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參加歷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

我參加歷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

整理說明：王堯教授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師從著名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學習藏文。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陸版和臺灣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種，發表論文數百篇。新近有《王堯藏學文集》(5卷，中國藏學出版社)問世。王堯先生代表中國藏學學者參加了七屆國際藏學會議，為中外藏學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以下回憶錄便是根據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我今天把國際藏學會議的歷史先說一下吧。國際藏學會議成立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一些年長的藏學家們，為了紀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學家——匈牙利人喬瑪[1]而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藏學會議是在匈牙利召開的，第二次是在維也納召開的。但是當時的國際藏學會議都是老年的藏學家在參與，沒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氣，覺得既然是國際藏學會議，為什么只有老人參加，而沒有青年人的機會呢？在1976年，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蘇黎世舉辦了第一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那時參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個。他們為會議定制了一些規則，并且決定第二次會議要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第二次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由阿瑞斯·馬可[2]主持，時間是1979年。但是，這兩次青年藏學家會議，都沒有中國人參加，當時我們甚至連消息都不知道，因為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1981年的時候，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喬瑪雖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和匈牙利屬于一個國家——奧匈帝國，所以，為了紀念喬瑪，第一屆國際藏學會議的舉辦地點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第二屆就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當時去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國際藏學會議，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舉辦方就說：“下一屆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們也邀請你參加。”我問他下一屆是第幾屆，他們說下一屆是第三屆。接著他們又把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邀請書拿給我看，舉辦地點是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1983年與斯坦因凱勒在維也納1981年的維也納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1981年的時候，來了兩個德國人，他們想要邀請我的老師于道泉先生去維也納參加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但于先生說自己年紀太大了，不方便去參加，就把我推薦給了他們。這兩位德國人就來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講漢語，是位漢學家，叫做邦克（W.Benck）。他們說在維也納要召開第二屆紀念喬瑪的國際藏學會議，邀請我也去參加，我說我不去，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沒有經費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們就說讓我不用擔心，會議期間的一切費用他們會提供，還說是于道泉先生介紹他們來找我的，說于教授是個了不起的人，80歲的人了，德文還記得那么清楚。那當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國待過兩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這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后來經過與家人的商量，我決定去參加這個“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那一年我53歲。出國之前，我就在國內一邊辦理各種復雜的出國手續，一邊準備會議需要的論文。我當時準備了兩篇，一篇是關于語言的，叫做《藏語mig（目）古讀考》，談的是藏語里“眼睛”這個詞在古代的讀音究竟是什么樣的，從而論證現代藏語口語與文字的距離。“眼睛”這個詞用拉薩口語讀作“mig”，是高降調，既然是高降調，就說明這個詞應該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實際上現代藏文中“眼睛”既無前加字又無上加字，它們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經在嘉絨、安多和康區做過調查，發現安多話和康巴話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讀出來，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絨話，雖然嘉絨地區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們都把“眼睛”一詞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讀出來了。所以這就證明了最古老的藏語方言是嘉絨方言，接下來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現代的、最年輕的是拉薩方言。另一篇論文叫做《宋少帝趙顯遺事》，寫的是宋朝的一個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虜以后，被送到薩迦，在薩迦的寺廟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歷史。這位皇帝后來就完全成為藏人了，藏名叫做卻吉堅贊。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論》這本佛典從漢文翻譯成了藏文，在這本書的結尾，他也用藏語寫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漢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閱了很多史料來查找與這個人有關的信息，發現了與這個歷史人物有關的很多故事。這就是我在1981年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上提交的兩篇文章，那時參加會議的都是年紀很老的人，而且沒有中國人，我去了之后，他們都感覺很新奇，因為他們一直認為盡管西藏是中國的，中國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國人對藏學不重視，藏學也搞得不好。但他們對我的這兩篇論文還是很感興趣的，于是他們邀請我參加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從維也納回到北京以后，就開始準備明年會議的論文了。在準備論文期間，他們派了一個人與我經常聯絡，那個人是哥倫比亞大學南亞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叫做巴布若·阿吉茲。巴布若·阿吉茲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國，入了美國國籍，但她的血統是中亞的，是一位穆斯林。后來我們帶她去見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開心，他們聊得很投緣。因為阿吉茲曾經從美國到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待過幾年，他的導師是海門道夫（C.Von Fürer Haimendorf），海門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認識，因為于道泉先生曾經在倫敦大學教書9年呢。他們聊得非常開心，阿吉茲很佩服于先生，她說：“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沒有聽過東方人能講如此地道標準的、倫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她很佩服于先生，一定要邀請于先生去參加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其實國際藏學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國留學5年，在英國教書9年，在德國待過2年，一共在歐洲學習工作過16年。但先生回國之后，國際藏學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現在阿吉茲見到他了，自然非常高興，想要邀請他，還有我跟王輔仁一同出國。但當時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主持人威利[3]對我說，我們只給你提供一張機票，以及你與會期間的費用，供你學習和訪問，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輔仁需要自費，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來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國，不放心他的身體，因為于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高齡了，所以先生就沒能參加那次會議。1981年9月，我在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與會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臺的時候，我便用拉薩藏語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學者致意，說了大概3分鐘。臺下的外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彼此說：“He is speaking Tibetan！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為在當時的外國人眼里，漢族的藏學家都是不會講藏語的，覺得中國的藏學界很不一樣，所以當我一說藏語，他們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鮮。在維也納參加會議期間，我見到了李方桂教授[4]和張琨教授[5]，他們都是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是張琨先生的老師。他們兩位是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教授，與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張琨先生是馬學良先生[6]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馬學良先生的妹妹馬瑞玉。馬學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張琨先生當年是自費留學美國，馬瑞玉在資金上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變賣首飾，全力以赴支持張琨先生出國留學。誰料想以后幾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難相見？在維也納，我還結識了邦隆**[7]和噶爾梅博士[8]，邦隆**旅居德國，噶爾美博士旅居法國，是著名藏學家石泰安[9]的弟子。我們一直保持著來往。以后的歷屆國際藏學會議上也經常見面。1983年春天，我應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訪問，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圖書館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結識了一批藏學界朋友。在維也納的會議上，我還認識了烏瑞教授[10]，他是匈牙利人，在維也納大學的藏學—佛學系講授佛學，也是位共產黨人，他的藏學研究一直都秉承著客觀、公正的觀點。1983年，我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擔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烏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聯系不斷。他把90多篇論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對他的工作成績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隨后這些論文也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上陸續發表。這次維也納的國際藏學會議，算是一次成功的國際交往吧！1982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從第三屆開始，國際藏學界開始比較廣泛地邀請中國學者參加。于道泉先生由于身體和經費的原因，沒能出席。因為當時中國的大學，對出國訪問的學者，是不提供經費支持的。所以，參加這次國際藏學會議的中國人，還是只有我一個。到了美國的飛機場以后，巴布若·阿吉茲馬上開著車來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見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個很好的人，是一位猶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茲則是伊斯蘭教徒。看來，他們的家庭組成很有意思。在這次的會議上，我準備了一篇論文，是介紹現代西藏戲劇的，就是用藏語演出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拉薩上演后，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我就在大會上介紹了這一情況，包括劇目的臺詞、排練、演員以及演出的效果。這部戲劇的演員都是上海戲劇學院藏語班的學生，演得很專業。而且，《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戲，描述的是歐洲傳統貴族的生活，很像西藏農奴制時期的貴族生活特點，所以，用藏語來轉譯它，就能夠很恰當很充分地表現，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這部戲的內容。這部戲的藏語譯者叫龍國泰，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熟讀莎翁戲劇，有很高的藏語文和英文修養。他是一位殘疾人，駝背，我們也認識。據說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漢人，后來與藏人結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會上說，這部戲劇能用藏語翻譯的這么好，“充分說明了藏語其實是很豐富的，現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的文學名著！”我發表了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外國人表示十分贊同，有的則以為西藏已經被現代化了，傳統文化丟失了，說中國政府在摧毀西藏文化等等荒謬言論。我一方面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氣憤，同時也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現在到底是什么樣。在美國參加會議期間，我們還去新澤西的紐瓦克參觀了西藏博物館，西藏的很多經書和文物是在國外收藏的。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問我說：“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怎么樣？”我說：“覺得很好”。他又說：“你不覺得慚愧嗎？”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臟話，是用藏語說的，這個人大概懂一些藏語。我說：“奇怪了，我們有什么慚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實情況，西藏發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樣？總是一味的批評，十分荒謬，不斷地編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外界對我們常常誤解，雙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誤會。說到誤會，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帶著研究生在青海做調研，正巧**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11]也帶領一行人在青海探親，省上就安排我們見面會談。**喇嘛的妹妹說，中國政府非常的殘酷，藏族人生活很貧窮，剛生孩子的母親沒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劃破，用血漿喂嬰兒。我就覺得這種說法很可笑，因為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關于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信口傳言，是不真實的。**喇嘛的妹妹當時在美國紐約開旅館，也經營藏餐廳，接待去美國的藏族人，美國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國對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較支持的，這是他們的一貫政策，我們得了解這一點。在美國，我還會見了梅祖麟[12]先生，他當時在康奈爾大學，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對我說，他的父母想請我到他們家里住，我想，這一是為了聊一聊國內的事情，也是為了幫助我節省生活費，讓我多買一些書籍帶回去。梅祖麟的父親梅貽寶先生，是原燕京大學的校長，后來到了美國某大學執教，他的哥哥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祖麟先生的母親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學的教授。他們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學者。晚上，聊天時，我向梅貽寶老先生匯報了自己的研究情況，他很高興，也很感興趣。他對我說，當年燕京大學西遷時，自己曾在西部地區待過，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對他也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給我一篇文章《青海訪問記》，還向我問起了關于謝冰心先生、吳文藻先生、聞宥先生等人的近況，說是很想念他們。我送給老先生一雙布鞋和幾本書，老先生當即把鞋穿上，說來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適。他穿著布鞋在房間里開心地走來走去，還把腳抬起來端詳，高興地說：“京鞋！”看來，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國了。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訪問期間，東亞系主任鮑生先生送了一本《薩迦格言》給我，是他從蒙文的《薩迦格言》翻譯為英文的版本，我則把自己藏譯漢的《薩迦格言》送給了他。與他互贈譯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經歷。去國外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讓我還深深地認識到，中外藏學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發展。于是，我下決心辦一個刊物，專門刊登國外藏學家論著的漢語譯文。藏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需要廣泛地交流，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拿進來參考學習，我們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與別人對話。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所，我，還有陳慶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們開始創辦《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剛辦了兩期試刊，就有人向學校領導反映情況，說是要對我們進行“反污染”運動，阻止譯文集的印發。還好，后來國家阻止了“反污染”，說“反污染”實際上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不讓這些人折騰了。由于這些干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的出版，我們就聯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們表示很愿意合作，因為這是對西藏發展有利的事情。這套叢書一直在進行，現在已經出了近20輯，有很多青年學者踴躍參與，這幾年我弄不動了，已經交由王啟龍來負責。1985年，第四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德國的慕尼黑舉行。這次中國參加會議的就不止我一個人了，東嘎·洛桑赤列**[13]也作為中國代表參會了。他是拉薩色拉寺的**，36歲的時候就獲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學位，當時他正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藏學教授，他非常的博學而智慧，思想也很靈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這次藏學大會之前，東嘎**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論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的原因和過程。這篇論文影響很大，當時是用藏文發表的，以后，一共有3個版本的漢譯本在國內出現，可見影響之大。一是陳慶英譯本，二是唐景福譯本，還有一個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譯的。每天開完會后，東嘎**都會有小型的接談會，歡迎各國藏學家前來提問。他說：“你們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我隨便問，我們一起探討。”這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見東嘎**不僅有淵博的學識，還有著寬大的胸懷、開放的視角，樂于交流。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調研的時候，做的一篇有關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過去，外國探險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語，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記反了。本來是扎陵湖在西邊，鄂陵湖在東邊，結果被他們記成了扎陵在東，鄂陵在西，聯合國也就根據他們的報告一直這樣用了。我們去青海考察，用藏語跟當地人交流，也查閱了藏文文獻，結果證實了扎在西、鄂在東，并向聯合國進行了報告，終于把它糾正了過來。在慕尼黑開會期間，我們與邦隆**有過多次接觸。邦隆**的本寺是云南迪慶的松贊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薩。在旅居德國之前，他曾經與東嘎**一起在色拉寺學習，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學位，他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后來他轉向西藏古代語言研究，在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學和巴伐利亞州科學院擔任研究員，主編藏德大辭典。邦隆**拍攝了很多拉薩修復古建筑的照片，在會議上放映幻燈片，以此來告訴人們現實的西藏正在發生的變化，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邦隆**盡管旅居國外，但在對待西藏問題上，他一直都秉持著公正、平實的心態。1988年與藤枝晃夫婦在京都 1989年，第五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日本東京和京都舉辦。先是在東京召開，然后在京都召開。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不太平的一年。因此，這次我們去日本參加會議，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對這些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在當時的場合談論國內發生的那些問題，是非常不合適的。

1992年，第六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挪威奧斯陸的法根尼斯召開，這里是一派安靜、優美的鄉間風光。這次，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更多了，大陸代表有26人，臺灣代表有6人。看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國際藏學會議，我的心里別提多高興了，這說明我國的藏學事業正在蓬勃發展，且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可。臺灣同胞和大陸同胞相見，都表現得非常熱情，兩岸學者在會場找了一個房間，開起了茶話會，大家聊得非常開心。外國人推開門一看，滿屋子都是中國人，還以為我們在商量什么呢！這次會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而且是兩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動啊！1995年，第七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召開，中國的代表仍舊很多，有26位。重返奧地利，我見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園，想起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時候，中國人只有我一個，現在，已經有這么多中國藏學家可以參加這一國際性的藏學大會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藏學的生命力。1998年，在美國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召開了第八屆國際藏學會議。中國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會科學院和西藏大學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納大學也是美國藏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它有一個烏拉爾研究中心，從事藏文研究，**喇嘛的哥哥土登諾布[14]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到了國外以后，就還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學的研究機構獲得了工作。當年**喇嘛流亡國外的時候，很多**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們走的時候，帶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獻。這些**都是學識淵博的人，到了國外之后，很多被大學聘請，講授佛教文化和藏語文，國外有很多大學對這些**很歡迎，這點我們也得承認。其實，藏族**對大學校園的知識體系，是很感興趣的，想要學習這些知識，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維。我曾提議讓中央民族學院辦一個**班，與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識和思想，但學校一直不同意。現在，在北大，已經有這樣的**班了。美國的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15]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外國藏學家勤奮學習藏語的典型代表。外國藏學家的藏語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學習藏語的積極性也很強，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向人家學習。有一句話說得好，“只會自己的語言，相當于不懂語言，因為無法與別人交流”。要想好好研究藏學，必須有過硬的藏語基礎。當然，研究藏學，也必須有扎實的漢語能力。很多外國藏學家都有一個遺憾——不會漢語，因為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體統治者，漢文文獻里有很多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記載。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的藏語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漢語而深感遺憾。前些年，在中國自己舉辦的藏學研討會上，戈爾斯坦也受邀前來。他對我說，想把自己的兒子多布杰送到中國來學習漢語，我答應了他，答應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學[16]學習漢語。但是，學校一聽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學。這讓我非常為難，因為我已經答應了他的父親，怎么能食言呢？后來，我聯系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讀了三年。2000年，第九屆國際藏學會議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辦，有不少中國藏學家參加，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參加的最后一次國際藏學會議。從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參加了7屆。2001年，第十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辦，中國人參加的也很多，這次我就沒有再參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學教書，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發現，港臺有很多年輕人對藏學很熱心，對學習藏語也有很大的決心，我帶的學生里面，就有好幾個奔赴藏區各地，長時間做田野，勤奮地學習語言，而且專心致志，這讓我十分感動，欣喜地看到了港臺藏學發展的新生力量。盡管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國的藏學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成就，但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國的藏學界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漢族學生不肯定下心來學藏語，而有些藏族學者也不歡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學，認為這是本民族自己的學問。其實這樣是不行的，藏學是一門國際性學科，應當聽到不同的聲音，應當開放自己的胸懷，多交流，多對話，共同探討問題。這就是我參加的從第三屆（1982年）到第九屆（2000年）國際藏學會議的大體狀況，一共7屆，以后我還會選擇一些專題，再詳細地談談。王堯口述 王玥瑋整理（原載《中國藏學》2013年第1期）[1]喬瑪（AlexanderCsoma de K?r?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紀30年代出版《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2]阿瑞斯·馬可（Dr.ArisMichael），牛津大學藏學家。[3]威利（Dr.Wyllie），美國著名藏學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藏學教授，創立藏文拉丁轉寫系統，被國際藏學界奉為圭臬。[4]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 Kuei Li。著名語言學家，原籍山西省昔陽縣，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之權威學者，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譽。[5]張琨（1917—），著名語言學家，1947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1963年轉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中國語言學漢藏語教授迄今，1972年起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6]馬學良(1913—1999)，山東榮成人，著名語言學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奠基人。[7]邦隆**，出生在昌都地區的管覺縣，5歲時被確認為第三世邦隆**的轉世靈童，被迎請到云南中甸松贊林大寺坐床供養。1959年在拉薩傳召大會上榮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后到印度和德國，以佛典中“戒經”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編纂《藏德大辭典》。[8]噶爾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畢業于倫敦大學，曾任巴黎第十大學教授，法國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苯教研究學會主席，第九屆國際藏學會主席。[9]石泰安（Prof.R.A.Stein，1911—1999)，法國著名的漢學家、藏學家，在藏族史詩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響深遠，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10]烏瑞教授（Prof.Geza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學家，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教授，發表研究藏族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民族關系、考古等方面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譯為漢文。[11]吉尊白瑪，第十四世**喇嘛之妹。[12]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在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域成果卓著。[13]東嘎·洛桑赤列(1927—1997)現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學家。西藏林芝縣人，民國二十三年(1934)7歲時，被認定為林芝覺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東嘎**，曾任中央民族學院藏族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第六至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著有《漢藏歷史詞典》《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14]土登晉美諾布（ThuptenJigmeNorbu，1922—2008），十四世**喇嘛兄長，法號塔澤仁波切，27歲擔任塔爾寺堪布，1952年抵達美國印第安納州，1965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藏學研究系擔任教授。[15]梅爾文·戈爾斯坦（Dr.MelvynC.Goldstein,1938—），美國著名藏學家，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醫學院國際健康兼職教授（體質人類學）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國的覆滅》《雪獅與龍》等著作。[16]1993年，中央民族學院正式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

第二篇：我參加國際彈道會議的所見所聞

我參加國際彈道會議的所見所聞

我曾先后出席過三屆國際彈道會議，最早的一次是在1992年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13屆會議，另兩次是2004、2005年分別在澳大利亞阿德雷德和加拿大溫哥華召開的第21屆和22屆會議。在第13屆會議上我發表了一篇論文；在第21和22屆大會期間我參與了中國兵工學會申辦在北京舉辦第25屆國際彈道會議的有關工作。出于對自己所從事專業的興趣，今年4月我還將參加在西班牙召開的第23屆會議。

高水平高層次的學術盛會

國際彈道會議是由國際彈道委員會發起和組織的，涉及的領域包括內彈道、外彈道、終點彈道、發射動力學、數值模擬與仿真、彈丸及戰斗部設計、彈藥易損性、創傷彈道、火炮身管環境等常規兵器科技的非常寬泛的領域。由于國際彈道委員會的成員大多是美國和西方軍事裝備大國兵器彈道學界極具聲望的專家、學者，其中不乏具有在政府和國家軍事機構高層工作背景的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因此，每屆大會都能吸引四、五百名來自世界近三十個國家的從事該領域研究工作的各類科研人員參會，其中也包括近年來在前沿領域做出卓著成就的青年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經過大會論文評審委員會嚴格篩選而被每一屆會議錄用的論文大約在200篇左右。盡管會議的論文要求是非涉密的，但是會議論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最新動態、最新手段和最新思想。會議除了為每一篇口頭發表的論文安排有十幾分鐘的提問和討論時間之外，還專門安排展廳為參會代表與感興趣的張貼論文（posters）作者討論問題提供方便。會議論文集在會議前正式出版，編輯認真、裝幀精致，并附有作者索引，近年來還提供光盤版文集，為查

閱參考時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會議還設立了三個獎項表彰最近時期在彈道科學技術領域做出顯著成就、并以論文形式在本屆會議上發表論文的作者。此外，由于會議的權威性和廣泛影響，有關儀器設備制造商、軟件開發商也競相在會議期間設立展位展示并推銷其產品。從參會人員的角度來說，也獲得了諸如最新測試設備和手段等的信息等等。因此，國際彈道會議是國際常規兵器領域層次最高、信息量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盛會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規格高而不奢華，規模大而組織有序

國際彈道會議對會場要求非常高，因為不僅要便于組織數百人的大會，而且也要便于同時組織若干個分會場；不僅有會議報告和演講，還要組織張貼論文（posters)的展示和交流；同時還要提供參展商的展示場地，并方便與會者的參觀。因此，歷屆國際彈道會議都是在承辦當地的五星級賓館或是大型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會議的組織安排已經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如，會議開幕式不特意設立主席臺，開幕式由會議主席主持，通常邀請承辦國一位政界或軍界高層官員作主旨演講（92年在瑞典召開的13屆會議上，瑞典三軍最高司令Bengt Gustafsson將軍作了簡短講話），并安排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或秘書長）致開幕辭。開幕式前后總共只有30分鐘；國際彈道會議對張貼論文（posters）同樣給予高度重視，會議論文演講交流階段開始前，大會通常組織論文選評委員會有關成員分別對本次會議上發表的張貼論文按會議劃分的專業方向進行綜述介紹；會議不統一安排與會者的住宿（會議通知中僅推薦包括會議所在賓館在內的附近可供住宿的各等次旅店）；也不負責安排與會者從住宿地到會場的接送；不發禮品（在澳大利亞的那一次會議上隨會議資料贈送一個木制L型的象征澳大利亞古兵器的飛鏢，在當地價值決不會超過三、五十元人民幣），更不變相發放禮品或生活用品，例如會議參加者在交費注冊后得到的文件包用我們國人今天的眼光來看，恐怕也只能起到把會議資料安全地拎回家的作用；會議用餐安排也有差

不多固定的模式，報到當晚有一次歡迎酒會，第二天晚上通常是舉辦地政府宴請，另有一次晚餐是與會議組織的半天的參觀或游覽活動相結合的。會議期間安排的三次午餐也十分簡單，主菜能有三種選擇就不錯了。其余各餐就得自己想辦法了；會議期間內一般只安排半天的參觀活動，如攜夫人參加必須另交費用。如想參加會議結束后的旅游節目那就更要親兄弟明算賬了。我想這些規矩是以確保會議的有效組織、順利進行為原則的，突出了會議學術交流的主題。規格高而決不奢華，熱情而絕不使人感到過度，議程緊張而又給予個人一定的安排自由，規模大而秩序井然。仔細想一想這些規矩還是很有道理的。

在政治上多少有點敏感的會議

國際彈道會議組織者歷來把這個會議界定為“非涉密但又不面向公眾（unclassified but not open to the public）”的學術會議。會議畢竟涉及軍事技術，帶有官方和政治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國際彈道會議主要由美國和北約國家參加。80年代后期南京理工大學（當時的華東工程學院）的首批出國留學教師最先介入了這一會議，打開了國內彈道界與西方彈道界相互了解、進行學術交流的通道。

從那時起，南理工向國際彈道委員會申請由中國承辦一屆國際彈道會議的努力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在國際彈道委員會看來，由中國承辦這樣一個會議，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他們考慮更多的實際上還是政治問題。我記得1992年我參加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的第13屆會議的時候，當時前往參會的中國代表除了南理工之外，還有北理工等單位共十來名專家、學者。由于我在瑞典曾留學過三年，這次同機來的同仁們差不多都是首次到訪瑞典，所以我自告奮勇擔當了到達當天的向導和對外聯系人。

下午三點多一點，當我們一起前往會議地點報到時，意外的情況發生了，負責會議報到工作的人員告訴我們，會議接到瑞典政府有關部門的通知，本次會議不接待來自中國的代表參會。我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弄懵了！我們幾人稍稍退離報到地點，簡單議論了一下，在感到十分氣憤的同時，也感到正義和道理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再次來到會議報到處，我出面要求與會議組委會的負責人交涉。我向會議組委會闡明：我們參會的邀請是會議組委會發出的，簽證是瑞典政府批準的，瑞典政府又準予我們入了境，現在不允許我們參會是毫無道理的。組委會的人員顯然也覺得理虧，對我們說這是政治原因。我們回答他說，我們都是專業技術人員，我們前來這里是為了進行學術交流的。我們提請大會組委會再次認真研究我們的參會要求。組委會有關人員經過初步磋商后告所我們，一個小時以后聽取最后的消息。當我們一個小時以后再次出現在會議報到處的時候，先前接待我們的組委會的先生大步迎上前來，高興地對我們說，組委會已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決定不聽瑞典政府的，組委會同意你們參會！現在招待酒會馬上就要開始了，朋友們，請進吧！這次會議原本安排我校王南炎教授擔任一個分會場的主席，因為他沒有出席會議，組委會決定由我代替他擔當的角色，與荷蘭的一位教授一起，主持了一場平行論壇。我還被邀請列席了會議期間國際彈道委員會討論第15屆會議申辦申請的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南理工代表中國、另外還有以色列等國遞交了申辦申請。彈道委員會的美國委員們提得最多的就是，如果會議在中國舉辦，基于當時的政治形勢，美國政府非常可能不會批準大多數美國委員前往中國參會。因此，會議上決定第15屆會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舉行。美國和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上的偏見可見一斑。應當指出的是，第13屆大會是我國學者的論文被錄用最多的一次。被會議安排作為大會演講交流的有9篇，作為張貼論文進行展示交流的有22篇之多。遺憾的是，國內30多篇論文作者中出席會議的不到三分之一。致使會議幾個場次的交流由于一連幾個中國學者的發言空缺，預先安排好的議程不得不打亂。中國學者的張貼論文展位前，不少是白板，有些張貼論文

雖然由同行帶到會議上張貼了，但是無人可以代表作者交流解答問題，使組委會感到十分難堪。這也是那一次國際彈道委員會不愿把第15屆交給中國承辦的又一個原因。

25屆會議的組織將考驗中國兵工界的國際化意識

毫無疑問，第25屆會議的申辦成功是我國國際政治地位提高、經濟軍事實力提升的結果，加之這次會議的申請以中國兵工學會的名義，得到了我國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使申辦的份量大大加重。現在，面對三年后即將在我國召開的第25屆國際彈道會議，我們應當做好哪些準備？怎樣才能成功地組織好這樣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我認為，會議前和會議期間作為承辦方的工作將對中國兵工界的國際化意識和國際化水平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首先，要嚴格按照會議遵循的國際慣例做好會議的各項籌備工作。國際彈道會議經過30多年、20多屆的實踐，已經形成的、被國際彈道界同仁廣為認同和接受的會議規則，已經屬于會議的一種特色、成功的秘訣，是國際彈道會議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尊重并在工作實踐中嚴格遵從。國際彈道會議所形成的這些慣例，集中到一點，就是一切服從和服務于學術交流這一根本任務。我們必須注意避免把會議注入更多行政色彩的傾向，沒有必要在會議開幕式上邀請太多的政府部門的領導出席并講話。政府對會議的重視和支持應該充分體現在為會議確保實現其宗旨提供方便和保障上。我們應該努力使這次在中國召開的會議符合國際化的標準，而不是設法使會議變得更加中國化，如試圖用同聲傳譯系統以照顧國內英語聽說能力較差的學者，等等。我們必須懂得學術交流是第一位的，熱情接待是為高質量的學術交流服務的，決不可本末倒置，尤其要防止接待中的過度熱情，如輪番的宴請、饋贈過于貴重的禮品、會議內安排旅游節目太多，等等。

第二，鼓勵高水平的專家、學者在會議上發表高水平論文。我們申辦在中國舉行國際彈道會議，目的是要擴大中國彈道學界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提高我國彈道學科的水平，而在會議上發表高水平論文、與世界彈道學科各領域的科學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則是最為有效的辦法。我認為，切不要盲目追求論文的數量，尤其是在我國國內承辦這樣一次會議，一定要有若干篇高水平的論文發表，求新求深。我不太贊同攤派任務，追求數量指標的做法，因為這樣做會降低會議的學術水準，有損中國學者在國際學界的形象。要遵守會議工作語言是英語的規矩，推舉英語口語能力強的作者宣讀論文、回答問題。英語交流能力對于論文在會議上的順利發表至關重要。不少中國學者常見的缺點是制作的投影片或ppt不規范，往往在一張片子上羅列過多的圖片或文字，這可能與中國學者英語表達能力較差有關，希望借助更多的文字與圖表彌補口頭表達的不足。我在瑞典第一次赴美國參加一個治理二氧化硫的國際會議時，會議組織者給我發了一個如何制作會議投影片的建議，規定一張片子的文字不要超過8行。投影片或ppt是演講的輔助手段，是論文內容的高度概括，起到向聽眾展示講演思路，對自己起到把握節奏、突出重點的作用。切忌把論文內容不加提煉地拷貝到投影片或ppt上去。中國學者另一個弱點是不善于向別的作者提問和回答別人給自己提的問題，這或許與英語表達能力也直接有關。我在一次很正規的國際會議上曾見到一位中國學者在宣讀完自己的論文后，面對臺下聽眾的提問，充耳不聞，不理不睬，徑直朝臺下走去，是他聽不懂別人的提問還是不懂得學術會議的規矩，臺下聽眾一片茫然。這既對別人不夠尊重，也使其演講大打折扣。

第三，讓中國兵工界的科技人員更多地了解國際彈道會議，充分利用這一交流平臺促進我國常規兵器彈道學科進入國際前沿水平。正如上面所介紹的，國際彈道會議所涉及的是相當寬泛的彈道學概念。目前，在會議所涵蓋的許多領域還沒有我國的學者出席過，這與國內學者對國際彈道會議缺乏了解有關。建議在兵

工科技界，利用報紙、雜志、網站、簡報、圖書館、資料（情報）室等途徑和媒體，加大宣傳和推介。尤其應方便科技人員充分利用歷屆彈道會議論文集，了解國際彈道學界的學術科研前沿動態，鼓勵和支持相關領域和方向的科研人員撰寫高水平論文在會議上發表，與國際同行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討論。可以相信，借助于國際彈道會議這一平臺，我國彈道學界的專家學者將更加廣泛和深入地融入到國際彈道學界中去，這對我國彈道學科水平的提升、隊伍實力的增強，同時對促進國際彈道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將起到重要的作用。（作者：徐復銘 中國兵工學會副理事長 南京理工大學教授 第25屆國際彈道大會申辦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第三篇：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次會議

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次會議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4年9月～1959年4月）一次會議(1954年9月)

二次會議(1955年7月)

三次會議(1956年6月)

四次會議(1957年6月)

五次會議(1958年2月)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9年4月～1965年1月）一次會議(1959年4月)

二次會議(1960年3～4月)

三次會議(1962年3～4月)

四次會議(1963年11～12月)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59年4月～1965年1月）

一次會議(1964年12月～1965年1月)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5年1月～1978年3月）一次會議(1975年1月)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8年3月～1983年6月）一次會議(1978年2月～3月)二次會議(1979年6月～7月)三次會議(1980年8月～9月)四次會議(1981年11月～12月)五次會議(1982年11月～12月)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3年6月～1988年4月）一次會議(1983年6月)

二次會議(1984年5月)

三次會議(1985年3月～4月)四次會議(1986年3月～4月)五次會議(1987年3月～4月)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8年4月～1993年3月）一次會議(1988年3月～4月)

二次會議(1989年3月～4月)

三次會議(1990年3月～4月)

四次會議(1991年3月～4月)

五次會議(1992年3月～4月)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一次會議(1993年3月15日～31日)

二次會議(1994年3月10日～22日)

三次會議(1995年3月5日～18日)

四次會議(1996年3月5日～17日)

五次會議(1997年3月1日～15日)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98年3月～2003年3月）

一次會議(1998年3月5日～19日)

二次會議(1999年3月5日～16日)

三次會議(2000年3月5日～15日)

四次會議(2001年3月5日～15日)

五次會議(2002年3月5日～15日)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03年3月～）

一次會議(2003年3月)

二次會議(2004年3月)

三次會議(2005年3月)

1、屆：因為一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換屆選舉中央委員，大會完畢也就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所以幾屆幾中的屆是第幾屆委員的屆，而非第幾次會議。比如十七屆一中全會，并不是因為十七大才叫十七屆，而是因為十七大產生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才叫十七屆。可能有人要說，這有什么區別？當然，一般情況下是一致的，但這并不代表沒區別。假設一種不太可能的情況，由于某種原因，某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換屆流產，那么會后老一屆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只能延續上一屆的“屆”。例：黨的19999屆中央委員已經開了5次全會（19999屆五中全會），而在第20000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沒能換屆成功，中央委員還是第19999屆的，那么他們在此后召開的全體會議只能叫19999屆六中全會，而不能叫20000屆一中全會。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新的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每屆任期5年。但由于政治運動等原因，九大直到1969年才召開，而十大、十一大均比黨章規定提前一年召開，到了1982年的十二大及以后各次黨代會，才真正按“八大”確定的黨章的規定，5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某次黨代會的中央委員會議為“幾屆幾中全會”。

2.“中”：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議，如“七屆二中全會”就是指七大的黨代表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召開的第二次中央委員會議。

八大二次會議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八大二中全會 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第一個是全國的黨代表參加，第二個是全部的中央委員參加。

一、黨的會議

1、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代表大會5年召開一次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的十六大”

2、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簡稱中央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解釋：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意思是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五次全體會議）

二、人大會議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簡稱：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釋：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開的第三次會）

2、全國人大常委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

(簡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解釋：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開的第22次會）

三、政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簡稱：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解釋：政協全國委員會第十屆委員開的第三次會）

歷任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劉少奇（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

宋慶齡，董必武（1968年10月31日—1972年2月24日）（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董必武（1972年2月24日—1975年1月17日）（以代主席名義行主席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慶齡（1981年5月16日授予）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2年以后）

李先念（1983年6月18日—1988年4月8日）

楊尚昆（1988年4月8日—1993年3月27日）

江澤民（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胡錦濤（2003年3月15日至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是國家機構中的一種。自1954年開始設立。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結合行使國家元首的職權，它對外代表國家。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選舉產生，任期五年，最多可連任兩屆，根據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必須是年滿45周歲并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實踐上則同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高級干部。

憲法第三章第二節界定了主席的職責與義務。主席的主要權力包括，根據全國人大和其常委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其它組成人員、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動員令、授予國家勛章；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國事活動，接受外國使節、批準或廢除與外國締約等。

按憲法，主席職務僅僅是象征性的國家的元首。如果主席同時任別的職務，其實際權力則來自其他職務，自楊尚昆開始，國家主席一般都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副主席。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如果國家主席出缺，由國家副主席繼任；如果正副主席都出缺，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代理主席職位至新的國家正副主席人選產生為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設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憲法的頒布，此時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職；1954年國家主席的設立至1975年第二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撤消；自1975年國家主席在憲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恢復；以及1982年至今國家主席制度的穩步發展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新中國建國初期到1954年，在國家機構體系中，沒有設置專門的國家主席，行使國家主席職權的國家機關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設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員56名，秘書長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不是國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過在實際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行使了一部分屬于國家元首的職權。因此，在新中國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就相當于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置國家主席開始于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國家主席是政治體制中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征。同時第一部憲法還對國家主席的產生、任期、地位和職權等一系列問題予以明確的規定。

1954年至1965年，中國的國家主席制度基本上得到正常運轉。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和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劉少奇兩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間，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召開了多次國務會議，接見外國使節，并進行了其他許多有關的職務活動。1966年至1975年間，由于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國家主席職位長期處于空缺狀態。

取消國家主席時期。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二部憲法。憲法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三部憲法。該部憲法仍然堅持不設置國家主席。不過，1978年憲法把1954年憲法所規定的由國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職權，包括：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授予國家的榮譽稱號的重要職權，改為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行使。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部憲法，恢復設置國家主席、副主席。1982年憲法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和2005年4月經過了四次修正，每次都繼續堅持國家主席、副主席的設置，從而使國家主席制度得到確立。

第一屆（1954年——1959年）毛~~澤~~東為國家主席

第二屆（1959年——1965年）劉~~少~~奇為國家主席

第三屆（1965年——1975年）劉~~少~~奇為國家主席

第四屆（1975年——1978年）未設國家主席，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第五屆（1978年——1983年）未設國家主席，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華~~國~~峰為國務院總理

第六屆（1983年——1988年）李 先 念為國家主席

第七屆（1988年——1993年）楊 尚 昆為國家主席

第八屆（1993年——1998年）江 澤 民為國家主席

第九屆（1998年——2003年）江 澤 民為國家主席

第十屆（2003年——至今）胡 錦 濤為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毛澤東(1949年10月～1954年9月)

鄧小平(1983年6月～1988年4月)

鄧小平(1988年4月～1993年3月)

江澤民(1993年3月～1998年3月)

江澤民(1998年3月～2003年3月)

胡錦濤（2005年3月～2010年3月）

中央局書記：陳獨秀（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四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５月中共五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

（注：１９３１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１９３５年１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１９８７年１１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１９８９年６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第四篇：歷屆國際大專辯論會題目

1993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初 賽 溫飽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劍橋大學）

溫飽不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復旦大學）

半決賽 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悉尼大學）

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復旦大學）

決 賽 人性本善（臺灣大學）

人性本惡（復旦大學）最佳辯手 蔣昌建 1995年二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初賽一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關懷（波恩大學）

男性比女性更需要關懷（輔仁大學）

初賽二 治愚比治貧更重要（新加坡國立大學）治貧比治愚更重要（清華大學）

初賽三 愚公應該移山（韓國外國語大學）愚公應該搬家（南京大學）

初賽四 信息高速路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南加州大學）信息高速路對發展中國家不利（香港中文大學

半決賽一 金錢追求與道德追求可以統一（輔仁大學）金錢追求與道德追求不能統一（清華大學）

半決賽二 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法律（南京大學）

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靠道德（香港中文大學）

決賽 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難行易（南京大學）

知易行難（輔仁大學）1997年三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初賽一 各國政府應該全面禁煙（首都師范大學）各國政府不應該全面禁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初賽二 復制人類，利多于弊（韓國外國語大學）復制人類，弊多于利（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

初賽三 IQ誠可貴，EQ價更高（韓國外國語大學）EQ誠可貴，IQ價更高（馬來亞大學）

初賽四 藝術商品化利大于弊（香港大學）

藝術商品化弊大于利（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半決賽一 國際網絡應該受管制（首都師范大學）國際網絡不應該受管制（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半決賽二 先天遺傳比后天環境重要（馬來亞大學）后天環境先天遺傳比重要（香港大學）決賽 真理越辯越明（首都師范大學）

真理不會越辯越明（馬來亞大學）1999年第四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A組

初賽一：

網絡使人們更親近（馬來亞大學）網絡使人們更疏遠（澳門大學）初賽二：

成功的作品應該拍續集（耶魯大學）成功的作品不應該拍續集（臺灣大學）初賽三：

電腦必將取代書本（香港大學）

電腦不會取代書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初賽四：

足球比賽引進電腦裁判利大于弊（西安交通大學）足球比賽引進電腦裁判弊大于利（清華大學）半決賽一：

都市化有利于人類發展（馬來亞大學）都市化不利于人類發展（耶魯大學）半決賽二：

發展知識經濟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更重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發展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重要（西安交通大學）總決賽：

美是客觀存在（馬來亞大學）美是主觀感受（西安交通大學）B組

初賽一：

青春偶像崇拜利大于弊（那不勒斯大學）青春偶像崇拜弊大于利（艾因夏母斯大學）初賽二：

應先成家后立業（京都外國語大學）

應先立業后成家（莫斯科國立國際關系學院）決賽：

愛情是自私的（京都外國語大學）愛情是無私的（艾因夏母斯大學）

2001年第五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初賽一 人類將（不會）毀于科技（新加坡國立大學Vs悉尼大學）

初賽二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能夠（不能）并行（香港大學Vs武漢大學）

初賽三 全球化利于/不利于發展中國家（溫莎大學Vs東吳大學）

初賽四 信息傳播發展會（不會）打擊本土文化

半決賽一 以成敗論英雄是可取的（不可取的）（新加坡國立大學Vs武漢大學）

半決賽二 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可以（不可以）兩全（溫莎大學Vs馬來亞大學）

決賽 錢是（不是）萬惡之源（武漢大學Vs馬來亞大學）2003年第六屆國際大專辯論會

A組初賽第一場

正方： 中山大學 網絡是虛幻的

反方： 弗萊堡大學 網絡不是虛幻的 比分： 正方878分，反方805分 正方中山大學勝

優秀辯手：弗萊堡大學4號辯手蔡葵 A組初賽第二場

正方： 新加坡國立大學 家庭比事業更重要 反方： 澳門大學 事業比家庭更重要 比分： 正方869分，反方868分

正方新加坡國立大學勝

優秀辯手：新加坡國立大學2號辯手陳曉歡 A組初賽第三場

正方： 香港浸會大學 “代溝”的主要責任在長輩 反方： 馬來亞大學 “代溝”的主要責任在晚輩 比分： 正方843分，反方871分 反方馬來亞大學勝

優秀辯手：馬來亞大學2號辯手陳錦添 A組初賽第四場

正方： 墨爾本大學 廣告有利于大眾消費 反方： 世新大學 廣告不利于大眾消費 比分： 正方851分，反方891分 反方世新大學勝

優秀辯手：世新大學3號辯手黃執中 A組半決賽第一場

正方： 中山大學 愛比被愛更幸福

反方： 新加坡國立大學 被愛比愛更幸福 比分： 正方913分，反方884分

正方中山大學勝

優秀辯手：新加坡國立大學2號辯手陳曉歡 A組半決賽第二場

正方： 馬來亞大學 科技的發展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反方： 世新大學 科技的發展會抑制人的全面發展 比分： 正方883分，反方897分 反方世新大學勝

優秀辯手：世新大學3號辯手黃執中 A組決賽

正方： 中山大學 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長 反方： 世新大學 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長

比分： 正方931分，反方930分

正方中山大學勝，獲得2003國際大專辯論會冠軍 本屆最佳辯手：臺灣世新大學辯手黃執中 B組

初賽一 存錢（花錢）比花錢（存錢）劃算

初賽二 現代社會應該（不應該）鼓勵男主外，女主內 決賽 現代社會女人（男人）更累

表演賽 夫妻之間應該（不應該）有隱私 A組

馬來西亞國家能源大學VS電子科技大學 善一定有善報/善未必有善報

電子科技大學勝出

新加坡國立大學VS電子科技大學 好馬應該/不應該吃回頭草

電子科技大學勝出

半決賽 世新大學VS香港科技大學 通才比專才更吃得開/專才比通才更吃得開

香港科技大學勝出

決賽香港科技大學VS電子科技大學 名人隱私應該（不應該）受到保護

電子科技大學勝出

B組

斯德哥爾摩大學 VS 韓國外國語大學 開放廉價航空市場利多于弊還是弊多于利

北京語言大學 VS 海德堡大學 安樂死是/不是個人權利

決賽

韓國外國語大學 VS 北京語言大學 手機科技進步利大于弊/弊大于利

友誼賽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全程最佳辯手 黃執中

決賽隊伍辯手：電子科技大學

一辯： 李婕達 女 微電子與固體電子學院二年級 二辯： 張都 男 光電信息學院三年級

三辯： 張翼 女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四年級

四辯： 徐純 男 電子工程學院三年級（當場最佳辯手）

2007年國際群英辯論賽

主辦單位：中國中央電視臺青少部 新加坡新傳媒集團

贊助商：珍視明（本屆又名：珍視明杯2007年國際群英辯論賽）承辦單位：新浪集團教育頻道與UC頻道 華語辯論網

A組初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VS新加坡國立大學：對城市流浪貓應該/不應進行撲殺

澳門大學VS東吳大學：金庸小說應該/不應該進入中學課本

馬來西亞博特拉VS香港中文大學武術進入奧運會有/不利于武術發展

半決賽

香港中文vs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贊同/不贊同購買盜版者應負法律責任

新加坡國立大學vs澳門大學：政府應該/不應該限制私家車數量

大決賽

中南財經政法vs澳門大學：贊成/不贊成送父母去養老院

中南財經政法勝出

B組初賽

埃及開羅大學vs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是否贊成為了漂亮而去美容

牛津大學vs耶魯大學：公共場所應全面(部分)禁煙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vs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是否贊成實施網絡實名制

半決賽

耶魯大學vs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西班牙斗牛”(沒)有必要停止

牛津大學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國際頂級足球明星的收入和付出成/不成正比

耶魯大學vs牛津大學高等教育應該寬進嚴出/嚴進寬出

耶魯大學勝出

表演賽：笑比哭好/哭比笑好

第五篇：楓葉國際學校歷屆英才

楓葉國際學校歷屆英才

楓葉高中已有十五屆畢業生7100多人，全部被加拿大、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大學錄取，并有65%以上的畢業生進入世界著名大學。為保證楓葉畢業生更順利進入國外各類大學，楓葉從2005年開始舉辦每年一度的楓葉國際教育展，參展院校數量逐年提升。教育博覽會實現了多贏的局面，為越來越多的楓葉學子、各大院校、教育機構搭建了長期溝通、選擇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