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初探

為了應對入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確保實現“富民強市、加快發展”的戰略目標，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了“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要求。為將這一要求具體落實細化，形成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體系，由市委政法委牽頭，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派員參加，專門成立了調研小組，在市統計局、科技局和有關高校、科研院所的指導配合下，對“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參照系（本文僅限于治安安全）進行了調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南京市“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設想和框架。

一、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對一個城市而言，環境就是資源，就是競爭力。而城市安全，是最重要的投資環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招商資源。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正是為了營造城市安全環境，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參照國內外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結合維護城市安全工作實際，筆者認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應由三個基本概念組成：

1、城市所謂城市，《辭海》中規范的解釋是：“人口集中，工商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國對于城市本質和特征的最權威的提法，已寫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中，即：“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主導作用。”

2、安全關于安全，就其本質而言，即：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從人們最關心的看，莫過于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安全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安全，應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一切因素；而狹義上的安全，主要指治安方面的安全。因本調研主要集中于政法、綜治工作“創建全國 最安全城市”的目標、任務，故將此安全限定為治安安全，以便突出重點進行研究。

3、安全城市安全城市，從理論上講應當是沒有危險，市民不受威脅，生產、生活不出事故，群眾普遍有安全感的城市。但在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的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利益關系的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種思想和價值觀念的矛盾沖撞，許多新的犯罪誘因不斷產生，各類違法犯罪案件的上升將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因此，只要保障社會治安秩序穩定的控制力控制住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破壞力，且破壞力的幅度控制在社會和群眾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那么城市社會治安就是平穩的、安全的，即為安全城市。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犯罪學研究的共識。

4、全國最安全城市根據我國城市規模、行政等級的不同，城市間的可比差距加大。為科學、客觀地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將國內15個副省級城市（含本市）作為參照城市，即：在全國同等城市（副省級市）中，治安安全最好的城市就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最安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文中所提出的指標體系基本設想，系以統計學和統計分析實踐中常用的五級量表為依據，將15個副省級城市的測評情況分為5個檔次，凡綜合評價為第一檔次的，即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二、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思考“全國最安全城市”和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全國最安全城市”是客觀存在的，而人們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或者說怎樣才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則屬于主觀認識的范疇。所謂對“全國最安全城市”進行科學評價，就是要對評價范圍進行科學界定，對評價標準進行科學確定，對評價方法進行科學選擇，這就需要有一個科學合理、切合實際的評價指標體系。

（一）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意義目前，世界各國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尚沒有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把警方登記的刑事案件數量作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如日本主要依據警方報告的案件數，臺灣地區主要依據暴力案件和盜竊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依據報警案件數等等。以刑事案件立案數作為評價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這雖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對城市安全評價的研究成果，如英國警務專家從社會學角度提出的七項評價指標，美國學者提出的九項評估指標，法國開展的全面犯罪調查，澳大利亞學者按照“社會契約”學說提出的三項指標等，結合我國城市安全實際，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社會治安真實情況和監測城市安全狀況，有利于規范對城市安全的評價和正確制定政策，有利于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和進行正確的分類指導，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從我市而言，通過把本市與國內同等城市的各有關指標進行比較，可以明確而具體地看到本市的排列位置、強項和弱項，然后通過對各量化指標的詳細分析，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工作，“全國最安全城市”應不發生此類極其嚴重的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④外來人口犯罪比重隨著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涌向城市。人口的流動性，使得原有的社會控制力弱化。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城市流動人口約有2/3來自農村。農村勞動力的大轉移，總體上激活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系，為城市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伴隨著流動人口的到來，混跡其間的違法犯罪分子也不斷增多，成為城市治安安全的主要隱患。因此，從外來人口犯罪占全部作案成員的比重大致可以看出，各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控制的力度（不排除同等城市中流動人口數量的多少也相對造成犯罪的高低），從一個方面也反映出該城市社會面上治安管理的成效。外來人口犯罪比重的公式為：外來人口犯罪比重=一定時期抓獲的外來人口刑事案件作案成員數/同一時期抓獲的全部刑事案件作案成員數×100。注：在2000年12個副省級城市中，我市外來人口作案成員所占比重比最高的廣州低20個百分點，比最低的濟南、沈陽兩市高10.1個百分點。控制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是我市當前乃至未來城市安全的重要任務。（見圖四）⑤失業率在考察違法犯罪對城市安全危害的同時，失業率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一方面，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和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導致城市就業人口的供給超過需求，形成了一定數量的失業人口；另一方面，隨著入世和現代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就業中腦力勞動、專業技術崗位比重上升，一大批文化素質不高、技術素質低下、勞動技能單一的勞動者被分流下崗，成為失業人員。失業會加劇貧困，貧困則可能導致犯罪增多。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調查，美國失業率每增加1%，殺人、盜竊犯罪率就增加5.7%，進監獄的人數就增加4%。因此，失業率應當列入評價城市治安安全的主要指標。注：據市統計局反映，由于失業率測算較為復雜，且目前全國各地對失業人口統計口徑不一，橫向對比的可比性不強。但從2000年15個副省級市的統計看，我市失業人口較高，為10.84萬人，嚴峻的失業形勢對社會治安的沖擊與影響，應引起高度重視。除上述5項指標外，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率和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也應作為破壞力指標。這是因為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率可以直接反映出該區域法制教育狀況和居民人口素質，而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則反映了社會治安管理的力度和成效。如果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人數占在校生總人數比重較高，就說明該區域社會治安環境不良，青少年受社會負面影響較大；而如果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高，則說明該地區社會治安管理較弱、安置幫教工作不力。由于這兩項指標目前尚不具備橫向對比條件，因此暫不列入本指標體系，但做好預防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工作和遏制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則是創建最安全城市中的重要工作，必須在黨委、政府領導下，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齊抓共管，切實將這兩項工作做好。

2、維護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標違法犯罪案件是影響城市治安狀況的基本因素，但對城市治安起決定因素的還是控制力狀況。控制力強不僅可以將城市治安控制在穩定或基本穩定的狀態下，而且可以抑制和減少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減少對城市安全的危害。城市治安控制力是一個綜合指標，從可以量化的測評指標而言，主要包括警力配備、經費保障、破案率、警情反應速度及專業協警力量配備等方面。①警力配備率在我國城市安全方面，一般采用警力配置等資源保障指標來衡量城市安全的程度。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犯罪率之所以能夠得以有效控制，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配置了充足的警力，為城市治安提供了資源保障。警力配備狀況公式為：警力配備率=公安民警總人數/同期全市人口總數×10000。注：從已掌握的2000年11個副省級城市警力配備情況看，我市居第4位，是最高的廣州市警力配備率的一半，比最低的寧波市高出近八成。從我市加快發展的需求出發，加強警力的配置仍顯十分重要。（見圖五）②警務經費保障在城市治安秩序控制職能逐漸由全社會轉為主要靠由司法機關來承擔的情況下，警務經費保障應列入城市控制力指標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警務經費保障通常用兩項指標進行衡量：a、警務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指年度警務經費占財政經費中支出的百分比；b、警察人均經費數：指年度中平均每名警察實際占有的經費數額。其中，警務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一般為5%，而特大城市的警務經費應遠遠高于其他中小城市。注：近年來，我市十分重視加大警務經費投入，僅“110進社區”購置巡邏車就先后投入了600余萬元，最近又投入1000余萬元，購置了100輛派力奧轎車作為110巡邏車，使我市警務經費投入又達到一個新水平。但由于目前上述兩項指標均未收集到同等城市的有關情況，建議可用其中一項便于收集、對比的指標作為指標體系中考察的內容。③警情反應速度警情反應速度，是指從接警到警察趕赴現場的時間。警情反應速度越快，制止和抓獲犯罪的效率就越高。據美國警方統計，在特急情況下，能夠在現場或現場不遠地方抓獲作案人的警情反應時間平均為4.1分鐘，不能現場抓獲作案人的警情反應時間平均為6.3分鐘。根據我國長期治安

第二篇：“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初探

為了應對入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確保實現“富民強市、加快發展”的戰略目標，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了“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要求。為將這一要求具體落實細化，形成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體系，由市委政法委牽頭，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派員參加，專門成立了調研小組，在市統計局、科技局和有關高校、科研院所的指導配合下，對“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參照系（本文僅限于治安安全）進行了調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南京市“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設想和框架。

一、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對一個城市而言，環境就是資源，就是競爭力。而城市安全，是最重要的投資環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招商資源。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正是為了營造城市安全環境，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參照國內外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結合維護城市安全工作實際，筆者認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應由三個基本概念組成：

1、城市所謂城市，《辭海》中規范的解釋是：“人口集中，工商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國對于城市本質和特征的最權威的提法，已寫入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中，即：“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主導作用。”

2、安全關于安全，就其本質而言，即：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從人們最關心的看，莫過于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安全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安全，應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一切因素；而狹義上的安全，主要指治安方面的安全。因本調研主要集中于政法、綜治工作“創建全國 最安全城市”的目標、任務，故將此安全限定為治安安全，以便突出重點進行研究。

3、安全城市安全城市，從理論上講應當是沒有危險，市民不受威脅，生產、生活不出事故，群眾普遍有安全感的城市。但在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的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利益關系的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種思想和價值觀念的矛盾沖撞，許多新的犯罪誘因不斷產生，各類違法犯罪案件的上升將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因此，只要保障社會治安秩序穩定的控制力控制住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破壞力，且破壞力的幅度控制在社會和群眾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那么城市社會治安就是平穩的、安全的，即為安全城市。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犯罪學研究的共識。

4、全國最安全城市根據我國城市規模、行政等級的不同，城市間的可比差距加大。為科學、客觀地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將國內15個副省級城市（含本市）作為參照城市，即：在全國同等城市（副省級市）中，治安安全最好的城市就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最安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文中所提出的指標體系基本設想，系以統計學和統計分析實踐中常用的五級量表為依據，將15個副省級城市的測評情況分為5個檔次，凡綜合評價為第一檔次的，即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二、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思考“全國最安全城市”和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全國最安全城市”是客觀存在的，而人們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或者說怎樣才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則屬于主觀認識的范疇。所謂對“全國最安全城市”進行科學評價，就是要對評價范圍進行科學界定，對評價標準進行科學確定，對評價方法進行科學選擇，這就需要有一個科學合理、切合實際的評價指標體系。

（一）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意義目前，世界各國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尚沒有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把警方登記的刑事案件數量作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如日本主要依據警方報告的案件數，臺灣地區主要依據暴力案件和盜竊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依據報警案件數等等。以刑事案件立案數作為評價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這雖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對城市安全評價的研究成果，如英國警務專家從社會學角度提出的七項評價指標，美國學者提出的九項評估指標，法國開展的全面犯罪調查，澳大利亞學者按照“社會契約”學說提出的三項指標等，結合我國城市安全實際，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社會治安真實情況和監測城市安全狀況，有利于規范對城市安全的評價和正確制定政策，有利于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和進行正確的分類指導，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從我市而言，通過把本市與國內同等城市的各有關指標進行比較，可以明確而具體地看到本市的排列位置、強項和弱項，然后通過對各量化指標的詳細分析，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工作規劃，采取具體有效的措施，加快城市安全進程，使南京市早日成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二）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范圍的界定科學界定“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范圍，是科學評價城市達到最安全目標的前提。從我國國情和城市治安狀況的實際以及公安機關現有條件出發，我們認為，對城市安全的評價，范圍和涵蓋面都不宜過大，否則內容繁多又不易量化；但也不能太小，僅限于對構成治安狀況的某一方面進行評價，涉及面窄，難以得出比較全面、系統的結論。過去經驗式評價治安是否安全，常用違法犯罪案件發案數的高低這一單一指標進行分析，發案上升了，就認為治安變壞了，發案下降了，社會治安就好轉了。事實上，社會治安狀況的發展變化并非如此。當保證城市治安秩序穩定的控制力與對城市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構成威脅的破壞力適應或基本適應時，城市治安狀況就穩定或基本穩定，市民就感到安全；當控制力小于破壞力，不能有效地控制和消除違法犯罪對城市

也才能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治安工作社會化是治安工作必然的歸宿。為便于橫向對比分析，目前可將各級地方財政用于專業協警力量的投入經費及專業協警人員數作為評價指標。今后隨著治安工作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作為民間治保力量，應該既有政治的，又有產業的，還有公益的，考察指標也可隨之而變動。注：目前國內大城市中上海、廣州、大連、青島、濟南等市，近年來均由各級財政撥專款，聘用下崗職工及低保人員等，組成社區治安巡防隊、聯防隊、保安隊等專業協警隊伍，參與社區安全防范、夜間巡邏等協警工作，有效補充了社區警力的不足，控制了可防性案件的發生，逐步形成了一種市民廣泛參與維護城市安全的氛圍。據了解，2000年，上海市聘用了11000余名下崗職工等組成社區保安隊，統一著裝、統一管理，工資由地方財政撥款一部分、再就業部門補貼一部分、公安專項收費提成一部分予以解決；大連市由市財政撥款3000萬元，聘用4000名下崗工人，成立社區巡防隊，用于4個城區的社區治安防范，6個縣財政撥款約500萬元，聘用下崗及低保人員1000名，用于本縣的治安防范。我市今年以來在六城區及部分郊縣地區，也相繼由區、街（鎮）兩級財政出資，招聘下崗工人，成立了專職社區保安隊或輔警隊，用于居民小區的治安防范工作，目前已投資1700余萬元，組成了2600余人的專職社區保安隊，有效維護了全市社區安全。今后我們要不斷加大對專業協警力量的投入，以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城市安全的要求。除上述5項指標外，法治環境也應作為一項控制力指標。這是因為社會治安是受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規范調節的一種社會秩序，一定時空范圍的法治環境對該范圍的治安狀況影響頗大。一方面，應從立法上對建立良好的城市治安秩序進行規范，并由基層組織通過村規民約、小區公約、職工守則等條例，來引導群眾自覺守法、講究公德；另一方面，要通過加大～宣傳力度，大張旗鼓地宣傳維護城市安全人人有責，形成一種強烈的社會氛圍，提高市民的道德水平，實施“以德治市”，使預防犯罪工作從矯正反道德行為開始，真正做到“關口前移”。由于這項指標目前不具有可比性，暫不列入指標體系，但這項工作我市應多借鑒外地的經驗，力爭上水平、升層次，為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提供條件。

3、公眾安全感社會治安狀況，既是一種客觀存在，又是一種主觀感受。衡量城市治安，不僅要考察客觀指標，而且要考察城市居民的主觀感受。城市安全與否，必須以是否超出了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會承受度為衡量標準，通過公眾安全感進行測評。公眾安全感不同于個人安全感，它是個人安全感的集合，是一種群體意識，具有社會的相對穩定性。如果說犯罪受不同社會環境、條件及統計標準的影響，其發案數、立案數可比性不足的話，那么公眾安全感則不受地域和時間限制，可比性很強。公眾安全感是市民對社會治安狀況的直接感受和綜合反映，也反映了社會治安的破壞力和控制力的動態平衡狀況。因此，公眾安全感是考察和評價城市安全的重要指標，主要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測評：①群眾對城市安全狀況的評價；②群眾對自身安全狀態的感覺；③群眾受到不法侵犯時的反應；④群眾對司法機關提供城市安全保障狀況的評價。注：近幾年，公安部、國家統計局、中央綜治委組織進行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測評，各地也都組織了一定區域內的安全感調查。其中2001年4月由公安部組織開展的國內30個城市（4個直轄市、26個省會城市）的千人問卷調查中，我市公眾安全感在各市中排名第4位（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率為21%、基本滿意率為66.2%、不滿意率為12.8%），屬較高水平。此外，2000年下半年由我省綜治委委托省城調隊，也組織了一次全省13個省轄市公眾安全感測評，從測評結果看，我市群眾認為社會治安“很好”的有2.77%，“較好”的有32.61%，合計為35.3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居第5位，屬中上水平（我市作為副省級省會城市，與一般省轄市及中等城市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上述情況說明，我市作為特大型城市，公眾安全感已達到了較高水平，是多年來努力工作的結果，但要保持或者超過現有水平，尚需做艱苦的努力。

（四）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指標體系的評價方法本指標體系評價方法采用加權綜合評分法，即各指標均以五級計分法測評，再確定各指標在體系中的權重，最后將各指標按權重所得評分加總，得出總分。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綜合得分由高到低分為：好、較好、一般、較差、差5個檔次，如綜合得分排名前3位，應視為全國同等城市中最安全城市之一，即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1、確定權數值為了便于計算，總的權數確定為100%。再根據各指標在評價指標體系中的重要性，確定各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權重為30%，二級指標權重為10%，三級指標權重為5%。

2、主要評價指標及所占權數值第一、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破壞力指標（35%）①二級指標兩項（20%）：a、八類暴力型案件比重（10%）；b、不發生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嚴重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10%）。②三級指標三項（共15%）：a、刑事案件發案率（5%）；b、外來人口犯罪比重（5%）；c、失業率（5%）。第二、維護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標（35%）①二級指標兩項（20%）：a、警情反應速度（10%）；b、民警人均破案數（10%）。②三級指標三項（15%）：a、警力配備率（5%）；b、警務經費保障（5%）；c、專業協警力量配置和經費投入（5%）。第三、公眾安全感（30%）由于公眾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安全狀況的最主要指標，因此該指標為本指標體系中唯一的一項一級指標，權重為30%。只有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可，我市才能邁入“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行列。

3、評分的具體方法根據五級計分法要求，各指標經測評后，將15個副省級城市分為五個檔次，由高到低五檔次分別得分為：100分、75分、50分、25分、0分，再用權數值去乘，得出該指標實際得分。最后將各指標

實際得分相加即得出綜合總分，滿分為100分。根據綜合總分再將各市分為5個檔次，只有進入第一檔次（即前3名）的市才可視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第三篇：“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初探

為了應對入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高城市綜合競爭力，確保實現“富民強市、加快發展”的戰略目標，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了“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要求，“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初探。為將這一要求具體落實細化，形成可操作性的評價指標體系，由市委政法委牽頭，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派員參加，專門成立了調研小組，在市統計局、科技局和有關高校、科研院所的指導配合下，對“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參照系（本文僅限于治安安全）進行了調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南京市“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設想和框架。

一、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對一個城市而言，環境就是資源，就是競爭力。而城市安全，是最重要的投資環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招商資源。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正是為了營造城市安全環境，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參照國內外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結合維護城市安全工作實際，筆者認為，“全國最安全城市”的概念應由三個基本概念組成：

1、城市所謂城市，《辭海》中規范的解釋是：“人口集中，工商業發達，居民以非農業人口為主的地區，通常是周圍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我國對于城市本質和特征的最權威的提法，已寫入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中，即：“城市是我國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現代工業和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主導作用。”

2、安全關于安全，就其本質而言，即：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從人們最關心的看，莫過于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安全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安全，應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一切因素；而狹義上的安全，主要指治安方面的安全。因本調研主要集中于政法、綜治工作“創建全國 最安全城市”的目標、任務，故將此安全限定為治安安全，以便突出重點進行研究。

3、安全城市安全城市，從理論上講應當是沒有危險，市民不受威脅，生產、生活不出事故，群眾普遍有安全感的城市。但在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的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利益關系的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種思想和價值觀念的矛盾沖撞，許多新的犯罪誘因不斷產生，各類違法犯罪案件的上升將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因此，只要保障社會治安秩序穩定的控制力控制住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破壞力，且破壞力的幅度控制在社會和群眾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那么城市社會治安就是平穩的、安全的，即為安全城市。這是目前國際、國內犯罪學研究的共識。

4、全國最安全城市根據我國城市規模、行政等級的不同，城市間的可比差距加大。為科學、客觀地進行比較分析，我們將國內15個副省級城市（含本市）作為參照城市，即：在全國同等城市（副省級市）中，治安安全最好的城市就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最安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文中所提出的指標體系基本設想，系以統計學和統計分析實踐中常用的五級量表為依據，將15個副省級城市的測評情況分為5個檔次，凡綜合評價為第一檔次的，即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二、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思考“全國最安全城市”和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全國最安全城市”是客觀存在的，而人們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或者說怎樣才是“全國最安全城市”，則屬于主觀認識的范疇。所謂對“全國最安全城市”進行科學評價，就是要對評價范圍進行科學界定，對評價標準進行科學確定，對評價方法進行科學選擇，這就需要有一個科學合理、切合實際的評價指標體系。

（一）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意義目前，世界各國對“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尚沒有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把警方登記的刑事案件數量作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如日本主要依據警方報告的案件數，臺灣地區主要依據暴力案件和盜竊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依據報警案件數等等。以刑事案件立案數作為評價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標，這雖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對城市安全評價的研究成果，如英國警務專家從社會學角度提出的七項評價指標，美國學者提出的九項評估指標，法國開展的全面犯罪調查，澳大利亞學者按照“社會契約”學說提出的三項指標等，結合我國城市安全實際，設立“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社會治安真實情況和監測城市安全狀況，有利于規范對城市安全的評價和正確制定政策，有利于有的放矢地開展工作和進行正確的分類指導，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從我市而言，通過把本市與國內同等城市的各有關指標進行比較，可以明確而具體地看到本市的排列位置、強項和弱項，然后通過對各量化指標的詳細分析，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工作規劃，采取具體有效的措施，加快城市安全進程，使南京市早日成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二）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范圍的界定科學界定“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評價范圍，是科學評價城市達到最安全目標的前提。從我國國情和城市治安狀況的實際以及公安機關現有條件出發，我們認為，對城市安全的評價，范圍和涵蓋面都不宜過大，否則內容繁多又不易量化；但也不能太小，僅限于對構成治安狀況的某一方面進行評價，涉及面窄，難以得出比較全面、系統的結論。過去經驗式評價治安是否安全，常用違法犯罪案件發案數的高低這一單一指標進行分析，發案上升了，就認為治安變壞了，發案下降了，社會治安就好轉了。事實上，社會治安狀況的發展變化并非如此。當保證城市治安秩序穩定的控制力與對城市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構成威脅的破壞力適應或基本適應時，城市治安狀況就穩定或基本穩定，市民就感到安全；當控制力小于破壞力，不能有效地控制和消除違法犯罪對城市治安秩序的沖擊時，城市治安狀況就會不穩定，市民就感到不安全。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犯罪率大大高于我國，而城市治安狀況仍較穩定、市民仍有較高安全感的原因所在。因此，對城市安全的評價應當取適中的范圍，界定在可以量化的、具有可比性的、較為穩定的、對城市治安安全影響較大的三個方面，即：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主要破壞力指標、維護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標以及公眾安全感這一主觀社會指標。只有將描述客觀現象的破壞力、控制力指標，同反映公眾安全感狀況的主觀社會指標有機結合起來，互相印證，才能科學評價城市安全狀況，反之則不然。

（三）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基本設想我們調研的“全國最安全城市”指標體系，是為綜合反映和說明城市治安安全狀況而設計的一組具有內在聯系的社會指標，即評價我國城市治安安全狀況的標準。它應該處于能綜合考察城市治安狀況破壞力與控制力的動態平衡狀態，是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的統一，具有可計量性和可比較性的特征。

1、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破壞力指標影響城市治安秩序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和最直接影響的還是違法犯罪案件的發案數量和質量。違法犯罪案件的多少與輕重，不僅從數量方面揭示了一定區域、一定時期內違法犯罪對社會治安秩序的危害程度，而且從質量方面反映了違法犯罪對社會治安秩序的破壞狀況。僅將違法犯罪案件的發案數和發案率作為評估社會治安狀況的唯一標準是不正確的，然而任何忽視違法犯罪的數量和質量這一重要依據去評估社會治安狀況更是錯誤的。①刑事案件發案率刑事案件發案率是指每依法偵查或確認的符合刑事案件構成標準的案件數與年平均人口的萬分比。發案率比發案數更易于橫向對比，具有更強的可比性和說服力，因為犯罪的發生隨著人口的變化而必然變化。發案率可以考察各地刑事犯罪對社會治安的危害程度，目前在國際上普遍使用。其公式為：刑事案件發案率=年刑事案件發案總數/該區域年平均人口數×10000。注：從目前掌握情況看，我市在14個副省級城市（廈門市未收集到刑案資料）中，2000年刑事案件發案率排在第6位（從高到低），呈中等偏上水平。但再從市區人口占全市總人口比重來看，我市在15個城市中排居第5位（如除去廈門市，我市排在第4位），城市化程度較高。從社會學、犯罪學角度說，犯罪活動隨著人、財、物向城市轉移集中而轉移集中。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化的一般規律和社會管理機制往往滯后于社會發展，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大，犯罪也就越多，這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社會歷史現象。因此，可以基本認定，在國內副省級城市同比中，凡刑事案件發案率排位后于市區人口比重排位的城市，發案率將是相對平穩的。但由于我市發案率與市區人口比重在同等城市中排位接近，因而有效遏制案件上升勢頭仍是十分重要的。（副省級城市發案率、市區人口比重見圖

一、圖二）②八類暴力型案件比重犯罪類型、手段、動機、作案的環境不同，對社會治安危害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考察對城市治安構成威脅的破壞力，不僅要考察違法犯罪的總量，更要考察其危害的嚴重程度和結構。而八類暴力型案件（殺人、搶劫、傷害、強奸、放火、爆炸、劫持、綁架）就是各類犯罪中對城市安全和市民安全感造成嚴重影響的案件，顯然一起殺人案件比一起盜竊案件的社會危害要嚴重得多。因此，在評價犯罪對城市治安造成的嚴重程度和影響大小時，需要用八類暴力型案件比重來進行衡量。其公式為：八類暴力型案件比重=一定時期發生的八類暴力型案件數/同一時期發生的全部刑事案件數×100。注：從目前掌握的12個副省級市的八類案件比重情況看，我市處最低水平，每100起刑事案件中僅有暴力型案件6.5起，由此反映出我市暴力案件對城市治安的危害程度相對較小。（見圖三）③不發生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嚴重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嚴重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往往是手段極其殘忍、殺傷力極大、對社會危害極其嚴重或嚴重涉外暴力案件以及影響極大、性質極其嚴重的圍堵、沖擊鐵路、公路、橋梁等交通要道和黨政機關的治安事件，對城市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損害，其對市民和外來人員安全感的影響常常不可估量。因此，“全國最安全城市”應不發生此類極其嚴重的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④外來人口犯罪比重隨著改革開放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涌向城市。人口的流動性，使得原有的社會控制力弱化。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城市流動人口約有2/3來自農村。農村勞動力的大轉移，總體上激活了生產要素，溝通了城鄉關系，為城市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伴隨著流動人口的到來，混跡其間的違法犯罪分子也不斷增多，成為城市治安安全的主要隱患。因此，從外來人口犯罪占全部作案成員的比重大致可以看出，各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控制的力度（不排除同等城市中流動人口數量的多少也相對造成犯罪的高低），從一個方面也反映出該城市社會面上治安管理的成效，調查報告《“全國最安全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初探》。外來人口犯罪比重的公式為：外來人口犯罪比重=一定時期抓獲的外來人口刑事案件作案成員數/同一時期抓獲的全部刑事案件作案成員數×100。注：在2000年12個副省級城市中，我市外來人口作案成員所占比重比最高的廣州低20個百分點，比最低的濟南、沈陽兩市高10.1個百分點。控制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是我市當前乃至未來城市安全的重要任務。（見圖四）⑤失業率在考察違法犯罪對城市安全危害的同時，失業率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一方面，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和大量流動人口的涌入，導致城市就業人口的供給超過需求，形成了一定數量的失業人口；另一方面，隨著入世和現代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就業中腦力勞動、專業技術崗位比重上升，一大批文化素質不高、技術素質低下、勞動技能單一的勞動者被分流下崗，成為失業人員。失業會加劇貧困，貧困則可能導致犯罪增多。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調查，美國失業率每增加1%，殺人、盜竊犯罪率就增加5.7%，進監獄的人數就增加4%。因此，失業率應當列入評價城市治安安全的主要指標。注：據市統計局反映，由于失業率測算較為復雜，且目前全國各地對失業人口統計口徑不一，橫向對比的可比性不強。但從2000年15個副省級市的統計看，我市失業人口較高，為10.84萬人，嚴峻的失業形勢對社會治安的沖擊與影響，應引起高度重視。除上述5項指標外，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率和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也應作為破壞力指標。這是因為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率可以直接反映出該區域法制教育狀況和居民人口素質，而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則反映了社會治安管理的力度和成效。如果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人數占在校生總人數比重較高，就說明該區域社會治安環境不良，青少年受社會負面影響較大；而如果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率高，則說明該地區社會治安管理較弱、安置幫教工作不力。由于這兩項指標目前尚不具備橫向對比條件，因此暫不列入本指標體系，但做好預防青少年在校學生違法犯罪工作和遏制刑釋解教人員重新犯罪，則是創建最安全城市中的重要工作，必須在黨委、政府領導下，動員全社會各方面力量齊抓共管，切實將這兩項工作做好。

2、維護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標違法犯罪案件是影響城市治安狀況的基本因素，但對城市治安起決定因素的還是控制力狀況。控制力強不僅可以將城市治安控制在穩定或基本穩定的狀態下，而且可以抑制和減少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減少對城市安全的危害。城市治安控制力是一個綜合指標，從可以量化的測評指標而言，主要包括警力配備、經費保障、破案率、警情反應速度及專業協警力量配備等方面。①警力配備率在我國城市安全方面，一般采用警力配置等資源保障指標來衡量城市安全的程度。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犯罪率之所以能夠得以有效控制，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配置了充足的警力，為城市治安提供了資源保障。警力配備狀況公式為：警力配備率=公安民警總人數/同期全市人口總數×10000。注：從已掌握的2000年11個副省級城市警力配備情況看，我市居第4位，是最高的廣州市警力配備率的一半，比最低的寧波市高出近八成。從我市加快發展的需求出發，加強警力的配置仍顯十分重要。（見圖五）②警務經費保障在城市治安秩序控制職能逐漸由全社會轉為主要靠由司法機關來承擔的情況下，警務經費保障應列入城市控制力指標的一個重要方面。目前警務經費保障通常用兩項指標進行衡量：a、警務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指警務經費占財政經費中支出的百分比；b、警察人均經費數：指中平均每名警察實際占有的經費數額。其中，警務經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一般為5%，而特大城市的警務經費應遠遠高于其他中小城市。注：近年來，我市十分重視加大警務經費投入，僅“110進社區”購置巡邏車就先后投入了600余萬元，最近又投入1000余萬元，購置了100輛派力奧轎車作為110巡邏車，使我市警務經費投入又達到一個新水平。但由于目前上述兩項指標均未收集到同等城市的有關情況，建議可用其中一項便于收集、對比的指標作為指標體系中考察的內容。③警情反應速度警情反應速度，是指從接警到警察趕赴現場的時間。警情反應速度越快，制止和抓獲犯罪的效率就越高。據美國警方統計，在特急情況下，能夠在現場或現場不遠地方抓獲作案人的警情反應時間平均為4.1分鐘，不能現場抓獲作案人的警情反應時間平均為6.3分鐘。根據我國長期治安實踐，公安部將接警到趕赴現場的時間規定為城市5分鐘內，郊區和農村15分鐘內，這是比較科學合理的。正是警情反應速度對犯罪的重要控制作用，使得世界第三次警務革命的立足點將警力重點擺在街面上，以縮短警察趕赴現場的時間。從城市治安安全角度而言，警情反應速度是考察城市治安控制力狀況的重要指標。注：該項指標并不便于橫向對比，在考察中只要我市警方達到了國家規定要求，就可評價為是同等城市中最好的之一。④公安民警人均破案數偵破各類刑事案件，是公安機關的首要職能。國際上各國警方通常以破案率作為衡量警察戰斗力的主要指標。破案率直接反映了公安機關對違法犯罪案件的偵破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違法犯罪活動打擊懲處力度。破案率的高低，直接關系到控制犯罪、打擊犯罪、穩定治安的效能。案件及時破獲，就能為消除因違法犯罪案件發生帶來的消極影響奠定基礎，反之則會使犯罪愈演愈烈。但從目前我國公安機關統計工作情況看，一度時期立、破案水份較大，衡量總體破案能力的全部案件破案率不能準確評估各地破案狀況。因此，本指標體系提出，目前可將公安民警人均破案數列入考察指標。通過民警人均破獲刑事案件數量的多少，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安機關的整體戰斗力和破案實效。其公式為：公安民警人均破案數=年破獲刑事案件總數（含年前、外地案件）/該區域公安民警總人數。今后隨著公安機關統計質量的提高，可轉變為測評全部刑事案件破案率。⑤專業協警力量配置和經費投入由于我國警力配備分別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在現代城市治安工作中，專業協警力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專業協警力量作為一支具有中國特色的群防群治隊伍，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警力的不足，同時也使城市治安工作融入人民群眾之中，使之社會化。隨著違法犯罪的日益廣泛化、智能化、科技化，單純警力的局限性愈來愈突出。一方面，面對警力與治安需要之間的差距，社會力量必須加以彌補；另一方面，城市治安工作只有融入市民群眾之中，才富有生命力，也才能朝著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治安工作社會化是治安工作必然的歸宿。為便于橫向對比分析，目前可將各級地方財政用于專業協警力量的投入經費及專業協警人員數作為評價指標。今后隨著治安工作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作為民間治保力量，應該既有政治的，又有產業的，還有公益的，考察指標也可隨之而變動。注：目前國內大城市中上海、廣州、大連、青島、濟南等市，近年來均由各級財政撥專款，聘用下崗職工及低保人員等，組成社區治安巡防隊、聯防隊、保安隊等專業協警隊伍，參與社區安全防范、夜間巡邏等協警工作，有效補充了社區警力的不足，控制了可防性案件的發生，逐步形成了一種市民廣泛參與維護城市安全的氛圍。據了解，2000年，上海市聘用了11000余名下崗職工等組成社區保安隊，統一著裝、統一管理，工資由地方財政撥款一部分、再就業部門補貼一部分、公安專項收費提成一部分予以解決；大連市由市財政撥款3000萬元，聘用4000名下崗工人，成立社區巡防隊，用于4個城區的社區治安防范，6個縣財政撥款約500萬元，聘用下崗及低保人員1000名，用于本縣的治安防范。我市今年以來在六城區及部分郊縣地區，也相繼由區、街（鎮）兩級財政出資，招聘下崗工人，成立了專職社區保安隊或輔警隊，用于居民小區的治安防范工作，目前已投資1700余萬元，組成了2600余人的專職社區保安隊，有效維護了全市社區安全。今后我們要不斷加大對專業協警力量的投入，以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城市安全的要求。除上述5項指標外，法治環境也應作為一項控制力指標。這是因為社會治安是受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規范調節的一種社會秩序，一定時空范圍的法治環境對該范圍的治安狀況影響頗大。一方面，應從立法上對建立良好的城市治安秩序進行規范，并由基層組織通過村規民約、小區公約、職工守則等條例，來引導群眾自覺守法、講究公德；另一方面，要通過加大輿論宣傳力度，大張旗鼓地宣傳維護城市安全人人有責，形成一種強烈的社會氛圍，提高市民的道德水平，實施“以德治市”，使預防犯罪工作從矯正反道德行為開始，真正做到“關口前移”。由于這項指標目前不具有可比性，暫不列入指標體系，但這項工作我市應多借鑒外地的經驗，力爭上水平、升層次，為創建“全國最安全城市”提供條件。

3、公眾安全感社會治安狀況，既是一種客觀存在，又是一種主觀感受。衡量城市治安，不僅要考察客觀指標，而且要考察城市居民的主觀感受。城市安全與否，必須以是否超出了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會承受度為衡量標準，通過公眾安全感進行測評。公眾安全感不同于個人安全感，它是個人安全感的集合，是一種群體意識，具有社會的相對穩定性。如果說犯罪受不同社會環境、條件及統計標準的影響，其發案數、立案數可比性不足的話，那么公眾安全感則不受地域和時間限制，可比性很強。公眾安全感是市民對社會治安狀況的直接感受和綜合反映，也反映了社會治安的破壞力和控制力的動態平衡狀況。因此，公眾安全感是考察和評價城市安全的重要指標，主要可以從4個方面進行測評：①群眾對城市安全狀況的評價；②群眾對自身安全狀態的感覺；③群眾受到不法侵犯時的反應；④群眾對司法機關提供城市安全保障狀況的評價。注：近幾年，公安部、國家統計局、中央綜治委組織進行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測評，各地也都組織了一定區域內的安全感調查。其中2001年4月由公安部組織開展的國內30個城市（4個直轄市、26個省會城市）的千人問卷調查中，我市公眾安全感在各市中排名第4位（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率為21%、基本滿意率為66.2%、不滿意率為12.8%），屬較高水平。此外，2000年下半年由我省綜治委委托省城調隊，也組織了一次全省13個省轄市公眾安全感測評，從測評結果看，我市群眾認為社會治安“很好”的有2.77%，“較好”的有32.61%，合計為35.3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居第5位，屬中上水平（我市作為副省級省會城市，與一般省轄市及中等城市具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上述情況說明，我市作為特大型城市，公眾安全感已達到了較高水平，是多年來努力工作的結果，但要保持或者超過現有水平，尚需做艱苦的努力。

（四）關于“全國最安全城市”指標體系的評價方法本指標體系評價方法采用加權綜合評分法，即各指標均以五級計分法測評，再確定各指標在體系中的權重，最后將各指標按權重所得評分加總，得出總分。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綜合得分由高到低分為：好、較好、一般、較差、差5個檔次，如綜合得分排名前3位，應視為全國同等城市中最安全城市之一，即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1、確定權數值為了便于計算，總的權數確定為100%。再根據各指標在評價指標體系中的重要性，確定各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權重為30%，二級指標權重為10%，三級指標權重為5%。

2、主要評價指標及所占權數值第一、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破壞力指標（35%）①二級指標兩項（20%）：a、八類暴力型案件比重（10%）；b、不發生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嚴重惡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10%）。②三級指標三項（共15%）：a、刑事案件發案率（5%）；b、外來人口犯罪比重（5%）；c、失業率（5%）。第二、維護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標（35%）①二級指標兩項（20%）：a、警情反應速度（10%）；b、民警人均破案數（10%）。②三級指標三項（15%）：a、警力配備率（5%）；b、警務經費保障（5%）；c、專業協警力量配置和經費投入（5%）。第三、公眾安全感（30%）由于公眾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安全狀況的最主要指標，因此該指標為本指標體系中唯一的一項一級指標，權重為30%。只有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可，我市才能邁入“全國最安全城市”的行列。

3、評分的具體方法根據五級計分法要求，各指標經測評后，將15個副省級城市分為五個檔次，由高到低五檔次分別得分為：100分、75分、50分、25分、0分，再用權數值去乘，得出該指標實際得分。最后將各指標實際得分相加即得出綜合總分，滿分為100分。根據綜合總分再將各市分為5個檔次，只有進入第一檔次（即前3名）的市才可視為“全國最安全城市”。

第四篇：城市道路交通狀態評價指標體系要點

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

1.1.1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交通擁擠問題也逐漸產生并日益嚴重。近20年，內地民用汽車年平均增長率為13.3%，私人汽車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3.7%。其中，北京作為人口超過2000萬人、機動車500萬輛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已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主要問題，2010年10月的美國《外交政策》一書更是將北京列為世界五大擁堵城市之首。

城市交通擁擠已嚴重阻礙中國城市經濟及空間布局結構的良性發展，在社會各個方面造成負面效應，具體表征為時間延誤、能源浪費、大氣污染及情緒影響等。這些負面效應使得社會外部成本增高，危害了人類的經濟利益和健康安全，更不符合建設和諧交通的目的。

因此，從科學的角度對城市道路擁擠的根本原因進行深入分析顯得格外重要。這不是單純地統一增加道路基礎設施建設、擴大路網規模來滿足不斷增長的交通需求量，而是通過擁擠識別確定城市不同道路的擁擠度來實施不同的解決措施。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國國情的交通擁擠識別體系并合理運用成為當務之急。

1.1.2 研究意義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自1991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持續超過10%，而持續的經濟增長使得人民對交通的需求擴大。汽車產量增大，人民的購買力上升，人民的配車率提高，私人小汽車的數量快速增長,城市的交通需求與交通供給出現了不平衡狀況,導致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嚴峻的交通擁擠問題。因此，此次研究的目的就是通過分析交通指揮中心的固定檢測器采集和實地考察的交通數據，在交通擁擠識別體系下，計算出有效的道路實時動態交通信息，根據獲取的數據信息實時、準確地為管理者制定合理有效的交通擁擠疏導策略。1.2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擁擠識別研究現狀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對很多學者研究開發了許多的 ACI 算法。

加利福尼亞算法。通過比較鄰近檢測站之間的交通參數數據，對可能存在的突發交通事件進行判別，由此確定交通擁擠的發生。此算法于 1965-1970 年間，由加利福尼亞洲運輸部開發。

McMaster 算法。該算法由Persaud et al(1990)根據突變理論開發出來。它使用大量的擁擠和非擁擠交通狀態下的流量-占有率歷史數據，開發一個流量-占有率分布關系模板，通過將觀測數據之間的關系與模板進行兩次比較，判斷是否發生了交通擁擠以及發生的是偶發性擁擠還是常發性擁擠。

1974年Cook開發了一種雙指數平滑算法。這種方法通過將原有交通數據去除短期的交通干擾（如隨機波動、交通脈沖和壓縮波）后的處理數據與預定的閩值進行比較，判斷是否有擁擠發生。

1982年Ahmad和cook提出了一種基于占有率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的交通擁擠識別算法。在這種算法中，利用一個時間序列模型對一個檢測站點過去幾個時間間隔中占有率的變化趨勢進行擬合，并通過此模型預測出下一個時間間隔占有率的范圍，如果實測數據出現明顯的偏差或者偏離預測平均值程度太大，此算法就會判定發生交通擁擠。

1.2.2解決擁擠措施成功案例（1）國內成功案例

1998 年廣州市進行了廣州市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研究。同時，也介紹了需求管理策略，這一策略的核心是利用需要與價格之間的敏感關系進行的調整擁擠程度的策略。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 香港出臺了一系列措施, 如車輛駕駛員發照制度、大幅度提高小汽車稅率、建立比較完善的交通影響評估制度以及1997 年開始的電子道路收費系統,最終使香港成為世界上用地緊張但交通最暢通的城市之一。

科技部在“十五”期間確定的10個示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在示范工程建設過程中，幾乎都將交通綜合信息平臺的研究開發作為示范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各個城市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部分城市開始進入實施階段，也先后提出了ITMS的發展規劃，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發和研究。

（2）國外解決交通擁擠的措施

新加坡的擁車證和收費制度

在新加坡買車之前，須向政府投標買一張“擁車證”，沒有擁車證不準注冊登記領取牌照，政府通過控制擁車證的數量和價格來控制車輛的數量。早在 1975 年，新加坡政府就對中央商務區實施使用收費制度，凡在 7:30～18:30 之間駛入該區的汽車都要購買執照證，以減少中央商務區的交通流量，緩解交通壓力。

美國的綜合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通過車輛配額限制、車輛許可制度、車輛標準限制、經濟調控限制等方法來控制車輛總需求量；通過交通管理限制、車輛行駛限制、車輛停車限制、經濟調控限制等方法來控制交通流量。

荷蘭政府的 ABC 政策

目的是通過合理的土地利用，促進出行者利用大運量公共交通工具，從而避免小汽車交通量的增加。

日本的單向通行政策

日本政府為了解決城市交通擁擠，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引入了單向通行政策，并根據早晚高峰來變動道路中央分隔線，滿足交通量大的方向的通行。

（3）存在的問題

國內對交通擁擠自動識別的研究比較晚，相關理論、方法和關鍵技術的研究進展緩慢，多是借鑒國外的經驗。合理的交通擁擠解決方法必然是基于本國的社會、經濟和地域背景而得出的，國外的政策不能直接應用到我國的實際建設之中，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分析它們的合理性，綜合借鑒自身國情，提出比較完善的有實際意義的措施。

1.2.3論文的研究內容和結構

研究內容

（1）綜合數學、運籌學、系統動力學等學科知識，通過問卷調查、實地了解等調查方式，了解南京市主要路段交通擁擠基本情況，認真學習交通擁擠識別系統對于緩解交通擁擠的作用；

（2）深入探索各種交通擁擠識別模型，闡述擁擠發生時，交通流的基本特性以及在擁擠發生前識別系統對其的預測作用；

（3）參考國內外先進的交通擁擠識別研究，結合南京市具體情況，對南京市城區主要道路的城市交通網絡提出交通擁擠分類識別的理論方法；

（4）城市交通流控制與誘導系統的實現可適應主要路段實時多變的交通狀況，而實時、準確的交通流量預測正是這些系統實現的前提及關鍵；

（5）運用Pipes-Munjal方法判定主要路段的擁擠度，結合路段實際情況，探索該方法的實際效用。

第二章 城市道路交通狀態評價指標體系

2.1 城市道路狀態指標基本分析

交通擁擠之所以稱為全世界大中城市所而臨的共同問題，其本質是因為在道路系統中存在著低通行能力的道路組成部分，即交通瓶頸。當瓶頸上游的交通量大于瓶頸處的通行能力時，擁擠不可避免。同時交通量在時間_l幾和空問上分布又存在著不均勻性，交通事故也是時常發生，這些都造成了城市道路頻繁的發生交通擁擠，根據宏觀交通流和微觀交通流發生運行故障的本質不同，可以將交通擁擠分為常發性交通擁擠和偶發性交通擁擠。

2.1.1 交通擁擠的含義及分類

交通擁擠是指交通需求超過道路的交通容量時，超過部分的交通量滯留在道路上的交通現象。它是某一時空交通供給難以滿足交通需求所產生的交通滯留現象，是基于出行者主觀感受做出的描述和判斷，與出行個體基于不同出行目的的心理承受能力相關。

交通擁擠通常分為兩種類型，由于過大的交通需求造成道路設施超載所引起的交通擁擠，例如上下班高峰時刻所發生的擁擠現象。另一種是由于道路上的隨機事件所引起的延誤和危險構成的交通擁擠，如交通事故、車輛停駐、惡劣的天氣。

此外，根據擁擠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將交通擁擠分為初始交通擁擠和后續交通擁擠。初始交通擁擠是指在一個道路瓶頸處首先產生的交通擁擠。后續交通擁擠是指由初始交通擁擠的回流和蔓延而形成的交通擁擠。

2.1.2 交通流特性及交通擁擠判別的基本參數

交通流特性可用交通量、車速和交通密度三個參數予以描述。速度和密度反應交通流從路上獲得的服務質量，交通量可量度車流的數量和對交通工程設施的需要情況。三參數之間的關系式可表示為：

f=k?v

這一關系式可視為一個三維空間中的一條空間曲線，稱為交通流模型曲線圖，圖3一1。為了研究方便，通常以圖3一2所示的二維正交投影來表示它們兩兩之間的關系。

Q=k?v交通流參數

f-k、v-k、f-v正交投影圖

交通流是整體的、宏觀的概念，通過對大獄觀測數據的分析，發現交通流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傾向，為此提出了交通流特性的概念。交通流特性是用來描述和反映交通流特性的物理量，稱為交通流參數，是交通流運行狀態的定性、定量特征。交通流參數分為宏觀參數和微觀參數，宏觀參數用于描述交通流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出來的運行狀態特性，主要包括交通量、速度、交通密度、占有率、排隊長度;微觀參數用于描述交通流中彼此相關的車輛之問的運行狀態特性，包括車頭時距和車頭間距。

2.1.2.1交通量

交通量又稱流量，是指單位時間內，通過道路指定地點或斷面的車輛數。交通量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量，具有隨時間和空間變化而變化的特征。度量城市交通特性的一種方法是在道路系統內一系列的位置上觀察交通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規律，并繪出交通流等值圖。當交通量超過某一水平時，就認為發生擁擠。然而，這種判斷存在的問題是同一流量水平可以對應兩種截然不同的交通狀態，因此這種參數應該與其它方法相結合，而不是單獨使用。

2.1.2.2速度

速度是描述交通流狀態的第二個基本參數，其含義是車輛在單位時間內通過的距離。

從微觀上看，每個車輛都有瞬時速度和在特定時間段內的平均行駛速度和平均行程速度。從宏觀來看，交通流的平均速度有在特定地點的時間平均速度(平均地點速度)和在特定路段上的區間平均速度(平均行程速度)之分。前者體現了交通流在特定觀測地點處的運行狀 況，后者體現了交通流在特定路段空間上的運行狀況，當這兩種速度值明顯低于正常值時，表明觀測地或觀測路段的交通處于擁擠狀態。

2.1.2.3交通流密度

交通流密度是指在某一瞬間，單位道路長度上存在的車輛數，即 K=N/L 式中:K為交通密度(輛/km·車道)，N為車輛數(輛)，L為觀測路段長度(km)。

在通常情況下，交通流量大，交通密度也大。但當道路交通十分擁擠、車流處于停滯狀態時，交通流量近似等于零，而此時的交通密度卻接近于最大值。因此，單純使用交通流量指標難以表示交通流的實際狀態，而采用交通密度指標能夠做出較好的評價。盡管交通密度能夠直觀地表明交通狀態的性質，但由于數據的采集難度大，這個參數的實際應用是很有限的。

2.1.2.4占有率

車道占有率包括時間占有率和空間占有率兩種。

在道路的一定路段上，車輛總長度與路段總長度之比稱為空間占有率，通常以百分數表示。空間占有率直接反映了交通密度的高低，但更能表明道路被實際占用的情況。與交通密度相似，由于這個交通參數數據的改接獲取存在較大的難度，因此實際上一般不被采用。時間占有率是指在一定的觀測時間T內，交通檢測器被車輛占用的時間總和與觀測時間長度的比值，計算公式為:

Occupy=??ti/T 式中:occopy為時問l片有率，?ti為第i輛車占用檢測器的時間(s)，T為觀測時間段的長度(S)。

時間占有率的大小能夠體現交通運行的狀態。在交通流量較小的情況下，單位時間內通過檢測器的車輛數較小，而且由于車速較高，導致時間占有率比較低。隨著交通量的增加，單位時間內通過檢測器的車輛數增加，而且車速有所降低，因此檢測器被車輛占用的時間增加，時間占有率顯著增加。當出現交通擁擠時，通過檢測器的交通量雖然可能會有所降低，但由于車速明顯下降而使得時間占有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2.1.3 基于交通流參數的交通擁擠關系分析

交通檢測裝置可以方便的得到流量、速度、占有率這些表征宏觀交通狀態的物理參數。描述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的模型有多種，其中最典型的是格林希爾茨根據觀測數據的分析結果所提出的v-K線性關系模型V=a-bk，并推導出了如下關系式:

V=vi(1-k/kj)

f=kj(v-v/vi)

f=vi(k-k2/kj)其中：K為車流密度，V為行車速度，f為交通流量，vi為暢行速度，kj為堵塞密度。

格林希爾茨給出的速度和流量之間的關系符合拋物線模型，如圖，其中，u0表示是車輛在相應道路中能夠行駛的最快速度。

2fm為臨界流量，是道路能夠承載的最大交通流量。uc是臨界速度，是臨界流量對應的行駛速度。當車輛速度大于臨界速度時，隨著交通流量的增加，車輛行駛速度降低，意味著交通趨于擁擠。交通狀況繼續惡化。當達到臨界流量的時候，即使車輛越積越多，道路通行能力有限車輛也難以通過路段，會滯留在其中，導致車輛通過道路的時間將增加。由于流量的定義為單位時間通過巡路的車輛數目，所以交通流不再提高反而會降低，此時車輛速度也會繼續降低，直到速度降低至零。交通流量為零的情況發生在兩種情況，或者道路非常通暢，沒有車輛行駛，或者交通嚴重擁擠，車輛根本無法行進，無法產生交通流量。

fm

f

速度--流量關系曲線

2.2 城市道路交通狀態分析

要對城市道路的擁擠狀態進行識別，首先要了解城市道路的結構和特點，然后分析城市道路擁擠產生的原因，明確擁擠的分類。造成城市道路通行能力下降及交通擁擠的因索除了道路原因、交通事件等之外，駕駛員山于技術水平，性格特征以及對道路的熟悉程度存在差異，亦會形成不同的駕駛行為，造成交通分布不均。道路收費、車速、載重限制等因素有時會學致道路通行能力及行駛偏好有差異。

2.2.1 城市道路的分類

城一市路網主要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交又口。快速路是一專為車速高、行程長的汽車交通連續通行設置的重要交通干路，設計行車速度要求達到60~80km/h。快速路具有高速公路的交通特征，介二輛行駛速度較高，封閉性強。

主干路是城市道路網的骨架，是連接.城市各主要分區的交通十路，以交通功能為主，它與快速路共同分擔城市的主要客、貨車流，形成重要的交通走廊。設計行車速度為30~60kln/h。其交通暢通情況直接影響著整個城市路網的交通運行狀態，一旦發生交通擁擠，所造成的延誤和環境污染相當嚴吸。次干路是城市主一干路與支路間的車流、人流主要交通集散道路，設計行車速度為20一50kjn小。支路是次干路與街坊路的連按線，用r解決局部地區交通，設公卜行

2.2.2 交通擁擠的量化標準

2.2.3 判別算法評價指標

2.3 城市道路交通狀態評價指標體系研究

2.3.1 交通狀態信息的需求分析

2.3.1 城市道路交通狀態評價指標體系設計原理

2.3.2 城市道路交通狀態評價指標體系的構成 2.4 本章小結

第五篇：教師評價指標體系

教師評價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常規考核；學生評價；同事評價；自我評價

原因；為全面、科學、公正地考核和評價我部教師的教學工作，充分激發、調動廣大教師從事教學、科研、管理等工作的積極性，不斷提高教師素質，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制一套合理公正的評價體系只管重要。制定的評價體系必須能夠較真實的反應教師實際情況，并注重教師評價的整體性動態性客觀性和激勵性。在這套評價體系中我首先設計了常規考核也就是對一教師應有的基本素質的考核，我認為，一個教師必須具備老師應有的各項素質才能夠勝任教師這份工作，進行基本的教學，并進一步履行育人的神圣使命。在之后我設計一系列的他評措施，包括學生同事以及上級領導的相關評價。我認為對一個老師的評價吧應該局限于常規考核，從學生即教師教學的受眾的評價我們能夠對老師的教學工作做盡一步的了解，從同事即教師朝夕相處和共同合作的伙伴對受評人的評價我們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教師的工作態度和人品，而通過教師的自我評價我們就可以從多角度盡一步了解真實情況，而且自評也體現了評價體系的人性化，尊重評價客體。二級指標：常規考核：

1． 思想品德

原因：思想品德素質是一個人的最核心價值體系，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具有道德意識。尤其對于教師來說，思想道德素質更是需要著重考核的部分，只有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做好育人工作。

2． 文化業務素質

原因：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道德素質是育人的基礎，文化素質是育人的基礎。只有具備相應的科學知識和教育理論知識才能做好育人工作。設想一個教師如果不具備基礎的文化知識，很難做好教學工作并贏得學生的尊重。

3． 業務素質

原因：教師具備了基礎的教書育人的素質，并不能保證能夠很好得進行教學工作。所以作為教師必須還要具備一定的業務水平，能夠很好的把知識與道理傳授給學生，做一個合格的傳道授業解惑者

4． 工作實績

原因：評價一個教師不僅要從教師的自身素質進行評價。對教師自身的素質進行評價，是屬于側重于形成性評價，而一個真正公平合理的評價體系還應包括終結性評價的內容，而工作實績就是終結性評價的主要方面。工作實績考核是對教師教學工作的最直接和客觀的反應，通過工作實績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教育教學工作的優缺點，以便對教育教學進行更好的反思。

5． 身心素質

原因：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個優秀盡職盡責的教師必定要具備健康的身體，才能充分的發揮活力與干勁，而且教師必須要面臨多方面的壓力，學生、家長、領導等等。一個合格的教師還必須具備健康的心理素質，老師是靈魂的工程師，如果老師的靈魂出了問題，又怎能培養出心理健全的學生。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具備良好的身心素質。二級指標：學生評價

1． 教師的課堂教學

原因：課堂是學習的最基本的場所，課堂中有所學又是學生的基本目的，而學生與老師接觸最頻繁的場所也是教室，所以學生評價老師的最基本指標應該是學生的課堂體驗。

2． 課后的輔助教學

原因：我們常說聽在課堂，學在課外，老師對于學生的課后輔導也是教師工作的一部分，而且鑒于學生的參差不齊與課堂掌握程度的不同，課后教師的輔助是相當有必要的，而且從一個教師的課后輔助工作我們也可以看出教師的教學體系的完整性。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能夠針對不同的學生采取適當的教學輔助。

3． 教師的工作態度

原因：態度決定高度，只有具備正確的態度才能做好教學工作，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有正確的教學態度，而且學生是教師工作的主要內容，由學生來反應教師的工作態度會更加客觀

4． 與同學的關系

原因：通過調查教師與同學的關系，可以反應出教師的教育風格以及處理與學生關系的能力。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要和學生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只有這樣老師才更容易被學生接受并且更好的樹立權威。二級指標：同事評價

1． 思想品德

原因：思想品德對于一個教師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而從同事的角度反應出的受評者的思想品德既避免了領導和個人自評時的主觀性

又給我們提供了多角度的評價。

2． 教學準備工作

原因：教師備課工作需要同事間的合作，所以同事是反應受評者教學備課工作最有說服力的一方，而且教學準備工作是教學展開的基礎，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做好教學準備工作。

3． 評公開課

原因：同事間相互了解教學方法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聽課評課，所以同事對于受評者的教學評價相對來說是最專業且最具有參考價值。教師之間的取長補短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師的互相聽課評課，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具備較好的上課能力。

4． 與同事相處

原因：與同事能否和諧相處是合作過程中所必備的素質，有一個和諧融洽工作環境非常有利于各項教學工作的開展。所以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具備一定的與同事和諧相處的能力

二級指標：自我評價

1．思想品德

原因：思想品德素質是一個人的最核心價值體系，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具有道德意識。尤其對于教師來說，思想道德素質更是需要著重考核的部分，只有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做好育人工作。

2．文化業務素質

原因：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道德素質是育人的基礎，文化素質是

育人的基礎。只有具備相應的科學知識和教育理論知識才能做好育人工作。設想一個教師如果不具備基礎的文化知識，很難做好教學工作并贏得學生的尊重。

3．業務素質

原因：教師具備了基礎的教書育人的素質，并不能保證能夠很好得進行教學工作。所以作為教師必須還要具備一定的業務水平，能夠很好的把知識與道理傳授給學生，做一個合格的傳道授業解惑者

4．工作實績

原因：評價一個教師不僅要從教師的自身素質進行評價。對教師自身的素質進行評價，是屬于側重于形成性評價，而一個真正公平合理的評價體系還應包括終結性評價的內容，而工作實績就是終結性評價的主要方面。工作實績考核是對教師教學工作的最直接和客觀的反應，通過工作實績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教育教學工作的優缺點，以便對教育教學進行更好的反思。

5．身心素質

原因：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一個優秀盡職盡責的教師必定要具備健康的身體，才能充分的發揮活力與干勁，而且教師必須要面臨多方面的壓力，學生、家長、領導等等。一個合格的教師還必須具備健康的心理素質，老師是靈魂的工程師，如果老師的靈魂出了問題，又怎能培養出心理健全的學生。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具備良好的身心素質。

自我評價指標與常規評價指標相同。因為常規指標的評價主要由領導

實施，在實施的過程中難免會不能很好的反應客觀實際，而通過教師的自評，領導可以把二者相結合，避免評價過程的片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