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每篇通訊都是歷史的坐標

每篇通訊都是歷史的坐標

吳楠

內蒙古師范大學鴻德學院人文系新聞專業2010級1班2010050125

指導老師：賈冉

歷史性的時刻

1.《落日》朱啟平---1945年9月2日，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日本簽署受降書

1945年9月2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天在停泊于東京灣的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軍向聯合國投降簽字儀式。這是日本的代表一一在它所侵略的國家簽降的開始，朱啟平作為中國《大公報》記者入選，在離日本簽降代表約兩三丈的地方目睹了這個重要場面。

作品的字里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在密蘇里號軍艦上，有各國記者參加受降儀式。我想，我必須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中國人的感情來寫好這篇報道。”這是我們理解作品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抗戰八年，中國人民受難最重，曾妄言吃掉中國，進而征服整個中國的日本，如今終以戰敗者的身份向全世界低頭認輸，作者理所當然的將描寫的重心放在了這里。如日本代表團外相重光葵出場時，“臂上掛著手杖，一條真腿一條假腿，走起路來一蹺一拐，登梯時有人扶他”，記者此刻特別特別重提舊事——此人的腿是淞滬戰爭結束時在虹口公園被朝鮮義士炸斷的；這些細節以及史實的嵌入不僅擴大了作品的時空也與國內讀者心心相印，愛國主義的情感和勝利的豪氣在這里必然引起強烈共鳴。

《落日》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責任感也是作品保持長久生命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作者以“落日”象征日本帝國破滅，飽含歷史的教訓，同時指出勝利的代價和新生的長路，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和無窮余味。

2.《沸騰了的北平城》劉白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歷史將銘記這一時刻：1949年1月31日，震驚中外的平津戰役結束，元明清三朝故都，華北政治軍事重鎮北平城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三日，勝利之師威武之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隆重盛大的北平入城式。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大事，是戰局的重大轉折點。此時，震動全國，震動世界的三大決戰戰役已經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計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160多萬人。長江以北廣闊疆土基本上已是人民的天下。從前人們常說勝利在望，現在則是，打倒蔣家王朝，奪取全國勝利在握了。新華社特派記者劉白羽，通過通訊《沸騰了的北平城》向全國人民傳遞了這一重大信息。作者以濃墨重彩，再現了人名民解放軍浩浩蕩蕩入城接受人民檢閱的壯麗場景。他們步伐整齊，威武雄壯，給了北平市民以驚喜。作者引用一位市民的話表現了人民對解放軍強大的自豪和自信，他說；有了這樣強大的武裝，不怕任何反動派！作者在對炮兵部隊的描寫中對許多從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反動派手中多來的各種先進武器只加了“道奇”“美式”“日式”幾個字眼，卻啟示讀者：只有“小米加步槍”的英勇卓越的解放軍，是可敬的，是無畏無敵的；以破落武器打敗強敵的這支部隊，如今用上現代優質武器，如虎添翼，全國解放的勝利是完全可期的。

作者以酣暢的筆法，為讀者勾勒出了北京市民傾城出動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動人情景。古都北平自鴉片戰爭以來，遭受了多少屈辱和摧殘，人民受盡苦難！北平解放了，人民的軍隊來了，百年苦難結束了。文章以細節傳神，騎在大炮上的小孩，高喊解放軍萬歲的商人，與胸前掛滿獎章的戰士緊緊擁抱的郵政工人。歡迎的人們站了整整一天，忘記了寒冷，忘記了饑餓，依戀不舍的同人民軍隊合在一起。。。北京城沸騰了！北平人民，全國人民，相信一個嶄新的共和國就要誕生了。

1949年2月15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通訊《沸騰了的北平城》。這是一個訊號:蔣家王朝即將垮臺，中國人民就要徹底解放。事實正是如此。在北平解放兩個月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百萬雄師就強渡長江，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江南蔣軍殘余。

3.《誰是最可愛的人》魏巍---你一定會深深地愛上我們的戰士，他們確實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魏巍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于當年12月在山西前線參加八路軍的，至抗美援朝已有十余年了。他在回答怎樣寫《誰是最可愛的人》這一篇文章時曾經說過，這是他長時間思想積累的結果。因為在同戰士們長期相處，深感他們出生入死貢獻巨大而所取甚微。入朝后，看到他們在極端困難嚴酷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非凡的獻身精神，給了很大感動，就像一團火在胸中燃燒。可以說，當時“誰是最可愛的人”這個句子，不是想出來的，而是從魏巍的胸中“跳”出來的。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時，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著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安安靜靜坐在辦公桌前計劃這一天工作的時候，當你向孩子嘴里塞著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閑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許很驚訝的說：“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從朝鮮歸來的人，會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請你意識到這是一種幸福吧，因為只有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才能更深刻的了解我們的戰士在朝鮮奮不顧生的原因。朋友!你是這么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偉大的毛主席，你一定會深深的愛我們的戰士，他們確實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馮健，周原---學習焦裕

祿，成為中國成立后第一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高潮。60年代初期，我國遭受自然災害，國民經濟面臨著嚴重困難。中共河南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就是作為領導人民群眾，以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同災難做殊死搏斗的一個基層領導干部形象，為全國人民熟知并深受景仰的。40歲的焦裕祿1962年由黨組織調遣，從工業部門到風沙.內澇.鹽堿“三害”肆虐的蘭考，加強農村工作。他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情懷，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實事求是的精神，身先士卒，帶領蘭考人民治沙，治澇，治

堿。他在蘭考僅僅工作了一年零三個月，雖然壯志未酬，但他的精神，永遠成為蘭考人民制服“三害”，創造新生活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成為全國干部，群眾學習的榜樣。

通訊的三個作者是在舍棄了原本要去采訪林縣人民在太行山上修筑紅旗渠的壯舉，轉赴豫東重災區蘭考縣采訪焦裕祿事跡的。從縣領導機關到農村，在蘭考調查不到一周，寫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初稿，又經過半個月七次大的修改，定稿后于1966年2月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當天有新華社向國內外播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同日向全國播發。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于2月9日發出通知，號召全軍干部特別是團以上的干部，都要向焦裕祿學習。國務院所屬80個部.委的黨委和政治部也相繼發出通知，要求全體干部，黨員向焦裕祿學習。中國科學院政治部.全國供銷合作社政治部.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也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通知。焦裕祿的英名及其事跡傳遍祖國大地。風起云涌的學習焦裕祿旋風，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高潮的壯麗景觀。

2.《總理為農民追工錢》孫杰，黃豁---每一個我們需要他的地方，這個儒雅的老人，一直都在。

2004年10月24日下午，正在三峽庫區考察工作的溫家寶總理在行至重慶云陽縣城40公里處，要求臨時停車，走訪位于山腰處得云陽縣人和鎮龍泉村10組的農村。在農村家的小院中，溫家寶與村名們促膝談心，詳細詢問他們的生產生活情況。當時，村名熊德明向總理反映了自己家人工錢被拖欠的情況。溫家寶聽后高度重視，當即責成地方政府負責人落實有關情況，即使退還農民被拖欠工錢。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記者敏銳地意識到這件事的重大新聞價值；在隨后幾天里，記者密切關注解決這件事的進展情況，并補充采訪，最后寫成了這篇通訊。這篇通訊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主題重大。拖欠農民工工資是我國經濟生活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突出問題。到2003年年底，全國拖欠農民工工資約為1000多億元，相當于全國每個農民工被拖欠1000元。這不僅嚴重影響農民增收和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而且影響社會穩定。記者抓住“總理為農民工追工錢”這一新聞事件加以突出的報道，表明了中央領導同志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同時有力地督促各地黨委，政府把這一問題擺在突出位置加以解決。二是情節真實感人，文風平實。報道選取的場景，對話和細節描寫，都十分打動人心。如“沿著一條高低不平，十分泥濘的鄉間小道，溫家寶帶領著隨行人員向公路下邊掩映在一片蔥蘢竹林中的小村莊走去“剛從田里干活回來的村民曾祥萬挽著褲腿，赤著帶泥的正在歇息雙腳”“總理緊緊握住熊德明剛打完豬草又黑又粗糙的雙手”“坐進車里的溫家寶突然看到村里的鄉親們正跟在后面，向汽車走來。他馬上又走下汽車，我這村民們的手再次道別。人群中，一些村民眼里閃動著淚花”等等，都反映了人民總理和人民群眾心心相映的關系。報道中記錄的對話都是總理和農民的原話，原汁原味，使讀者似乎感到自己就在總理身邊。更為重要的是，這篇通訊播發后，一場清理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的繁難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2003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12月2日，建設部等六部委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貫徹國辦上述通知精神。2004年1月2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清理拖欠工程款電視電話會議，要求一定要在當年春節前抓緊兌付2003年拖欠的農民

工工資。有些地方還建立了專門機構，為民工追討工錢。到2006年年底，有關清欠的任務基本完成。

第二篇：每篇課文都是習作例文論文

曾經的語文教科書里，每一次習作之前總會有一篇特殊的文章，叫做“習作例文”。今天的習作在培養孩子們對語言文字駕馭能力的同時還擔負著培養創新能力的重要任務。但是也有更多的教師好像不知道該怎樣進行作文教學了。

細細品讀教材，其實每一篇課文都是“習作例文”。再讀葉圣陶先生的這句話：“課文無非是例子，也是習作的例子，讀范文指導作文、習作文、效法作文、評作文，這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

既然每篇課文都是習作例文——那就一定要充分發揮出習作例文的作用來。

一、借助教材，完成原始積累

課程標準中，關于習作的要求出現在第八條。在年段的階段目標中，習作總是排在識字與寫字、閱讀之后，這樣的排序，正符合習作教學的原則。一篇文章似一座房屋，識字寫字就是這房屋的根基，積累的詞句好似磚瓦，掌握的表達方法則是建造房屋的立柱橫梁，閱讀培養出的語感，會為這房屋做最后的裝潢。

在教學中有目的地進行這樣的積累，孩子們才可以有米可炊。所以，積累課文中的好詞佳句、了解作者的表達手法是我們必須要做好的功課。

二、借助教材，讓習作走向生活

“我手寫我心”，在今天越來越多地為大家所認同，并一致認為這是習作教學應該達到的最高境界。而這一思想的滲透必須是要放在日常教學中的，在閱讀教學中就要讓孩子們知道，那些文學大師就是這樣做的。

這是六年級下冊第六課——老舍先生的作品《北京的春節》。語言大師那“如椽的大筆、俗白的風格、京味的語言，描繪了一幅幅北京春節的民風民俗畫卷揭示了中國節日風俗的溫馨與美好，表達了自己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喜愛。”熬臘八粥、泡臘八蒜、購買年貨、過小年、守歲、拜年、觀花燈、放鞭炮、吃元宵。整個教學過程我們在字里行間尋找著熟悉與不熟悉的生活。在這新年剛過不久的時候，借老舍先生之妙筆，我們又美美地回憶了一把過年的喜慶氣氛。

三、借助教材，舉一反三

孔子早說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數學中的例題可以幫助孩子們解決若干與之相關的難題；生活中的榜樣可以改變一代人的生活軌跡；作為例文的教材，如果不能實現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例”的意義何在？所以，隨課文練筆是師生必須要做的功課。應注意的是，要抓住每課教學中的側重點，需要結合文章最顯著的特點進行。

六年級下冊第五課是豐子愷先生的《手指》。

豐子愷先生選取的是生活中最普通的題材，將自己的感受用最質樸的文字坦率地表達出來，在樸素到幾近白描的文字中，傾注了真摯而又深沉的情感。孩子們被文章蘊涵的感情深深地打動了，引起了學生的共鳴。那一天的練筆內容是模仿《手指》的寫法，介紹一下小組內的同學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最突出的是有一個孩子寫教室中的日光燈管。每一只燈管都仿佛有了生命，性格特點格外突出。有體弱多病的老大“位于教室門口，總是在忽閃忽閃地喘幾口粗氣之后才勉強睜開眼睛，把昏暗的目光投向近旁的幾位同學。”有身強力壯的老三：“總是在開關打開的那一瞬間，搶先將最明亮的光芒灑下，像一位嚴厲的老師一樣，用炯炯的目光威嚴地注視著每一個同學。”結尾更有趣：“教室里的燈管，我只覺得體質與性格上有如上的差異，內心里卻對每一位都充滿深深的謝意。他們團結一致，根根有用，共同為我們的成長默默付出，每一根都那么美好、那么可愛。”分明一個“小小豐子愷”。

四、激勵練筆，鼓蕩寫作的激情

當教師與孩子漸入正軌，就要注意運用激勵手段讓練筆的熱情持續最好還能高漲，這些方法想必大家經常在用。

1、教師下水文。這既是習作的引導，又是樹立教師自信的絕好機會。

2、積極投稿。當看到身邊同學的文章變成鉛字，必是莫大的鼓舞。

3、班內發表。用各種手段在班內發表同學練筆：板報、園地、班級日志、作文集、晨會、班會、辯論會等都是最佳途徑。

4、讓孩子們做評委。教師初評之后，學習小組在閱讀過每一位組員的作品之后，向大家推薦最成功的一篇。小組代表在推薦的時候必須說明推薦理由，這就要求孩子們要學會欣賞別人的作品。各組的優秀作者要在全體同學的面前朗讀他們的作品，以供大家評頭品足。發表評論的同學必須先肯定作品中精彩的內容，然后針對不足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見。在這期間教師要有適時的點評與引導。課后，各小組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作品進行交換閱讀，進一步欣賞同學中的優秀作品。來自群體的肯定會更大地激發孩子們的寫作熱情。

五、借助教材，打造作文教學的主陣地

“教材不過是一個例子。”那么這個例子的作用是什么？對于習作教學來說，它就是教我們應該怎樣表情達意、選材構思、遣詞造句、謀篇布局。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有意識地拉近孩子們與文本的距離，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認識到，習作的素材就來自我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每一節語文課都是在為自己能夠熟練的運用語言文字進行表達打基礎。

當孩子們閱讀了大量優秀的作品之后，多樣的文章結構、各種表達方式，自會了然于心。他們會從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習作。

因此，作文教學絕不是也不應該是孤立存在的，習作課只是一次檢驗，教材，作為作文教學的主陣地必須滲透在日常教學的每一個環節之中。

第三篇：“紅船”歷史坐標及其價值研究

“紅船”歷史坐標及其價值研究

【摘要】文章在總結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歷史坐標形成規律及其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考察“紅船”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歷史坐標的形成歷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義，并指出“紅船精神”準確標識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精神氣質。紅船精神是黨建思想的重大理論成果。

【關鍵詞】紅船紅船精神歷史坐標黨建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間，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氣質的歸納和總結，“紅船精神”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贊同，但是“紅船”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歷史坐標的深刻意涵和重要價值有待于深入考察。本文將在總結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歷史坐標形成規律及其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考察“紅船”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歷史坐標的形成歷程，揭示其深刻意涵及其重要意義。

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概念和原則

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是指與革命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標識，該標識必須經過歷史沉淀，并且標識指向具有唯一性，且容易記憶。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標識必須具備密切相關性、標識唯一性、寓意豐富性和歷史沉淀性。

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標識的密切相關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情況。以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標識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比如，井岡山標識、延安標識、西柏坡標識、紅安標識等；以歷史事件的主體標識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比如，白求恩標識、雷鋒標識、張思德標識等；以革命事件發生的重要元素標識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比如，五四標識、長征標識、古田會議標識，遵義會議標識。不管是“井岡山”、“延安”、“長征”，還是“白求恩”、“西柏坡”等等，都是經過歷史的沉淀，并已經逐漸具有代表意義和內涵的標識符號，這些標識符號通俗易懂，寓意豐富。當人們談論這些標識時，立刻就能想到標識背后的革命精神，也即是標識符號具有唯一性。

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和誕生的標識符號，“上海一大會址”、“南湖”、“一大紀念船”和“紅船”都是基本元素。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要召開地，且有眾多的革命活動都在上海展開，在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有人主張應該從上海選擇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歷史坐標，并以此標識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但由于“上海一大會址”石庫門的特殊性，不具備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特有標識的條件，而“紅船”具備特定名詞和重要專有坐標的性質，寓意豐富，極具想象和詮釋空間，因此越來越受到廣泛認可，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紅色地標和歷史坐標。

“上海一大會址”是黨創建時期重要的地理坐標

“上海一大會址”石庫門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重要的地理坐標，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地，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上海地方風格的石庫門樓房召開，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及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國58名黨員①出席了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俄尼科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七天，都在這里召開。從此這座石庫門建筑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理符號，成為重要的歷史遺跡，即“上海一大會址”。

石庫門是一種中西結合、上海特有的建筑風格，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式樣，不具備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的寓意性和歷史沉淀性。據1998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筑志》記載：1949年解放時，約有40%的上海人居住在石庫門中。石庫門擁有江南傳統的二層樓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空間格局和歐洲聯排風格的布局，是獨特的中國民居和西方建筑風格合璧的海派特色建筑。石庫門顯著的特點是：厚重烏漆的實心門兩扇，門上鑲銅環一幅，門框外圍輔以一圈石頭；門楣是最出彩的部分，早先為江南傳統的磚雕青瓦壓頂門頭式樣，后因西方建筑風格影響，而采用弧形或是半圓形等形狀的山花楣飾，外墻配以西洋的雕花刻圖。

石庫門里弄儼然一個小社會，工廠、學校、商鋪、佛堂、診所、銀行、電臺、藥鋪、米店等都可以在石庫門里找到蹤跡。過街樓下的煙紙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般店面不大，但店里藏有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用品。上海石庫門不僅是上海一種特有、中西結合的建筑風格，而且也最能代表上海獨特的生活習俗和生活風情。“一大會址”所在的石庫門當時還是在租界里，因此以石庫門來標識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缺少與革命相關的特有精神寓意和想象空間，很難為大眾所接受。

石庫門是老上海的象征，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標識符號和象征之一，不具備革命精神的歷史坐標的唯一性。石庫門不僅僅是中共一大會址，它還孕育了近現代上海乃至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及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石庫門文化。石庫門多樣、復雜的建筑特點，形成了老上海特有的飲食文化、鄰里文化、婚喪文化、商業文化、童謠文化等。石庫門文化孕育并滋養了上海近代文明，成為上海近代史的縮影。作為一種象征，石庫門文化代表了近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也是上海歷史和文化的獨特品牌，更是歷史留給當今上海的寶貴文化遺產。

石庫門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重要事件發生地，本身也是一種建筑風格的標識，是老上海的重要標識符號和特定區域的文化象征，“上海一大會址”雖然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和誕生的重要地理標示，但以“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上海）”或石庫門來命名革命精神，缺乏精神標識所必須的標識唯一性和寓意豐富性的基本規律，且缺乏與革命精神相連的特有歷史沉淀，因此較難獲得認同。

“紅船”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歷史坐標

密切相關性。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有兩個會場，一個在上海石庫門開始，一個在嘉興南湖游船結束。1921年7月30日晚，由于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而中斷，在李達建議下，8月1日中午11點，中共一大最后一天會議在嘉興南湖的游船上成功召開并勝利閉幕，在船上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從此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從代表們的回憶錄和事后回憶，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記住了嘉興南湖的那條船，對上海的具體地點卻記憶模糊。個中原因很難確知，但南湖游船容易記憶也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古時的彩繪畫舫就叫“紅船”。據互動百科，“紅船”語出彩繪的畫船。宋蘇軾《與胡祠部游法華山》詩：“使君年老尚兒戲，?v棹紅船舞澎湃。”宋袁正真《長相思》詞：“采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投?，相思無路通。”

標識唯一性和寓意豐富性。“紅船”越來越受到關注，不僅與中國紅色文化傳統淵源和中國革命紅色文化興起有重要關聯，還與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船的隱喻和想象有關。中國人是有著強烈紅色情結的民族。在國人眼里，紅色是喜慶之色，是吉祥之色，所以，凡是喜慶之事都需要紅色來渲染；在漢語里，“紅”是成功的代表，事業開頭順利即“開門紅”，運氣好即“走紅運”，得寵顯貴的人即“紅人”；紅色代表光榮，“金榜題名”是紅榜，表彰先進人物要戴大紅花。在西方人眼中，紅色即是中國的“國色”。

紅色代表革命和進步，紅色是共產黨人喜歡的色彩，是革命的色彩。早年的馬克思曾表示紅色是他最熱衷的顏色。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其標志采用的就是紅色，從此紅色就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偏愛的色彩。紅色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也息息相關。譬如，組建的第一支軍隊命名為紅軍，開辟的第一個革命根據地瑞金稱之為紅都??中國革命勝利后，出現了許多以紅字命名的文藝節目，諸如：《紅旗譜》、《紅軍想念毛澤東》、《紅燈記》、《紅旗飄飄》、《紅梅贊》等。

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船的隱喻和想象也是“紅船”越來越得到大家認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船是作為執政者的象征。荀子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這一論述成為經典，成為執政者的古訓。在當代，船和水的關系隱喻被不斷強化和詮釋，比如用來詮釋干群關系，群眾是“活水”黨員干部是“船”，并引申為“水與舟相互聯系，互為條件，舟因水而生，水因舟而動”②用來詮釋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中國革命勝利以后，“從南湖到南昌”，“從南湖到天安門”的詮釋和想象在不斷使用和強化，為“紅船”歷史坐標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事業不斷取得成就，中國共產黨人數不斷增加并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政黨，由此“一條小船誕生了一個大黨”成為一個極具想象力和美感的政治詮釋。這也是從建黨70周年后中國共產黨創建和誕生的重要標示符號逐漸強化為“船”，并最終確立“紅船”歷史坐標，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精神標識的重要原因。

歷史沉淀性。“紅船”獨立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和誕生，甚至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象征，是歷史沉淀的結果。“紅船”作為一種象征，至少在1991年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象征。1991年，在浙江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暨嘉興南湖紀念館落成典禮上，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發表了題為《沿著南湖紅船開辟的革命航道奮勇前進》的講話。同一年的6月25日《浙江日報》還用圖片的方式報道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與李澤民等領導同志交談的新聞，談話的地點就在南湖上的那艘畫舫上。這是目前查到的“革命紅船”和“畫舫”并列使用最早的資料。建黨70周年紀念郵票一套包括面值2毛的“南湖船”，這也是新中國郵票中第一次把浙江嘉興的南湖船作為建黨紀念圖案，并從此成為一大標志圖案。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漢中地區郵電局郵票公司發行的紀念封上，“南湖船”圖案的郵票是其中兩枚郵票之一，郵票名稱為“中共‘一大’南湖會議會址”。這一點可以在隨后中國共產黨建黨85周年紀念郵票上得到印證。

“為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歌頌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壯舉和時代精神，形象化地展示黨的光輝歷程”③，第一屆“紅船頌”全國中國畫家名家作品邀請展2001年在嘉興南湖邊開幕，作品結集公開出版。同時，全國各地以“紅船”或相關主題的紀念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2002年在慶祝建黨81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出感慨“從南湖紅船到井岡山上，從寶塔延安到首都北京，八十二載光陰連綴起無盡的輝煌”④。2004年在慶祝建黨83周年之際，《人民日報》明確提出嘉興南湖是“經典中國”宏偉畫卷上的開端，并指出這些紅色經典的偉大革命精神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⑤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紀念郵票上把“上海石庫門”和“南湖紅船”一起構圖，標識為“開天辟地”。多年來對“紅船”這一紅色地標進行反復凝練和廣泛宣傳，已經成了中共歷史上永恒的紅色經典、人民群眾的精神家園。⑥

從歷史遺跡和重要地理坐標來看，“紅船”物質載體的南湖游船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最后一天會議的發生地，是宣布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的起點；“紅船”還具有特定名詞和重要專有坐標的性質，其寓意豐富，極具想象和詮釋空間。“紅船”歷經風雨九十載的沉淀成為標識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精神特質的重要符號。需要指出的是，“紅船”作為紅色歷史坐標，一種精神的標識，嘉興南湖上的畫舫只是物質載體，不能簡單地、狹隘化地理解。“紅船”逐漸成為中共歷史的關鍵節點、有著厚重承載的紅色歷史坐標，不僅是中共早期歷史的縮影，而且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記憶和情感。

“紅船精神”準確標識了黨創建時期的精神氣質

“紅船精神”是以公認的歷史坐標“紅船”標識，準確表征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精神氣質和精神追求。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黨雖然受到了來自“左”和“右”的干擾，經過了多次失敗，但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活動和其他革命實踐活動中所體現出來的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勇敢執著精神和理想追求影響深遠。這一時期形成了紅船精神、黃埔精神、北伐精神等革命精神，其中以紅船精神為時代標志。⑦那種認為，中共一大南湖會議只是“偶然轉移、一條小船、一天會議”，不可能產生“紅船精神”，偏窄地理解“紅船精神”，片面地把“紅船精神”理解為南湖會議精神的觀點是錯誤的，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誤解和誤讀。在總書記《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一文中，“重溫紅船的歷史滄桑”中的“歷史滄桑”顯然不是指“南湖會議”，這里的“紅船”也不是僅僅指南湖上的那艘游船。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紅船精神”以“紅船”作為歷史坐標，其表達和凝練的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精神氣質和精神追求。考察“紅船”標識意涵和歷史沉積下來的符號價值和象征意義，聯系紅船精神的核心內涵，可以得出結論：“紅船精神”的集中概括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的精神氣質，總書記用“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⑧提煉和闡釋了“紅船精神”的深刻內涵。紅船精神的提出，意義重大。“在黨的革命精神歷史建構上填補了中國共產黨創建到大革命之間的中國革命精神史的空白，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史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時間序列上實現了一致性。”⑨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建思想的重大理論成果，是推進“四個全面建設”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上海和嘉興要協同合作，深入推進紅船精神的研究和宣傳，在新形勢下，不斷彰顯紅船精神的當代價值，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更多的精神動力。

（作者分別為嘉興學院商學院講師，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釋】

①關于一大時期黨員人數有多種觀點，本文采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的觀點。

②陳天英：“以舟水關系詮釋紅船精神與黨的群眾路線”，嘉興在線，2015年1月16日。

③中國美術家學會等編：《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紅船頌”全國中國畫名家作品集》，北京：古吳軒出版社，2001年，序。

④“編輯絮語”，《人民日報》，2002年7月1日。

⑤“經典中國?紀念七一特刊”，《人民日報》，2004年7月1日。

⑥童小彪：“‘七一’紀念資源的當代建構―以《人民日報》為中心的考察”，《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5期。

⑦邱小云：“論中共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精神史”，《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⑧習近平：“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光明日報》，2005年6月21日。

⑨金延鋒：“學習研究宣傳紅船精神的時代意義”，《學習時報》，2014年12月15日。

責編 /張曉

第四篇：中國官民比例的歷史坐標

中國官民比例的歷史坐標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黃易筆下的《尋秦記》里寫的那樣，超越時空回到公元前幾十年的漢代，他會發現今天大量的政府職能在當時都歸于少數官員之手。包括稅賦、地方治安等諸多事務，在今天需要多個部門多頭區別管理的，而在當時或許都只是幾個人手中的業務。

歷史趨勢：官員越來越多

一個縣衙，十個衙役一個官，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最基層的行政管理結構。這種設想，當然不是意味著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漢代全國人口進入5000萬的時代，西漢時期官民比例還是1：7945，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官員總數不超過6500人。如果再按照漢代全國103個郡國的行政區劃的劃分，那么平均每個郡（國）也只有60幾個人，據記載，漢代的大郡，官員總數不過百余人，但是人口卻超過10萬。

這種記錄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發生了變化，唐高宗時，中國的官民比例達到了1：3927，即3927個人養活一個官員，元成宗年間，這個數字改為1：2613，明神宗時代這個數字大約是1：2299。今天我們所能夠尋找到的歷史記錄中，康熙年間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約為1：900。在目前對于康熙年間的中國人口總數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多者認為已經過了2億，而少者認為不到數千萬，僅以普遍能夠接收的數字1.5億人來說，大約當時已經有了將近170萬的官員。

官民比例必須保持在一定數量之下

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每個王朝的官民比例總是在不斷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機構設置的增加，由于歷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加強，中央機構也在不斷增加和改革。秦漢時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時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時代在六部基礎上又增加了內閣、軍機處這樣的中央樞密部門，機構逐漸增加使得中央機構越來越龐大。而除了工作任務劃分越來越細之外，中央集權體制下對于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也推動了新的部門設立和發展，增加了用人總數。

其次是中央對地方關系的變化，如果說漢代的郡國還殘留著分封制的痕跡，那么實現郡縣制之后，中國歷史上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是在越來越加強中，采取的方式又兩種，一種是將郡縣權力劃分越來越小，以減少其權力；另一種是中央派駐地方的直屬部門官員越來越多。盡管縣數變化不大，但是比如漢代有103個郡國，到了唐代1235個縣，300多個州，而清代就已經有1358個縣、124個州、245個府與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撫、總督每個地方衙門。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數也是很少的。據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調查了清代的10個縣，最多的一個縣50個官員，最少的一個縣12個。

第三是生產方式的多樣化，商業的出現和發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現了新的跡象。另一方面，公共事業的出現，也使得官員數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對于商業的管理，漢代基本不設專門的地方管理部門，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現，已經專業管理對外貿易了，內貿和外貿出現了區分。僅此一項，就導致了大量的專業管理官吏出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專業官員、城鎮公共事務服務官員的數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總體上說，即便維持龐大的中央集權機構，官員和平民比例必須保持在一定的數量以下。如《隋書·百官志》中上上縣（即大縣）設官吏99人，《唐書·職官志》中不滿1000戶以下的縣設官吏45人。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曾經談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設置，他總體的看法是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一項制度的創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種種人事需要和時代性。中國歷史中官民比例的變化，也是這樣的。鑒往知今，這些歷史數字對于今天的社會發展和行政管理來說，仍然有著十分特別的警示和參考價值。

國際先驅導報 2005-03-14

機構改革積重難返 破解26人養1官的中國困局2005-03-14 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官民比例“1：26”，一個最新的數字點出了中國官員系統的膨脹和低效，綿延了20多年的機構改革多次無功而返，構成了一個中國官員系統的歌德巴赫猜想。這個數學界的著名難題曾經被中國數學家陳景潤撼動，而關于中國官員系統的這個難題也只能通過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去年之后，任玉嶺委員又一次提出了精簡官員的議案。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自己做了一個統計：“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26個人養一個官員的概念

26個人養一個官員的概念在很多人看來并不是非常直觀，所以對于這一數字的說明顯得很有必要。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目前吃財政飯的人數，據統計，這一數字已經高達4572萬人；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于政府賜予的權利實行自收自支。

一位在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工作的人員還向記者透露，事實上，不僅僅這些人吃財政飯，像許多行業協會的人也大都是從各個部委退下來的人，“他們同樣需要老百姓來養。就拿聘用進來的人跟他們比，一般來說，退下來的人基本上不干活，但拿的錢卻比我們還多”。

而在這些吃財政飯的官員里面，有官員級別的人又占到了相當的數量，往往形成了國家機關“多數人指揮少數人干活”的現象。越是貧窮，官員越多

記者調查發現，在官員人數不斷增多的中國，越是落后的地區在官員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報》的一項統計表明，到1999年為止，陜西的官民比例為1：34；河北為1：40；河南為1：41；山西為1：27；寧夏為1：24；青海為1：22。在山西32個發不出基本工資的縣中，有8個縣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寧縣為1：13。更有甚者，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養1個。

一位河南的農村干部曾經對記者說，在窮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擠入官員的隊伍，因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員才能活得既輕松，還能有錢拿，最重要的是，官員特威風”。

胡斌為1998年大學畢業后，直接要求托關系去某省的鄉鎮工作，“我當時想，去鄉鎮可能更有油水一些”胡斌為對記者說。據他介紹，很多鄉鎮機關設置種類齊全，而且大部分以當官的為主，“我剛進去的時候，我們一個科五個人，一個正科長，三個副科長，只有我一個科員。”

任玉嶺委員在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痛心疾首：“我們一個30萬人的小縣，財政供養人數高達1萬多人，通過亂收費供養人數達5000多人。到了鄉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國防部等少數部門沒有對口單位外，其余是應有盡有。”任玉嶺委員在發言稿中介紹。一般說七站八所，其實比七站八所還要多，什么農機站、農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計生站、文化站、林業站、廣播站、經營站、土管所、財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郵政所、供電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個鄉財政供養人數高達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財政告急

隨著中央決定取消農業稅的到來，許多縣級財政已經破產。一方面是財政要養的人太多，另一方面則是原來的許多收入因為農業稅的取消而消失。任玉嶺在分析官位過多的時候就認為，官位多不僅造成機構臃腫，還造成很多該放的權放不下，該管的又無人管；而且官多了消費就多，據報道僅機關的車費、招待費和出國培訓考察費，全國已分別達到3000億、2000億和2500億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級領導干部消費了；加上升官快、升官易的導向也給社會帶來了較大影響，跑官、買官、賣官現象不時發生，帶來了腐敗。

而胡斌為告訴記者，他們鄉鎮政府肯定是處于破產狀態的，“但是，即使這樣，領導們的生活質量還是要保證的，比如政府沒錢，就在各個消費場所打白條，一天公款吃喝一次是肯定要的。”

事實上，鄉鎮一級財政破產早已經不是新鮮事，但據最新的調查表明，中國的縣一級政府也已經破產者甚多。據有關專家估計，中國縣鄉政府債務已突破1萬億元。而據財政部有關人士向《財經》雜志透露，目前財政部認可的數額是4000多億元。機構改革困境

談到這些，就不得不再次回顧中國20多年來的精兵簡政之路。1979年，中國在編干部為279萬人，1997年擴大到800多萬人，權威人士估計，我國僅縣和縣以下由農民養活的黨政干部目前高達1316.2萬人。

有人將中國的機構改革稱為一個惡性循環：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福建省石獅市的經驗在這里就被看成一個典型案例。

根據石獅編制辦提供的材料，1988年建市時，石獅市政府按市場經濟原理設計政府機構設置，不搞上下對口，不設專業經濟管理部門。當時，該市黨委系列僅設市委辦公室和黨務工作部，政府系列設置了經濟局、內務局等11個部門，占中央規定縣級市機構編制配備總數的37%。其中至今仍為石獅市上下津津樂道的經濟局，平行對應其他縣市的22個局、委，縱向對應福建省34個廳(局、委)，以及屬于管理經濟實體的電子工業總公司、冶金工業總公司等。

但是，對口的壓力使得石獅市很難在機構改革的路上走得更遠。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02年評選全國科技先進縣(市)時，石獅各項指標均達標，但福建省科技廳以該市沒有科技局、不重視科技發展為由不予申報，于是石獅市即向福建省編制委打報告，掛牌成立科技局，這才如愿以償拿到科技先進稱號。

另據一位當地媒體記者講述，每到年關，泉州各部門下基層調研時，往往對石獅表示不滿，因為這里的一個局長要接待上面七八個部門，分身乏術，有時干脆沒有對應的口子接待。

據《新京報》報道，時至今日，經濟局的對口單位已經縮減至8個，其它的則都已經單獨成局。而石獅市的事業單位編制也已經從原來的1421人擴展到5747人。(記者宋勿)美國官民比例1：15的啟示

關于縮減官員系統的問題已經困擾了中國人整整20年有余。改革的結果是越改人越多，一時間，各路專家學者，有識無識之士紛紛發表言論，對于中國官員系統的“減肥”提出汗牛充棟的意見，然而問題還是擺在那里，似乎成了一個無解之題。

或許到了這個時刻，我們應該跳出“當局者迷”的困境，重新審視官員系統膨脹和政府效率低下之間的必然聯系，從建立在這種判斷之上的各種意見中走出來，尋找官員系統的解決之道。人多就意味著低效？

有人曾經從橫向上作出比較，1999年中國的官員與普通民眾的比例是1：30，印尼是1：98，日本是1：150，法國是1：164，美國是1：187。

但是，美國2000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之技藝(第八版)》一書發現，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1996年的統計，美國共有政府雇員1823.6萬人，其中聯邦雇員289.5萬人，州雇員471.9萬人，地方雇員1190.6萬人，而美國的人口總數約為2.8億人，按照這組數字，美國的官民比例則創紀錄地達到了1：15左右，事實上，2001年“9·11”事件后，這個比例應該更高。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1：26的官民比例并不嫌多。而從財政支出來看，1996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是16000億美元，州政府的財政支出是8500億美元，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是7500億美元，而當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70000億美元，三個層級的政府財政支出幾乎花費了當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與之相比，中國在官員系統運作上所投入的財政支出也不能稱之為多。1：26與1：15的本質不同

美國官民如此的一個構成比例似乎并沒有招來其國內對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批評。為什么？

為了解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看另外一個比例：在中國，負責人和辦事人員之比為1：0.84，而在美國這一比例是1：1.17，日本是1：3.6。

再看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占比重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部門。政府雇員不僅有聯邦政府雇員、州政府雇員、地方政府雇員，還有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以及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等。

這些人員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處于社會的最基層，起到一個公共服務的目的，而中國的官員則大多以坐辦公室為主，在美國，公共消防人員在“9·11”事件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中國在抗洪搶險救災中則是出動軍隊、武警消防人員，官員更多的是站在發號施令，統籌工作的位置。救災需要指揮，但是如果指揮的人過多，則效率低下就清晰可見了。

再看美國政府財政支出的大部分，主要是用于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項目、貧困救濟等領域，政府雇員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比例卻較低，而在中國，政府部門不僅自身運轉的支出占到了相當高的比例，甚至出現了許多鄉鎮、縣級財政實質上已經破產的情況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腳花錢的毛病。去年的審計風暴就為這個弊病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政府部門不僅花錢多，而且連正常的公共服務支出還存在著大量截留的情況。

所以，當人們在質問中國官員比例高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更為重要的話題卻被忽略了。現有官員比例背后的比例問題如何得到解決，或許可以為中國官員系統膨脹找到一條不一樣的解決之道。【作者】王聞 官民比例的歷史坐標 如果今天有一位商人像黃易筆下的《尋秦記》里寫的那樣，超越時空回到公元前幾十年的漢代，他會發現今天大量的政府職能在當時都歸于少數官員之手。包括稅賦、地方治安等諸多事務，在今天需要多個部門多頭區別管理的，而在當時或許都只是幾個人手中的業務。

歷史趨勢：官員越來越多

一個縣衙，十個衙役一個官，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最基層的行政管理結構。這種設想，當然不是意味著行政管理分工越粗越好，但是即便在漢代全國人口進入5000萬的時代，西漢時期官民比例還是1：7945，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官員總數不超過6500人。如果再按照漢代全國103個郡國的行政區劃的劃分，那么平均每個郡(國)也只有60幾個人，據記載，漢代的大郡，官員總數不過百余人，但是人口卻超過10萬。

這種記錄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發生了變化，唐高宗時，中國的官民比例達到了1：3927，即3927個人養活一個官員，元成宗年間，這個數字改為1：2613，明神宗時代這個數字大約是1：2299。今天我們所能夠尋找到的歷史記錄中，康熙年間的官民比例大概是最高的，約為1：900。在目前對于康熙年間的中國人口總數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多者認為已經過了2億，而少者認為不到數千萬，僅以普遍能夠接收的數字1.5億人來說，大約當時已經有了將近170萬的官員。

官民比例必須保持在一定數量之下

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每個王朝的官民比例總是在不斷加大。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央機構設置的增加，由于歷史上封建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加強，中央機構也在不斷增加和改革。秦漢時期的三公制度，到隋唐時代的三省六部制度，再到明清時代在六部基礎上又增加了內閣、軍機處這樣的中央樞密部門，機構逐漸增加使得中央機構越來越龐大。而除了工作任務劃分越來越細之外，中央集權體制下對于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也推動了新的部門設立和發展，增加了用人總數。

其次是中央對地方關系的變化，如果說漢代的郡國還殘留著分封制的痕跡，那么實現郡縣制之后，中國歷史上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是在越來越加強中，采取的方式又兩種，一種是將郡縣權力劃分越來越小，以減少其權力；另一種是中央派駐地方的直屬部門官員越來越多。盡管縣數變化不大，但是比如漢代有103個郡國，到了唐代1235個縣，300多個州，而清代就已經有1358個縣、124個州、245個府與18行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撫、總督每個地方衙門。但是即便在清代，官吏人數也是很少的。據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他調查了清代的10個縣，最多的一個縣50個官員，最少的一個縣12個。

第三是生產方式的多樣化，商業的出現和發展，使得管理方式出現了新的跡象。另一方面，公共事業的出現，也使得官員數量有了增加的可能。比如對于商業的管理，漢代基本不設專門的地方管理部門，而到了宋代市舶司的出現，已經專業管理對外貿易了，內貿和外貿出現了區分。僅此一項，就導致了大量的專業管理官吏出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專業官員、城鎮公共事務服務官員的數量增加，也使得官民比例增高。

總體上說，即便維持龐大的中央集權機構，官員和平民比例必須保持在一定的數量以下。如《隋書·百官志》中上上縣(即大縣)設官吏99人，《唐書·職官志》中不滿1000戶以下的縣設官吏45人。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曾經談及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設置，他總體的看法是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一項制度的創立和消失都不是偶然的，必有種種人事需要和時代性。中國歷史中官民比例的變化，也是這樣的。鑒往知今，這些歷史數字對于今天的社會發展和行政管理來說，仍然有著十分特別的警示和參考價值

中國官民比例竟有1:198？權威人士解讀六個疑問 來源 人民日報 2005年05月30日 第五版

新近頒布的《公務員法》使“官民比”問題引發廣泛關注。就如何認識“官民比”，本報記者專訪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王通訊

背景：近來，有關“官民比”問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媒體上也刊發了一些相關文章。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官民比”已經達到1∶26，存在“官民比”過高、公共財政負荷過大的問題。有關專家認為，這個數據很不準確，容易造成誤導。事實上，我國“官民比”只有1∶198，這個比例與國外相比并不高。

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全國總人口是129227萬人。依此權威數據計算，我國“官民比”為1∶198

疑問一：要搞清“官民比”，首先要弄清“官”的概念和范圍。現階段，進行“官民比”應以黨政機關干部數和總人口數來算，這里的黨政機關干部是不是集中指公務員？1∶198這一數據又是怎么計算出的呢？

王通訊：從當前我國國情出發，老百姓講的“官”是指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就是公務員。我國剛剛頒布的《公務員法》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根據公務員管理部門提供的權威數據，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全國總人口是129227萬人。依此計算，則我國的“官民比”為1∶198。

疑問二：這部分人群自然都是“財政供養人員”。那是不是所有“財政供養人員”都應該算作“官”呢？

王通訊：這個概念不正確。在一些討論中，有人將“官”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財政供養人員”。這個范圍很大，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群眾團體等組織中所有納入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全部或部分依靠國家財政支付工資福利的人員。這其中，事業單位人員又占了大頭，有2903萬人。將這些人員納入“官”的范疇，是不合理的。比如，教師、醫護人員、研究人員，就不能說是“官”。

我國從事公共服務的事業發展相對落后，例如農村人口中，每78人才攤得上1名教師，每384人才攤得上1名醫護人員。政府對事業單位的投入還是偏少

疑問三：事業單位人員事實上不是傳統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者。但他們畢竟也需要財政來負擔。所以有人將公務員范圍擴大了，才有了1∶26之說。這一點是不是需要作些辨析？從大眾的關注情況看，人們對“官民比”的分析越來越深入，越來越趨于理性。

王通訊：我的看法主要有三點：

一是要明確事業單位雖然多數是在“吃財政飯”，但不是“吃白飯”，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也是創造價值的。不能以為只有從事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才產生價值，服務、管理也產生價值；

二是事業單位的發展壯大是顯示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主要標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從事公共服務的事業發展相對落后，從事教、科、文、衛的人員偏少，例如農村人口中，每78人才攤得上1名教師，每384人才攤得上1名醫護人員；

三是政府對事業單位的投入還是偏少。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國政府對社會事業的財政支持水平就可以發現，我們國家的投資比例明顯偏低。所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把財力物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要“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我的體會是，各級政府要重視解決當前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繼續推動能夠走向市場的事業單位走向市場。但關鍵是這一塊人員不能當作“官民比”計算的基數。否則，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了。

關注“官民比”實質在于探求現代政府的“規模”究竟應保持多大才算合適，并不是越低越好。現代政府的職能已發生不少變化

疑問四：關注“官民比”這一話題，究其實質在于探求現代政府的“規模”究竟應保持多大才算合適。這是現代社會公共管理領域不斷探討但至今尚未解決好的問題。國際社會對此有何主流看法？

王通訊：目前，國際上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小政府論”，即認為政府越小越好；二是“適中論”，即認為政府大小無所謂，關鍵在于要保證政府管理和服務的效率和質量。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運動提出的主張。我們認為，“官民比”總體講必須保持適度，但并不是越低越好。

疑問五：適度不適度用什么來做判斷標準？

王通訊：判斷標準也主要集中在兩個：一是政府的規模與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傳統是否相適應；二是同等規模的政府是否提供了充分完備的公共服務。這是因為相對于傳統政府，現代政府的職能已發生不少變化。

由于現代政府職能的擴張，二戰后各國政府規模迅速擴大，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同美國相比，我國的官民比例顯然是比較低的

疑問六：傳統政府和現代政府的不同體現在哪些方面？請您具體談談，好嗎？

王通訊：首先是管理范圍的擴張。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生產力日益提高，社會事務不斷增多，公共管理范圍的擴張在所難免。其次是服務功能的凸顯。現代社會中的政府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治者，在法理上，政府受人民之托行使國家權力，為人民謀福利，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其三是發展功能的特殊重要性。這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

由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起步較晚，“追趕型”發展戰略便成為所有不甘落后的國家的一種必然選擇。為使發展的速度快一些，就不能僅依賴純粹的自由市場機制，而要發揮政府能動的和積極的作用，充當經濟發展的強有力的組織者和推動者。

由于現代政府職能的擴張，二戰后各國政府規模迅速擴大，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經過90年代以后的行政改革，各國公務員雖有所精簡，但總數仍居高不下。如美國2003年的政府公務員人數為310萬，“官民比”為1∶94。同美國相比，我國的比例顯然是比較低的。

鏈接

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機構精簡工作。早在1982年，鄧小平同志就說“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共經歷了四次大的機構精簡，其中力度最大的是1998年，國務院機構總數由70個減至61個，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至29個，行政編制減少47.5％。省級政府機構由平均55個減至40個，市（地）級政府機構由平均45個減至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至18個。省級政府精簡行政編制48.2％，市縣鄉精簡行政編制19.4％。這次機構改革全國共精簡行政編制人員115萬名，市縣鄉清退超編人員約43萬人。

來源

《人民日報》 2005年05月30日

周天勇：18個民養1個官 中國的稅負太重了 來源 《中國企業家》雜志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國官民比例1:18 非1:198 中國的稅負太重了

稅收，加上8000多億元的預算外收費，以及征收的社保基金，已相當于GDP的33%，這一實際負擔遠遠超出了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

文/周天勇

最近，很多媒體刊登了一條消息：在中國的納稅企業中，房地產行業的納稅大戶很少，與這個行業的利潤狀況不匹配。據我了解，房地產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向政府繳納的費用特別多：首先是他們取得土地使用權的價格很高；再一個就是房地產配套設施的費用，如交通、綠化、管道等，本來是應該由政府承擔的，他們也承擔了很多。這讓我再次想到，我們在衡量企業稅負時，不能光看稅的負擔，還要看費的負擔。

眾所周知，稅收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很大，沒有稅收不行，但是稅收太重也不行。現代經濟學證明，在一定的區間內，也就是稅收達到一定水平后，稅負越重，對經濟發展的負作用越大。所以，我們要關注的是，中國的稅負有多重？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如何？怎樣才能減下來？

中國的官民比例低于美國？

現在有一些人，包括財政部門的人也說，中國的稅負并不重。他們所依據的是預算內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實際上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遠不止預算內的財政收入。我估算，除了稅收，我們有8000多億元的預算外收費，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幾項加起來相當于GDP的33%，這一實際負擔遠遠超出了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根據研究，在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占GDP合理比例應該在18%-25%，高出就會影響創業和就業。

更重要的是，在比較稅負的時候應該把公共福利的開支和行政開支區分開來。例如，在美國2004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而在我國2003年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中，加上預算外支出進行調整以后，行政公務的實際開支比例是37.8%。

曾經有國內學者指出，2003年中國內地

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官民比例為1:198。而美國的政府公務員人數為310萬，官民比例為1:94。因此他們認為，同美國相比，中國的官民比例還比較低。

實際上，這是一種口徑不同的錯誤比較。美國的公務員不僅包括聯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職人員，還包括公共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及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甚至為政府工作的醫生、工程師、清潔員等都包括在內，工種達數百種之多。如果按照美國的公務員范圍界定，中國的公務員人數遠不止653萬人。

根據我的估算，中國財政供養的人員，包括黨政機關的公務員，行業協會、學校、醫院和科研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國有企業中有公務員性質的官員，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機構的執法人員，縣、鄉、村基層中靠收費和罰款供養的非編制管理人員，享受機關離退休干部的人員等，總共近7000萬人。按照這樣的計算，中國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今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議論的1:26，而是高達1:18。

“稅外費”造成企業負擔過重

總的來說，我認為中國的稅負非常重，結構上也有問題。拿企業所得稅來說，一般認為，正常的稅率應該在27%左右，但目前國內企業的所得稅率是33%。這實際上是考慮到國有企業不向國家上交利潤，所以把5%作為利潤加到里邊。但作為民營企業，必須對投資者上交利潤，所以對他們來說，33%的所得稅率就太高了。特別對于個體企業，既要收企業所得稅，又要收

個人所得稅，實際上是雙重征稅。

另一方面，企業的稅外收費層出不窮，而且征收極不規范。這在中小企業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比如你想辦個茶館，工商、質檢、城管等部門馬上過來收錢,不交錢根本辦不下去。如果收不到錢，就有人查你的賬。在國外，稅務部門查賬的話，查完的內容就不再重新翻賬。而我們的做法是，今天查一遍，明天再查一遍，一直查到你交罰款為止。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預算外養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預算內的機構也沒有給足經費，而是“給政策”，讓他們去收費。這部分人員的實際情況是自收自支，但財政系統又實行收支兩條線，費先收上來交給財政，財政再返給他們，這等于把不合理的東西合法化了。更惡劣的是，還實行超收獎勵。本來就不合理的收費，今年收了100塊錢，明年讓他收150塊錢，多出的50塊五五分成，作為獎勵。這樣一來，企業和老百姓面對的收費負擔可想而知。

粗略估計，在我們政府8000億元的收費中，工商系統有500個億，質檢收費達200多億，其它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費加起來，總共有3000多億。如果政府能夠把這些收費取消，按2萬元容納一個勞動力就業，馬上就可以增加1500萬人就業。據此，我個人估算，中國企業的平均稅負在31%-32%，這是很沉重的。

由于“收支兩條線”把不合理的收費合法化了，我們的政府機構人員越來越多，每年都說精簡，每年都精簡不掉。很多機構收上錢就養自己，人養多了，錢不夠，又去收，由此構成惡性循環。最后的結果，大家都想當官，都想吃皇糧，沒有人想去創業。所以整個社會的就業機會增長緩慢，居民不敢消費，經濟增長老要靠投資來支撐。

這些問題怎么解決? 首先，要控制政府機構和人員的規模。在未來5年內，總體上不再增加公務員編制，不再設立新的機構。同時，推進公務消費貨幣化，加快機關后勤部門企業化和市場化，公益性事業單位核定人員和支出，其它事業單位堅決推向市場實行企業化經營。

目前，我們對政府機構設立和人員編制沒有法律約束，因此應該制定一部《國家政權和事業人民供養法》，明確納稅人供養的范圍，嚴格經費撥款、增加人員的程序，嚴格控制機構和人數膨脹。另外，必須清理政府各部門稅外的收費項目，不合理的堅決取消，合理的要通過聽證和人大審批，并轉為稅收，杜絕一些執法部門通過執法收費和罰款來供養自己。

我特別建議，在“十一五”期間應該制定一個清理政府不合理收費的規劃。因為政府各部門收費后面存在著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被供養的吃“準皇糧”的人。8000億元的收費實際已經進入了供養機構和人員的支出盤子，想通過一個文件和一場運動，徹底清理收費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搞不好，就成了做做樣子，走走過場，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系統的、各部門配套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先解決工商、質檢、城管等系統的收費，進行財政、工商等系統機構配套改革，將其收費抑制住；第二步，進行燃油費改稅，清理交通亂收費；第三步，治理整頓教育和衛生亂收費，把政府管理和市場改革結合起來，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第四步，徹底清理涉農亂收費。

收稅要征得公民同意

從根本上說，征稅是一個國家利用公權，收取公民財產的一種行為。在現代社會，收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這種行為首先要征得公民的同意。還有就是，政府花錢要透明，要受民意制約。在西方，民意是通過議會來反映的。在我國，可以考慮在人大設一個專門的籌款委員會，來審議政府提出來的收稅、收費方案。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管花錢的預算委員會。

在人大審議收稅、收費方案以后，如果有必要，還要召開社會聽證會，由各方面的人士來評判，某一稅收是否合理、稅率是否合理、收稅的方式是否合理等等；廣泛征求意見完了之后，把意見向籌款委員會反映，最終由它來批準。

對于特別重大的，很多老百姓都關注的，那就得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收這個稅。為什么要采取公民投票？因為某個群體的意見和全體公民投票的意見是不一樣的。比如說關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你讓農民全部投票，他們覺得800元錢正合適；如果讓城里人發表意見，800元錢的起點可能就太低了。

總之，收稅是向公民拿錢，要征得公民的同意，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不能說，政府發一個文件就可以收錢。像我們現在這樣，某一級政府、某個政府部門發了一個文件就可以收費，這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所不允許的，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

許嘉璐：網上傳中國官民比例1：18是假新聞

作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如果我們僅僅只看網上的信息，對國情沒有全面的了解，對歷史沒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結論，有可能發出錯誤的言論

了解國情、服務社會，是參政黨必備的品格。

工人和農民是中國社會的主體，作為知識分子，如果對這些基層人民的所思所想不了解，怎么能說了解國情？不了解國情，又怎么能正確理解國家的方針政策？參政黨發揮自身的作用不僅要表態支持執政黨的方針政策，更重要的是要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參與社會服務工作，深入了解國情。

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身居斗室，胸懷全國。同時，我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國情的了解不一定深透。今天傳媒很發達，信息很暢通，我們可以從報紙、網絡上了解到一些國情，但那畢竟是人家咀嚼過的東西，不是親身的體驗和感受而媒體上有的信息未必真實。比方說，最近網上有消息說中國的官民比是１∶１８，照這個比例，中國就有７０００多萬官員。如果到各地走一走，就知道這是假新聞，聳人聽聞。作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如果我們僅僅只看網上的信息，對國情沒有全面的了解，對歷史沒有全面的了解，就有可能產生錯誤的結論，有可能發出錯誤的言論。

這些年來，民進會員深入老少邊窮地區，開展定點扶貧、科技扶貧、開拓民辦教育、民營企業社會扶貧，四兩撥千斤，幫助這些地區增強造血功能，成果不小。通過社會服務，我們更多的專家、教師、企業家走出狹小的天地，走到更廣袤的天地中去，接觸我們的人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人民。

當前社會處在轉型期，處在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起步階段。參政黨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作用大、擔子重。做好社會服務工作不是我們閑得沒事、無事找事，而是各級組織、每位會員的重要任務、日常工作。每位民進成員都應懷著一份赤子之心，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就是我們盡到自己心力的平臺和渠道，我們就是要高揚社會服務這桿大旗，應合著執政黨、各級政府的各項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些實實在在的努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許嘉璐９月３日在中國民主促進會全國社會服務工作經驗交流暨表彰大會開幕式上說

第五篇：再論馬英九的歷史坐標和國民黨的歷史使命

再論馬英九的歷史坐標和國民黨的歷史使命

2012年1月14日，馬英九以689萬高票再次贏得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并獲得連任，這一喜訊使得中國大陸如釋重負、美國“松了一口氣”、國民黨政權得以延續，兩岸關系繼續保持和平發展的好勢頭。世界分析普遍認為這次大選主要是“九二共識”的勝利、和平發展的勝利、持續繁榮的勝利：臺灣人民體悟到“九二共識”的和平紅利，國民黨領悟到“九二共識”的路線正確。因此，馬英九用“大刀闊斧改革、歷史評價壓力”十二字形容未來四年的執政信心和改革重任。在這大好歷史機遇面前，馬英九未來四年該怎樣大刀闊斧改革和怎樣留下歷史典范呢？我仍然借鑒諸葛亮復興漢室戰略路線圖——《隆中對》來引喻馬政府未來四年執政著力點以及國家和平統一的方向性事務。

一、“跨有荊益”——兩岸融合穩后方，即堅決實施兩岸融合的本土化戰略。國民黨是“外來政黨”，其文化是中華文化；民進黨是“島嶼政黨”，其文化是草根文化。兩者在心靈深處已處對立面，難以調和。如何消除對立狀態，實現長久治臺？國民黨得從兩岸的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下重手進行連接、移植或覆蓋，我四年前已提出本土化戰略路徑：中華文化是陽光，兩岸經貿利益是營養，三通直航是枝葉，中華民國是樹干，本土化是樹根。具體地說，在文化方面要實施“上、中、下”融合戰略（“上”即中華文化，“中”即客家文化，“下”即閩南文化），使中華文化與草根文化相互融合，甚至覆蓋草根文化，逐步化解兩岸對抗，消除藍綠對立，促使45.6%的泛綠民眾慢慢接受中華文化，形成“臺灣共識”，從而慢慢接受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若此，國民黨必能為長久治臺打下心靈基礎。在經濟方面要實施全方位融合戰略，從此次大贏80萬票、南部沒大輸的情況可知，臺灣民眾已經接受兩岸經貿利益的現實，畢竟民以食為天！更何況目前民進黨內已有很大的兩岸政策檢討聲浪？！因此，決不能讓民進黨有喘息之機，繼續大步向前、大膽向西，否則讓民進黨后來居上、后悔莫及！當然，國民黨不能把經貿利益當作中共的恩惠與施舍，因為中共在幫國民黨其實是在幫自己，國共是利益共同體，不存在回報不回報的問題。

文化管心，定要曉綠營民眾以中華文化之“理”；利益管行，定要授臺灣民眾以兩岸經貿之“利”。若此，何愁臺灣不是中華民國之臺灣，政權不是國民黨之政權？！但本土化戰略不應僅僅是為長久治臺而本土化的小戰略，更應是為復興中華而本土化的大戰略。因此，務必做到基地在臺灣，雄心在大陸：基地在臺灣是為長守臺灣，雄心在大陸是為復興中華。

二、“待天下有變”—— 打造精品再出發，即堅決落實暗渡陳倉的不統不獨不武策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民主化運動席卷北非和中東，從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亞、也門，權威政權紛紛垮臺，敘利亞政權亦正岌岌可危，民主化已成為全球未來必然趨勢。大陸法制不健、政經脫節、腐敗叢生、貧富懸殊、民心思變。為應對局勢，中共已思考啟動民主改革，但需要外力催化，這個外在主力就是臺灣。綜觀當今世界，真正的改革道路只有兩條：要么是國家和平分裂的蘇聯式民主化，要么是政權和平轉移的臺灣式民主化。有一點點民族良心的國人都應該希望大陸民主改革是臺灣式民主化。若此，國民黨就已占了天時、地利、人和：既有在大陸經營38年的歷史基礎，又有在臺灣運作24年的民主化經驗；既有失去政權的8年痛苦教訓，又有復得政權的4年成功體驗。中華民族的民主化和偉大復興，國民黨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而且國民黨是大陸政黨，是臺灣的“外來政黨”，是中華文化政黨，走臺獨道路比不上民進黨，為生存所計必須走統一之路。此處“暗渡陳倉”意指在“天下有變’’——大陸民主化之前只做不說或少說多做地準備好分享大陸“市場政治蛋糕”的各項工作：

一要瓦解臺獨，長守臺灣。“攘外必先安內”，要實現長久治臺就得先消滅臺獨，整合臺灣。要消滅臺獨就得實施中華文化臺灣化的本土化戰略，甚至組建大聯合政府，使臺灣走上“化獨漸統”的不歸路,讓臺獨勢力慢慢消失。“不統”原則應只是獲得中間選民支持的暫時策略。

二要做優民主，輻射大陸。民主自由是臺灣第一軟實力,是與中共“共爭天下”的第一資源，也是自我保護的第一盾牌。大陸經30年改革開放，封閉的思想已經開化，執政高層也已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臺灣的民主雖然很年輕，但已逐步走向成熟，證明中華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環境里，可以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因此，國民黨要負起中華民族“民主標兵”的角色，做好臺灣這塊“民主圣地”文章，扛起中華民族民主化運動的大旗，輻射中華大地，搶占民主政治制高點。

三要做精文化,引領中華。臺灣沒有大陸的文革**，也沒有大陸的文化斷層，而且經歷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化復興運動，完好地保存了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特別是與西方民主文化相結合后，儒、道、佛等中華傳統文化在臺灣大放光彩。因此，馬英九和國民黨要實踐“臺灣成為中華文化引領者”諾言，沖擊中共所謂的價值體系，恢復大陸傳統燦爛的心靈家園，在與中共“共爭天下”的爭奪戰中搶占文化制高點。國民黨文化引領戰略應該是中華傳統文化、西方民主文化、臺灣本土文化三者相互融合、整合的過程，但不能過分強調臺灣的島嶼文化和海洋文化，否則既不符合中華傳統經典文化，又會使自己喪失重回大陸的雄心壯志。

四要做堅軍事,備戰止戰。備戰是為止戰和防止被占。臺灣傳統的中華文化、逐步成熟的民主制度等軟實力需要軍事這個硬實力的保護。臺灣已有海峽的天然保護傘，更需要合理發展軍事的天空保護傘。若此，臺灣軟實力既能保持其獨立性和示范性，又能保持對大陸的輻射力和帶動力，可做到進可振興中華，退可長守臺灣。

五要做強隊伍，厚植黨基。人才是萬事興旺發達之根本。以臺灣目前的實力與大陸對抗恰如以卵擊石，必敗無疑。二千三百萬人的“小球”肯定轉不動十三億人的“大球”。因此，國民黨一方面要加快黨內人才培養，鞏固在臺灣長期執政的基礎，另一方面要盡快分裂民進黨，吸納象楊秋興這樣比較開明的綠營人才，還要想方設法以臺灣民主經驗說服中共默許國民黨在大陸培養人才，建立組織，特別是臺商和民革群體。當然最重要的是將臺灣作為培育國民黨將來大陸人才的“黃埔軍校”，盡量盡快放寬陸生入臺求學政策，灌輸陸生民主思想，建立陸生聯系組織，厚植國民黨未來在大陸的組織根基。

六要做強經濟,增強底氣。發展經濟是任何現代政黨執政的基礎性工作，也是贏得民心的有效手段。有錢，才能進一步做優民主，做精文化，做堅軍事，育優人才，重回大陸才更有實力、更有底氣！

三、“漢室可興”—— 飲馬長江繼遺志，即堅決貫徹三民主義的和平統一政綱。馬英九也說過“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國共兩黨的共同愿景，也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但“合”的方式要求不同：共產黨要求“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國民黨要求“三民主義、和平統一”。我仍然認為，和平統一不是“1+1=2”的簡單拼湊，而是“1+1=1”的全面整合，否則中華民族將留下分裂、災難的后遺癥。大陸雖然經30年改革開放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已經長出茁壯的“經濟腿”。但單憑一條“經濟腿”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不可能屹立世界東方，既站不穩，也站不久，需要民主這條“政治腿”，這從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小國和印度、日本等中等大國最近的挑釁行動可知大陸沒有“政治腿”的可憐、無奈和無力，只是一頭表面強大的溫柔大象，而不是強壯敏捷的兇猛老虎。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我也感到無比憤慨和痛心！

“1+1=1”的三民主義和平統一方式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道。國民黨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步向西，“攻城掠地”，飲馬長江，逐鹿中原。廣州是國民政權的發祥地，武漢是辛亥革命的起義地，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府，重慶是抗日戰爭的陪都。國民黨在這四城留下較深的歷史足跡和較厚的文化積淀。國民黨要實施以廣州、武漢、南京、重慶等江南四城為中心的“西進大戰略”，喚起大陸民眾對國民黨的歷史記憶，激起大陸民眾對國民黨的現實好感，凝聚中國半壁江山的民意，再實施兩手抓的“南北拓展戰略”，一手伸向政治首都北京，一手伸向經濟首都上海，迫使大陸啟動民主改革，實現國共兩黨輪流的民主政治，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百世基業。若此，“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總之，孫中山是國民黨重回大陸的保護神，三民主義是國民黨重回大陸的安全盾。國民黨若高舉新三民主義（民族——中華復興，民生——改善民主，民權——民主自由）大旗實施西進大戰略，必將無堅不摧，無往不利！

四、世紀夢想——復興中華領世界，即堅決精描和平崛起的宏偉藍圖。中國古代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古羅馬帝國的超級強盛，近代大英帝國的崛起，現代美國全球霸權的形成，無一不是遵循這兩條社會定律：一是開放包容的自由思想，二是嚴格平等的法律制度，即民主和法制。再回顧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人民革命、共產運動、改革開放共計150年的救國復興史，我們可以清晰地概括出當前中華民族和平崛起面臨的三大歷史使命：一是如何復興提升作為民族靈魂的開放文化；二是如何建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民主政治；三是如何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最近，美國的重回亞洲，菲越的南海挑釁，緬甸的背叛行為，印日的戰略呼應，讓中國一籌莫展，無從應對，其根源來自于其尚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的掣肘，即價值缺失、政治落后、國家分治。可見，中華民族和平崛起任務之艱巨，路途之遙遠！

要完成歷史使命、實現偉大復興，兩岸必須要在“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上相互牽手，共同打拼：大陸要持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復興文化、重建價值，改革政治，接軌民主；臺灣要繼續大膽西進、二次騰飛，做精文化、引領中華，做優民主、輻射大陸，其核心是大陸要以民主政治的“代價”換取臺灣統一，臺灣要以“回歸中華”的代價換取13億國人的自由。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突出重圍，沖出亞洲，屹立世界，邁向大同。到那時，如果說美國是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那么中國就是當時大漢王朝；如果說美國是公元六世紀的阿拉伯帝國，那么中國就是當時大唐帝國。

總之，實現國家統一是國民黨的生命所在、活力所在、價值所在和使命所在。“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雖然國家統一路較遙遠，民族復興路較漫長。大家仍然翹首以盼，希望馬英九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遺訓，牢記爾父“化獨漸統，全面振興中華；攜強扶弱，一起邁向大同”之遺囑，繼承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精神，率領國民黨腳踩兩岸和平船，走上國家統一路，化解當前民族危，逐步實現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救中國之遺志。

真誠呼吁馬英

九、胡錦濤及其后繼者率兩岸人民朝著親情溝通、兩岸融合、軍事互信、和平協議、政治接軌、民主統一的光明大道堅定走下去，直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領世界！

太極中華（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