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證方式未約定 認定連帶由法定

保證方式未約定 認定連帶由法定

對于有效的保證擔保合同，雙方均應按合同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借款時雙方未明確約定保證方式，依照擔保法規定按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之間未約定保證份額的，應認定為連帶共同保證。2011年6月8日，扶溝縣人民法院審結一起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糾紛案，一審判決楊某某、褚某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償還劉某某借款本金10萬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12‰，自2009年5月1日起計算至還清款項之日止）。楊甲及河南某某運輸有限公司對上述款項共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楊甲及河南某某運輸有限公司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借款人楊某某、褚某某追償。如果義務人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2008年8月29日，楊某某、褚某某向劉某某借款11萬元，并向劉某某出具借條一份，借條內容載明：“借條，今借劉某某現金壹拾壹萬元整（110000.00元），購車用，月利息1.2分，每月還本金壹萬元，按月付息。如有風險由河南某某運輸公司負責償還本金及利息。借款人：楊某某、褚某某，擔保人楊甲，2008年8月29日，證明人劉乙”，某某公司在擔保人一欄加蓋公章。借款后，由楊甲經手，于2008年10月3日償還劉某某借款本金1萬元，利息清償至2009年4月30日。2010年元月26日，楊甲向劉某某出具還款計劃一份，還款計劃內容載明：“楊某某2008年8月29日購車向劉某某借款11萬元約定借款利息為月息1.2分，應每月歸還本金1萬元，按月付息，由楊甲和河南某某運輸有限公司作還款擔保（即保證），借款后經楊甲手還款1萬元，利息償付到2009年4月30日，下欠10萬元整本金及2009年4月30日以后的利息。現有河南某某運輸有限公司和楊甲定還款計劃如下：借款金額10萬元一年還清（2010年元月26日—2011年元月26日）按月付息，（按月息1.2分計算），如違約，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擔保人楊甲，還款計劃人河南某某運輸有限公司，2010年元月26日。”并加蓋有某某公司公章。出具還款計劃后，四被告均未再向劉某某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

扶溝法院認為，劉某某與楊某某、褚某某及楊甲、某某公司之間的保證擔保借款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屬有效合同。雙方均應按合同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借款時雙方未明確約定保證方式，依照擔保法規定楊甲及某某公司應按連帶責任保證承擔保證責任。保證人楊甲及某某公司與劉某某未約定保證份額，應認定為連帶共同保證。因雙方未約定保證期間，劉某某有權自借款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六個月內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借款時雙方約定每月償還本金1萬元，借款履行期限至2009年7月29日屆滿，保證期間為2009年7月29日至2010年1月29日。2010年元月26日，劉某某向擔保人主張權利時，擔保人楊甲及某某公司向劉某某出具還款計劃一份。故依法應自2010年元月26日開始計算該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因此對某某公司認為其擔保已過保證期間，不應承擔擔保責任的辯稱。本院不予采信。某某公司辯稱借款實際為10萬元，其中1萬為提前支付的利息，因未提供證據證明，劉某某亦不予認可，對其該辯稱，本院不予采信。綜上，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作出上述判決。

扶溝縣人民法院 張國河 鄒鵬舉

第二篇：最高法院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

《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 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 認定問題的批復》的理解與適用

吳兆祥

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2]38號《關于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已于2002年11月23日公布，自2002年12月6日起正式施行。該批復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有關人民法院審理擔保糾紛案件時如何適用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的問題解釋，另一部分是有關如何認定保證責任的方式問題的解釋。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6年《民法通則》實施到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生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依據當時的法律規定并結合審判實踐，對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如何適用擔保法律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由于當時法律規定不僅簡單而且許多規定與擔保法的規定還有差異，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也存在與后來施行的立法與司法解釋有差異的現實問題。正是由于存在這種立法、司法解釋前后規定的差異，它們的選擇適用對案件的裁判結果會產生明顯的影響，直接關系案件當事人的經濟利益，所以不僅當事人對此予以高度關注，使這一問題成為擔保糾紛案件中的爭議焦點，而且因為缺乏司法解釋明確的統一的適用規則，這一問題也成為人民法院在審理發生在不同時期的處于不同訴訟階段的擔保糾紛案件時的難題。在司法實踐中，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對擔保法實施之前有關的擔保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和司法解釋分歧較大，主要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1994．年4月15日法發[1994]8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1994年8號文)具有立法性質，1994年8號文施行之前的擔保行為不適用該司法解釋，適用之前的法律與司法解釋的規定。1994年8號文施行之后的擔保行為，適用1994年8號文的規定。1994年8號文沒有規定的，依據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認真學習貫徹票據法和擔保法的通知》(以下簡稱1995年通知)的規定，可以參照擔保法的規定處理。第二種意見認為：1994年8號文第31條明確規定了，“本院以前關于保證問題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準，但已經審結的案件，不得適用本規定進行再審”，所以發生在1994年8號文施行之前的擔保行為，發生糾紛在1994年8號文之后，適用1994年8號文的規定。

在擔保法生效之前，法律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保證責任的方式雖有規定，但還不夠明確，并且與擔保法的規定也截然不同。司法實踐中對擔保法實施之前的保證責任方式的認定，也形成了兩種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擔保法實施之前，法律與司法解釋未規定一般保證，連帶責任保證與代為履行和賠償責任并用，如果合同中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應當認為非連帶責任保證。第二種觀點認為，擔保法之前的法律與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一般保證與連帶責任保證，對保證責任方式的認定應參照《擔保法》的有關規定，區分一般保證與連帶責任保證，而不應將保證方式分為代為履行、賠償責任和連帶責任保證。《擔保法》實施之前，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一般保證；在《擔保法》實施之后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連帶責任保證。

本批復對于擔保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法發[1994]8號《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適用于該規定施行后發生的擔保糾紛案件和該規定施行前發生的尚未審結的第一審、第二審擔保糾紛案件。該規定施行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擔保糾紛案件，進行再審的，不適用該《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生效后發生的擔保行為和擔保糾紛，適用擔保法和擔保法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

批復對如何認定保證責任的方式，規定為“擔保法生效之前訂立的保證合同中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應當認定為一般保證。保證合同中明確約定保證人在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始承擔保證責任的，視為一般保證。保證合同中明確約定保證人在被保證人不履行債務時承擔保證責任，且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出為一般保證責任的，視為連帶責任保證。在本批復施行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擔保糾紛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或者按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不適用本批復。”

二、擔保糾紛案件法律、司法解釋的適用規則

該批復在正確對司法解釋進行定性的基礎上，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如何適用法律與司法解釋確定了統一的原則：一是適用行為時法原則，二是司法解釋有限溯及既往原則，三是新司法解釋優于舊司法解釋的原則。

審理案件時適用行為發生時存在的法律法規，而不是審理時存在的法律法規是法律適用的基本原則之一。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釋適用時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對此在2000年12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0年擔保法解釋)的第133條第1款有明確的規定。但司法解釋在適用上的行為發生法適用原則是有例外的，這就是司法解釋適用的有限溯及既往原則和新司法解釋優于舊司法解釋的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不同于法律、法規，它不是新的立法性文件，而是對已有的法律規范在法院審判活動中遇到的具體適用問題所做的解釋。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有時存在某些對法律規定空白而司法實踐中又亟須明確的問題的規定，但也不能據此認為司法解釋具有立法性。司法解釋只能是對既有的法律規定的適用問題的解釋，對這一性質必須認真把握，不容懷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審理案件中的適用，受制于其依據的法律法規，這包括兩方面：一是法律法規適用案件范圍，各法律法規適用的法律關系是明確的，相互之間具有相對獨立的適用范圍和界限，因此根據法律法規做出的司法解釋，在適用案件范圍上也應以法律法規適用的范圍為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得類推適用。二是法律法規生效施行時間。法律法規都有明確的生效時間，并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對發生于其生效之前的法律行為一般不予適用，例外情形實屬少見。因此，擔保糾紛案件一般只能適用行為發生時既有的法律法規，在行為發生之后生效的法律法規不得適用。但司法解釋則并不完全如此。司法解釋也有公布施行的時間，但司法解釋對發生在其公布實施之前的案件也可以適用(司法解釋有相反規定的例外)，這即司法解釋的溯及既往的效力。司法解釋溯及既往的效力基礎在于司法解釋是對法律的解釋，是法律規定本身應有之義，在其公布之前視為法律的內容已經存在。但司法解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有限的，它對公布之前的案件的適用也僅限于對司法解釋實施之前、其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生效之后的相關案件。另外，按照一般的原則，司法解釋對其施行時人民法院已經終審的案件不再適用，對再審的案件也不適用。

司法解釋也應當遵循新司法解釋優于舊司法解釋的原則。當最高人民法院對同一行為依據相同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先后做出有多個司法解釋，各司法勰釋均可以適用于該案件時，那么應當優先適用最新的司法解釋。2000年擔保法解釋第134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擔保法施行以前作出的有關擔保問題的司法解釋，與擔保法和該解釋相抵觸的，不再適用。

據此，人民法院在審理擔保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與司法解釋時應當：首先適用擔保行為發生時已經存在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其次確定適用案件在一審二審時已經實施的司法解釋，第三，對于再審案件僅適用其終審前存在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其終審后生效的法律法規和實施的司法解釋不能作為再審的法律依據。

對于擔保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的適用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94年8號文之前，二是1994年8號文實施后到1995年擔保法生效之前，三是擔保法生效后至今。1994年8號文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民法通則》和《經濟合同法》等法律制定的重要的擔保司法解釋。在其出臺之前的擔保糾紛案件適用當時的民法通則和經濟合同法等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1994年8號文出臺后，對正在一審、二審的在它施行之前《民法通則》和《經濟合同法》生效之后發生的保證糾紛案件，和它施行以后，《擔保法》生效之前發生的保證糾紛案件都可以適用；對它實施前已經終審的保證案件不再適用。

1995年通知第3條規定，“對在《票據法》、《擔保法》施行以前所發生的票據行為、擔保行為，應當適用該行為發生時的有關規定；如果行為發生時沒有規定的，可參照《票據法》、《擔保法》的規定”。所以，《擔保法》施行以前發生的擔保行為，1994年8號文和其他擔保司法解釋以及法律法規有規定的，就不能參照適用《擔保法》的規定。擔保法生效之前發生的尚未終審的保證合同糾紛案件，1994．年8號文及當時的法律、法規、其他司法解釋沒有規定的，可以依據1995年通知的規定，參照適用《擔保法》的有關規定。

《擔保法》生效后發生的擔保行為，適用《擔保法》的規定和2000年12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0年解釋)的規定。

三、保證責任方式認定的規則與理由 保證責任方式，包含兩層含義。首先，保證責任方式是指保證責任承擔的方式，即保證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責任保證。一般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連帶責任保證人不享有先訴抗辯權。在連帶責任保證下，保證人于債務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不履行債務時承擔與債務人相同的責任。其次，保證責任方式是指保證人承擔責任的內容。一般保證下，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而非履行責任，即債權人無權要求保證人履行債務，只能在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不能得到清償的范圍內，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不享有先訴抗辯權，在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取得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權利，既可以要求保證人代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要求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

保證責任方式的確定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雙方的約定：一是依法律的規定。如果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保證責任方式，則依當事人的約定。在當事人約定不明，或者沒有約定，雙方事后又達不成協議的情況下，依法律的規定。

法律對保證責任方式的規定，存在兩種不同的模式：一是債權人主義，即從保護債權人利益出發，強化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債權人主義立法規定，在當事人對保證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時，視為連帶責任保證，強化了保證人的責任。二是保證人主義。即從保證人利益出發，重視對保證人利益的保護。在當事人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時，規定為一般保證。這兩種立法模式，各有側重，也各有利弊。債權人主義強化了債權的保護，但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保證人的利益，這必然相應地削弱了保證制度擔保功能的實現。因為擔保制度的存在，目的不僅在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同時還應當鼓勵擔保制度的適用，如果對保證人的利益不給予相應的平等對待，則很少有人再去為他人債權提供擔保。保證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保證人在保證合同中的利益，這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債權人債權的實現。尤其是使債權人得到清償的成本增加，在信用程度不高的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也會有一定的負面作用。

《擔保法》生效之前，我國法律上并未明確規定一般保證和連帶責任保證方式，在1994年8號文之前的司法解釋也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通常做法是：在當事人于合同中明確約定為連帶責任保證時，保證人才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保證合同沒有對保證責任方式進行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一般保證，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擔保法》則改采債權人主義，保證合同未約定保證責任方式，或者約定不明時，即認為是連帶責任保證。1994年8號文總結了此前司法實踐中的經驗，對保證責任方式做了相應的規定，雖未直接使用一般保證和連帶責任保證概念，但已經有相關內容的規定，如第6條規定“保證合同明確約定保證人承擔連帶責任的，當被保證人到期不履行合同時，債權人既可向被保證人求償，也可直接向保證人求償”，與擔保法規定的連帶責任保證內容相似。第7條中使用了賠償責任的概念，“保證合同沒有約定保證人承擔何種保證責任，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當被保證人不履行合同時，債權人應當首先請求被保證人清償債務。強制執行被保證人的財產仍不足以清償其債務的，由保證人承擔賠償責任。”在內容上接近于一般保證。

本批復尊重了當時的司法經驗，并根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確定保證責任方式應當以擔保法生效時間為標準，擔保法生效之后發生的保證行為采債權人主義，擔保法生效前發生的保證行為的采保證人主義。所以對擔保法生效前保證責任方式認定應遵循：擔保合同無明確約定時為一般保證，約定為不能履行時承擔保證責任視為一般保證，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即承擔保證責任的為連帶責任保證。這是根據當時我國司法實踐，在擔保法生效之前的合同中當事人基本上不用連帶責任保證與一般的概念，而主要用代為履行、不能履行、不履行等概念的現實情形，本批復采納了不能履行、不履行(擔保法規定的)的概念，來確定保證合同中是否約定為一般保證。不能履行，是指因客觀原因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比如債權人客觀上無法向債務人追償，債務人經強制執行仍不能清償的債務等。不能履行下，保證人享有先訴抗辯權，應為一般保證。不履行，是指客觀上沒有履行債務的能力和主觀上不履行債務兩種情形。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只要債務履行期限屆滿(或者屆滿后的一定期間內)，債務人沒有履行債務，債權人就可以向保證人主張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實際上就不享有先訴抗辯權，所以在性質上應當為連帶責任保證。當然在實踐中，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的約定情況更為復雜，所用概念也更多樣，如何判斷是屬于一般保證還是連帶責任保證，應當以當事人的立約意思來定，如果無法推定保證人排除了先訴抗辯權的，即應當認定為一般保證，而不能認定為連帶責任保證。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附：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已于2002年11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56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2年12月6日起施行。

二O O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及擔保糾紛 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和保證 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

(2002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

委員會第1256次會議通過)

法釋[2002]38號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魯法民二字[2002]2號《關于擔保法適用有關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法發[1994]8號《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案件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適用于該規定施行后發生的擔保糾紛案件和該規定施行前發生的尚未審結的第一審、第二審擔保糾紛案件。該規定施行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擔保糾紛案件，進行再審的，不適用該《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生效后發生的擔保行為和擔保糾紛，適用擔保法和擔保法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

二、擔保法生效之前訂立的保證合同中對保證責任方式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應當認定為一般保證。保證合同中明確約定保證人在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始承擔擔保責任的，視為一般保證。保證合同中明確約定保證人在被保證人不履行債務時承擔保證責任，且根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出為一般保證責任的，視為連帶責任保證。勤勞的蜜蜂有糖吃

在本批復施行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擔保糾紛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或者按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不適用本批復。

此復。

第三篇：擔保借款合同未約定還款時間如何確定保證期間(李迎春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人民法院)

擔保借款合同未約定還款時間如何確定保證期間

李迎春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人民法院

上傳時間:2007-10-17

案情：

2002年5月18日，任城區喻屯鎮某村委維修排灌站時，與馬某簽訂了借款協議。協議約定：借款30000元，月息每元1分。兩名村委成員劉某、高某在保證人欄簽名蓋章。2004年6月馬某向村委索要欠款時，時任村委主任陳某以個人名義向其出具了當年年底付清借款的保證書。2005年6月村委還款5000元。2006年5月9日，馬某訴至法院，要求村委及三名保證人償還借款25000元及利息。

審理：

任城區法院審理認為，某村委借款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馬某要求村委償付借款的請求應予支持。保證人在借款協議上簽名蓋章，擔保合同合法有效。債權人于保證期間屆滿前起訴保證人，保證人應承擔保證責任。因此，判決村委償付借款，劉某、高某和陳某在保證責任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

判決生效后，雙方均未上訴。

評析：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村委應承擔還款責任、三保證人系連帶責任保證爭議不大，但對保證期間的計算和保證責任承擔分歧很大，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未約定借款期限，保證期間應自借款合同成立時屆滿。債權人馬某未在保證期間內（2002年11月18日前）向保證人劉某、高某主張保證責任，保證人劉某、高某的責任應予免除。陳某04年6月出具年底前還款的保證書，陳某的保證期間包括兩部分，一是約定期間，截止2004年年底，一是法定期間，履行期間屆滿之日起6個月，截止2005年6月。債權人馬某于2006年5月起訴，超過了陳某的保證期間，陳某亦不應承擔保證責任。

另一種觀點認為，未定借款期間，出借人可以隨時向借款人索要，索要時履行期限屆滿。2004年6月，債權人馬某提示還款，保證期間應為2004年6－12月。債權人在此期間未向劉某、高某主張權利，兩人擔保責任免除。陳某單獨出具保證書，并于2005年6月償還部分借款，其保證責任不能免除，應承擔保證責任。

第三種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15日公布的《關于審理經濟合同糾紛有關保證的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11條“保證合同沒有約定保證責任期限或約定不明確的，保證人應當在被保證人承擔責任的期限內承擔保證責任”。本案被保證人村委2005年6月份償付欠款的行為使其還款時效延長至2006年6月，債權人馬某在此之前起訴，三保證人劉某、高某、陳某均應承擔保證責任。

對這三種觀點,筆者均不敢茍同。筆者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為債權人馬某起訴時是否已超過三保證人的保證期間，即本案保證期間的起訖期間。而要澄清這個問題，必須理清三個界限。一是主債務履行起訖期間；二是適用何種保證期間；三是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關聯。

一、關于主債務履行起訖期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以下簡稱《擔保法》）》第26條規定：“未約定保證期間的，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6個月。”這項規定使確定主債務履行期間變得十分必要。對于主債務期限沒有約定的如何辦理？《擔保法》及其解釋沒有作出規定。實踐中，一般依據《民法通則》第88條和《合同法》第66條的規定來確定。即“履行期限不明確的，債務人可以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債權人也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即通常所說的隨時主張原則。對于該原則，實務中認識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債務清償請求可以隨時提出，那么合同成立至履行期屆滿之間應沒有時間間隔，履行期自合同成立時屆滿。

另一種觀點認為，“隨時主張” 是當事人基于彼此之間的信任而確定的一個彈性期間，該原則在于“提出”，這種提示出現中斷效果，表明在雙方相互提醒期限屆滿。履行期自債務人清償時或債權人作出清償提示時屆滿。

第三種觀點認為，隨時提出原則的側重點在于“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合同立法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但為防止當事人的恣意提出作出約束，即“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這個時間才是債務人的還款屆滿時間。因此，履行期自“必要準備時間”屆滿之日屆滿。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其實，第三種觀點與第二種觀點并無本質的不同，只是多出了必要的準備時間，該時間因在實踐中的不確定性，使其本身在實踐中意義不大而被法官們拋棄。履行期限的界定應與合同意思自治原則相契合，“隨時主張”說明了當事人對債務清償設定了一個彈性期間，這個期間應是雙方在合同成立時的一種默示或默契，始于合同成立，終于債務人清償或債權人向債務提出清償請求。因此，本案的履行期起訖期間應為2002年5月18日2004年6月。

二、關于保證期間的起算點

《擔保法》第26條規定：“未約定保證期間的，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6個月。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前款規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擔保法解釋》）》第32條規定，視同沒有約定時，保證期間為6個月；視為約定不明時，保證期間為2年。從上述規定看，保證期間分為約定期間和法定期間兩種，法定期間又分兩類。一是沒有約定和視同沒有約定時為６個月；二是視為約定不明時為２年。這項規定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實際效果看，在我國已不存在沒有保證期間的保證合同。二是“視同沒有約定”、“視為約定不明”與“未約定”三個詞義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并運用不同的期間，特別是“視同沒有約定”與“視為約定不明”分別適用６個月和２年的保證期間。這種匪夷所思的規定給實務操作帶來極大的不便，造成認定過程中分歧很大，也很混亂。另外，《規定》第11條“保證合同沒有約定保證責任期限或約定不明確的，保證人應當在被保證人承擔責任的期限內承擔保證責任”又設定了一種保證期間，這種規定雖與合同法的本意比較接近，但2002年12月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及擔保糾紛案件的司法解釋的適用保證責任方式認定問題的批復》第一款 “《擔保法》生效后發生的擔保行為和擔保糾紛，適用《擔保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的規定，已使《規定》使用失效。因此，本案第三種觀點引用《規定》系法律適用錯誤。

筆者認為，《擔保法解釋》實際上是對《擔保法》該條規定進行了了擴大解釋，就上下位的關系看，仍應以《擔保法》的規定為依據。即有約定的按約定，未約定的應自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６個月。本案中，三保證人中劉某、高某未與馬某約定保證期間應適用后者，保證期間自2004年12月31日屆滿；陳某與馬某約定了保證期間，此約定期間與主債務履行期屆滿后的六個月有一定的重合，其保證期間應自2004年12月31日屆滿。從本案情況看，馬某在上述保證期間內未向劉某、高某主張權利，二人保證責任未發生，不應承擔保證責任。在此期間內，向陳某主張了權利，陳某應承擔保證責任。

三、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關聯。2005年6月村委還款5000元的行為使借款的訴訟時效延長至2007年6月，馬某在訴訟時效屆滿前起訴，這使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運用產生的一定的關聯，這也使保證期間界定再次出現觀點分歧。具體說來，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是連帶責任保證，保證人的保證責任及于主債務期間和訴訟時效期間。馬某在訴訟時效內起訴，三保證人均應承擔保責任。

另一種意見認為，保證，作為人的擔保，是建立在當事人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法律關系，但其亦應受約定和法定保證期間的限制，因此，馬某在三人保證期間屆滿后起訴，三人不應承擔保保證責任，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沒有關聯。

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高某適用法定保證期間，馬某未在法定期間內主張權利，其保證責任免除。陳某不僅約定了保證期間，而且作為現任村委成員支付了部分借款，其付款行為使其保證期間得以延續，并與訴訟時效關聯在一起，因此，陳某仍應承擔保保證責任。筆者認為，訴訟時效與保證期間無論從性質上還是從效力上均有明顯的區別，二者并無關聯性。從性質上看，訴訟時效是強行性規范，是法律規定的對權利人行使權利的一種時間限制，是一種法定期間，任何當事人都不能通過約定或者其他自主行為改變其長度和計算方法。保證期間是任意性規范，是當事人對權利人行使權利的一種限制，是一種約定期間，原則上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來改變其長度和計算方法，《擔保法解釋》第31條也明確規定，“保證期間不因任何事由發生中斷、中止、延長的法律后果”。從效力上看，訴訟時效期間是法律規定的權利人在權利受到侵害時請求司法保護的一種期限，而保證期間是當事人約定的作為保證債權是否發生效力的一種期限條件。因此，訴訟時效期間完成后，權利人的實體權利并沒有喪失，法院仍應當受理，但是義務人有時效抗辯權，而在保證期間內，如果債權人未向保證人提出權利請求，保證期間完成后，保證債權未成立，保證人的保證責任亦不生效力，從而成就保證債務請求權消滅的法律事實，法院對此不應受理。

因此，不管是一般保證還是連帶責任保證，其適用的保證期間都是一種固定期間，沒有中止、中斷和延長的情形，符合除斥期間的規定，與訴訟時效亦沒有關聯。馬某在保證期間內未向劉某、高某主張權利，二人不應承擔保保證責任。村委付款的行為雖使訴訟時效延長，但延長的只是主債務時效，不能作為向二保證人主張保證責任的依據。馬某在陳某的保證期間內主張了權利，陳某應在訴訟時效內向馬某承擔保證責任。

來源：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