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分析：琛琰訴盧氏縣公安局110報警 不作為行政賠償案

案例分析：琛琰訴盧氏縣公安局110報警 不作為行政賠償案 2002年6月26日夜，原告在盧氏縣東門開辦的“工藝禮花漁具門市部”被盜。小偷行竊時驚動了門市部對面“勞動就業培訓中心招待所”的店主和旅客。他們即向盧氏縣公安局“110指揮中心”報案，但接到報警的值班人員拒不處理。20多分鐘后，小偷將所盜物品裝上摩托車拉走。被盜貨物價值24546．5元，被毀壞物品折價455元，共計25001．5元。被告盧氏縣公安局接到報警后不出警，違反了職責，是行政不作為。事后，我雖多次交涉，要求被告賠償損失，但其一直推拖不賠。請求法院根據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責令被告賠償其全部損失。

盧氏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2年6月27日凌晨3時許，原告尹琛琰位于盧氏縣縣城東門外的“工藝禮花漁具門市部”(以下簡稱門市部)發生盜竊，作案人的撬門聲驚動了在街道對面“勞動就業培訓中心招待所”住宿的旅客吳古欒、程發新，他們又叫醒了該招待所負責人任春風，當他們確認有人行竊時，即打電話110向警方報案，前后兩次打通了被告盧氏縣公安局“110指揮中心”并報告了案情，但盧氏縣公安局始終沒有派人出警。20多分鐘后，作案人將盜竊物品裝上1輛摩托車后駛離了現場。尹琛琰被盜的物品為漁具、化妝品等貨物，價值總計24546．50元人民幣。

盧氏縣人民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條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對公民提出解決糾紛的要求，應當給予幫助；對公民的報警案件，應當及時查處。”

盧氏縣公安局沒有及時依法履行查處犯罪活動的職責，使尹琛琰有可能避免的財產損失沒能得以避免，故應對盜竊犯罪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尹琛琰的門市部發生盜竊犯罪時，尹琛琰沒有派人值班或照看，對財產由于無人照看而被盜所造成的損失，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綜上，盧氏縣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八條之規定，于2002年12月12日判決如下：盧氏縣公安局賠償尹琛琰25001．5元損失的50％，即12500．75元。

（四）健全司法體制與制度

完善司法體制，做到司法公正、違法必究，事實求是、有錯必改，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

丈夫被判殺妻獲刑15年 服刑11年后妻子現身

11年前，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居民張在玉被政法機關認定已遭丈夫殺害。2005年3月28日，她突然回家了！她的歸家，讓當地人目瞪口呆——這表明其丈夫佘祥林被判刑15年是錯案。

據介紹，張在玉今年42歲。1994年，她和丈夫佘祥林吵架后突然失蹤。不久，人們在當地發現一具女尸，經有關部門檢測，女尸的年齡、體征、死亡日期與張在玉吻合。因此，佘祥林被公安機關當作重點犯罪嫌疑人抓獲，并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刑15年。

得知張在玉歸家后，京山縣公安局、京山縣人民法院立即調查核實，確認張在玉當年系離家出走，當年在該鎮呂沖村發現的女尸不是她。

荊門市委對該案高度重視，責成有關部門立即依法糾錯。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決定：撤銷當年京山縣人民法院及該法院作出的兩審判決，將該案發回京山縣人民法院重審。

2005年10月27日，轟動全國的“殺妻冤案”當事人佘祥林及其家人與湖北省京山縣公安局簽訂了國家賠償協議書，共獲國家賠償45萬元。當年為佘祥林案作“良心證明”的天門市石河鎮姚嶺村村民倪新海、聶麥清共獲賠2．5萬元。

蕪湖市新蕪區法院審理后認為，國家行政機關招錄公務員，由人事部門制定一定的標準是必要的，國家人事部作為國家公務員的綜合管理部門，制定了《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這一部門規章。省人事廳及衛生廳共同按照規章制定了《安徽省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實施細則（試行）》，與上位法不沖突，是合法有效的規范性文件，可以參照使用。

根據安徽省這個細則的有關規定，蕪湖市人事局委托解放軍第86醫院對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考生進行體檢，應屬于行政委托關系，被委托人所實施的行為后果由委托人承擔。因為解放軍第86醫院依據乙肝兩對半中一五陽的結果而作出張先著“體檢不合格”的結論違反了《安徽省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實施細則（試行）》的規定，而蕪湖市人事局作為招錄國家公務員的主管行政機關，又依據解放軍第86醫院的錯誤體檢結論，認定張先著體檢不合格，并作出不準予張先著進入考核程序，這樣的具體行政行為是缺乏事實證據的。本案100元訴訟費由蕪湖市人事局承擔。

法院同時認為，鑒于2003年安徽省國家公務員招考工作已結束，且張先著報考的職位已由該專業考試成績第二名的考生填補，因此蕪湖市人事局的具體行政行為具有不可撤消的內容，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宣判之后，原告張先著表示，不論判決結果如何?熏他都將不再上訴，因為訴訟的初衷已經達到，乙肝病毒攜帶者這一特殊群體的合法權益已經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

第二篇：魚塘養殖場訴縣國土資源局行政賠償案例分析（共）

魚塘養殖場訴縣國土資源局行政賠償案例分析

作者：北京吳少博律師事務所·10年企業拆遷關停維權

鄭重聲明：本文章為北京吳少博律師事務所原創文章，禁止同行轉載、偽原創等，其他平臺轉載請注明出處。

溫馨提示：北京吳少博律師事務所，10年企業拆遷維權經驗，各位企業當事人面臨拆遷征收時，補償低，補償不合理，政策強壓，斷水斷電斷路等問題，請及時與我們聯系，避免錯過律師介入的最好時機。

【案情介紹】

2012年9月，李某經營的魚池養殖場在承包的坑場清挖魚池時發現部分高嶺土。遂向當地縣地礦局(以下簡稱地礦局)提出采礦申請。同月當地縣土地管理局(以下簡稱土地局)在申請書上簽發“同意清挖池土”，加蓋公章，地礦局也簽發了同意辦理采礦手續的意見。但在2012年12月，土地局在未立案情況下，對魚池養殖場挖池取土的行為調查取證，組織現場勘驗，制作詢問筆錄，并當場向養殖場法定代表人李某發出《責令停止土地違法行為通知書》(以下簡稱《通知書》)，責令立即停止土地違法行為，聽候處理。此時李某并未停止清挖魚池取土的行為。2013年3月，土地局再次向養殖場發出《通知書》，然李某以已經過批準為由繼續挖池取土。同年9月，土地局和地礦局在機構改革中被撤銷，兩家的行政管理職權由更名后的縣國土資源局行使。縣國土資源局要求李某停工，并圍攻挖地現場。李某被迫停止了清挖魚池，但投入施工的人力、物力、財力巨大，且魚苗幾乎全部死亡，還包括土地承包租賃費等，將近損失四十萬人民幣。李某無奈遂將縣國土資源局告上法庭。

【裁判結果】

2012年，土地局和地礦局簽發批準其清挖池土。之后，原告雇請人員準備挖池取土，土地局卻兩次發出《通知書》，責令其停止土地違法行為，聽候處理。然而，土地局至今未對清挖池土行為作出任何處理，致其無法經營，造成養殖場魚苗損失、土地承包款等經濟損失計453560元。為此，原告李某請求判令確認被告逾期未作出處理決定行為違法，并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

原土地局兩次對原告發出《通知書》，要求原告停止實施土地違法行為，后為貫徹落實國土資源部、農業部<關于搞好農用地管理促進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對原告仍在挖池取土的行為未作進一步的處理，是符合法律規定的。原告自接到兩份《通知書》后并未停止挖池取土的違法行為，而是將新、舊魚池挖成連片魚池整體使用。原告要求行政賠償沒有事實依據，且到目前為止，尚未舉證證實自己享有該土地的合法使用權。為此，縣國土資源局請求判令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縣法院經審理認為，行政執法應當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原土地局在未立案查證屬實情況下，先后兩次向原告發出《通知書》，責令原告停止在其耕作田地上挖池取土的違法行為，聽候處理，違反法定程序，該行為是違法的。后又未在法定期限內對案件作出處理也是違法的。鑒于原告挖池取土行為事先得到土地局批準，且兩份《通知書》發出后，原告并未停止挖池取土，沒有影響原告正常生產經營活動，責令對本案再作出處理已無實際意義。原土地局已被依法撤銷，其行政職權由被告行使，被告應對土地局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故原告請求確認被告逾期未作出處理決定行為違法，于法有據，應予支持。【專業評析】

一、原告清挖池土的行為是否獲得了批準

本案中，原告在清挖魚池時發現高嶺土，遂書面提出采礦申請。土地局在申請書中簽寫“同意清挖池土”并蓋有單位的公章，這能否視為批準了原告清挖池土?土地局的行為是一種行政許可行為，行政許可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的一種，應當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作出，且應當以正規的格式出現，顯然土地局的行為不具備這一要件，其行為是無效的，也就是原告申請清挖池土并未獲得批準。

二、土地局未對相對人挖池取土的行為作出進一步處理是否違法

具體行政行為一旦發生效力，即應交付執行。除非出現法定事由可以阻卻執行：一是具體行政行為無效;二是具體行政行為被撤銷，即具備可撤銷的情形下，由有權國家機關作出撤銷決定，使之失去法律效力;三是具體行政行為被廢止;四是具體行政行為被中止，即法定機關根據一定的法定條件，決定暫時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效力。

結合本案，土地局發出《通知書》，責令相對人停止挖池取土行為，聽候處理，該行政行為對于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已產生實際影響，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通知書經送達當事人后即發生法律效力，如果出現上述四種情況，則該具體行政行為將相應的或被宣布無效，或被撤銷，或被廢止，或被中止。此時，行政機關均應以適當的形式告知相對人，從而阻止《通知書》的內容執行。本案土地局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處理或告知相對人，而是置之不理，顯然是錯誤的，其抗辯稱是為了貫徹上級文件精神，如果該理由成立，則土地局仍應以適當的形式，將《通知書》已經失效的情況告知相對人;更何況被告抗辯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為土地局不作為的理由，不足以阻卻《通知書》的內容發生效力，不足以使《通知書》失去法律效力，因此，土地局的不作為明顯是違法的，抗辯的理由不成立的。

綜上所述，北京吳少博律師事務所建議廣大養殖企業主厘清法律關系，行使法律權利，同時要靈活運用法律。在我國大量種植、養殖企業，都會存在類似本案中與政府相關具體行政行為相沖突的事情發生，對于利益被損害的養殖戶、企業主，應當相信法律，尋求專業律師的幫助，積極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