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馮康：一位杰出數學家的故事

馮康：一位杰出數學家的故事

連載四

湯濤 姚楠

改革開放的春雷過后，商品經濟的大潮滾滾襲來。當科研遇上了商品經濟的波濤，有人“跳海”成就了神話，有人“失足”湮沒于傳奇，他——作為一個另類的“弄潮兒”，籌劃為中國計算數學的發展推波助瀾，一次與總理的世紀約見，為中國計算數學的發展寫下了巔峰的符號，影響持續了二十余年??

第七章 潮起潮落 1984年，改革開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上續寫著波濤洶涌與波瀾壯闊。國門打開，商品經濟的風迎面吹來。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計劃體制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國策出臺之后，全國各地紛紛涌起了“經商熱”、“下海潮”。一時間，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舊思維火花頻現。各種新的價值觀念、新的道德評判再次洗滌了中國人的心靈，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痛并快樂著的轉型期。

石鐘慈院士接受

作者采訪

在此之前，中國有一批“不安分”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躍躍欲試，敲開了中國商品經濟的大門。他們寧愿拋棄“鐵飯碗”，端起“泥飯碗”，奮不顧身地投身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大潮。他們成為了中國科技人員“下海”潮中的第一批“弄潮兒”，他們也締造了中國高科技產業“圣地”——中關村。

中關村“神話”

1983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技人員陳慶振“下海”創辦了中科院在中關村的首家公司——科海公司。

五個月后，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的工程師王洪德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四走報告”，創辦了京海公司。他在報告中寫道：“調走不行就借走，借走不行停薪留職走，辭職也要走，最后開除我也走”，表達了投身商海的堅定決心。

1984年5月，在美國留學的中科院計算中心工程師萬潤南帶著他“打造中國IBM”的理想與信心回來了，創辦了一度引領了中國“打字機革命”的四通公司。在接下來的近十年中，四通公司紅極一時，成為中關村的標志旗幟，也成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標志旗幟。

1984年11月，中科院計算所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工程師柳傳志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公司”，這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聯想公司。同月，中科院計算所與中科院儀器廠、海淀區新型產業開發總公司以內部股份合作的方式成立了信通計算機公司，董事長曾茂朝，總經理金燕靜。

同樣是11月，國務院還批轉電子振興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和信息產業發展戰略的報告》，指出電子和信息產業要實現兩個轉移：一是把電子和信息產業的服務重點轉移到為發展國民經濟、為四化建設、為整個社會生活服務的軌道上來；二是電子工業的發展要轉移到以微電子技術為基礎，以計算機和通信裝備為主體的軌道上來；電子和信息技術在社會各個領域中的應用要放在首位。

此后，中關村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業公司更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據資料統計，僅兩、三年間，北京的科技民營企業就多達700多家。

風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熱”使得馮康領導的中科院計算中心也倍受沖擊。馮康對此相當反感，也極力反對。相反的是，計算中心黨委對此卻旗幟鮮明地大力支持。為此，馮康與當時擔任黨委書記的劉廉儒還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在黨委的支持與倡導下，1984年9月，中科院計算中心創辦了鷺島公司，注冊資金324.6萬元，以計算機開發應用為主要業務，法人代表許昌平。此后，計算中心還相繼成立了十多個小公司。

正如馮康所料，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長“游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水性良好”。沒過多久，計算中心創辦的一些公司由于經營不善，相繼虧損，紛紛面臨倒閉的困境，而計算中心自身也為此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

眼見親手創建的計算中心被商品經濟的洪流沖擊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年過花甲的馮康似乎也覺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開始尋找“接班人”。他的目標人選鎖定在六十年代被他派到科大、后接替他任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主任的石鐘慈。

拉克斯院士（右）的Lax報告得到了美國總統的采納

最后，他開始與科大的校長管惟炎接觸，商討調石鐘慈回計算中心的事情。經過多次協商，1986年10月，石鐘慈正式調回中科院計算中心。石鐘慈回到計算中心時也是面臨著計算中心被公司債務拖累的“殘局”，后來他甚至作為法人代表被告上過法庭。

1986年底，計算中心創辦的最大、也是最有名氣的鷺島公司被四通集團兼并承包，至此計算中心總算擺脫了“一劫”。后來經過清理整頓、關停并轉，計算中心逐步甩掉了一些公司的債務包袱，恢復到正軌。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望當初那些創造中關村神話的弄潮者，我們發現：由于各種各樣原因，那些昔日曾經在中關村叱詫風云的公司已經風光不再，那些在中國的民營企業界揮斥方遒的IT“梟雄”也是各奔西東。只有聯想扛起振興民族計算機工業的旗幟、屹立不倒，成為中關村的標桿和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象征。

而昔日的柳傳志也蛻變成為中國的IT“教父”。

與總理相約

馮康之所以被人們當之無愧地稱為中國計算數學的開拓者、奠基人，是因為他的確擁有過人的科學視野與戰略眼光。正是這種戰略眼光決定了他的思考高度，也注定成就了他的卓越、非凡。

八十年代中期，對于馮康來說，事業的發展并不算順風順水。在他看來，甚至還有些“內憂外患”。外部大的社會環境中有商品經濟大潮的風吹浪打，內部改制后的組織架構下也時有傳出不和諧之音。作為計算中心的掌舵人，他將會帶領中國計算數學的這艘旗艦航船駛向何方？

此時的馮康并沒有被暫時的困難與“內憂外患”所羈絆，相反，他卻站在一個更高的境界上，為整個中國計算數學的發展布局謀篇。

周毓麟院士在自己的書

房里

馮康深刻地了解科學和工程計算的水平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而發達國家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也都相當重視。特別是美國的科學和工程計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83年，他的好朋友，美國著名數學家彼得?拉克斯（Peter Lax）組織國防部、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及美國宇航局（NASA）聯合組成專門委員會向美國總統提出了著名的Lax報告，強調科學計算在國家安全、科技進步及經濟發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指出科學計算是現代科學技術提升的關鍵。

美國總統采納了拉克斯的建議，并從1985年起，政府連續五年，每年投入五千萬美元，建立起五個科學計算的研究中心，配備超級電腦及設立全國性網絡，以協助大學及研究機構計算方面的研究。198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財政預算中，又把科學計算作為特殊扶持的三個重點領域之一，用來支持科學計算研究中心的建立及加強各學科中科學計算的力量。

中國雖然早在1956年的科學規劃中已經將計算數學列為重點，但始終都不及美國等發達國家那樣重視。1986年，中國在制定“七五”高科技發展規劃時，初稿中也沒有列入發展科學計算的相關內容。馮康獲悉此事之后，立即聯合周毓麟等其他老一輩科學計算專家，于1986年4月22日寫了一份“緊急建議”，遞交給國務院有關領導。其中，他將拉克斯等寫給美國總統的報告中重要內容翻譯成中文，作為建議書的附件也交給國務院領導。

周毓麟，1945年于上海大同大學數學系畢業，1946年開始在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旁聽陳省身教授講課。周毓麟每次聽課都全神貫注，終于引起了陳省身的注意。一次，陳省身與周毓麟在樓道上相遇，他關心地問周毓麟：“我講課你能聽懂嗎？”周毓麟回答聽得懂。陳省身又仔細詢問了他在大學的學習情況。后來，陳省身竟然破格讓這位旁聽生留在數學所工作，在他的指導下從事拓撲學研究。1949年后，周毓麟先后在清華大學數學系和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任教。1954年秋，周毓麟和北京大學同事張芷芬等一起被選派到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讀研究生。負責接待的是1950年就到蘇聯留學的黃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張芷芬填報的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就拿起了主意，說：“周的數學基礎好，就學偏微分方程，張就學常微分方程。”就這樣，黃敦的一句話決定了兩個人的終身職業。周毓麟的導師是國際著名女數學家O.A.奧列尼克，據說當時她比周還小一歲，所以開始不太愿意收這個徒弟。周1957年獲物理數學科學副博士學位，他的學位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學位論文。他和導師奧列尼克合作發表的關于滲流方程的論文，被公認為是具有開創性的經典型工作，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數學家們不斷引用。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后不久，周毓麟1960年奉調參加核武器研制。為了國家的需要，在一個嶄新的領域開始了新的征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周毓麟的名字從那時起突然在數學界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由于在主持核武器數值模擬和組建計算科學隊伍等方面貢獻突出，以及他在非線性偏微分方程和離散泛函分析領域作出了多方面開創性工作，他于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并于1997年獲得華羅庚數學獎。

這份“緊急建議”的報告引起國務院領導的強烈關注。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約見了馮康和周毓麟兩位數學家。于是，馮康和周毓麟得以在中南海向李鵬當面陳述中國發展計算數學的重要意義。后來，國家采納了馮康等人報告中的建議，并在國家“七五”高科技發展規劃中加入了發展科學計算的內容。從此，科學計算終于在國家科學發展規劃中獲得了應有的重要地位。趙訪熊、馮康、周毓麟、應隆安給李鵬總理的建議書。

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認可，馮康感覺如沐春風，更獲得了一種勇往直前、再接再厲的信心和勇氣。

1986年9月，馮康一鼓作氣，再次聯合清華大學的趙訪熊、核工業部應用物理和計算數學研究所的周毓麟、北京大學的應隆安致信李鵬副總理，提出了成立國家科學計算重點實驗室的建議。他們在信中寫道：“我們于四月二十二日提呈了關于加強科學計算研究的‘緊急建議’，陳述了這一基礎學科對于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特殊重要意義，受到了您和黨中央、國務院其他領導同志的重視，我們衷心感到鼓舞。

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核工業部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系和北京大學數學系聚集了學科的優勢帶頭力量和優秀青年新秀，而且地處鄰近，關系融洽，與國內工業部門協作密切，國際交流廣泛。為了貫徹科技領域進行改革的精神，盡快把我國大規模科學計算搞上去，我們建議由上述科研、教育、產業三部門四單位實行橫向聯合，共同籌建科學計算國家重點實驗室，發揮優勢，形成拳頭，向國內和國際開放。”

馮康等人在信中語氣摯懇，表達了他們心系國家發展、心系國家科學計算發展的拳拳之情。他們在信中又提出科學計算實驗室的任務：第一，從事大規模科學和工程計算方法的基礎研究，與工業部門協作解決重大疑難的科學與工程計算問題；第二，培訓高級科學計算人才，培養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員，促使年輕優秀人才茁壯成長；第三，提供優良的學術環境和先進的設備條件，吸引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留學生回國工作，接納外國同行，進行合作研究，組織國際交流。

這一建議也得到李鵬副總理的積極回應，并獲得了采納。

1991年，在世界銀行貸款的支持下，首批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其中包括了“科學與工程計算國家重點實驗室”。馮康是這一實驗室的創始人，并親自擔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盡管當時重點實驗室也面臨還貸的風險，馮康還是集中了20多個計算數學方面精英，組成了這個以理論研究為主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從事有限元理論、流體力學計算等方面的研究。

同年，國家科委組織的國家基礎研究重大關鍵項目即“攀登計劃”項目中，馮康建議的“大規模科學和工程計算的方法與理論”被包含在該計劃首批11個重點項目中。馮康被任命為“攀登計劃”首席科學家。馮康去世后的1997年，該項目繼續獲得重點支持，被列入國家“九五”“攀登計劃”預選項目中。1999年“大規模科學計算研究”又被列入“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即“973”項目，并在2005年又繼續得到國家的支持。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美國也在不斷地加速科學計算的發展。他們不但在1996年提出“加速戰略計算創新”即ASCI計劃，又在1999年提出了“21世紀的信息技術對美國未來的大膽投資”即ITT計劃。2001年，美國政府提出了“高級計算推動科學發現”的計劃，2004年又提出了“高端計算復興”計劃。在2004年的計劃中還特別指出：“對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算法的持續開發和改進是未來高端體系結構成功的關鍵。”

應當說兩次上書李鵬副總理，表現出馮康的膽識與魄力。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立與“攀登計劃”的入圍也突顯了他作為中國計算數學發展總設計師的雄韜偉略。在馮康的努力和帶動下，中國的科學與工程計算不但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而且也步入這一研究領域的世界先進國家發展行列。這是馮康為中國計算數學發展留下的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李鵬副總理也成為成就馮康事業輝煌的重要推手。

難解“恩怨結”

1984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拐點，也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拐點。

1984年，馮康與黃鴻慈的友誼出現了嚴重裂痕。

是什么原因讓這兩個共事了近三十載，在一起有著無數次親密合作的師徒老友走到了友誼的拐點？什么原因讓馮康對黃鴻慈這個他曾經最為欣賞、最有默契的左膀右臂有了意見？

三室的老同事都知道馮康與黃鴻慈有過一段“恩怨結”，而今天，年逾七旬的黃鴻慈再向我們提起這段陳年往事已是云淡風輕。

據黃鴻慈回憶，馮康和他的友誼出現裂痕起源于計算中心的軟件研究室成立之時。當時，計算中心的編程還處于原始的手工狀態。每次接到問題，就開始新起爐灶，從零開始。這種重復勞動的效率很低。“八十年代初，馮康意識到國家對于軟件發展的需求，他認為應該適時發展系統軟件，開發軟件包，于是找我商量，想成立一個軟件研究室。我聽到他這個想法，認為也是一件好事，也提出許多建議。”

等到軟件研究室成立時，馮康想讓黃鴻慈來當研究室的室主任，誰知卻被黃鴻慈拒絕了。

“我當時剛好在研究生院講課講了一年，把十年文革荒棄的計算數學重新撿起來，不想再放棄了。我跟馮康說，如果要做軟件室主任又要重新開始，重新轉型，我不愿意。于是，給他推薦崔俊芝擔當此任。” “馮康很不高興，認為好像我欺騙了他。原本答應了他，結果事到臨頭變卦了。其實我由始至終也沒有答應他。”

最終黃鴻慈還是做了一個掛名的室主任，而實際上并沒有做什么實際工作。黃鴻慈也因此逐步被馮康邊緣化。

1983年，計算中心在黨委的組織倡導下進行改制。在原有的基礎上成立一部、二部、三部。具體分工為，一部負責機器，二部負責網絡，三部則負責計算數學。部設主任，部下面再設室。對于這種架構設想，馮康是反對的，他認為這種架構并不利于有效地管理。而黃鴻慈卻積極支持，并向黨委寫出具體的改制建議。

黨委因此表揚了黃鴻慈，卻惹惱了馮康。馮康怪罪黃鴻慈在做事之前沒有和他商量，更覺得黃鴻慈是和黨委的人團結在一起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上。

馮康在文革中挨批，傷痕累累，因此對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很有成見。八十年代初，計算中心的黨委很想發展馮康入黨，為此在一次外出開會中，書記還特地和馮康住在一起，希望能和馮康有促膝談心的機會。但馮康的反應極其冷淡。在一次談話過程中，他竟半個多小時一言不發，把書記搞得極端尷尬。當然入黨的事也就沒有下文了。

1984年10月1日，踏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共和國迎來了建國三十五周年的國慶大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文革后”第一次威武雄壯的盛大閱兵，也是繼1959年國慶后，25年來第一次盛大的國慶閱兵。擔任閱兵首長的是中央軍委主席、也是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正是在這次國慶閱兵中，群眾游行隊伍中自發舉出了“小平您好”的親切標語。鄧小平氣宇軒昂地乘坐敞篷紅旗車檢閱部隊，并高呼“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觀禮。

在天安門城樓旁的觀禮臺上，眾多的邀請嘉賓中還有一位是中科院選派的代表黃鴻慈，而作為計算數學界叱咤一時的馮康卻并未在觀禮之列。這次國慶閱兵大典成了馮康與黃鴻慈關系的分水嶺，從此兩人關系變得微妙起來。

霧里看花選接班

1985年6月12日，中國一代數學大師華羅庚，精神矍鑠地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報告之后，突然倒在日本東京大學的講臺上，與世長辭。

聽到這個消息后，馮康心里也掠過很多感傷。

從四十年末清華園中與華先生的最初邂逅，到五十年代末數學所討論班上的彼此欣賞；從攜手力拓中國計算數學之發展先河，到寄情組建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并著力培養數學精英??馮康在華羅庚的身上寄托過許多美好的感情，也對華羅庚充滿了敬畏。

事實上，許多數學界的人士都覺得兩個人“專橫霸道”的風格簡直如出一轍。也正因為如此，六、七十年代，隨著二人在各自研究領域的“江湖地位”日漸提升，二人的關系變得有些微妙。

崔俊芝曾向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中國計算數學會

理事會議2010年在武漢舉行

原本在馮康的心中，一直有著成立一個計算數學一級學會的夢想。1978年，剛好機會來了，在科技部、科協等部門一些相關人員的幫助下，可以將計算數學的一級學會審批成功。可就在這關鍵時刻，馮康卻跟崔俊芝說要征求華羅庚的意見，并告訴崔俊芝，如果華明確支持，他們就做，如果華不支持，他們就不做了。結果在征求了華羅庚的意見后，馮康就放棄了這個想法，也因此錯失了將計算數學學會由二級學會變成一級學會的最佳時機。

華羅庚去世后，馮康再次舊夢重提，將成立一級學會的想法重新提出。然而，當時已經是物是人非，原來熟悉的一些人員相繼退休，加上國家對各類學會組織的審批更加嚴格，馮康也只好與夢想失之交臂。

八十年代中期，受全國“下海經商”熱的影響，計算中心創辦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遍地開花。由于這些公司的經營不善，給計算中心的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也讓年屆古稀的馮康感到了管治危機。再加上馮康本人性格強硬，言辭尖銳，平日在計算中心內部也得罪了不少人，因此更有人希望馮康盡快“退休”，讓位給年輕人。

迫于年齡以及各方面的壓力，馮康盡管并不情愿但也開始積極物色接班的“人選”。馮康退位，誰會接替他掌帥計算中心？

本來黃鴻慈是坊間公認的最佳人選，有業務能力，群眾基礎也不錯。奈何他與馮康的關系已不再密切，馮康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一手創建的計算中心交給黃鴻慈。

有那么一段時間，馮康曾經想要培養他的另一個愛將張關泉做接班人。1983年，張關泉剛從中國駐法大使館調回計算中心不久，便被馮康委以重任擔當計算中心的副主任，兩人拍檔合作。然而，隨后幾年，事情的發展卻并不象馮康設想的那樣美滿，兩人也相處得并不融洽。

上任后的張關泉大搞科研體制改革，將用人權以及經費下放到每一個課題組，這種改革的旋律似乎與一貫主張權利集中的馮康并不和諧。再加上當時張關泉作為年輕的副主任，在計算中心也引來不少的嫉妒。于是，難免有人搬弄是非，這更加重了馮康對張關泉的不滿。1985年，計算中心任命博士生導師，原本張關泉已在提名之列，可公布結果時，卻沒有他的名字。相反，一些在資歷、學術上和張關泉相同或相近的同事卻在任命之列。這件事對張關泉影響很大，讓一向淡泊名利、踏實肯干的他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馮康(左四)與石鐘慈(左二)在西安。左一為秦孟兆，右二為汪道柳。盡管半年后，迫于各方面的反應與壓力，張關泉的名字出現在補選的博士生導師之列，但這時，張關泉已經意識到與馮康合作的困難。不久，張關泉便以健康原因請辭。“疏者寬容、近者嚴格”，這是張關泉與馮康相處近三十年得出的八字箴言。

屠規章最早也是馮康重點培養的對象。從事孤立子研究的屠規章最初被馮康作為特殊人才引入計算中心，還被破格提拔為研究員，也是1980年代計算中心最年輕的正研究員，并頂替馮康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但后來有些事使馮康開始對他心存芥蒂，在接班人方面，馮康似乎也不會把他列為考慮的人選。

馮康似乎很想推薦崔俊芝來做計算中心的主任，但當時以崔俊芝的資歷和聲望，在計算中心似乎又很難服眾。

情急之下，馮康還想到了核工業部應用物理和計算數學研究所（九所）的李德元。李德元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與三室的石鐘慈、張關泉等人同樣是五十年代中期留蘇的學生，畢業后分到九所，時任九所所長。馮康征求了李德元的意見，李德元卻不愿離開他的工作單位。

馮康最終選擇了被他選派到中國科大的石鐘慈。

這里我們稍微花些筆墨介紹一下馮康的接班人石鐘慈。石鐘慈1951年從家鄉寧波考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學數學系。他來自寧波鄉下農村，母親不識字，父親只有小學程度，家境不好，以至于他小學畢業后沒有錢繼續讀市里的初中，差點失學。幸虧此時抗日戰爭結束，一些有錢的士紳鄉親捐資辦了一所鄉村初級中學，石鐘慈才在小學多呆了半年后上了初中。兩年半以后，他考高中，家境使他只能選擇免學費的公立學校就讀。結果他以同等學歷考上極其難考的省立寧波中學。雖然高中階段極其艱苦、極其危險，學生們住在廟里，與和尚們同吃同住，但這個階段的學習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不僅閱讀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對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的興趣也是此時通過閱讀培養起來的。他還讀了許多關于音樂方面的書以及音樂家傳記，由此，他迷戀上音樂。他高考的第二志愿就是中央音樂學院學習作曲，音樂后來也發展成為他的“第二最愛”。2008年10月份，在中國召開的某次國際數學會議上，主辦方請與會代表去國家大劇院欣賞挪威無聲電影《哈當格爾的婚禮》音樂會，石鐘慈不僅去過故事發生的挪威小城，而且對音樂故事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讓同行們很驚訝。

全家福，從左至右：馮康院士，姐夫葉篤正院士，馮端夫人，姐姐馮慧，馮康夫人石玉明，弟弟馮端院

士。

石鐘慈的成長得到了很多名師的指導。上大學初期，浙大的數學系有陳建功、蘇步青、徐瑞云等名師。1952年秋天，隨著全國院校調整，他來到復旦大學讀二年級。這里結集了華東地區最好的數學師資力量，比如從同濟大學調來的楊振寧先生的父親楊武之老先生還給他們講過一年的高等代數。1955年，石在陳建功先生指導下完成了單葉函數論的大學畢業論文。當年的《解放日報》還發表了新華社文章，稱贊石的論文有創新性，這在1949年后的大學生中還是不多見的，后來該文在《數學進展》上發表。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工作。到北京后，他才知道不能再繼續他的函數論研究了，而要進入當時誰都不清楚的專業——計算數學。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華羅庚兼管計算機和計算數學的發展，早有謀篇布局的華羅庚和石鐘慈說：“你要轉行，去搞計算數學。”

1956年，石鐘慈被派往蘇聯學習計算數學，當時蘇聯的計算數學非常好，和美國可以媲美。在蘇聯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四年里，他有幸認識了索伯列夫、蓋爾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數學家，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他才安心地進入了計算數學這個領域，同時也幸運地“躲”過當時國內的反右運動。1960年，他從蘇聯學習回來，就到了馮康的手下做研究。1958年建校的中國科技大學的首任數學系系主任是華羅庚，馮康任計算數學教研室主任，年輕的石鐘慈也開始去科大兼課。1964年，隨著學生數量和班級增多，科大與馮康商量，希望正式調石鐘慈到科大任教，負責新興的計算數學專業的建設。從此石鐘慈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從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學校由北京搬遷到合肥，一直到接替華羅庚任科大數學系第二任系主任，石在科大渡過了25個春秋。1985年，在眾多接班人人選中，馮康看中了石鐘慈，通過中科院干部局把他調回北京。馮康說：“是我把他調出去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要把他調回來，都是為了計算數學。”

在回到北京的前四年，也就是1981年，石鐘慈決定去國外深造，重拾十年文革荒廢的研究時光。在華羅庚、馮康和吳文俊先生的推薦下，他申請到了德國的洪堡基金，師從法蘭克福大學的施圖默教授，在那里他開展了非協調有限元的研究。石曾經談起那段經歷：“當時已年近50歲，比其他同學大10歲，剛去的時候，一點把握也沒有，非常緊張，因為完全是新的東西，基礎不夠，還要從頭學習一門德語，心理上、生理上承受著巨大壓力。然而，德國人一絲不茍、誠實守信的民族品格，以及他們在科學、哲學、法律、音樂、文化和藝術領域的先進水平給予我極大感動，正所謂置之死地而后生。憑借青年時代在浙大、復旦和蘇聯留學期間打下的堅實基礎，加之深受德國精神的影響，通過大半年的拼死一搏，終于贏得了施圖默的信任。”后來施圖默還給馮康寫信，稱石鐘慈是非常突出的優秀科學家。在非協調有限元這一領域，施圖默認為石是他最主要的繼承者。在德國的這兩年多時間成為石鐘慈的科研工作重要的歷程，“后來我的計算數學的工作都是從這里開始的，沒有這次出去，我的科研工作就會停留在80年代初那個時期的水平”。

1987年1月，石鐘慈正式走馬上任，成為繼馮康之后計算中心的第二任主任。馮康“退而不休”，成為計算中心幕后的話事人。

卸任之后

馮康卸任計算中心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石鐘慈開介紹信，說要結婚了。這令包括石鐘慈在內的計算中心上上下下都大吃一驚。馮康對另一半的要求高，這一點眾所周知。他既要求對方是大學生，又要長的漂亮，還要有文藝方面的才華。而馮康的第二任太太石玉明恰恰滿足了馮康這三個“苛刻”的條件。

石玉明出身于哈爾濱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是留日的眼科醫生。漂亮大方的石玉明中學畢業后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誰知只讀了兩年便遇上“文革”，她只好放棄學業回到家鄉。石玉明回到哈爾濱后很快結婚，并生了一個小男孩，但不久就離婚了。

石玉明是經計算中心一個女同事的介紹和馮康相識的。之前，她與馮康并未見面，卻通過鴻雁傳書，開始了長達八年之久的“兩地愛情”。馮康對于家庭生活向來低調，因此這次的愛情保密工作也做得相當好。

八年后，馮康與石玉明在北京第一次見面，更加一見鐘情，隨即兩人決定結婚。

馮康的第二次結婚為計算中心帶來了不小的震動。震動過后，馮康便帶著她新婚的妻子出訪蘇聯、出訪歐洲。馮康曾對石鐘慈說，當初自己擔任主任時，很少出國訪問，如今，無官一身輕，反而可以出去走走。

正當所有人還在為馮康晚年遲來的幸福祝愿祈福的時候，馮康的第二次婚姻再次亮起了紅燈，而這時距離他們結婚也只有兩年的時間。據計算中心的同事說，后來他們經常看到馮康獨自一個人吃飯，慢慢地，他與妻子石玉明的關系也變得緊張。馮端回憶說，他這期間到北京看望哥哥時，大多時兄弟兩個用罐頭和方便面作為晚餐。兄弟倆談到十一、二點時，生活規律的馮端就上床休息了。可是喜歡熬夜的馮康卻又泡了一杯濃咖啡，開始挑燈夜戰，伴著香煙和咖啡工作到東方泛白。馮端看后，對哥哥的身體感到很擔心。

石鐘慈接替馮康擔任計算中心的主任后，對馮康非常尊重，遇到一些問題也會征求他的意見并與他商量。因此盡管馮康退居“二線”，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馮康依然有計算中心的話事權。事實上，馮康對石鐘慈的管理也并不十分滿意。經歷“文革”的洗禮，在馮康的頭腦中，有很強的斗爭意識。馮康一度認為石鐘慈與一些他不喜歡的人斗爭不力，對計算中心的管理不嚴，造成大權旁落。之前張關泉以身體原因向馮康請辭，計算中心副主任一職便由美國留學歸來的桂文莊擔任。桂文莊年輕氣盛，行政能力強，許多事情都喜歡自己出面。漸漸地，馮康對桂文莊也有意見，他甚至把這個歸咎于石鐘慈管理不力。

在此期間，他與黃鴻慈的矛盾有些白熱化。

事情的導火索源于1989年，黃鴻慈曾經組織過一個國際會議，在邀請領導人名單中，黃鴻慈僅邀請了作為計算中心主任的石鐘慈，并沒有將馮康位于邀請之列。馮康對此非常生氣，他很快找到了一個對黃鴻慈發泄怨氣的時機。

1989年的一天，馮康突然召開一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主任石鐘慈、副主任桂文莊以及黃鴻慈等。開會時，業務處長提出，按照中心規定，每人只允許有兩個研究課題。黃鴻慈當時手上有三個研究課題，因此要求黃鴻慈把關于并行計算的課題分給另一位同事來做。馮康沒有發言，但大家都知道這是他的主意。他來坐鎮會議，明顯是為通過這一決定。黃鴻慈回憶說，馮康明知道并行計算對他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卻把這個課題給了別人，這就表明了馮康對他的排斥。黃鴻慈怒氣之下，在會上也說了一些對馮康很不尊重的話。至此，馮康與黃鴻慈的關系已經出現了公開的裂痕。失意的黃鴻慈于1989年9月赴香港浸會大學做訪問學者。

半年后，黃鴻慈又繼續留在香港浸會大學，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從此，黃鴻慈離開了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中科院計算中心，也離開了北京。他到香港后，對香港的計算數學研究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計算中心文革后的第一批留美研究生薛偉民之后也跟隨黃鴻慈來到了浸會大學。黃鴻慈在中科院培養的兩位博士鄒軍和穆默也分別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他們的加盟對促進香港計算數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繼黃鴻慈走后，計算中心的另一個業務骨干、計算流體力學知名學者朱幼蘭也離開了北京，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教授。在此前后，屠規章去了美國，數值代數專家、華羅庚的研究生孫繼廣也拿起了瑞典一所大學的教鞭。

1991年，崔俊芝接替石鐘慈成為計算中心的第三任主任。

第二篇：杰出數學家華羅庚

杰出數學家華羅庚【名人故事】

在中國現代數學洪荒之地，有一位抱定“戰士死在沙場幸甚”的開拓者，他就是華羅庚。華羅庚是中國解析數論、典型論、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與多個復變函數論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創始人與奠基者，也是我國進入世界著名數學行列最杰出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為“華氏定理”、“布勞威爾-加當-華定理”、“華-王方法”、“華氏算子”、“華氏不等式”等。他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兩百多篇學術論文，10部專著，其中8部被國外翻譯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紀經典著作之列。他把數學方法創造性地應用于國民經濟領域，篩選出了以改進工藝問題的數學方法為內容的“優選法”和處理生產和組織與管理問題為內容的“統籌法”。他是美國科學院歷史上第一個當選為外籍院士的中國學者。他還當選為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法國南錫大學、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名字進入美國華盛頓斯密司-宋尼博物館，被列為芝加哥科學技術博物館中當今88個數學偉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他喜淚沾裳。為了重建自己的家園。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美國伊利諾大學終身教授的職務，丟下了優厚的薪俸、汽車和洋房，懷著一腔熱誠，攜全家，登上一艘輪船于1950年春，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回國后，他在戶口簿的文化程度一欄中填上了：“初中畢業”4個字。這對華羅庚來說是個難忘的字眼，而對別人來說又是個 費解的事情。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還是讓我們來看著他的成才道路吧。

1910年11月12日，華羅庚出生于江蘇省金壇縣的一個貧苦家庭。父親開了一個小雜貨店，慘淡經營，艱難謀生。華羅庚15歲那年，畢業于金壇縣初中，后到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讀書。由于家庭貧寒，交不起飯費，只念了1年，就離開學校，失學了。

華羅庚從小聰明好學，念初中時，在數學課上就表現出了特殊的才華。一天王維克老師給全班出了一道數學題，這是一道出自《孫子算經》的題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王老師在讀這道題時，讀得很慢，聲音抑揚頓挫。讀完題目后，王老師把目光掃向全班同學，一張張緊張思索的面孔，一道道疑惑不解的目光盡在王老師的視野之內。突然，一個學生站起來，說：“這物品是23個。”這是個熟悉的聲音，這聲音把同學們從思索和疑惑中喚醒過來。大家用驚異的目光看著他。這個最先說出答案的同學就是少年華羅庚。華羅庚在解這道題時是這樣想的：從“七七數之剩二”開始，就是說，七數余二，那么七的倍數再加二定是這個數，不防設這個數是7×3＋2=23。再對23進行檢驗：23被3除，余2；23被5除余3，因此，23符合題目條件。正是由于華羅庚從小勤奮好學，王維克老師加倍看重他的聰明與才華。華羅庚在學校時給王老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華羅庚18歲那年，王維克老師當上了金壇縣中學的校 長。王校長愛惜人才，把華羅庚請到學校當會計兼做事務工作。從此，華羅庚更忙起來了。他回憶這段時間的經歷時說：“除了學校繁重的事務外，早晚還要幫助母親料理小店的事務。每天晚上大約8點鐘才能回家。清理小店的帳目之后，才能鉆研數學，常常到深夜。”這就是說，即使在繁忙的事務之后，華羅庚也不忘學習數學，因此，他的數學水平也在不斷提高。3

第三篇：《杰出數學家蘇步青的故事》讀后感

《杰出數學家蘇步青的故事》讀后感

《杰出數學家蘇步青的故事》是我在數學暑假作業上看到的一個小故事。這個小故事主要講的是：蘇步青家境清貧，可他父母省吃儉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學。他在讀初中時，對數學并不感興趣，覺得數學太簡單，一學就懂。可量，后來的一堂數學課影響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蘇步青上初三時，他就讀浙江省六十中來了一位剛從東京留學歸來的教數學課的楊老師。第一堂課楊老師沒有講數學，而是講故事。他說：“當今世界，弱肉強食，世界列強依仗船堅炮利，都想蠶食瓜分中國。中華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振興科學，發展實業，救亡圖存，在此一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座的每一位同學都有責任。”他旁征博引，講述了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這堂課的最后一句話是：“為了救亡圖存，必須振興科學。數學是科學的開路先鋒，為了發展科學，必須學好數學。”蘇步青一生不知聽過多少堂課，但這一堂課使他終身難忘。

在楊老師的影響下，蘇步青的興趣從文學轉向了數學，并從此立下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座右銘。于1931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

讀了這個故事，對我有很大的感受，是我內心真正的對數學有了新的認識。我們也應該學好數學，只有學好數學，才能發展科學，才能創造我們美好未來。

第四篇：數學家故事

臺上幾分鐘，臺下三年功

秭歸縣長海希望小學 吳述俊收集整理

在一次數學學術報告會上，大家要求著名的數學家科爾作報告，科爾也不謙虛，闊步走上講臺，坐在臺下的數學家們等待聽他的鴻篇闊論。

不料，科爾一言不發，他對聽眾點頭示意之后，便轉過身去，背對聽眾，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 算式，第一個是2的67次方 —1=***9676412927；第二個是193707721×761838257287。接著，他又在這兩個式子之間畫上了等號。

隨后，他放下粉筆，又向聽眾示意后便離開了講臺，整個過程僅花費了幾分鐘，在這其間他未說半句話。

可是，當他離開講臺后，本來鴉雀無聲的會場頓時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因為科爾的這兩個算式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他已攻克了一道世界難題：證明2的67次方 —1不是質數，而是合數。

后來有人問科爾：“您為證明這個難題，總共花去了多少時間？”他回答說：“我花去了三年之內的全部星期天。”

成功僅僅幾分鐘，而獲得成功所進行的努力，卻是漫長而艱苦的。只有長期堅持不懈，才有獲得成功的希望。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的民族，在燦爛的文化瑰寶中數學在世界也同樣具有許多耀眼的光環。中國古代算術的許多研究成果里面就早已孕育了后來西方數學才涉及的思想方法，近代也有不少世界領先的數學研究成果就是以華人數學家命名的。

【李氏恒等式】數學家李善蘭在級數求和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被命名為“李氏恒等式”。

中國清代數學家、天文學家、翻譯家和教育家，近代科學的先驅者。原名心蘭，字競芳，號秋紉，別號壬叔，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生于嘉慶十六年，卒于光緒八年。

李善蘭自幼酷愛數學。十歲時學習《九章算術》。十五歲時讀明末徐光啟、利瑪竇合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盡解其意。后來，他到杭州應試，買回元代李冶的《測圓海鏡》、清代戴震（1724～1777）的《勾股割圓記》等算書，認真研讀；又在嘉興等地與數學家顧觀光(1799～1862)、張文虎(1808～1888)、汪曰楨(1813～1881)以及戴煦、羅士琳(1774～1853)、徐有壬(1800～1860)等人相識，經常在學術上相互切磋。自此數學造詣日臻精深，時有心得，輒復著書，1845年前后就得到并發表了具有解析幾何思想和微積分方法的數學研究成果──“尖錐術”。

1852～1859年，李善蘭在上海墨海書館與英國傳教士、漢學家偉烈亞力等人合作翻譯出版了《幾何原本》后九卷，以及《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談天》、《重學》、《圓錐曲線說》、《植物學》等西方近代科學著作，又譯《奈端數理》（即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四冊（未刊），這是解析幾何、微積分、哥白尼日心說、牛頓力學、近代植物學傳入中國的開端。李善蘭的翻譯工作是有獨創性的，他創譯了許多科學名詞，如“代數”、“函數”、“方程式”、“微分”、“積分”、“級數”、“植物”、“細胞”等，匠心獨運，切貼恰當，不僅在中國流傳，而且東渡日本，沿用至今。李善蘭為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李善蘭“尖錐術”書影

1860年起，他先后在徐有壬、曾國藩軍中作幕僚，與化學家徐壽、數學家華蘅芳等人一起，積極參與洋務運動中的科技學術活動。1867年他在南京出版《則古昔齋算學》，匯集了二十多年來在數學、天文學和彈道學等方面的著作，計有《方圓闡幽》、《弧矢啟秘》、《對數探源》、《垛積比類》、《四元解》、《麟德術解》、《橢圓正術解》、《橢圓新術》、《橢圓拾遺》、《火器真訣》、《對數尖錐變法釋》、《級數回求》和《天算或問》等13種24卷，共約15萬字。1868年，李善蘭被薦任北京同文館天文算學總教習，直至1882年他逝世為止，從事數學教育十余年，其間審定了《同文館算學課藝》、《同文館珠算金□》等數學教材，培養了一大批數學人才，是中國近代數學教育的鼻祖。

李善蘭生性落拓，潛心科學，淡于利祿。晚年官至三品，授戶部正郎、廣東司行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等職，但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同文館教學崗位，也沒有中斷過科學研究特別是數學研究工作。他的數學著作，除《則古昔齋算學》外，尚有《考數根法》、《粟布演草》、《測圓海鏡解》、《九容圖表》，而未刊行者，有《造整數勾股級數法》、《開方古義》、《群經算學考》、《代數難題解》等。李善蘭在數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尖錐術、垛積術和素數論三項。

尖錐術理論主要見于《方圓闡幽》、《弧矢啟秘》、《對數探源》三種著作，成書年代約為1845年，當時解析

幾何與微積分學尚未傳入中國。李善蘭創立的“尖錐”概念，是一種處理代數問題的幾何模型，他對“尖錐曲線”的描述實質上相當于給出了直線、拋物線、立方拋物線等方程□他創造的“尖錐求積術”。相當于冪函數的定積分公式□和逐項積分法則□他用“分離元數法”獨立地得出了二項平方根的冪級數展開式□結合“尖錐求積術”，得到了□的無窮級數表達式□

各種三角函數和反三角函數的展開式，以及對數函數的展開式□在使用微積分方法處理數學問題方面取得了創造性的成就。垛積術理論主要見于《垛積比類》，寫于1859～1867年間，這是有關高階等差級數的著作。李善蘭從研究中國傳統的垛積問題入手，獲得了一些相當于現代組合數學中的成果。例如，“三角垛有積求高開方廉隅表”和“乘方垛各廉表”實質上就是組合數學中著名的第一種斯特林數和歐拉數。馳名中外的“李善蘭恒等式”□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受到國際數學界的普遍關注和贊賞。可以認為，《垛積比類》是早期組合論的杰作。【華氏定理】數學家華羅庚關于完整三角和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華氏定理”；另外他與數學家王元提出多重積分近似計算的方法被國際上譽為“華—王方法”。

華羅庚，中國現代數學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蘇省金壇縣。華羅庚1924年金壇中學初中畢業之后，在上海中華 職業學校學習不到一年，因家貧輟學，但他刻苦自修數學，1930年在《科學》上發表了關于代數方程式解法的文章，被邀到清華大學工作，開始了數論的研究，1934年成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研究員。1936年作為訪問學者去英國劍橋大學工作。1938年回國，受聘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6年赴美國，任普林斯頓數學研究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1948年始，他為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1950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數學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全國數學競賽委員會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聯邦德國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副主任、副院長、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系主任、副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等職。曾任一至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國南錫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主要從事解析數論、矩陣幾何學、典型群、自守函數論、多復變函數論、偏微分方程、高維數值積分等領域的研究與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決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計這一歷史難題，得到了最佳誤差階估計（此結果在數論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對Ｇ.Ｈ.哈代與Ｊ.Ｅ.李特爾伍德關于華林問題及Ｅ.賴特關于塔里問題的結果作了重大的改進，至今仍是最佳紀錄。在代數方面，證明了歷史長久遺留的一維射影幾何的基本定理；給出了體的正規子體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這個結果的一個簡單而直接的證明，被稱為嘉當-布饒爾-華定理。其專著 《堆壘素數論》系統地總結、發展與改進了哈代與李特爾伍德圓法、維諾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計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發表40余年來其主要結果仍居世界領先地位，先后被譯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為20世紀經典數論著作之一，其專著《多個復變典型域上的調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陣技巧，結合群表示論，具體給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從而給出了柯西與泊松核的表達式，獲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倡導應用數學與計算機的研制，曾出版《統籌方法平話》、《優選學》等多部著作并親自在中國推廣應用。與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數論方法應用研究方面獲重要成果，被稱為“華-王方法”。在發展數學教育和科學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發表研究論文200多篇，并有專著和科普性著。

1985年6月12日，華羅庚應邀到日本東京大學作學術報告。他先中文，后改用英語演講。日本學者被他精彩的演說深深吸引，原定45分鐘的報告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被延長到一個多小時。當他滿頭大汗結束講話時，突然心臟病發作倒在講臺上。他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蘇氏錐面】數學家蘇步青在仿射微分幾何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被命名為“蘇氏錐面”。

姓名：蘇步青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02年－2003年 籍貫：浙江平陽 學歷：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研究院理學博士學位 職務：原浙江大學教務長，復旦大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中國數學會以副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等。

蘇步青(1902-2003)教育家，數學家，浙江平陽人。1931年獲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研究院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浙江大學教授、數學系主任。建國后，歷任浙江大學教務長，復旦大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中國數學會以副理事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副主席，上海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六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部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主任。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第二、三、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創立了具有特色的微分幾何學派，開拓了仿射微分幾何、射影微分幾何、空間微分幾何等領域，開創了計算幾何的研究方向。著有《射影曲面概論》、《仿射微分幾何學》、《射影共軛網概論》等

【熊氏無窮級】數學家熊慶來關于整函數與無窮級的亞純函數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譽為“熊氏無窮級”。

熊慶來是我國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現代數學的耕耘者，為我國數學教學和研究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不愧為數學界的一代宗師。熊慶來，字迪之，清代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生于云南省彌勒縣息宰村。他自幼養成勤奮好學的良好習慣，再加上非凡的記憶力與天才的語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育過他的中外教師驚嘆不已。1913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云南教育司主持的留學比利時公費生，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只得轉赴法國，在格諾大學、巴黎大學等大學功讀數學，獲理科碩士學位。他用法文撰寫發表了《無窮極之函數問題》等多篇論文，以其獨特精辟嚴謹的論證獲得法國數學界的交口贊譽。1921年熊慶來學成歸國，先后在云南甲種工業學校、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大學、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擔任教授和系主任。他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近代數學研究機構——清華大學算學研究部和東南大 學、清華大學等3所大學的數學系，以及中國數學報。培養了華羅康、陳省身、吳大任、莊圻泰等一批享譽國內外的知名數學家。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趙九章、錢偉長、彭恒五等也是熊慶來到清華大學后培養出來的學生。這期間他潛心于學術研究與著述，編寫的《高等數學分析》等10多種大學教材是當時第一次用中文寫成的數學教科書。

熊慶來在“函數理論”領域造詣很深。1932年他代表中國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蘇黎士國際數學家大會，后到法國普旺加烈學院從事了兩年數論的研究，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獲此學位的中國人。此間，熊慶來寫成了論文《關于整函數與無窮極的亞純函數》，該文中定義的無窮極，被數學界稱為“熊氏無窮極”又稱“熊氏定理”，被載入世界數學史冊，奠定了他在國際數學界的地位。

作為一位學者，熊慶來自早期從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育人才當作頭等大事。對于有培養前途的窮學生他總是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學家嚴濟慈，因得到熊慶來資助才得以出國深造。為資助嚴濟慈，當自己經濟拮據時，熊慶來不惜讓夫人當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華羅庚青年時代，因家貧念完初中就無力繼續上學，熊慶來在看了他發表的《論蘇子駒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論文之后，發現華羅庚是一個數學人才，立即把他請到清華大學，安排在數學系圖書館任助理員，破格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為教授，并前往英國留學，終于把他造就成國際知名的大數學家。熊慶來既是千里馬又是伯樂，除自己在數學研究領域內攀登上科學高峰之外，還著意提攜后進，讓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個數學高峰，為我國數學界創建了一種識才、愛才、育才的優良傳統，他的慧眼卓識是我國科學家的典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繆云臺、龔自知、方國瑜等人的推薦下，熊慶來接受云南省主席龍云的聘請，出任云南大學校長，為云大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當時的云大，只有3個學院，39個教授，8個講師，302個學生，教學設備簡陋，教學質量不高。熊慶來利用抗戰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機會，廣延人才，延聘了全國著名教授吳文藻、顧領剛、白壽彝、楚圖南、費孝通、吳暗、趙忠堯、劉文典、張奚若、方國瑜等187名專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還延聘了一些外國教授，使云大成為與西南聯大同享盛名的又一處著名專家學者薈萃之地，教學質量因此躍入全國名牌大學之列，被吸收進《大英百科全書》之中；他把云大擴充成5個學院，18個系，3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的多學院、多學科的綜合大學，學生人數達1100多人，1939年又創辦了云大附中；他還不斷充實圖。書教學設備，使圖書館藏書達十余萬冊，理科各系都有比較完善的實驗室和標本資料室，醫學院擁有附屬醫院及解剖室，農學院有實驗農場，數學系在東郊鳳凰山建立了天文臺，工學院有實習工廠，航空系有飛機3架，這在全國高校中是罕有的；他親自作了《云南大學校歌》，制定了“誠、正、敏、毅”的校訓，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要誠實、正直、聰敏又有堅毅的學習精神。在熊慶來任校長的12年里，云大各項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異，被認為是云南大學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陳示性類】數學家陳省身關于示性類的研究成果被國際上稱為“陳示性類”。

陳省身1911年10月26日生于中國浙江嘉興，192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數學系，先后受教于姜立夫與孫鎕，由他們引導至微分幾何這一領域。1934年赴漢堡就學于當時德國幾何學權威W.J.E.布拉施克，1936年完成博士論文后，赴法國跟從當代微分幾何學家E.嘉當繼續深造。1937年回國，正值抗日戰爭，他任教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他把積分幾何理論推廣到齊性空間。1943-1945年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工作兩年，先后完成了兩項劃時代的重要工作，其一為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內一般公式，另一為埃爾米特流形的示性類論。在這兩篇論文中，他首創應用纖維叢概念于微分幾何的研究，引進了后來通稱的陳示性類，為大范圍微分幾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成為整個現代數學中的重要構成部份。陳省身的其他數學工作范圍極為廣泛，影響亦深。

陳省身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重返中國，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后遷南京），此后兩三年中，他培養了一批青年拓撲學家。1949年他再去美國，先后在芝加哥大學與伯克利加州大學任終身教授。1981年在伯克利的以純粹數學為主的數學科學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5年創辦南開數學研究所，并任所長。陳省身由于對數學的重要貢獻而享有多種榮譽，其中有1984年獲頒的沃爾夫獎（Wolf Prize，Link）。給他教過的學生，計有吳文俊、楊振寧、廖山濤、丘成桐、鄭紹遠等著名學者。

【周氏坐標】數學家周煒良在代數幾何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周氏坐標；另外還有以他命名的“周氏定理”和“周氏環”。周煒良 1911年10月1日生于上海．代數幾何．

周煒良的父親周達(美權)是清末民初著名數學家、集郵家，家境比較富裕．周煒良幼年在上海生長，從未進過學校．5歲開始學中文，11歲學英文，都由家庭教師講授．20年代上海的大中學校頗多使用美國的原文課本，周煒良即自學各種知識：從數學到物理，從歷史到經濟．1924年，周煒良懇求父親送他到美國讀書，先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學院補習，后來進入肯塔基大學．那時的主要興趣在政治經濟．直到1929年10月進入芝加哥大學時，仍然主修經濟學．可是此后兩年內發生了變化．

1931年夏天，一位在芝加哥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后又去普林斯頓工作一年的中國數學家，勸周煒良到普林斯頓去，或者去德國的格丁根大學——那時的世界數學中心．于是在1932年10月，周煒良帶著研究數學的模糊想法去了格丁根．補了半年的德文后，希特勒法西斯上臺，格丁根衰落了．周煒良在芝加哥時曾讀過B．L．范·德·瓦爾登(Van der Waerden)寫的《代數學》(Algebra)，十分欣賞，于是轉到萊比錫大學隨范·德·瓦爾登研究代數幾何，這是1933年夏天的事．次年夏天，周煒良到漢堡渡暑假，遇到維克特(Margot Victor)小姐，成為好友．周煒良滯留漢堡大學，隨數學家E．阿丁(Artin)聽課．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萊比錫，在范·德·瓦爾登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并和維克特完婚．婚禮上，正在漢堡大學留學的陳省身是唯一的中國賓客． 周煒良成家立業之后，遂返回上海，在南京的中央大學任數學教授．一年后，抗日戰爭爆發，不得已留在上海．周煒良的岳父在德國曾有很好的工作，由于希特勒的種族迫害而流亡上海，幾乎身無分文．這時的周煒良必須自立掙錢，供養太太、兩個孩子，以及岳父母． 抗日戰爭勝利后，周煒良計劃經營進出口貿易．大約在1946年春天，陳省身從美國返回上海．他力勸周煒良重返數學研究，并留下許多戰時發表的論文，特別是O．扎里斯基(Zariski)和A．韋伊(Weil)的論文預引本．周煒良雖然離開數學已近10年之久，但他終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回到數學領域．

由于陳省身寫信給普林斯頓的S．萊夫謝茨(Lefschetz)作了推薦，周煒良在上海同濟大學短期任教之后，便于1947年春天到達普林斯頓．他在那里做了一些相當好的工作．次年，范·德·瓦爾登訪問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周煒良去看他，恰好該校有一個教職的空缺，周煒良遂應聘到那里就任副教授．1950年升任正教授．當年，戰后首次恢復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在美國舉行，周煒良作為該校的正式代表與會，會后曾在哈佛大學短期講學．1955年再度去普林斯頓進行訪問研究，返回霍普金斯大學之后就任數學系主任，前后達11年之久(1955—1966)．1959年，他當選為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77年，周煒良退休，成為霍普金斯大學的榮退教授． 周煒良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代數幾何的研究，成為20世紀代數幾何學領域的主要人物之一，以周煒良名字命名的數學名詞，僅在日本《巖波數學詞典》里就收有7個．回顧20世紀中國數學的歷史，能在世界數壇上留下痕跡的華人數學家并不多，周煒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代數幾何學是解析幾何的深入和發展．正如二元二次代數方程。x2+y2=r2的解集(x，y)可以表示半徑為r的圓，代數幾何的研究對象仍是高次多元代數方程或代數方程組的解集，即系數在某域k內的n元多項式F1，F2，…，Fn所形成的代數方程組F1(x1，…，xn)=0，F2(x1，…，xn)=0，…，Fn(x1，…，xn)=0的位于域k內的公共解集合V，我們稱之為代數簇(algebraicvariety)，最簡單的代數簇就是平面曲線．橢圓函數、橢圓積分、阿貝爾(Abel)積分等都與平面曲線有關，復變量的代數函數論及黎曼曲面論進一步推動了現代代數幾何學的發展．

19世紀下半葉，德國的R．克萊布施(Clebsch)、J．普呂克(Plcker)、M．諾特(Noether)以及意大利學派曾做出很大貢獻．經過J．H．龐加萊(Poincar)、C．E．皮卡(Picard)、J．W．R．戴德金(Dedekind)和A．凱萊(Cayley)的發展，到20世紀20—30年代，E．諾特(Noether)、E．阿廷(Artin)和他們的學生范·德·瓦爾登創立了抽象代數學，為代數幾何學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周煒良的代數幾何學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周煒良坐標 1937年，周煒良最初的兩篇論文發表在德國《數學年刊》(Mathematische Annalen)上．第一篇是與范·德·瓦爾登合作的，第二篇則是周煒良的博士論文．這兩篇文章繼承了凱萊和普呂克的工作，并將其推廣到n維射影空間Pn上的代數簇．其中指出，任何n維射影空間Pn中的不可約射影族X可唯一地由一個配型(associated form)Fx所決定，配型的坐標即著名的周煒良坐標．該坐標是普呂克坐標的推廣，現已成為代數幾何學研究的一項基本工具．

抗日戰爭開始后，周煒良在上海閑居，繼續研究數學．1939年，他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關于一階線性偏微分方程組”，將C．卡拉西奧多里(Carathodory)的一項工作(1909)推廣到一般的高維流形．當時并未引起人們注意，事隔30余年之后，這篇文章成為非線性連續時間系統可控性數學理論的基石之一．控制論表達的周煒良定理(或稱卡拉西奧多里-周定理)可以寫成：

設V(M)是解析流形M上所有解析向量場的全體，D是V(M)中對稱子集，T(D)是V(M)中含D的最小子代數，I(D，x)是通過x的極大積分流形．那么，對任何x∈M，y∈I(D，x)，都存在一條積分曲線α：[0，T]→M，T≥0，使得α(0)=x，且α(T)=y．

抗日戰爭后期，周煒良曾有論文涉及代數基本定理的拓撲證明和電網絡理論等，似乎已偏離了代數幾何學的方向．信息斷絕和乏人討論，恐是主要原因． 周煒良于1947年到達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開始了他的黃金創作期．他首先撰文闡明，E．嘉當(Cartan)意義下的對稱齊次空間可以表示為代數簇，因而能用代數幾何的框架研究其幾何學性質．該文所附文獻中包括華羅庚的有關矩陣幾何學的論文多篇．1947—1948年間，法國數學家C．謝瓦萊(Chevalley)也在普林斯頓，他對周煒良的這篇論文做了很長的評論性摘要，發表于美國的《數學評論》(Mathematical Review)．謝瓦萊曾邀請周煒良證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數曲線，在一個代數系統中的虧數，不會大于該系統中一般曲線的虧數”．周煒良使用純代數的方法給出了證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爾登-周煒良形式． 關于解析簇的周煒良定理

周煒良于1949年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關于緊復解析簇”．所謂解析簇V，是指對任何p∈V，總存在一組解析函數g1，g2，…，gn，和點p的一個鄰域B(p)，使得V∩B(p)中的點x都是g1，g2，…，gn的零點．這是一種局部性質．由于多項式都是解析函數，所以代數簇都是解析簇．周煒良證明了某些情形下的逆命題：

“若V是n維復射影空間CPn中的閉解析子簇，那么它一定是代數簇，而且所有閉解析子簇間的半純映射，一定是有理映射”． 這一反映由局部性質向整體性質過渡的深刻結論，被稱為周煒良定理(Chow Theorem)，在代數幾何學著作中廣受重視．在許多論文里，常常把它作為新理論的出發點． 復解析流形

1950年前后，復解析流形的研究形成熱門課題．日本數學家小平邦彥(K．Kodaira)是這方面的專家，當時也在美國工作，與周煒良有交往．1952年，周煒良證明了如下結果：“若V是復r維的緊復解析流形，F(V)是V上半純函數所構成的域，則F(V)是有限的代數函數域，其超越維數s不會大于r．此外，還存在一s維的代數簇V＇以及V到V＇的半純變換T，使T可誘導出F(V)和F(V＇)間的同構．特別地，如果可選擇V＇使得T還是雙正則變換，那么V必是代數簇．這就把復解析流形和代數簇聯系起來了．

把這個一般的結論用于二維的克勒(Khler)曲面，并用小平邦彥所建立的克勒流形上的黎曼-羅赫(Riemann-Roch)定理，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具有兩個獨立的半純函數的克勒曲面(即s=r=2的情形)一定是代數曲面．”這是周煒良和小平邦彥合作的論文中的一個結論，被稱為周-小平(Chow-Kodaira)定理． 周煒良簇和周煒良環 用周煒良坐標可以對平面曲線和空間曲線進行分類．只要由已知的次數d和虧數g，從非奇異的空間射影曲線的周煒良坐標形成所謂周煒良簇，就能很自然地用有限個擬射影簇將它參數化．

在射影簇研究上，另一個為人們稱道的周煒良引理(ChowLemma)，涉及完全簇和射影簇的關系．蘇聯數學家И．Р．沙法列維奇(ЩaфapeВИЧ)在其名著《代數幾何基礎》中曾提到這一引理：

“對于每一個不可約的完全簇X，總有一個射影簇X＇，使得X和X＇之間有一雙有理同構”．

周煒良在射影簇方面最著名的工作是提出周煒良環(ChowRing)．他于1956年發表的論文“關于代數簇上閉鏈的等價類”中，提出了射影代數簇上代數閉鏈的有理等價性的系統理論．大意是：設V是n維射影空間Pn上的代數簇，其上的s維閉鏈所成的群為G(V，s)，與零鏈等價的閉鏈成子群Gr(V，s)．令Hr(V，s)是二者的商群．將s從1到n作直和，得 Hr(V)=Hr(V，s)．

周煒良在Hr(V)上定義一種乘法，使之構成環，這就是著名的周煒良環．它是結合的，交換的，具有單位元．這篇論文由M．F．阿蒂亞(Atiyah)寫成文摘刊于美國的《數學評論》． 周煒良環具有很好的函子性質：設p是兩代數簇X，V之間的模射，f：X→V，則V中閉鏈C的原象f-1(C)也是X中的閉鏈，且此運算與相截(intersection)和有理等價性能夠相容．因此，它是代數幾何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工具．周煒良環在許多情形可以代替上同調環．在證明各種黎曼-羅赫定理時，常用周煒良環去導出陳省身類．著名的韋伊(Weil)猜想的解決，也可使用周煒良環．

另一個常被引用的結論是所謂周煒良運動定理(Chow’s Mo-ving Lemma)：若Y，Z是非奇異擬射影簇X中的兩閉鏈，則必存在與Z有理等價的閉鏈Z＇，使Y和Z＇具有相交性質(inte-rsect property)．1970年在奧斯陸舉行的代數幾何會議上，有專文論述此定理． 關于阿貝爾簇的周煒良定理

20世紀40年代，A．韋伊(Weil)等開創了阿貝爾簇的研究．他們把代數曲線上的雅可比(Jacobi)簇發展為一般代數流形上的皮卡-阿爾巴內塞(Picard-Albanese)簇理論，將過去意大利學派的含糊結果加以澄清．周煒良對此作了豐富和發展，并推廣到特征p域的情形．周煒良在文獻[10]中證明對一般射影代數簇都存在雅可比簇．文獻[11]和[12]給出了阿貝爾簇的代數系統理論，其中有關可分(separable)、正則(regular)和本原擴張(pri-mary extention)的論述，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基本文獻． 周煒良還證明了以下結論：“若A是域k上的阿貝爾簇，B是定義在k的準素擴張K上的阿貝爾子簇，那么B也在k上有意義．”S．郎(Lang)稱之為周煒良定理．

周煒良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阿貝爾簇的論文也反復被人引用．這一年，普林斯頓大學以數學名家萊夫謝茨的名義舉行“代數幾何與拓撲”的科學討論會，韋伊和周煒良都參加了．他們兩人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密切相關．韋伊證明任何阿貝爾簇都可嵌入射影空間，而周煒良則證明任何齊次簇(不必完備)也可嵌入射影空間．文章不長，但解決得很徹底． 其他工作

周煒良在代數幾何領域的研究，涉及很廣．例如扎里斯基關于抽象代數幾何中的退化原理(degeneration principle)的論證，很長而且難懂，周煒良把證明作了大幅度壓縮，并加以推廣．他和井草準一(J．lgusa)合作，建立了環上代數簇的上同調理論．此外，還推廣了代數幾何中的連通性定理．在擴充由W．V．霍奇(Hodge)與D．佩多(Pedoe)證明的格拉斯曼(Grassm-ann)簇的基本定理時，指出了某些環空間上的代數特性．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工作．退休之后，周煒良仍然研究不輟．1986年，他以75歲高齡，發表了題為“齊次空間上的形式函數(formalfunction)”的論文． P．拉克斯(Lax)把周煒良列為最重要的移居美國的數學家之一．但他性情淡泊，甚至很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他是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卻長期不參加活動．應該說，周煒良的學術成就遠超過他應得的榮譽．不過，各種代數幾何的論著不斷地引用周煒良的工作，并以周煒良的名字陸續命名一系列術語，這也許是更有意義的褒獎了． 【吳氏方法】數學家吳文俊關于幾何定理機器證明的方法被國際上譽為“吳氏方法”；另外還有以他命名的“吳氏公式”。

吳文俊，中國人，1919年5月12日生于上海。1940年畢業于交通大學，1949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博士學位。1951年回國，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4年當先為中國數學會理事長。吳文俊在數學上作出了許多重大的貢獻。

拓撲學方面，在示性類、示嵌類等領域獲得一系列成果，還得到了許多著名的公式，指出了這些理論和方法的廣泛應用。他還在拓撲不變量、代數流形等問題上有創造性工作。1956年吳文俊因在拓撲學中的示性類和示嵌類方面的卓越成就獲中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獲。機器證明方面，從初等幾何著手，在計算機上證明了一類高難度的定理，同時也發現了一些新定理，進一步探討了微分幾何的定理證明。提出了利用機器證明與發現幾何定理的新方法。這項工作為數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將對數學的革命產生深遠的影響。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

中國數學史方面，吳文俊認為中國古代數學的特點是：從實際問題出發，經過分析提高，再抽象出一般的原理、原則和方法，最終達到解決一大類問題的目的。他對中國古代數學在數論、代數、幾何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精辟的見解。

第五篇：數學家故事

蒲豐試驗

一天,法國數學家蒲豐請許多朋友到家里,做了一次試驗.蒲豐在桌子上鋪好一張大白紙,白紙上畫滿了等距離的平行線,他又拿出很多等長的小針,小針的長度都是平行線的一半.蒲豐說:“請大家把這些小針往這張白紙上隨便仍吧!”客人們按他說的做了.蒲豐的統計結果是：大家共擲2212次,其中小針與紙上平行線相交704次,2210÷704≈3.142.蒲豐說：“這個數是π的近似值.每次都會得到圓周率的近似值,而且投擲的次數越多,求出的圓周率近似值越精確.”這就是著名的“蒲豐試驗”.數學魔術家

1981年的一個夏日,在印度舉行了一場心算比賽.表演者是印度的一位37歲的婦女,她的名字叫沙貢塔娜.當天,她要以驚人的心算能力,與一臺先進的電子計算機展開競賽.工作人員寫出一個201位的大數,讓求這個數的23次方根.運算結果,沙貢塔娜只用了50秒鐘就向觀眾報出了正確的答案.而計算機為了得出同樣的答數,必須輸入兩萬條指令,再進行計算,花費的時間比沙貢塔娜要多得多.這一奇聞,在國際上引起了轟動,沙貢塔娜被稱為“數學魔術家”.工作到最后一天的華羅庚

華羅庚出生于江蘇省,從小喜歡數學,而且非常聰明.1930年,19歲的華羅庚到清華大學讀書.華羅庚在清華四年中,在熊慶來教授的指導下,刻苦學習,一連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后來又被派到英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對數論有很深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華氏定理.他特別注意理論聯系實際,走遍了20多個省、市、自治區,動員群眾把優選法用于農業生產.記者在一次采訪時問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工作到最后一天.”他的確為科學辛勞工作的最后一天,實現了自己的諾言.21世紀七大數學難題

美國的克雷數學研究所于2000年5月24日在巴黎宣布了眾多數學家評選的結果:對七個“千禧年數學難題”的每一個懸賞一百萬美元.“千年大獎問題”公布以來,在世界數學界產生了強烈反響.這些問題都是關于數學基本理論的,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將對數學理論的發展和應用的深化產生巨大推動.認識和研究“千年大獎問題”已成為世界數學界的熱點.不少國家的數學家正在組織聯合攻關.可以預期,“千年大獎問題”將會改變新世紀數學發展的歷史進程.韋 達 韋達（1540-1603）,法國數學家.年青時學習法律當過律師,后從事政治活動,當過議會議員,在西班牙的戰爭中曾為政府破譯敵軍密碼.韋達還致力于數學研究,第一個有意識地和系統地使用字母來表示 已知數、未知數及其乘冪,帶來了代數理論研究的重大進步.韋達討論了方程根的多種有理變換,發現了方程根與分數的關系,韋達在歐洲被尊稱為“代數學之父”.1579年,韋達出版《應用于三角形的數學定律》,同時還發現,這是π的第一個分析表達式.主要著有《分析法入門》、《論方程的識別與修正》、《分析五章》、《應用于三角形的數學定律》等,由于他貢獻卓著,成為十六世紀法國最杰出的數學家.高斯

印象中曾聽過一個故事：高斯是位小學二年級的學生,有一天他的數學老師因為事情已處理了一大半,雖然上課了,仍希望將其完成,因此打算出一題數學題目給學生練習,他的題目是:1+2+3+4+5+6+7+8+9+10=?,因為加法剛教不久,所以老師覺得出了這題,學生肯定是要算蠻久的,才有可能算出來,也就可以藉此利用這段時間來處理未完的事情,但是才一轉眼的時間,高斯已停下了筆,閑閑地坐在那里,老師看到了很生氣的訓斥高斯,但是高斯卻說他已經將答案算出來了,就是55,老師聽了下了一跳,就問高斯如何算出來的,高斯答道,我只是發現1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和也是11、5和6的和還是11,又11+11+11+11+11=55,我就是這么算的.高斯長大后,成為一位很偉大的數學家.高斯小的時候能將難題變成簡易,當然資質是很大的因素,但是他懂得觀察,尋求規則,化難為簡,卻是值得我們學習與效法的.數學家華羅庚

華羅庚（1910——1982）出生于江蘇太湖畔的金壇縣,因出生時被父親華老祥放于籮筐以圖吉利,“進籮避邪,同庚百歲“,故取名羅庚.華羅庚從小便貪玩,也喜歡湊熱鬧,只是功課平平,有時還不及格.勉強上完小學,進了家鄉的金壇中學,但仍貪玩,字又寫得歪歪扭扭,做數學作業時倒時滿認真地畫來畫去,但像涂鴉一般,所以上初中時的華羅庚仍不被老師喜歡的學生而且還常常挨戒尺.金壇中學的一位名叫王維克的教員卻獨有慧眼,他研究了華羅庚涂鴉的本子才發現這許多涂改的地方正反映他解題時探索的多種路子.一次王維克老師給學生講[孫子算經]出了這樣一道題：”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其二,五五數剩其三,七七數剩其二,問物幾何?“正在大家沉默之際,有個學生站起來,大家一看,原來是向來為人瞧不起的華羅庚,當時他才十四歲,你猜一猜華羅庚他說出是多少? 16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精力,把圓周率算到小數后35位,后人稱之為魯 道夫數,他死后別人便把這個數刻到他的墓碑上.瑞士數學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對螺線（被譽為生命之線）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著一條對數螺線,同時碑文上還寫著：“我雖然改變了,但卻和原來一樣”.這是一句既刻劃螺線性質又象征他對數學熱愛的雙關語