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多媒體在安全教育培訓中所起的的作用

淺談多媒體在安全教育培訓中所起的的作用

摘要：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多媒體在各個行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一兩年，公司的每一場職工培訓都離不開多媒體教程，那“圖、文、聲、像”并茂的三維方式呈現得教學內容，那些形象生動的畫面，標準逼真的講解，悅耳動聽的音樂和妙趣橫生寬松愉快的培訓環境之，能使在場的員工無不投入。多媒體培訓收到這么好的效果，已經成為公司安全宣傳教育的新寵。

關鍵字：多媒體、培訓、生動

隨著現代社會信息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公司各種職工培訓的方式也與時俱進，日益更新。多媒體技術就是其中一種，它是利用計算機技術把文字、聲音、圖形和圖像等多媒體綜合一體化，使它們建立起邏輯聯系，并能進行加工處理的技術；它是正在發展過程中的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高新技術；它是我們公司和單位現階段進行安全宣傳、教育、培訓所不可缺少的一種喜聞樂見的工具。

隨著礦區機關多媒體培訓的出現，其所屬的各個公司也讓多媒體輔助安全培訓的手段以其獨特的優勢走進職工安全培訓的課堂，它能把枯燥、呆板和難以激發職工的簡單的文件學習變為培訓中的思想的改革和激發職工學習興趣起到促進作用。它不僅可以使事物化靜為動，化遠為近；還可以變抽象為直觀，變復雜為形象。它以其活動的圖像、真實的音響吸引職工的眼球和思想，在互動的氛圍中激發職工濃厚的學習興趣，啟迪職工創造性思維，為實現安全培訓目的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通過近幾年的單位安全培訓，大致可以把多媒體安全培訓的應用效果及作用歸納如下：

一、多媒體技術使安全培訓的內容豐富、生動、簡捷、靈活

在傳統的培訓中，簡單的文件或書本培訓內容抽象、構造復雜、難以描述的培訓內容并不少見。遇到類似情形，通常是用掛板圖、掛或幻燈片來講解的，效果不明顯而且費時間。授課人講得口干舌燥，職工卻難以聽懂也不耐煩。但是，采用多媒體技術，此難題便可迎刃而解。同時，運用多媒體技術，還可將相關資料的前沿動態信息和要求等以連接的方式制作

于教材中，使職工與實際工作崗位上的應用需求更接近，縮短了崗前培訓時間，達到了在有限的時間里獲得最大的教育效果的目的。例如，當講到火場逃生一課時，僅憑安全員喋喋不休地介紹怎么做，就很難把職工帶到那種大難當頭的悲慘氛圍當中，更難體會出情況的緊急。所以，在培訓中，穿插全國幾起群死群傷的真實圖像，以及用動畫制作的火場逃生方法，并配上入情入境的講解，就可以頓時激發職工情感上的共鳴，仿佛自己也成為火場逃生中的一員，從而激發職工強烈的求生欲望，為后面的培訓奠定感情基礎。

二、提高了職工的實際操作能力，快捷、通俗易懂。通過多媒體的培訓，職工可以通過圖像、圖形、聲音、文字、動畫等有機地組織在一起，共同表達完整的多媒體信息，而這些信息可以加深職工對學習內容的理解和記憶。比如液化氣鋼瓶的正常保養和使用方法、氣瓶在庫房內的科學的擺放以及在向用戶發放氣瓶時的幾種必不可少的程序等等，特別是幾種常見的滅火方式，例如，在講干粉滅火機的使用方法時，運用多媒體制作的動畫，可以使職工不僅了解具體操作，而且可以使職工看到操作后滅火機內部干粉的運動過程，以及撲滅火災的效果，這樣可以彌補簡單的講課和實際演練中的不足之處，產生更好的教學效果。

三、多媒體的出現能提升職工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

各類培訓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強化職工們的學習掌握意識，僅僅是列舉一系列枯燥的數字，似乎很難有較大的說服力。但是，如果教員結合多媒體手段，把數字說明放到典型的事故案例圖像中，就能引起職工全方位的感官刺激，達到強化記憶的效果。特別是要注意把油田公司的典型的火災案例、查處結果制作成多媒體，在安全培訓中播放時，更容易引起職工們在感情上的共鳴，收到較好的效果。

由于多媒體技術具有多樣性、靈活性、生動性、簡捷性、大容量等優勢，把多媒體技術能完全融入各類培訓教材中，能產生明顯的培訓效果。所以，我們說，多媒體的在安全教育培訓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它的重要意義將體現在我們單位今后各項培訓教育乃至職工的生活當中。

參考文獻：

百度—多媒體運用在在消防培訓中

作者簡介：張曉冰，干部，工程師。在液化氣服務公司綜合辦任主任一職，主要從事黨務、工會和辦公室其他工作。地址：二礦區液化氣服務公司（先鋒路東），郵編：300280電話：25924325

2010.6.16

第二篇：淺談各類因素在個體健康中所起作用及感悟

淺談各類因素在個體健康中所起作用及感悟

在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健康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養生、健身、粗茶淡飯、斷食排毒、戒酒戒煙等等關鍵詞出現在人們的健康計劃上，可是人們往往是只關注到了行為與生活方式因素對個體健康的影響，卻忽略了其他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因素在個體健康中所起到的作用。影響個體健康的因素大致可分為四類：行為與生活方式因素、衛生因素生、物學因素、環境因素。

一、行為與生活方式因素

是指由于人們自身的不良行為和生活方式給個人、群體乃至社會健康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危害，它對健康的影響具有潛襲性、累積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大量流行病學研究表明，人類的行為與生活方式與大多數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關系極為密切，改善行為可有效控制這些疾病的發生發展；感染性疾病、意外傷害和職業危害的預防、控制也與行為密切相關。據WHO估計：1992年全球60％的死亡是由于不良的行為和生活方式造成的。美國通過30年的努力，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降50％，其中2／3是通過改善行為與生活方式而取得的。正如數據所顯示出的，行為與生活方式會給個體健康帶來的重要影響，而該因素也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注意到、最容易改變的一類影響因素。

二、生物學因素

生物學因素包括病原微生物、遺傳、生長發育、衰老、個人生物學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形態和健康狀況等）。隨著對疾病認識的不斷加深，現已查明除了明確的遺傳病外，許多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的發生，亦包含有一定的遺傳因素。但遺傳性對這些疾病來說是促發因素而不是限定因素。發育畸形、壽命長短也不排斥有遺傳方面的原因，同屬生物性致病因素范圍。此種因素通常是無可避免的，難以改變的，對個體健康的影響亦是最深入的，應對此類因素對個體健康產生的不良影響的最好辦法就是依靠現代先進的醫療技術進行治療。

三、衛生因素

衛生服務因素指衛生機構和衛生專業人員為了防治疾病、增進健康，運用衛生資源和各種手段，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個人、群體和社會提供必要服務的活動過程。以人為本，以健康為中心的健全的醫療衛生機構，完備的服務網絡，一定的衛生經濟投入以及合理的公平的衛生資源配置，均對人群健康有促進作用。相反，如果衛生服務和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存在缺陷，就不可能有效地防治居民的疾病，促進其健康。這類因素屬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類建設問題，主要與之相關的是人所生活的區域的建設水平，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個體主觀意識的因素，如個人是否定期進行體檢及疫苗注射等醫療衛生服務。

四、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包括陽光、空氣、水、氣候、地理等，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是人類健康的根本。保持自然環境與人類的和諧對健康十分重要，污染的環境必然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其危害機制比較復雜，一般具有濃度低、效應慢、周期長、范圍大、人數多、后果重，以及多因素協同作用等特點。社會環境又稱文化-社會環境，包括社會制度、法律、經濟、文化、教育、人口、民族、職業等，也包括工作環境、家庭環境、人際關系等。疾病的發生和轉化直接或間接地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環境因素影響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社會環境對個體健康而言，不僅對身體健康有影響，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更是大，社會環境涉及到人與人之間最基礎的交往，在這種交往中，各種社會因素時時刻刻對人的心理產生著影響，影響人的心情，影響人的想法，改變著人對自身壓力的感受……外部自然環境對人健康的影響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注意到的，日照強烈天防曬、霧霾天帶口罩等，可是在內部環境——室內這個小的環境中，存在著一個很多不引人注意卻會對個體健康產生嚴重影響的因素——室內空氣污染。室內空氣污染已導致全球相關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不斷上升，我國平均每年約有11萬人的死因與室內空氣污染有關，室內空氣污染正在悄無聲息地威脅著人類的健康。房市的火熱相應帶來了裝修行業的高峰，隱藏在裝修材料中的甲醛、苯系物、總揮發性有機物、氡、氨氣等隨著呼吸進入人的體內，大多數物質都有致癌性、毒性，積累之下會對人體產生嚴重損傷。除此之外，煙草煙霧、燃料燃燒產物，吸入體內易發生各種呼吸道疾病對人的呼吸道、肺部問題等。相對危害較低的塵螨、毛發等也會引起過敏反應。影響個體健康的環境因素多數是隱形的殺手，在無形中將人的身心一點點擊潰，是人們最易忽略亦是影響力最大的因素。

俗話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在我們單純的注意飲食、加強鍛煉的時候，卻不知身邊對我們身體有嚴重影響的因素無處不在，最易被忽略的東西，往往是最可怕的。為了我們的身心健康，要敦促自己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要對自己的居住環境有較高的要求標準，要學會疏解壓力、以輕松地姿態徜徉在人際關系中。影響個體健康的因素是綜合性的，然而在我們細致的生活、養成良好的習慣時，便已把風險降到了最低。

第三篇：手機在公共事件中所起作用調研報告

本次調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市區的手機用戶為樣本，進行了關于手機媒體在公共事件中所起作用的調查。我們通過廣泛調查手機媒體的使用情況，發現手機媒體在公共事件的傳播上所起的正面作用大于負面作用。

手機的基本使用情況

1．通過對調查分析看出，手機用戶大多已擁有手機數年，對手機及其使用并不感到陌生。他們的手

機普遍用來日常聯絡、商榷工作事宜和傾訴感情，僅有10%的比例顯示，手機是用于獲得新聞、資訊和知識。

2．手機消費主要集中在通信費和短信費兩方面。手機用戶每月在這兩方面的消費占到手機單月總消費的80%，其主要用途都是日常聯系和交流情感。

3．隨著手機報出現，人們通過手機來讀報成為一種時尚，但是手機報這一新功能作用不大。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手機用戶表示沒訂閱過手機報，從而可看出雖然手機普及率很高，但它還是主要承擔一種通訊工具的作用，它作為新興媒體的功能開發尚未取得廣泛效果。

公共事件中的手機

1．消息來源可信度待提高。針對媒體渠道可信度的調查顯示，市民較信賴傳統媒體上登載的新聞信息，認為具有高可信度的信息傳播渠道是傳統媒體，而手機傳播渠道的可信度僅占5.6%。由此得出結論，人們不太相信手機媒體所傳遞的新聞信息的真實性，這反映出信息發送者的身份需要得到信息接收者的確認，才能保證其消息的進一步傳播。

2．公共事件發生時手機的效用。針對公共事件發生時手機的效用問題，我們進行了個案調查。在關于汶川大地震的信息知曉的調查中，發現僅有23.5%的人是通過手機第一時間被告知的。但在調查關于突發事件發生時首選的信息傳遞方式方面，選用手機傳遞信息的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達到76%。

從數據可以看出，雖然手機媒體在告知新聞信息方面遠不及其他媒體占的比重大，但手機通過其兩大功能——通信和短信息，在傳遞最新公共事件消息給自己的朋友家人時還是產生了可觀的傳播效果。

3．政府權威短信息對手機用戶的影響。通過分析政府權威短信息對手機用戶的影響可看出，在公共事件發生時68%的人表示接收過政府部門發送的信息，這其中72.1%的人認為這類信息很有用，僅有4.4%的人覺得這類信息沒用。

由此看出，對于公共事件的發生，政府利用手機進行信息發布的影響效果利大于弊，人們較認可政府作為信息源的形象。同時，政府官方信息在告知某件事情、穩定人民情緒上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4．手機短信息轉發的可信度。由于手機短信息的群發和轉發功能，使得手機用戶便于同一時間將自己接收到的公共事件消息再次群發或轉發給其他親人或朋友。據調查，34%的人表示會轉發有關重大事件的信息，66%的人表示不會轉發相關信息。

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眾多被調查者認為，要是真實的重大事件發生，發布信息的會是權威機構，發給他們信息的同時也會發給其他手機用戶，所以自己沒必要再次轉發給別人；

另一方面，要是自己的朋友發給自己關于重大事件的信息，信息源的可信度就值得懷疑，因為朋友也可能是接到其他人發給他的信息，再轉發給自己的，所以最初信源的可信度如何不知道。愿意轉發信息的手機用戶也表示，就算他們轉發了信息，自己也會對信息的可信度懷疑，信息接收者也會對信息的真實性心存疑慮。

5．手機媒體在公共事件中的影響。從手機媒體在近些年公共事件信息傳播中的影響的調查發現，32.5%的人認為手機在關于公共事件的傳播上起積極作用，所產生的正面效果大于負面效果，27.5%的人認為正負效果相當，33%的人表示不太清楚。

這些數據顯示出，人們對手機媒體在公共事件中所產生影響的態度還是相當模糊的，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了手機媒體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正面效果，但還有一部分人并沒有關注過手機媒體的影響力，只是僅僅把它作為一般的通訊工具來看待，并不太在意它的其他功能和作用。

對手機作為媒體的認知評價

1．對手機媒體的認知。在所有的被調查者中，有68.5%的人贊同通過手機媒體來傳播新聞信息，也有13.0%的人表示不贊同。對于是否會用手機發布自己親眼所見的新聞，76%的被調查者對此持肯定態度，19%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會。以上調查結果說明，大多數手機用戶還是對手機作為新的大眾媒體形態持肯定態度的，并對用手機這一新媒體進行新聞傳播和發布表示可以接受也愿意接受。調查顯示，手機用戶對手機媒體的認知態度是積極并且樂觀的，他們愿意接受這一新媒體形態。

2.對手機媒體優越性的認可度。手機發布新聞信息及時，傳播內容圖文并茂，傳播形式也很新穎。那么，這些傳播優勢能否使它在傳播重大新聞事件上同樣具有優越性？調查結果顯示，59.1%的被調查者表示手機媒體在重大公共事件的傳播中比傳

第四篇：中等收入階層在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中所起作用

中等收入階層在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中所起作用

一 中產階層的迅速壯大

中國經濟連續30年高速增長的后遺癥正逐漸顯現。新加坡《聯合早報》就說，中國在經歷30年的經濟改革之后，出現了相當顯著的貧富差距。

報道指出，目前貧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歐國家，中國的基尼系數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標，該系數在0和1之間。基尼系數越低，說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貧富懸殊越小；基尼系數越大，說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貧富懸殊越大。

貧富之間的巨大鴻溝逐漸成了人們抱怨的焦點。據報道，中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就維持在3.3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薪酬更是天價。

中國社會整體逐漸這樣塑形，“洋蔥頭形”——那就是底層仍然很大，中間階層成長不良。

2008年，《每日電訊報》刊文稱，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威脅經濟發展。文章指出，收入、醫療以及教育這些可以衡量一個人財富水平的因素，在中國富裕城市，比如上海都已經接近歐洲國家的水平，但是其他一些地方還相差很遠。

于是，不少專家學者呼吁“我們需要‘橄欖形’結構的社會”，讓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社會中間階層迅速成規模。

日本《日經新聞》就援引蘇海南的話說，如果中國人的工資每年能至少增長15%，那么5年能翻倍。

有人干脆給“中產生活”來了個總結：中產者是這樣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過萬；開著日本轎車；住著明星樓盤；使用國際品牌筆記本電腦辦公；用蘋果或諾基亞的智能手機；經常出入于中國大飯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錦江大飯店這樣的豪華酒店；無論是購物還是娛樂，都習慣刷卡消費；最向往的旅游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

不難發現，民眾對中產階層的議論紛紛，主要還是因為中產階層并沒有一個權威標準讓大家都來稱一稱自己。而國外界定中產階層，是從財富、權力和聲望三個指標來衡量。二 我國中等收入階層內涵解讀

當然中等收入階層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來越高。如果說在改革初期，有許多知識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時機能力強，能鉆政策漏洞與法律空隙而發家的人或“暴發戶”等，沒有顯示出知識化、智能化、技術化傾向。在市場化逐漸走上正軌，理性回歸，法制相對越來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躋身中等收入階層，對知識和技能的要求就越來越高。即知識、技能與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的回報率呈正相關性。據最新調查顯示，人力資本存量對社會和個人都會帶來較大收益，目前中國教育回報率大約為6%-7%，也就是說，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會增長6%-7%，這個水平已接近歐美國家。從現有的中等收入階層的知識構成上看，中等以上學歷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構成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員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資本占優勢。但能不能說具有較高學歷、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階層的一分子，這可從發展趨勢去看。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就業人數與可提供的就業崗位關系是供過于求，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甚至一畢業就待業的現象。但從發展趨勢看，他們最終會憑借已有的人力資本，加上初期實踐摸索出經驗，日后獲得較好工作崗位、得到較高收入和良好社會地位的可能性遠大于低學歷或無學歷者。因此，中等收入階層的組成從發展的現實性與可能性上去看，智能與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階層的本質內涵之一。

消費模式也被認為是判斷是否屬于中等收入階層的標志之一。這其實依然是經濟存量引發的。因為，不管什么樣的消費模式，它始終需要有一定的物質擁有度和持續擁有度作基礎。同時，社會保障覆蓋廣度與深度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消費模式。消費習慣、消費文化等都影響著個人的消費模式。因此，消費模式并不能單獨的成為衡量是否屬于中等收入階層的標準，它依附于其他標準之上（經濟收入、從事職業、社會地位等）。但物質水平、社會地位或職業類型相當的人群在消費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從而構成階層特征，甚至會引導社會消費模式的同向發展也是確實的。而從這個角度，也可以從消費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斷，認其為中等收入階層之一員。國內學者在消費模式上引進細化指標，如從家庭消費品檔次，分不同等級消費品擁有度來判斷不同層次的消費模式，進而判斷不同階層屬性。但筆者認為消費模式更適應于在其階層屬性已有定論的情況下去分析。

中等收入階層的政治學內涵

中外學者對中等收入階層結構功能的共識是：中等收入階層是社會矛盾的“緩沖器”及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時，實際已隱含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政治學內涵。“政治參與、對權力的限制以及對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國的民主傳統經久不息。與美國社會已經成熟的中產階級相比較，我國的中等收入階層由于內部同質化程度還不高，政治參與積極性參差不齊，對政治與社會事務的影響力也只是在逐漸顯示并有強化的傾向中。但中等收入階層的由于其對現存社會秩序和政治主體的依賴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學內涵越來越明顯了。作為社會中間層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會兩級中的緩沖作用，一直以來基本上沒有引起太大的異議。馬克思從工人運動與階級斗爭的角度出發，認為“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階級的存在，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當然，我們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階層已經沒有了階級斗爭的色彩，歷史已經有了巨大的轉變。但有關中間層即我們現在所說的中等收入階層不可能與現實政治脫離，它產生于特定的政治歷史環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權力以及政治權力主體所給予的政治空間生存。那么溫和與激進、保守與進步，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更多的表現在哪一方面呢？

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環境是特殊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政府始終是推動變革的那雙手。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領域內的諸多變化都與政治力量的參與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產生也與政治環境、政策空間以及政府作為等有著千絲萬縷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階層成員本身就是積極的政治參與甚至是政策提議與制定者。早期投機發家而躋身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對政治參與態度是曖昧的。他們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邊界與法律法規的缺位或不完善而獲得的，因此，他們的政治參與態度更多的是隔岸觀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與發展。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與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投機空間越來越小，加上知識經濟的崛起，產業結構與職業結構的升級換代，中等收入階層的組成性質上的根本轉變和規模化，中等收入階層的政治參與態度向積極的方向發展了。中等收入群體依附于現存的社會結構和經濟體制，每一項政策的頒布與實施，都與他們自身利益密切相關，迫使中等收入階層內部各個利益集團積極向政權靠攏，向政策制定部門表達利益需求。在表現出權利訴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階層也表現出權利認同的面。作為過去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受惠者，他們并不輕易否定國家政治權力的運用。即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也會采用溫和的手段去爭取更好的生存空間，而拒絕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中有一塊是由國家公務人員組成的，他們本身就是現行政體的積極實踐者、是政治權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體系本身的微細胞，也就更能表現出與現行政治模式的認可度。因此，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政治態度應該是溫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政治參與卻是積極的、進步的。

我國的中等收入階層能否成為政治體制改革中的進步和民主力量，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有形的社會力量能否擔任起這樣的“政治使命”，現在還沒有定論，原因是起步晚：改革開放以來才有真正意義上現代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小：中等收入階層目前占社會人口總數不到20%；同質化程度低：一開始就是由利益、價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異的成分組成的異質性群體，而且加之他們在社會結構變遷中具有較大的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他們存在一種內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此，由于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是在后發的、外來式的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出于本性上對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階層會為了在社會轉型和社會流動中謀取更大空間從而表現出積極、進步的一面，而在社會結構基本趨于穩定之時表現出安于現狀的保守的一面。事實上，由于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特征與表現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還有許多值得關注和跟蹤研究的地方。

總之，中等收入階層成長于我國特殊的土壤中，有著工業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階層的共性特征，也有著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中國特色。中等收入階層既對社會穩定與發展有“緩沖器”與“助推器”的作用，本階層的發展也與和諧社會構建是同步的，當然，中等收入階層的內部同質化特征還有待實踐與經驗的共同發展和進一步的研究。

三 中間階層與政治穩定的理論淵源和現實例證

政治學鼻祖、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第一個從理論上論述了中間階層的政治功能和作用。他認為：“惟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小康之家）比其它任何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務，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那樣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殺，他們過著無所憂懼的平安生活。″因此，他主張大力發展中產階級，以中產階級為基礎來建立良好的合理和穩定的國家。

對社會中間階級階層進行現代性理論研究的，首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馬克思在著重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基本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還考察了處于這兩大基本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馬克思生前曾多次使用“中間階級”、“中間等級”、“中等階層”、“中產階級”等概念。據有關專家初步統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９卷）中，有８３處直接論及中間階層。馬克思的一個基本判斷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間階層”將分化并轉入兩大基本階級。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提到的中間階層逐步發展成為一支龐大的中產階級。同時，由于財富的積累，社會公平觀念的普及，社會活動頻率的加快以及權力與財富的分離，西方社會結構由傳統的下中大、上面小的“金字塔”型向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現代社會結構轉變，中產階級已經成為影響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政治生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關于中產階層與政治穩定的關系，中外學者普遍認為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對于促進政治穩定有著積極意義。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認為中產階級可以防止極富階層的驕橫和極貧階層的“越軌”，保持政治的穩定。當代西方研究政治穩定理論的權威人物以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為代表，他認為政治穩定是公民政治參與能力與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間的一種平衡關系。他在著名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分析中產階級與政治穩定的關系時指出：“中產階級與穩定的關系，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系一樣，一支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顯然，古今中外許多政治學家都不約而同地將中間階層視為一支有助于政治穩定的力量。

在當代世界許多國家，中間階層都是促進政治穩定、維系社會安定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力量，是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重要保障。從世界各國發展和基本現實來看，一個規模龐大、構成總人口主體的社會中間階層，是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堅實力量。美國的中間階層約占總人口的６０％，日本更有“一億皆中流”的說法。相反，中間階層數量和規模偏小的社會容易引發社會問題和社會動蕩。巴西、阿根廷、秘魯、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曾于２０世紀６０、７０年代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經濟發展速度，被譽為“拉美速度”，但是，由于他們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出現相應的現代化轉變，城鄉差別急劇擴大，造成貧富懸殊，中間階層未能成長和壯大，結果是大多數社會成員未能享受經濟高速發展之惠，從而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造成政治紛爭不息，社會至今動蕩不寧。

從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發展的基本現實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擁有龐大的社會中間階層，國家就具備強大的抗風險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反之，便難以抵抗各種風險或危機，難以迅速從各種社會危機中恢復過來，也難以獲得持久的發展潛力。如在應對１９９７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是應對危機的能力最強、恢復得也最快的國家，學者普遍認為這與韓國存在一個作為社會主體人群的中間階層的社會結構有很大關系。而印度尼西亞，迄今仍未真正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社會矛盾重重，其中的原因當然很多，但與該國城市化水平較低和就業結構不合理導致社會中間階層比例太小不無關系。

四 當代中國中間階層在維護政治穩定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所有制結構和經濟利益關系的調整和變革，我國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也相應處于分化、調整和組合過程中。中間階層的生成和發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特征，這是我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必然結果。

根據許多專家的研究，中國當前社會的中間階層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新生的“中間階層”，其基本特征是：年齡比較輕，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有適應當前知識經濟時代要求和社會發展需求的新的專業知識，懂外語，通電腦，有管理技能，大多就職于新興行業、新興職業，如金融、證券、信息、高新技術、服務業等領域，收入普遍較高，有很強的高消費傾向和能力。第二部分是效益比較好的國有企業和股份制企業以及效益好的其他類型企業的管理層和職工層。第三部分是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階層。該部分曾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中間層，收入穩定，上升機會較多，上升空間較大，在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福利等方面有較好的條件。第四部分是大量的個體、私營企業經營者。在城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中小工商業業主、獨立經營者、中小公司經理、鄉鎮企業家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也是社會收入較高、在政治上日見活躍的社會群體。

目前我國社會中間階層的比重太小，據有關專家分析研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為１５％左右，無論在人口比例上還是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力上，都顯得弱小，但是，作為一支正在迅速崛起并不斷壯大中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力量，中間階層對維護我國的政治穩定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中間階層在維護我國政治穩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１． 中間階層是支持和擁護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推動力量。中間階層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其產生和發展既得益于改革開放和政治穩定，其今后的發展也與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政治上的穩定密切相關。中間階層擁有較為穩定的經濟收入，較為寬裕良好的生活條件和質量，這一切決定了他們從自身的切身利益出發，主觀上自覺擁護和支持改革開放，反對和抵制阻撓改革開放的觀念和行為，要求政治穩定，反對社會**。為了進一步開拓事業，發展自我，他們既希望有一個穩定有序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又要求通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他們壯大事業、實現自我創造更為寬松、良好的政治和社會條件，因而又是改革開放的有力推動者。

２． 中間階層是有效緩解社會各階層矛盾和維護政治穩定的調節力量。在我國當代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呈拉大之勢的社會分層結構中，中間階層是政治穩定的積極支持者。作為介于社會上層與底層之間的緩沖地帶，能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削減緩解社會上層與底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而中間階層有社會穩定的“調節器”之說。具體而言，中間階層的壯大能有效地防止兩極分化，極大地減輕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相互摩擦和利益沖突，從而緩解社會對立和社會矛盾，使社會經濟處于一種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中。中間階層穩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是與執政黨保持一致、支持和擁護現有政策的一支政治力量。從其切身利害關系出發，他們并不排斥漸進的變革，但不贊成通過劇烈的社會變革等手段來實現對社會的治理，更不希望發生政治動蕩和不安定，因而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認識注重理性判斷，對社會沖突的態度較為克制，對矛盾的處理較為理智。所以，只要社會中間階層不斷壯大，一方面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根本目標，另一方面也推動和利于社會保障政策及扶貧政策的有效實施，從而緩解可能發生的社會對立和矛盾激化，使發生政治突變或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和幾率越來越小。隨著中間階層逐漸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社會階層結構成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現代化社會結構形態時，社會就將處于一種相對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態勢。那時，作為社會現代化的關鍵環節，中國社會才能真正深刻、本質地反映中國整體的現代化水平。

３． 中間階層是促進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標。由于社會各階層所處的地位、所掌控的資源和主觀感受不一樣，處于社會兩極的階層往往更容易采取激進或過激的方式來進行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占社會少數的富有階層或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由于掌控著大量的社會資源，為了保護其得益于社會財富分配制度缺陷而帶來的利益，會自覺不自覺地抵制合理的財富分配原則，甚至可能會利用其政治關系、經濟優勢和社會影響來抵制民主政治建設；而占社會多數的底部階層，雖然有著向往和追求民主的政治要求，但由于自身的素質、受教育程度及素養等因素，一方面可能采取非理性的、激進甚至激烈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現為對政治的冷漠和拒絕，從而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面臨阻力。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了這一點：“平民群眾和財富階層之間時時發生黨爭，不管取得勝利的是誰，那占上風的一方總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則為依歸來組織中間形式的政體，他們把政治特權看作黨爭勝利果實，搶占到自己手中后，就各自寧愿偏向平民主義或寡頭政治而各行其是。”這就是說，在兩個階層之間的斗爭中，富人取勝會建立寡頭制，窮人得勢會建立極端民主制，而這與現代民主政治原則是相悖離的。

不同于兩極階層的激進或極端的思想和行為，中間階層大多數人具有較好的教育背景、學識水平和個人素質，更富于民主意識和民主精神，更注重理性思考，更傾向于運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處理矛盾和沖突。一般而言，中間階層對于現代民主政治和國家法制建設的認知和判斷較為深刻、客觀。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有著較強的認同感，對實現自我價值有著更高的要求，突出表現為自覺而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而通常會采取合法的、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方式，不主張也反對通過激進的變革來否定現有秩序，因此往往是穩健、漸進式改革的支持者。中間階層一般有較強的政治責任感，多數人也具備一定的參與政治、管理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較好的政治素質和政治視野，也使中間階層通過前蘇聯垮臺的教訓和一些拉美、東南亞國家民主政治的現實，意識到改革、民主可能帶來的政治動蕩、黑金政治等負面效應，從而以理智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態度和方式支持、參與和推動當代中國的民主化、法制化進程。這就使中間階層發揮了既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又推動民主化、法制化建設的雙重功效。

４． 中間階層是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社會規范的示范力量。中間階層的大多數人具有不斷開拓的進取心和事業心，敢于干事業、求發展。他們往往通過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勤奮的工作來實現收入的增長和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渴求成功、追求更大成功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切身感受到現代社會流動頻繁帶來的競爭壓力，處于中間階層的人一般會自覺地提高和充實自我，充分地展現和發揮自我的特長和潛能。因此，力求上進的心理狀態和良好的敬業精神，造就了中間階層的性格特性和思想主流。中間階層所從事的大多是適合時代潮流，適應時代要求的科技開發、經營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商業貿易、文化教育、休閑娛樂等與時代和社會進步同步的職業，因而具有時代性或先進性。較高的素養、收入、地位和生活質量，使中間階層大多具有自覺的現代公民意識，在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價值觀方面對社會和時代的主流意識和價值觀有較強的認同感，是現行社會規范價值觀的奉行者和遵守者；在社會生活中，崇尚公平競爭和能力準則，具有積極進取、敢于創新的精神和遵紀守法的品質；平和、開放，既不甘落后又拒絕激進的心態；在公共事務領域，講文明、講公德、講規范，大多樂于參與有益于現代化社會發展的社會公共事務；較為寬容，尊重個性選擇，同情和以適當方式幫助弱勢群體；以合法手段積累社會財富，適時適當回報社會，等等。這些價值取向、精神狀態和社會行為符合黨和國家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和社會導向，因而對其他社會階層有示范引導作用，是維護政治穩定的社會價值和規范要求的示范力量。

５． 中間階層是增強社會公眾對未來的信心、引導和維持社會消費水平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主導力量。中間階層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和較固定的經濟來源，有較強的消費能力，對物質和文化生活有較高的要求，這就決定了他們較為強烈的消費欲望和要求體現品位、價值的消費傾向，因此，中間階層是穩定的消費群體，其較強的消費能力和不斷上升的消費趨向對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當前，貸款購買、分期付款、超前消費等消費方式已為中間階層所普遍接受，中高檔日用消費品，如轎車、高檔次住房、教育、文化、旅游的主要消費者也是以中產階層為主體。中間階層已成為我國當代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不僅改變著國人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而且引領著社會的消費潮流，在很大程度上維持著社會龐大而穩定的消費需求，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我們相信，隨著我國中間階層的不斷壯大和其消費能力的持續增強，中間階層必定能夠進一步對擴大內需做出更大的貢獻，從而充分發揮邊際消費傾向對宏觀經濟增長的正向乘數效應，促進我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而這正是進一步增強社會公眾對國家未來的信心進而維護政治穩定的一種政治效應。

五 培育當代中國中間階層的政治整合和制度調節

中間階層在中國當代社會中所具有的維護政治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功能和作用，已經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然而，由于中國當代社會的中間階層尚在緩慢的成長和壯大中，因而尚不能很好的發揮這些功能和作用，也難以有效地擔當其應有的政治和社會使命。應該看到，改革開放所釋放的巨大社會活力和所帶來的自由空間特別是資源的重新配置，是中國當代社會中間階層發育、生長的環境和土壤，這使中間階層的成長具有明顯的自發性質。盡管中間階層已經開始了從自發性演變向自覺性發展的過渡，但我國中間階層的規模與現代社會“橄欖型”的階層結構所要求達到的占總人數４０％以上的標準相比，還遠遠不夠。中間階層的成長與培育，需要國家這只“有形的手”，需要政治整合，尤其需要恰當的社會制度安排和政策的調節、引導。

１． 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表明，市場經濟是中間階層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范運作和健康發展，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健康發展，是中間階層發展的基礎。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２０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達到“六個更加”即“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六個更加”都與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息息相關。十六大報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一重要論斷和要求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道出了培育中產階級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社會結構、重要特征和基礎的意義。顯而易見，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實現“六個更加”的目標，關鍵是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使中間階層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主流階層，讓他們代表未來中國的富裕程度，代表時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而一個中等收入者群體亦即中產階層的主體不可能通過分配手段創造出來，只能通過公平、完善、健康的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生長出來。因此，只有加快推進市場改革，真正形成市場機制，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效防止少數利益集團通過特權壟斷和非法聚斂社會財富，使利益、階層分化規范化、制度化；同時使全社會成員能夠共享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好處，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斷擴大，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使全社會成員都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從而最終形成與全面小康社會相適應的中間階層為主體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２． 制定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推動中間階層發展的社會政策。合理的、適應現代化要求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不可能靠自發而形成，必須建立帶有戰略性的、能夠在長遠上起根本作用的、長期堅持的社會制度。一是要改革任何阻礙社會流動的制度和政策樊籬，建立健全開放的社會結構和公正、公平的社會流動機制。所謂社會流動機制是指引起、維持和促進社會流動的環境、原因與條件。引起和促進社會流動的機制主要包括教育、就業、資本、權力等幾個方面。判斷其是否合理健全，主要看獲得教育、就業、資本以及權力等條件是根據先賦性原則還是成就性原則。我國當前由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類似先賦性原則的因素和作用，使教育、就業等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平等現象。因此，要逐步取消戶籍制度、不同所有制、行業、單位以及人事檔案等存在的歧視性政策，促進社會成員有公平、充分的機會實現流動；二是要切實解決教育領域的不公正問題。教育事業的發展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振興的重要手段，也是人們的進步和向上流動的重要階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現代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高度發展。一是要改變目前不合理的教育結構，為每一個適齡學子提供平等、良好的受教育機會。二是要努力造就發達的高等教育。大學是造就中產階層的機器，要使大多數青少年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擁有和分享進入中上層社會的資源。三要構筑起終身教育體系，完善人才成長體系。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培養大批專業技術人才，促使他們在適應科技進步、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同時步入中間階層；三是要規范權力與資本的獲得。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由于體制的不健全，一些人所以占有權力、資本，并不是由于其能力或成就，而是因為某種先賦性的因素，或者類似于先賦性的制度性因素如行業壟斷等在起作用。我國社會政治生活和經濟行為中不斷滋長蔓延的腐敗現象皆與此相關。因此，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增加權力和資本獲得的競爭性和透明度，加強社會監督，規范其獲得方式，以減少權力與資本獲得中的先賦性因素以及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消除腐敗行為，暢通社會流動渠道。

總之，從社會流動機制方面入手改革就業、教育、權力與資本獲得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才能形成公平、公正、開放、競爭、有序、穩定的社會流動機制，使社會發展充滿活力，保證社會健康發展。

３． 加快營造培育中間階層成長壯大的法律和人文社會環境。一是要大力營造“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氛圍和導向，促進全社會成員認同知識和技術的價值，支持、引導和鼓勵掌握并擁有知識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不斷提高收入，率先加入到中間階層隊伍中來，優化中間階層的內部結構，改善并提高中間階層的整體素質。二是制定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律體系，特別是財產保護法等法律，保護個人合法收入和財產的合法權利，鼓勵財富的創造、積累和合法繼承。三要在政治上創造合法的平臺和渠道，給予中間階層更多的意愿表達空間，盡可能穩健有序地吸收中間階層加入到現有的政治系統中，規范其政治意愿和政治參與，使之成為建設民主政治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有生力量和主導力量。四是通過綜合運用各種社會手段在中間階層中倡導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規范和道德要求，創造良好消費環境，鼓勵中間階層積極消費，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培養中間階層的群體階層意識和文化認同，從而為中間階層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軟環境。

第五篇：教育科研課題研究中所起作用的證明材料

關于胡勝軍同志在教育科研課題研究中所起作用的

證

明

材

料

課題名稱：“誦讀經典”對小學生“閱讀能力”影響的實踐與研究 主研人員：任德君 黎家標 潘光英 謝英 袁麗霞 黃小婭 胡勝軍

課題來源： 2008四川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科研項目“語文閱讀學習”課題之縣級子課題（達教發【2009】134號，達教研【2009】7號）

胡勝軍同志是本課題的主研人員，具體負責本課題資料收集和整理、協調處理及日常事務、結題及研究成果的撰寫等工作。他是我校少先隊總輔導員、辦公室主任，是目前我校多項課題的具體操作及實施者，有教育科研研究的基礎，對學校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有很強的敏銳性，特別是對小學數學學科的關注，長期深入教學第一線，了解現狀，調查思考，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和途徑。尤其是《“誦讀經典”對小學生“閱讀能力”影響的實踐與研究》課題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高度認可，多次受到上級部門的表揚和鼓勵，學校所有教育科研課題，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指導了學校的教育教學改革，促進了學校的內涵發展。

在本課題的研究過程中，胡勝軍同志多次與主研人員一起召開研討會，就課題研究中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磋商、辨析，提出修正方案，多次深入班級了解研究進展情況，組織開展有關活動監測研究效果，多方協調，召集參研教師相互交流研究情況，有的放矢地提出改進思路，有力地促進了課題的順利實施。在結題過程中，該同志更是積極主動，認真撰寫研究報告，提交翔實的研究資料，得到了上級部門的首肯。

總之，該同志在課題研究過程中，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為課題的成功立項，組織實施，順利結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證明人：

二0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具證明人：段玉奎，男，漢族，36歲，系達川區石橋鎮列寧街小學副校長，是該課題領導小組副組長。

達川區石橋鎮列寧街小學 二0一四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