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備考---國內時事[李克強]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公務員備考---國內時事

李克強: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

2012-09-19來源: 新華網

新華網北京9月19日電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并講話。他強調，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順應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規律，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揮城鎮化綜合效應，釋放內需巨大潛力，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與社會和諧進步。座談會上，國家行政學院介紹了研討班舉辦概況，黑龍江、浙江、河南、云南等省及青島市政府負責人作為學員代表，談了本地城鎮化情況和建議。大家認為，研討班題目選得好，時機選得好，研討深入，很有收獲。在聽取發言后，李克強說，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是一個事關長遠的大戰略，要放在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來思考。特別是在國際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及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形勢下，研討城鎮化科學發展問題十分重要。

李克強指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基本之策。從世界上看，已經實現現代化的高收入國家都是工業化國家，城鎮化率很高，同時農業現代化也達到相當水平，因此，現代化的過程必然也是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但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發展中階段，而且作為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會面臨許多難題和挑戰。需要立足國情，借鑒經驗，探索前進，走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路子。

李克強強調，城鎮化是我們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我國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按戶籍人口計算僅為35％左右，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許多同等發展階段國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潛力，在未來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鎮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這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帶來城鎮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帶來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加，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從而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這正是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動力源泉所在。李克強指出，城鎮化是長期的歷史任務，也是復雜的系統工程，有許多重大課題需要探討。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現在城鄉差距，同時城市內部也存在著二元結構的問題，甚至表現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就業、社會保障、住房等較多困難，城市和工礦還存在不少棚戶區和困難戶。這些問題如處理不好，就會阻滯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甚至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近幾年，我們大力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其中50％是棚戶區改造，并努力采取措施抑制房價過快上漲，這一方面可以惠民生、促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抬高城鎮化門檻，使城鎮化進程順利推進，還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

李克強說，城鎮化需要工業化來帶動，也會給工業化提供支撐。要抓住世界科技與產業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結構調整的機遇，把發展城市經濟與培育新興產業、改造傳統產業結合起來，構建創新轉型的大平臺，促進產業集聚發展。他強調，工業升級需要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城鎮化與服務業發展更是密切相關，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聯系，會形成大量的服務需求。要順應這一趨勢，做大做強服務業，推進產業融合，充分發揮服務業這個最大就業“容納器”的作用，增強就業創業的活力。

李克強強調，推進城鎮化，要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任何時候都要立足國內解決吃飯問題，這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沒有農業和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就不可能有城鎮的發展和繁榮，也難以支撐實現工業化、城鎮化。推進城鎮化，必須尊重農民意愿；必須嚴格保護耕地，切實保障糧食安全，夯實“三農”這個現代化建設的根基。

李克強指出，推進城鎮化需要統籌謀劃布局。既要遵循經濟規律，也要考慮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空間均衡發展的要求，抓緊制定城鎮化發展中長期規劃，研究實行差別化政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特別是要提高中小城市集聚產業和人口的能力；在促進東部地區提升城鎮化質量的同時，對中西部發展條件較好的地方，要研究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長極。

李克強強調，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必須依靠改革。推進城鎮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堅中破解深層次矛盾。圍繞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與時俱進，開拓進取，實現體制機制創新，正確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為持續發揮城鎮化效應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全體學員，同期舉辦的部分省轄市市長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全體學員，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了座談會。本次研討班由中央組織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行政學院共同舉辦。

第二篇：協調推進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

協調推進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 ——“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2—2013）座談

會”述要

任明

2013-5-6 5:09:59來源：《 人民日報 》（2013年05月06日 07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在北京聯合舉行了“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2—2013）座談會”。與會者對2012年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指標和變化進行了研討，并展望了2013年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形勢。

與會者指出，我國糧食生產連續豐收，農產品普遍增產，糧食安全保障條件進一步改善。其中，玉米大幅度增產，產量首次超過稻谷，成為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農產品供求關系改善，市場秩序良好，價格整體趨穩；農村勞動力轉入城鎮和第二、三產業就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農民收入繼續較快增長。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和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緩解了農產品需求增長壓力，有效地應對了國際農產品市場波動對國內的沖擊。

與會者認為，近年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較快增長期。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農產品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兼顧、農產品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問題更加突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繼續深化農業農村經濟改革，更好地協調推進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

第三篇：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

張紅宇 趙長保 江文勝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過了一條以工業化帶動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道路，在較短時期內迅速實現了向工業化中期階段的邁進，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成為產業工人，實現了職業轉換。在低成本工業化和高成本城鎮化的雙重制約下，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候鳥”型轉移模式，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后于職業轉換，農民家庭遷移滯后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這種勞動力流動模式的“貢獻”在于把工業化的成本向農業農村轉嫁，短時期內迅速做大經濟總量，但與此同時也造成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工業化、城鎮化的脫節，并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目前，中國低成本工業化和高成本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必須適時調整發展戰略，推進制度創新，加快城鎮化進程，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堅實支撐。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三十多年，中國主要通過工業化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將來則應主要通過城鎮化解決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并以此為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創造條件。

以城鎮化引領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協調推進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需要從全局出發，研究和探討一些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問題，并明確相關的政策思路。

（一）工業化、城鎮化與就業擴張和人口轉移的關系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兩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過程。縱觀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工業化和城鎮化在發展經濟和轉移農村勞動力方面的作用總體一致但重點不同。工業化致力于創造就業崗位，轉移農村勞動力并增加其收入；城鎮化致力于擴大總需求，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并轉移更多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這個過程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階段性。中國在 2005 年前后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目前已經進入了城鎮化加速階段。同時，農村勞動力轉移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外出就業的農民工數量增長迅速，近年來已經達到 1.5 億人左右。二是特殊性。中國在三十多年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遷居尤其是戶口遷移是比較少的，“候鳥式”遷移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特殊方式。三是區域性。中國不同地區之間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差異較大，東部地區已經處于城鎮化的較高階段，而中西部地區仍然處于城鎮化的初級階段，城鎮化率低，城鎮規模普遍較小，城鎮化層次較低，城鎮競爭力不強，由此導致農村勞動力常年大規模跨區域流動。

上述三個特點是中國特殊國情、特定歷史條件和世界經濟一般發展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國情和歷史條件看，低成本工業化是中國最現實的選擇，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初期，在資本短缺的情況下，中國必須依靠勞動力投入和資源優勢實現經濟增長，而城鄉二元結構保證了大量廉價農村勞動力的長期供給。農村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低的農業向勞動生產率高的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勞動力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促進了經濟增長。蔡昉等學者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 1982 ～1997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0.23%（數據轉引自張永麗、黃祖輝）。據推算，2008 年末，中國還有9000 萬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結構轉換的空間仍然很大，這將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工業化推動城市化，城市化反過來又會進一步促進工業化，但二者都有一個階段性的問題，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城鎮化和工業化在人口轉移和就業擴張方面的效果不同。在工業化初期，由于經濟不發達、資本欠缺、技術落后，勞動力大量投入成為工業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增加就業、擴大經濟規模成為重要目標。這時，城市由于產業不發達，人口吸納能力不強。工業化中期以后，隨著技術革命快速推進，工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機器對人力的替代日益明顯，工業吸納就業的能力開始下降；而隨著經濟系統的日趨完善和社會分工的不斷發達，就業將更多地由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來創造，這時，城鎮化在吸納人口和增加就業方面將發揮主渠道作用。因此，如果說過去中國依靠低成本工業化和高成本城鎮化解決了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效率問題，那么，今后則要通過推進城鎮化和服務業發展來解決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公平問題。

結合中國實際，從擴大就業、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角度看，現階段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促進重工業與輕工業協調發展，將產業發展重心由“微笑曲線”底端向兩端擴展，即由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擴展，實現服務業與加工制造業的融合。一方面，要結合產業轉移繼續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并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從工業化和城鎮化兩個領域充分挖掘人口紅利；另一方面，要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將產業由加工制造環節更多地向設計、采購、運輸、營銷等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環節擴展，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二是以工業化為基礎促進城鎮特別是中小城市更快發展，充分發揮城鎮的產業集聚功能，實現城鎮人口密度的迅速提升。有專家測算，服務業的就業彈性很高，接近0.75，即服務業增加值每增長1%，可以新增 700 萬個就業崗位；1 萬元投入，在服務業上可以提供7～8 個就業崗位，而在第一產業上只能提供1 個就業崗位，在第二產業上可提供1.7個就業崗位（黃亞生，2010）。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的可逆性越來越差和工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來越弱，必須提高城鎮化水平，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和各種服務業，增強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提高城鎮的人口和產業密度。當然，由于中國區域發展差距很大，不同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階段未必相同。因此，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制度政策也要體現出區域特點和差異性。

（二）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問題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結果，城鎮化必須以堅實的產業作支撐，必須與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在中國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農產品需求持續快速增長和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建設現代農業、強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物質基礎就顯得更為重要而緊迫。但難以回避的客觀實際是，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農業發展相對滯后，農業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中國農業發展滯后既是由農業本身的特點和經濟市場化的規律決定的，也是過去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的結果。一是相對于工業，農業有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生產周期較長、受自然規律制約較大、風險突出、勞動生產率低、經濟效益不高等特點，這就決定了農業自身的發展能力不強，擴大再生產的內在動能不足。二是在市場化過程中，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會自發地向生產率更高、回報更高的部門和產業流動，農業往往成為一個要素凈流出部門。這兩大因素決定了農業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的“小部門化”，即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不斷趨于下降，就業比重也同步下降。三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實施重工業優先和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通過扭曲農產品價格等方式讓農業為工業化積累資金，資源更多地流向工業和城市，加劇了部門發展失衡的結果，弱化了農業的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四是在“唯 GDP論”的政績體制下，政府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扶持農業發展。國家近些年加大了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但還遠遠不夠。據專家測算，目前中國農業國內支持總量約相當于農業增加值的15%，而發達國家一般為30% ～50%，美國和歐盟分別為50% 和60%，日本更是高達70% 以上；巴基斯坦、泰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在20% 以上（郭建軍，2010）。

新時期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還要繼續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只不過側重點要變成農業，以更快地推進農業現代化，從城市和農村兩個渠道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出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雖然存在資源要素上的競爭關系和發展過程上的相互制約關系，但只要相關制度和政策設計合理，三者完全可以協調發展、同步推進。在總體思路上要把握以下幾點：一是明確“同步推進”的內涵與衡量標準。工業化率和城鎮化率都有比較明確的含義和指標，而對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衡量則需要一系列指標的綜合，相對要復雜得多。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將“同步推進”這一宏觀理念具體化。二是工業化和城鎮化輻射帶動農業農村發展。工業化主要通過需求拉動和裝備強化兩個方面帶動農業發展，城鎮化主要通過勞動力轉移、市場需求和城鄉產業分工帶動農業農村發展。在此過程中，除了要創新農村土地制度、城鎮投融資體制，關鍵還要完善現代產業體系。要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促進不同規模城市之間、城鄉之間合理的產業分工布局，提高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三是建立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以增強農村的內生發展動力。建立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既要建立城鄉要素發揮優勢的市場競爭制度環境，盡可能取消對要素流動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行政或人為干預，也要改善政府對城鄉要素交換的宏觀調控，強化對農業農村的扶持。四是有序推進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加強新型農民培養。既要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對新增勞動力的需求，又要滿足現代農業發展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切實加強農民職業培訓，妥善處理勞動力轉移和新型農民培養問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部分地區可能出現因農村人口和勞動力過度轉移而產生的農村過疏化問題，即農村人口大量減少、農業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農村經濟陷于凋敝。

（三）經濟發展戰略與城市發展布局問題

近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就地就近轉移就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外出農民工就業地點以東部地區和大中城市為主的總體格局。根據國家統計局《2009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 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總數的62.5%，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占63.3%。這在較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發展的區域差距問題。東部地區城市規模更大、競爭能力更強、發展水平更高，對人口和勞動力的吸引力更大。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0 》數據計算，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有287 個，其中，東部共有 77 個，占27%。從不同規模城市的區域分布看，400 萬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東部有8 個，占57% ；100 萬～4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東部有44 個，占 40% ；50 萬～100 萬人口的中等城市東部有25 個，占 23%。未來一個時期，與中國經濟發展重心相適應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格局難以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種城市布局和農村勞動力就業格局的形成是與中國長期以來偏重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戰略密不可分的。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促進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中國采取了“東部優先”的發展戰略，從政策、資金、技術等各方面給予東部發展的先機，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企業的外向型程度越來越高。在外向型戰略的影響下，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 GDP 增長的貢獻率 1978 年為-5.4%，此后總體呈上升態勢，1990 年甚至高達 50.4%。加入 WTO后由于中國加工貿易快速增長，凈出口對GDP 增長的貢獻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2005 ～2008 年基本穩定在 9%～23% 之間（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使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發展差距逐步擴大，東部城市規模迅速擴張，大量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加速向東部流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支撐下，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經形成了頗具規模的三大城市群，高速城鎮化創造了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進一步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2006 年，三大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占全國的15.16%，GDP 占全國的 40.32%（原新、唐曉平，2008）。

現在，中國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產業轉移，城鎮化模式也會隨之調整。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出發，從城鎮化的實際成本考慮，中國城鎮化應實行多元化模式，即適度發展大城市，將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作為重要突破口加快發展，引導不同類型的農民工到不同類型的城市（鎮）安家落戶，實現真正的市民化。在城鎮化的路徑選擇方面，可考慮以中小城市為發展重點，將中等城市發展為大城市，將小城市發展為中等城市，將有實力的小城鎮發展為小城市，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核心的不同層次的區域性都市經濟圈，形成區域之間城市均衡協調發展的格局。在城鎮的區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區為重點，以產業轉移為契機，大幅度提高城鎮化水平。為實現城鎮化戰略的成功轉型，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要由增長優先向就業優先轉變。城鎮化要以人為本，增強城鎮的人口集聚功能，依托產業轉移和服務業發展為擴大就業創造條件。二是城鎮化要以市場為導向。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根據市場供求以價格為杠桿自由流動，走人口密集型、土地集約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改變以特大城市為重點的發展思路，在項目安排、資源供給、用地指標、公共投入等方面實行向中小城市和縣城鎮傾斜的政策。四是在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過程中要逐步改變政府投資驅動和大項目推動的發展方式，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與其資源稟賦相適應的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國家則給予相應的政策扶持。

（四）城鎮化的成本與公共服務問題

城鎮化的成本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既與城鎮的區位和規模有關，也與城鎮化的內容有關，還與成本的承擔主體有關。要使上億農民工進城落戶并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必須首先解決城鎮化的成本問題。從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城鎮化將大幅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投入，對政府的供給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戰。隨著農民工逐漸融入城市，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將呈快速增長態勢，投入成本也相應增加。一方面，城鎮人口的快速增長要求城市基礎設施擴容。根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和目前的規劃初步測算，到2020 年，對城市交通運輸、給排水、環境保護和防災安全等工程型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額最低約為16 萬億元；如果從2010 年開始每年按照GDP 總量 4%的比例投資于城市基礎設施，到2020 年，累計投資規模將超過24 萬億元（數據來源：中國發展基金會（2010年））。另一方面，農民工市民化增加了安居住房建設、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支出。據重慶市測算，為了在兩年內實現300 多萬人口轉為城鎮居民，政府在轉戶農民養老保險補助、吸納就業企業社保繳費補差以及公租房、學校等配套設施建設方面需要投入316 億元，每年所需財政投入接近全市地方財政收入的1/10（數據來源：《重慶農民進城成本每人6.7萬》，新浪網新聞頻道（http://news.sina.com.cn），2010年9月14日）。從農民角度看，農民進城要支付相應個人成本，支付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其進城抉擇。進城與否是農民自愿做出經濟決策，選擇進城既要考慮城市生活費用增加、社區認同等顯性和隱性成本，也要考慮可能放棄農村土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等直接和間接損失。特別是隨著農村各項資源要素的價值日益顯現，農民不愿進城落戶甚至把戶口從城市遷回農村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地方出現。

城鎮化面臨的成本制約，從表面上看是財力不足限制了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提高，但深層次原因應歸結于財稅體制、城市管理體制、土地制度和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改革的滯后。城市政府不愿意放開戶籍、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政府財權與公共服務事權不對稱，缺乏穩定的能隨人口增加而增長的財政資金籌集渠道。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93 年的 22% 提高到 2010 年的 51.2%，加上省以下財權中心上移，事權中心下移，導致地方特別是市縣政府的公共服務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催生了“土地財政”。城市管理農村的行政體制使得城市政府可以迅速地通過行政管轄權低價征收農村土地，形成“以地生財”模式來獲取城市發展資金。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測算，2009 年，用于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土地出讓金約為 3341億元，占當年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全部資金來源的 48%，占當年土地出讓金的23.5%（數據來源：中國發展基金會（2010））。在這種城市建設模式下，政府既獲得了土地出讓收益，更源源不斷地獲得了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財富之源。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缺乏適當的制度安排，在農業用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的巨大收益中農民所得甚少，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又進一步固化了這種利益分配格局，使得相關領域的改革長期滯后。

城鎮化背景下公共服務具有顯著的階段性、區域性和過渡性特征，這源自于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政府財力的差異，必須通過體制機制創新逐步消化城鎮化成本，大力提升城鎮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一是加快推進財稅管理體制改革。合理調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要在界定公共服務范圍的基礎上，明確各級政府的分擔責任，改變各地政府只對本地戶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的傾向。至于資金來源可以考慮三個渠道：第一，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要根據各城市吸納農民工定居的規模，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給予定向補助，主要用于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子女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的比重，為地方政府開展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提供穩定可靠的財源。第三，推動城鎮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改革，探索政府直接供給、社會資本參與等多種形式，不斷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的資金來源。二是改革依靠“土地財政”開展城鎮建設的模式。在推進農地征收市場化的過程中同步引入土地增值稅，一方面通過市場機制還原土地的真實價格，城市和工業用地以市場價格和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場機制的硬約束提高城鎮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獲得能夠穩定增長的稅收來源，使轉移進城的農村人口得以分享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紅利”。三是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加快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機制”，協調推進安居住房、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等在內的惠及農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建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在提高綜合承載能力的基礎上逐步放寬落戶條件；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可以先逐步放開戶籍限制，再按照城鄉一體化原則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全覆蓋。四是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村產權制度，對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等權益做出制度安排，保護進城農民的合法權益。

城鎮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人口遷移和產業集聚也是生產力不斷進步的必然體現。特定歷史條件導致了中國城鎮化的滯后，現階段對 GDP 的膜拜和對土地財政的追求又導致了城鎮化模式的偏差。中央多次明確，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加快農村人口市民化進程，這是發展思路的重大轉變。從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來看，中國的確到了糾正城鎮化偏差的時候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將逐步由重增長向惠民生轉變，城鎮化將逐步取代工業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要逐步轉為城鎮居民，處理好城鎮化進程中的勞動力轉移問題至為關鍵。要切實轉變城鎮化模式，妥善處理市場主導和政府引導的關系，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調整，實現城鎮化與農村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協調并進，推動不同區域、不同規模城市協調發展，促進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等化。

(本文節選自《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戰略抉擇和政策思路》，系農業部2010 重大調研課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研究”的調研報告。課題主持人：張紅宇；課題組成員：趙長保、江文勝、張海陽、李娜、李偉毅、李冠佑、楊潔梅、張紅奎、張恒春。)文章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第四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2014年6月備考時事國內部分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2014年6月備考時事國內部分

一、國內部分：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布，5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0.8%，比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該指數連續3個月上升，升幅有所提高；新訂單指數、購進價格指數等主要分項指數回升明顯，幅度超過1個百分點，反映市場需求改善，企業開工率趨升，經濟運行進一步向好。

第三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6月1日閉幕。作為全球服務貿易規模最大的交易會，本屆京交會共達成簽約項目236個，意向簽約額818.3億美元，比第二屆增長4%。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同科威特首相賈比爾舉行會談。李克強表示，科威特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兩國業已成為相互信賴的好朋友和真誠合作的好伙伴。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副代表王民2日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了中國政府接受《京都議定書》多哈修正案的接受書。多哈修正案于2012年12月8日在卡塔爾多哈通過。多哈修正案就《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作出安排，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附件一所列締約方規定了量化減排指標，使其整體在2013年至2020年承諾期內將溫室氣體的全部排放量從1990年水平至少減少18%。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4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繼續增加，且首次出現區域性價格回調。與2013年同期相比，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同比綜合平均漲幅4月份比3月份分別回落1.3和0.3個百分點，延續了漲幅收窄的趨勢。

阿里研究院發布《2013中國城市電子商務發展指數報告》，評選出“2013年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百佳城市”榜單，深圳、廣州和杭州名列前三。據介紹，榜單是阿里研究院對全國294個地級及以上樣本城市的電子商務發展測度調研的基礎上生成的。

中國教育在線6月4日發布的《2014年高招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高考報名人數在連續下降5年后首次出現反彈，增長27萬人，達到939萬人，生源下降帶來的高校生存危機似乎得到緩解，但更深層次的危機已經出現，高校必須積極應對，特色辦學、轉型發展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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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6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并發表題為《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講話。習近平表示，當前，中阿都面臨實現民族振興的共同使命和挑戰。希望雙方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以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新機遇新起點，不斷深化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中阿戰略合作關系。

在第四十三個“世界環境日”到來之際，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對外發布了《全球生態環境遙感監測2013報告》。

國外服務器長期壟斷國內市場的歷史被改寫。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市場的本土廠商份額大幅增長。其中，浪潮服務器出貨量80929臺，市場份額為19%，位居中國第一、全球第五，成為中國自有服務器統計數據以來首個獲得出貨量第一的本土企業。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國家海洋局在北京、福建等地舉辦各類主題活動。今年我國世界海洋日暨全國海洋宣傳日的主題是：建設海上絲路，聯通五洲四海。“2013海洋人物”日前在福州揭曉，在福建平潭舉辦的2014“海洋杯”中國·平潭國際自行車公開賽，也是今年海洋日活動的一個亮點。

6月8日，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法國網球公開賽女子雙打決賽中，“海峽組合”彭帥／謝淑薇以2比0戰勝意大利組合埃拉尼／文奇，奪得冠軍。

6月9日，中國海軍水面艦艇編隊分別從三亞、舟山軍港起航，參加“環太平洋—2014”多國軍事演習。這是中國海軍首次參加由美國海軍組織的“環太平洋”多邊海上聯合演習。

6月9日晚間，央行宣布從2014年6月16日起，對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商業銀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調過準備金率的機構）下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此外，下調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月10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面闡述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成就。白皮書全文約2.3萬字，分五個部分介紹了“一國兩制”政策的由來和在香港取得的實踐成就，包括：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繁榮發展、全面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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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11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意大利總理倫齊。習近平表示，中意傳統友好，兩國人民都為各自古老的文明感到自豪，彼此相互欣賞和借鑒。建交以來，兩國始終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處理雙邊關系，是重要合作伙伴。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10周年，明年是中意建交45周年，兩國關系正站在新的起點上。

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座談會6月13日在福建省三明市召開。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說，全面啟動實施第二批城市公立醫院綜合試點，為實現2015年形成城市公立醫院改革基本路子的目標打好基礎。2010年國家確定了17個國家試點城市，各省選擇了37個省級試點城市作為改革試點。第二批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啟動后，國家共確定34個城市進行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

平安銀行總額為26億多元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近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結算。該產品是國內首只在交易所市場發行交易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這意味著我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擴大試點取得重大進展。

第六屆海峽論壇6月15日在廈門海峽會議中心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論壇開幕式并致辭。他說，本屆論壇以“和諧發展、幸福兩岸”為主題，講出了兩岸民眾的心里話。這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成果造福兩岸民眾的生動寫照，也反映了兩岸同胞共謀社會和諧、經濟發展、生活幸福的熱切期盼。

應英國首相卡梅倫邀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于當地時間6月16日下午乘專機抵達倫敦希思羅機場，開始對英國進行正式訪問。李克強總理夫人程虹同機抵達。李克強表示今年是中英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建立10周年，兩國關系面臨承上啟下的重要契機。我期待同英國領導人就雙邊等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中英關系規劃新路線，鋪設新軌道，增添新能量，讓兩國關系在新的10年加速前行。

6月17日，媒體曝光了一起跨越湖北和河南兩省的有組織高考替考案，河南省招辦回應稱，已向公安部門報案，并向開封派出工作組，對案件進展情況進行指導督促，配合公安部門對案件進行查處。據了解，2014年，該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此外，教育部也已派出工作組指導督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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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上午7時，武漢至黃石城際鐵路首趟和諧號動車組列車C5501次從武漢站駛出，開往大冶北站；7時13分，從武漢站開往黃岡東站的C5601次列車平穩啟動，革命老區黃岡市首次迎來疾馳如風的動車組。這開創了國內同一地域首次同時開通兩條城際鐵路的先河。

財政部6月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5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9425.9億元，同比增長6.9%。其中，中央企業7161.7億元，同比增長7.7%；地方國有企業2264.2億元，同比增長4.4%。1—5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188313億元，同比增長5.3%。國有企業累計發生營業總成本181624.5億元，同比增長5.6%。

經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進一步溝通確定，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將于6月25日至28日應邀赴臺灣參訪。在臺期間，張志軍主任將與臺灣方面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舉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第二次正式會面，參訪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與彰化縣，重點與社區民眾、少數民族、中小企業者、農漁民、青年學生、大陸配偶等各界基層民眾接觸交流，與新北市長朱立倫、臺中市長胡志強、高雄市長陳菊等會面，還將參訪小林村、佛光山、義守大學、霧峰林家、鹿港天后宮等。

從交通運輸部專題新聞發布會上獲悉：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國海船船員注冊總數為574117人，承擔我國90%的對外貿易運輸，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海員數量最多的國家。

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一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431億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5749億元，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據悉，這是我國國際收支自2012年四季度以來連續第六個季度呈現“雙順差”，其中經常項目順差額大幅縮水，出現2011年一季度以來的最低值。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6月20日宣布，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商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活動將于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28日舉行的紀念大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出席29日舉行的紀念招待會。

第三屆世界和平論壇6月21日在清華大學舉行。國務委員楊潔篪出席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楊潔篪表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亞洲，需要為地區安全與合作開辟新思路、探索新辦法、推出新舉措。

身著學位服的湖北職業技術學院1103位優秀應屆畢業生，20日領到了自己的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學位證書，成為我國首批“工士學位”獲得者。經教育部同意，今年，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在國內率先試點，為優秀畢業生授予“工士學位”，使高職生有機會進入學位通道，參與終身學習，也能讓優秀的高職生在用人單位面前脫穎而出。

首屆金家嶺財富論壇6月20日至21日在山東青島市嶗山區舉行。今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中國第一個以財富管理為特色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落戶青島嶗山，青島成為中國北方首塊金融改革發展的試驗田。此次金家嶺財富論壇由中國貿促會、青島市政府共同主辦，環球時報社等主要支持。

從科技部獲悉，由國防科技大學研制并落戶國家超級計算廣州中心的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6月23日再次榮登全球超級計算機500強排行榜榜首，以每秒33.86千萬億次的浮點運算速度獲得世界超算“三連冠”。這也是天河系列超級計算機第四次問鼎世界超算之巔。

6月23日，我國首只自發自還的地方政府債正式亮相廣東，共計發行148億元人民幣，期限包括5年、7年和10年，對應的計劃發行規模分別為59.2億元、44.4億元和44.4億元，上述三期債券的中標利率依次為3.84％、3.97％和4.05％。通過公開招標方式，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交通銀行等4家機構中標成為2014年廣東省政府債券主承銷商；作為首只進行評級的地方債，本次發行的廣東債獲得了AAA的評級。

日前，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汽車累計突破1000萬輛，長安成為中國汽車行業首家自主品牌汽車突破千萬輛的企業。

浙江省宣布，經過半年多時間的清權、減權、制權全面梳理，57個省級部門的1.23萬項行政權力被“砍”到4236項，精簡幅度在六成以上。6月25日，這份“瘦身”后的“權力清單”將通過浙江政務服務網正式向社會公布。浙江成為國內首個在網上完整曬出省級部門“權力清單”的省份。

6月24日，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與中國南車簽署6列內燃、電動車組購銷合同。根據合同，南車旗下一級子公司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執行此項目，在合同規定期限內向馬其頓鐵路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這是中國動車組整車產品首次進入歐洲市場。

在6月26日國際禁毒日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深刻認識毒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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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危害性、深刻認識做好禁毒工作的重要性，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加強組織領導，采取有力措施，持之以恒把禁毒工作深入開展下去。

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管局正式對快播公司送達《行政處罰決定書》（簡稱《決定書》）。根據《決定書》，快播被處以2.6億元罰款，即日生效。該罰款金額創下了國內互聯網行業行政處罰之最。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6月30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對徐才厚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并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有關規定，決定給予徐才厚開除黨籍處分，對其涉嫌受賄犯罪問題及問題線索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黨的紀律條例，決定對徐才厚涉嫌違紀問題進行組織調查。經審查，徐才厚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職務提供幫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賄賂；利用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財物，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并涉嫌受賄犯罪，情節嚴重，影響惡劣。會議認為，對徐才厚嚴重違紀問題的查處，進一步體現了黨中央從嚴治黨、從嚴治軍的鮮明態度，表明了我們黨堅決反對腐敗、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全黨全軍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任何人不論權力大小、職務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肅查處，決不姑息、決不手軟。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黨風廉政建設上要堅持高標準、嚴要求。黨內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軍中也決不允許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