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記者前不久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調查時發現，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盡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格局，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墻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XX來元的司機都說：“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里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戶區”里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戶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里的“低保邊緣戶”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區的梅江居民區有20多個小區，住在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級白領、私營業主、企業高管，該區沒有每平方米低于1.1萬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總價也要80多萬元，被稱為天津的富人區。但在與梅江居民區相鄰的小海地社區秀峰里小區，記者卻明顯感受到“貧富兩重天”。記者了解到，這里2200多戶人家，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戶靠“吃低保”過日子。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國有企業職工。社區干部張寶芬說：“我們這里條件稍微好一點的人家都搬出去了，遷進來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沒有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有錢人不會來的。”當地民政干部告訴記者，小海地社區共有40多個小區，十來萬人口，基本情況同秀峰里小區差不多。

專家指出，開發商從銷售角度來看，會通過社區圍墻、隔離帶或者馬路把高檔樓盤與低檔居住區有意識地進行隔離，這在客觀上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狀態，不同人群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區和梅江區這兩片相鄰居民區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學的。

位于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小學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戶居民，低保戶有178戶，占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干部告訴記者，社區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里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里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群。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戶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李存榮說，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臟，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盡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說，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里表現好，于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XX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１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XX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里還屬于中等。”李存榮說，“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么病，鄰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后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干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群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10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戶”就驟增XX多人！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戶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戶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于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說：“對我來說，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戶情愿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戶區）的李繼梅聽說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里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盡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區居民們最擔心的也是拆遷，怕換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記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開區、和平區、河西區三個區內，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個月，這樣的費用小海地居民是難以承受的。

不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群，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群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干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說，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床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記者看到了貧富差距較小的“橄欖形”社會的曙光。至少從本地戶籍人口層面，當地均富水平比較高，低收入群體比較少，因下崗、貧窮、失業等問題而產生的上訪事件也相應較少。

溫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說，如果光就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于“橄欖形”，低收入群體約占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說，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

“草根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財富神話給人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政府對民營經濟“有需則讓、非禁即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給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養魚，實現小河有水大河滿、民富國強。

但是，溫州的“橄欖形”社會形態也還只是一個僅僅屬于本地戶籍人口的“青橄欖”。記者調查發現，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系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么”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說：“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占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說：“中國納稅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煙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字一公布，引起公眾嘩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后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鄭功成說，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意識還不夠強，還是傳統的政績工程觀，滿腦子都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意識到社會保障的建設不僅能改善民生，還能調整經濟結構、使消費拉動經濟的短腿變長。中央應盡快制定出臺新的干部考核評價政策，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干部業績的最主要指標。

多年從事房地產業的天津格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志忠表示，推進社會公平建設，應該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從消費環節加大對富裕階層的稅收，以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和諧。在房地產的稅收方面，可以實施“窮人免稅、中產低稅、富人重稅”的房屋使用權稅。華志忠說，目前該政策遲遲難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體過于龐大，但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安定還是應該盡快實施。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我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階段，最大的威脅不是綜合國力支撐不了民生需求，而是還沒有切實有效地秉承社會公平。他說，以現在中國的財力，完全有條件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為普遍的論調，很多政府部門是做了好事不說，這個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政府應該提前把未來的計劃和即將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讓老百姓有一個穩定的安全預期，也就是說，好事不僅要做好，而且要早點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

第二篇：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新華網（2009-11-27 17:11:14）來源： 半月談2009年第22期

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本刊記者前不久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調查時發現，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盡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格局，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住宅布局下的貧富差異圖

本刊記者 葛如江 沈錫權 孫洪磊

在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墻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

社區圍墻，區分貧富的“楚河漢界”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2000來元的司機都說：“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里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戶區”里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戶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里的“低保邊緣戶”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區的梅江居民區有20多個小區，住在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級白領、私營業主、企業高管，該區沒有每平方米低于1.1萬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總價也要80多萬元，被稱為天津的富人區。但在與梅江居民區相鄰的小海地社區秀峰里小區，記者卻明顯感受到“貧富兩重天”。記者了解到，這里2200多戶人家，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戶靠“吃低保”過日子。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國有企業職工。社區干部張寶芬說：“我們這里條件稍微好一點的人家都搬出去了，遷進來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沒有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有錢人不會來的。”當地民政干部告訴記者，小海地社區共有40多個小區，十來萬人口，基本情況同秀峰里小區差不多。

專家指出，開發商從銷售角度來看，會通過社區圍墻、隔離帶或者馬路把高檔樓盤與低檔居住區有意識地進行隔離，這在客觀上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狀態，不同人群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區和梅江區這兩片相鄰居民區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學的。

“工人新村”無奈的歷史輪回

位于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小學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戶居民，低保戶有178戶，占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干部告訴記者，社區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里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里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群。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戶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李存榮說，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臟，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盡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說，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里表現好，于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2001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１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2000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里還屬于中等。”李存榮說，“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么病，鄰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后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干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群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戶”就驟增2000多人！

高房價下的居無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戶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戶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于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說：“對我來說，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

子！”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戶情愿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戶區）的李繼梅聽說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里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盡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區居民們最擔心的也是拆遷，怕換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記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開區、和平區、河西區三個區內，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個月，這樣的費用小海地居民是難以承受的。

不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群，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群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干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說，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床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橄欖形”社會形態尚不具備普遍性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記者看到了貧富差距較小的“橄欖形”社會的曙光。至少從本地戶籍人口層面，當地均富水平比較高，低收入群體比較少，因下崗、貧窮、失業等問題而產生的上訪事件也相應較少。

溫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說，如果光就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于“橄欖形”，低收入群體約占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說，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

“草根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財富神話給人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政府對民營經濟“有需則讓、非禁即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給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養魚，實現小河有水大河滿、民富國強。

但是，溫州的“橄欖形”社會形態也還只是一個僅僅屬于本地戶籍人口的“青橄欖”。記者調查發現，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

編輯：李力

貧富分化的民眾容忍度調查

本刊記者 葛如江 沈錫權 孫洪磊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系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

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貧富分化被關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么”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說：“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占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說：“中國納稅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煙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民眾不滿“被平均”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字一公布，引起公眾嘩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后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說，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銳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20646元，低于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占到總數的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７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10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盡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并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該對貧富分化說“不”了

記者調查中采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說，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說，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群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

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群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涌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說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了！編輯：李力

推進社會公平靠改革

本刊記者 葛如江 沈錫權 孫洪磊

許多社會問題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社會各種矛盾和群體性事件頻發與貧富分化問題密切相關。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必須依靠改革來解決。

初次分配就應體現公平

中山大學教授舒元表示，過去近20年的數據表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經表現出過度向政府部門、向大型企業傾斜的趨勢。“最突出的問題是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資本所得的部分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所得不斷下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宏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說，近幾年來，我國各地群體性事件頻發，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長期處于失衡的狀態。2007年他在11個省市發放4000多份問卷調查，80%以上的受訪者對社會公平度的認可很低。

鄭功成說，社會不公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過去過分追求效率優先的結果。雖然中央政策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導致利益的調整缺乏合法性，無法得到被調整的一方的認可，進而會表現為訴訟、上訪。因此，現在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應該考慮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現在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怎么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是我們面臨的當務之急。

南開大學教務長朱光磊教授認為，首先應在初次分配中給群眾以“公平感”，讓相關利益方在感覺上都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是公平的。

對干部的考核應以“民生”為導向

不少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改變傳統的政績觀，淡化GDP指標，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干部的依據。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曹可元說，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適當調整投資的幅度，給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會保障的建設進度。他認為現在的考核制度設計有很大問題：一方

面強調重視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長率。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長成為主流的聲音，大的項目對GDP的拉動見效快，政績明顯啊！這樣的領導往往被認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遷、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財政的錢，為老百姓服務，但老百姓沒有話語權，在干部的升遷方面說不上話。

鄭功成說，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意識還不夠強，還是傳統的政績工程觀，滿腦子都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意識到社會保障的建設不僅能改善民生，還能調整經濟結構、使消費拉動經濟的短腿變長。中央應盡快制定出臺新的干部考核評價政策，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干部業績的最主要指標。

二次分配應加大改革力度

多年從事房地產業的天津格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華志忠表示，推進社會公平建設，應該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從消費環節加大對富裕階層的稅收，以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和諧。在房地產的稅收方面，可以實施“窮人免稅、中產低稅、富人重稅”的房屋使用權稅。華志忠說，目前該政策遲遲難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體過于龐大，但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安定還是應該盡快實施。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我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并存階段，最大的威脅不是綜合國力支撐不了民生需求，而是還沒有切實有效地秉承社會公平。他說，以現在中國的財力，完全有條件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為普遍的論調，很多政府部門是做了好事不說，這個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政府應該提前把未來的計劃和即將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讓老百姓有一個穩定的安全預期，也就是說，好事不僅要做好，而且要早點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編輯：李力

第三篇：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本刊記者前不久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調查時發現，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盡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格局，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墻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2000來元的司機都說：“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里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戶區”里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戶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里的“低保邊緣戶”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專家指出，開發商從銷售角度來看，會通過社區圍墻、隔離帶或者馬路把高檔樓盤與低檔居住區有意識地進行隔離，這在客觀上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狀態，不同人群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區和梅江區這兩片相鄰居民區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學的。(責任編輯：范文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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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對社區居民貧富差距調查

綿陽，一座充滿現代時尚氣息的科技城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社會群體利益的不斷改善中，分配不公的現象日益突出，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盡管“富民區”與“貧民區”只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于低收入群體的分化已經越來越明顯，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也日益明顯。

2010年12月初。通過對社區居民生活消費的觀察和調查詢問，發現每戶家庭基本由丈夫和妻子組成，家庭基本收入也是由兩個職業基本收入組成。除基本收入外，一些家庭還通過其它形式取得收入，例如：炒股、網上開店、擺攤等。每個人可通過各種形式取得收入，每種形式的利潤風險和基礎也不盡相同。因此，大部分的家庭有穩定的收入，而少數家庭收入不太穩定。目前，基礎方式收入有：私營、管理、從教、打工、個體等多種方式。這會使居民有一個良好的收入基礎。通過述調查結果也可以得知，社區居民民收入較以前有大幅度增長，特別是高管等高收入人群。對于大多數沒有一技之長的板橋社區居民來說，他們經濟來源就是通過開店來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

從21世紀以來，收入持續增長，這就導致各行業間收入差距較大，所以家庭收入差距持續增長。通過調查結果顯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為低收入家庭的好幾倍。這種較大的差距嚴重影響了我國國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導致了富人有錢沒處花，窮人僅能維持溫飽的局面。認識到這個情況后，、進行了該話題的討論分析，并從現實中找出原因和處理的方法。

原因分析：

一、我國重視管理人才的培養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管理行業的工資顯著增長，并伴有“三保一險”。這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員，并且大量的有技術的人才也被吸引。導致大量技術部門反而缺少高級技師，從而帶動了技術部門的工資持續上漲，而低級技師的工資卻漲幅不大。近幾年公務員為萬里挑一，而選中者必定為高端人才。因此，我國人員素質的高質量選拔是導致家庭收入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二、我國就業人口多，就業壓力大

我國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13億的人口站在這地大物博的土地上，顯得尤為沉重。現在大學生越來越多，有些城市在大街上閑逛的大學生一抓一大把。而重點大學的大學生并不滿足于目前國內的收入，從而走出國門。這就使兩端行業拉開差距，一面是工資上漲的爭求人才，一面是素質下降的控制人數。就業的壓力和人口的眾多迫使人們追求高收入低待遇的行業。這會使部分家庭的收入不穩定，人口數量眾多會導致在崗就業年齡上限下降，下崗上線人數眾多。因此，就業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是導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太愛面子，自主創業意識不強

某些崗位急需用人，但很少有人問津，原因之一就是太愛面子或者崗位工資太低。盡管近幾年國家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并給予一定的資金補貼，但效果未見明顯。一些大學生一畢業，就急著到管理部門享受。

調查總結：

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環境日益改善，人民工資持續上升。但有一個問題不得不關注，那就是收入差距懸殊的問題。從近幾年來看，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導致部分農民棄田進入城市打工。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我國人民的正常發展，不利于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目前，我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方式可減少收入差距的懸殊問題，但其他各種因數卻阻礙著這種特性，使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

我國的人口總量和勞動力總量都比較大，勞動力素質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完全適應，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就業信息不暢通。因此，我們必須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已過萬元，收入低的家庭也過千元，但高收入家庭總體所占的比重較小，大部分家庭處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見人均收入水平已經由溫飽型向小康型家庭邁進。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家庭人均收入仍存在很大的差異，貧富差距仍然很大，另外通過上表可以得出無論家庭收入如何，教育支出都占有很大的比重，由此可見當前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加深，人們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文化素質，同時也從側面映射出家長對孩子的付出和重視。

我們還需要從自身出發，樹立自主就業觀、競爭就業觀、職業平等觀、多種方式就業觀。不能從眾，需要自有主張。

即使各個家庭的收入有所不同，但還是將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收入投入孩子的教育中，盡其所能保障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我們呼吁所有的孩子都不要辜負家長給予我們的深切期盼。我們更要努力學習，為自己的將來做好打算。

同時，希望國家能夠重視這種收入差距的問題，拿出更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法，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使我國的綜合實力更加強大

感受：

這次實踐調查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業余生活，使我們深刻地了解到，隨著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更加注重精神追求，而不單純只是物質享受。更重要的一點，我們也可以明白父母為我們的付出有多大，他們把收入的大部分都傾注在提高我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提高文化素養上，他們每天含辛茹苦的工作，為的就是希望看到有一天我們可以成為國之棟梁。俗話說：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父母對我們的恩情則遠遠大于此，所以我們不能辜負他

們的希望，要更加努力的學習，不斷用知識充實自己，為將來的騰飛做好充分的準備。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祖國一定會更加昌盛，人民生活一定會更加富裕，而未來也會因為我們而更加美好。

第五篇：中國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中國貧富差距調查報告

導言：

社會存在貧富差距是一種常態，這個話題似乎是人類發展中的一個永恒話題，也成為社會各階層群眾迫切關注，議論紛紛的熱點問題。貧富差距的程度影響著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進程，貧富差距一方面是保證社會前進的動力，另一方面貧富差距過大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所以，社會不可以也不可能沒有貧富差距，但這種差距必須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目前中國已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因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遏制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成為中國當前的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也成了我們現代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回顧近幾年發生在我國的一些群體性事件，我們不難發現，貧富差距一定是其中一個或大或小的原因。因此，關注貧富差距成為了我國一些社會學家重點研究的項目。

方法：

互聯網；報刊新聞；各類經濟雜志；社會調查問卷。

調查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達到了0.47（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發展生產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如果把所謂的“鄧小平理論”（整個貫穿聯系起來的話，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鄧小平是反對產生兩極分化、脫離共同富裕目標的那種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按照鄧小平的看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必然的，甚至出現一定的“剝削”，也是必然的，但是這部分人富起來是為了能夠發揮示范作用，以及經濟帶動作用，幫助更多的人富裕起來。鄧小平認為需要對這群人繳稅，同時鼓勵他們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幫助仍然處在貧困落后中的人。理論上說，鄧小平確實能比較理性的看待“剝削”和“貧富差距”的產生，但是認為它們應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比方說他認為雇工涉及的面是相對很小的，改變不了整個經濟體的性質，也制造不出一個可以稱之為階級的“資產階級”群體。他在八十年代也明確指出，改革不能制造資產階級，否則我們就是“走了邪路了”。另外，他認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共同富裕，發展的趨勢應當不是讓富的更富，貧的更貧，而是逐漸的集體發展：先出現一定的貧富差距，然后慢慢縮小。從中國目前情況來看，確實出現了鄧小平所反對的富的更富，貧的更貧的現象。我國的基尼系數這一指標從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的深層隱患。一方面，人均GDP排名世界140多位的中國內地，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

一。上海曾出現過的一套房子賣到了1。15億元的天價。40多萬元一桌的黃金宴也在西安和深圳、廣州紛紛登場。標價1188萬的賓利轎車，在中國的銷量世界第一。從1993年始，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進口法國高檔葡萄酒的頭號市場，年消費16000瓶。瑞士產的世界最貴的一款手表---寶帕表，標價600多萬元，被北京人買走。世界任何品牌的名煙、名

表、名酒、名牌服裝、名車、名牌化妝品和高檔珠寶鉆石在中國的銷路都極好。中國大城市娛樂場所的豪華程度和消費水平絕不次于東京、巴黎、倫敦和紐約。美國高盛公司發表報告認為，2003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增速世界第一，預計10年后規模居全球第二，擁有世界最大的客戶群。另一方面在貴州、寧夏、甘肅、內蒙古等地的貧困地區，筆者親眼看到十幾歲的女孩子沒有衣服穿；看到寒冷的冬天全家人蓋一床破爛不堪的被子；看到無錢治病而凄慘死在家中的老人；；看到乞丐被城里的狗咬傷后回家等死的無奈和悲涼??一方面當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人們把打高爾夫、買別墅、購轎車、去國外度假作為主要談話內容時，另一方面，中國的相當的一部分人，他們主要生活在經濟發展落后的農村，時常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為了活命，有些人甚至以無節制地賣血來換取一點微薄的收入，成為“ 職業賣血者”。他們渴望脫貧，渴望改變現狀，渴望獲得豐衣足食的生活。

而面對這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日漸加大的貧富差距，我們除了積極的想辦法去應對之外，我們還應該理智的分析造成這樣差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樣才能更好的預防這樣的差距繼續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損傷，不利于我們的社會和諧。綜合分析來說，造成這樣的現狀和值得我們深思去改變的原因有幾個方面。

（一）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健全

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尚沒有真正建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人能夠投機鉆營，非法、違法經營和權力資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貧富分化，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同經濟發展幅度相比，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以及社會轉移支付明顯表現出嚴重的滯后。在這種情形下，農民、城鎮的退休人員、城鎮的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由于得不到及時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為貧困者，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三）稅收制度的不合理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里，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并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對于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導致了我國國民貧富差距的擴大。

（四）不平等競爭的存在不平等競爭表現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是一些個別的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益或高額利潤，而其他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卻不能，因此最終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五）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導致一些人鉆了法律的空子，為了致富而不擇手段。很多人通過各種非法手段“剝削”，大量侵吞公有財產，在短時間內暴富，使中國在短短的20年內產生了很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頻繁的對外交易和國際資金流動極大地便利了違法致富的資金出逃，而且這種頻繁的對外經濟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機會。最典型的例子是為了推行所謂的走出去戰略而讓私人以私營公司名義用國家資金在國外注冊企業，這極大地方便了許多見利忘義之徒侵吞國有財產——在國外注冊私營企業的老板可以翻臉不認帳，不承認國家在自己注冊企業中所擁有的財產，而中國政府甚至連向外國政府控告這種人的法律依據都沒有。

(六)教育和醫療支出拉大貧富差距

在調查中，城市、小城鎮、農村的貧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窮是因為“有孩子要讀書”。從2004年10月到2005年10月,擁有就學階段孩子的農村家庭教育花費占家庭收入的32.6%，城市和小城鎮家庭中，這個比重也分別達到了25.9%和23.3%。

同時，醫療費用成為貧困居民的第二大負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目前在中國，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銷在7000多元錢,而全國農民的純收入每年也就2000元左右，可以說一場大病就會讓一個家庭陷入困境。

（七）腐敗也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因此，要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除了健全稅收制度、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以及打破經濟領域的壟斷經營之外，還必須切實采取措施，真正遏制官員腐敗現象！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黨和政府已經認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嚴重性。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一五期間，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而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祖國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人們的一些理念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而當代的中國人是怎么看待貧富差距的呢？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過上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不過，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特別是年輕一代對貧富不均有著更多的關注，他們認為貧富差距問題應盡快解決。香港特首新施政報告即時揭盅，社會不同年齡組別人士對此都有所期許。根據香港研究協會最新調查顯示，“80后”與65歲或以上受訪者認為，“貧富懸殊”最需要優先處理。

從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現狀來看，雖說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尚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甚至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應采取相關措施縮小我國的貧富差距。

1、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促進就業機構的調整。從目前來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導農村富足勞動力有序轉移。為此，應大力實行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徹底消除城鄉壁壘，疏通人口城鎮化的渠道，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人口流動，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分工。同時，要優先發展金融業、電信業、保險業等與農村工業發展有較大關聯的第三產業，為小城鎮建設服務。

2、打破行業壟斷，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政府應采取措施降低非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消除或減輕行業之間的不公平交易，縮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通過立法來限制、減少市場壟斷，堅決反對壟斷價格行為，打擊不正當競爭。另外，考慮對某些個人收入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性行業應征收壟斷稅。在稅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業、困難行業的發展，保障其職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適當的范圍之內必須兼顧效率和公平。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報告中承諾縮小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要制定合理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和累進稅率，還應征收遺產稅、高消費稅等。還要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農村的發展。

4、完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保持社會穩定。要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和醫療制度，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農村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制度，以促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社會保障則應更加注重公平。通過社會保障有效地實施再分配，使人民群眾都能分

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構建共同的社會利益基礎，才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5、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學者把“慈善事業機制”稱為“三次分配”機制。要縮小財富差距，就應當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就是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勞務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系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次分配要講社會責任，富人們應當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的條件。另外，對于熱心于慈善事業的企業，政府應該在稅收和投資項目的立項審批等方面給予優惠和照顧，從而鼓勵更多的企業家參與慈善事業，回報社會。

縱觀整個世界，貧富差距使整個世界所不可避免的一個客觀存在的話題，我們必須去面對并且想辦法來更好，更妥善的處理。

附錄：

關于如何看待中國現階段貧富差距的問卷

（1）您的年齡段是？

A．15—25B。26-35C。36-45D。46歲以上

（2）您的工作是？

（3）您的收入是？

（4）您家庭的月總收入是？

（5）您一月用于基本生活的費用是？

（6）您對于自己現階段的收入和生活狀況是否滿意？

（7）您覺得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是否在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8）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這種貧富差距的？

（9）您對于縮減目前的貧富差距有什么建議呢？

北京交通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