，還有之前的幾個人，還有保安，加起來絕對超過了十個人。

這十個人絕對是圍向了崔英杰，是想抓住他。

這個事實，我相信，只要把那些人叫到庭上來，當庭接受質證，我相信他們的天良都會讓他們說實話，說他們當時是不是圍過去想抓住崔英杰。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崔英杰就是，為了自己不被帶走，不被罰款。

而在緊張奔跑之中，情急之下，臨時起意，將這把劣質小水果刀，一直就在手上的水果刀，揮向離他最近的李志強。

所以，這個事實可以肯定，根本他并不是為蓄意傷害，特別是，他不可能說是為了謀殺受害人李志強，或者，你剛才所說的，其他不特定城管工作人員，而沖出來的。

這個錄像資料我一直注意了一點，從被告人崔英杰第二次跑出來，向貨車的方向沖去，到他跑離事發現場，僅僅9秒鐘！

我把那個錄像，定點定格放過。

從他在欄桿跑過去，再跑出來，這個過程只有9秒鐘。

那么，從受害人以及其他的城管工作人員，向第二次跑出來的崔英杰圍上去，到受害人被第二次跑出來的被告人崔英杰，用這把劣質的小水果刀所傷。

這個時間，我也測算了，僅僅三秒鐘！

那么這三秒鐘，你就能說，他是故意為了報復殺人而去做事嗎？

他要是為了報復殺人去做，他不用去追那個車。

李志強，我們在錄像里也看到了，在他去追那個車之前，李志強還有其他兩個城管離他更近。

但他去追的，是那個車，他追的，不是比那個車離他更近的李志強等其他城管。

錄像清楚反映出的事實是：

他是去追車

而李志強及其他城管，是在他后面追他！

此外，從常理我們也能想到：

人家幾十個人，你只有這樣的一把一塊錢的小水果刀，你有可能會想靠它去實現殺死人家的目標嗎？

所以，我認為，公訴人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經馬振川局長審核確定的，這種正確的確定崔英杰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這種認定。

強行的改變為故意殺人。

我覺得，確實是，很說不過去的！

三、關于，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否的確如公訴人剛才所說的“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這里，要借助下面十二個案例，來進一步明確說明。

第一個案例、2005年6月25日早上6時多，21歲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大二學生崔培昭，在北京世紀壇醫院宿舍內被同班同學安然殺害。檢察院指控，今年22 歲的北京人安然與同學崔培昭素有矛盾。案發時，安然在世紀壇醫院教學樓西側三至四層樓梯處與崔培昭相遇，并因瑣事發生爭執。然后安然在追趕崔培昭到四樓平臺時，用事先藏匿在四樓門后的菜刀，猛砍崔培昭頭面部、頸部等數十刀，并用隨身攜帶的尖刀，刺扎崔培昭背部兩刀，崔培昭因被砍切頸部，傷勢過重而死。

2006年3月14日，北京市一中院對“北大學生八十余刀殺死同學案”，刑事部分，作出判決，疑犯安然一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第二個案例，是一個與崔英杰同名的案例。

2004年10月10日下午，云馬廠子弟崔英杰和宋金寧商量，一起實施搶劫。當晚10點左右，附近某中學高三女生王蘭下晚自習后從云馬廠路過，崔英杰和宋金寧持刀威脅，從她身上搶走現金15元，并將王蘭挾持到附近某中學對面的山上，對王蘭實施了輪奸。

隨后，兩人又將王蘭挾持到她所租住的宿舍內，再次搶得現金40元。由于擔心王蘭報警，崔英杰和宋金寧決定殺人滅口，他們準備將王蘭帶到云馬廠蜜蜂水庫殺害。

在前往蜜蜂水庫的路途中，崔英杰和宋金寧又對王蘭實施了一次輪奸。到水庫后，崔英杰和宋金寧用一條小船將王蘭載到水庫深處，崔英杰跳下水，讓宋金寧將王蘭推下水，打算將她按進水里。當時已是秋天，水冰冷刺骨，崔英杰被迫爬上船，脫下王蘭身穿的白色夾克，將她捆住后推進水庫，準備將她淹死，誰知王蘭會游泳，竟奮力向岸邊游去。崔英杰和宋金寧未能得逞。

兩人并沒有放棄殺心。他們把船劃到岸邊，哄騙王蘭上岸，馬上用岸邊的石頭對著王蘭的頭部一陣猛砸，致使王蘭當場死亡。兩人把王蘭的尸體拋到水庫中后逃逸。

經過審理，2005年6月16日，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認定崔英杰犯故意殺人罪、強奸罪、搶劫罪，判處死刑；判決后，崔英杰表示不服，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

2005年11月23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做出了終審判決。在判決中，貴州高院維持了安順中院對崔英杰和宋金寧的罪行認定，但撤消了對崔英杰的量刑，因“考慮到上訴人崔英杰能夠坦白其罪行，認罪態度好，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將量刑改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3、4月30日，宜昌中院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劉志祥故意傷害、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劉志祥原系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判決認定劉志祥在任漢口火車站站長期間，被害人高鐵柱因漢口火車站招待所轉租一事，多次找劉志祥索要賠款，劉未予解決，后劉志祥得知高鐵柱準備與他人一起到有關部門舉報其違法犯罪問題，便指使無業人員彭支紅去“修理”高鐵柱。在劉志祥的多次催促下，彭支紅邀約并指使馮立海毆打高鐵柱。2002年12月8日，馮立海又邀約“長毛”等人攜帶彈簧刀、鐵管等兇器竄入高的租住處，對其進行毆打，馮立海向其連刺三刀，刺破右股動靜脈，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同時查明，1995年至2004年，被告人劉志祥在擔任漢口火車站站長和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指使財務人員、工作人員和下屬單位負責人等從漢口站“小金庫”中取出巨額款項，以外出學習、考察、辦事、旅游、需要用錢、“感謝”有關方面等名義，采取無條和白條領款等手段，單獨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公款，貪污公款及公物其中劉志祥個人實得現金及物資折款共計人民幣1144萬余元、美元52萬元、歐元3.5萬元。

在此期間，劉志祥利用職權，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車票代售點負責人和所屬工作人員等的巨額款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所得現金及物資折款共計人民幣1435.4萬余元。

法院同時還查明，有關機關依法扣押、凍結被告人劉志祥財產的數額特別巨大，扣除其個人及家庭成員合法收入、個人貪污受賄所得、違紀款物等外，還有共計人民幣527.5萬余元、美元88.744萬元、歐元5.8萬元、港幣120.473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根據被告人劉志祥的犯罪事實、性質和情節、悔罪表現及其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判決被告人劉志祥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判決對被告人劉志祥4000余萬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繳。

4、9月12日，原遼寧省人大代表侯建軍駕車殺人一案在沈陽宣判，被告從一審的死刑被改判為死緩。侯建軍駕車將受害人刮碰，但他卻不道歉，反而與對方爭執、撕扯，竟然開車追攆受害人，受害人跑到人行道他不放過，受害人跑到百貨大樓休閑廣場，他還不放過，而是越過路邊石，從行人通道口沖入該廣場，將受害人撞倒致死。

5、曾為浙江省蘭溪市市委書記的孔哲2000年10月15日中午在《浙江青年報》記者方筱萍住處，將其殺死。當天下午，孔哲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孔哲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6、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璽貪污受賄1304萬元被判死緩。

7、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朝韓桂芝貪污受賄736萬元被判死緩。

8、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貪污受賄1660萬元被判死緩。

9、原山東省青島市市長助理王雁貪污受賄496萬元被判死緩。

10、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貪污受賄600萬元被判死緩。

11、原成都市委宣傳部長高勇貪污受賄955萬元被判死緩。

12、原黑龍江省雞西市委書記丁仍今貪污受賄620萬元被判死緩。

客觀上，經過剛才的法庭質證，大家都已經清楚看到，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一個平時表現良好的一個退伍軍人，在服役保衛祖國期間，他曾經于2003年，被評為優秀士兵，也就是說，他曾經是國家的優秀衛士。

在本案中，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動機，我認為不是十分惡劣。

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因偶然的原因，犯下了特別嚴重的罪行。

而且，我提請公訴人跟合議庭注意，在偵查機關工作人員提交的一份證據里面，我看到，下面的一些文字：

本案被告人崔英杰在到案過程中，始終予以配合，沒有拒絕、阻礙、抗拒、逃跑行為。

如果說，象剛才公訴人說，就因為，崔英杰沒有認這個故意殺人罪，沒有認這個暴力抗法罪，就說崔英杰認罪態度不好。

我認為，這不符合客觀事實。

因為事實真相，他的故意，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知道自已不是故意殺人，他今天當然可以自己堅持下去，而且他這種堅持是對的。

如果說，他堅持對的東西，反而說他的認罪態度不好。

我認為這是很不公平的。

剛才，公訴人也問到了，說這些案例與本案有什么關聯。

那我現在就告訴公訴人，在這里我想問你兩個問題：

1、把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與上列十二個案例中罪犯的罪行具體比對之后；

你能不能明確地告訴我們，你認定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標準，究竟是什么？！

2、如果你到現在，還堅持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這一結論；

哪么你能不能告訴大家，對上列十二個案例里面罪犯的“犯罪性質、犯罪情節、犯罪后果”您又將下怎么樣的結論？！

就是說，本案崔英杰的行為和他們的行為，有沒有具體的差距？

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為和他們一樣的惡劣，嚴重？

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為比這十二個案例中的罪犯更惡劣，極其惡劣到了非斬立決不可的頂點？

四、我知道：

在我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這是一種樸素的公平正義理想。

我還注意到：

刑法分則里面，除了少數幾個絕對死刑的法定刑條款外，其他規定里面，有死刑的條款里面，死刑總是作為可供選擇的刑期，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規定在一起。

這在故意傷害罪里，也是一樣。

我認為：

在適用這些條款的時候，應當綜合所有犯罪情節，判斷行為人的罪行，是否極其嚴重，是應該判處死刑，還是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這是我今天辯護的重點，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因犯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而必須被依法判處死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8條第1 款規定：

“對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我堅信：

本案被告崔英杰就是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的”。

1、按照這個規定，對犯罪分子適用死緩，應當同時符合這樣兩個基本條件：

其一，他罪該處死。就是說，如果他所犯的罪行本不應當判處死刑的，不能適用死緩。

其二，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

2、由于刑法對于應當或者可以判處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規定，但是，對于哪些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刑法上是沒有明確規定。

所以，在這里，我同樣還是必須要借助，剛才我說的上列十二個案例，來做對比分析說明，以支持我今天要特別強調明確的，這樣一個，我今天的，一個基本辯護觀點。

我認為，崔英杰的此次犯罪行為，不管最終罪名是什么，即便就是按公訴人所說的故意殺人罪，而使得他，屬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

但是，與“貴州崔英杰故意殺人被判死緩案、北大醫學院安然故意殺人被判死緩案、武漢鐵路局貪官劉志祥雇兇殺人并貪污受賄2600多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遼寧省人大代表富翁老板侯建軍駕車殺人被判死緩案、原浙江省蘭溪市市委書記孔哲殺害《浙江青年報》女記者方筱萍被判死緩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璽貪污受賄 1304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朝韓桂芝貪污受賄736萬元被判死緩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貪污受賄1660萬元被判死緩案、原山東省青島市市長助理王雁貪污受賄496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貪污受賄600萬元被判死緩案、原成都市委宣傳部長高勇貪污受賄955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雞西市委書記丁仍今貪污受賄620萬元被判死緩案”等十二個案例中被判處死刑并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的罪行相比；

無論是從，法理

情理

天理

角度來說；

崔英杰顯然更是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

3、剛才公訴人說到社會危害性。

我認為，崔英杰的社會危害性，絕對要遠遠低于上列被判死緩的九個貪官污吏！！

4、剛才公訴人提到人身危險性。

我認為，從人身危險性這個角度來說，崔英杰的社會危險程度肯定要低于上列被判死緩的貴州的崔英杰和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安然及遼寧省的這個民企老板人大代表！

5、公訴人剛才說到了暴力抗法行為的示范性的社會效果。

我認為，從它對暴力抗法行為的示范性社會效果角度來分析，也不是非判死刑立即執行不可！

我相信，經過今天的庭審和之前的案件報道，如今北京所有知道這一案件消息的任何一個小攤販，都已知道象崔英杰這樣的行為，是不可取性、不理性、不合算的。

僅僅是由于一輛280多元的新三輪車而引發出來的命案，不但是害了李志強，害了李志強的家人；

其實同時，也是害了本案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這樣的行為，對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也是有百害而根本沒有半點利的！

我相信，不用公訴人強調什么極其惡劣，極其嚴重，不用強調到那個份上，就是對崔英杰判的是無期徒刑，也都足以起到懲前毖后的社會效應。

6、根據我們作為法律人所了解的司法實踐經驗，我們知道，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通常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中跟崔英杰這個相關聯的主要有3點，A、平時表現較好，犯罪動機不十分惡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別嚴重罪行的；

B、被害人有一定過錯，責任不全在被告人的；

C、被害人有明顯過錯，引起罪犯激憤犯罪的。

顯而易見，崔英杰至少是，屬于其中“平時表現較好，犯罪動機不是十分惡劣，是因為偶然原因，犯了特別嚴重罪行的”。

7、再一個，我想再談一下關于受害人過錯的問題。

剛才公訴人一直強調說，當天的城管人員的執法行為，是文明執法。

但是，我想，經過剛才的庭審，我們知道，在剛才庭審放的錄像中，我們已清楚看到，他們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是根本沒有出示執法證件，也根本沒有出示相關的處罰決定，就強行的把車拉走。

他們拉走車的依據，我也看到了，就是國務院的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按照這個辦法里面，第十條的明確規定，這個辦法的執法機關，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辦法第九條的規定實施查封，扣押，必須，這里用的是必須，經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人批準。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實施查封，扣押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證件，并當場交付查封扣押決定書和查封扣押財物及資料清單。

剛才，我們另外一個辯護人說到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的問題。

我這里要說，就算，工商局依照這個規定，把自已這個執法的權力移交給城管了。

那么，城管也必須，依照國務院的這個條例規定的程序，行使相應的權力。

在這個案子里面，他們的行為，剛才你說的是說扣押行為，他們自己說的，是沒收。

這個你從剛才幾個城管人員的證言里可以清楚看到，他們自已說的是沒收。

他們實施的沒收崔英杰的新三輪車的決定，有沒有經過縣一級以上的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的批準？

他們強行實施沒收，就是強行違法把人家的車拿走的這種行為，有沒有向人家出示執法證件？

有沒有當場交付扣押它的清單？

這些都沒有，你怎么能說，他們的執法，是文明的，和諧的，值得表揚的？

而且，我還要結合國務院的條例說明一點。

這一個條例上所說的，可以查封扣押的東西，是只限于，專門用于從事無照經營活動的工具設備原材料產品等財物。

這里有個前提，叫做專門用于。

但是，本案中引致血案的是一輛三輪車，我們剛才從視聽資料里看到。

崔英杰所說的，其他的什么東西我都不要，你們都拿走，就把我這車留下，好不好？

這個身高一米七的二十三歲的退伍軍人，是一只腳跪在地上對著這一伙要沒收他的新三輪車的人這么哀求說的。

我現在要問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三輪車，是不是從事無照經營的專門用于無照經營的工具？

很顯然不是。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權這樣強行沒收人家的三輪車。

那么，我反過來也要說，如果沒有強行違法沒收人家不該被沒收的三輪車的行為，這個血案還會發生嗎？

我在這里要特別說一下，我相信，已進入天國的受害人李志強烈士個人是沒有過錯。

但是，現實生活中層出不窮的事實證明：

目前在北京及全國各地都客觀存在的，城管執法人員素質不夠高、執法不夠公平、選擇性任意性執法、執法態度野蠻粗暴不夠人性化、不按法定程序辦理立案查扣沒收物品手續這些錯誤，是必須得到檢討和糾正！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換來的僅僅是，讓曾是國家優秀衛兵的崔英杰也失去了生命或終生失去了自由。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換來的僅僅是，給北京的城管隊員換來了，武裝到牙齒的技術裝備。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還是沒有能夠使城管執法不公，選擇性任意性執法，和簡單粗暴不夠人性化，沒按規定程序辦理立案查扣沒收物品手續這些錯誤，得到制度性的糾正。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還是沒有能夠使現實生活中，不科學不合法的城管制度，或者說這個制度里不合法的方面，及時得到體制方面的反省。

則我想，這不僅僅是李志強烈士和崔英杰兩個人兩個家庭的悲劇，這將會是整個社會的悲劇！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你剛才也說到，崔英杰指向的不是特定的人李志強，而是不特定的所有城管隊員，我也曾經見到過有人說，這次死的是李志強烈士，但是相關的制度不改，李志強的死是偶然的，有這種悲劇的發生是必然的。

如果那些制度里面不合法不科學的東西不改的話，這種悲劇，不是說，靠殺一個崔英杰，就能真正制止住的。

五、公訴人剛才還說到，關于首都的社會管理秩序的問題，關于必須嚴打暴力抗法問題。

我認為：

對暴力抗法行為，的確需要保持高壓嚴打態勢。

對于嚴重刑事犯罪，還是應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該判死刑的決不手軟。

對這個，我持支持態度。

但同時，我認為：

對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確定從輕的罪犯，無論他的罪輕罪重，無論他是否屬于嚴打對象，都要一視同仁，該兌現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

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會導致其他的人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

只有審時度勢，堅持寬嚴相濟，才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

也只有在嚴格、公正執法的基礎上，才能最終實現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執法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我認為：

在強調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比如，對象崔英杰這樣的，初犯，偶犯，主觀惡性較小的，應該區分不同情況，在法定的處罰幅度內，從輕處罰，或者判處緩刑。

我相信：

這樣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挽救失足者！

有利于從根本上緩解社會沖突！

有利于真正的減少社會對抗！

有利于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最后，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緩解社會沖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會對立”。

我懇請合議庭，在本案的審理判決中，切實貫徹執行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提出的，“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對本案作出公正判決！

謝謝！

崔英杰的一審辯護人： 李勁松律師

第四篇：崔英杰案辯護詞(李勁松律師)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委托，指派我作為其辯護人。

身為辯護人，我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相關辯護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庭前我審閱了案件材料，聽取了當事人對案件情況的陳述，進行了相關調查工作，在參與了本案的庭審后，現向法院致送如下辯護意見。

我有些辯護內容，跟第一辯護人會有些重復。請大家諒解，因為人命關天。

一、我認為：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殺人罪，是認定事實不當！公訴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殺人罪，是適用法律錯誤！

因為，經過剛才的法庭調查質證，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公訴人所說的是實，崔英杰當庭所陳述說的意外傷人致死，不是事實。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被告人只有故意傷害受害人的犯罪故意。被告人并沒有，故意殺死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這里說的是明知，不是說的，應當知道，明知自已的行為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依據這條法律規定，我們可以知道，故意犯傷害他人身體這樣的故意傷害罪，指的就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導致受害人的身體受到傷害這樣一個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

1，按照這個罪名的概念，按照公訴人剛才所陳述的事實或觀點，我認為，被告人崔英杰，至多也就是構成了故意傷害罪。

故意犯終結他人生命這樣的故意殺人罪，是指：明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導致人家的生命終結，導致人家的死亡，這樣一種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受害人死亡這種結果發生。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崔英杰肯定不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李志強這樣的結果，而故意還要再作這樣的事。

所以我認為，就是剛才說的，公訴人認定說，崔英杰是故意殺人，這是和事實不符。

2、我注意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06年10月23號，經過馬振川局長負責審核確定，并且致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訴意見書。

在這個起訴意見書里面，它確認的是被告人崔英杰的行為，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4條。

第234條，是故意傷害他人身體。

北京市公安局經過馬振川局長負責審核確定的結論是，崔英杰涉嫌故意傷害罪而不是故意殺人罪。

我認為，北京市公安局的這個起訴意見書里面，對崔英杰行為的認定，相對而言，是客觀公正準確的。

相比而言，公訴人提交法庭的起訴書里面，關于崔英杰的行為是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

第232條，是故意殺人。

這個結論，是有違事實有違法律的，是不客觀不公正不準確的。特別是，公訴人提交法庭的起訴書里面所說的，被告人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

這樣一個結論，我認為，更是有違事實，有違法律，不客觀，不公正，不準確的。而且我也認為，這樣的一個結論，是有違我們做為法律人的基本專業經驗和判斷能力。如果說公訴人所說的這個結論，是大家可以絕對相信，是完全符合事實真相，沒有一點錯誤的話。作為一個法律人，我很清楚，本案的公正判決結果，依法只能是一個：判處被告人的死刑，并且立即執行！因為，把“一個殺人犯，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這樣的專業用語，轉換成大眾的通俗用語，就是說，“這個殺人犯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二、經過剛才的法庭調查，庭審質證，特別是，看了視聽錄像，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清楚，本案相關事實的基本真相。非常遺憾，最關鍵的那個就是，崔英杰刺傷李志強的過程，那個錄像顯示，在車的前面，我們不能看到。但這個行為，僅僅是3秒之內的突發的行為，這個大家是能夠清楚地看到的。因為當時現場崔英杰這邊只有一個人，他所說的，公訴人剛才已經說了，不足采信。公訴人說它跟崔英杰在公安局偵查階段所說的不一致，而且反而說，他今天當庭的陳述，是對自己的罪行悔罪不夠。但我相信，今天崔英杰所說的是客觀事實。可是，我也很明確的說，我們也的確沒有太多證據來證明他說的是事實。相反，我們剛才當庭也看到了，公訴人所提交的在現場的其他證人的證言，這些與錄象所示明顯不符，顯然涉嫌偽證的控方證人證言，多是指向，崔英杰是故意殺人，沒有有利于崔英杰的，有利于崔英杰的證人證言，一份我都沒看到。但是，作為公訴機關，基本職責，不是為了認定一個人有罪，為認定一個人的死罪，而去工作。公訴機關的責任，應該是全面收集，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有罪的，都要全面收集才對。

我當庭剛才已經說到了一個問題，當時在現場的，有一個很關鍵的證人，叫宋成棟，他是直接護送李志強到醫院。我剛才說護送的時候，公訴人員強調說不是他護送去的，是車子送去的。我知道，是車子送去的。但在車上是他抱著李志強，而且用手撫著李志強的傷口。可能當時他也不知道刀片在里面。那么可能，所以我剛才說到，致死李志強的原因，你公訴人能不能當庭給我一個結論？是崔英杰一刀下去，就直接傷到了肺部，如果沒有其他外力，它已經到達肺部了？還是說，確實，在送醫院的過程中，包括在救治過程中，大家不知道有個刀片在里面，所以采取的救助手段不恰當，而把那個刀片又往下移，割到肺葉，割到肺葉之后，肺葉受傷之后，才會導致胸腔里面1500多毫升的血液囤積在里面，這個才是李志強致死的真正原因？但這個事實，我到現在，剛才經過庭審質證，我知道，公訴人是沒有查實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當時醫院救治李志強的這個醫生，他的手術記錄，按理來公訴人也應該調取到。他當時這個刀片，是什么時候才發現有刀片在里面的？這刀片在體內的什么位置？我相信，在醫院的救護記錄里面，應該都有。但是很遺憾，今天公訴人提交的證據里面，就沒有這方面的證據。

其實，本案相關事實的真相是：告人崔英杰，故意傷害，因為，我現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他是過失，或者說是無意傷害，我現在只能，先依據現有證據說，我認為他是，故意傷害城管隊員李志強并且致李志強死亡。

崔英杰是一個，大家剛才也都見到了崔英杰，知道他是一個本性并不壞，知道做人要自食其力，對家里人也很有良心，而且也具有靠自己的吃苦耐勞，來勤勞致富，這樣一種很樸素的理想，而且，他在部隊保家衛國這個期間，不僅表現良好，就在退伍的當年，還被評為優秀士兵。

這樣的一個退伍軍人，他是，由于，省吃儉用，剛剛借錢買來的，200多塊錢的新三輪車，被強行粗暴的沒收。由于，見到10多個城管工作人員，正向自己圍攏，擔心自己被帶走，或許可能還會被罰款。在高度緊張、情緒亢奮、情急之下，也是在當時的混亂之中，在極其短暫的，我可以肯定，是三秒到五秒鐘之內，做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確實結果是害人害已的；偶然，激情，犯罪行為。

公訴人剛才始終強調了一點，說根本不存在執法人員對崔英杰實行人身控制，這樣一種可能的威脅。

這一點，我提醒合議庭注意，在公訴人剛才提交的證人證言里面，有控方證人明確地說了，我們抓了一個新疆人。而且控方證人也明確地說了，李隊去追崔英杰，我也去追崔英杰。所以，崔英杰所陳述的，說他當時想跑不被控制這個事實，我認為是應該要認定的。

再一個，崔英杰主觀上確實沒有殺人的故意。他所用的，所謂匕首，其實并不是一個匕首。其實只是他隨手拿著的工作工具。所以，我認為公訴人也應該如實陳述這個事實。你在陳述他持刀殺人的時候，最好能把事實如實說清楚，他持的是他的工作工具，是一個不到20厘米的，一塊錢一把的劣質水果刀。而并不是大家印象里，想象中的匕首。它并不是，故意殺人的蓄意殺人者做案時會選擇的，有殺傷力的一種致命武器。它只是崔英杰花了一塊錢買回來的一把劣質水果刀。

第二個，就是說他第二次為什么要復出。

大家也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就是他第二次為什么還要出來？我昨天去會見他的時候，也問他，你第一次已經走了，第二次為什么還要回來。他告訴我說，他出來是想看一下這個小女孩怎么樣了，他想把她帶走。他過來看，沒看見小女孩，看見他的車在向皮卡車上拉，而且皮卡車準備拉走，他真的很心疼。

他知道，他說他以前見過，有的新疆人，賣哈密瓜之類的新疆人，他們的東西，他們的車，被拉上車之前，還有人就在最后關頭，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求他們，還是把車拉回來了。所以，他也想沖過去，再搶一下，救一下，再求一下。根本不是說，他第二次跑出來就是為了報復。根本不是象公訴人剛才所說的，他是因為自己的車被沒收，受到了損失，就報復所有的城管。而且，這個報復目標是不特定的，是到了見城管就殺這種程度。我認為，公訴人剛才這種判斷認識，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他第二次跑出來，根本不是為了殺死被害人李志強或其他任何一個城管。他第二次跑出來，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謀生工具，想為自己借錢新買的一個三輪車，作最后一次努力。而且，他在發現車已經開走之后，是為了保自已不會被帶走罰款而奔跑。因為車走后他回頭一看，他剛才當庭所陳述的，發現當時有十來個人向他圍過來。

我相信他說的是事實。因為剛才錄像已經放出來的，包括證人證言說的，最少跟受害人一起的就有六個人，還有之前的幾個人，還有保安，加起來絕對超過了十個人。這十個人絕對是圍向了崔英杰，是想抓住他。

這個事實，我相信，只要把那些人叫到庭上來，當庭接受質證，我相信他們的天良都會讓他們說實話，說他們當時是不是圍過去想抓住崔英杰。么在這種情況下，崔英杰就是，為了自己不被帶走，不被罰款。而在緊張奔跑之中，情急之下，臨時起意，將這把劣質小水果刀，一直就在手上的水果刀，揮向離他最近的李志強。

所以，這個事實可以肯定，根本他并不是為蓄意傷害，特別是，他不可能說是為了謀殺受害人李志強，或者，你剛才所說的，其他不特定城管工作人員，而沖出來的。

這個錄像資料我一直注意了一點，從被告人崔英杰第二次跑出來，向貨車的方向沖去，到他跑離事發現場，僅僅9秒鐘！我把那個錄像，定點定格放過。從他在欄桿跑過去，再跑出來，這個過程只有9秒鐘。

那么，從受害人以及其他的城管工作人員，向第二次跑出來的崔英杰圍上去，到受害人被第二次跑出來的被告人崔英杰，用這把劣質的小水果刀所傷。這個時間，我也測算了，僅僅三秒鐘！

那么這三秒鐘，你就能說，他是故意為了報復殺人而去做事嗎？

他要是為了報復殺人去做，他不用去追那個車。李志強，我們在錄像里也看到了，在他去追那個車之前，李志強還有其他兩個城管離他更近。

但他去追的，是那個車，他追的，不是比那個車離他更近的李志強等其他城管。

錄像清楚反映出的事實是：他是去追車，而李志強及其他城管，是在他后面追他！

此外，從常理我們也能想到：人家幾十個人，你只有這樣的一把一塊錢的小水果刀，你有可能會想靠它去實現殺死人家的目標嗎？

所以，我認為，公訴人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經馬振川局長審核確定的，這種正確的確定崔英杰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這種認定，強行的改變為故意殺人。我覺得，確實是，很說不過去的！

三、關于，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否的確如公訴人剛才所說的“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這里，要借助下面十二個案例，來進一步明確說明。

第一個案例、2005年6月25日早上6時多，21歲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大二學生崔培昭，在北京世紀壇醫院宿舍內被同班同學安然殺害。檢察院指控，今年22歲的北京人安然與同學崔培昭素有矛盾。案發時，安然在世紀壇醫院教學樓西側三至四層樓梯處與崔培昭相遇，并因瑣事發生爭執。然后安然在追趕崔培昭到四樓平臺時，用事先藏匿在四樓門后的菜刀，猛砍崔培昭頭面部、頸部等數十刀，并用隨身攜帶的尖刀，刺扎崔培昭背部兩刀，崔培昭因被砍切頸部，傷勢過重而死。2006年3月14日，北京市一中院對“北大學生八十余刀殺死同學案”，刑事部分，作出判決，疑犯安然一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第二個案例，是一個與崔英杰同名的案例。

2004年10月10日下午，云馬廠子弟崔英杰和宋金寧商量，一起實施搶劫。當晚10點左右，附近某中學高三女生王蘭下晚自習后從云馬廠路過，崔英杰和宋金寧持刀威脅，從她身上搶走現金15元，并將王蘭挾持到附近某中學對面的山上，對王蘭實施了輪奸。

隨后，兩人又將王蘭挾持到她所租住的宿舍內，再次搶得現金40元。由于擔心王蘭報警，崔英杰和宋金寧決定殺人滅口，他們準備將王蘭帶到云馬廠蜜蜂水庫殺害。在前往蜜蜂水庫的路途中，崔英杰和宋金寧又對王蘭實施了一次輪奸。到水庫后，崔英杰和宋金寧用一條小船將王蘭載到水庫深處，崔英杰跳下水，讓宋金寧將王蘭推下水，打算將她按進水里。當時已是秋天，水冰冷刺骨，崔英杰被迫爬上船，脫下王蘭身穿的白色夾克，將她捆住后推進水庫，準備將她淹死，誰知王蘭會游泳，竟奮力向岸邊游去。崔英杰和宋金寧未能得逞。

兩人并沒有放棄殺心。他們把船劃到岸邊，哄騙王蘭上岸，馬上用岸邊的石頭對著王蘭的頭部一陣猛砸，致使王蘭當場死亡。兩人把王蘭的尸體拋到水庫中后逃逸。

經過審理，2005年6月16日，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認定崔英杰犯故意殺人罪、強奸罪、搶劫罪，判處死刑；判決后，崔英杰表示不服，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

2005年11月23日，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做出了終審判決。在判決中，貴州高院維持了安順中院對崔英杰和宋金寧的罪行認定，但撤消了對崔英杰的量刑，因“考慮到上訴人崔英杰能夠坦白其罪行，認罪態度好，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將量刑改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3、4月30日，宜昌中院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劉志祥故意傷害、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劉志祥原系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判決認定劉志祥在任漢口火車站站長期間，被害人高鐵柱因漢口火車站招待所轉租一事，多次找劉志祥索要賠款，劉未予解決，后劉志祥得知高鐵柱準備與他人一起到有關部門舉報其違法犯罪問題，便指使無業人員彭支紅去“修理”高鐵柱。在劉志祥的多次催促下，彭支紅邀約并指使馮立海毆打高鐵柱。2002年12月8日，馮立海又邀約“長毛”等人攜帶彈簧刀、鐵管等兇器竄入高的租住處，對其進行毆打，馮立海向其連刺三刀，刺破右股動靜脈，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同時查明，1995年至2004年，被告人劉志祥在擔任漢口火車站站長和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指使財務人員、工作人員和下屬單位負責人等從漢口站“小金庫”中取出巨額款項，以外出學習、考察、辦事、旅游、需要用錢、“感謝”有關方面等名義，采取無條和白條領款等手段，單獨侵吞或伙同他人私分公款，貪污公款及公物其中劉志祥個人實得現金及物資折款共計人民幣1144萬余元、美元52萬元、歐元3.5萬元。

在此期間，劉志祥利用職權，先后160余次收受工程建筑商、車票代售點負責人和所屬工作人員等的巨額款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所得現金及物資折款共計人民幣1435.4萬余元。

法院同時還查明，有關機關依法扣押、凍結被告人劉志祥財產的數額特別巨大，扣除其個人及家庭成員合法收入、個人貪污受賄所得、違紀款物等外，還有共計人民幣527.5萬余元、美元88.744萬元、歐元5.8萬元、港幣120.473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根據被告人劉志祥的犯罪事實、性質和情節、悔罪表現及其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判決被告人劉志祥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判決對被告人劉志祥4000余萬元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繳。4、9月12日，原遼寧省人大代表侯建軍駕車殺人一案在沈陽宣判，被告從一審的死刑被改判為死緩。侯建軍駕車將受害人刮碰，但他卻不道歉，反而與對方爭執、撕扯，竟然開車追攆受害人，受害人跑到人行道他不放過，受害人跑到百貨大樓休閑廣場，他還不放過，而是越過路邊石，從行人通道口沖入該廣場，將受害人撞倒致死。

5、曾為浙江省蘭溪市市委書記的孔哲2000年10月15日中午在《浙江青年報》記者方筱萍住處，將其殺死。當天下午，孔哲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9日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孔哲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6、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璽貪污受賄1304萬元被判死緩。

7、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朝韓桂芝貪污受賄736萬元被判死緩。

8、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貪污受賄1660萬元被判死緩。

9、原山東省青島市市長助理王雁貪污受賄496萬元被判死緩。

10、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貪污受賄600萬元被判死緩。

11、原成都市委宣傳部長高勇貪污受賄955萬元被判死緩。

12、原黑龍江省雞西市委書記丁仍今貪污受賄620萬元被判死緩。

客觀上，經過剛才的法庭質證，大家都已經清楚看到，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一個平時表現良好的一個退伍軍人，在服役保衛祖國期間，他曾經于2003年，被評為優秀士兵，也就是說，他曾經是國家的優秀衛士。

在本案中，被告人崔英杰的犯罪動機，我認為不是十分惡劣。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因偶然的原因，犯下了特別嚴重的罪行。

而且，我提請公訴人跟合議庭注意，在偵查機關工作人員提交的一份證據里面，我看到，下面的一些文字：本案被告人崔英杰在到案過程中，始終予以配合，沒有拒絕、阻礙、抗拒、逃跑行為。

如果說，象剛才公訴人說，就因為，崔英杰沒有認這個故意殺人罪，沒有認這個暴力抗法罪，就說崔英杰認罪態度不好。我認為，這不符合客觀事實。

因為事實真相，他的故意，只有他自己清楚。他知道自已不是故意殺人，他今天當然可以自己堅持下去，而且他這種堅持是對的。

如果說，他堅持對的東西，反而說他的認罪態度不好。我認為這是很不公平的。

剛才，公訴人也問到了，說這些案例與本案有什么關聯。那我現在就告訴公訴人，在這里我想問你兩個問題：

1、把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的罪行，與上列十二個案例中罪犯的罪行具體比對之后；你能不能明確地告訴我們，你認定本案被告人崔英杰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標準，究竟是什么？！

2、如果你到現在，還堅持本案被告人崔英杰是“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犯罪后果特別嚴重”這一結論；哪么你能不能告訴大家，對上列十二個案例里面罪犯的“犯罪性質、犯罪情節、犯罪后果”您又將下怎么樣的結論？！

就是說，本案崔英杰的行為和他們的行為，有沒有具體的差距？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為和他們一樣的惡劣，嚴重？是不是本案崔英杰的行為比這十二個案例中的罪犯更惡劣，極其惡劣到了非斬立決不可的頂點？

四、我知道：在我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這是一種樸素的公平正義理想。我還注意到：刑法分則里面，除了少數幾個絕對死刑的法定刑條款外，其他規定里面，有死刑的條款里面，死刑總是作為可供選擇的刑期，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規定在一起。這在故意傷害罪里，也是一樣。

我認為：在適用這些條款的時候，應當綜合所有犯罪情節，判斷行為人的罪行，是否極其嚴重，是應該判處死刑，還是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這是我今天辯護的重點，假定，本案被告崔英杰因犯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而必須被依法判處死刑。《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8條第1 款規定：“對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我堅信：本案被告崔英杰就是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的”。

1、按照這個規定，對犯罪分子適用死緩，應當同時符合這樣兩個基本條件：

其一，他罪該處死。就是說，如果他所犯的罪行本不應當判處死刑的，不能適用死緩。其二，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

2、由于刑法對于應當或者可以判處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規定，但是，對于哪些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刑法上是沒有明確規定。

所以，在這里，我同樣還是必須要借助，剛才我說的上列十二個案例，來做對比分析說明，以支持我今天要特別強調明確的，這樣一個，我今天的，一個基本辯護觀點。

我認為，崔英杰的此次犯罪行為，不管最終罪名是什么，即便就是按公訴人所說的故意殺人罪，而使得他，屬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但是，與“貴州崔英杰故意殺人被判死緩案、北大醫學院安然故意殺人被判死緩案、武漢鐵路局貪官劉志祥雇兇殺人并貪污受賄2600多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遼寧省人大代表富翁老板侯建軍駕車殺人被判死緩案、原浙江省蘭溪市市委書記孔哲殺害《浙江青年報》女記者方筱萍被判死緩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璽貪污受賄1304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朝韓桂芝貪污受賄736萬元被判死緩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貪污受賄1660萬元被判死緩案、原山東省青島市市長助理王雁貪污受賄496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貪污受賄600萬元被判死緩案、原成都市委宣傳部長高勇貪污受賄955萬元被判死緩案、原黑龍江省雞西市委書記丁仍今貪污受賄620萬元被判死緩案”等十二個案例中被判處死刑并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的罪行相比；無論是從，法理、情理、天理角度來說；崔英杰顯然更是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

3、剛才公訴人說到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崔英杰的社會危害性，絕對要遠遠低于上列被判死緩的九個貪官污吏！！

4、剛才公訴人提到人身危險性。我認為，從人身危險性這個角度來說，崔英杰的社會危險程度肯定要低于上列被判死緩的貴州的崔英杰和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安然及遼寧省的這個民企老板人大代表！

5、公訴人剛才說到了暴力抗法行為的示范性的社會效果。我認為，從它對暴力抗法行為的示范性社會效果角度來分析，也不是非判死刑立即執行不可！

我相信，經過今天的庭審和之前的案件報道，如今北京所有知道這一案件消息的任何一個小攤販，都已知道象崔英杰這樣的行為，是不可取性、不理性、不合算的。僅僅是由于一輛280多元的新三輪車而引發出來的命案，不但是害了李志強，害了李志強的家人；其實同時，也是害了本案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這樣的行為，對被告人崔英杰自已及他自已的家人，也是有百害而根本沒有半點利的！

我相信，不用公訴人強調什么極其惡劣，極其嚴重，不用強調到那個份上，就是對崔英杰判的是無期徒刑，也都足以起到懲前毖后的社會效應。

6、根據我們作為法律人所了解的司法實踐經驗，我們知道，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通常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中跟崔英杰這個相關聯的主要有3點，A、平時表現較好，犯罪動機不十分惡劣，因偶然原因犯了特別嚴重罪行的； B、被害人有一定過錯，責任不全在被告人的； C、被害人有明顯過錯，引起罪犯激憤犯罪的。

顯而易見，崔英杰至少是，屬于其中“平時表現較好，犯罪動機不是十分惡劣，是因為偶然原因，犯了特別嚴重罪行的”。

7、再一個，我想再談一下關于受害人過錯的問題。

剛才公訴人一直強調說，當天的城管人員的執法行為，是文明執法。但是，我想，經過剛才的庭審，我們知道，在剛才庭審放的錄像中，我們已清楚看到，他們在整個處理過程中，是根本沒有出示執法證件，也根本沒有出示相關的處罰決定，就強行的把車拉走。他們拉走車的依據，我也看到了，就是國務院的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按照這個辦法里面，第十條的明確規定，這個辦法的執法機關，是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本辦法第九條的規定實施查封，扣押，必須，這里用的是必須，經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人批準。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實施查封，扣押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證件，并當場交付查封扣押決定書和查封扣押財物及資料清單。

剛才，我們另外一個辯護人說到城管執法的法律依據的問題。

我這里要說，就算，工商局依照這個規定，把自已這個執法的權力移交給城管了。那么，城管也必須，依照國務院的這個條例規定的程序，行使相應的權力。在這個案子里面，他們的行為，剛才你說的是說扣押行為，他們自己說的，是沒收。這個你從剛才幾個城管人員的證言里可以清楚看到，他們自已說的是沒收。他們實施的沒收崔英杰的新三輪車的決定，有沒有經過縣一級以上的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的批準？他們強行實施沒收，就是強行違法把人家的車拿走的這種行為，有沒有向人家出示執法證件？有沒有當場交付扣押它的清單？這些都沒有，你怎么能說，他們的執法，是文明的，和諧的，值得表揚的？

而且，我還要結合國務院的條例說明一點。

這一個條例上所說的，可以查封扣押的東西，是只限于，專門用于從事無照經營活動的工具設備原材料產品等財物。這里有個前提，叫做專門用于。但是，本案中引致血案的是一輛三輪車，我們剛才從視聽資料里看到。崔英杰所說的，其他的什么東西我都不要，你們都拿走，就把我這車留下，好不好？

這個身高一米七的二十三歲的退伍軍人，是一只腳跪在地上對著這一伙要沒收他的新三輪車的人這么哀求說的。

我現在要問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三輪車，是不是從事無照經營的專門用于無照經營的工具？

很顯然不是。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權這樣強行沒收人家的三輪車。

那么，我反過來也要說，如果沒有強行違法沒收人家不該被沒收的三輪車的行為，這個血案還會發生嗎？

我在這里要特別說一下，我相信，已進入天國的受害人李志強烈士個人是沒有過錯。

但是，現實生活中層出不窮的事實證明：目前在北京及全國各地都客觀存在的，城管執法人員素質不夠高、執法不夠公平、選擇性任意性執法、執法態度野蠻粗暴不夠人性化、不按法定程序辦理立案查扣沒收物品手續這些錯誤，是必須得到檢討和糾正！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換來的僅僅是，讓曾是國家優秀衛兵的崔英杰也失去了生命或終生失去了自由。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換來的僅僅是，給北京的城管隊員換來了，武裝到牙齒的技術裝備。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還是沒有能夠使城管執法不公，選擇性任意性執法，和簡單粗暴不夠人性化，沒按規定程序辦理立案查扣沒收物品手續這些錯誤，得到制度性的糾正。

李志強烈士失去的寶貴生命，如果還是沒有能夠使現實生活中，不科學不合法的城管制度，或者說這個制度里不合法的方面，及時得到體制方面的反省。

則我想，這不僅僅是李志強烈士和崔英杰兩個人兩個家庭的悲劇，這將會是整個社會的悲劇！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你剛才也說到，崔英杰指向的不是特定的人李志強，而是不特定的所有城管隊員，我也曾經見到過有人說，這次死的是李志強烈士，但是相關的制度不改，李志強的死是偶然的，有這種悲劇的發生是必然的。如果那些制度里面不合法不科學的東西不改的話，這種悲劇，不是說，靠殺一個崔英杰，就能真正制止住的。

五、公訴人剛才還說到，關于首都的社會管理秩序的問題，關于必須嚴打暴力抗法問題。

我認為：對暴力抗法行為，的確需要保持高壓嚴打態勢。對于嚴重刑事犯罪，還是應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該判死刑的決不手軟。對這個，我持支持態度。

但同時，我認為：對于具有法定或者酌情確定從輕的罪犯，無論他的罪輕罪重，無論他是否屬于嚴打對象，都要一視同仁，該兌現政策的都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基本信任，也會導致其他的人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只有審時度勢，堅持寬嚴相濟，才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也只有在嚴格、公正執法的基礎上，才能最終實現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執法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我認為：在強調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比如，對象崔英杰這樣的，初犯，偶犯，主觀惡性較小的，應該區分不同情況，在法定的處罰幅度內，從輕處罰，或者判處緩刑。

我相信：這樣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從根本上緩解社會沖突！有利于真正的減少社會對抗！有利于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最后，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緩解社會沖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會對立”。我懇請合議庭，在本案的審理判決中，切實貫徹執行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提出的，“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對本案作出公正判決！

謝謝！

崔英杰的一審辯護人： 李勁松律師 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 200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