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觀《東京審判》有感

日本發動的法西斯戰爭，不僅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也給日本國民帶來了深久的隱痛。戰爭就像一個怪獸，吞噬著生命、榮譽、國土，也在吞噬著熱血和理想。如今許多中國人都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犯下的種種罪行，人們淡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中日八年戰爭，觀看《東京審判》并不是要我們引起我們對日本的仇恨，而是告訴我們事實，讓我們記住歷史，接受教訓，進行反思，從而更好地生活。

雖然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是還是沒有贏得應有的尊重。在審判開始，關于各國法官座次排序的時候，中國被排在了美國英國之后，然而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抗戰時間最長，犧牲最大，應該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在英國之后。

在面對衛勃庭長說：“這次審判是采用英美體系，對于這次審判是件愉快的事情”，梅汝璈博士據理力爭說：“這是國際法庭，并不是英美法庭。我來東京不是為了愉快，我的祖國，遭受日本侵略長達五十年，對于中國人來說，審判日本戰犯，是一件嚴肅、沉重的任務，絕不是愉快的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打過霸權主義的存在，大國的經濟實力決定著政治。所以我們要不斷發展我國的經濟實力，這樣在政治上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梅汝璈博士的據理力爭為中國贏得的不僅僅是面子，更是尊嚴。這其實是對中國的一種侮辱,梅汝璈博士據理力爭，爭得第二的位置，掙得其實不是位置，而且不僅僅是面子，更是中國的尊嚴，更是對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勝利的肯定。

廣瀨一郎作為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在上庭的時候提出要求庭長衛勃回避本次審判，而且對法庭上的所有的法官的資格提出異議，認為這次審判完全依據大國沙文主義的傲慢和偏見，依據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民間感情來主宰這些曾經為亞洲和平和共同繁榮嘔心瀝血的公務人員的生命，對法庭的公正性嚴重質疑，也為法律的尊嚴感到悲哀。還說日本同中國之間的戰爭只是兄弟間的爭吵。我想他是多么愚蠢，竟然把那么殘酷的戰爭說得那么輕松。那么多的人命在他的眼里似乎一文不值，這樣的人又是多么的可悲，一點都不懂得對生命的敬畏。也許是他們受軍國主義、大日本主義、天王主義的毒太深，但無論如何戰爭是錯誤的，他們應該承認而不是狡辯。

在《東京審判》過程中，在問到發動這場法西斯戰爭是否有罪的時候，土肥原賢

二、板恒征四郎等等一聲聲無罪，在我耳邊環繞很久都無法散去，一聲聲無罪，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我想他們怎么這么頑固不化，犯了這么大的錯誤還認為自己沒有錯，認為自己做的很正確。對待這樣的人絕對不能手軟，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我對審判中東條英機的話語記得最深刻，他說，日本帝國的政策乃至當年合法，其職位的官吏所奉行的方針，不是侵略也不是剝削，只是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程式列事。他還說如果他和他的同僚無罪釋放的話，他還會繼續發動戰爭。看到這里不僅心里生氣，而且有點擔心。生氣的是日本竟然把發動這場戰爭說成是正義的，好像他們受審判是受了什么委屈似的。現如今，日本篡改教科書，否認戰爭，參拜靖國神社等等。日本的各種動畫片、電影進駐中國，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的意識，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而如今中國卻很少有人記得那八年的戰爭，中國對這方面的教育業越來越少。現如今的中國人沉浸在各種娛樂之中，各地大辦娛樂節目，其實這會麻痹中國人的意識。作為當下大學生的我，其實以前也不是很了解這段歷史，看了這部電影，我覺得我應該好好了解了解中國的歷史。現在的教育也應該更加重視那段歷史的教育，接受經驗教訓。

影片開頭通過梅汝璈博士給我們描述了戰后橫濱和東京的凄涼落寞的慘象。橫濱和東京所有的工廠都被炸毀，街道也都成了一片廢墟，到處都是受傷的民眾。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殺死了日本十多萬民眾。美國在東京投下兩千五百萬噸的汽油彈，炸死東京八萬多人。在中日戰爭中，日本在中國燒殺搶掠，在南京殺了30多萬普通民眾和士兵，中國總共死了三千五百多萬人，無數的地方被毀滅，成為一片廢墟。從以上就可以看出日本發動的這場法西斯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災難，不僅是對中國的災難，對于日本來說也是巨大的災難。這給我以巨大的震驚，我知道利益是戰爭的目的，但是生命不應該比利益更重要嗎？生命不應該比利益更值得敬畏嗎？生命不應該是至高無上的嗎？難道在他們眼里生命就那么不值錢嗎？我始終堅信生命永遠不應該被利益所代替。

正如梅汝璈博士說的：“我不是一個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我并不是提倡我們要記恨日本人民，要報復他們，但是我們應該居安思危，不應該止步不前，要不斷發展，不斷進步。我們要記住歷史，記住教訓，絕對不能讓歷史重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作為戰后處理的重要的一環,在日本的東京建立了國際軍事法庭,根據國際法對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的戰爭指導者進行了審判,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行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在戰爭結束60年后的今天,日本的右翼勢力甚至包括一些政要公開發表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論,甚至把東京審判提出的理念歸結為所謂“東 京審判史觀”,從而挑戰正義的審判。因此,回顧東京審判的過程,指出右翼勢力制造所謂“東京審判史觀”的本質,揭露日本右翼勢力挑戰東京審判正義性的禍心,對于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思考現實的國際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戰犯的正義審判

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德國的納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進行嚴厲的制裁,是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正義的主張。在1945年7月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和不久后通過的波茨坦議定書及倫敦協定中,都明確了對戰犯“迅速付諸正義之審判”的原則。

1945年9月11日,占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GHQ)總司令麥克阿瑟發出對戰犯的逮捕名單,到1945年末,作為重要的戰犯嫌疑人被拘留的軍人、皇族、閣僚、官僚、財界人物和超國家主義團體的首腦等已超過百人,其中的28人被確定為A級戰犯嫌疑人。另外,還在各地逮捕了約2.5萬屬于B、C級的戰爭犯罪嫌疑人。為審判而設立了以美國人基南(JosephKeenan)為局長(首席檢察官)的國際檢察局(IPS),而法官則以澳大利亞人威伯(WiliamFloodWebb)為首,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11個國家。

從1948年11月4日到12日,首席法官威伯宣讀了長達1218頁的判決書,宣布對28名被告中的25人判處死刑、終身監禁或有期徒刑。這些人都是在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多數人是侵略中國的元兇。如策劃“九·一八事變”,在中國東北制造傀儡政權并進行長期統治的板垣征四郎(曾任關東軍參謀長)、土肥原賢二(長期主持關東軍特務工作)、星野直樹(偽滿洲國總務廳長)、南次郎(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關東軍司令官)等,有對中國進行全面侵略戰爭的罪魁廣田弘毅(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任首相)、木村兵太郎(曾任關東軍參謀長)、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的制造者)等。另外還有對亞洲太平洋戰爭負責的軍人與外交官等。曾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不僅對發動太平洋戰爭負主要責任,而且還擔任過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和關東軍參謀長,在中國也犯下了滔天罪行。應當說,東京審判對這些人的判處反映了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愿望。而原來被確定為被告的28人中,大川周明因精神障礙,松岡洋右、永野修身因在審判中途病亡而被免于起訴。

東京審判將搜集到的大量充分的日本戰爭犯罪的證據與機密資料公諸于世,系統地證實了日本進行的侵略戰爭的罪責,不僅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震動,而且對曾經生活在言論管制中,被軍國主義長期蒙騙而對日本的加害的事實幾乎一無所知的日本人的心靈也是一次強烈的沖擊,對日本戰后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果沒有東京審判,日本自己不可能從整體上系統地分析從九一八事變后到太平洋戰爭所走過的侵略道路及戰爭責任。東京與紐倫堡審判明確提出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法理具有開拓意義,是對國際法的貢獻。戰后的國際社會將這些犯罪概念普遍化。一旦發生戰爭犯罪,包括組織戰爭的行為,就會遭到譴責,根據當時國際社會的需要而進行審判。所以,一般認為東京審判是“為了防止侵略戰爭的發生而在‘國際法上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日]家永三郎:《試論遠東審判》,載《思想》,1968年8月號)這一巨大的意義使日本右翼與保守勢力稱東京審判是根據“事后法”進行的“勝利者的審判”的誣蔑不攻自破。所以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戰爭受害國,代表世界人民對戰犯進行審判,絕不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它的本質是國際正義對法西斯邪惡勢力的審判。

但是,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作出上述判決30年后的1978年,日本的靖國神社竟逆歷史潮流而動,將一部分戰犯的亡靈秘密地合祀進去,其中就有在東京審判中7名被判處死刑的戰犯,即:土肥原賢

二、廣田弘毅、2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東條英機,還有被判有期徒刑但死在監獄中的7名,即: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東鄉茂德、松岡洋右、永野修身。這就是說,靖國神社方面認為:被判處死刑與死在監獄中的這些戰犯與在戰場上陣亡的日本軍人一樣,是對日本有貢獻的“英靈”,這是對國際正義的挑戰。

東京審判的局限性

從對日本的戰爭責任進行徹底追究的角度看,東京審判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這種局限影響了一部分日本人戰后的歷史認識,因此也是必須引起注意的問題。

首先,東京審判強調了“反和平罪”,但沒有把“反人道罪”作為獨立的起訴原因,與紐倫堡審判有很大的區別。“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對朝鮮、臺灣等殖民地及在中國的占領區進行的殘酷統治罪行,如強制勞工問題,強迫婦女對軍隊進行“性服務”問題,在中國實施的“三光作戰”問題等,也包括根據治安維持法對本國國民進行的鎮壓與宗教迫害等。但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中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更沒有把殖民統治的暴行作為戰爭犯罪來進行追究。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即亞洲的民眾的被害沒有被擺到審判的正面。

第二,由于美國的作用,在審判中有目的地掩蓋了日本重大的戰爭犯罪事實,特別是日本軍隊違背國際公約在中國進行的生物戰(細菌戰)和化學戰(毒氣戰),包括慘無人道的用活人進行實驗的事實。檢察局在搜查階段得知日本細菌部隊使用活人進行實驗并獲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為了秘密地獨占這一成果,麥克阿瑟等GHQ上層決定免除有關人員的戰爭責任,并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所以對日本的生物戰的追究問題根本沒有寫入起訴書。而日本軍隊在戰爭中進行大規模毒氣戰的充分證據雖然被記載在起訴書的附錄中(附錄D,《通行的戰爭犯罪與反人道罪》中關于違反行為的細目第九節)。但美國陸軍部卻認為對日本進行追究會影響美國今后使用毒氣武器,便由后來成為美國總統而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發密電給首席檢察官基南,中止了對日本這一罪行的指證。

東京審判之所以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全過程的主導權都被美國掌握著。審判法庭的設置和實施規則,對戰爭犯罪概念的規定等都由麥克阿瑟決定。雖然澳大利亞和蘇聯極力反對,但是美國在逮捕戰犯嫌疑人等審判準備的過程中一再地制造既成事實,基本上貫徹了美國的意圖。對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的條例與紐倫堡的條例進行比較即可看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優先原則在占領政策與東京審判中得到了反映。正因為如此,在對東條等7人的絞刑實行后的第二天,麥克阿瑟表示沒有繼續審判準A級戰犯的意思,于是,留在監獄中的最后17名準A級戰犯嫌疑人便被全部釋放了,這些人后來陸續回到了日本的政壇。

東京審判的正義性不容挑戰

盡管東京審判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必須肯定:東京審判是一次對破壞人類社會自由與尊嚴行為的審判,是維護世界文明的斗爭和防止破壞人類文明的有效手段,因此對國際社會產生了相當大的積極影響。不僅反法西斯陣營的國家與人民對判決表示了肯定與支持,就連日本的一般輿論也認為東京審判表明了戰勝國與戰敗國共同對和平的追求,值得大書特書。絕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東京審判的基本意義不能否定。如日本著名的政治學家丸山真男根據東京審判的速記材料分析了日本軍國主義指導者的精神形態,認為東京審判正確認定了事實,理論構成嚴密,法律、政治、道德的責任認定明確。([日]家永三郎:《試論東京審判》,《思想》,1968年8月號)但是,東京審判的正義性也一直受到堅持侵略戰爭歷史觀的一些人的挑戰,他們不斷地重復清瀨一郎當年的那些主張。而隨著冷戰局面的開始,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抬頭,全面否定東京審判的主張更加活躍起來。上個世紀50年代,“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度甚囂塵上,到7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有條件投降論”,([日]江藤淳:《忘記的事情與被忘記的事情》,載《文藝春秋》,1977年)引起了日本社會關于東京審判正義性的爭論。90年代中后期,否定東京審判正義性的主張越來越囂張。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是當時非常活躍的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骨干,他在批判1997年文部省審定后的歷史教科書“近現代史”部分時提出:戰后日本近現代史教育的指導思想貫穿了“共產國際史觀”與“東京審判史觀”。他所說的“共產國際史觀”,是認為日本戰后的歷史教育受1932年反映蘇聯國家利益的共產國際綱領的影響,而他所說的“東京審判史觀”,是認為戰后日本的歷史教育是受東京審判的影響。他認為兩種史觀都把日本近現代史全部斷定為“惡”的歷史,是蘇聯和美國基于國家利益對日本的敵視。他認為即使在冷戰時期世界因美蘇兩大國的存 3

在而分為兩大陣營,“東京審判史觀”對日本的敵視也沒有改變。([日]藤岡信勝《教科書不教的歷史》,載《社會科教育》,1994年4月號)“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另一骨干濤川榮太將“東京審判史觀”定位為“反日史觀”,他認為東京審判把日本的罪責要看得比東京空襲和原子彈爆炸更嚴重,是勝利者對戰敗者進行的審判。因此他聲稱“東京審判史觀”與“共產國際史觀”一樣,都是要抹殺日本,讓人們形成一種向日本要求復仇即反日的歷史觀,這一歷史觀構成戰后日本歷史教育的“大罪”。(《戰后歷史教育的大罪》,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新的日本歷史開始了》,第190頁,幻冬社,1997年)而堅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期鼓吹的“大東亞戰爭”歷史觀的學者佐藤和男更露骨地提出:“東京審判史觀”的歷史認識有意識地將1928年以來的歷史描寫為日本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侵略活動,宣傳日本在亞洲各地制造了聳人聽聞的慘禍,將日本定為戰爭犯罪的國家,將戰后日本近現代歷史描繪為百分之百的黑暗,百分之百的罪惡與非人道,從而在歷史教育中貫穿否定日本國家的原理。他認為“東京審判史觀”是對日本人進行的“洗腦”,導致日本人戰后的“自虐”和形成“自虐史觀”。(《東京審判與國際法》,載歷史研討委員會:《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第202頁,展轉社,1995年)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把東京審判的結果定義為“東京審判史觀”而加以攻擊,其實是與戰后日本社會始終存在的那股否認侵略戰爭責任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一脈相承的。在近年來國內外要求追究日本的戰爭犯罪和戰爭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全面否定東京審判意義的“東京審判史觀”就更有明確的針對性。否定東京審判,就是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否認日本戰犯的戰爭罪行,否認戰后以來的歷史及對這一歷史研究的成果,否定戰后日本歷史學的發展趨勢。可以說,關于東京審判意義的爭論,是正義與邪惡之間的一場尖銳的斗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日本社會又涌動起一股否認東京審判和戰犯罪行的暗流,甚至一部分政治家和議員也對東京審判的結果大放厥詞,其中就有小泉的內閣成員。眾所周知,日本已經通過舊金山講和條約表明了承諾作為國家接受東京審判判決的意思。正因為日本做了承諾,所以在1956年才被接納為聯合國成員。因此,否認東京審判的理念實際是挑戰日本在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譴責侵略戰爭,懲治發動侵略戰爭的罪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是不可動搖,不容挑戰的。任何逆歷史潮流的行為,都必將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與懲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步平）

東京審判的功績

第一，東京審判是和平對戰爭、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一次大審判，它既是法律的審判，也是政治的審判，具有劃時代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東京審判以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審判戰犯是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發展的需要。由日、德、意法西斯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生命財產損失最巨大的戰爭，僅以戰爭罪審判直接參加的普通罪犯，無法懲治策劃、發動和指揮侵略戰爭的領導者。只有用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才能將策劃、發動和指揮侵略戰爭的領導者押上神圣法庭懲罰其戰爭罪行。反和平罪乃指發動侵略戰爭本身積聚了所有其他罪行的全部恐怖行為，所以是最嚴重的國際罪行；反人道罪是對和平居民的殺害、奴役、強迫遷徙或以政治、種族或宗教的原因而實施的種族滅絕和大屠殺等罪行，不僅為國際戰爭法規所禁止，也是人道主義理念所不容。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許多第一手原始資料和1000多人的證詞，核實了大量史實，系統地揭發和列舉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及其在戰爭中犯下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種種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震動，確認了日本從“九嵐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期間所進行的都是侵略戰爭。遠東軍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戰爭受害國，代表世界人民對戰爭罪犯進行審判，絕不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審判，它的本質是國際正義對法西斯邪惡勢力的審判。

第二，東京審判對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刑法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東京審判的軍事法庭的設立是由二戰期間同盟國達成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件所確定，4

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的《特別公告》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基于《非戰公約》以及《莫斯科宣言》、《倫敦協定》等國際法或國際文件而制定，它與歐洲軍事法庭判決書一樣，是世界各國公認的關于戰爭的重要國際法文件，它在國際法上開了先河，促進了戰爭法規的建立與發展。

此外，東京審判為研究日本近現代史、中日關系史、遠東國際關系史和國際法特別是戰爭法規，提供了一個豐富、權威而龐大的歷史資料庫。

東京審判的缺憾

從總體上來說，東京審判是公正的，但同時，東京審判存在明顯的缺失。可以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只能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徹底，很不完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于美國的對外政策明顯地轉向反蘇、反共，急欲把日本變成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美國占領當局竟不顧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對日本戰犯竭力庇護或大批釋放。判決書只強調日本軍隊在實行侵略戰爭方面的罪行，而竭力減輕或回避日本天皇、重臣、高級官僚和財界領導者等的責任。

第一，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是東京審判的一大缺略。裕仁天皇對日本侵略戰爭以及日軍暴行負有最高領導者的責任，但是，作為侵略戰爭的最高統帥裕仁天皇卻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天皇是日本憲法體制和戰爭責任體制中的最高權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就不可能徹底追究日本國家的戰爭責任。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還給戰后的日本政治帶來了嚴重后果，造成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拒絕對侵略戰爭進行誠心的反省和悔改，政治上長期右傾化。

為什么美國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一句話，減少美軍傷亡與保留天皇制度，成了美國與日本不謀而合的“日本投降”結果。戰敗前的日本，同投降前的德國有很大的不同，德國在投降前夕，國土被盟軍占領，軍事上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日本戰敗前，本土尚沒有遭到全面進攻，在海外還有100多萬軍隊。到1945年6月，日本政府仍作出“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頑抗計劃，即使到了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政府發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仍然在降與和的問題上發生分歧爭論，雙方對峙，直至天皇最后“裁決”，才在維護天皇制度國體的條件下接受投降。

美軍在硫磺島戰役（美軍傷亡 26000余人，日軍傷亡28700人）和沖繩島戰役（美軍傷亡44100余人，日軍傷亡13.5萬人）中因日軍的拼死頑抗而遭受重大傷亡，倘若美軍要登陸日本本土作戰，據美國軍方估計，大概還要付出100萬人的傷亡代價，并推遲到1946年的秋冬才能進行。所以，美國單方面放寬對日本投降的條件要求，由美國起草，以美中英三國政府名義發表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國有意不寫進廢除日本天皇制的條款，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恰恰利用了美國政府這一點，從而達到了保留天皇制度進行投降的目的。

第二，沒有把反人道罪作為獨立的起訴原因，是東京審判的嚴重不足。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對朝鮮、臺灣等殖民統治地特別是在中國的占領區進行的殘酷統治罪行，但在檢察官的起訴書中幾乎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更沒有把日本殖民統治的暴行作為戰爭犯罪來進行追究。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即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民眾的被害沒有被擺到審判的正面。

第三，沒有起訴搞細菌戰和化學戰的日本戰犯，是東京審判的嚴重缺失。由于美國的庇護，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戰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軍人公然違背國際公約在中國進行細菌戰和化學戰，參與了細菌武器、化學武器的研制、生產和使用，包括慘無人道的用活人進行實驗，理應受到嚴懲，但細菌戰干將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增田知貞等人，卻被美軍占領當局保護起來，并掩蓋其重大的戰爭犯罪事實，成了為美國提供細菌戰研究情報的“有價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于起訴。作為交換條件，石井四郎等20名“細菌戰專家”，向美國提交了長達60頁的人體實驗報告、20頁的19年的作物毀滅研究報告和8000張“細菌戰實驗人體及動物的解剖組織”幻燈片；另還有石井四郎本人從事“細菌戰各階段研究20年經驗的專題論文”。

由于美國的包庇，雖然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化學戰的事實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認錯。雖經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政府起訴、抗議，但一直到2002年8月，日本東京法院才作出“認定有侵華日軍曾發動細菌戰和殺害中國人民的事實，但拒絕向受害者賠禮道歉及經濟賠償”的裁決。不愿反省或否認自己過錯的民族，極有可能重蹈覆轍。

第四，虎頭蛇尾是東京審判的明顯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48年3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喬治釰凱南與麥克阿瑟共同提出，并得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的對日本的“新方針”為：美國政府應保護日本不受共產主義的威脅。因此，美國必須在日本留駐軍隊，締結對日和約應該是簡單的、一般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等等。此前，美國就釋放了大資本家鯨川和航空工業巨頭中島等人。這些人沒有受到審判，也就使日本侵略的根源沒有得到徹底揭露。1948年12月24日，即對7名甲級日本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總部即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

第二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電影觀后感

1931年至1945年，這14年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是十分沉重且悲壯的14年，殘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將魔爪伸向了地大物博的中國，而炎黃子孫們不會屈辱的成為他們的奴隸，于是，中國人民開始了偉大的抗日戰爭。

這14年間，無數民族英雄為之喪失性命，無數兒女奔赴前線，終于在世界各國與祖國同胞的努力下，我們終于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可是，這些過后，我們迎來了更加困難的挑戰，《東京審判》這部電影講述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11個戰勝國推薦的11名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的國際審判。以各種視角全面描繪了不同立場下各國的宣判，在面對中國法官的審問下，日本頭領始終認為日本才是受害者，他們收到了核武器的轟炸，可是，他們的士兵又屠殺了多少其他民族人的生命呢？從這里我能感受到，面對戰爭，受傷害的永遠是無辜的百姓，所以我們要敬畏戰爭，遠離戰爭。

這些日本戰犯，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洗禮，他們拒不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但是，事實勝于雄辯，一個個鐵證如山的印記，最后將他們送上了處刑架。但是，這樣的過程十分艱難，東京審判一共進行了2年多，許許多多的戰犯有的狂妄自大，有的拒不認錯，在審判過程中，我有還幾處不忍心再看下去，這些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太大了，他們應該受到該有的懲罰。影片的最后，關于量刑問題中國法官梅汝璈從法律角度痛斥了日本戰犯大肆掠奪中國資源以及違反人道的滔天罪行，在投票決定是否執行死刑時，終以6比5的票數將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名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相信看完這部影片，很多觀眾會重燃愛國之情，也相信很多觀眾也增加對日本人民的仇恨，但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決不是影片所期望的結果。面對已經過去的事情，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是，歷史絕不能忘記，我們應該時刻謹記這樣的悲痛，現在的日本政府依然顛倒是非，許許多多的事件表明，日本政府的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我輩必將謹記使命，落后就要挨打！

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應該更加奮發圖強，堅持跟黨走，走好中國路，讓這些屈辱且悲痛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同時，我們也要謹記歷史的慘痛教訓，吾輩當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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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鈺彤

第三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觀后感

歷史從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尤其是中華民族屈辱卻在不斷抗爭的近現代史。因此，我們在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總是帶了沉重和嚴肅的心情，看《東京審判》也是如此。

抗日戰爭從1937年到1945年，整整8年的時間。這中間的慘烈戰況和艱辛斗爭我無需贅言，為國犧牲的戰士們不計其數，而無辜而死的平民更是數量驚人。這些，所有的這些，歷史都不會忘記，而我們更不能忘記。

《東京審判》中印象較深的第一個情節是座次之爭。衛勃爵士把中國排在英國之后方便審判的說法只是托辭，眾國家輕視中國則是實質。梅汝璈先生據理力爭，拒絕不公平的座次安排，斷然拒絕出席，甚至不惜辭職，錚錚傲骨讓人肅然起敬。不禁想起清末那些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清朝代表，明知賣國卻仍唯唯諾諾地簽字，低下去的不僅是頭顱，更是良知和民族羞恥心。所幸，叛國之流只是極少數，中華民族正因為有梅汝璈這樣的“斗士”才會在多難中興邦，才會戰勝一個又一個的困難，一步一步走向更強大。

《東京審判》中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日本戰爭罪犯，他們的申辯讓人憤怒。總有不承認罪行、否認歷史的日本人，之前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徑一度引發國人聲討之聲。因此，當電影中中國律師倪征燠以嚴密的思維、犀利的語言和如山的罪證拆穿戰爭犯的罪行時，當日本罪犯再不能假裝“以兄弟之情誼”來掩飾其罪惡時，我們不禁為之喝彩，為中國有這樣的律師而驕傲，為那些在戰爭中喪失生

命的在天之靈而感到慰藉。

從《東京審判》中也看到了戰爭帶給日本平民的痛苦，芳子的妹妹櫻子和哥哥山口正夫，以及北野雄一和其弟弟北野弘一等，他們無不是深受戰爭之害。本該是過著平靜的日子，卻被戰爭毀了家園，毀了幸福。而日本這個民族，卻因發動戰爭而致使國土上堆滿了廢墟。電影中這樣評價，“一個本可有所作為的國家，而招致這樣的命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這是歷史上的一大悲劇，也是一大教訓”。而那些還在叫囂著軍國主義的日本人，顯然是沒有吸取這教訓的，這又讓人不得不擔憂。因此，各國更應壯大和平的力量，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和發展。

電影片尾戰爭量刑之爭也是一個高潮。中國有句話叫“死不足惜”，可惜那些不曾經歷過八年艱苦抗戰的國家的法官們是不會理解的。梅先生也曾深感無奈，但最終鼓起了斗志，“只要打不死我，老子就要站起來”！梅先生以杯水做喻，以佛學反攻，終以微弱優勢取得了勝利，主要日本戰犯被判以死刑。這勝利對于中國人來說卻是彌足珍貴，逝者也可得到稍稍慰藉，最重要的是以法律宣判了日本的罪行。

東京審判，是對良知的審判，在這個法庭上，正義必將取得勝利。

第四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觀后感

從始至終我都是懷揣著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完《東京審判》！《東京審判》的結尾在我看來像是點球大戰，誰也不知道11名法官會不會把球踢“飛”；更像是兩個人的PK，只不過PK對象是“同意死刑”和“反對死刑”！而最后的投票結果也是非常驚心動迫的：6比5，微弱票數決定對甲級戰犯處于死刑。

我們不知道來自民主國家的11名法官把自己寶貴的一票投給了誰，代表中國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也不知道。對于發動侵略戰爭的策劃者、組織者理應處于絞刑，但是我們不能說那5位法官沒有仁義道德，因為他們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他們代表了自己國家在這個戰爭上的立場和利益。

我想到了最近比較流行的“殺人”游戲，甲是警察，夜里已經驗過乙是匪徒。投票的時候，甲“跳警”，指出乙是匪徒，說服平民把匪徒乙投出局，但是乙硬死不承認，平民則持有自己的觀點。在東京審判中，梅汝璈先生顯然扮演了警察的角色，東條英機等日本戰犯是匪徒，另外10名法官則扮演平民角色。東條英機他們的罪行很明顯，就像在“殺人”游戲中，警察已經驗過他們的身份，就是匪徒，但是法官問訊時，東條英機、板垣真四郎等戰犯卻異口同聲說道“我無罪”，這是無視國際法律、無視人道主義的軍國主義表現。在審判過程中，東條英機、板垣真四郎等說，“我們出于同情和友誼”，“我們是熱愛和平的日本人”，“我們是自衛戰爭，不違反國際法的戰爭”，“日本沒有侵略滿洲的任何行為”。

最讓人氣憤的是，東條英機居然說道，“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是正確的，我們還會繼續發動戰爭”，每一個中國人聽了這句話后，只會更加激起對日本人的仇恨和對東條英機的憎恨，所以可以理解我們的國民直到今天為什么還擁有如此高的反日情緒。中國人沒有錯，我們的反日情緒全部是日本人帶來的。當然，我個人是反對激進的愛國主義的！

東京審判也出現了搞笑的情景，也是處在審判的結尾量刑時，到底是否對甲級戰犯處于死刑，本來是法律問題，居然討論到文明與宗教的問題，討論佛的問題，這更說明了11名法官內心的利益沖突。

還好，最后還是同意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處于死刑。雖然，這個結果來得太漫長太驚心。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多，經過817次庭審，終告結束！這部電影的基調總體來說是嚴肅、低調、充滿仇恨的，但是影片中的小酒館卻洋溢著一種歡快、和諧的氣氛，熱情的老板娘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這里，各國的法官喝酒、聊天、唱歌、跳舞，完全沒有遠東國際法庭里的英森和冷淡。但是，這個歡快的小酒館也沒能堅持在最后，因為一個狂熱的日本愛國分子的不理智行為，扼殺了這片凈土。悲哀！

我還想談《東京審判》的導演高群書，這部電影是他負債500萬拍攝的。我不敢用“拷問某些國人的良知”這樣的字眼，我覺得自己沒資格。我只以一個電影愛好者的身份置疑中國的電影投資者和同情高導演的悲劇。當我看完影片后，我覺得高導演的500萬是可以賺回來的，因為每一個愛國的人都應該去看一看《東京審判》！

第五篇：東京審判觀后感

《東京審判》觀后感

看了《東京審判》讓我感慨，我覺得我們需要有更多的電影讓我們來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的歷史，激發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無限熱情――《東京審判》是一部關于歷史題材的電影，為學生、成人詳細地闡述了抗戰年代日本人與我國人民間發生的故事。影片中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的殘忍，更具體的是戰爭的殘忍，戰爭像一張血噴大口，吞噬了一條條鮮活的生命。戰爭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是毀滅性的。日本人為了那一點點的領土問題，而大興殺戮，全然不顧人民們的生存與安危，另一線索便是愛國的精神，中國人為了保衛祖國而浴血奮斗，為了保存那一點小小的骨氣，而寧死不屈，骨氣雖然小，但卻可以體現出一個人應有的品質與精神，那博大寬闊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多么光榮！

我們不知道來自民主國家的11名法官把自己寶貴的一票投給了誰，代表中國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梅汝璈法官也不知道。對于發動侵略戰爭的策劃者、組織者理應處于絞刑，但是我們不能說那5位法官沒有仁義道德，因為他們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他們代表了自己國家在這個戰爭上的立場和利益。

最讓人氣憤的是，東條英機居然說道，“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我們都是正確的，我們還會繼續發動戰爭”，每一個中國人聽了這句話后，只會更加激起對日本人的仇恨和對東條英機的憎恨，所以可以理解我們的國民直到今天為什么還擁有如此高的反日情緒。中國人沒有錯，我們的反日情緒全部是日本人帶來的。

“弱國無外交”是當年李鴻章說的一句話，一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軟弱的國家，在外交上也必定是失敗的，必定會屈服于強國苛刻無禮的外交條件，這在大清朝與列強的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已經證明。《東京審判》中首席法官提出的美、英、中的法官排名也說明了這點，最后靠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嚴詞力爭，不惜以退出審判相脅，才得以排在英國這個遠東戰場上未出多少力的國家之前

還好，最后還是同意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處于死刑。雖然，這個結果來得太漫長太驚心。

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多，經過817次庭審，終告結束！日本戰犯被處了死刑，東京的審判給人留下了那永遠不爭的事實：正義，永遠都是會戰勝罪惡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具有正義感、有血性的中國人來講，這部電影是不能不看的，它不僅闡述了一段令人無法忘卻的歷史，還具有十分強的教育意義，它告訴我們罪惡是永遠戰勝不了正義的，只要做了不該做的、違背倫理通德的事，就一定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它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了解日本這個曾經對中國欺辱最深的國家當時的情景，以及發動對華戰爭的罪魁禍首的真正嘴臉。當電影中的全部被告被判死刑時，不僅是電影中，整個看電影的人都爆發出了雷霆般的掌聲。他們都為侵略者得到應有的懲罰感到快樂，他們都為這部電影所感染、所震撼。而那十惡不赦、惡貫滿盈的日本侵略者最終還是受到了制裁，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是天理不容的，是十萬中國人不可饒恕的。

我們要牢記這一歷史，勿忘國恥，永遠記住那勝利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